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斋三笔卷第十（十七则）
纳绸绢尺度周显德三年。敕，旧制织造絁绸、绢布、绫罗、锦绮、纱縠等，幅阔二尺起，来年后并须及二尺五分。宜令诸道州府，来年所纳官绢，每匹须及一十二两，其絁绸只要夹密停匀，不定斤两。其纳官绸绢，依旧长四十二尺。乃知今之税绢，尺度长短阔狭，斤两轻重，颇本于此。
朱梁轻赋朱梁之恶，最为欧阳公《五代史记》所斥詈。然轻赋一事，旧史取之，而新书不为拈出。其语云：“梁祖之开国也，属黄巢大乱之余，以夷门一镇，外严烽候，内辟污莱，厉以耕桑，薄其租赋，士虽苦战，民则乐输，二纪之间，俄成霸业。及末帝与庄宗对垒于河上，河南之民，虽困于辇运，亦未至流亡。其义无他，盖赋敛轻而丘园可恋故也。及庄宗平定梁室，任吏人孔谦为租庸使，峻法以剥下，厚敛以奉上，民产虽竭，军食尚亏，加之以兵革，因之以饥馑，不四三年，以致颠陨。其义无他，盖赋役重而寰区失望故也。”予以事考之，此论诚然，有国有家者之龟鉴也。《资治通鉴》亦不载此一节。坎离阴阳《坎》位正北，当幽阴肃杀之地，其象于《易》为水为月。董仲舒所谓“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然而谓之阳。《离》位正南，当文明赫赫之地，于《易》为日为火。仲舒所谓“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长养为事”，然而谓之阴。岂非以阴生于午，阳生于子故邪？司马贞云：“天是阳，而南是阳位，故木亦是阳，所以木正为南正也。火是地正，亦称北正者，火数二，二地数，地阴，主北方，放火正亦称北正。”究其极挚，颇似难晓，圣人无所云，古先名儒以至于今，亦未有论之者。
前执政为尚书祖宗朝，曾为执政，其后入朝为他官者甚多。自元丰改官制后，但为尚书。曾孝宽自签书枢密去位，复拜吏部尚书。韩忠彦自知枢密院出藩，以吏书召。李清臣、蒲宗孟、王存，皆尝为左丞，而清臣、存复拜吏书，宗孟兵书。先是元佑六年，清臣除目下，为给事中范祖禹封还，朝廷未决，继又进拟宗孟兵部右丞。苏辙言：“不如且止。”左仆射吕大防于帘前奏：“诸部久阙尚书，见在人皆资浅，未可用，又不可阙官，须至用前执政。”辙曰：“尚书阙官已数年，何尝阙事？”遂已。胡宗愈尝为右丞，召拜礼书、吏书。自崇宁已来，乃不复然。
河伯娶妇《史记》褚先生所书魏文侯时西门豹为邺令，问民所疾苦。长老曰：“吾为河伯娶妇，以故贫。”豹问其故，对口：“邺三老、廷掾常岁赋敛百姓钱，得数百万，用其二三十万为河伯娶妇，与祝巫分其余钱持归。巫行视小家女好者，即聘娶，为治斋宫河上，粉饰女，浮之河中而没。其人家有好女者，多持女远逃亡，以故城中益空无人。”豹曰：“至娶妇时，吾亦往送。”遂投大巫妪及三弟子并三老于河，乃罢去。从是以后，不敢复言为河伯娶妇。予按此事，盖出于一时杂传记，疑未必有实。而《六国表》秦灵公八年，“初以君主妻河。”言初者，自此年而始，不知止于何时，注家无说。司马贞《史记索隐》乃云，初以君主妻河“谓初以此年取他女为君主，君主犹公主也。妻河，谓嫁之河伯，故魏俗犹为河伯娶妇，盖其遗风。”然则此事秦、魏皆有之矣。
六经用字《六经》之道同归，旨意未尝不一，而用字则有不同者。如佑、佑、右三字一也，而在《书》为佑，在《易》为佑，在《诗》为右。惟、维、唯一也，而在《书》为惟，在《诗》为维，在《易》为唯，《左传》亦然。又如《易》之无字，《周礼》之灋、视、薧、鱻、齍、辠、渔、桌、斞、閷、■等字，他经皆不然。今人书无咎、无妄，多作无，失之矣。孝宗初登极，以潜邸为佑圣观，令玉册官篆牌。奏云：“篆法佑字无立人，只单作右字。”道士力争，以为观名去人，恐不可安迹。有旨特增之。
