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斋五笔卷第七（十四则）
雄独知之，雄贪名矫激，谢不与交；为河东都尉，捽（zuó）辱决曹班躅，躅从兄子彪续司马《史记》，绌子于无所叙录，皆恐不然。而自云：“成、哀之世，为淮南相。”案是时淮南国绝久矣，可昭其妄也。因序次诸诗，聊载于此。
译扬雄独自知晓此事，扬雄因贪求名声而故作激切，推辞不与班固交往；担任河东都尉时，揪住决曹掾班躅加以侮辱，班躅的堂侄班彪续写司马迁的《史记》，贬抑班固使其在叙录中无处容身，这些说法恐怕都不对。而班固自己说：“成帝、哀帝时期，担任淮南相。”查考当时淮南国早已废除很久，这足以证明他的虚妄。于是依次编排这些诗作，姑且记载在这里。
唐赋造语相似唐人作赋，多以造语为奇。杜牧《阿房宫赋》云：“明星荧荧，开妆镜也。绿云扰扰，梳晓鬟也。渭流涨腻，弃脂水也。烟斜雾横，焚椒兰也。雷霆乍惊，宫车过也。辘轭远听，沓不知其所之也。”其比兴引喻，如是其侈。然杨敬之《华山赋》又在其前，叙述尤壮，曰：“见若咫尺，田千亩矣。见若环堵，城千雉矣。见若杯水，池百里矣。见若蚁垤，台九层矣。酰（xī）鸡往来，周东西矣。蠛蠓纷纷，秦速亡矣。蜂窠联联，起阿房矣。俄而复然，立建章矣。小星奕奕，焚咸阳矣。累累茧栗，祖龙藏矣。”后又有李庾者，赋西都云：“秦址薪矣，汉址芜矣。西去一舍，鞠为墟矣。代远时移，作新都矣。”其文与意皆不逮杨、杜远甚。高彦休《阙史》云敬之“赋五千字，唱在人口”。赋内之句，如上数语，杜司徒佑、李太尉德裕常所诵念。牧之乃佑孙，则《阿房赋》实模仿杨作也。彦休者，昭宗时人。
张蕴古大宝箴唐太宗初即位，直中书省张蕴古上《大宝箴》，凡六百余言，遂擢大理丞。《新唐史》附其姓名于《文艺?谢偃传》未，又不载此文，但云“讽帝以民畏而未怀，其辞挺切”而已。《资治通鉴》仅载其略曰：“圣人受命，拯溺亨屯。”“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壮九重于内，所居不过容膝，彼昏不知，瑶其台而琼其室；罗八珍于前，所食不过适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没没而暗，勿察察而明，虽冕旒蔽目而视于未形，虽黈（tǒu）纩塞耳而听于无声。”然此外尚多规正之语，如曰：“惟辟作福，为君实难。主普天之下，处王公之上，任土贡其有求，具寮陈其所倡。是故恐惧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转放。岂知事起乎所忽，祸生乎无妄。”“大明无私照，至公无私亲。”“礼以禁其奢，乐以防其佚。”“勿谓无知，居高听卑；勿谓何害，积小就大。乐不可极，乐极生哀；欲不可纵，纵欲成灾。”“勿内荒于色，勿外荒于禽。勿贵难得货，勿听亡国音。内荒伐人性，外荒荡人心。难得之货侈，亡国之音淫。勿谓我尊，而慢贤侮士；勿谓我智，而拒谏矜己。”“安彼反侧，如春阳秋露，巍巍荡荡，恢汉高大度；抚兹庶事，如履薄临深，战战栗栗，用周文小心。”“一彼此于胸臆，捐好恶于心想。”“如衡如石，不定物以限，物之悬者，轻重自见；如水如镜，不示物以情，物之鉴者，妍媸自生。勿浑浑而浊，勿皎皎而清；勿没没而暗，勿察察而明。”“吾王拨乱，勘以智力，民惧其威，未怀其德；我皇抚运，扇以淳风，民怀其始，未保其终。”“使人以心，应言以行。”“天下为公，一人有庆。”其文大抵不凡，既不为史所书，故学者亦罕传诵。蕴古为丞四年，以无罪受戮，太宗寻悔之，乃有覆奏之旨，传亦不书，而以为坐事诛，皆失之矣。《旧唐书》全载此箴，仍专立传，不知宋景文何为削之也？
