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斋三笔卷第一（十四则）
土治水，而言九州岛者不知经水。《洪范》性命之原，而言九畴者不知数。舜于四凶，以尧庭之旧而流放窜殛之。穆王将善其祥刑，而先丑其耄荒。汤之伐桀，出不意而夺农时。文王受命为僭王，召公之不说，类乎无上。太甲以不顺伊尹而放，群叔才有流言而诛，启行孥戮之刑以誓不用命，盘庚行劓殄之刑而迁国，周人饮酒而死，鲁人不板干而屋诛。先时不及时而杀无赦。威不可讫，老不足敬，祸不足畏，凶德不足忌之类。惟此经遭秦火煨烬之后，孔壁朽折之余，孔安国初以隶篆推科斗。既而古今文字错出东京，乃取正于杜林。传至唐，弥不能一，明皇帝诏卫包悉以今文易之，其去本几何其远矣！今之学者尽信不疑，殆如手授于诛、泗间，不亦惑乎？论《尧典》中星云，于春分日而南方井、鬼七宿合，昏毕见者，孔氏之误也。岂有七宿百九度，而于一夕间毕见者哉？此实春分之一时正位之中星，非常夜昏见之中星也。于夏至而东方角、亢七宿合，昏毕见者，孔氏之误也。岂有七宿七十七度，而于一夕间毕见者哉？此夏至一时之中星，非常夜昏见者也。秋分、冬至之说皆然。凡此以上，皆晁氏之说。所辩圣典，非所敢知。但验之天文，不以四时，其同在天者常有十余宿。自昏至旦，除太阳所舍外，余出者过三之二，安得言七宿不能于一夕间毕见哉？盖晁不识星故云尔。
译用土来治理水，而谈论九州的人却不了解河流的脉络；《洪范》阐述性命的本源，而谈论九类治国大法的人却不理解数理。舜对待四个凶恶之人，因为他们曾是尧朝的老臣，却将他们流放、放逐、诛杀；周穆王想要完善他的祥刑，却先指责自己年老昏乱；商汤讨伐夏桀，出其不意地破坏了农时；周文王受命却成了僭越之王，召公的不悦，类似于没有尊上；太甲因为不顺从伊尹而被放逐，管叔、蔡叔刚有流言就被诛杀，启施行连坐杀戮之刑以誓不用命，盘庚施行割鼻灭绝之刑而迁都，周人饮酒致死，鲁人不使用干板建房而被诛杀。违背时机或不及时而杀人不赦免，威严不可终结，老人不值得尊敬，灾祸不值得畏惧，凶恶的德行不值得忌讳之类。只有这部经典，在遭受秦朝大火焚烧之后，孔壁朽坏折断之余，孔安国最初用隶书和篆书来推演蝌蚪文。随后古今文字在东京错杂出现，于是向杜林取正。传到唐代，更加不能统一，唐明皇下诏让卫包全部用今文替换，这距离原本已经相差多远啊！现在的学者全都相信而不怀疑，几乎像是亲手从洙水、泗水之间传授得来，难道不迷惑吗？论述《尧典》中的星象，说在春分日南方井、鬼七宿会合，黄昏时全部可见，这是孔氏的错误。哪有七宿一百九十度，在一夜之间全部可见的呢？这实际上是春分一个时辰正位的中星，并不是平常夜晚黄昏时可见的中星。说在夏至日东方角、亢七宿会合，黄昏时全部可见，这也是孔氏的错误。哪有七宿七十七度，在一夜之间全部可见的呢？这是夏至一个时辰的中星，并不是平常夜晚黄昏时可见的。秋分、冬至的说法都是这样。以上这些，都是晁氏的说法。所辩驳的圣典，我不敢妄加评论。但验证天文，不局限于四季，同在天上的星宿常有十余个。从黄昏到黎明，除了太阳所在的星宿外，其余出现的超过三分之二，怎么能说七宿不能在一夜之间全部可见呢？大概是晁氏不认识星象所以这样说。
其论《诗序》云，作诗者不必有序。今之说者曰，《序》与《诗》同作，无乃惑钦！旦逸诗之传者，岐下之石鼓也，又安覩《序》邪？谓晋武公盗立，秦仲者石勒之流，秦襄公取周地，皆不应美。《文王有声》为继伐，是文王以伐纣为志，武王以伐纣为功。《庭燎》、《沔水》、《鹤鸣》、《白驹》，箴、规、海、刺于宣王，则《云汉》、《韩奕》、《松高》、《烝民》之作妄也。未有《小雅》之恶如此，而《大雅》之善如彼者也。谓《子衿》、《候人》、《采绿》之《序》骈蔓无益，《樛木》、《日月》之《序》为自戾，《定之方中》、《木瓜》之《序》为不纯。孟子、荀卿、左氏、贾谊、刘向汉诸儒，论说及《诗》多矣，未尝有一言以《诗序》为议者，则《序》之所作晚矣。