鄂州兴唐寺钟鄂州城北凤凰山之阴，有佛刹，曰兴唐寺。其小阁有钟，题志云：“大唐天佑二年三月十五日新铸。”勒官阶
译纳绸绢尺度周显德三年。敕，旧制织造絁绸、绢布、绫罗、锦绮、纱縠等，幅阔二尺起，来年后并须及二尺五分。宜令诸道州府，来年所纳官绢，每匹须及一十二两，其絁绸只要夹密停匀，不定斤两。其纳官绸绢，依旧长四十二尺。乃知今之税绢，尺度长短阔狭，斤两轻重，颇本于此。
朱梁轻赋朱梁之恶，最为欧阳公《五代史记》所斥詈。然轻赋一事，旧史取之，而新书不为拈出。其语云：“梁祖之开国也，属黄巢大乱之余，以夷门一镇，外严烽候，内辟污莱，厉以耕桑，薄其租赋，士虽苦战，民则乐输，二纪之间，俄成霸业。及末帝与庄宗对垒于河上，河南之民，虽困于辇运，亦未至流亡。其义无他，盖赋敛轻而丘园可恋故也。及庄宗平定梁室，任吏人孔谦为租庸使，峻法以剥下，厚敛以奉上，民产虽竭，军食尚亏，加之以兵革，因之以饥馑，不四三年，以致颠陨。其义无他，盖赋役重而寰区失望故也。”予以事考之，此论诚然，有国有家者之龟鉴也。《资治通鉴》亦不载此一节。坎离阴阳《坎》位正北，当幽阴肃杀之地，其象于《易》为水为月。董仲舒所谓“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然而谓之阳。《离》位正南，当文明赫赫之地，于《易》为日为火。仲舒所谓“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长养为事”，然而谓之阴。岂非以阴生于午，阳生于子故邪？司马贞云：“天是阳，而南是阳位，故木亦是阳，所以木正为南正也。火是地正，亦称北正者，火数二，二地数，地阴，主北方，放火正亦称北正。”究其极挚，颇似难晓，圣人无所云，古先名儒以至于今，亦未有论之者。
前执政为尚书祖宗朝，曾为执政，其后入朝为他官者甚多。自元丰改官制后，但为尚书。曾孝宽自签书枢密去位，复拜吏部尚书。韩忠彦自知枢密院出藩，以吏书召。李清臣、蒲宗孟、王存，皆尝为左丞，而清臣、存复拜吏书，宗孟兵书。先是元佑六年，清臣除目下，为给事中范祖禹封还，朝廷未决，继又进拟宗孟兵部右丞。苏辙言：“不如且止。”左仆射吕大防于帘前奏：“诸部久阙尚书，见在人皆资浅，未可用，又不可阙官，须至用前执政。”辙曰：“尚书阙官已数年，何尝阙事？”遂已。胡宗愈尝为右丞，召拜礼书、吏书。自崇宁已来，乃不复然。
河伯娶妇《史记》褚先生所书魏文侯时西门豹为邺令，问民所疾苦。长老曰：“吾为河伯娶妇，以故贫。”豹问其故，对口：“邺三老、廷掾常岁赋敛百姓钱，得数百万，用其二三十万为河伯娶妇，与祝巫分其余钱持归。巫行视小家女好者，即聘娶，为治斋宫河上，粉饰女，浮之河中而没。其人家有好女者，多持女远逃亡，以故城中益空无人。”豹曰：“至娶妇时，吾亦往送。”遂投大巫妪及三弟子并三老于河，乃罢去。从是以后，不敢复言为河伯娶妇。予按此事，盖出于一时杂传记，疑未必有实。而《六国表》秦灵公八年，“初以君主妻河。”言初者，自此年而始，不知止于何时，注家无说。司马贞《史记索隐》乃云，初以君主妻河“谓初以此年取他女为君主，君主犹公主也。妻河，谓嫁之河伯，故魏俗犹为河伯娶妇，盖其遗风。”然则此事秦、魏皆有之矣。
六经用字《六经》之道同归，旨意未尝不一，而用字则有不同者。如佑、佑、右三字一也，而在《书》为佑，在《易》为佑，在《诗》为右。惟、维、唯一也，而在《书》为惟，在《诗》为维，在《易》为唯，《左传》亦然。又如《易》之无字，《周礼》之灋、视、薧、鱻、齍、辠、渔、桌、斞、閷、■等字，他经皆不然。今人书无咎、无妄，多作无，失之矣。孝宗初登极，以潜邸为佑圣观，令玉册官篆牌。奏云：“篆法佑字无立人，只单作右字。”道士力争，以为观名去人，恐不可安迹。有旨特增之。
