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斋三笔卷第十二（十六则）

译《容斋三笔》卷第十二（共十六则）

眄眄、泰娘、张好好三位女子。白居易《燕子楼诗序》说：“徐州已故的张尚书，有一位宠爱的歌妓叫眄眄，擅长歌舞，风度仪态高雅动人。尚书去世后，彭城有一处旧宅，宅中有座小楼名叫燕子楼。眄眄感念旧日恩爱而不改嫁，居住在这座楼中十余年，幽居独处，形影相吊。”白居易曾经认识她，感怀旧日交游，写了两首绝句，第一首说：“满窗明月满帘霜，被冷灯残拂卧床。燕子楼中霜月苦，秋来只为一人长。”最后一首说：“今春有客洛阳回，曾到尚书冢上来。见说白杨堪作柱，争教红粉不成灰。”读者读后感到悲伤凄恻。刘禹锡《泰娘歌》说：“泰娘本是韦尚书家中的歌女，尚书任吴郡太守时得到她，教她弹琵琶，让她边歌边舞，带回京城。尚书去世后，泰娘流落民间，被蕲州刺史张逊所得。张逊被贬居武陵而死，泰娘无处可归。地方荒僻遥远，没有人能知道她的容貌和才艺，所以她每天抱着乐器哭泣。”刘禹锡为她写歌叙述其事说：“繁华一旦有消歇，题剑无光履声绝。蕲州刺史张公子，白马新到铜驼里。自言买笑掷黄金，月堕云中从此始。山城少人江水碧，断雁哀弦风雨夕。朱弦已绝为知音，云鬓未秋私自惜。举目风烟非旧时，梦寻归路多参差。如何将此千行泪，更洒湘江斑竹枝！”杜牧《张好好诗》说：“我辅佐已故吏部沈公在江西幕府时，张好好年仅十三岁，因善歌被列入乐籍，随沈公调任迁至宣城，后来被沈著作纳为姬妾。在洛阳东城见到她，感怀旧事，题诗赠她说：‘您担任豫章太守已是甲寅年，又过了四十七年了。美人十三岁才有余。主公再三赞叹，说天下没有比她更美的了。从此每次相见，三天后就变得疏远了。身外之事任凭尘世纷扰，酒尊之前尽情欢乐。飘逸如集仙客，乘坐紫云车。近年来没过几年，高阳酒徒都散尽了。在洛城重新相见，你从容地站在酒肆当垆。朋友游伴如今还在吗？落魄潦倒还能没有吗？门馆恸哭之后，水云秋景初现。洒尽满襟泪水，写这首短歌暂且记录。’”我认为妇女女子，容颜凋谢色衰，以至于失去主人无所依靠，像这样的人太多了。这三位女子，只是因为被杰出的文辞和宏大的笔力所记载，所以名声流传至今。何况那些士人君子终身不得志而与草木一同腐朽的，岂止令人叹息！然而眄眄的节操义气，不是泰娘、张好好所能比及的。“眄眄”馆本作“盼盼”，与《香山集》相符。

颜鲁公祠堂诗。我家收藏《云林绘监》册，其中有颜鲁公画像，徐师川题诗说：“公生于开元年间，壮年赶上天宝之乱。为范阳胡人捐躯，最终死于蔡州叛军。他的贤能像魏征，但天下并非贞观盛世。历经四帝数十年，一身遭遇百难。年轻时读书史，此事心中已决断。年老鬓发衰，慨叹功名晚。唉，忠义之路，快捷离去不可迟缓。当初没有当年的悲伤，只让后世叹息。一旦断绝霖雨，南亩常遭亢旱。小人计谋虽得逞，百姓却如涂炭。长歌咏颂您的节操，千载勇夫畏惧。恭敬书写子张绅，希望能达到古人的一半。”师川以诗歌闻名江西，然而这首诗并不精工。曾记得李德远举荐童敏德游湖州题公祠堂的长句说：“挂帆一纵疾于鸟，长兴夜发吴兴晓。杖黎上访鲁公祠，一见目明心皦皦。未说邦人怀使君，且为前古惜忠臣。德宗更用卢杞相，出当斯位诚艰辛。生逆龙鳞死虎口，要与乃兄同不朽。狂童希烈何足罪，好邪嫉忠假渠手。乃知成仁或杀身，保身不必皆哲人。此公安得世复有，洗空凡马须骐驎。”童敏德的诗，语意都超拔不凡，也是临川人，却终身未能出仕，实在可惜！

闵子不名。《论语》所记载孔子与人交谈以及门弟子面对其人问答，都直呼其名，没有称字的，即使是颜回、冉雍这样的高材生，也称回、称雍，唯独到了闵子，只称子骞，整本书都不直呼其名。从前贤人认为《论语》出自曾子、有子的门人，我猜想也出自闵氏。看书中关于闵子侍立的言辞，与冉有、子贡、子路不同，就可以明白了。

