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斋三笔卷第七（十四则）
上，不得迁，朝论谓宜进为使。学士何溥面受草制之旨，曾以为言，高宗不许。绍熙五年七月，主上登极，拜知枢密院赵妆愚为右相，参政陈骙除知院，同知院事余端礼除参政，而左丞相留正以少保进少傅，乃系特迁，且非覃恩，正固辞，乃止。
译皇上未能升迁，朝廷议论认为应当提拔他担任使者。学士何溥当面接受起草诏书的旨意，曾为此进言，高宗没有准许。绍熙五年七月，主上即位，任命知枢密院赵汝愚为右丞相，参知政事陈骙改任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余端礼改任参知政事，而左丞相留正以少保的身份晋升为少傅，这属于特别提拔，且并非普遍恩赐，留正坚决推辞，于是作罢。
宗室补宫寿皇圣帝登极赦恩，凡宗子不以服属远近，人数多少，其曾获文解两次者，并直赴殿试；略通文墨者，所在州量试，即补承信郎。由是入仕者过千人以上。淳熙十六年二月、绍熙五年七月，二赦皆然，故皇族得官不可以数计。偶阅《唐昭宗实录》载一事云：“宗正少卿李克助奏：‘准去年十一月赦书，皇三等以上亲无官者，每父下放一人出身；皇五等以上亲未有出身陪位者，与出身。寺司起请承前旧例，九庙子孙陪位者，每父下放一人出身，共放三百八十人。其诸房宗室等，各赴陪位纳到文状，共一千二十六人。除元不赴陪位，及不纳到状，及违寺司条疏，不取宗室充系落下外，系三百八十人，合放出身。’敕准赦书处分。”予按昭宗以文德元年即位，次年十一月南郊礼毕肆赦，其文略云：“皇三等以上亲，委中书门下各择有才行者量与改官，无官者，每父下放一人出身；皇五等以上亲未有出身陪位者，与出身。”然则亦有三等五等亲、陪位与不陪位之差别也。
孙宣公谏封禅等景德、祥符之间，北戎结好，宇内乂宁，一时邪谀之臣，唱为瑞应祺祥，以罔明主，王钦若、陈彭年辈实主张之。天书既降，于是东封、西祀、太清之行，以次丕讲，满朝耆老方正之士，鲜有肯启昌言以遏其奸焰，虽寇莱公亦为之。而孙宣公奭（sh@）独上疏争救，于再于三，《真录》出于钦若提纲，故不能尽载，以故后人罕称之。予略摘其大概纪于此。
一章论西祀，曰：“汾阴后土，事不经见。汉都雍，去汾阴至近；河东者，唐王业所起之地，且又都雍，故武帝、明皇行之。今陛下经重关，越险阻，远离京师根本之固，其为不可甚矣。古者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今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作沴，饥馑居多，乃欲劳民事神，神其享之乎！明皇嬖宠害政，奸佞当涂，以至身播国屯。今议者引开元故事以为盛烈，臣窃不取。今之奸臣，以先帝诏停封禅，故赞陛下，以为继承先志。且先帝欲北平幽朔，西取继迁，则未尝献一谋，画一策以佐陛下。而乃卑辞重市，求和于契丹，蹩国縻爵，姑息于保吉。谓主辱臣死为空言，以诬下罔上为己任，撰造祥瑞，假托鬼神，才毕东封，便议西幸。以祖宗艰难之业，为佞邪侥幸之资，巨所以长叹而痛哭也！”
二章论争言符瑞，曰“今野雕山鹿，并形奏简，秋旱冬雷，率皆称贺。
将以欺上天，则上天不可欺；将以愚下民，则下民不可愚；将以惑后世，则后世必不信。腹非窃笑，有识尽然。”