国初文籍国初承五季乱离之后，所在书籍印板至少，宜其焚炀荡析，了无孑遗。
然太平兴国中编次《御览》，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种，其纲目并载于首卷，而杂书、古诗赋又不及具录，以今考之，无传者十之七八矣，则是承平百七十年，翻不若极乱之世。姚铉以大中祥符四年，集《唐文粹》，其序有云：“况今历代坟籍，略无亡逸。”观铉所类文集，盖亦多不存，诚为可叹！
叙画汉郊祀天地郊祀合祭、分祭之论，国朝元丰、元佑、绍圣中三议之矣，莫辩于东坡之立说，然其大旨驳当时议臣，谓周、汉以来，皆尝合祭，及谓夏至之日行礼为不便。予固赞美之于《四笔》矣。但熟考《汉史》，犹为未尽。自高皇帝增秦四峙为五，以事天地。武帝以来，至于元、成，皆郊见甘泉。武帝因幸汾阴，始立后土祠于脽（shuí）上，率岁岁间举之，或隔一岁，常以正月郊泰畸，三月祠后土。成帝建始元年，初立南北郊，亦用正月、三月辛日，而罢甘泉、汾阴之祭。元丰、佑、绍三议，皆未
译唐代赋文的造语风格与唐人作赋相似，大多以造语新奇为特色。杜牧《阿房宫赋》说：“明星荧荧，是打开梳妆镜的光亮。绿云扰扰，是梳理早晨发髻的样子。渭水涨起油腻，是丢弃脂粉水的缘故。烟雾斜横，是焚烧椒兰香料的结果。雷霆突然惊响，是宫车经过的声音。辘轭声远远传来，却不知它去了哪里。”它的比兴引喻，如此奢华。然而杨敬之的《华山赋》又在其前，叙述尤为雄壮，说：“看起来近在咫尺，田地已有千亩。看起来像方丈小屋，城墙已有千雉。看起来像一杯水，池塘已有百里。看起来像蚂蚁窝，高台已有九层。酰鸡往来，周朝东西两都的距离。蠛蠓纷飞，秦朝迅速灭亡。蜂房连绵，建起了阿房宫。不久又如此，建起了建章宫。小星闪烁，焚毁了咸阳。累累茧栗，祖龙埋葬于此。”后来又有李庾，赋西都说：“秦朝的遗址成了柴薪，汉朝的遗址长满杂草。向西走一舍，全成了废墟。年代久远时移，建立了新都。”他的文辞和意境都远远不及杨敬之、杜牧。高彦休《阙史》说杨敬之“赋五千字，传诵在人口中”。赋中的句子，如上所述，杜佑司徒、李德裕太尉常常诵读。杜牧是杜佑的孙子，那么《阿房赋》实际上是模仿杨敬之的作品。高彦休是唐昭宗时的人。
张蕴古《大宝箴》唐太宗刚即位时，直中书省张蕴古上《大宝箴》，共六百多字，于是被提拔为大理丞。《新唐书》把他的名字附在《文艺·谢偃传》后面，又不记载这篇文章，只说“讽谏皇帝百姓畏惧而未归附，他的言辞刚直切中”而已。《资治通鉴》仅记载其大略说：“圣人接受天命，拯救溺水者，通达困顿者。”“所以用一人治理天下，不用天下供奉一人。”“在宫内建造九重宫殿，所居之处不过容下膝盖，那些昏庸的人不知道，用瑶玉装饰台基，用琼玉装饰居室；罗列八种珍馐在前，所吃的不过适口，只有狂妄的人不思念，用土堆成酒糟，用池子装酒。”“不要昏庸而昏暗，不要明察而显耀，虽然冕旒遮蔽眼睛而能看见未成形的事物，虽然黈纩塞住耳朵而能听见无声的声音。”然而此外还有很多规劝正道的言语，如说：“只有君王能作福，做君主实在艰难。主宰普天之下，处在王公之上，各地进贡有所求，众臣陈述所倡导。因此恐惧之心日渐松弛，邪僻之情转而放纵。岂知事情起于疏忽，祸患生于无妄。”“大明无私照，至公无私亲。”“礼用来禁止奢侈，乐用来防止放逸。”“不要说无知，居高听卑；不要说无害，积小就大。快乐不可到了极点，乐极生哀；欲望不可放纵，纵欲成灾。”“不要在内荒淫于女色，不要在外荒淫于打猎。不要珍视难得的货物，不要听亡国的音乐。内荒损害人性，外荒荡涤人心。难得的货物奢侈，亡国的音乐淫乱。不要说我尊贵，而轻慢贤人侮辱士人；不要说我智慧，而拒绝劝谏自夸自己。”“安抚那些反侧之人，如春阳秋露，巍巍荡荡，恢弘汉代的高大度；处理这些庶务，如履薄冰临深渊，战战兢兢，采用周文王的小心。”