曾皙待子不慈。传记所载曾皙对待他的儿子曾参不慈爱，甚至说因为锄菜误伤瓜，用大杖击打他倒地。孔子说曾参不能像虞舜那样，小杖则受，大杖则避，认为这样会使父亲陷入不义，告诫门人说：“曾参来了不要让他进来。”我私下怀疑没有这事，大概是战国时学者妄造的言辞。况且曾皙与子路、冉有、公西华侍坐，有“浴乎沂，风乎舞雩”的话，涵泳圣教，有超然独见的妙处，在四人之中，唯独受到“吾与”的褒奖，那么他的贤德可知了。有这样的儿子，却几乎置他于死地，庸人尚且不忍心，难道曾皙会这样做吗？孟子称赞曾子供养曾皙，酒肉养志，未曾有过这样的话。

具圆复诗。吴地僧人法具，字圆复，有能诗的声名，我在《夷坚志》中记载了他，实在不恰当。

最近在福州僧人智恢处，见到他的诗稿一纸，字体

译效法王荆公。他的《送僧》一诗写道：“滩声嘈嘈杂雨声，舍北舍南春水平。拄杖穿花出门去，五湖风浪白鸥轻。”《送翁士特》写道：“朝入羊肠暮鹿头，十三官驿是荆州。具车秣马晓将发，寒烛烧残语未休。”《竹轩》写道：“老竹排檐谁手种，山日未斜寒翠重。六月散发叶底眠，冷雨斜风频入梦。冬雕峰木雪镐庐，落眼青青却笑渠。花时吹笋排林上，吴州还见《竹溪图》。”《和子苍三马图》写道：“从来画马称神妙，至今只说江都王。将军曹霸实季仲，沙苑丞相犹诸郎。龙眠居士善画马，独与二子遥相望。两马骈立真骕骦，一马脱去仍腾骧。浣花老人今已亡，呜呼三马谁平章！饱知画肉亦画骨，妙处不减黄无双。”又有一首写道：“烧灯过了客思家，独立衡门数瞑鸦。燕子未归梅落尽，小窗明月属梨花。”都值得细细品味。吴门僧人惟茂，居住在天台山的一座禅寺中，喜欢早晚都能看见山景，作绝句说：“四面峰峦翠入云，一溪流水漱山根。老僧只恐山移去，日午先教掩寺门。”很有诗人的风致意趣，然而有人说山如果要离去，哪里容得下人去掩住？这大概是吴地人痴呆的习气，这种说法可以说是没有知音。

译人应当知足。我年纪已过七十，按法理应当退休。绍熙末年，因为新天子即位，我不敢立即提出请求，所以玉隆观的任期届满后，我只以原官职闲居乡里。乡人赵子直不忍心让我断绝俸禄，让我保留职务，我正为白吃朝廷俸禄而感到惭愧，而亲朋好友却认为我的爵位不及两位兄长，对此耿耿于怀。我吟诵白居易《初授拾遗》诗来告诉他们：“奉诏登上左掖门，束带参加朝议。何必说初次任命卑微，且已脱去风尘吏役。杜甫、陈子昂，才名涵盖天地。当时并非没有遇到明主，尚且没有超过这个职位。”这种安分知足的心意，终身不会改变。因此我大致考察了本朝以来，那些名卿伟人，负有当时重望却没有得到大任用的，如王禹偁、杨亿、李宗谔、张咏、孙奭、晁迥、刘筠、宋祁、范镇、郑獬、滕甫、苏轼、范祖禹、曾肇、彭汝砺、刘敞、蔡襄、孙觉，近世的汪藻、孙觌，这些人都不过做到尚书、学士，有的中年就去世，有的被贬谪流落，有的没有田地来糊口，有的没有住宅来居住，何况像我忠宣公那样的人，还忍心说吗？那么我贪占俸禄也已经很多了。

陶渊明与孤松：陶渊明的诗文大都是纪实，即使在花草竹木间寄托兴致也是如此。《归去来辞》说：“日光昏暗将要落山，抚摸着孤松徘徊。”他的《饮酒诗》二十首中有一篇说：“青松在东园，众草掩没了它的姿态。寒霜灭绝了异类，卓然显露出高枝。连成树林人们不觉察，单独一棵树众人觉得奇特。”所说的孤松就是它，这意思大概是用来比喻自己。

饶州刺史：饶州的好太守，从吴国到现在，以政绩著称的有九位贤人，郡圃建立祠堂来祭祀他们，此外知名的人很少。《白乐天集》中有《吴府君碑》说：“吴君名丹，字真存，通过进士科入仕。读书数千卷，写文章数万言。四五岁时，所做的游戏就模仿道家法事。成年后，喜爱道书，奉行真箓，每次专气入静，不吃粮食数年，飘然有出世之心。壮年时，在家做长辈，有三个年幼的弟弟、八个年幼的侄子，不忍心看他们饥寒，慨然有求取俸禄的念头。求名得到了名，家中没有多余财物，淡泊自处，与天和始终如一。享年八十二岁，没有妻室的拖累，没有子孙的忧患，最终在饶州去世。”官职大致如此。吴君在饶州，虽然没有遗留的事迹可记载，因为他是邦君的缘故，姑且记在书中。吴君为人清净恬寂，是所谓的达士，然而年纪超过八十还掌管郡符，又不是为了妻子儿女打算，实在不可理解。唐朝的治理不抛弃黎民老人，所以他任职不认为自己有过错。

