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斋四笔卷第五（十四则）
容斋四笔卷第五（十四则）
土木偶人赵德甫作《金石录》，其跋汉居摄坟坛二刻石云：“其一上谷府卿坟坛，其一祝其卿坟坛。曰坟坛者，古未有土木像，故为坛以祀之。两汉时皆如此。”予案《战国策》所载，苏秦谓盂尝君曰：“有土偶人与桃梗相语。桃梗曰：‘子西岸之土也，诞子以为人，雨下水至，则汝残矣’。土偶曰：‘子东国之桃梗也，刻削子以为人，雨降水至，流子而去矣。’”所谓土木为偶人，非像而何？汉至寓龙、寓车马，皆谓以木为之，像其真形。谓之两汉未有，则不可也。
饶州风俗嘉佑中，吴孝宗子经者，作《余干县学记》，云：“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江南既为天下甲，而饶人喜事，又甲于江南。盖饶之为州，壤土肥而养生之物多，其民家富而户羡，蓄百金者不在富人之列。又当宽平无事之际，而大性好善，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失不学为辱。其美如此。”予观今之饶民，所谓家富户羡，了非昔时，而高甍巨栋连阡互陌者，又皆数十年来寓公所擅，而好善为学，亦不尽如吴记所言。故录其语以寄一叹。
禽畜菜茄色不同禽畜、菜茄之色，所在不同，如江、浙间，猪黑而羊白，至江、广、吉州以西，二者则反是。苏、秀间，鹅皆白，或有一斑褐者，则呼为雁鹅，颇异而畜之。若吾乡，凡鹅皆雁也。小儿至取浙中白者饲养，以为湖沼观美。浙西常茄皆皮紫，其皮白者为水茄。吾乡常茄皮白，而水茄则紫。其异如是。伏龙肝《本草》伏龙肝，陶隐居云：“此灶中对釜月下黄土也。以灶有神，故呼为伏龙肝。并以透隐为名尔。”雷公云：“凡使勿误用灶下土，其伏龙肝，是十年已来灶额内火气积，自结如赤色石，中黄，其形貌八棱。”予尝见临安医官陈舆大夫，言当以砌灶时，纳猪肝一具于土中，俟其积久，与土为一，然后用之，则稍与名相应。比读《后汉书?阴识传》云：“其先阴子方，腊日晨炊而灶神形见。”注引《杂五行书》曰：“宜市买猪肝泥灶，令妇孝。”然则舆之说亦有所本云。《广济历》亦有此说，又列作灶忌日，云：“伏龙在不可移作。”所谓伏龙者，灶之神也。
勇怯无常“民无常勇，亦无常怯，有气则实，实则勇，无气则虚，虚则怯，怯勇虚实，其由甚微，不可不知。勇则战，怯则北，战而胜者，战其勇者也，战而北者，战其怯者也。怯勇无常，倏忽往来，而莫知其方，惟圣人独见其所由然。”此《吕氏春秋?决胜》篇之语，予爱而书之。
赵德甫金石录东武赵明诚德甫，清宪丞相中子也。着《金石录》三十篇，上自三代，下讫五季，鼎、钟、甗、鬲、盘、匜、尊、爵之款识，丰碑大蝎显人晦士之事迹，见于石刻者，皆是正伪谬，去取褒贬，凡为卷二千。其妻易安李居士，平生与之同志，赵没后，愍悼旧物之不存，乃作后序，极道遭罹变故本末。今龙舒郡库刻其书，而此序不见取，比获见元稿于王顺怕，因为撮述大概云：“予以建中辛已归赵氏，时丞相作吏部侍郎，家素贫俭，德甫在太学，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后二年，从宦，便有穷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传写未见书，买名人书画、古奇器。有持徐熙《牡丹图》求钱二十万，留信宿，计无所得，卷还之，夫妇相向惋怅者数日。
“及连守两郡，竭俸入以事铅椠，每获一书，即日勘校装缉，得名画彝器，亦摩玩舒卷，摘指疵病，尽一烛为率。故纸札精致，字画全整，冠于诸家。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则举杯大笑，或至茶覆怀中，不得饮而起。凡书史百家字不刓缺、本不误者，辄市之，储作副本。
“靖康丙午，德甫守淄川，闻虏犯京师，盈箱溢箧，恋
译容斋四笔卷第五（十四则）
土木偶人
赵德甫撰写《金石录》，他在汉代居摄坟坛两块刻石的题跋中说：“一块是上谷府卿坟坛，一块是祝其卿坟坛。称为坟坛，是因为古代没有土木塑像，所以筑坛来祭祀。两汉时期都是这样。”我查考《战国策》所载，苏秦对孟尝君说：“有土偶人与桃梗对话。桃梗说：‘你是西岸的泥土，被塑造成人形，雨水下来，洪水到来，你就被毁坏了。’土偶人说：‘你是东国的桃木梗，被雕刻削制成人形，雨水下来，洪水到来，就把你冲走了。’”所谓用土木做成偶人，如果不是塑像又是什么呢？汉代至于寓龙、寓车马，都说用木头制作，模仿其真实形状。说两汉时期没有塑像，那是不对的。