“在胸臆中一视同仁，在心想中抛弃好恶。”“如秤如石，不规定物体的限度，悬挂的物体，轻重自然显现；如水如镜，不向物体显示情感，鉴照的物体，美丑自然产生。不要浑浑而浑浊，不要皎皎而清澈；不要昏庸而昏暗，不要明察而显耀。”“我们的君王拨乱反正，凭借智力，百姓畏惧其威严，未归附其德行；我们的皇帝顺应时运，扇动淳厚之风，百姓怀念其开始，未保住其终局。”“用人用心，应对言语用行动。”“天下为公，一人有庆。”他的文章大致不凡，既然不被史书所记载，所以学者也很少传诵。张蕴古任大理丞四年，因无罪被杀，太宗不久后悔，于是有覆奏的命令，传记也不记载，而认为是因事被杀，都失实了。《旧唐书》全文记载此箴，仍专门立传，不知宋祁为何删削它呢？
国初文籍宋初承五代战乱之后，各地书籍印版极少，应当焚毁散失，毫无遗留。
然而太平兴国年间编次《太平御览》，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种，其纲目都记载在首卷，而杂书、古诗赋又未完全记录，以现在考证，没有流传的十之七八，那么承平百七十年，反而不如极乱之世。姚铉在大中祥符四年，编集《唐文粹》，其序说：“况且现在历代坟籍，几乎没有亡逸。”看姚铉所分类的文集，大概也多不存，实在可叹！
叙画汉郊祀天地关于郊祀合祭、分祭的议论，本朝元丰、元佑、绍圣年间三次议论，没有比苏东坡的立说更辩明的，然而其大旨驳斥当时议臣，说周、汉以来，都曾合祭，以及说夏至之日行礼为不便。我本来在《四笔》中赞美它。但熟考《汉书》，犹为未尽。自高皇帝增秦四峙为五，以事天地。武帝以来，至于元、成，都郊见甘泉。武帝因幸汾阴，始立后土祠于脽上，率岁岁间举之，或隔一岁，常以正月郊泰�，三月祠后土。成帝建始元年，初立南北郊，也用正月、三月辛日，而罢甘泉、汾阴之祭。元丰、元佑、绍圣三议，都未
尝及此。盖盛夏入庙出郊，在汉礼元不然也。是时，坡公以非议者所起，故不暇更为之说，似不必深攻合祭为王莽所行，庶几往复考赜，不至矛盾，当复俟知礼者折衷之焉。
译曾经涉及过这一点。大概是因为盛夏时节入庙祭祀、出郊祭天，在汉代的礼制中原本并非如此。当时，苏东坡因为遭到非议者的弹劾而获罪，所以没有闲暇再对此进行辩说，似乎不必过分苛责他将合祭归为王莽所行之事。希望双方能够反复考证深奥的礼义，不至于自相矛盾，应当等待通晓礼制的人来做出公正的裁决。
骞鶱二字义训骞鶱二字，音义训释不同。以字书正之，骞，去干切，注云：“马腹絷，又亏也。”今列于《礼部韵略》下平声二仙中。鶱，虚言切，注云：“飞貌。”今列于上平声二十二元中。文人相承，以骞亏之骞为轩昂掀举之义，非也。其字之下从马，马岂能掀举哉？闵损字子骞，虽古圣贤命名制字，未必有所拘泥，若如亏少之义，则涣然矣。其下从鸟，则于掀飞之训为得。此字殆废于今，故东坡、山谷亦皆押骞字入元韵，如“时来或作鹏骞”，“传非其人恐飞骞”之类，特不暇毛举深考耳，唯韩公《和侯协律咏笋》一联云：“得时方张王，挟势欲腾鶱。”乃为得之。此固小学琐琐，尤可以见公之不苟于下笔也。
书麹信陵事夜读白乐天《秦中吟》十诗，其《立碑》篇云：“我闻望江县，麹令抚茕（qi6ng）嫠。麹，名信陵。在官有仁政，名不闻京师。身殁欲归葬，百姓遮路歧。攀辕不得去，留葬此江湄。至今道其名，男女涕皆垂。无人立碑蝎，唯有邑人知。”予因忆少年寓无锡时，从钱伸仲大夫借书，正得信陵遗集，财有诗三十三首，《祈雨文》三首。信陵以贞元元年鲍防下及第，为四人，以六年作望江令。读其《投石祝江文》云：“必也私欲之求，行于邑里，惨黩（dú）之政，施于黎元，令长之罪也。神得而诛之，岂可移于人以害其岁？”详味此言，其为政无愧于神天可见矣。至大中十一年，寄客乡贡进士姚辇，以其文示县令萧缜，缜辍俸买石刊之。乐天十诗，作于贞元元和之际，距其亡十五年耳，而名已不传。《新唐?艺文志》但记诗一卷，略无它说。非乐天之诗，几于与草木俱腐。干道二年，历阳陆同为望江令，得其诗于汝阴，王廉清为刊板而致之郡库，但无《祈雨文》也。