鄂州兴唐寺钟鄂州城北凤凰山之阴，有佛刹，曰兴唐寺。其小阁有钟，题志云：“大唐天佑二年三月十五日新铸。”勒官阶
姓名者两人，一曰金紫光禄大、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御史大陈知新，一曰银青光禄大、检校尚书右仆射、兼御史大杨琮。大字之下，皆当有夫字，而悉削去，观者莫能晓。五代《新、旧史》、《九国志》并无其说，唯刘道原《十国纪年》，载杨行密之父名怤，怤与夫同音。是时，行密据淮南，方破杜洪于鄂，而有其地，故将佐为讳之。行密之子渭，建国之后，改文散诸大夫为大卿、御史大夫为御史大宪，更可证也。鄱阳浮洲寺有吴武义二年铜钟，安国寺有顺义三年钟，皆刺史吕师造。题官称曰：“光禄大卿、检校太保。兼御史大卿。”然则亦非大宪也。王得臣《麈史》尝辨此事，而云：“行密遣刘存破鄂州，知新、琮不预。志传皆略而不书。”予又按杨溥时，刘存以鄂岳观察使为都招讨使，知新以岳州刺史为团练使，同将兵击楚，为所执杀，则知新乃存偏裨，非不预也。
译姓名有两人，一位是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御史大夫陈知新，另一位是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右仆射、兼御史大夫杨琮。“大夫”的“大”字之下，原本都应当有“夫”字，却全部被删去，观看的人都不明白其中的缘由。五代时期的《新五代史》、《旧五代史》以及《九国志》中都没有这种说法，只有刘恕（字道原）的《十国纪年》记载，杨行密的父亲名叫杨怤，“怤”与“夫”同音。当时，杨行密占据淮南，刚刚在鄂州击败杜洪，并占有其地，所以将领和僚属为了避讳而删去“夫”字。杨行密的儿子杨渭建立政权后，将文散官中的各种“大夫”改为“大卿”，将“御史大夫”改为“御史大宪”，这更可以证明这一点。鄱阳浮洲寺有吴武义二年的铜钟，安国寺有顺义三年的铜钟，都是由刺史吕师所铸造。钟上题写的官衔说：“光禄大卿、检校太保、兼御史大卿。”然而，这也并非“御史大宪”。王得臣在《麈史》中曾经辨析过这件事，却说：“杨行密派遣刘存攻破鄂州，陈知新、杨琮没有参与。史志和传记都略去而不记载。”我又查考杨溥时期，刘存以鄂岳观察使的身份担任都招讨使，陈知新以岳州刺史的身份担任团练使，一同率兵攻打楚国，被楚军俘获杀害，那么陈知新乃是刘存的副将，并非没有参与此事。
祢衡轻曹操孔融荐祢衡，以为“淑质贞亮，英才卓跞，志怀霜雪，疾恶若雠，任座、史鱼，殆无以过，若衡等辈，不可多得”。数称述于曹操。操欲见之，衡素相轻疾，不肯往，而数有恣言，操怀忿，因召之击鼓，裸身辱之。融为见操，说其狂疾，求得自谢。操喜，敕门者有客便通，待之极宴，衡乃坐于营门，言语悖逆，操怒，送与刘表。衡为融所荐，东坡谓融视操，特鬼蜮之雄，其势决不两立，非融诛操，则操害融。而衡平生唯善融及杨修，常称曰：“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融、修皆死于操手，衡无由得全。汉史言其尚气刚傲，矫时慢物，此盖不知其鄙贱曹操，故陷身危机，所谓语言狂悖者，必诵斥其有僭篡之志耳。刘表复不能容，以与黄祖。观其所著《鹦鹉赋》，专以自况，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如云：“嬉游高峻，栖峙幽深。