饶州风俗
嘉祐年间，吴孝宗字子经，撰写《余干县学记》，说：“古代江南地区不能与中原地区相提并论，宋朝承受天命之后，然后福建、浙江与江西、江东，崇尚礼乐诗书，风气大为兴盛，人才之盛，于是冠绝天下。江南既然成为天下第一，而饶州人喜好行善，又冠绝于江南。大概饶州作为州郡，土地肥沃而养育生活的物资丰富，百姓家家富裕而户户有余，积蓄百金的人不在富人之列。又正值政治宽平无事的时候，而百姓本性喜好行善，做父兄的，以儿子和弟弟不通文墨为过错；做母妻的，以儿子和弟弟不学习为耻辱。其美好如此。”我看现在的饶州百姓，所谓家家富裕户户有余，完全不是从前的样子，而高屋檐大梁柱连绵交错遍布田野的，又都是近几十年来寄居在此的官宦所独占，而喜好行善从事学问，也不完全像吴记所说的那样。所以记录他的话以寄托一声叹息。
禽畜菜茄色不同
禽畜、菜茄的颜色，各地不同，比如江浙一带，猪黑而羊白，到了江、广、吉州以西，这两种动物则相反。苏州、秀州一带，鹅都是白色的，如果有一只斑褐色的，就称为雁鹅，颇为奇异而饲养它。如果在我的家乡，所有的鹅都是雁鹅。小孩子甚至从浙江取白色的鹅来饲养，认为在湖沼中观赏很美。浙西的常茄都是皮紫色的，皮白色的称为水茄。我家乡的常茄皮是白色的，而水茄则是紫色的。其差异如此。
伏龙肝
《本草》记载伏龙肝，陶隐居说：“这是灶中对着釜底下方的黄土。因为灶中有神，所以称为伏龙肝。并且用‘伏’‘隐’来命名罢了。”雷公说：“凡是使用不要误用灶下的土，那伏龙肝，是十年以来灶额内火气积聚，自然凝结如红色的石头，中间黄色，其形状有八个棱角。”我曾见临安医官陈舆大夫，说应当在砌灶时，将一副猪肝放入土中，等到它积聚日久，与土融为一体，然后使用它，这样就稍微与名称相应了。近来读《后汉书·阴识传》说：“他的祖先阴子方，腊日早晨做饭时灶神显现。”注引《杂五行书》说：“适宜买猪肝泥灶，让妇女孝顺。”那么陈舆的说法也是有根据的。《广济历》也有这种说法，又列为做灶的忌日，说：“伏龙在时不可迁移做灶。”所谓伏龙，就是灶的神灵。
勇怯无常
“百姓没有恒久的勇敢，也没有恒久的怯懦，有气势就充实，充实就勇敢，没有气势就虚弱，虚弱就怯懦，怯懦勇敢虚实，其缘由非常细微，不可不知道。勇敢就作战，怯懦就败退，作战而胜利的，是战胜了他们的勇敢，作战而败退的，是战胜了他们的怯懦。怯懦勇敢没有常态，忽然往来，而没有人知道其方向，只有圣人独自看到其所以然。”这是《吕氏春秋·决胜》篇的话，我喜爱而记录下来。
赵德甫金石录
东武赵明诚字德甫，是清宪丞相的次子。著《金石录》三十篇，上自三代，下至五代，鼎、钟、甗、鬲、盘、匜、尊、爵上的铭文，丰碑大碣显达人士和隐逸之士的事迹，见于石刻的，都加以辨正真伪谬误，取舍褒贬，共为卷二千。他的妻子易安李居士，平生与他志同道合，赵明诚去世后，哀悼旧物不能保存，于是作后序，极力叙述遭遇变故的始末。现在龙舒郡库刻印他的书，而这篇序没有被选取，近来在王顺伯处见到元稿，因此撮述大概说：“我在建中靖国辛巳年嫁入赵家，当时丞相任吏部侍郎，家里一向贫寒节俭，德甫在太学读书，每月初一十五请假出来，当掉衣服取半千钱，步行到相国寺，买碑文果实回来，相对展开玩味咀嚼。后两年，跟随做官，就有了穷尽天下古文奇字的志向，传写未见过的书，购买名人书画、古奇器物。有人拿着徐熙《牡丹图》求钱二十万，留下住宿两夜，计算没有所得，卷起来还给他，夫妇相对惋惜惆怅了好几天。
“等到接连担任两个郡的长官，竭尽俸禄收入来从事书籍的校勘装订，每获得一本书，当天就校勘装订，获得名画彝器，也摩挲玩赏展开卷起，摘取指出疵病，以用完一支蜡烛为限度。所以纸札精致，字画完整，冠于各家。每顿饭吃完，坐在归来堂，烹茶，指着堆积的书史，说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猜中与否决定胜负，作为饮茶先后的依据，猜中就举杯大笑，有时甚至茶洒在怀中，不能喝而起身。凡是书史百家字不残缺、版本无误的，就购买它，储存作为副本。
“靖康丙午年，德甫守淄川，听说敌寇侵犯京师，盈箱溢箧，恋
恋怅怅，知其必不为己物。建炎丁未，奔太夫人丧南来，既长物不能尽载，乃先去书之印本重大者，画之多幅者，器之无款识者，已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所载尚十五车，连舶渡淮、江。其青州故第所锁十间屋，期以明年具舟载之，又化为煨烬。
