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斋五笔卷第二（十五则）
人修桥，拆去旧石，见其上镌云：“康定庚辰。”案范公以景佑乙亥为待制，丙子知开封府，黜知饶州，后徙润、越，至庚辰岁乃复职，帅长安，既去此久矣。
译有人修缮桥梁，拆去旧石，发现上面刻着：“康定庚辰。”查考范公在景佑乙亥年担任待制，丙子年任开封府尹，被贬谪后任饶州知州，后来调任润州、越州，直到庚辰年才恢复官职，出任长安长官，此时他离开这里已经很久了。
西汉以来加官《汉书?百官表》云侍中、左右曹、诸吏、散骑、中常侍，皆加官。所加或将军、列侯、卿、大夫、将、都尉。给事中亦加官。所加或大夫、博士、议郎。其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诸曹受尚书事，诸吏得举法，散骑并乘舆车。并，步浪反。案汉世除授此等称谓，殆若今之兼职者，不甚为显秩，然魏相以御史大夫兼给事中。它如刘向以宗正，散骑、给事中；苏武以右曹，典属国；扬雄为诸吏；光禄大夫是也。至于金日碑以降虏为侍中，其子赏、建，诸孙常、敞、岑、明、涉、汤、融、钦，皆以左曹、诸吏、侍中，故班史赞之云：“七世内侍，何其盛也！”盖如今时阁门宣赞、祗候之类。但汉家多用士人，武帝所任庄助、朱买臣、吾丘寿王、东方朔诸人，皆天下选，此其所以为人贵重。东汉大略亦然。晋、宋以来，又有给事黄门侍郎、散骑常侍、通直散骑常侍、散骑侍郎等，皆为兼官，但视本秩之高下。已而复以将军为宠，齐高帝以太子詹事何戢领选，以戢资重，欲加常侍，褚渊曰：“臣与王俭既已左珥，若复加戢，则八座遂有三貂。若帖以骁、游，亦为不少。”乃以为吏部尚书，加骁骑将军。唐有检校官、文武散阶、宪衔，乃此制也。国朝自真宗始创学士、直学士、待制、直阁职名，尤为仕宦所慕。今自观文殿大学士至直秘阁，几四十种，不刊之典，明白易晓，非若前代之冗泛云。吕望非熊自李瀚《蒙求》有“吕望非熊”之句，后来据以为用。然以史策考之，《六韬》第一篇《文韬》曰：“文王将田，史编布卜曰：‘田于渭阳，将大得焉。非龙非彲，非虎非罴，兆得公侯，天遗汝师。’文王曰：‘兆致是乎？’史编曰：‘编之太祖史畴，为禹占得皋陶兆。’”《史记》云：“吕尚穷困年老，以渔钓干西伯，西伯将出猎，卜之，曰：‘所获非龙非彲，非虎非罴，所获霸王之辅。’”后汉崔骃《达旨》，云“渔父见兆于元龟”，注文乃引《史记》“非龙非彲，非熊非罴”为证。今之《史记》，盖不然也。“非熊”出处，惟此而已。
唐曹因墓铭庆元三年，信州上饶尉陈庄发土得唐碑，乃妇人为夫所作。其文曰：“君姓曹，名因，字鄙夫，世为鄱阳人。祖、父皆仕于唐高祖之朝，惟公三举不第，居家以礼义自守。及卒于长安之道，朝廷公卿、乡邻耆旧，无不太息。惟予独不然。谓其母曰：‘家有南亩，足以养其亲；室有遗文，足以训其子。肖形天地间，范围阴阳内，死生聚散，特世态耳，何忧喜之有哉！’予姓周氏，公之妻室也。归公八载，恩义有夺，故赠之铭曰：‘其生也天，其死也天，苟达此理，哀复何言！’”予案唐世上饶本隶饶州，其后分为信，故曹君为鄱阳人。妇人能文达理如此，惜其不传，故书之，以裨图志之缺。