三章论将幸毫州，曰：“国家近日多效唐明皇所为。且明皇非令德之君，观其祸败，足为深戒，而陛下反希慕之！近臣知而不谏，得非好佞乎？明皇奔至马嵬，杨国忠既诛，乃谕军士曰：‘朕识理不明，寄任失所，近亦觉寤。’然则已晚矣，陛下宜早觉寤，斥远邪佞，不袭危乱之迹，社稷之福也！”四章论朱能天书，曰：“奸俭小人，妄言符瑞，而陛下崇信之，屈至尊以迎拜，归秘殿以奉安。百僚黎庶，痛心疾首，反唇腹非，不敢直言。臣不避死亡之诛，听之罪之，惟在圣断。昔汉文成、五利，妄言不雠，汉武诛之。先帝时，侯莫陈利用方术奸发，诛于郑州。唐明皇得灵符宝券，皆王鉷、田同秀等所为，不能显戮，今日见老君于阁上，明日见老君于山中，大臣尸禄以将迎，端士畏威而缄默。及禄山兆乱，辅国劫迁，大命既倾，前功并弃。今朱能所为是已。愿远思汉武之雄材，近法先帝之英断，中鉴明皇之召祸，庶几灾害不生，祸乱不作。”
奭之论谏，虽魏郑公、陆宣公不能过也。
赦恩为害赦过宥罪，自古不废，然行之太频，则惠奸长恶，引小人于大谴之域，其为害固不胜言矣。唐庄宗同光二年大赦，前云：“罪无轻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而又曰：“十恶五逆、屠牛、铸钱、故杀人、合造毒药、持仗行劫、官典犯赃，不在此限。”此制正得其中。当乱离之朝，乃能如是，亦可取也
译宗室补官，因寿皇圣帝登基大赦的恩泽，凡是宗室子弟，不论服制远近、人数多少，只要曾经两次获得文解的，都直接参加殿试；略微通晓文墨的，由所在州府酌情考试，随即补授承信郎。因此入仕的人数超过一千人。淳熙十六年二月、绍熙五年七月，两次大赦都是如此，所以皇族获得官职的人数多得无法计算。偶然翻阅《唐昭宗实录》，记载了一件事说：“宗正少卿李克助上奏：‘依照去年十一月的大赦诏书，皇族三等以上亲属中没有官职的，每位父亲名下释放一人出身；皇族五等以上亲属中没有出身资格陪位祭祀的，给予出身。寺司请求沿袭旧例，九庙子孙中陪位祭祀的，每位父亲名下释放一人出身，共释放三百八十人。其他各房宗室等，各自前往陪位并缴纳文书，共一千二十六人。除去原本不赴陪位、没有缴纳文书、以及违反寺司条令而被剔除的宗室外，剩下三百八十人，应当释放出身。’皇帝下诏批准按赦书处理。”我查考昭宗在文德元年即位，次年十一月南郊礼结束后大赦，其诏书大意说：“皇族三等以上亲属，委托中书门下各自挑选有才能德行的人酌情改授官职，没有官职的，每位父亲名下释放一人出身；皇族五等以上亲属中没有出身资格陪位祭祀的，给予出身。”既然如此，那么也有三等五等亲属、陪位与不陪位的区别。
孙宣公劝谏封禅等事，发生在景德、祥符年间，当时北方契丹与宋朝结好，天下安宁，一时奸邪阿谀之臣，鼓吹祥瑞吉兆，以此蒙蔽圣明的君主，王钦若、陈彭年等人实际上是主使者。天书既已降临，于是东封泰山、西祀汾阴、太清宫之行，依次隆重举行，满朝年高德劭、正直的人士，很少有肯进献直言以遏制其奸邪气焰的，即使是寇莱公也顺从了他们。只有孙宣公孙奭独自上疏争辩救正，再三再四，《真录》出自王钦若的提纲，所以不能全部记载，因此后人很少称颂他。我大致摘录其要点记录在这里。
第一章论西祀，说：“汾阴后土之事，经典中未曾见过。汉朝都城在雍，距离汾阴很近；河东是唐朝王业兴起之地，况且又建都于雍，所以汉武帝、唐明皇实行过。如今陛下经过重重关隘，跨越险阻，远离京师根本的稳固之地，这非常不可取。古代圣王先成就百姓而后致力于祭祀神灵，如今土木工程，多年未曾停息，水旱灾害频发，饥荒居多，却想要劳苦百姓来侍奉神灵，神灵会享用吗！唐明皇宠信奸佞危害朝政，奸邪之人当道，以至于自身流亡、国家困顿。如今议论的人引用开元旧事作为盛德伟业，我私下不赞同。如今的奸臣，因为先帝下诏停止封禅，所以赞美陛下，认为是继承先帝遗志。况且先帝想要北平幽朔、西取李继迁，却未曾献上一条计谋、策划一个策略来辅佐陛下。反而低声下气、重金求和于契丹，耗费国力、虚授爵位，姑息迁就于保吉。认为‘君主受辱臣子应死’是空话，以欺骗下属、蒙蔽君主为己任，编造祥瑞，假托鬼神，刚完成东封，便商议西行。将祖宗艰难开创的基业，作为奸邪侥幸之人的资本，这就是我所长叹痛哭的原因！”
