容斋续笔卷第九（十四则）
然则诸家不逐而获存，子良之力也。至其孙良霄乃先覆族，而六家为卿如故，此又不可解也。
译既然如此，那么各家没有被驱逐而得以保全，是子良的功劳。等到他的孙子良霄时，却率先被灭族，而另外六家依然像以前一样担任卿职，这又是无法解释的。
贡薛韦匡《汉元帝纪赞》云：“贡、薛、韦、匡迭为宰相。”谓贡禹、薛广德、韦元成、匡衡也，四人皆握娖自好，当优柔不断之朝，无所规救。衡专附石显，最为邪臣；广德但有谏御楼船一事；禹传称在位数言得失，书数十上；元成传称为相七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贤，而文采过之。皆不着其有过。按《刘向传》：“宏恭、石显白逮更生下狱，下太傅韦元成、谏大夫贡禹与廷尉杂考。劾更生前为九卿，坐与萧望之、周堪谋排许、史，毁离亲戚，欲退去之，而独专权。为臣不忠，幸不伏诛，复蒙恩召用，不悔前过，而教今人言变事，诬罔不道。更生坐免为庶人。”若以汉法论之，更生死有余罪，幸元帝不杀之耳。《京房传》房欲行考功法，石显及韦丞相皆不欲行。然则韦、贡之所以进用，皆阴附恭、显而得之。《班史》隐而不论，唯于《石显传》云：“贡禹明经着节，显使人致意，深自结纳。因荐禹天子，历位九卿，至御史大夫。”正在望之死后也。
儿宽张安世《汉史》有当书之事，本传不载者。武帝时，儿宽有重罪系，按道侯韩说谏曰：“前吾丘寿王死，陛下至今恨之；今杀宽，后将复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贳宽，复用之。宣帝时，张安世尝不快上，所为不可上意。上欲诛之，赵充国以为安世本持橐簪笔事孝武帝数十年，见谓忠谨，宜全度之。安世用是得免。二事不书于宽及安世传，而于刘向、充国传中见之，岂非以二人之贤为讳之邪？韩说能以一言救贤臣于垂死，而不于说传书之，以扬其善，为可惜也。
深沟高垒韩信伐赵，赵陈余聚兵井陉口御之。李左车说余曰：“信乘胜而去国远斗，其锋不可当。愿假奇兵从间道绝其辎重，而深沟高垒勿与战。彼前不得斗，退不得还，不至十日，信之头可致麾下。”余不听，一战成擒。七国反，周亚夫将兵往击，会兵荥阳，邓都尉曰：“吴、楚兵锐甚，难与争锋。愿以梁委之，而东北壁昌邑，深沟高垒，使轻兵塞其饟道，以全制其极。”亚夫从之，吴果败亡。李、邓之策一也，而用与不用则异耳。秦军武安西，以攻阏与。赵奢救之，去邯郸三十里，坚壁，二十八日不行，复益增垒。既乃卷甲而趋之，大破秦军。奢之将略，所谓玩敌于股掌之上，虽未合战而胜形已着矣。前所云邓都尉者，亚夫故父绛侯客也。《晁错传》云：“错已死，谒者仆射邓公为校尉，击吴、楚为将。还，上书言军事，拜为城阳中尉。”邓公者，岂非邓都尉乎？亚夫传以为此策乃自请而后行，颜师古疑其不同，然以事料之，必非出于己也。
生之徒十有三《老子》“出生入死”章云：“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死地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王弼注曰：“十有三，犹云十分有三分取其生道，全生之极，十分有三耳；取死之道，全死之极，十分亦有三耳。而民生生之厚，更之无生之地焉。”其说甚浅，且不解释后一节。唯苏子由以谓“生死之道，以十言之，三者各居其三矣，岂非生死之道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而已乎？《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一，使人自得之，以寄无思无为之妙。”其论可谓尽矣。