唐史省文之失杨虞卿兄弟，怙李宗阂势，为人所奔向。当时为之语曰：“欲入举场，先问苏、张，苏、张尚可，三杨杀我。”而《新唐书》减去“先”字。李德裕《赐河北三镇诏》曰：“勿为子孙之谋，欲存辅车之势。”《新书》减去“欲”字。遂使两者意义为不铿锵激越，此务省文之失也。
李德裕论命令李德裕相武宗，言从计行。韦弘质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钱谷，德裕奏言：“管仲明于治国，其语曰：‘国之重器，莫重于令。令重君尊，君尊国安，治人之本，莫要于令。故曰亏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从令者死，五者无赦。’又曰：‘令在上，而论可否在下，是主威下系于人也。’大和后，风俗浸敝，令比于上，非之在下，此敝不止，无以治国。臣谓制置职业，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干，弘质贱臣，岂得以非所宜言，妄触天听，是轻宰相也。”德裕大意，欲朝廷尊，臣下肃，而政出宰相，故感愤切言之。予谓德裕当国，它相取充位而已。若如所言，则一命一令之出，臣下皆不得有言，谏官、御史、给事、舍人之职废矣。弘质位给事中，亦非贱臣。宜其一朝去位，遂罹
译西汉以来加官，《汉书·百官表》说侍中、左右曹、诸吏、散骑、中常侍，都是加官。所加官职有的为将军、列侯、卿、大夫、将、都尉。给事中也是加官。所加官职有的为大夫、博士、议郎。其中侍中、中常侍可以进入禁中，诸曹接受尚书事务，诸吏可以举发违法之事，散骑陪同皇帝乘车。“并”字，音步浪。考察汉代任命这些称谓，大概就像现在的兼职者，不算显赫的官秩，然而魏相以御史大夫兼任给事中。其他如刘向以宗正兼任散骑、给事中；苏武以右曹兼任典属国；扬雄担任诸吏；光禄大夫等皆是如此。至于金日磾以投降的匈奴人身份担任侍中，他的儿子金赏、金建，众孙子金常、金敞、金岑、金明、金涉、金汤、金融、金钦，都以左曹、诸吏、侍中任职，所以班固在史论中称赞说：“七代在内廷侍奉，多么兴盛啊！”这大概就像现在的阁门宣赞、祗候之类。只是汉代多任用士人，汉武帝所任用的庄助、朱买臣、吾丘寿王、东方朔等人，都是天下选拔的人才，这就是他们被人尊重的原因。东汉大致也是这样。晋、宋以来，又有给事黄门侍郎、散骑常侍、通直散骑常侍、散骑侍郎等，都是兼官，只看本职官秩的高低。后来又以将军作为宠信，齐高帝让太子詹事何戢主持选拔，因为何戢资历深厚，想加封常侍，褚渊说：“臣与王俭已经佩戴左珥，如果再加封何戢，那么八座之中就有三个戴貂尾的。如果贴补骁骑、游骑将军，也不算少。”于是任命他为吏部尚书，加封骁骑将军。唐代有检校官、文武散阶、宪衔，就是这种制度。本朝自真宗开始创设学士、直学士、待制、直阁等职名，尤其为仕宦所羡慕。现在从观文殿大学士到直秘阁，将近四十种，是不刊的典制，明白易懂，不像前代那样冗杂泛泛。吕望非熊，自从李瀚《蒙求》有“吕望非熊”的句子，后来就依据这个来使用。然而用史籍考证，《六韬》第一篇《文韬》说：“周文王将要打猎，史官编布占卜说：‘在渭水北岸打猎，将大有收获。不是龙不是彲，不是虎不是罴，卦象得到公侯，上天赐给你老师。’文王说：‘卦象真的这样吗？’史官编说：‘我的太祖史畴，为禹占卜得到皋陶的卦象。’”《史记》说：“吕尚穷困年老，以渔钓求见西伯，西伯将要出猎，占卜说：‘所获得的不是龙不是彲，不是虎不是罴，所获得的是霸王的辅佐。’”后汉崔骃《达旨》，说“渔父在元龟上见到卦象”，注文便引用《史记》“非龙非彲，非熊非罴”作为证据。现在的《史记》，大概不是这样。“非熊”的出处，只有这里而已。