飞不妄集，翔必择林。虽周旋于羽毛，固殊智而异心。配鸾皇而等美，焉比翼于众禽？”又云：“彼贤哲之逢患，犹栖迟以羇旅。矧禽鸟之微物，能驯扰以安处。”又云：“嗟禄命之衰薄，奚遭时以崄巇。岂言语以阶乱，将不密以致危。”又云：“顾六翮之残毁，虽奋迅其焉如。心怀归而弗果，徒怨毒于一隅。”卒章云：“苟竭心于所事，敢背惠以忘初。期守死以报德，甘尽辞以效愚。”予每三复其文，而悲伤之。李太白诗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黄祖斗筲人，杀之受恶名。吴江赋鹦鹉，落笔超群英。锵锵振金石，句句欲飞鸣。挚鹗啄孤凤，千春伤我情！”此论最为精当也。
禁中文书韩魏公为相，密与仁宗议定立嗣，公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断自不疑。乞内中批出。”帝意不欲宫人知，曰：“只中书行足矣。”淳熙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寿皇圣帝自德寿持丧还宫，二十五日有旨召对，与吏部尚书萧燧同引。中使先谕旨曰：“教内翰留身。”既对，乃旋于东华门内行廊下夹一素幄御榻后出一纸，录唐贞观中太子承干监国事以相示。萧先退，上与迈言，欲令皇太子参决万几，使条具合行事宜。仍戒云：“进入文字须是密。”迈奏言：“当亲自书写实封，诣通进司。”上曰：“也只剪开，不如分付近上一个内臣。”迈又言：“臣无由可与内臣相闻知，惟御药是学士院承受文字，寻常只是公家文书传达，今则不可，欲俟检索典故了日，却再乞对面纳。”上曰：“极好。”于是七日间三得从容。乃知禁廷机事，深畏漏泄如此。其详见于所记见闻事实。
老子之言老子之言，大抵以无为、无名为本，至于绝圣弃智。然所云：“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乃似于用机械而有心者。微言渊奥，固莫探其旨也。
孔丛子前汉枚乘与吴王濞书曰：“夫以一缕之任，系千钧之重，上县无极之高，下垂不测之渊，虽甚愚之人犹知哀其将绝也。马方骇，鼓而惊之；系方绝，又重镇之。系绝于天，不可复结。坠入深渊，难以复出。”《孔丛子嘉言》篇，载子贡之言曰：“夫以一缕之任，系千钧之重，上县之于无极之高，下垂之于不测之深，旁人皆哀其绝，而造之者不知其危。马方骇，鼓而惊之，系方绝，重而镇之。系绝于高，坠入于深，其危必矣。”枚叔全用此语。《汉书》注诸家皆不引证，唯李善注《文选》有之。予按《孔丛子》一书，《汉?艺文志》不载，盖刘向父子所未见。但于儒家有《太常蓼侯孔臧》十篇，今此书之末，有《连丛子》上下二卷，云孔臧着书十篇，疑即是已。然所谓《丛子》者，本陈涉博士孔鲋子鱼所论集，凡二十一篇，为六卷。唐以前不为人所称，至嘉佑四年，宋咸始为注释以迸，遂传于世。今读其文，略无楚、汉间气骨，岂非齐、梁以来好事者所作乎？《孔子家语》着录于《汉志》，二十七卷，颜师古云：“非今所有《家语》也。”
小星诗《诗序》不知何人所作，或是或非，前人论之多矣。唯《小星