臧氏二龟臧文仲居蔡，孔子以为不智。蔡者，国君之守龟，出蔡地，因以为名焉。《左传》所称“作虚器”，正谓此也。至其孙武仲得罪于鲁，出奔邾，使告其兄贾于铸，且致大蔡焉，曰：“纥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纳请，其可？”盖请为先人立后也。贾再拜受龟，使弟为力己请，遂自为也。乃立臧为。为之子曰昭伯，尝如晋，从弟会窃其宝龟偻句龟所出地名。以卜为信与僭，僭吉。僭，不信也。会如晋。昭伯问内子与母弟，皆不对。会之意，欲使昭伯疑其若有他故者。归而察之，皆无之，执而戮之，逸奔郈。及昭伯从昭公孙于齐，季平子立会为臧氏后，会曰：“偻句不余欺也。”臧氏二事，皆以龟故，皆以弟而夺兄位，亦异矣。
有扈氏《夏书?甘誓》，启与有
译贡禹、薛广德、韦元成、匡衡《汉书·元帝纪赞》说：“贡禹、薛广德、韦元成、匡衡相继担任宰相。”指的是贡禹、薛广德、韦元成、匡衡四人，这四人都拘谨自守，在优柔寡断的朝廷中，没有规劝补救的作为。匡衡专门依附石显，是最为奸邪的臣子；薛广德只有劝谏皇帝乘坐楼船这一件事；贡禹的传记称他在位期间多次陈述得失，奏章数十次呈上；韦元成的传记称他担任丞相七年，坚守正道持重，不如父亲韦贤，但文采超过父亲。都没有记载他们的过错。查考《刘向传》：“宏恭、石显禀报逮捕张更生下狱，交给太傅韦元成、谏大夫贡禹与廷尉共同审问。弹劾张更生以前担任九卿，因与萧望之、周堪谋划排挤许、史，离间亲戚，想要使他们退位，而独自专权。作为臣子不忠诚，侥幸没有伏法被杀，又蒙受恩召任用，不悔改以前的过错，却教唆今人议论变故，欺骗蒙蔽，大逆不道。张更生因此获罪被免为平民。”如果按照汉法来论处，张更生死有余辜，幸好元帝没有杀他罢了。《京房传》记载京房想要推行考功法，石显和韦丞相都不愿意推行。那么韦元成、贡禹之所以被进用，都是暗中依附宏恭、石显而得到的。《汉书》对此隐而不谈，只在《石显传》中说：“贡禹通晓经学且有节操，石显派人向他致意，深深结交。于是向天子推荐贡禹，历任九卿，直到御史大夫。”这正是在萧望之死后。
儿宽、张安世《汉书》中有应当记载的事情，但在本传中没有记载。汉武帝时，儿宽犯有重罪被囚禁，按道侯韩说进谏说：“以前吾丘寿王死，陛下至今还感到遗憾；现在杀儿宽，以后又将大大遗憾了！”皇上被他的话感动，于是赦免了儿宽，再次任用他。宣帝时，张安世曾经让皇上不高兴，所做的不符合皇上的心意。皇上想要杀他，赵充国认为张安世本来手持橐笔侍奉孝武帝数十年，被认为忠诚谨慎，应该保全宽恕他。张安世因此得以免死。这两件事没有记载在儿宽和张安世的传记中，却在刘向、赵充国的传记中见到，难道不是因为两人的贤德而为之避讳吗？韩说能用一句话在贤臣垂死之际救了他，却没有在韩说的传记中记载，以宣扬他的善行，真是可惜啊。
深沟高垒韩信讨伐赵国，赵国陈余聚集军队在井陉口抵御。李左车劝说陈余说：“韩信乘胜离开本国远道作战，他的锋芒不可抵挡。希望借给奇兵从小路切断他的辎重，而深挖壕沟高筑壁垒不与他交战。他们前进不能战斗，后退不能返回，不到十天，韩信的脑袋就可以送到您麾下。”陈余不听，一战就被擒获。七国叛乱，周亚夫领兵前往讨伐，在荥阳会合军队，邓都尉说：“吴、楚军队锐气很盛，难以与他们争锋。希望把梁国委弃给他们，而在东北面在昌邑筑墙，深挖壕沟高筑壁垒，派轻装部队堵塞他们的粮道，以保全兵力制服他们的极端。”亚夫听从了他的建议，吴国果然败亡。李左车、邓都尉的策略是一样的，而采用与不采用就不同了。秦军驻扎在武安西面，以进攻阏与。赵奢去救援，距离邯郸三十里，坚守营垒，二十八天不行动，又增加壁垒。然后才卷起铠甲快速进军，大破秦军。赵奢的将帅谋略，所谓把敌人玩弄于股掌之上，虽然没有交战但胜利的形势已经显现了。前面所说的邓都尉，是亚夫父亲绛侯周勃的门客。《晁错传》说：“晁错死后，谒者仆射邓公担任校尉，攻打吴、楚作为将领。回来，上书陈述军事，被任命为城阳中尉。”邓公，难道不就是邓都尉吗？《亚夫传》认为这个策略是亚夫自己请求然后实行的，颜师古怀疑他们不同，但根据事情推测，一定不是出自亚夫自己。