晁所论是否，亦未敢辄言。但其中有云，秦康公隳穆公之业，日称兵于母家，自丧服以寻干戈，终身战不知已，而序《渭阳》，称其“我见舅氏，如母存焉”，是果纯孝欤？陈厉公弑佗代立，而序《墓门》责佗“无良师傅”，失其类矣。予谓康公《渭阳》之诗，乃赠送晋文公入晋时所作，去其即位十六年。衰服用兵，盖晋襄公耳，《传》云“子墨衰绖”者也。康公送公子雍于晋，盖徇其请。晋背约而与之战，康公何罪哉？责其称兵于母家，则不可。陈佗杀威公太子而代之，故蔡人杀佗而立厉公，非厉公罪也。晁诋厉以申伦，亦为不可。
其论《三传》，谓杜预以左氏之耳目，夺夫子之笔削。公羊家失之舛杂，而何休者，又特负于公羊。惟谷梁晚出，监二氏之违畔而正之，然或与之同恶，至其精深远大者，真得子夏之所传。范寗又因诸儒而博辩之，申谷梁之志，其于是非亦少公矣，非若杜征南一切申《传》，决然不敢异同也。此论最善。
然则晁公之于群经，可谓自信笃而不诡随者矣。
邳彤郦商汉光武讨王郎时，河北皆叛，独矩鹿、信都坚守，议者谓可因二郡兵自送，还长安。惟邳彤不可，以为若行此策，岂徒空失河北，必更惊动三辅。公既西，则邯郸之兵，不肯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离散逃亡可必也。光武感其言而止。东坡曰：“此东汉兴亡之决，邳彤亦可谓汉之元臣也。”彤在云台诸将之中，不为人所标异，至此论出，识者始知其然。汉高祖役，吕后与审食其谋曰：“诸将故与帝为编户民，今乃事少主，非尽族是，天下不安。”以故不发丧。郦商见食其曰：“诚如此，天下危矣。陈平、灌婴将十万守荥阳，樊哙、周勃将二十万定燕、代，比闻帝崩，诸将皆诛，必连兵还向以攻关中，亡可翘足待也。”食其入言之，乃发丧。然则是时汉室之危，几于不保，郦商笑谈间，廓廓无事，其功岂不大哉？然无有表而出之者！迨吕后之亡，吕禄据北军，商子寄给之出游，使周勃得入。则郦氏父子之于汉，谓之社稷臣可也。寄与刘揭同说吕禄解将印，及文帝论功，揭封侯赐金，而寄不录，平、勃亦不为之一言，此又不可晓者。其后寄嗣父为侯，又以罪免，惜哉！
武成之书孔子言：“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所谓服事者，美其能于纣之世尽臣道也。而《史记?周本纪》云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其后改法度，制正朔，追尊古公、公季为王。是说之非，自唐梁肃至于欧阳、东坡公、孙明复皆尝着论，然其失自《武成》始也。孟子曰：“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今考其书，云“大王肇基王迹，文王诞膺天命，以抚方夏”，及武王自称曰“周王发”，皆纣尚在位之辞。且大王居邠，犹为狄所迫逐，安有“肇基王迹”之事？文王但称西怕，焉得言“诞膺天命”乎？武王未代商，已称周王；可乎？则《武成》之书不可尽信，非止“血流漂杵”一端也。至编简舛误，特其小小者云。象载瑜《汉郊祀歌?象载瑜》章云：“象载瑜，白集西。”颜师古曰：“象载，象舆也。山出象舆，瑞应车也。”《赤蚊》章云“
译他论述《诗序》说，作诗的人不一定有《序》。现在的解说者说，《序》与《诗》同时作成，这难道不是迷惑吗？那些流传下来的逸诗，是岐山下的石鼓文，又哪里能看到《序》呢？说晋武公篡位自立，秦仲是石勒一流的人，秦襄公夺取周地，都不应该被赞美。《文王有声》是接着讨伐，这是说文王以讨伐商纣为志向，武王以讨伐商纣为功业。《庭燎》、《沔水》、《鹤鸣》、《白驹》是对宣王的箴言、规劝、告诫、讽刺，那么《云汉》、《韩奕》、《嵩高》、《烝民》的创作就是虚妄的了。没有《小雅》如此恶劣，而《大雅》却如此美好的情况。