译心中恋恋不舍又惆怅不已，知道这些物品必定不会成为自己的东西。建炎四年，我因奔太夫人之丧而南来，既然随身物品不能全部装载，于是先丢弃了书籍中的印本且沉重者、画作中的多幅者、器物中没有款识者；后来又丢弃了书籍中的官刻本、画作中的平常者、器物中的重大者。所装载的仍有十五车，接连乘船渡过淮河和长江。那青州旧宅所锁的十间屋子，本打算明年备船装载，却又化为灰烬。
“己酉岁六月，德甫驻家池阳，独赴行都，自岸上望舟中告别。予意甚恶，呼曰：‘如传闻城中缓急，奈何？’遥应曰：‘从众，必不得已，先弃辎重，次衣衾，次书册，次卷轴，次古器。独宗器者可自负抱，与身俱存亡，勿忘之！’径驰马去。秋八月，德甫以病不起。时六宫往江西，予遣二吏，部所存书二万卷，金石刻二千本，先往洪州，至冬，虏陷洪，遂尽委弃。所谓连舻渡江者，又散为云烟矣！独余轻小卷轴，写本李杜韩柳集、《世说》、《盐铁论》、石刻数十副轴，鼎鼐十数，及南唐书数箧，偶在卧内，岿然独存。上江既不可往，乃之台、温，之衢，之越，之杭，寄物于嵊（sheng）县。庚戌春，官军收叛卒，悉取去，入故李将军家。岿然者十失五六，犹有五七麓，挈家寓越城，一夕为盗穴壁，负五簏去，尽为吴说运使贱价得之。仅存不成部帙残书策数种。
“忽阅此书，如见故人，因忆德甫在东莱静治堂，装褾初就，芸签缥带，束十卷作一帐，日校二卷，跋一卷，此二千卷，有题跋者五百二卷耳。今手泽如新，墓木已拱！乃知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亦理之常，又胡足道？所以区区记其终始者，亦欲为后世好古博雅者之戒云。”
时绍兴四年也，易安年五十二矣，自叙如此。予读其文而悲之，为识于是书。
韩文公荐士唐世科举之柄，颛付之主司，仍不糊名。又有交朋之厚者为之助，谓之通榜，故其取人也畏于讥议，多公而审。亦有胁于权势，或挠于亲故，或累于子弟，皆常情所不能免者。若贤者临之则不然，未引试之前，其去取高下，固已定于胸中矣。
韩文公《与祠部陆员外书》云：“执事与司贡士者相知识，彼之所望于执事者，至而无间，彼之职在乎得人，执事之职在乎进贤，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谓两得矣。愈之知者，有侯喜、侯云长、刘述古、韦群玉，《摭言》作纾。此四子者，可以当首荐而极论，期于成而后止可也。沈杞、张弘、《科记》又作弘。尉迟汾、李绅、张后余、李翊，皆出群之才，与之足以收人望，而得才实，主司广求焉，则以告之可也。往者陆相公司贡士，愈时幸在得中，所与及第者，皆赫然有声。原其所以，亦由梁补阙肃、王郎中础佐之。梁举八人无有失者，其余则王皆与谋焉。陆相于王与梁如此不疑也，至今以为美谈。”此书在集中不注岁月。案《摭言》云：“贞元十八年，权德舆主文，陆■员外通榜，韩文公荐十人于■，权公凡三榜，共放六人，余不出五年内皆捷。”以《登科记》考之，贞元十八年，德舆以中书舍人知举，放进士二十三人，尉迟汾、侯云长、韦纾、沈杞、李翊登第。十九年，以礼部侍郎放二十人，侯喜登第。永贞元年，放二十九人，刘述古登第。通三榜，共七十二人，而韩所荐者预其七。元和元年，崔邠下放李绅，二年，又放张后余、张弘。皆与《摭言》合。
陆■在贞元间，时名最着，韩公敬重之。其《行难》一篇为■作也，曰：“陆先生之贤闻于天下，是是而非非。自越州召拜祠部，京师之人日造焉。先生曰：‘今之用人也不详，位于朝者，吾取某与某而已，在下者多于朝，凡吾与者若干人。’”又送其刺歙州序曰：“君出刺歙州，朝廷耆旧之贤，都邑游居之良，齐咨涕洟，咸以为不当去。”则■之以人物为己任久矣。其刺歙以十八年二月，权公发榜时，既以去国，而用其言不替，其不负公议而采人望，盖与陆宣公同。
韩公与书时，方为四门博士，居百寮底，殊不以其荐为犯分。故公作《权公碑》云：“典贡士，荐士于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即不可信，虽大官势人交言，一不以缀意。”又云：“前后考第进士，及庭所策试士，踊相蹑为宰相达官，其余布处台阁外府，凡百余人”梁肃及■，皆为后进领袖，一时龙门，惜其位不通显也，岂非汲引善士为当国者所忌乎？韩公又有《答刘正夫书》云：“举进士者，于先进之门，