唐曹因墓铭，庆元三年，信州上饶县尉陈庄挖土得到唐代石碑，是妇人为丈夫所作。碑文说：“丈夫姓曹，名因，字鄙夫，世代是鄱阳人。祖父、父亲都在唐高祖朝做官，只有丈夫三次科举不第，居家以礼义自我约束。等到死在长安的路上，朝廷公卿、乡邻老人，没有不叹息的。只有我不这样。对他的母亲说：‘家里有田地，足以赡养亲人；家里有遗留的文章，足以训导儿子。形体存在于天地间，范围在阴阳之内，死生聚散，只是世俗常态罢了，有什么忧愁欢喜的呢！’我姓周氏，是丈夫的妻子。嫁给丈夫八年，恩义有所改变，所以赠予铭文说：‘他的生是天意，他的死也是天意，如果通达这个道理，悲哀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考察唐代上饶原本隶属饶州，后来分设为信州，所以曹君是鄱阳人。妇人能文达理到如此地步，可惜没有流传，所以记录下来，以补图志的缺失。
唐史省文之失，杨虞卿兄弟，依仗李宗闵的权势，被人奔走趋附。当时有谚语说：“想要进入科举考场，先问苏、张，苏、张还可以，三杨会害死我。”而《新唐书》删去了“先”字。李德裕《赐河北三镇诏》说：“不要为子孙谋划，想要保持辅车相依的形势。”《新书》删去了“欲”字。于是使得两者的意义不够铿锵激越，这是力求省文的过失。
李德裕论命令，李德裕担任武宗朝的宰相，主张听从计策行事。韦弘质建议宰相不可以兼管钱谷，李德裕上奏说：“管仲通晓治国，他的话说：‘国家的重要器物，没有比法令更重要的。法令重要则君主尊贵，君主尊贵则国家安定，治理人民的根本，没有比法令更紧要的。所以说损害法令的人死，增加法令的人死，不执行法令的人死，滞留法令的人死，不服从法令的人死，这五种人没有赦免。’又说：‘法令在上，而议论可否在下，这是君主的威权下系于人民。’太和年间以后，风俗逐渐败坏，法令比附于上，非议在下，这种弊病不停止，无法治理国家。我认为制定职事，是君主的权柄，不是小人所能干预，韦弘质是卑贱的臣子，怎么能以不适宜的话，妄自触犯天听，这是轻视宰相。”李德裕的大意，是想让朝廷尊贵，臣下严肃，而政令出自宰相，所以感慨愤激地切直进言。我认为李德裕掌权时，其他宰相只是充数罢了。如果像他所说，那么每一个命令一出，臣下都不能有言论，谏官、御史、给事中、舍人的职责就废除了。韦弘质职位是给事中，也不是卑贱的臣子。适宜他一旦去职，就遭受
汉武唐德宗汉张汤事武帝，舞文巧低以辅法，所治夷灭者多，旋以罪受诛。上惜汤，稍进其子安世，耀为尚书令。安世宿卫忠正，肃敬不怠，勤劳国家，卒为重臣，其可大用不疑。而武帝之意，乃以父汤故耳。唐卢杞相德宗，奸邪险贼，为天下祸。以公议不容，谴逐致死。帝念之不忘，擢叙其子元辅，至兵部侍郎。元辅端静介正，能绍其祖奕之忠规，陟之台省要官，宜也。而德宗之意，乃以父杞故尔。且武帝之世，群臣不幸而诛者，如庄助、朱买臣、吾丘寿王诸人，及考终名臣，如汲黯、郑庄、董仲舒、卜式，未尝恤其孤。德宗辅相之贤，如崔佑甫、李泌、陆贽，皆身没则已，而独于汤、妃二人惓惓如此，是可叹也！