贡禹朱晖晚达贡禹壮年仕不遇，弃官而归。至元帝初，乃召用，由谏大夫迁光禄，奏言：“臣犬马之齿八十一，凡有一子，年十二。”则禹入朝时，盖年八十，其生子时固已七十岁矣，竟再迁至御史大夫，列于三公。杜子美云：“长安卿相多少年，富贵应须致身早。”是不然也。朱晖在章帝朝，自临淮太守屏居，后召拜仆射，复为太守，上疏乞留中，诏许之。因议事不合，自系狱，不肯复署议，曰：“行年八十，得在机密，当以死报。”遂闭口不复言。帝意解，迁为尚书令。至和帝时，复谏征匈奴，计其年当九十矣。其忠正非禹比也。
琵琶行海棠诗白乐天《琵琶行》一篇，读者但羡其风致，敬其词章，至形于乐府，咏歌之不足，遂以谓真为长安故倡所作。予窃疑之。唐世法网虽于此为宽，然乐天尝居禁密，且谪官未久，必不肯乘夜入独处妇人船中，相从饮酒，至于极弹丝之乐，中夕方去，岂不虞商人者它日议其后乎？乐天之意，直欲掳写天涯沦落之恨尔。东坡滴黄州，赋《定惠院海棠》诗，有“陋邦何处得此花，无乃好事移西蜀”、“天涯流落俱可念，为饮一尊歌此曲”之句，其意亦尔也。或谓殊无一话一言与之相似，是不然。此真能用乐天之意者，何必效常人章摹句写而后已哉？
东坡不随人后自屈原词赋假为渔父、日者问答之后，后人作者悉相规仿。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以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扬子云《长杨赋》以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班孟坚《两都赋》以西都宾、东都主人，张平子《两都赋》以凭虚公子、安处先生，左大冲《三都赋》以西蜀公子、东吴王孙、魏国先生，皆改名换字，蹈袭一律，无复超然新意稍出于法度规矩者。晋人成公绥《啸赋》，无所宾主，必假逸群公子，乃能遣词。枚乘《七发》，本只以楚太子、吴客为言，而曹子建《七启》，遂有玄微子、镜机子。张景阳《七命》，有冲漠公子、殉华大夫之名。言话非不工也，而此习根着未之或改。若东坡公作《后杞菊赋》，破题直云：“吁嗟先生，谁使汝坐堂上称太守？”殆如飞龙搏鹏，鶱翔扶摇于烟霄九万里之外，不可搏诘，岂区区巢林翾
译“骞”“鶱”二字，音义训释不同。用字书来校正，“骞”，去干切，注解说：“马腹被束缚，又指亏损。”现在列在《礼部韵略》下平声二仙中。“鶱”，虚言切，注解说：“飞翔的样子。”现在列在上平声二十二元中。文人沿袭旧说，把表示亏损的“骞”当作轩昂高举的意思，这是不对的。这个字下面从“马”，马怎么能高举呢？闵损字子骞，虽然古代圣贤命名制字，未必有所拘泥，但如果按照亏损少的意思，那就涣散不通了。那个下面从“鸟”的字，才符合掀飞的解释。这个字大概如今已经废弃，所以苏东坡、黄庭坚也都把“骞”字押入元韵，像“时来或作鹏骞”、“传非其人恐飞骞”之类，只是来不及详细列举深入考证罢了，只有韩愈《和侯协律咏笋》一联说：“得时方张王，挟势欲腾鶱。”这才用得恰当。这固然属于小学中的琐碎之事，却足以看出韩公下笔不苟且的态度。