译己酉年六月，赵明诚驻守池阳家中，我独自前往行在，在岸边望着船中与他告别。我心中非常厌恶这种离别，喊道：“如果传闻城中发生紧急变故，该怎么办？”他远远地回答说：“跟随众人行动，如果实在不得已，先抛弃辎重，其次是衣被，再次是书籍，再其次是书画卷轴，最后是古器物。只有宗庙祭器可以亲自背负怀抱，与自身共存亡，不要忘记这一点！”说完便径直骑马离去。秋天八月，赵明诚因病去世。当时六宫前往江西，我派遣两名官吏，带领所保存的两万卷书籍、两千件金石拓本，先前往洪州。到了冬天，金兵攻陷洪州，于是全部被抛弃。所谓连船渡江的藏书，又散失得无影无踪了！只有剩下的轻便小卷轴、抄写的李杜韩柳文集、《世说新语》、《盐铁论》、石刻拓本数十件，鼎鼐十几件，以及南唐书籍几箱，偶然在卧室内，巍然独自保存下来。长江上游既然不能前往，于是前往台州、温州，又去衢州，再去越州，最后到杭州，将物品寄存在嵊县。庚戌年春天，官军收编叛乱的士卒，全部取走，进入了旧日李将军家中。巍然保存的物品十成中失去了五六成，还剩下五七个书箱，我带着家眷寄居在越城，一天夜里被盗贼挖墙洞，背走五个书箱，全部被吴说运使用低价买走。仅仅剩下不成套的残破书籍几种。
忽然翻阅这本书，如同见到老朋友，因此回忆起赵明诚在东莱静治堂时，刚刚装帧裱褙完成，用芸香书签和淡青丝带，将十卷捆成一束，每天校勘两卷，题跋一卷，这两千卷书中，有题跋的有五百二卷。如今手泽如同新的一样，而墓旁的树木已经合抱！这才知道有存在必有消亡，有聚集必有离散，也是常理，又何必多说呢？所以详细记载其始末的原因，也是想给后世爱好古物、博学高雅的人以警戒。
当时是绍兴四年，李清照五十二岁，自我叙述如此。我读了她的文章而为之悲伤，为此在这本书上写下这些文字。
韩愈推荐人才，唐代科举的权力，专门交给主考官，而且不糊名。又有交情深厚的朋友为之帮助，称为通榜，所以他选拔人才时畏惧讥讽议论，大多公正而审慎。也有被权势胁迫，或被亲友干扰，或被子弟拖累的，都是常情所不能避免的。如果贤者面临这种情况则不然，在考试之前，他们的取舍高低，本来就已经在心中确定了。
韩愈《与祠部陆员外书》说：“您与主管贡举的人相识，他们希望您做到至诚无间，他们的职责在于选拔人才，您的职责在于举荐贤才，如果得到合适的人并授予他们，所谓两全其美了。我所知道的，有侯喜、侯云长、刘述古、韦群玉，《摭言》作韦纾。这四个人，可以当作首荐而极力论述，期望成功而后停止就可以了。沈杞、张弘，《科记》又作张弘。尉迟汾、李绅、张后余、李翊，都是出类拔萃的人才，与他们一起足以收揽人心，而得到真正的才实，主考官广泛寻求人才，就把他们告诉主考官就可以了。过去陆相公主管贡举，我侥幸考中，所与同科及第的人，都有显著的声名。推究其原因，也是由于梁补阙肃、王郎中础辅佐他。梁举荐八人没有失误的，其余的王都参与谋划。陆相公对王和梁如此不怀疑，至今认为是美谈。”这封信在文集中没有注明年月。查《摭言》说：“贞元十八年，权德舆主持文事，陆员外通榜，韩愈向陆推荐十人，权公共放三榜，共录取六人，其余不出五年内都考中。”用《登科记》考证，贞元十八年，权德舆以中书舍人身份主持科举，录取进士二十三人，尉迟汾、侯云长、韦纾、沈杞、李翊登第。十九年，以礼部侍郎身份录取二十人，侯喜登第。永贞元年，录取二十九人，刘述古登第。通三榜，共七十二人，而韩愈所推荐的有七人。元和元年，崔邠下放李绅，二年，又放张后余、张弘。都与《摭言》相符。
陆在贞元年间，当时名声最显著，韩愈敬重他。他的《行难》一篇是为陆写的，说：“陆先生的贤名闻于天下，是非分明。从越州召拜祠部，京城的人每天去拜访他。先生说：‘现在用人不详细考察，在朝中的，我只取某人与某人而已，在下的多于在朝的，凡是我举荐的有若干人。’”又送他出任歙州刺史序说：“您出任歙州刺史，朝廷的耆旧贤臣，都邑游居的良士，都叹息流泪，都认为您不应当离开。”那么陆以人物为己任已经很久了。他出任歙州是在十八年二月，权公发榜时，既然已经离开京城，而采用他的言论不改变，他不辜负公议而采纳人望，大概与陆宣公相同。
韩愈写信时，正担任四门博士，居百官之末，一点也不认为他的推荐是越权。所以韩愈作《权公碑》说：“主管贡举，向公推荐人才的人，他的话可信，不因为他是布衣而不采用；如果不可信，即使是高官权贵交相游说，一点也不放在心上。”又说：“前后考核进士，以及在庭院所策试的士人，接踵而至成为宰相达官，其余分布在台阁外府，共百余人。”梁肃和陆，都是后进的领袖，一时的龙门，可惜他们的地位不显赫，难道不是汲引善士被当权者所忌恨吗？韩愈又有《答刘正夫书》说：“考进士的人，在先进之门，
何所不往？先进之于后辈，苟见其至，宁可以不答其意邪？来者则接之，举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独有接后进名。”以是观之，韩之留意人士可见也。