说《子衿》、《候人》、《采绿》的《序》杂乱无章没有益处，《樛木》、《日月》的《序》自相矛盾，《定之方中》、《木瓜》的《序》不纯正。孟子、荀卿、左丘明、贾谊、刘向以及汉代的诸儒，论述涉及《诗经》的很多，不曾有一句话把《诗序》作为议论对象的，那么《序》的创作时间就很晚了。晁氏的论述是否正确，也不敢贸然断言。但其中有一处说，秦康公败坏了秦穆公的基业，天天对母家动武，穿着丧服去寻求战争，终身征战不知停止，而《渭阳》的《序》称赞他“我见到舅舅，如同母亲还在”，这难道是纯粹的孝道吗？陈厉公被杀，陈佗取代他即位，而《墓门》的《序》责备陈佗“没有好的师傅”，这就搞错了类别。我认为康公《渭阳》这首诗，是赠送晋文公进入晋国时所作，距离他即位已经十六年了。穿着丧服用兵，大概是晋襄公吧，《左传》说“子墨衰绖”就是指的这件事。康公送公子雍去晋国，大概是顺从他的请求。晋国违背约定而与他交战，康公有什么罪呢？责备他对母家动武，是不可以的。陈佗杀了陈威公的太子而取代他，所以蔡国人杀了陈佗而立陈厉公，这不是陈厉公的罪过。晁氏诋毁陈厉公以申明伦理，也是不可以的。
他论述《三传》，说杜预凭借左氏传的见闻，夺取了孔子的笔削之权。公羊学派失之于错杂混乱，而何休又特别辜负了公羊学。只有谷梁传出现较晚，鉴戒两家的背离而加以匡正，然而有时与他们同流合污，至于那些精深远大的地方，真正得到了子夏所传的精髓。范寗又依据诸儒之说而广博辩难，申张谷梁的旨意，他在是非判断上也稍微公正了一些，不像杜预那样一味申张《左传》，决然不敢有不同意见。这个论述最好。
那么晁公对于群经，可以说是自信坚定而不随波逐流的人了。
邳彤、郦商在汉光武帝讨伐王郎时，河北都叛变了，只有矩鹿、信都坚守，议论的人说可以凭借这两个郡的兵力自己护送，返回长安。只有邳彤认为不可以，认为如果实行这个策略，岂止是白白失去河北，必定还会惊动三辅地区。皇上既然西行，那么邯郸的军队，不肯背离城主而千里护送皇上，他们离散逃亡是必然的。光武帝被他的话感动而停止。苏轼说：“这是东汉兴亡的决定时刻，邳彤也可以说是汉朝的元老了。”邳彤在云台二十八将之中，不被人们标榜为特异，等到这个论述出现，有见识的人才知道确实如此。汉高祖去世，吕后与审食其谋划说：“各位将领过去与皇帝是编户齐民，现在侍奉少主，如果不把他们全族诛灭，天下就不会安定。”因此不发丧。郦商见到审食其说：“如果真的这样，天下就危险了。陈平、灌婴率领十万军队守卫荥阳，樊哙、周勃率领二十万军队平定燕、代，等到听说皇帝驾崩，各位将领都被诛杀，必定联合军队回师攻打关中，灭亡可以翘足以待。”审食其进去报告，才发丧。那么当时汉朝的危机，几乎到了无法保全的地步，郦商在谈笑之间，使局势廓然无事，他的功劳难道不大吗？然而没有人表彰他！等到吕后去世，吕禄占据北军，郦商的儿子郦寄欺骗吕禄让他出游，使得周勃得以进入。那么郦氏父子对于汉朝，称之为社稷之臣是可以的。郦寄与刘揭一同劝说吕禄交出将军印绶，等到文帝论功行赏，刘揭封侯赐金，而郦寄没有被记录，陈平、周勃也不为他说一句好话，这又是不可以理解的。后来郦寄继承父亲的爵位成为侯，又因为犯罪被免职，可惜啊！
《武成》这本书孔子说：“周朝的德行，可以说是极致的德行了。拥有天下的三分之二，却仍然服侍殷商。”所谓服侍，是赞美他能在商纣的时代尽到臣子的道义。而《史记·周本纪》说西伯大概在受命的那一年称王，并裁决虞、芮的诉讼，后来改变法度，制定正朔，追尊古公、公季为王。这种说法的错误，从唐代的梁肃到欧阳修、苏轼、孙明复都曾著文论述，然而它的错误是从《武成》开始的。孟子说：“我对于《武成》，只取其中的两三页罢了。”现在考察这本书，说“大王开创王业的踪迹，文王承受天命，来安抚四方华夏”，以及武王自称“周王发”，都是商纣还在位时的言辞。况且大王居住在邠地，还被狄人迫逐，怎么会有“开创王业踪迹”的事情？文王只称西伯，怎么能说“承受天命”呢？武王没有取代商朝，已经称周王；可以吗？那么《武成》这本书不能完全相信，不仅仅是“血流漂杵”这一端。至于编简错乱，只是小小的问题罢了。《象载瑜》《汉郊祀歌·象载瑜》章说：“象载瑜，白集西。”颜师古说：“象载，就是象舆。山中出现象舆，是瑞应的车。”《赤蚊》章说