生之徒十有三《老子》“出生入死”章说：“出生入死，生的一类占十分之三，死的一类占十分之三，人的生存，动不动就陷入死地的占十分之三，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他奉养生息太过丰厚。”王弼注释说：“十分之三，就是说十分中有三分取求生之道，保全生命的极致，十分中只有三分；取求死之道，保全死亡的极致，十分中也有三分。而人奉养生息太过丰厚，反而陷入无生之地。”他的说法很浅显，而且没有解释后一节。只有苏子由认为“生死的道理，以十来说，三者各占其三，难道不是生死的道理占九，而不生不死的道理只占一吗？《老子》说那九不说那一，让人自己领悟，寄托无思无作的妙理。”他的论述可以说很完备了。
臧氏二龟臧文仲使用大龟，孔子认为他不智慧。蔡，是国君守用的大龟，出产于蔡地，因此以地名命名。《左传》所说的“制作虚器”，正是指这个。到了他的孙子臧武仲得罪鲁国，出逃到邾国，派人告诉他的哥哥臧贾在铸地，并且送去大龟，说：“臧纥的罪过不至于断绝祭祀，您用大龟向国君请求，可以吗？”大概是请求为先人立后嗣。臧贾再拜接受大龟，派弟弟臧为替自己请求，于是为自己立后。于是立臧为。臧为的儿子叫臧昭伯，曾经到晋国，堂弟臧会偷了他的宝龟偻句（龟出产的地名）。用来占卜是诚信还是僭越，僭越吉利。僭越，就是不诚信。臧会到晋国。臧昭伯询问内室妻妾和弟弟，都不回答。臧会的意思，是想让臧昭伯怀疑他好像有其他缘故。回来查察，都没有，抓住并杀了他，臧会逃跑投奔郈邑。等到臧昭伯跟随昭公逃到齐国，季平子立臧会为臧氏后嗣，臧会说：“偻句没有欺骗我。”臧氏这两件事，都因为龟的缘故，都因为弟弟而夺取哥哥的位置，也很奇异了。
有扈氏《夏书·甘誓》，启与有
扈大战于甘，以其“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为辞，孔安国传云：“有扈与夏同姓，恃亲而不恭。”其罪如此耳。而《淮南子?齐俗训》曰：“有扈氏为义而亡，知义而不知宜也。”高诱注云：“有扈，夏启之庶兄也，以尧、舜举贤，禹独与子，故伐启。启亡之。”此事不见于他书，不知诱何以知之？传记散轶，其必有以为据矣。庄子以为“禹攻有扈，国为虚厉”，非也。
译启在甘地与有扈氏进行大战，以“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上天因此剿灭断绝他的命数”作为讨伐的辞令。孔安国在《尚书》传注中说：“有扈氏与夏朝同姓，依仗亲属关系而不恭敬。”有扈氏的罪过仅此而已。然而《淮南子·齐俗训》却说：“有扈氏因坚持道义而灭亡，是因为懂得道义却不懂得权宜。”高诱注释说：“有扈氏是夏启的同父异母兄长，因为尧、舜举荐贤人，而禹却独自传位给儿子，所以有扈氏攻打启。启最终消灭了有扈氏。”这件事在其他书籍中没有记载，不知道高诱是从哪里得知的？古代传记散失遗漏，他必定有所依据。庄子认为“禹攻打有扈氏，使国家成为空虚的鬼域”，这是错误的。
太公丹书太公《丹书》今罕见于世，黄鲁直于礼书得其诸铭而书之，然不着其本始。予读《大戴礼?武王践阵篇》，载之甚备，故悉纪录以遗好古君子云：“武王践昨三日，召士大夫而问焉，曰：‘恶有藏之约，行之行，万世可以为子孙常者乎？’皆曰：‘未得闻也。’然后召师尚父而问焉，曰：‘黄帝、颛顼之道可得见与？’师尚父曰：‘在《丹书》。王欲闻之，侧斋矣。’王斋三日，尚父端冕奉书，道书之言曰：‘“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凡事不强则枉，弗敬则不正，枉者灭废，敬者万世。”藏之约，行之行，可以为子孙常者，此言之谓也。’又曰：‘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王闻《书》之言，惕若恐惧。退而为《戒书》，于席之四端为铭。前左端铭曰：‘安乐必敬。’前右端铭曰：‘无行可悔。’后左端铭曰：‘一反一侧，亦不可以忘。’后右端铭曰：‘所监不远，视尔所代。’几之铭曰：‘皇皇惟敬，口生■（hòu），口戕口。’鉴之铭曰：‘见尔前，虑尔后。’盥盘之铭曰：‘与其溺于人也，宁溺于渊。溺于渊，犹可游也；溺于人，不可救也。’