译有什么地方不去呢？前辈对待后辈，如果看到他们前来拜见，难道可以不回应他们的心意吗？对于前来的人就接待他们，全城的大夫士人，没有不是这样的，而我韩愈不幸唯独有了接待后学的名声。”由此看来，韩愈对人才的重视是可以看出来的。
王勃文章王勃等四子之文，皆精切有本原。其用骈俪作记序碑碣，盖一时体格如此，而后来颇议之。杜诗云：“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晒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正谓此耳。身名俱灭，以责轻薄子。江河万古流，指四子也。韩公《滕王阁记》云：“江南多游观之美，而膝王阁独为第一。及得三王所为序、赋、记等，壮其文辞。”注谓：“王勃作游阁序。”又云：“中丞命为记，窃喜载名其上，词列三王之次，有荣耀焉。”则韩之所以推勃，亦为不浅矣。勃之文今存者二十七卷云。
吕览引诗书《吕氏春秋?有始览?谕大》篇，引《夏书》曰：“天子之德，广运乃神，乃武乃文。”又引《商书》曰：“五世之庙，可以观怪；万夫之长，可以生谋。”高诱注皆曰：“《逸书》也。庙者，鬼神之所在，五世久远，?故于其所观魅物之怪异也。”予谓吕不韦作书时，秦未有《诗》、《书》之禁，何因所引讹谬如此？高诱注文怪异之说，一何不典之甚邪？又《孝行览》，亦引《商书》曰：“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今安得有此文，亦与《孝经》不合。又引《周书》曰：“若临深渊，若履薄冰。”注云：“《周书》，周文公所作。”尤妄也。又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为舜自作诗，“子惠思我，寨裳涉洧，子不我思，岂无他士？”为子产答叔向之诗。不知是时《国风》、《雅》、《颂》何所定也。宁戚《饭牛歌》，高诱全引《硕鼠》三章，又为可笑。
蓝田丞壁记韩退之作《蓝田县丞厅壁记》，柳子厚作《武功县丞厅壁记》，二县皆京兆属城，在唐为畿甸，事体正同，而韩文雄拔超峻，光前绝后，以柳视之，殆犹赋砆之与美玉也。莆田方崧卿得蜀本，数处与今文小异，其“破崖岸而为文”一句，继以“丞厅故有记”，蜀本无而字。考其语脉，乃“破崖岸为文丞”是句绝。文丞者，犹言文具备员而已，语尤奇崛，若以丞字属下句，则既是丞厅记矣，而又云“丞厅故有记”，虽初学为文者不肯尔也。此篇之外，不复容后人出手。侄孙倬，顷丞宣城，后生颇有意斯道，自作《题名记》示予。予晓之曰：“他文尚可随力工拙下笔，至如此记，岂宜犯不韪哉！”倬时已勒石，深悔之。近日亦见有为之者，吾家孙侄多京官调选，再转必为丞，虑其复有效尤者，故书以戒之。
钱武肃三改元欧阳公《五代史》叙《列国年谱》云：“闻于故老，谓吴越亦尝称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颇疑吴越后自讳之。及旁采诸国书，与吴越往来者多矣，皆无称帝之事。独得其封落星石为宝石山制书，称宝正六年辛卯耳。”王顺伯收碑，有《临安府石屋崇化寺尊胜幢》云：“时天宝四年岁次辛来四月某日，元帅府府库使王某。”又《明庆寺白伞盖陀罗尼幢》云：“吴越国女弟子吴氏十五娘建。”其发愿文序曰：“十五娘生忝霸朝，贵彰国懿。天宝五年太岁王申月日题。”顺伯考其岁年，知非唐天宝，而辛未乃梁开平五年，其五月改干化，王申乃二年。梁以丁卯篡唐，武肃是岁犹用唐天佑，次年自建元也。《钱唐湖广润龙王庙碑》云：“钱镠（liú）贞明二年丙子正月建。”《新功臣坛院碑》、《封睦州墙下神庙敕》，皆贞明中登圣寺磨崖，梁龙德元年，岁次辛已，钱镠建。又有龙德三年《上宫诗》，是岁梁亡。《九里松观音尊胜幢》：“宝大二年岁次乙酉建。”《衢州司马墓志》云：“宝大二年八月殁。”顺伯案，乙酉乃唐庄宗同光三年，其元年当在甲申。盖自壬申以后用梁纪元，至后唐革命，复自立正朔也。又《水月寺幢》云：“宝正元年丙戌十月，具位钱镠建。”是年为明宗天成。《招贤寺幢》云：“丁亥宝正二年。”又小昭庆金牛、玛■等九幢，皆二年至五年所刻。贡院前桥柱，刻宝正六年岁在辛卯造。然则宝大止二年，而改宝正。宝正尽六年，次年壬辰，有天竺《日观庵》经幢，复称长兴三年八