第二章论争辩符瑞，说：“如今野外的雕、山上的鹿，都形成奏章上奏，秋旱冬雷，都一律称贺。想要欺骗上天，则上天不可欺骗；想要愚弄百姓，则百姓不可愚弄；想要迷惑后世，则后世必定不信。内心非议窃笑，有识之士都是如此。”
第三章论将要去亳州，说：“国家近日多效仿唐明皇所为。况且明皇不是有美德的君主，观看他的祸败，足以作为深刻警戒，而陛下反而仰慕他！近臣知道却不劝谏，难道不是喜好阿谀吗？明皇逃到马嵬坡，杨国忠既已被杀，于是告诉军士说：‘我识理不明，委任失当，近来也醒悟了。’然而已经太晚了，陛下应当早日醒悟，斥退疏远奸邪佞臣，不沿袭危乱的做法，这是社稷的福气！”
第四章论朱能天书，说：“奸邪小人，妄言符瑞，而陛下尊崇相信他们，委屈至尊之身去迎接拜祭，回到秘殿去供奉安放。百官百姓，痛心疾首，反唇相讥、内心非议，不敢直言。我不避死亡之诛，听之罪之，全凭圣断。昔日汉代的文成、五利，妄言不符事实，汉武帝诛杀了他们。先帝时，侯莫陈利用方术奸诈败露，在郑州被诛杀。唐明皇得到灵符宝券，都是王鉷、田同秀等人所为，不能公开诛杀，今日在阁上看见老君，明日在山中看见老君，大臣尸位素餐以迎合，正直之士畏惧威势而沉默。等到安禄山叛乱迹象显现，李辅国劫持皇帝迁都，国运既已倾覆，前功尽弃。如今朱能所为就是这样。希望远思汉武帝的雄才，近法先帝的英明决断，中间借鉴明皇招致祸患的教训，或许灾害不产生，祸乱不兴起。”
孙奭的论谏，即使是魏郑公、陆宣公也不能超过。
赦恩为害，赦免过错、宽宥罪责，自古不曾废止，然而实行得太频繁，就会惠及奸邪、助长恶行，将小人引入大谴的境地，其危害固然说不尽。唐庄宗同光二年大赦，前面说：“罪行无论轻重，常赦所不原宥的，都赦免除去。”而又说：“十恶五逆、杀牛、铸钱、故意杀人、合造毒药、持械抢劫、官吏犯赃，不在此限。”这条制度正好适中。在动乱离散的朝代，尚能如此，也可取法。
代宗崇尚释氏唐代宗好祠祀，未甚重佛。元载、王缙、杜鸿渐为相，三人皆好佛。上尝问以“佛言报应，果为有无”。载等奏：“国家运祚灵长，非宿植福业，何以致之？福业已定，虽时有小灾，终不能为害，所以安、史有子祸，仆固病死，回纥、吐蕃不战而退，此皆非人力所及。”上由是深信之，常于禁中饭僧，有寇至则令僧讲《仁王经》以禳之，寇去则厚加赏赐。胡僧不空，官至卿、监，爵为国公，出入禁闼，势移权贵，此唐史所载也。予家有严郢撰《三藏和尚碑》，徐季海书，乃不空也，云：“西域人，氏族不闻于中夏，玄、肃、代三朝皆为国师。代宗初以特进、大鸿胪褒表之。及示疾，又就卧内加开府仪同三司、肃国公。既亡，废朝三日，赠司空。”其恩礼之宠如此。同时又有僧大济，为帝常修功德，至殿中监。赠其父惠恭兖州刺史，官为营办葬事，有敕葬碑，今存。时兵革未尽息，元勋宿将，赏功赋职，不过以此处之，顾施之一僧，缪滥甚矣！