楹之铭曰：‘毋曰胡残，其祸将然；毋曰胡害，其祸将大；毋曰胡伤，其祸将长。’杖之铭曰：‘恶乎危？于忿疐。恶乎失道？于嗜欲。恶乎相忘？于富贵。’带之铭曰：‘火灭修容，慎戒必共，共则寿。’屦之铭曰：‘慎之劳，涝则富。’觞豆之铭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憍，憍则逃。’户之铭曰：‘夫名难得而易失。无勤弗忐，而曰我知之乎？无勤弗及，而臼我杖之乎？扰阻以泥之，若风将至，必先摇摇，虽有圣人，不能为谋也。’牖之铭曰：‘随天之时，以地之财，敬祀皇天，敬以先时。’剑之铭日：‘带之以为服，动必行德，行德则兴，倍德则崩。’弓之铭曰：‘屈申之义，发之行之，无忘自过。’矛之铭曰：‘造矛造矛，少间弗忍，终身之羞。予一人所闻，以戒后世子孙。，”凡十七铭。贾谊《政事书》，所陈教太子一节千余言，皆此书《保傅篇》之文，然及胡亥、赵高之事，则为汉儒所作可知矣。《汉昭帝纪》“通《保傅传》”，文颖注曰：“贾谊作，在《礼?大戴记》。”其此书乎？荀卿《议兵篇》：“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计胜欲则从，欲胜计则凶。”盖出诸此。《左传》晋斐豹“着于丹书”，谓以丹书其罪也。其名偶与之同耳。汉祖有丹书铁契以待功臣，盖又不同也。
汉景帝汉景帝为人，甚有可议。晁错为内史，门东出，不便，更穿一门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庙堧垣也。丞相申屠嘉闻错穿宗庙垣，为奏请诛错。错恐，夜入宫上谒，自归。上至朝，嘉请诛错。上曰：“错所穿非真庙垣，乃外堧垣，且又我使为之，错无罪。”临江王荣以皇太子废为王，坐侵太宗庙壖地为宫，诣中尉府对簿责讯，王遂自杀。两者均为侵宗庙，荣以废黜失宠，至于杀之，错方贵幸，故略不问罪，其不公不慈如此！及用袁盎一言，错即夷族，其寡恩忍杀复如此。
萧何先见韩信从项梁，居戏下，无所知名。又属羽，数以策干羽，羽弗用，乃亡归汉。陈平事项羽，羽使击降河内，已而汉攻下之。羽怒，将诛定河内者。平惧诛，乃降汉。信与平固能择所从，然不若萧何之先见。何为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召何，何固请，得毋行。则当秦之未亡，已知其不能久矣，不待献策弗用，及惧罪且诛，然后去之也。
史汉书法《史记》、《前汉》所书高祖诸将战功，各为一体。《周勃传》：攻开封，先至城下为多；攻好畤，最；击咸阳，最；攻曲遇，最；破臧茶，所将卒当驰道为多；击胡骑平城下，所将卒当驰道为多。《夏侯婴传》：破李由军，以兵车趣攻战疾；从击章邯，以兵车趣攻战疾；击秦军雒阳东，以兵车趣攻战疾。《灌婴传》：破秦军于杠里
译太公《丹书》如今在世上很少见到，黄鲁直在礼书中得到了其中的铭文并书写下来，然而没有注明其本源。我阅读《大戴礼记·武王践阼篇》，记载得非常完备，所以全部记录以留给喜好古道的君子说：“武王即位三天，召集士大夫询问说：‘有没有收藏的准则，实行的规范，可以成为万世子孙常法的呢？’大家都说：‘没有听说过。’然后武王召见师尚父询问说：‘黄帝、颛顼的道理可以见到吗？’师尚父说：‘在《丹书》中。大王如果想听，要斋戒了。’武王斋戒三天，尚父穿戴端正的礼服和礼帽捧着书，讲述书中的话：‘“恭敬胜过懈怠的吉祥，懈怠胜过恭敬的灭亡；道义胜过欲望的顺从，欲望胜过道义的凶险。凡事不努力就会歪曲，不恭敬就不端正，歪曲的灭亡废弃，恭敬的流传万世。”收藏的准则，实行的规范，可以成为子孙常法的，说的就是这些话。’又说：‘用仁德得到天下，用仁德守住天下，其寿命可达百世；用不仁得到天下，用仁德守住天下，其寿命可达十世；用不仁得到天下，用不仁守住天下，必定在其当世就灭亡。’武王听了书中的话，警惕恐惧。退朝后写了《戒书》，在席子的四个角端刻上铭文。前左角端铭文说：‘安乐一定要恭敬。’前右角端铭文说：‘不要做可后悔的事。’后左角端铭文说：‘一反一正，也不能忘记。’