译王勃的文章，王勃等四人的文章，都精切而有本源。他们使用骈俪文体写作记、序、碑、碣，大概是因为当时的文体风格如此，而后世颇有非议。杜甫的诗说：“王、杨、卢、骆是当时的文体，轻薄之人写文章嘲笑他们没完没了。你们这些人身名都将毁灭，却不妨碍四子如江河万古长流。”正是说的这个意思。“身名俱灭”，是用来责备那些轻薄之人的；“江河万古流”，是指王勃等四人。韩愈的《滕王阁记》说：“江南有很多游览观赏的美景，而滕王阁独居第一。等到看到三位王公所作的序、赋、记等，觉得他们的文辞雄壮。”注释说：“王勃写了《游阁序》。”又说：“中丞命令我写记，我私下高兴能把自己的名字载在上面，文辞列在三王之后，感到荣耀。”那么韩愈推崇王勃，程度也不浅了。王勃的文章现在保存下来的有二十七卷。
《吕氏春秋》引用《诗》《书》《吕氏春秋·有始览·喻大》篇，引用《夏书》说：“天子的德行，广大运行而神妙，既威武又文雅。”又引用《商书》说：“五代的宗庙，可以观察怪异；万人的首领，可以产生谋略。”高诱的注释都说：“这是《逸书》。宗庙是鬼神所在的地方，五代时间久远，所以在其中观察鬼魅怪异之物。”我认为吕不韦著书时，秦国还没有禁止《诗》《书》，为什么所引用的内容如此错误荒谬？高诱注释中关于怪异的说法，怎么如此不合常理呢？又《孝行览》，也引用《商书》说：“刑罚三百条，没有比不孝更重的罪。”现在哪里能找到这样的文字，这也与《孝经》不符。又引用《周书》说：“好像面临深渊，好像踩在薄冰上。”注释说：“《周书》，是周文公所作。”尤其荒谬。又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当作舜自己作的诗；把“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岂无他士”，当作子产回答叔向的诗。不知道那时《国风》、《雅》、《颂》是如何确定的。宁戚的《饭牛歌》，高诱全部引用了《硕鼠》三章，更是可笑。
蓝田县丞厅壁记韩愈写了《蓝田县丞厅壁记》，柳宗元写了《武功县丞厅壁记》，这两个县都是京兆府的属城，在唐代属于京畿地区，事情体例完全相同，而韩愈的文章雄健超拔，光前绝后，拿柳宗元的文章来比较，大概就像劣石和美玉的区别。莆田方崧卿得到蜀地刻本，几处与现在的文本略有不同，其中“破崖岸而为文”一句，接着是“丞厅故有记”，蜀本没有“而”字。考察其语意脉络，应是“破崖岸为文丞”为句读结束。文丞，是说只是具备文官的员额罢了，语意尤其奇特险峻，如果把“丞”字归入下句，那么既是丞厅的记，又说“丞厅本来就有记”，即使是初学写文章的人也不会这样写。除了这篇之外，不再允许后人插手。侄孙倬，不久前担任宣城丞，年轻人颇有意于此道，自己写了《题名记》给我看。我告诫他说：“其他文章还可以根据能力高低下笔，至于像这样的记，怎么可以触犯忌讳呢！”倬当时已经刻石，深深后悔。最近也看到有人这样做，我家孙侄多在京官中调选，再转任必定做丞，担心他们再效仿，所以写下来告诫他们。
钱武肃王三次改元欧阳修的《五代史》叙述《列国年谱》说：“听老人说，吴越也曾称帝改元，但寻找其事迹却找不到，颇怀疑是吴越后来自己忌讳此事。等到旁征博引各国史书，与吴越往来的人很多，都没有称帝的事情。只得到他们封落星石为宝石山的制书，称宝正六年辛卯。”王顺伯收集碑文，有《临安府石屋崇化寺尊胜幢》说：“时天宝四年岁次辛未四月某日，元帅府府库使王某。”又有《明庆寺白伞盖陀罗尼幢》说：“吴越国女弟子吴氏十五娘建。”其发愿文序说：“十五娘生忝霸朝，贵彰国懿。天宝五年太岁王申月日题。”顺伯考证其年份，知道不是唐代的天宝，而辛未是梁开平五年，其五月改元乾化，王申是二年。梁以丁卯年篡唐，武肃王这一年还用唐天佑年号，次年自建年号。《钱塘湖广润龙王庙碑》说：“钱镠贞明二年丙子正月建。”《新功臣坛院碑》、《封睦州墙下神庙敕》，都是贞明年间登圣寺磨崖，梁龙德元年，岁次辛巳，钱镠建。又有龙德三年《上宫诗》，这一年梁灭亡。《九里松观音尊胜幢》：“宝大二年岁次乙酉建。”《衢州司马墓志》说：“宝大二年八月殁。”顺伯考证，乙酉是唐庄宗同光三年，其元年应在甲申。大概从壬申年以后用梁的纪元，到后唐革命，又自立正朔。又《水月寺幢》说：“宝正元年丙戌十月，具位钱镠建。”这一年是明宗天成。《招贤寺幢》说：“丁亥宝正二年。”又小昭庆金牛、玛■等九幢，都是二年至五年所刻。贡院前桥柱，刻宝正六年岁在辛卯造。那么宝大只用了二年，就改元宝正。宝正用到六年，次年壬辰，有天竺《日观庵》经幢，又称长兴三年八