光武苻坚汉光武建武三十年，群臣请封禅泰山。诏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气满腹，吾谁欺，欺天乎？若郡县远遣吏上寿，盛称虚美，必髠，令屯田。”于是群臣不敢复言，其英断如此。然财二年间，乃因读《河图会昌符》，诏索《河雒》谶（chén）文言九世当封禅者，遂为东封之举，可谓自相矛盾矣。苻坚禁图谶之学，尚书郎王佩读谶，坚杀之，学谶者遂绝。及季年，为慕容氏所困，于长安自读谶书，云：“帝出五将久长得。”乃出奔五将山，甫至而为姚苌所执。始禁人为谶学，终乃以此丧身亡国。“久长得”之兆，岂非言久当为姚苌所得乎？又姚与遥同，亦久也。光武与坚非可同日语，特其事偶可议云。
周武帝宣帝周武帝平齐，中原尽入舆地，陈国不足平也，而雅志节俭，至是愈笃。
后宫唯置妃二人，世妇三人，御妻三人，则其下保林、良使辈，度不过数十耳。一传而至宣帝，奢淫酣纵，自比于天，广搜美女，以实后官，仪同以上女不许辄嫁，遂同时立五皇后。父子之贤否不同，一至于此！
唐观察使唐世于诸道置按察使，后改为采访处置使，治于所部之大郡。既又改为观察，其有戎旅之地，即置节度使。分天下为四十余道，大者十余州，小者二、三州，但令访察善恶，举其大纲。然兵甲、财赋、民俗之事，无所不领，谓之都府，权势不胜其重，能生杀人，或专私其所领州，而虐视支郡。元结为道州刺史，作《春陵行》，以为“诸使诛求符牒二百余通”，又作《贼退示官吏》一篇，以为“忍苦裒敛”。阳城守道州，赋税不时，观察使数诮责，又遣判官督赋，城自囚于狱。判官去，复遣官来按举。韩愈《送许郢州序》云：“为刺史者常私于其民，不以实应乎府，为观察使者常急于其赋，不以情信乎州，财已竭而敛不休，人已穷而赋愈急。”韩皋为浙西观察使，封杖决安吉令孙澥至死。一时所行大抵类此，然每道不过一使临之耳。今之州郡控制按刺者，率五六人，而台省不预，毁誉善否，随其意好，又非唐日一观察使比也。
冗滥除官自汉以来，官曹冗滥之极者，如更始“灶下养，中郎将，烂羊头，关内侯”，晋赵王伦“貂不足，狗尾续”，北史周世“员外常侍，道上比肩”，唐武后“补阙连车，拾遗平斗”之谚，皆显显着见者。中叶以后，尤为泛滥，张巡在雍丘，才领一县千兵，而大将六人，官皆开府特进，然则大将军告身博一醉，诚有之矣。德宗避难于奉天，浑瑊之童奴曰黄芩，力战，即封渤海郡王。至于僖、昭之世，遂有“捉船郭使君”、“看马李仆射”。周行逢据湖湘，境内有“漫天司空、遍地太保”之讥。李茂贞在凤翔，内外持管龠者，亦呼为司空、太保。韦庄《浣花集》有《赠仆者杨金》诗云：“半年勤苦葺荒居，不独单寒腹亦虚。努力且为田舍客，他年为尔觅金鱼。”是时，人奴腰金曳紫者，盖不难致也。
节度使称太尉唐节度使
译唐代宗崇尚佛教，唐代宗喜好祭祀，并不十分看重佛教。元载、王缙、杜鸿渐担任宰相，这三人都喜好佛教。皇上曾经问他们：“佛家所说的报应，究竟有没有呢？”元载等人上奏说：“国家国运长久，如果不是前世修积了福业，怎么能达到这种地步？福业既然已经确定，即使偶尔有小灾难，终究不能造成危害。所以安禄山、史思明有子嗣之祸，仆固怀恩病死，回纥、吐蕃不战而退，这些都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皇上因此深信不疑，经常在宫中供养僧人，有敌寇到来就让僧人讲诵《仁王经》来祈祷消灾，敌寇退去就给予丰厚的赏赐。胡僧不空，官位达到卿、监，爵位封为国公，出入宫禁，权势动摇权贵，这是唐史所记载的。我家有严郢撰写的《三藏和尚碑》，由徐季海书写，说的就是不空，碑文说：“西域人，氏族在中土没有听说，玄宗、肃宗、代宗三朝都担任国师。代宗起初用特进、大鸿胪的官职褒奖表彰他。等到他示现病危，又在卧室内加封开府仪同三司、肃国公。他去世后，停止朝会三天，追赠司空。”他受到的恩宠礼遇竟然如此。当时又有僧人大济，为皇帝经常修持功德，官至殿中监。追赠他父亲惠恭为兖州刺史，官府为他营办丧葬事务，有敕葬碑，现在还存在。当时战乱尚未完全平息，元勋老将，赏赐功劳授予职位，也不过用这些官职来安置他们，何况施予一个僧人，荒谬泛滥到了极点！