象舆■”，即此也。而《景星》章云：“象载昭庭。”师古曰：“象谓悬象也。悬象秘事，昭显于庭也。”二字同出一处，而自为两说。按乐章同意，正指瑞应车，言昭列于庭下耳。三刘《汉》释之说亦得之，而谓“白集西”为西雍之麟，此则不然。盖歌诗凡十九章，皆书其名于后，《象载瑜》前一行云“行幸雍获白麟作”，自为前篇“朝陇首，览西垠”之章，不应又于下篇赘出之也。
译“象舆”，就是这里所说的。而《景星》章说：“象载昭庭。”颜师古说：“象指的是悬象。悬象是隐秘之事，在庭中昭然显现。”这两个字出自同一处，却各自有不同的解释。考察乐章的本意，正是指祥瑞应验的车，说它显赫地陈列在庭下罢了。三刘在《汉书》中的解释也符合这个意思，但他们认为“白集西”是指西雍的白麟，这就不对了。因为歌诗共有十九章，都在后面写明了篇名，《象载瑜》前一行写着“行幸雍获白麟作”，这自然是属于前一篇“朝陇首，览西垠”的章节，不应该又在下一篇中重复赘述。
管晏之言《孟子》所书：“齐景公问于晏子曰：‘吾欲观于转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观也？’晏子对曰：‘天子诸侯，无非事者。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今也不然。师行而粮食。从流下而忘反谓之流。从流上而忘反谓之连。从兽无厌谓之荒。乐酒无厌谓之亡。先王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景公说，大戒于国。”《管子?内言?戒》篇曰：“威公将东游，问于管仲曰：‘我游犹轴转斜，南至琅邪。司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谓也？’对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农事之不本者，谓之游。秋出补人之不足者，谓之夕，夫师行而粮食其民者，谓之亡。从乐而不反者，谓之荒。先王有游夕之业于民，无荒亡之行于身。’威公退再拜，命曰宝法。”观管、晏二子之语，一何相似，岂非传记所载容有相犯乎？管氏既自为一书，必不误，当更考之《晏子春秋》也。
共工氏《礼记?祭法》、《汉书?郊祀志》，皆言共工氏霸九州岛，以其无录而王，故谓之霸。《历志》则云：“虽有水德，在火本之间，非其序也。任知刑以强，故伯而不王。周人迁其行序，故《易》不载。”注言：“以其非次故去之。”《史记?律书》：“颛帝有共工之陈，以平水害。”文颖曰：“共工，主水官也。少昊氏衰，秉政作虐，故颛帝伐之。本主水官，因为水行也。”然《左传》郯子所叙黄帝、炎帝五代所名官，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杜预云：“共工氏以诸侯伯有九州岛者，在神农之前，太吴之后，亦受水瑞，以水名官。”盖其与炎、黄诸帝，均受五行之瑞，无所低昂，是亦为王明矣。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岛，至今祀以为社。前所纪谓“周人去其行序”，恐非也。至于怒触不周之山，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此说尤为诞罔。洪氏出于此，本曰“共”，《左传》所书晋左行共华、鲁共刘，皆其裔也。后又推本水德之绪加水于左而为“洪”云。《尧典》所称“共工方鸠僝功”，即舜所流者，非此也。时以名官，故舜命垂为之。