后右角端铭文说：‘所借鉴的不远，看你所取代的前人。’几案的铭文说：‘惶惶然只有恭敬，口生祸患，口自残害。’镜子的铭文说：‘看见你的前面，考虑你的后面。’盥洗盘的铭文说：‘与其沉溺于人，宁可沉溺于深渊。沉溺于深渊，还可以游出来；沉溺于人，不可救药。’柱子的铭文说：‘不要说怎么残害，其祸患将发生；不要说怎么伤害，其祸患将扩大；不要说怎么损伤，其祸患将长久。’手杖的铭文说：‘哪里危险？在愤怒怨恨。哪里失道？在嗜好欲望。哪里相忘？在富贵。’腰带的铭文说：‘火灭修饰容貌，谨慎戒惧一定要共同，共同就长寿。’鞋子的铭文说：‘谨慎勤劳，涝则富。’酒杯豆器的铭文说：‘食自杖，食自杖，戒除骄傲，骄傲就逃跑。’门的铭文说：‘名声难得而易失。不勤奋达不到，却说我知道吗？不勤奋达不到，却说我能做到吗？扰乱阻碍以泥涂它，像风将要到来，必先动摇，虽然有圣人，也不能谋划。’窗的铭文说：‘顺应天时，利用地利，恭敬祭祀皇天，恭敬地先于时节。’剑的铭文说：‘佩戴它作为服饰，行动一定要行德，行德就兴盛，违背德就崩溃。’弓的铭文说：‘屈伸的道义，发射行动，不要忘记自己的过错。’矛的铭文说：‘造矛造矛，稍有空隙不能忍耐，终身之羞。我一人所听说的，用来警戒后世子孙。’共十七篇铭文。贾谊《政事书》，所陈述教导太子一节千余字，都是此书《保傅篇》的文字，然而涉及胡亥、赵高的事，则是汉儒所作可以知道了。《汉昭帝纪》“通《保傅传》”，文颖注说：“贾谊所作，在《礼·大戴记》。”就是这本书吗？荀卿《议兵篇》：“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计胜欲则从，欲胜计则凶。”大概出自这里。《左传》晋斐豹“着于丹书”，是说用丹书写他的罪过。名字偶然相同罢了。汉高祖有丹书铁契以等待功臣，又不同了。
汉景帝为人，很有可议论之处。晁错任内史，门向东出，不方便，另穿一门向南出，向南出的，是太上皇庙的旁垣。丞相申屠嘉听说晁错穿宗庙墙，上奏请求诛杀晁错。晁错害怕，夜里入宫上谒，自首。皇上到朝堂，申屠嘉请求诛杀晁错。皇上说：“晁错所穿的并非真庙墙，而是外旁垣，况且又是我让他做的，晁错无罪。”临江王荣因皇太子废黜为王，因侵占太宗庙旁地为宫，到中尉府对簿受审，王于是自杀。两者都是侵占宗庙，荣因废黜失宠，以至于杀他，晁错正受宠幸，所以略不问罪，其不公不慈如此！等到用袁盎一句话，晁错就被灭族，其寡恩忍杀又如此。
萧何先见韩信从项梁，居戏下，无所知名。又归属项羽，多次以计策干求项羽，项羽不用，于是逃亡归汉。陈平侍奉项羽，项羽派他击降河内，不久汉军攻下河内。项羽愤怒，将要诛杀平定河内的人。陈平害怕被杀，于是投降汉。韩信与陈平固然能选择所跟随的人，然而不如萧何的先见。萧何任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想入言召萧何，萧何坚决请求，得以不去。那么当秦未亡时，已知其不能久了，不待献策不用，及惧罪且诛，然后离开。
《史记》、《前汉》所书高祖诸将战功，各为一体。《周勃传》：攻开封，先至城下为多；攻好畤，最；击咸阳，最；攻曲遇，最；破臧茶，所将卒当驰道为多；击胡骑平城下，所将卒当驰道为多。《夏侯婴传》：破李由军，以兵车趣攻战疾；从击章邯，以兵车趣攻战疾；击秦军雒阳东，以兵车趣攻战疾。《灌婴传》：破秦军于杠里
，疾斗，攻曲遇，战疾力；战于蓝田，疾力；击项佗军，疾战。又书：击项冠于鲁下，所将卒斩司马、骑将各一人；击破王武军，所将卒斩楼烦将五人；击武别将，所将卒斩都尉一人；击齐军于历下，所将卒虏将军、将吏四十六人；击田横，所将卒斩骑将一人；从韩信，卒斩龙且，所将之卒。身生得周兰；破薛郡，身虏骑将；击项籍陈下，所将卒斩楼烦将二人；追至东城，所将卒共斩籍；击胡骑晋阳下，所将卒斩白题将一人；攻陈豨，卒斩特将五人；破黥布，身生得左司马一人，所将卒斩小将十人。《傅宽传》：属淮阴，击破历下军；属相国参，残博；属太尉勃，击陈豨。《郦商传》：与钟离昧战，受梁相国印；定上谷，受赵相国印。五人之传，书法不同如此，灌婴事尤为复重，然读之了不觉细琐，史笔超拔高古，范晔以下岂能窥其篱奥哉？又《史记?灌婴传》书：受诏别击楚军后；受诏将郎中骑兵；受诏将车骑别追项籍；受诏别降楼烦以北六县；受诏并将燕、赵车骑；受诏别攻陈豨。凡六书受诏字，《汉》减其三云。