译祢衡轻视曹操。孔融推荐祢衡，认为他“品质美好、忠诚正直，才华出众、卓越超群，志向高洁如霜雪，憎恨恶人如同仇敌，任座、史鱼这样的人，大概也比不上他，像祢衡这类人，不可多得”。孔融多次向曹操称述祢衡的才能。曹操想见他，祢衡向来轻视并憎恶曹操，不肯前往，而且多次发表放纵的言论，曹操心中怀恨，于是召他击鼓，让他裸身受辱。孔融去见曹操，为祢衡辩解，说他患有狂病，求得让他自我谢罪。曹操很高兴，命令守门人只要有客人就通报，对他接待极其隆重，祢衡却坐在军营门口，言语悖逆无礼，曹操大怒，将他送给刘表。祢衡因为孔融的推荐，苏东坡说孔融看待曹操，只是鬼蜮中的雄杰，他们的势力决不能并存，不是孔融诛杀曹操，就是曹操害死孔融。而祢衡平生只与孔融和杨修交好，常称赞说：“大儿子是孔文举，小儿子是杨德祖。”孔融、杨修都死在曹操手中，祢衡没有理由得以保全。汉史说他崇尚意气、刚强傲慢，违逆时俗、轻慢他人，这大概是不了解他鄙贱曹操，所以陷入危机，所谓语言狂悖的人，必定是诵读斥责他有僭越篡位的志向罢了。刘表也不能容忍他，把他送给黄祖。看他所写的《鹦鹉赋》，专门用来比喻自己，一篇文章中，多次表达这个意思。比如他说：“嬉戏游玩在高峻之处，栖息停驻在幽深之地。飞翔不随意停落，翱翔必定选择树林。虽然周旋于羽毛之间，本来智慧不同而心意各异。与鸾凤同等美丽，怎能与群禽比翼双飞？”又说：“那些贤哲遭遇祸患，尚且滞留漂泊。何况禽鸟这样的微小生物，能够被驯服而安处吗？”又说：“感叹禄命衰薄，为何遭遇险恶的时世。难道是言语招致祸乱，还是因为不谨慎而导致危险？”又说：“顾念双翼残破，即使奋飞又能如何。心中想归去却未能实现，徒然在一角怨恨愤怒。”结尾说：“如果对所侍奉的人竭尽忠心，怎敢背弃恩惠而忘记初心。期望守死以报答恩德，甘愿耗尽言辞以效忠愚诚。”我每次反复诵读这篇文章，都为之悲伤。李太白诗说：“魏帝经营天下，视祢衡如蝼蚁。黄祖是斗筲小人，杀他而承受恶名。在吴江写《鹦鹉赋》，落笔超越群英。铿锵振响金石，句句欲飞鸣。鸷鸟啄食孤凤，千年来伤我情怀！”这个评论最为精当。
禁中文书。韩魏公担任宰相，秘密与仁宗商议确定立嗣之事，韩公说：“事情如果实行，就不能中途停止，陛下决断不要怀疑。请求从宫内批出。”皇帝不想让宫人知道，说：“只由中书省执行就够了。”淳熙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寿皇圣帝从德寿宫持丧返回皇宫，二十五日有旨召对，与吏部尚书萧燧一同引见。中使先传达旨意说：“让内翰留下。”既已对答，于是回到东华门内行廊下，夹着一个素色帷帐，御榻后拿出一张纸，抄录唐贞观年间太子承干监国的事来给他看。萧燧先退下，皇上与周迈交谈，想令皇太子参与决断各种政务，让他条列符合可行事宜。仍然告诫说：“进呈的文字必须保密。”周迈上奏说：“应当亲自书写并密封，送到通进司。”皇上说：“这也只是剪开，不如分给近处的一个内臣。”周迈又说：“臣没有办法与内臣相互知晓，只有御药是学士院承受文字的，平常只是公家文书传达，现在不可以，想要等检索典故完毕之日，再请求当面递交。”皇上说：“极好。”于是七天间三次得以从容交谈。才知道宫廷机密事务，深深畏惧泄露到如此地步。详细情况记载在《见闻事实》中。
老子的言论。老子的言论，大体以无为、无名为根本，以至于达到绝圣弃智的境界。然而他所说的：“想要收缩它，必定先扩张它；想要削弱它，必定先强化它；想要废弃它，必定先兴起它；想要夺取它，必定先给予它。”似乎像是使用机巧而有私心的人。微言深奥，本来没有人能探求其旨意。