汉志之误昔人谓颜师古为班氏忠臣，以其注释纪传，虽有舛误，必委曲为之辨故也。如《五行志》中最多，其最显显者，与《尚书》及《春秋》乖戾为甚。桑谷共生于朝。刘向以为商道既衰，高宗乘敝而起，既获显荣，怠于政事，国将危亡，故桑谷之异见。武丁恐骇，谋于忠贤。颜注曰：“桑谷自太戊时生，而此云高宗时，其说与《尚书大传》不同，未详其义，或者伏生差谬。”按《艺文志》自云：“桑谷共生，太戊以兴，鸣雉登鼎，武丁为宗。”乃是本书所言，岂不可为明证，而翻以伏生为谬，何也？僖公二十九年，大雨雹。刘向以为信用公子遂，遂专权自恣，僖公不寤，后二年，杀子赤立宣公。又载文公十六年，蛇自泉宫出。刘向以为其后公子遂杀二子而立宣公。此是文公未年事，而刘向既书之，又误以为僖。颜无所辨。隐公三年，日有食之。刘向以为其后郑获鲁隐。注引“狐壤之战，隐公获焉”。此自是隐为公子时事耳，《左传》记之甚明。宣公十五年，王札子杀召伯、毛伯。董仲舒以为成公时。其它如言楚庄始称王，晋灭江之类，颜虽随事敷演，皆云未详其说，终不肯正诋其疵也。《地理志》中沛郡公丘县曰：“故滕国，周懿王子叔绣所封。”颜引《左传》“郜、雍、曹、滕，文之昭也”为证，亦云未详其义。真定之肥垒，菑川之剧，泰山之肥城，皆以为肥子国，而辽西之肥如，又云“肥子奔燕，燕封于此。”魏郡元城县云：“魏公子元食邑于此，因而遂氏焉。”常山元氏县云：“赵公子元之封邑，故曰元氏。”不应两邑命名相似如此。正文及《志》五引摩池河，皆注云：“虐音呼，池音徒河反。”又“五伯迭兴”，注云：“此五伯谓齐威、宋襄、晋文、秦穆、楚庄也。”而《诸侯王表》“五伯扶其弱”注云：“谓齐威、宋襄、晋文、秦穆、吴夫差也。”《异姓诸侯王表》“适
译管仲和晏子的言论，《孟子》中有记载：“齐景公问晏子说：‘我想去转附、朝儛游览，沿着海岸向南，直到琅邪，我该怎么做才能与先王的巡狩相比呢？’晏子回答说：‘天子诸侯，没有不做事的。春天视察耕作以补助不足，秋天视察收获以救助匮乏。现在却不是这样。军队出行而消耗粮食。顺流而下而忘记返回叫做‘流’。顺流而上而忘记返回叫做‘连’。追逐野兽没有满足叫做‘荒’。沉溺酒色没有满足叫做‘亡’。先王没有流连的享乐，没有荒亡的行为。’景公很高兴，在国内大加告诫。”《管子·内言·戒》篇说：“齐桓公将要向东游历，问管仲说：‘我的游历像车轴转动一样，向南直到琅邪。司马说，这也是先王的游历啊。这是什么意思？’管仲回答说：‘先王的游历，春天出来查看不从事农业的人，叫做‘游’。秋天出来补助百姓的不足，叫做‘夕’。军队出行而消耗百姓粮食的，叫做‘亡’。沉溺享乐而不返回的，叫做‘荒’。先王对百姓有游夕的功业，对自己没有荒亡的行为。’桓公退下后再次拜谢，称这是宝贵的法则。”看管仲、晏子二人的话，多么相似，难道不是传记所载容有重复吗？管氏既然自成一书，必定不会错，应当再考证《晏子春秋》。
共工氏《礼记·祭法》、《汉书·郊祀志》，都说共工氏称霸九州，因为他没有德行而称王，所以称为霸。《历志》却说：“虽然有水德，在火德和本德之间，不是它的次序。任用智刑以逞强，所以称霸而不称王。周人改变了他的行序，所以《易经》不记载。”注解说：“因为他不是次序所以去掉了他。”《史记·律书》：“颛顼帝有共工的阵势，用来平定水害。”文颖说：“共工，是主管水事的官。少昊氏衰落，他执政作恶，所以颛顼帝讨伐他。本来主管水事，因此称为水行。”然而《左传》中郯子所叙述黄帝、炎帝五代所命名的官职，共工氏以水纪年，所以为水师而用水命名。杜预说：“共工氏以诸侯称霸九州的，在神农之前，太昊之后，也接受水瑞，以水命名官职。”大概他与炎帝、黄帝等帝，都接受五行的祥瑞，没有高低之分，这也是称王了。他的儿子叫后土，能平定九州，至今祭祀他作为社神。前面所记载的“周人去掉他的行序”，恐怕不对。至于怒撞不周山，天向西北倾斜，地向东南塌陷，这种说法尤其荒诞无稽。洪氏出于此，本来说“共”，《左传》所记载的晋左行共华、鲁共刘，都是他的后裔。后来又推究水德的源流，在左边加水成为“洪”字。《尧典》所称“共工正忙于聚集功劳”，就是舜所流放的人，不是这个人。当时以名官，所以舜任命垂担任这个官职。