译奋力战斗，攻打曲遇，作战迅猛有力；在蓝田作战，迅猛有力；攻击项佗的军队，奋力作战。又记载：在鲁下攻击项冠，所率领的士兵斩杀司马、骑将各一人；击破王武的军队，所率领的士兵斩杀楼烦将五人；攻击武的别将，所率领的士兵斩杀都尉一人；在历下攻击齐军，所率领的士兵俘虏将军、将吏四十六人；攻击田横，所率领的士兵斩杀骑将一人；跟随韩信，士兵斩杀龙且，这是所率领的士兵。亲自生擒周兰；攻破薛郡，亲自俘虏骑将；在陈下攻击项籍，所率领的士兵斩杀楼烦将二人；追击到东城，所率领的士兵共同斩杀项籍；在晋阳下攻击胡骑，所率领的士兵斩杀白题将一人；攻击陈豨，士兵斩杀特将五人；击败黥布，亲自生擒左司马一人，所率领的士兵斩杀小将十人。《傅宽传》记载：隶属于淮阴侯，击破历下军；隶属于相国曹参，残破博地；隶属于太尉周勃，攻击陈豨。《郦商传》记载：与钟离昧作战，接受梁相国印；平定上谷，接受赵相国印。这五个人的传记，笔法不同竟至于此，灌婴的事迹尤其重复繁重，然而读起来却丝毫不觉得细碎琐碎，史笔高超拔俗、古朴典雅，范晔以下的人哪里能窥见其堂奥呢？又《史记·灌婴传》记载：接受诏令另击楚军后方；接受诏令率领郎中骑兵；接受诏令率领车骑另追项籍；接受诏令另降楼烦以北六县；接受诏令统率燕、赵车骑；接受诏令另攻陈豨。总共六次书写“受诏”二字，《汉书》删减了其中三次。
薄昭田蚡周勃为人告欲反，下廷尉，逮捕，吏稍侵辱之。初，勃以诛诸吕功，益封赐金，尽以予太后弟薄昭。及系急，昭为言太后，后以语文帝，乃得释。王恢坐为将军不出击匈奴单于辎重，下廷尉，当斩。恢行千金于丞相田蚡，蚡不敢言上，而言于太后。后以蚡言告上，上竟诛恢。蚡蚣，王太后同母弟也。汉世母后豫闻政事，故昭、蚡凭之以招权纳贿，其史所不书者，当非一事也。神宗熙宁七年，天下大旱，帝对朝嗟叹，欲尽罢法度之不善者。王安石怫然争之，帝曰：“比两宫泣下，忧京师乱起，以为更失人心。”安石曰：“两宫有言，乃向经、曹佾（yì）所为耳。”是时，安石力行新法，以为民害，向经、曹佾能献忠于母后，可谓贤戚里矣，而安石非沮之，使遇薄昭、田蚡，当如何哉？高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宣仁圣烈后临朝，宰相蔡确乞复其官，后曰：“遵裕，灵武之役，涂炭百万，得免刑诛幸矣，吾何敢顾私恩而违天下公议！”其圣如此，虽有昭、蚡百辈，何所容其奸乎？
文字结尾《老子道经》“孔德之容”一章，其末云：“吾何以知众甫之然哉？以此。”盖用二字结之。《左传》：“叔孙武叔使郈马正侯犯杀郈宰公若藐，弗能。其圉人曰：‘吾以剑过朝，公若必曰：‘谁之剑也？”吾称子以告，必观之，吾伪固而授之末，则可杀也。’使如之。”《孟子》载：“齐人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必厌酒肉而后反。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妻瞷其所之，乃之东郭播间之祭者，乞其余。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此二事反复数十百语，而但以“使如之”及“今若此”各三字结之。《史记?封禅书》载武帝用方士言神祠长陵神君，李少君、谬忌、少翁、游水发根、栾大、公孙卿、史宽舒、丁公、王朔、公玉带、越人勇之之属，所言祠灶，化丹沙，求蓬莱安期生，立太一坛，作甘泉宫台室，柏梁、仙人掌，寿宫神君，斗棋小方，泰帝神鼎，云阳美光，缑氏城仙人迹，太室呼万岁，老父牵狗，白云起封中，德星出，越祠鸡卜，通天台，明堂，昆仑，建章宫，五城十二楼，凡数十事，三千言，而其未云“然其效可睹矣”。则武帝所兴为者，皆堕诞罔中，不待一二论说也。文字结尾之简妙至此。