汉光武帝与苻坚：汉光武帝建武三十年，群臣请求封禅泰山。光武帝下诏说：“我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气满腹，我欺骗谁呢，欺骗上天吗？如果郡县远道派遣官吏来祝寿，极力称颂虚妄的美名，一定剃去他们的头发，让他们去屯田。”于是群臣不敢再提这件事，他的英明果断就是这样。然而仅仅两年间，却因为阅读《河图会昌符》，下诏寻找《河图》《洛书》谶纬文中说九世应当封禅的内容，于是进行了东封泰山的举动，这可以说是自相矛盾了。苻坚禁止图谶之学，尚书郎王佩阅读谶书，苻坚杀了他，学习谶纬的人于是断绝。到了晚年，被慕容氏围困，在长安自己阅读谶书，上面说：“帝出五将久长得。”于是出逃到五将山，刚到就被姚苌抓获。起初禁止别人学习谶纬，最终却因此丧身亡国。“久长得”的征兆，难道不是说长久应当被姚苌所得吗？又“姚”与“遥”同音，也是长久的意思。光武帝与苻坚不能相提并论，只是他们的事情恰好可以议论罢了。
周武帝与宣帝：周武帝平定北齐，中原全部纳入版图，陈国不足以平定，而他一向志向节俭，到了这时更加坚定。后宫只设置妃二人，世妇三人，御妻三人，那么下面的保林、良使之类，估计不过几十人罢了。传了一代到宣帝，奢侈淫逸放纵，自比于天，广泛搜罗美女，来充实后宫，仪同以上官员的女儿不允许擅自出嫁，于是同时立了五个皇后。父子贤与不贤不同，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唐观察使：唐代在各道设置按察使，后来改为采访处置使，治所在所管辖的大郡。后来又改为观察使，那些有军事的地方，就设置节度使。将天下分为四十多道，大的有十几个州，小的有两三个州，只让他们访察善恶，举出大纲。然而兵甲、财赋、民俗之事，没有不统领的，称为都府，权势极其沉重，能决定人的生死，有的专断私吞所管辖的州，而虐待支郡。元结担任道州刺史，作《春陵行》，认为“诸使搜刮符牒二百多通”，又作《贼退示官吏》一篇，认为“忍心苦累搜刮”。阳城守卫道州，赋税不能按时缴纳，观察使多次讥讽责备，又派遣判官督促赋税，阳城自己囚禁在狱中。判官离开，又派遣官员来查办举奏。韩愈《送许郢州序》说：“担任刺史的常常偏袒自己的百姓，不据实应付官府，担任观察使的常常急于征收赋税，不根据实情信任州府，财力已经枯竭而搜刮不停，百姓已经穷困而赋税更加紧急。”韩皋担任浙西观察使，用杖刑责打安吉县令孙澥至死。当时所做的事情大致都像这样，然而每道不过一个使臣临辖罢了。现在州郡控制按察使的，通常有五六个，而台省不参与，毁誉善恶，随他们的意喜好，又不是唐代一个观察使所能比拟的。
冗滥除官：自汉代以来，官职冗杂泛滥到了极点的，如更始帝时“灶下养，中郎将，烂羊头，关内侯”，晋赵王伦时“貂不足，狗尾续”，北史周世“员外常侍，道上比肩”，唐武后时“补阙连车，拾遗平斗”的谚语，都是明显可见的。中叶以后，尤为泛滥，张巡在雍丘，才统领一千士兵，而大将六人，官职都是开府特进，那么大将军的告身换一醉，确实有这种情况了。德宗避难于奉天，浑瑊的童奴叫黄芩，奋力作战，就封为渤海郡王。到了僖宗、昭宗的时代，于是有了“捉船郭使君”、“看马李仆射”。周行逢占据湖湘，境内有“漫天司空、遍地太保”的讥讽。李茂贞在凤翔，内外掌管钥匙的，也称呼为司空、太保。韦庄《浣花集》有《赠仆者杨金》诗说：“半年勤苦修葺荒居，不仅单寒肚子也空虚。努力暂且做田舍客，他年为你觅金鱼。”这时，奴仆腰佩金鱼紫绶的，大概不难得到吧。