月，用唐正朔，其年三月，武肃薨。方寝疾，语其子元瓘曰：“子孙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于是以遗命去国仪，用藩镇法，然则有天宝、宝大、宝正三名，欧阳公但知其一耳。《通鉴》亦然。自是历晋、汉、周及本朝，不复建元。今犹有清泰、天福、开运、会同、系契丹年。干佑、广顺、显德石刻，存者三四十种，固未尝称帝也。
译吴越国采用唐朝的正朔，那年三月，武肃王去世。他在病重卧床时，对他的儿子钱元瓘说：“子孙要善待中原王朝，不要因为改朝换代就废弃尊奉大国的礼仪。”于是根据遗命，吴越国去除了国号仪制，采用藩镇的法规，然而当时却有天宝、宝大、宝正三个年号，欧阳修只知道其中一个罢了。《资治通鉴》也是如此。从此历经后晋、后汉、后周以及本朝，吴越国不再自建年号。如今仍然存有清泰、天福、开运、会同等契丹年号，以及干佑、广顺、显德等后周年号的石刻，现存三四十种，这证明吴越国确实未曾称帝。
黄庭换鹅李太白诗云：“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盖用王逸少事也。前贤或议之曰：“逸少写《道德经》，道士举鹅群以赠之。”元非《黄庭》，以为太白之误。予谓太白眼高四海，冲口成章，必不规规然，旋检阅《晋史》，看逸少传，然后落笔，正使误以《道德》为《黄庭》，于理正自无害，议之过矣。东坡雪堂既毁，绍兴初，黄州一道士自捐钱粟再营建，士人何颉斯举作上梁文，其一联云：“前身化鹤，曾陪赤壁之游；故事换鹅，无复《黄庭》之字。”乃用太白诗为出处，可谓奇语。案张彦远《法书要录》，载褚遂良右军书目，正书有《黄庭经》云。注：六十行，与山阴道士真迹故在。又武平一《徐氏法书记》云，“武后曝太宗时法书六十余函，有《黄庭》。”又徐季海《古迹记》“玄宗时，大王正书三卷，以《黄庭》为第一。”皆不云有《道德经》，则知乃《晋传》误也。
宋桑林《左传》：“宋公享晋侯于楚丘，请以《桑林》。”注，《桑林》者，殷天子之乐名。“舞师题以《旌夏》。晋侯惧而退，及着雍疾，卜《桑林》见。荀偃、士匄欲奔请祷焉，荀■（yīng）不可。”予案《吕氏春秋》云：“武王胜殷，立成汤之后于宋，以奉桑林。”高诱注曰：“桑山之林，汤所祷也。故使奉之。”《淮南子》云：“汤旱，以身祷于桑山之林。”许叔重注曰：“桑山之林，能兴云致雨，故祷之。”“桑林”二说不同。杜预注《左传》不曾引用，岂非是时未见其书乎？
冯夷姓字张衡《思玄赋》：“号冯夷俾清津兮，棹龙舟以济予。”李善注《文选》引《青令传》曰：“河伯姓冯氏，名夷，浴于河中而溺死，是为河伯。”《太公金匮》曰：“河伯姓冯名修。”《裴氏新语》谓为冯夷。《庄子》曰：“冯夷得之以游大川。”《淮南子》曰：“冯夷服夷石而水仙。”《后汉?张衡传》注，引《圣贤冢墓记》曰：“冯夷者，弘农华阴潼乡堤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为河伯。”又《龙鱼河图》曰：“河伯姓吕名公子，夫人姓冯名夷。”唐碑有《河侯新祠颂》，秦宗撰，文曰：“河伯姓冯名夷，字公子。”数说不同，然皆不经之传也。盖本于屈原《远游》篇，所谓“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前此未有用者。《淮南子?原道训》又曰：“冯夷、大丙之御也，乘云车，入云蜺。”许叔重云：“皆古之得道能御阴阳者。”此自别一冯夷也。
容斋四笔卷第六（十五则）
韩文公逸诗唐五窦《联珠集》载，窦牟为东都判官，陪韩院长、韦河南同寻刘师，不遇，分韵赋诗。都官员外郎韩愈得寻字，其语云：“秦客何年驻，仙源此地深。还随蹑凫骑，来访驭云襟。院闭青霞入，松高老鹤寻。犹疑隐形坐，敢起窃桃心。”今诸本韩集皆不载。近者莆田方崧卿考证访赜甚至，犹取《联珠》中窦庠《酬退之登岳阳楼》一大篇，顾独遗此，何也？
窦叔向诗不存《窦氏联珠》序云，五窦之父叔向，当代宗朝，善五言诗，名冠流辈。
时属贞懿皇后山陵，上注意哀挽，即时进三章，内考首出，传诸人口。有“命妇羞苹叶，都人插柰花”，“禁兵环素帟，宫女哭寒云”之句。可谓佳唱，而略无一首存于今。荆公《百家诗选》亦无之，是可惜也。予尝得故吴良嗣家所抄唐诗，仅有叔向六篇，皆奇作。念其不传于世，今悉录之。《夏夜宿表兄话旧》云：“夜合花开香满庭，夜深微雨醉初醒。远书珍重何时达，旧事凄凉不可听。去日儿童皆长大，昔年亲友半凋零。明朝又是孤舟别，愁见河桥酒幔青。”《秋砧送包大夫》云：“断续长门夜，清冷逆旅秋。征夫应待信，寒女不胜愁。带月飞城上，因风散陌头。离居偏入听，况复送归舟。”《春日早朝应制》云：“紫殿俯千官，春松应合欢。御炉香焰暖，驰道玉声寒。乳燕翻珠缀，祥乌集露盘。宫花一万树，不敢举头看。”《过檐石湖》云：“晓发鱼门埭，晴看檐石湖。日衔高浪