夜里读白居易《秦中吟》十首诗，其中《立碑》篇说：“我听说望江县，麹令抚慰孤寡。麹，名信陵。在任时有仁政，名声没有传到京城。死后想归葬故乡，百姓拦住岔路。拉着车辕不让他走，留葬在这江边。至今提起他的名字，男女老少都流泪。没有人给他立碑，只有县里人知道。”我因此想起少年时寄居无锡，向钱伸仲大夫借书，正好得到信陵的遗集，只有诗三十三首，《祈雨文》三首。信陵在贞元元年鲍防主持的考试中及第，为四人之一，贞元六年任望江令。读他的《投石祝江文》说：“如果是因为私欲的追求，施行于乡里，残酷污浊的政治，施加于百姓，这是县令的罪过。神明得以诛杀他，怎么能转移到别人身上来危害年成？”仔细体味这些话，他治理政事无愧于神明可见。到了大中十一年，寄居在乡的贡进士姚辇，把他的文章给县令萧缜看，萧缜拿出俸禄买石刻印。白居易的十首诗，作于贞元元和年间，距离他去世只有十五年，而名声已经不再流传。《新唐书·艺文志》只记载诗一卷，略无其他说法。如果不是白居易的诗，几乎就要和草木一起腐烂了。干道二年，历阳人陆同任望江令，在汝阴得到他的诗，王廉清刻版并送到郡库，但没有《祈雨文》。
贡禹、朱晖晚年显达。贡禹壮年时做官不得志，弃官回家。到了元帝初年，才被召用，由谏大夫升迁为光禄大夫，上奏说：“臣犬马之齿八十一，只有一个儿子，年龄十二。”那么贡禹入朝时，大概八十岁，他生儿子时已经七十岁了，最终再次升迁至御史大夫，位列三公。杜甫说：“长安卿相多少年，富贵应须致身早。”这是不对的。朱晖在章帝朝，从临淮太守退隐，后来被召拜为仆射，又任太守，上疏请求留在朝廷，诏书允许。因为议事不合，自己系狱，不肯再签署议定，说：“行年八十，得以参与机密，应当以死报答。”于是闭口不再说话。皇帝心意化解，升迁为尚书令。到了和帝时，又劝谏征伐匈奴，计算他的年龄应当九十岁了。他的忠正不是贡禹能比的。
白居易《琵琶行》一篇，读者只羡慕其风致，敬重其辞章，以至于形于乐府，咏唱不足，于是认为真是为长安故倡所作。我私下怀疑。唐代法网虽然对此较宽，但白居易曾居禁密，且谪官未久，必不肯乘夜进入独处妇人的船中，相随饮酒，以至于极尽丝竹之乐，直到半夜才离开，难道不担心商人日后议论他的背后吗？白居易的意思，只是想抒写天涯沦落的恨意罢了。苏东坡贬谪黄州，作《定惠院海棠》诗，有“陋邦何处得此花，无乃好事移西蜀”、“天涯流落俱可念，为饮一尊歌此曲”的句子，其意也是如此。有人说完全没有一句话一言与之相似，这是不对的。这才是真正能用白居易之意的人，何必效仿常人章摹句写而后已呢？
苏东坡不随人后。自从屈原词赋假托渔父、日者问答之后，后人作者全都相互模仿。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以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扬雄《长杨赋》以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班固《两都赋》以西都宾、东都主人，张衡《两都赋》以凭虚公子、安处先生，左思《三都赋》以西蜀公子、东吴王孙、魏国先生，都改名换字，蹈袭一律，没有超然新意稍出于法度规矩的。晋人成公绥《啸赋》，没有宾主，必须假托逸群公子，才能遣词。枚乘《七发》，本来只以楚太子、吴客为言，而曹植《七启》，就有玄微子、镜机子。张协《七命》，有冲漠公子、殉华大夫之名。言语并非不工巧，但此习根深蒂固未曾改变。如果苏东坡作《后杞菊赋》，破题直说：“吁嗟先生，谁使汝坐堂上称太守？”简直像飞龙搏鹏，高飞扶摇于烟霄九万里之外，不可捕捉诘问，哪里是区区巢林翾