节度使称太尉：唐代节度使
带检校官，其初只左右散骑常侍，如李愬在唐邓时所称者也，后乃转尚书及仆射、司空、司徒，能至此者盖少。僖、昭以降，藩镇盛强，武夫得志，才建节■，其资级已高，于是复升太保、太傅、太尉，其上惟有太师，故将帅悉称太尉。元丰定官制，尚如旧贯。崇宁中，改三公为少师、少傅、少保，而以太尉为武阶之冠，以是凡管军者，犹悉称之。绍兴间，叶梦得自观文殿学士，张澄自端明殿学士，皆拜节度。叶尝任执政，以暮年拥旄，为儒者之荣，自称叶太尉。张微时用邓询武给使恩出身，羞为武职，但称尚书如故，其相反如此。
译担任检校官，起初只有左右散骑常侍，就像李愬在唐邓任职时所称的那样，后来才转为尚书及仆射、司空、司徒，能达到这一职位的大概很少。唐僖宗、唐昭宗以后，藩镇势力强盛，武人得志，刚刚建立节度使，其资历品级已经很高，于是又升任太保、太傅、太尉，这之上只有太师，所以将帅都称太尉。元丰年间确定官制，还像旧例一样。崇宁年间，改三公为少师、少傅、少保，而以太尉作为武官阶位的最高等级，因此凡是统领军队的人，仍然都称太尉。绍兴年间，叶梦得从观文殿学士，张澄从端明殿学士，都被任命为节度使。叶梦得曾经担任执政官，因为晚年统领军队，认为是儒者的荣耀，自称叶太尉。张澄在徽宗时凭借邓询武给使的恩荫出身，以担任武职为耻，只像以前一样称尚书，他们的做法相反到了这种地步。
五代滥们五代之际，时君以杀为嬉，视人命如草芥，唐明宗颇有仁心，独能斟酌援救。天成三年，京师巡检军使浑公儿口奏：有百姓二人，以竹竿习战斗之事。帝即传宣令付石敬瑭处置，敬瑭杀之。次日枢密使安重诲敷奏，方知悉是幼童为戏。下诏自咎，以为失刑，减常膳十日，以谢幽冤；罚敬瑭一月俸；浑公儿削官、杖脊、配流登州；小儿骨肉，赐绢五十匹，粟麦各百硕，便令如法埋葬。仍戒诸道州府，凡有极刑，并须仔细裁遣。此事见《旧五代史》，《新书》去之。
太一推算熙宁六年，司天中官正周琮言：“据《太一经》推算，熙宁七年甲寅岁，太一阳九、百六之数，至是年复元之初，故经言太岁有阳九之灾，太一有百六之厄，皆在入元之终或复元之初。阳九、百六当癸丑、甲寅之岁，为灾厄之会，而得五福太一移入中都，可以消灾为祥。窃详五福太一自雍熙甲申岁入东南巽宫，故修东太一宫于苏村；天圣己已岁入西南坤位，故修西太一宫于八角镇。望稽详故事，崇建宫宇。”诏度地于集禧观之东，于是为中太一宫。时王安石擅国，尽变乱祖宗法度，为宗社之祸，盖自此始，虽太一照临，亦不能救也。绍熙四年癸丑、五年甲寅，朝廷之间殊为多事，寿皇圣帝厌代，泰安以久疾退处，人情业业，皆有忧葵恤纬之虑。时无星官历翁考步推赜，庸讵知非入元、复元之际乎？