国初古文欧阳公书韩文后云：“予少家汉东，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尧辅颇好学。
予游其家，见有敝箧贮故书在壁间，发而视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脱落颠倒无次序，因乞以归读之。是时，天下未有道韩文者，予亦方举进士，以礼部诗赋为事。后官于洛阳，而尹师鲁之徒皆在，遂相与作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补缀之。其后天下学者亦渐趋于古，韩文遂行于世。”又作《苏子美集序》云：“子美之齿少于予，而予学古文，反在其后。天圣之间，学者务以言语声偶擿以相夸尚，子美独与其兄才翁及穆参军伯长作为古歌诗杂文，时人颇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顾也。其后学者稍趋于古。独子美为于举世不为之时，可谓特立之士也。”《柳子厚集》有穆修所作《后叙》云：“予少嗜观韩、柳二家之文，《柳》不全见于世，《韩》则虽目其全，至所缺坠，亡字失句，独于集家为甚。凡用力二纪，文始几定，时天圣九年也。”予读《张景集》中《柳开行状》云：“公少诵经籍，大水赵生，老儒也，持韩愈文仅百篇授公曰：‘质而不丽，意若难晓，子详之，何如？’公一览不能舍，叹曰：‘唐有斯文哉！’因为文章直以韩为宗尚。时韩之道独行于公。遂名肩愈，字绍先。韩之道大行于今，自公始也。”又云：“公生于晋末，长于宋初，扶百世之大教，续韩、孟而助周、孔。兵部侍郎王祜得公书曰：‘子之文出于今世，真古之文章也。’兵部尚书杨昭俭曰：‘子之文章，世无如者已二百年矣。’”开以开宝六年登进士第，景作行状时，咸平三年。开序韩文云：“予读先生之文，自年十七至于今，凡
译薄昭、田蚡、周勃被人告发想要谋反，被交付廷尉审理，遭到逮捕，官吏渐渐对他们进行侵凌侮辱。起初，周勃因为诛灭诸吕的功劳，增加了封地和赏赐的金银，全部给了太后之弟薄昭。等到周勃被拘禁得危急时，薄昭向太后求情，太后用这些话告诉文帝，周勃才得以释放。王恢因为身为将军却不出击匈奴单于的辎重，被交付廷尉审理，判处斩刑。王恢送给丞相田蚡千金，田蚡不敢向皇上说话，却向太后进言。太后把田蚡的话告诉皇上，皇上最终诛杀了王恢。田蚡是王太后同母的弟弟。汉代母后参与政事，所以薄昭、田蚡凭借这一点来招揽权柄、收受贿赂，史书没有记载的，应当不止这一件事。宋神宗熙宁七年，天下大旱，皇帝在朝堂上叹息，想要全部废除那些不好的法令制度。王安石愤怒地争辩，皇帝说：“近来两宫哭泣，担忧京城发生动乱，认为改革会失去人心。”王安石说：“两宫的话，是向经、曹佾做的罢了。”当时，王安石大力推行新法，认为它危害百姓，向经、曹佾能够向母后献出忠诚，可以说是贤德的皇亲国戚了，而王安石却非难阻挠他们，假如他们遇到薄昭、田蚡，会怎么样呢？高遵裕因为西征违犯军纪获罪，宣仁圣烈太后临朝听政，宰相蔡确请求恢复他的官职，太后说：“高遵裕在灵武之战中，使百万百姓陷入苦难，能免除刑罚诛杀已经是侥幸了，我怎敢顾念私恩而违背天下的公议！”她的圣明如此，即使有上百个薄昭、田蚡，又哪里容得下他们的奸邪呢？
文字结尾，《老子·道经》“孔德之容”一章，最后说：“我凭什么知道万事万物之所以如此呢？凭借这个。”大概是用两个字来结束。《左传》记载：“叔孙武叔派郈地的马正侯犯去杀郈宰公若藐，没能成功。他的马夫说：‘我拿着剑经过朝堂，公若藐一定会问：‘这是谁的剑？’我称说是您的剑来告诉他，他一定会观看，我假装剑柄牢固而把末端交给他，就可以杀他了。’让他照此去做。”《孟子》记载：“有一个齐国人，有一妻一妾在家里生活，他的丈夫出门，必定吃够了酒肉才回来。问他和谁一起吃喝，都说是一些富贵的人。妻子窥探他去的方向，原来是到东郭门外祭祀的人那里，乞讨剩下的食物。