羽者所能窥探其涯涘哉？于诗亦然，乐天云：“醉貌如霜叶，虽红不是春。”坡则曰：“儿童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杜老云：“休将短发还吹帽，笑倩傍人为正冠。”坡则曰：“酒力渐消风力软，飕飕，破帽多情却恋头。”郑谷《十日菊》云：“自缘今日人心别，未必秋香一夜衰。”坡则曰：“相逢不用忙归去，明日黄花蝶也愁。”又曰：“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正采旧公案，而机抒一新，前无古人，于是为至。与夫用“见他桃李树，思忆后园春”之意，以为“长因送人处，忆得别家时”，为一僧所嗤者有间矣。
译那些飞禽所能窥探到的边际吗？对于诗歌也是如此。白居易说：“醉后的面容如同霜打的红叶，虽然颜色红润却并非春天。”苏轼则说：“孩童误以为红润的脸色还在，一笑之下才知道那是酒意泛红。”杜甫说：“不要再让短发的帽子被风吹落，笑着请旁人帮忙扶正帽子。”苏轼则说：“酒劲渐渐消退，风力变得柔和，凉飕飕的，破旧的帽子却多情地恋着头顶。”郑谷在《十日菊》中说：“只因为今天人们的心境不同，未必秋日的菊花一夜之间就凋零了。”苏轼则说：“相逢时不必匆匆离去，明日菊花凋谢，连蝴蝶也会发愁。”又说：“万事到头来都是一场梦，罢了罢了，明日菊花凋谢，连蝴蝶也会发愁。”这正是采用旧的题材，而构思焕然一新，前无古人，因此达到了极高的境界。这与那些借用“看见他人的桃李树，思念后园的春色”之意，写成“常常因为送人的地方，回忆起离别时的时刻”，而被一位僧人讥笑的情况，是有区别的。
元白习制科白乐天、元微之同习制科，中第之后，白公《寄微之》诗曰：“皆当少壮日，同惜盛明时。光景嗟虚掷，云霄窃暗窥。攻文朝矻矻（kū），讲学夜孜孜。策目穿如札，毫锋锐若锥。”注云：“时与微之结集策略之目，其数至百十，各有纤锋细管笔，携以就试，相顾辄笑，目为毫锥。”乃知士子待敌，编缀应用，自唐以来则然，毫锥笔之名起于此也。
门生门下见门生后唐裴尚书年老致政。清泰初，其门生马裔孙知举，发榜后引新进士谒谢于裴，裴欢宴永日，书一绝云：“宦途最重是文衡，天与愚夫作盛名。三主礼闱今八十，门生门下见门生。”时人荣之。事见苏耆《开谭录》。予以《五代登科记》考之，裴在同光中三知举，四年放进士八人，裔孙预焉。后十年，裔孙为翰林学士，以清泰三年放进士十三人，兹所书是已。裔孙寻拜相，《新史》亦载此一句云。白乐天诗，有《与诸同年贺座主高侍郎新拜太常同宴萧尚书亭子》一篇。注云：“座主于萧尚书下及第。”予考《登科记》，乐天以贞元十六年庚辰中书舍人高郢下第四人登科，郢以宝应二年癸卯礼部侍郎萧听下第九人登科，迨郢拜太常时，几四十年矣。听自癸卯放进士之后，二十四年丁卯，又以礼部尚书再知贡举，可谓寿俊。观白公所赋，益可见唐世举子之尊尚主司也。
韩苏杜公叙马韩公《人物画记》，其叙马处云：“马大者九匹，于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焉，行者，牵者，奔者，涉者，陆者，翘者，顾者，鸣者，寝者，讹者，立者，屹者，饮者，溲者，涉者，降者，痒磨树者，嘘者，嗅者，喜而相戏者，怒相踶啮者，秣者，骑者，骤者，走者，载服物者，载狐兔者，凡马之事二十有七焉。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秦少游谓其叙事该而不烦，故仿之而作《罗汉记》。坡公赋《韩干十四马》诗云：“二马并驱攒八蹄，二马宛颈鬃尾齐。一马任前双举后，一马却避长鸣嘶。老髯奚官骑且顾，前身作马通马语。后有八匹饮且行，微流赴吻若有声。前者既济出林鹤，后者欲涉鹤俯啄。最后一匹马中龙，不嘶不动尾摇风。韩生画马真是马，苏子作诗如见画。世无伯乐亦无韩，此诗此画谁当看？”诗之与记，其体虽异，其为布置铺写则同。诵坡公之语，盖不待见画也。予《云林绘监》中有临本，略无小异。杜老《观盲将军画马图》云：“昔日太宗拳毛■（guā），近时郭家师子花。今之新图有二马，复令识者久叹嗟。