赵丞相除拜绍熙五年七月十六日宣麻制，以太中大夫、知枢密院事赵汝愚为特进、右丞相，议者或谓国朝无宗室宰相，且转官九级非故事。赵上章力辞，不肯入都堂莅职。越六日，诏改除枢密使，依宰臣超三官。又二日，制除正议大夫、枢密使。迈考按故实，宣和二年，王黼自通议大夫、中书侍郎拜特进、少宰，凡迁八官，黼受之。靖康元年，吴敏自中大夫、知枢密院，拜银青光禄大夫、少宰，亦迁八官，敏辞之，但以通议就职。秦桧当国，以其子熺为中大夫、知枢密院，已而除观文殿学士，恩数如右仆射，遂暗转通奉大夫，逾年，加大学士，径超七秩为特进，熺处之不疑。舍此三人外，盖未之有。若自宰相改枢密使，唯夏竦一人。是时以陈执中为昭文相，竦为集贤相，御史言：“竦向在陕西，与执中议论不协，不可同寅政地。”于是贴麻改命，而初制不出。今汝愚先报相麻，后报枢制，乃是经日已久，因固辞以然。又按国史，明道二年，宰臣张士逊、枢密使杨崇勋同日罢，士逊以左仆射判河南府，崇勋以节度使、平章事判许州，明日入谢，崇勋班居上。仁宗问之，士逊奏曰：“崇勋系使相，臣官只仆射，当在下。”即再锁院，以士逊为使相。是时，学士盛度当制，犹用士逊作相衔，论者非之，谓应用仆射、河南为前衔也。干道二年，叶颙（y$ng）以前参知政事召还，为知枢密院，未受告而拜左相，迈当制，以新除知枢密院结衔。今汝愚拜相宣麻，已阅八日，故称新除特进、右丞相。二者皆是也。
唐昭宗恤录儒士唐昭宗光化三年十二月，左补阙韦庆奏：“词人才子，时有遗贤，不沾一命于圣明，没作千年之恨骨。据臣所知，则有李贺、皇甫松、李群玉、陆龟蒙、赵光远、温庭筠、刘德仁、陆逵、傅锡、平曾、贾岛、刘稚珪、罗邺、方干，俱无显遇，皆有奇才，丽句清词，遍在词人之口，衔冤抱恨，竟为冥路之尘。伏望追赐进士及第，各赠补阙、拾遗。见存唯罗隐一人，亦乞特赐科名，录升三署。”敕奖庄而令中书门下详酌处分。次年天复元年赦文，又令中书门下选择新及第进士中，有久在名场，才沾科级，年齿已高者，不拘常例，各授一官。于是礼部侍郎杜德祥奏：拣到新及第进士陈光问年六十九，曹松年五十四，王希羽年七十三，刘象年七十，柯崇年六十四，郑希颜年五十九。诏光问、松、希羽可秘书省正字；象、崇、希颜可太子校书。按登科记，是年进士二十六人，光问第四，松第八，希羽第十二，崇、象、希颜居末级。昭宗当斯时离乱极矣
译五代滥杀 五代时期，当时的君主把杀人当作游戏，视人命如草芥，唐明宗颇有仁爱之心，唯独能够斟酌情况予以援救。天成三年，京师巡检军使浑公儿口头奏报：有两名百姓，拿着竹竿练习战斗。皇帝立即传旨交给石敬瑭处置，石敬瑭将二人处死。第二天枢密使安重诲上奏，才知道那全是幼童在玩耍。皇帝下诏自责，认为这是用刑失当，减少日常膳食十天，以谢罪于冤魂；罚石敬瑭一个月俸禄；浑公儿削去官职、杖打脊背、流放登州；给那两个孩子的家属赐绢五十匹，粟麦各一百硕，并让他们依法埋葬。同时告诫各道州府，凡有极刑案件，都必须仔细裁断遣送。此事见于《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将其删去。
太一推算 熙宁六年，司天监中官正周琮上言：“根据《太一经》推算，熙宁七年甲寅年，太一阳九、百六的数理，正值复元之初，所以经文中说太岁有阳九之灾，太一有百六之厄，都发生在入元的末尾或复元的初头。阳九、百六应在癸丑、甲寅这两年，是灾厄汇聚之时，而五福太一移入中都，可以消灾转为吉祥。我仔细考察，五福太一自雍熙甲申年进入东南巽宫，所以在苏村修建东太一宫；天圣己巳年进入西南坤位，所以在八角镇修建西太一宫。希望查考旧例，崇建宫室。”皇帝下诏在集禧观东面选址，于是建立了中太一宫。当时王安石独揽国政，完全变更扰乱祖宗法度，成为宗庙社稷的祸患，大概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即使太一星照耀降临，也不能挽救。绍熙四年癸丑、五年甲寅，朝廷之间特别多事，寿皇圣帝去世，泰安因久病退居，人心惶惶，都有忧国忧民的忧虑。当时没有星官历官考校推演，怎么知道这不是入元、复元之际呢？