汉志的错误过去的人说颜师古是班氏的忠臣，因为他注释纪传，虽然有错误，必定委曲为之辩解。如《五行志》中最多，其中最明显的，与《尚书》及《春秋》违背得很严重。桑谷共同生长在朝廷。刘向认为商道已经衰落，高宗趁着弊病而起，既然获得显赫荣耀，就怠于政事，国家将要危亡，所以桑谷的异象出现。武丁恐惧惊骇，向忠贤谋问。颜注说：“桑谷从太戊时生长，而这里说高宗时，这种说法与《尚书大传》不同，不清楚它的意义，或许伏生有差错。”按《艺文志》自己说：“桑谷共生，太戊因此兴盛，鸣雉登鼎，武丁成为宗庙。”这是本书所说的，难道不能作为明证，反而认为伏生有谬误，为什么呢？僖公二十九年，下大雨雹。刘向认为信用公子遂，遂专权自恣，僖公不醒悟，后二年，杀子赤立宣公。又记载文公十六年，蛇从泉宫出来。刘向认为其后公子遂杀二子而立宣公。这是文公末年的事，而刘向既然写了，又误以为是僖公。颜师古没有辩解。隐公三年，日食。刘向认为其后郑国俘获鲁隐公。注引“狐壤之战，隐公被俘”。这自然是隐公为公子时事，《左传》记载得很清楚。宣公十五年，王札子杀召伯、毛伯。董仲舒认为是成公时。其他如说楚庄开始称王，晋灭江之类，颜师古虽然随事敷演，都说未详其说，终究不肯正面指责其瑕疵。《地理志》中沛郡公丘县说：“故滕国，周懿王子叔绣所封。”颜师古引《左传》“郜、雍、曹、滕，文之昭也”为证，也说未详其义。真定的肥垒，菑川的剧，泰山的肥城，都认为是肥子国，而辽西的肥如，又说“肥子奔燕，燕封于此。”魏郡元城县说：“魏公子元食邑于此，因而遂氏焉。”常山元氏县说：“赵公子元之封邑，故曰元氏。”不应两邑命名如此相似。正文及《志》五次引用摩池河，都注说：“虐音呼，池音徒河反。”又“五伯迭兴”，注说：“这五伯指齐威、宋襄、晋文、秦穆、楚庄。”而《诸侯王表》“五伯扶其弱”注说：“指齐威、宋襄、晋文、秦穆、吴夫差。”《异姓诸侯王表》“适
戍强于五伯”注云：“谓昆吾、大彭、琢韦、齐威、晋文也。”均出一书，皆师古注辞，而异同如此。
译“戍强于五伯”的注解说：“指的是昆吾、大彭、琢韦、齐威、晋文。”这些内容都出自同一本书，也都是颜师古的注释，然而却存在这样的差异。
汉将军在御史上《汉书?百官公卿表》，御史大夫掌副丞相，位上卿，银印青缓，前后左右将军亦位上卿，而金印紫绞。故《霍光传》所载群臣连名奏曰，丞相敞、大将军光、车骑将军安世、度辽将军明友、前将军增、后将军充国、御史大夫谊。且云群臣以次上殿。然则凡杂将军，皆在御史大夫上，不必前后左右也。
上元张灯上元张灯，《太平御览》所载《史记?乐书》曰：“汉家祀太一，以昏时祠到明。”今人正月望日夜游观灯，是其遗事，而今《史记》无此文。唐韦述《两京新记》曰：“正月十五日夜，敕金吾弛禁，前后各一日以看灯。”本朝京师增为五夜，俗言钱忠懿纳土，进钱买两夜，如前史所谓买宴之比。初用十二、十三夜，至崇宁初，以两日皆国忌，遂展至十七、十八夜。予按国史，干德五年正月，诏以朝廷无事，区寓乂安，令开封府更增十七、十八两夕。然则俗云因钱氏及崇宁之展日，皆非也。太平兴国五年十月下元，京城始张灯如上元之夕，至淳化元年六月，始罢中元、下元张灯。
七夕用六日太平兴国三年七月，诏：“七夕嘉辰，着于甲令。今之习俗，多用六日，非旧制也，宜复用七日。”且名为七夕而用六，不知自何时始。然唐世无此说，必出于五代耳。