诸公论唐肃宗唐肃宗于干戈之际，夺父位而代之。然尚有可诿者，曰：“欲收复两京，非居尊位，不足以制命诸将耳。”至于上皇还居兴庆，恶其与外人交通，劫徙之西内，不复定省，竟以怏怏而终，其不孝之恶，上通于天。是时，元次山作《中兴颂》，所书天子幸蜀，太子即位于灵武，直指其事。殆与《洪范》云“武王胜殷杀受”之辞同。其词曰：“事有至难，宗庙再安，二圣重欢。”既言重欢，则知其不欢多矣。杜子美《杜鹃》诗：“我看禽鸟情，犹解事杜鹃。”伤之至矣。颜鲁公《请立放生池表》云：“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问安视膳，不改家人之礼。”东坡以为彼知肃宗有愧于是也。黄鲁直《题磨崖碑》，尤为深切。“抚军监国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为？事有至难天幸耳，上皇局脊还京师。南内凄凉几苟活，高将军去事尤危。臣结舂陵二三策，臣甫《杜鹃》再拜诗。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赏琼琚词！”所以揭表肃宗之罪，极矣。
孙马两公所言卢照邻有疾，问孙思邈曰：“高医愈疾奈何？”答曰：“天有四时五行，寒暑迭居，和为雨，怒为风，凝为雪霜，张为虹霓，天常数也。人之四支五藏，一觉一寐，吐纳往来，流为荣卫，章为气色，发为音声，人常数也。阳用其形，阴用其精，天人所同也。失则烝生热，否生寒，结为瘤赘，陷为痈疽，奔则喘乏，竭则焦槁，发乎面，动乎形。天地亦然，五纬缩赢，孛彗飞流，其危胗也。寒暑不时，其烝否也。石立土踊，是其瘤赘。山崩土陷，是其痈疽。奔风暴雨，其喘乏。川渎竭涸，其焦槁。高医导以药石，救以砭剂，圣人和以至德，辅以人事，故体有可愈之疾，天有可振之灾。”睿宗召司马子微问其术，对曰：“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夫心目所知见，每损之尚不能已，况攻异端，而增智虑哉！”帝曰：“治身则尔，治国若何？”曰：“国犹身也，故游心于淡，合气于漠，与物自然，而无私焉，而天下治。”孙公、司马所言，皆至道妙理之所寓，治心养性，宜无出此者矣。
元微之诗《唐书?艺文志》元稹《长庆集》一百卷，《小集》十卷，而传于今者，惟闽、蜀刻本，为六十卷。三馆所藏，独有《小集》。文惠公镇越，以其旧治，而文集盖缺，乃求而刻之。外《春游》一篇云：“酒户年年减，山行渐渐难。欲终心懒慢，转恐兴阑散。镜水波犹冷，稽峰雪尚残。不能辜物色，乍可怯春寒。远目伤千里，新年思万端。无人知此意，闲凭小阑干。”白乐天书之，题云“元相公《春游》”。钱思公藏其真迹，穆父守越时，摹刻于蓬莱阁下，今不复存。集中逸此诗，文惠为列之于集外。李端民平叔尝和其韵寄公云：“东阁经年别，穷愁客路难。望尘惊岳峙，怀旧各云散。茵醉恩逾厚，樯歌兴未残。冯唐嗟已老，范叔敢言寒。玉烛调魁柄，阳春在笔端。应怜扫门役，白首滞江于。”乐天所书，予少时得其石刻，后亦失之。