其余七匹亦殊绝，迥若寒空动烟雪。霜蹄蹴踏长揪间，马官厮养森成列。可怜九马争神骏，顾视清高气深稳。”其语视东坡，似若不及，至于“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不妨独步也。杜又有《画马赞》云：“韩干画马，毫端有神。骅骝老大，騕袅清新”及“四蹄雷雹，一日天池。赡彼骏骨，实惟龙媒”之句。坡公《九马赞》言：“薛绍彭家藏曹将军《九马图》，杜子美所为作诗者也。”其词云：“牧者万岁，绘者惟霸。甫为作诵，伟哉九马。”读此诗文数篇，真能使人方寸超然，意气横出，可谓“妙绝动宫墙”矣。
风灾霜旱庆元四年，饶州盛夏中，时雨频降，六七月之间未尝请祷，农家水车龙具，倚之于壁，父老以为所未见，指期西成有秋，当倍常岁，而低下之田，遂以潦告。余干、安仁乃于八月罹地火之厄。地火者，盖苗根及心，■虫生之，茎干焦枯，如火烈烈，正古之所谓蠢贼也。九月十四日，严霜连降，晚稻未实者，皆为所薄，不能复生，诸县多然。有常产者，诉于郡县，郡守孜孜爱民，有意蠲租，然僚吏多云：“在法无此两项。”又云：“九月正是霜降节，不足为异。”案白乐天讽谏《杜陵叟》一篇曰：“九月霜降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干。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此明证也。予因记元佑五年苏公守杭日，与宰相吕汲公书，论浙西灾伤曰：“贤哲一闻此言，理无不行，但恐世俗谄薄成风，揣所乐闻与所忌讳
译元白研习制科：白居易、元稹一同研习制科，考中之后，白居易在《寄微之》诗中写道：“都在少壮之时，一同珍惜这盛世清明。时光感叹白白虚掷，云霄暗中窥探。早晨刻苦钻研文章，夜晚勤奋讲授学问。策问的题目看得像竹简一样密密麻麻，笔锋锐利如同锥子。”注释说：“当时与元稹一起编集策问的题目，数量多达百十种，各自拿着纤细的笔管，携带着去应试，互相看着就笑，称之为毫锥。”由此可知，士子备考，编缀应用文章，从唐代以来就是这样，毫锥笔的名称便起源于此。
门生门下见门生：后唐裴尚书年老退休。清泰初年，他的门生马裔孙主持科举考试，公布榜单后，带领新科进士到裴尚书处拜谢，裴尚书欢宴终日，写了一首绝句说：“仕途中最重要的是主持文衡，上天赐予我这愚夫以盛名。三次主持礼部考试如今已八十岁，门生的门生又成了我的门生。”当时的人以此为荣。此事见于苏耆的《开谭录》。我用《五代登科记》考证，裴尚书在同光年间三次主持科举，四年间录取进士八人，马裔孙在其中。十年后，马裔孙任翰林学士，在清泰三年录取进士十三人，这正是诗中所述。马裔孙不久拜相，《新唐书》也记载了这句诗。白居易的诗中，有《与诸同年贺座主高侍郎新拜太常同宴萧尚书亭子》一篇。注释说：“座主在高侍郎手下及第。”我考证《登科记》，白居易在贞元十六年庚辰年中书舍人高郢手下第四人登科，高郢在宝应二年癸卯年礼部侍郎萧昕手下第九人登科，等到高郢拜太常时，几乎四十年了。萧昕自从癸卯年录取进士之后，二十四年后的丁卯年，又以礼部尚书再次主持贡举，可谓长寿俊才。看白居易所作的诗，更可见唐代举子尊崇主考官。