回来告诉妾说：‘丈夫，是我仰慕依靠而度过一生的，现在竟然这样！’”这两件事反复说了几十上百句话，却只用“让他照此去做”和“现在竟然这样”各三个字来结束。《史记·封禅书》记载汉武帝采用方士的话，在长陵祭祀神君，李少君、谬忌、少翁、游水发根、栾大、公孙卿、史宽舒、丁公、王朔、公玉带、越人勇之等人，所说的祭祀灶神，炼化丹砂，寻找蓬莱安期生，建立太一坛，建造甘泉宫台室，柏梁台、仙人掌，寿宫神君，斗棋小方，泰帝神鼎，云阳美光，缑氏城仙人足迹，太室山呼万岁，老父牵狗，白云从封土中升起，德星出现，越地祭祀鸡卜，通天台，明堂，昆仑，建章宫，五城十二楼，总共几十件事，三千字，而最后说“然而它的效果是可以看到的”。那么汉武帝所兴办的，都是荒诞无稽、欺骗蒙蔽，不需要一一论述。文字结尾的简练精妙到了这种地步。
建国初期古文家欧阳修在《书韩文后》中说：“我小时候家在汉东，有个大姓李氏，他的儿子尧辅很喜爱学习。我到他家游玩，看见有个破箱子装着旧书在墙壁间，打开来看，得到唐代《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脱落颠倒没有次序，于是乞求带回去阅读。这时，天下没有人推崇韩文的，我也正参加进士考试，以礼部诗赋为事。后来在洛阳做官，而尹师鲁等人都在，于是互相一起创作古文，于是拿出所藏的《昌黎集》来补缀它。后来天下的学者也渐渐趋向古文，韩文于是流行于世。”又作《苏子美集序》说：“子美的年龄比我小，而我学习古文，反而在他之后。天圣年间，学者致力于用言语声律对偶摘引互相夸耀，子美独自和他的哥哥才翁以及穆参军伯长创作古歌诗杂文，当时的人大多嘲笑他，而子美不顾忌。后来学者渐渐趋向古文。只有子美在举世都不做的时候做，可以说是特立独行的人。”《柳子厚集》有穆修所作的《后叙》说：“我小时候喜爱观看韩、柳两家的文章，《柳集》不完全见于世间，《韩集》虽然看到全部，至于所缺漏的，亡字失句，独自在集家中最严重。总共用了二十年，文章才大致确定，当时是天圣九年。”我读《张景集》中《柳开行状》说：“先生小时候诵读经籍，大水赵生，是个老儒，拿着韩愈的文章仅百篇交给先生说：‘质朴而不华丽，意思好像难以理解，你仔细看看，怎么样？’先生看一遍不能舍弃，感叹说：‘唐代有这样的文章啊！’于是写文章直接以韩愈为宗尚。当时韩愈的道只在先生一人身上实行。于是取名叫肩愈，字绍先。韩愈的道大行于今天，是从先生开始的。”又说：“先生出生在晋末，成长在宋初，扶持百世的大教，接续韩愈、孟郊而辅助周公、孔子。兵部侍郎王祜得到先生的书说：‘您的文章出于当今，真是古代的文章啊。’兵部尚书杨昭俭说：‘您的文章，世间没有能比得上的已经二百年了。’”柳开在开宝六年考中进士，张景写行状时，是咸平三年。柳开序韩文说：“我读先生的文章，从十七岁到现在，总共
七年。”然则在国初开已得《昌黎集》而作古文，去穆伯长时数十年矣。苏、欧阳更出其后，而欧阳略不及之，乃以为天下未有道韩文者，何也？范文正公作《尹师鲁集序》亦云：“五代文体薄弱，皇朝柳仲涂起而麾之。泊杨大年专事藻饰，谓古道不适于用，废而弗学者久之。师鲁与穆伯长力为古文，欧阳永叔从而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变而古。”其论最为至当。
译七年。”然而这样看来，那么在宋初开宝年间就已经得到《昌黎集》并创作古文，距离穆伯长（穆修）的时候已有数十年了。苏舜钦、欧阳修更出现在他们之后，而欧阳修略微没有提及穆修，却认为天下没有人称道韩愈的文章，这是为什么呢？范文正公（范仲淹）在《尹师鲁集序》中也说：“五代时期文体薄弱，本朝柳仲涂（柳开）起来指挥倡导。等到杨大年（杨亿）专门从事辞藻修饰，说古道不适用于现实，废弃而不学习已经很久了。师鲁（尹洙）与穆伯长极力提倡古文，欧阳永叔（欧阳修）接着发扬光大，从此天下的文风一变而回归古朴。”他的议论最为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