《孔丛子》。前汉枚乘给吴王刘濞的信中说：“用一根细线承担千钧重物，上面悬挂在无极之高，下面垂入不测之渊，即使是极愚蠢的人也知道哀叹它将要断绝。马正惊骇，却击鼓惊吓它；绳子正将断，又加重物压它。绳子断在天上，无法再结。坠入深渊，难以复出。”《孔丛子·嘉言》篇，记载子贡的话说：“用一根细线承担千钧重物，上面悬挂在无极之高，下面垂入不测之深，旁人都哀叹它将断绝，而制造者不知道它的危险。马正惊骇，击鼓惊吓它，绳子正将断，加重物压它。绳子断在高处，坠入深处，危险是必然的。”枚乘完全使用这些话。《汉书》注各家都不引用证明，只有李善注《文选》有。我查考《孔丛子》一书，《汉书·艺文志》不记载，大概是刘向父子所未见。但在儒家有《太常蓼侯孔臧》十篇，现在这本书的末尾，有《连丛子》上下两卷，说孔臧著书十篇，怀疑就是它。然而所谓《丛子》，本是陈涉博士孔鲋子鱼所论集，共二十一篇，为六卷。唐以前不为人所称道，到嘉佑四年，宋咸才开始注释以进献，于是流传于世。现在读它的文章，几乎没有楚、汉间的气骨，难道不是齐、梁以来好事者所作吗？《孔子家语》著录于《汉志》，二十七卷，颜师古说：“不是现在所有的《家语》。”
《小星》诗。《诗序》不知何人所作，或是或非，前人论述很多。只有《小星》
》一篇，显为可议。《大序》云：“惠及下也。”而继之曰：“夫人惠及贱妾，进御于君。”故毛、郑从而为之辞，而郑笺为甚，其释“肃肃宵征，抱衾与调”两句，谓“诸妾肃肃然而行，或早或夜，在于君所，以次序进御。”又云：“裯者床帐也，谓诸妾夜行，抱被与床帐待进御。”且诸侯有一国，其宫中嫔妾虽云至下，固非闾阎贱微之比，何至于抱衾而行？况于床帐，势非一己之力所能致者，其说可谓陋矣。此诗本是咏使者远适，夙夜征行，不敢慢君命之意，与《殷其雷》之指同。
译《大序》说：“这是恩惠施及下位者的意思。”接着又说：“夫人恩惠施及地位低下的妾室，使她们得以进见侍奉君主。”因此毛亨、郑玄顺着这个意思来解释，而郑玄的《笺》说得尤其过分。他在解释“肃肃宵征，抱衾与裯”这两句时，认为“众妾肃肃地行走，无论早晚，都在君主住所，按次序进见侍奉”。又说：“裯是床帐，意思是众妾夜间行走，抱着被子和床帐等待进见侍奉。”况且诸侯拥有一国，宫中的嫔妃妾室虽然地位低下，也终究不是民间卑微之人可比，怎么会抱着被子行走呢？何况床帐，凭一个人的力量根本搬不动，这种说法可以说是浅陋了。这首诗本来是歌颂使者远行，早晚赶路，不敢怠慢君主命令的意思，与《殷其雷》的主旨相同。
桃源行陶渊明作《桃源记》云：“源中人自言，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系之以诗曰：“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愿言蹑轻风，高举寻吾契。”自是之后，诗人多赋《桃源行》，不过称赞仙家之乐。唯韩公云：“神仙有无何渺茫，桃源之说诚荒唐。世俗那知伪为真，至今传者武陵人。”亦不及渊明所以作记之意。按《宋书》本传云：“潜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宋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故五臣注《文选》用其语。又继之云：“意者耻事二姓，故以异之。”此说虽经前辈所低，然予窃意桃源之事，以避秦为言。至云“无论魏、晋”，乃寓意于刘裕，托之于秦，借以为喻耳。近时胡宏仁仲一诗，屈折有奇味。大略云：“靖节先生绝世人，奈何记伪不考真？先生高步窘末代，雅志不肯为秦民。故作斯文写幽意，要似寰海离风尘。”其说得之矣。
司封赠典之失前所书司封失典故，偶复忆一事，尤为可笑。绍兴二十八年，郊祀赦恩，资政殿学土楼照，父已赠少师，乞加赠，司封以资政殿学士系只封赠一代，父既至少师，不合加赠，独改封其母范氏、欧阳氏为秦国、魏国夫人。盖楼公虽尝为执政，而见居官职须大学士，乃恩及二代，故但用侍从常格。资政殿学士施矩父仲说，已赠太子太保，加为宫傅，亦不及祖也。干道六年，仲兄以端明殿学士知太平州。是年郊赦，伯兄已赠祖为太保，而转运司移牒太平州，云准吏部牒，取会本路曾任执政官合封赠二代者。仲兄既具以报，又再行下时，祖母及父母已至极品，于是以祖为言，遂复赠太傅，命词给告，殊非端殿所当得。不知省部一时何所据也？