宰相参政员数太祖登极，仍用周朝范质、王溥、魏仁浦三宰相，四年，皆罢，赵普独相。越三月，始创参知政事之名，而以命薛居正、吕余庆，后益以刘熙古，是为一相三参。及普罢去，以居正及沈义伦为相，卢多逊参政。太宗即位，多逊亦拜相。凡六年，三相而无一参。自后颇以二相二参为率。至和二年，文彦博为昭文相，刘沆为史馆相，富粥为集贤相，但用程勘一参。惟至道三年吕端以右仆射独相，而户部侍郎温仲舒、礼部侍郎王化基、工部尚书李至、礼部侍郎李沆四参政，前后未之有也。
朱崖迁客唐韦执谊自宰相贬崖州司户，刺史命摄军事衙推，碟词云：“前件官久在朝廷，颇谙公事，幸期佐理，勿惮縻贤。”当时传以为笑，然犹未至于挫抑也。卢多逊罢相流崖州，知州乃牙校，为子求昏，多逊不许，遂侵辱之，将加害，不得已，卒与为昏。绍兴中，胡邦衡铨窜新州，再徙吉阳，吉阳即朱崖也。军守张生，亦一右列指使，遇之亡状，每旬呈，必令囚首诣廷下。邦衡尽礼事之，至作五十韵诗，为其生日寿，性命之忧，朝不谋夕。是时，黎酋闻邦衡名，遣子就学，其居去城三十里，尝邀致入山，见军守者，荷枷絣西底下，酋指而语曰：“此人贪虐已甚，吾将杀之，先生以为何如？”邦衡曰：“其死有余罪，果若此，足以洗一邦怨心。然既蒙垂问，切有献焉。贤郎所以相从者，为何事哉？当先知君臣上下之名分。此人固亡状，要之为一州主，所谓邦君也。欲诉其过，合以告海南安抚司，次至广西经略司，俟其不行，然后讼于枢密院，今不应擅杀人也。”酋悟，遽释之，令自书一纸引咎，乃再拜而出。明日，邦衡归，张诣门悔谢，殊感再生之恩，自此待为上客。邦衡以隆兴初在侍从，录所作《生日诗》示仲兄文安公，且备言昔日事。乃知去天万里，身陷九渊，日与死迫，古今一辙也。
张士贵宋璟唐太宗自临治兵，以部陈不整，命大将军张士贵杖中郎将等，怒其杖轻，下士贵吏。魏征谏曰：“将军之职，为国爪牙，使之执杖，已非后法，况以杖轻下吏乎？”上亟释之。明皇开元三年，御史大夫宋璟坐监朝堂杖人杖轻，贬睦州刺史，姚崇为宰相，弗能止，卢怀慎亦为相，疾亟，表言璟明时重器，所坐者小，望垂矜录，上深纳之。太宗、明皇，有唐贤君也，而以杖人轻之故，加罪大将军、御史大夫，可谓失政刑矣。
韩欧文语《盘谷序》云：“坐茂林以终日，濯清泉以自洁。采于山，美可茹；钓于水，鲜可食。”《醉翁亭记》云，“野花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
译汉代将军的地位高于御史大夫。《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御史大夫掌管副丞相之职，位列上卿，佩银印青绶；前后左右将军也位列上卿，却佩金印紫绶。所以《霍光传》中记载群臣联名上奏说：“丞相敞、大将军光、车骑将军安世、度辽将军明友、前将军增、后将军充国、御史大夫谊。”并且说群臣按次序上殿。由此可见，凡是杂号将军，都在御史大夫之上，并不局限于前后左右将军。
上元张灯。《太平御览》所引《史记·乐书》说：“汉代祭祀太一神，从黄昏时开始祭祀直到天明。”如今人们在正月十五夜晚出游观灯，就是这一习俗的遗留，但现在的《史记》中没有这段文字。唐代韦述《两京新记》说：“正月十五日夜，皇帝下令金吾卫解除宵禁，前后各延长一天以便观灯。”本朝京城增加到五夜，俗传是因为吴越钱忠懿王纳土归降，进献钱财买来了两夜，如同前代史书所说的“买宴”一样。起初使用十二、十三两夜，到崇宁初年，因为这两天都是国忌日，于是顺延到十七、十八两夜。我查阅国史，干德五年正月，诏令说因为朝廷无事，天下安定，命令开封府再增加十七、十八两夜。那么俗传因钱氏及崇宁年间而延长灯期的说法，都是不对的。太平兴国五年十月下元节，京城开始像上元节那样张灯，直到淳化元年六月，才停止中元、下元张灯的习俗。
七夕使用六日。太平兴国三年七月，诏令说：“七夕是美好的时辰，记载在法令中。现在的习俗，多使用六日，不符合旧制，应该恢复使用七日。”况且名为七夕却使用六日，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然而唐代没有这种说法，必定是出于五代时期。