韩苏杜公叙马：韩愈的《人物画记》，其中叙述马的地方说：“马大的有九匹，在马之中又有上等的下等的，行走的，牵引的，奔跑的，涉水的，在陆地上的，昂首的，回顾的，鸣叫的，躺卧的，歪斜的，站立的，耸立的，饮水的，排尿的，涉水的，下坡的，痒了磨树的，喘气的，嗅闻的，欢喜互相嬉戏的，愤怒互相踢咬的，吃草的，骑乘的，急驰的，奔跑的，载着衣物的，载着狐兔的，凡是马的事情共有二十七种。马大小共八十三匹，而没有相同的。”秦观说他的叙事详尽而不烦琐，所以模仿他写了《罗汉记》。苏轼作《韩干十四马》诗说：“两匹马并驾齐驱攒着八只蹄，两匹马弯曲脖颈鬃毛尾巴整齐。一匹马任前双举后，一匹马却避长鸣嘶。老髯奚官骑且顾，前身作马通马语。后有八匹饮且行，微流赴吻若有声。前者既济出林鹤，后者欲涉鹤俯啄。最后一匹马中龙，不嘶不动尾摇风。韩生画马真是马，苏子作诗如见画。世无伯乐亦无韩，此诗此画谁当看？”诗与记，体裁虽然不同，但在布置铺写方面则相同。诵读苏轼的话，大概不必见到画也能明白。我的《云林绘监》中有临摹本，几乎没有细微差别。杜甫《观盲将军画马图》说：“昔日太宗拳毛■，近时郭家师子花。今之新图有二马，复令识者久叹嗟。其余七匹亦殊绝，迥若寒空动烟雪。霜蹄蹴踏长揪间，马官厮养森成列。可怜九马争神骏，顾视清高气深稳。”他的话比起苏轼，似乎不及，至于“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不妨独步天下。杜甫又有《画马赞》说：“韩干画马，毫端有神。骅骝老大，騕袅清新”以及“四蹄雷雹，一日天池。赡彼骏骨，实惟龙媒”的句子。苏轼《九马赞》说：“薛绍彭家藏曹将军《九马图》，杜甫为之作诗。”其词说：“牧者万岁，绘者惟霸。甫为作诵，伟哉九马。”读这几篇诗文，真能使人内心超然，意气横出，可谓“妙绝动宫墙”了。
风灾霜旱：庆元四年，饶州盛夏之中，时常下雨，六七月之间未曾祈祷，农家水车龙具，倚靠在墙壁上，父老认为前所未见，指望秋收，应当加倍于常年，而低洼的田地，于是以涝灾告急。余干、安仁在八月遭受地火的灾难。地火，大概是苗根及心，■虫滋生，茎干焦枯，如火烈烈，正是古人所说的蠢贼。九月十四日，严霜连降，晚稻未成熟的，都被霜所侵害，不能再生，各县大多如此。有常产的人，向郡县申诉，郡守孜孜爱民，有意免除租税，然而僚吏多说：“在法律中没有这两项。”又说：“九月正是霜降节，不足为异。”看白居易讽谏《杜陵叟》一篇说：“九月霜降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干。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这是明证。我因此记得元佑五年苏轼守杭州时，与宰相吕汲公书信，论述浙西灾伤说：“贤哲一闻此言，理无不行，但恐世俗谄薄成风，揣所乐闻与所忌讳
，争言无灾，或有灾而不甚损。八月之末，秀州数千人诉风灾，吏以为法有诉水旱而无诉风灾，闭拒不纳，老幼相腾践，死者十一人。由此言之，吏不喜言灾者，盖十人而九，不可不察也。”苏公及此，可谓仁人之言。岂非昔人立法之初，如所谓风灾、所谓早霜之类，非如水旱之田可以稽考，惧贪民乘时，或成冒滥，故不轻启其端。今日之计，固难添创条式。但凡有灾伤，出于水旱之外者，专委良守令推而行之，则实惠及民，可以救其流亡之祸，仁政之上也。
译人们争辩说没有灾害，或者虽有灾害但损害不大。八月底，秀州有数千人申诉风灾，官吏认为法律只有申诉水旱灾害的规定，而没有申诉风灾的规定，于是闭门拒绝受理，导致老人和儿童互相践踏，死了一百一十人。由此说来，官吏不喜欢上报灾害的，大概十个人中有九个，这是不能不加以明察的。”苏公说到这一点，可以说是仁爱之人的言论。这难道不是古人制定法律之初，像所谓的风灾、早霜之类，不像水旱灾害那样可以通过田地来核查考据，担心贪婪的百姓趁机钻空子，或许造成冒领滥报，所以不轻易开启这个先例。如今的对策，固然难以新增设立条款。但只要发生水旱之外的灾害，专门委派贤良的州县长官推行实施，那么实惠就能惠及百姓，可以挽救百姓流离失所的祸患，这是仁政中最好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