辰巳之巳《律书》释十母十二子之义，大略与今所言同，唯至四月，云其于十二子为巳，巳者，言阳气之巳尽也。据此，则辰巳之巳，乃为矣音。其它引二十八宿，谓柳为注，毕为浊，昂为留，亦见于《毛诗》注及《左氏传》，如《诗》谓营室为定星也。
容斋三笔卷第十一（十六则）
碑志不书名碑志之作，本孝子慈孙欲以称扬其父祖之功德，播之当时，而垂之后世，当直存其名字，无所避隐。然东汉诸铭，载其先代，多只书官。如《淳于长夏承碑》云，“东莱府君之孙，太尉掾之中子，右中郎将之弟”，《李翊碑》云，“■牱太守曾孙，谒者孙，从事君元子”之类是也。自唐及本朝，名人文集所志，往往只称君讳某字某，至于记序之文，亦然，王荆公为多，殆与求文扬名之旨为不相契。东坡先生《送路都曹》诗，首言：“乖崖公在蜀，有录事参军老病废事，公责之，遂求去，以诗留别，所谓‘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归意浓’者。公惊谢之曰：‘吾过矣。同僚有诗人而吾不知。’因留而慰荐之。坡幼时闻父老言，恨不问其姓名。及守颖州，而都曹路君，以小疾求致仕，诵此语，留之不可，乃采前人意作诗送之。”其诗大略云：“结发空百战，市人看先封。谁能搔白首，抱关望夕烽。”则路君之贤而不遇可知矣。然亦不书其名，使之少获表见，又为可惜也！
汉文帝不用兵《史记?律书》云：“高祖厌苦军事，偃武休息。孝文即位，将军陈武等议曰：‘南越、朝鲜，拥兵阻■，选蠕观望。宜及士民乐用，征讨逆党，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会吕氏之乱，误居正位，常战战栗傈，恐事之不终。且兵凶器，虽克所愿，动亦耗病，谓百姓远方何？今匈奴内侵，边吏无功，边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为动心伤痛，无日忘之。愿且坚边设候，结和通使，休宁北陲，为功多矣。且无议军。’故百姓无内外之繇，得息肩于田亩，天下富盛，粟至十余钱。”予谓孝文之仁德如此，与武帝黩武穷兵，为霄壤不侔矣。然班史略不及此事。《资治通鉴
译《桃源行》陶渊明作《桃源记》说：“桃花源中的人自己说，祖先为了躲避秦时的战乱，带领妻子儿女和同乡人来到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不再出去，于是不知道有汉朝，更不用说魏、晋了。”接着写诗说：“秦朝扰乱了天理纲纪，贤者逃避那个乱世。商山四皓那样的贤人，这些人也离开了。希望追随轻风，高飞去寻找我的知己。”从此以后，诗人大多创作《桃源行》，不过是称赞仙家的快乐。只有韩愈说：“神仙有无非常渺茫，桃源的说法确实荒唐。世俗哪里知道假作真，至今传说的还是武陵人。”也赶不上陶渊明作记的本意。查《宋书》本传说：“陶潜自认为曾祖父是晋朝的宰辅，以在后朝屈身为耻。自从宋高祖的帝业逐渐兴盛，就不再肯做官。所写的文章，都题上年月。义熙以前，就书写晋朝年号，从永初以来，只写干支纪年罢了。”所以五臣注《文选》引用他的话。又接着说：“大概是因为耻于侍奉两个朝代，所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区别。”这种说法虽然被前辈所贬低，但我私下认为桃源之事，以躲避秦朝乱政来说。至于说“更不用说魏、晋”，是寓意于刘裕，寄托于秦朝，借用来作为比喻罢了。近代胡宏仁仲的一首诗，曲折有致，意味奇特。大致说：“靖节先生是超脱世俗的人，为什么记载虚假而不考证真实？先生高步于末世，高雅的志向不肯做秦朝的百姓。所以写这篇文章抒发幽深的心意，要使天下远离尘世纷扰。”他的说法是对的。