宰相与参政的人数。太祖登基，仍然沿用后周的范质、王溥、魏仁浦三位宰相，四年后，三人都被罢免，只有赵普独任宰相。过了三个月，才创设参知政事的名称，并任命薛居正、吕余庆担任，后来又增加刘熙古，这是一位宰相三位参政。等到赵普罢免离去，任命薛居正和沈义伦为宰相，卢多逊任参政。太宗即位，卢多逊也被任命为宰相。共六年，三位宰相而没有一位参政。此后多以两位宰相两位参政为常规。至和二年，文彦博任昭文馆宰相，刘沆任史馆宰相，富弼任集贤院宰相，只任用程颢一位参政。只有至道三年，吕端以右仆射独任宰相，而户部侍郎温仲舒、礼部侍郎王化基、工部尚书李至、礼部侍郎李沆四位参政，前后都没有过这种情况。
朱崖迁客。唐代韦执谊从宰相贬为崖州司户，刺史命令他代理军事衙推，碟词说：“前件官长期在朝廷任职，很熟悉公务，希望辅助治理，不要吝惜束缚贤才。”当时人们传以为笑，但还没有到挫伤压抑的地步。卢多逊罢相流放崖州，知州是牙校，为儿子求娶卢多逊的女儿，卢多逊不答应，于是侵辱他，想要加害，不得已，最终嫁了女儿。绍兴年间，胡邦衡被贬谪到新州，再迁徙到吉阳，吉阳就是朱崖。军守张生，也是一位右列指使，对待他毫无礼数，每旬呈报，必定让他囚首垢面到廷下。胡邦衡尽礼侍奉他，甚至作五十韵诗，为他生日祝寿，性命之忧，朝不保夕。这时，黎族酋长听说胡邦衡的名声，派儿子来求学，他的住处离城三十里，曾邀请胡邦衡入山，见到军守的人，背着枷锁绑在底下，酋长指着说：“这个人贪婪暴虐太过分了，我将杀了他，先生以为如何？”胡邦衡说：“他死有余辜，果真如此，足以洗刷一邦的怨气。然而既然承蒙垂问，我有话要献。贤郎所以跟随我，是为了什么事呢？应当先知道君臣上下的名分。这个人固然毫无礼数，但毕竟是一州之主，所谓邦君。想申诉他的过错，应该报告海南安抚司，其次到广西经略司，等到他们不处理，然后讼于枢密院，现在不应该擅自杀人。”酋长醒悟，立即释放了他，让他自己写一张纸引咎，于是再拜而出。第二天，胡邦衡回来，张生上门悔谢，非常感激再生之恩，从此把他当作上宾。胡邦衡在隆兴初年在侍从职位，将所作的《生日诗》给仲兄文安公看，并且详细讲述了昔日的事。才知道远离天子万里，身陷九渊，日日与死亡逼近，古今是一样的。
张士贵与宋璟。唐太宗亲自临阵治兵，因为部伍阵势不整齐，命令大将军张士贵杖责中郎将等人，愤怒他杖责太轻，将张士贵交给官吏治罪。魏征劝谏说：“将军的职责，是国家的爪牙，让他执杖，已经不符合后法，何况因为杖轻而交给官吏治罪呢？”皇上立即释放了他。明皇开元三年，御史大夫宋璟因为监朝堂杖人杖轻，被贬为睦州刺史，姚崇任宰相，不能阻止，卢怀慎也任宰相，病重，上表说宋璟是明时的重器，所犯的罪小，希望皇上怜悯录用，皇上深深采纳了他的意见。太宗、明皇，是唐代的贤君，却因为杖人轻的缘故，加罪大将军、御史大夫，可以说是失政刑了。
韩欧的文语。《盘谷序》说：“坐在茂林中度过整天，在清泉中洗涤以自洁。采于山，美味可吃；钓于水，新鲜可食。”《醉翁亭记》说：“野花开放而散发幽香，佳木秀丽而形成繁阴，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杂乱地摆在面前。”
”欧公文势，大抵化韩语也。然“钓于水，鲜可食”与“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采于山”与“山殽前陈”之句，烦简工夫则有不侔矣。
译欧阳修文章的笔势，大体上是化用了韩愈的文风。然而，“钓于水，鲜可食”与“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采于山”与“山殽前陈”这些句子，在繁简的锤炼功夫上却有着高下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