谏缭绫戏龙罗李德裕为浙西观察使，穆宗诏索盘绦缭绫千匹，德裕奏言：“立鹅、天马、盘绦、掬豹，文彩怪丽，惟乘舆当御，今广用千匹，臣所未谕。”优诏为停。崇宁间，中使持御札至成都，令转运司织戏龙罗二千，绣旗五百
译汉武帝、唐德宗
汉代张汤侍奉汉武帝，舞弄文法、巧言诬陷以辅助法律，被他治罪夷灭的人很多，不久自己也因罪被杀。武帝爱惜张汤，逐渐提拔他的儿子张安世，让他担任尚书令。张安世在宫廷宿卫时忠诚正直，严肃恭敬毫不懈怠，为国家勤劳效力，最终成为重臣，确实可以大用而无疑。然而武帝的用意，只是因为父亲张汤的缘故罢了。唐代卢杞辅佐唐德宗，奸邪险恶，成为天下的祸患。因为公议不容，被贬逐致死。皇帝怀念他不忘，提拔任用他的儿子卢元辅，直至兵部侍郎。卢元辅端庄沉静、耿介正直，能够继承其祖父卢奕的忠正风范，升任台省要职，是适宜的。然而德宗的用意，也只是因为父亲卢杞的缘故罢了。况且武帝时代，群臣不幸被杀的，如庄助、朱买臣、吾丘寿王等人，以及善终的名臣，如汲黯、郑庄、董仲舒、卜式，武帝从未抚恤他们的孤儿。德宗辅佐的贤相，如崔佑甫、李泌、陆贽，都是人死就罢了，唯独对张汤、卢杞二人如此念念不忘，这真是可叹啊！
诸位公卿议论唐肃宗
唐肃宗在战乱之际，夺取父亲的皇位而代之。然而还有可以推托的理由，说：“想要收复两京，不居于尊位，不足以指挥诸将罢了。”至于太上皇回到兴庆宫居住，肃宗厌恶他与外人交往，强行将他迁往西内，不再去问安省视，最终太上皇郁郁而终，这种不孝的恶行，上达于天。这时，元次山作《中兴颂》，所写天子幸蜀，太子在灵武即位，直指此事。几乎与《洪范》中“武王胜殷杀受”的言辞相同。其词说：“事有至难，宗庙再安，二圣重欢。”既然说“重欢”，就知道此前不欢的时候很多了。杜甫《杜鹃》诗：“我看禽鸟情，犹解事杜鹃。”悲伤到了极点。颜真卿《请立放生池表》说：“一日三朝，彰显天子的孝道；问安视膳，不改家人的礼节。”苏轼认为他知道肃宗对此感到惭愧。黄庭坚《题磨崖碑》，尤为深切。“抚军监国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为？事有至难天幸耳，上皇局脊还京师。南内凄凉几苟活，高将军去事尤危。臣结舂陵二三策，臣甫《杜鹃》再拜诗。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赏琼琚词！”用来揭发昭示肃宗的罪过，极其深刻。
孙思邈、司马子微两位公卿所言
卢照邻有病，问孙思邈说：“高明的医生治愈疾病怎么办？”回答说：“天有四时五行，寒暑交替居住，和顺为雨，愤怒为风，凝结为雪霜，张扬为虹霓，这是天的常理。人的四肢五脏，一觉一睡，吐纳往来，流动为荣卫之气，彰显为气色，发出为音声，这是人的常理。阳作用于形体，阴作用于精气，天与人所共同拥有的。失常则蒸热产生，闭塞则寒冷产生，凝结为瘤赘，陷入为痈疽，奔涌则喘乏，枯竭则焦槁，表现在面部，变动于形体。天地也是这样，五星缩赢，彗星飞流，这是危险的征兆。寒暑不时，这是蒸热的闭塞。石头直立泥土涌起，这是瘤赘。山崩土陷，这是痈疽。狂风暴雨，这是喘乏。河流干涸，这是焦槁。高明的医生用药石引导，用砭剂救治，圣人用至德调和，辅以人事，所以身体有可治愈的疾病，天有可挽救的灾祸。”