司封赠典之失前面所写的司封官署在赠典上的失误，偶然又想起一件事，尤其可笑。绍兴二十八年，郊祀赦免恩泽，资政殿学士楼照，父亲已经追赠为少师，请求加赠，司封认为资政殿学士只封赠一代，父亲既然已到少师，不符合加赠，只改封他的母亲范氏、欧阳氏为秦国夫人、魏国夫人。大概楼公虽然曾经担任执政官，但现任官职须是大学士，恩泽才能及于两代，所以只用侍从官的常规。资政殿学士施仲说，已经追赠为太子太保，加赠为宫傅，也没有及于祖父。干道六年，二哥以端明殿学士任太平州知州。这一年郊祀赦免，大哥已经追赠祖父为太保，而转运司发公文给太平州，说根据吏部公文，统计本路曾任执政官符合封赠两代的人。二哥已经详细上报，又再次下达时，祖母和父母已经追赠到最高等级，于是以祖父为由，又追赠为太傅，任命词令颁发告身，这绝不是端明殿学士所应当得到的。不知道省部当时依据什么？
辰巳之巳《律书》解释十母十二子的含义，大致与现在所说的相同，只有到了四月，说它在十二子中为巳，巳，是说阳气的已尽。根据这个，那么辰巳的巳，就是“已”的读音。其他引用二十八宿，说柳为注，毕为浊，昂为留，也见于《毛诗》注和《左氏传》，如《诗经》说营室为定星。
容斋三笔卷第十一（十六则）
碑志不书名碑志之作，本是孝子慈孙想要称扬他们父祖的功德，传播于当时，而流传给后世，应当直接保存他们的名字，没有什么避讳隐瞒。然而东汉的各种铭文，记载他们的祖先，大多只写官职。如《淳于长夏承碑》说，“东莱府君的孙子，太尉掾的次子，右中郎将的弟弟”，《李翊碑》说，“牱太守的曾孙，谒者的孙子，从事君的长子”之类就是这样。从唐朝到本朝，名人的文集中所写的志，往往只称君讳某字某，至于记序的文章，也是这样，王安石最多，几乎与寻求文章扬名的宗旨不相符合。东坡先生《送路都曹》诗，开头说：“乖崖公在蜀地，有录事参军老病不能做事，公责备他，他就请求离去，用诗留别，所谓‘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归意浓’。公惊讶谢罪说：‘我错了。同僚中有诗人而我却不知道。’于是留下并安慰推荐他。坡年轻时听父老说，遗憾没有问他的姓名。等到守颖州，而都曹路君，因小病请求退休，诵读这话，留下他不可，于是采纳前人的意思作诗送他。”他的诗大致说：“结发空自百战，市人看着先封。谁能搔白首，抱关望夕烽。”那么路君的贤能而不遇可知了。然而也不写他的名字，使他少得表现，又很可惜啊！
汉文帝不用兵《史记·律书》说：“高祖厌恶军事，停止武备休息。孝文即位，将军陈武等议论说：‘南越、朝鲜，拥有军队阻隔，观望动静。应当趁着士兵百姓乐于用命，征讨逆党，以统一疆域。’孝文说：‘我能胜任穿衣戴冠，念头不到这里。恰逢吕氏之乱，误居正位，常常战战兢兢，恐怕事情不能善终。况且兵器是凶器，虽然达成所愿，行动也消耗病苦，对百姓远方怎么办？现在匈奴内侵，边吏无功，边民父子荷枪日久，我常常为此动心伤痛，没有一天忘记。希望暂且坚守边境设置斥候，结交和通使，安宁北边，功劳就多了。况且不要议论军事。’所以百姓没有内外徭役，得以在田亩中休息，天下富盛，粟米低至十余钱。”我说孝文的仁德如此，与武帝穷兵黩武，相差天壤了。然而班固的史书略不及此事。《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