译黄庭换鹅：李太白诗云：“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这是用了王逸少（王羲之）的典故。前代贤者有人议论说：“逸少写的是《道德经》，道士拿出鹅群来赠送他。”原本不是《黄庭经》，认为这是李太白的错误。我认为李太白眼界高四海，出口成章，必定不会拘泥于细节，临时去查阅《晋史》，看了逸少的传记，然后才落笔。即使误把《道德经》当作《黄庭经》，在情理上本来也没有妨害，议论他太过分了。东坡雪堂被毁后，绍兴初年，黄州有一位道士自己捐出钱粮重新营建，士人何颉为此举写了上梁文，其中一联说：“前身化鹤，曾陪赤壁之游；故事换鹅，无复《黄庭》之字。”这是用李太白的诗作为出处，可以说是奇语。查张彦远《法书要录》，记载褚遂良整理的右军（王羲之）书目，正书中有《黄庭经》。注解说：六十行，与山阴道士的真迹还在。又武平一《徐氏法书记》说：“武后晾晒太宗时的法书六十多函，其中有《黄庭》。”又徐季海《古迹记》说：“玄宗时，大王正书三卷，以《黄庭》为第一。”都没有说有《道德经》，那么就知道是《晋书》传文错了。
宋桑林：《左传》说：“宋公在楚丘宴请晋侯，请求演奏《桑林》。”注解说，《桑林》是殷天子乐曲的名字。“舞师举着《旌夏》。晋侯害怕而退避，到了着雍生病，占卜《桑林》出现。荀偃、士匄想要跑去请求祈祷，荀■不同意。”我查《吕氏春秋》说：“武王战胜殷商，在宋地立成汤的后代，来供奉桑林。”高诱注解说：“桑山之林，是汤祈祷的地方。所以让他供奉。”《淮南子》说：“汤遭遇旱灾，以自身在桑山之林祈祷。”许叔重注解说：“桑山之林，能兴云致雨，所以祈祷它。”关于“桑林”有两种说法不同。杜预注《左传》不曾引用，难道是因为当时没有见到这些书吗？
冯夷姓字：张衡《思玄赋》：“号冯夷俾清津兮，棹龙舟以济予。”李善注《文选》引《青令传》说：“河伯姓冯氏，名夷，在河中洗澡而溺死，成为河伯。”《太公金匮》说：“河伯姓冯名修。”《裴氏新语》说是冯夷。《庄子》说：“冯夷得到道而游于大川。”《淮南子》说：“冯夷服用夷石而成为水仙。”《后汉书·张衡传》注，引《圣贤冢墓记》说：“冯夷，是弘农华阴潼乡堤首里人，服用八石，得道成为水仙，做河伯。”又《龙鱼河图》说：“河伯姓吕名公子，夫人姓冯名夷。”唐碑有《河侯新祠颂》，秦宗撰写，文中说：“河伯姓冯名夷，字公子。”几种说法不同，然而都是不经之传。大概本于屈原《远游》篇，所谓“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此前没有用过的。《淮南子·原道训》又说：“冯夷、大丙的驾车技术，乘云车，入云蜺。”许叔重说：“都是古之得道能御阴阳的人。”这又是另一个冯夷了。
容斋四笔卷第六（十五则）
韩文公逸诗：唐五窦《联珠集》记载，窦牟任东都判官，陪同韩院长、韦河南一同寻访刘师，没有遇到，分韵赋诗。都官员外郎韩愈得“寻”字，他的诗句说：“秦客何年驻，仙源此地深。还随蹑凫骑，来访驭云襟。院闭青霞入，松高老鹤寻。犹疑隐形坐，敢起窃桃心。”现在各种版本的韩集都不记载。近来莆田方崧卿考证访赜非常详尽，还取用了《联珠》中窦庠《酬退之登岳阳楼》的一大篇，却唯独遗漏了这首，为什么呢？
窦叔向诗不存：《窦氏联珠》序说，五窦的父亲叔向，在当代宗朝时，擅长五言诗，名声冠绝同辈。当时正值贞懿皇后山陵，皇上注意哀挽之辞，叔向即时进献三章，内考首出，传诸人口。有“命妇羞苹叶，都人插柰花”，“禁兵环素帟，宫女哭寒云”的诗句。可以说是佳唱，然而略无一首存于今。荆公《百家诗选》也没有收录，这是可惜的。我曾得到故吴良嗣家所抄的唐诗，仅有叔向六篇，都是奇作。念其不传于世，现在全部录下。《夏夜宿表兄话旧》说：“夜合花开香满庭，夜深微雨醉初醒。远书珍重何时达，旧事凄凉不可听。去日儿童皆长大，昔年亲友半凋零。明朝又是孤舟别，愁见河桥酒幔青。”《秋砧送包大夫》说：“断续长门夜，清冷逆旅秋。征夫应待信，寒女不胜愁。带月飞城上，因风散陌头。离居偏入听，况复送归舟。”《春日早朝应制》说：“紫殿俯千官，春松应合欢。御炉香焰暖，驰道玉声寒。乳燕翻珠缀，祥乌集露盘。宫花一万树，不敢举头看。”《过檐石湖》说：“晓发鱼门埭，晴看檐石湖。日衔高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