赵丞相除拜 绍熙五年七月十六日宣读麻制，任命太中大夫、知枢密院事赵汝愚为特进、右丞相，议论的人有人说本朝没有宗室担任宰相，而且连升九级不符合旧例。赵汝愚上章极力推辞，不肯进入都堂任职。过了六天，下诏改任枢密使，依照宰相超升三级官阶。又过了两天，下制任命为正议大夫、枢密使。我考察旧例，宣和二年，王黼从通议大夫、中书侍郎拜为特进、少宰，共升迁八级，王黼接受了。靖康元年，吴敏从中大夫、知枢密院拜为银青光禄大夫、少宰，也升迁八级，吴敏推辞了，只以通议大夫的官职就职。秦桧当权时，任命他的儿子秦熺为中大夫、知枢密院，不久任命为观文殿学士，恩数如同右仆射，于是暗中转为通奉大夫，过了一年，加封大学士，直接超升七级为特进，秦熺处之坦然。除了这三个人之外，大概没有这样的事。如果从宰相改任枢密使，只有夏竦一人。当时任命陈执中为昭文相，夏竦为集贤相，御史说：“夏竦之前在陕西，与陈执中议论不和，不可共同在政地任职。”于是贴麻改命，而最初的制书没有发出。现在赵汝愚先宣布宰相麻制，后宣布枢密使制书，已经是过了很久，是因为他坚决推辞才这样的。又查考国史，明道二年，宰相张士逊、枢密使杨崇勋同日罢免，张士逊以左仆射判河南府，杨崇勋以节度使、平章事判许州，第二天入朝谢恩，杨崇勋排在上面。仁宗问起此事，张士逊上奏说：“杨崇勋是使相，我的官职只是仆射，应当排在下面。”于是再次锁院，任命张士逊为使相。当时，学士盛度起草制书，仍然用张士逊作宰相的衔头，议论的人批评他，说应该用仆射、河南作为前衔。乾道二年，叶颙以前参知政事的身份被召还，担任知枢密院，还没有接受告身就拜为左相，我起草制书，用新除知枢密院的衔头。现在赵汝愚拜相宣麻，已经过了八天，所以称新除特进、右丞相。这两种做法都是对的。
唐昭宗恤录儒士 唐昭宗光化三年十二月，左补阙韦庆上奏：“词人才子，时常有被遗漏的贤人，没有得到圣明的任命，死后成为千年的恨骨。据我所知，有李贺、皇甫松、李群玉、陆龟蒙、赵光远、温庭筠、刘德仁、陆逵、傅锡、平曾、贾岛、刘稚珪、罗邺、方干，都没有显赫的遭遇，都有奇才，华丽的诗句清丽的文辞，遍布在词人嘴边，衔冤抱恨，最终成为冥路之尘。希望追赐进士及第，各赠补阙、拾遗。现存的只有罗隐一人，也请求特赐科名，录用升任三署。”皇帝下敕奖赏并命令中书门下详细斟酌处理。次年天复元年赦文，又命令中书门下在新及第进士中，选择那些长期在科举考场、刚刚沾得科级、年纪已经高的人，不拘常规，各授一官。于是礼部侍郎杜德祥上奏：拣选到新及第进士陈光问年六十九，曹松年五十四，王希羽年七十三，刘象年七十，柯崇年六十四，郑希颜年五十九。下诏陈光问、曹松、王希羽可任秘书省正字；刘象、柯崇、郑希颜可任太子校书。查考登科记，这一年进士二十六人，陈光问第四，曹松第八，王希羽第十二，柯崇、刘象、郑希颜居末级。昭宗当时离乱到了极点
，尚能眷眷于寒儒，其可书也。《摭言》云：“上新平内难，闻放新进士，喜甚，特敕授官，制词曰：‘念尔登科之际，当予反正之年，宜降异恩，各膺宠命。’时谓此举为五老榜。”
译（皇帝）尚且能眷顾寒门儒士，这是值得记载的。《摭言》说：“皇上平定内乱后，听说放榜新进士，非常高兴，特别下诏授予官职，制词写道：‘想到你们登科之时，正值我拨乱反正之年，适宜降下特别的恩泽，各自承受宠命的荣耀。’当时人们称这次科举为‘五老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