睿宗召见司马子微询问他的道术，回答说：“修道每日减损，减损再减损，以至于无为。心智耳目所知晓看见的，每次减损尚且不能停止，何况攻击异端，而增加智虑呢！”皇帝说：“修身是这样，治国如何？”回答说：“国家如同身体，所以游心于淡泊，合气于寂静，与万物自然，而没有私心，天下就治理好了。”孙公、司马子微所言，都是至道妙理所寄托的地方，治心养性，应当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元稹的诗
《唐书·艺文志》记载元稹《长庆集》一百卷，《小集》十卷，而流传至今的，只有闽、蜀刻本，为六十卷。三馆所藏，独有《小集》。文惠公镇守越州，因为那里是他的旧治，而文集缺失，于是寻求并刻印。此外《春游》一篇说：“酒户年年减，山行渐渐难。欲终心懒慢，转恐兴阑散。镜水波犹冷，稽峰雪尚残。不能辜物色，乍可怯春寒。远目伤千里，新年思万端。无人知此意，闲凭小阑干。”白居易书写了它，题名为“元相公《春游》”。钱思公收藏其真迹，穆父守越州时，摹刻于蓬莱阁下，现在不再存在。集中遗漏了这首诗，文惠公将其列于集外。李端民平叔曾和韵寄给他说：“东阁经年别，穷愁客路难。望尘惊岳峙，怀旧各云散。茵醉恩逾厚，樯歌兴未残。冯唐嗟已老，范叔敢言寒。玉烛调魁柄，阳春在笔端。应怜扫门役，白首滞江于。”白居易所书写的，我年轻时得到其石刻，后来也丢失了。
谏止缭绦、戏龙罗
李德裕担任浙西观察使，穆宗下诏索取盘绦缭绫千匹，李德裕上奏说：“立鹅、天马、盘绦、掬豹，文采怪丽，只有皇帝车驾应当使用，现在广泛使用千匹，臣不理解。”优诏停止。崇宁年间，中使持御札到成都，命令转运司织戏龙罗二千，绣旗五百
，副使何常奏：“旗者，军国之用，敢不奉诏。戏龙罗唯供御服，日衣一匹，岁不过三百有奇，今乃数倍，无益也。”诏奖其言，为减四之三。以二事观之，人臣进言于君，切而不讦，盖无有不听者。何常所论，甚与德裕相类云。详正学士唐太宗时，命秘书监魏征写四部群书，将藏内府，置仇正二十员。后又诏虞世南、颜师古踵领之，功不就。显庆中罢仇正官，使散官随番刊正。后诏东台侍郎赵仁本等，充使检校，置详正学士以代散官，此名甚雅，不知何时罢去。然秘省自有校书郎、正字，使正名责实足矣。绍兴中以贵臣提举秘书省，而置编定书籍官二员，亦其类也。
译副使何常上奏说：“旗帜是军国大事所用的，怎敢不遵从诏令。戏龙罗只供御用服饰，每天用一匹，一年不过三百多匹，现在却增加了数倍，这是没有益处的。”皇帝下诏嘉奖他的言论，将用量减少了四分之三。从这两件事来看，臣子向君主进言，恳切而不攻击，大概没有不被采纳的。何常的论述，与李德裕非常相似。详正学士：唐太宗时，命令秘书监魏征抄写四部群书，准备收藏在宫内府库，设置了仇正二十人。后来又下诏让虞世南、颜师古继任统领，但工程没有完成。显庆年间罢免了仇正官，让散官轮流刊正。后来下诏让东台侍郎赵仁本等人，充任使者检校，设置详正学士来代替散官，这个名称很雅致，不知何时被罢去。然而秘书省本来就有校书郎、正字，让名实相符就足够了。绍兴年间由贵臣提举秘书省，而设置了编定书籍官二人，也是这类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