紫极观钟：饶州紫极观有一口唐钟，形制清越坚致，不是近世工匠铸造可比的。上面刻有铭文说：“天宝九年，岁次庚寅，二月庚申朔，十五日癸酉铸造，通直郎、前监察御史贬乐平员外尉李逢年铭，前乡贡进士薛彦伟述序，给事郎、行参军赵从一书，中大夫、使持节都阳郡诸军事、检校鄱阳郡太守、天水郡开国公上官经野妻扶风郡君韦氏奉为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敬造洪钟一口。”其后列有录事参军、司功、司法、司士参军各一人，司户参军二人，参军二人，录事一人，鄱阳县令一人、尉二人，又专检校官、鄱阳县丞宋守静，专检校内供奉道士王朝隐，又道士七人。铭文也雅洁，字画不俗，只是月朔是庚申，那么癸酉日应当是十四日，刻在金石上却错误如此。浮洲开福院也有一口吴武义年间的钟，然而不能与此相比。

兼中书令：绍熙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宣麻制书任命嗣秀王伯圭兼中书令。这个官职很久没有任命，学士、大夫大多不知道始末，甚至有人怀疑应当进入都堂处理政事。邸报传到外郡，尤其不明白。我考察典故，侍中、中书令是两省长官，自唐朝以来，居于真宰相之位，而中书令在侍中之上。肃宗以后，开始用来安置大将，所以郭子仪、仆固怀恩、朱泚、李晟、韩弘都担任过，他们在京城就进入政事堂，然而不参与国事。懿宗、僖宗、昭宗时，人员渐渐增多，大都是由平章事升兼侍中，接着兼中书令，又升守中书令，三者都称使相，都是大敕系衔而下书使字。五代尤其多。本朝创业之初，还沿袭旧制，于是吴越国王钱俶、天雄节度符彦卿、雄武王景、武宁郭从义、保大武行德、成德郭崇、昭义李筠、淮南李重进、永兴李洪义、凤翔王彦超、定难李彝兴、荆南高保融、武平周行逢、武宁王晏、武胜侯章、归义曹元忠十五人同时兼中书令。太宗朝，只任命石守信，而赵普以故相身份拜授。真宗只用来安置亲王。嘉祐末年，任命宗室东平王允弼、襄阳王允良；元丰年间，任命曹佾，与允弼、允良相隔十七八年，爵秩本来还在。沈括《笔谈》说有关部门因为曹佾新任命

译说自来不曾有活着的任中书令而领取俸禄的先例，这大概是错误的说法。官制实行后，将三使相合并改为开府仪同三司。元祐年间以后就不再设有此职，即使崇宁、大观、政和、宣和年间轻率地使用名位器物，并且改为左辅、右弼，然而蔡京三次担任公相，也不敢居此职位。乾道年间，诏令在录黄及告命内除去侍中、中书令，于是废除了这个官职。现在应当先颁降命令恢复设置，那么办事的体制就尤其妥当了。嗣王最终不敢接受，于是搁置了前面的任命，而赐予赞拜不名的礼遇。

译撰写文章，关键在于要仔细检查。写文章不论工拙、大小，总之不可不刻意留意检查。如果一旦在体制上出错，即使遣词造句高超卓越，也是不行的。前辈中的宗师大家，也有不能避免这种情况的。欧阳修写《仁宗御书飞白记》说：“我将要去亳州，借道经过汝阴，因此在子履的房间得以阅览御书。只见云章灿烂，光辉映照日月，我整理衣冠、神色肃穆，拜了两拜后才敢抬头观看，原来是仁宗皇帝的御笔飞白书。我说：‘这是宝文阁所收藏的，为什么会在你的房间里呢？’他说：‘以前天子在群玉殿宴请随从臣子，并赐下飞白书，我有幸得以接受赏赐。’”哪有在记述君主御笔时，彼此称“我”，并且直呼陆经的字呢？又如《登贞观御书阁记》，谈到太宗的飞白书，也自称“我”。《外制集序》中，历述庆历年间更用大臣，提到吕夷简、夏竦、韩琦、范仲淹、富弼，都直呼姓名，却说“看我是什么人，也入选其中”，又说“我当时掌管诰命”，又说“我正参与修撰祖宗旧例”，总共称“我”有七次。苏东坡则不然，他为王举正也写了这篇记，其中的话是“故太子少傅、安简王公讳举正，臣没能见到他本人”等等。这才叫懂得体制。

侍从、两制是宋朝的官称，把大学士到待制称为“侍从”，把翰林学士、中书舍人称为“两制”，是说他们掌管内制、外制。舍人官职未到的，就称“知制诰”，所以称美它为三个字。把尚书侍郎称为“六部长贰”，把散骑常侍、给事中、谏议大夫称为“大两省”。它们的名称就是这样。现在全都把在京的职事官，从尚书到权侍郎以及学士、待制都称为“侍从”，大概是沿袭旧习而不深入考察罢了。我家藏有王《春秋通义》一书，至和元年，邓州缴进朝廷，二年有旨送两制审阅，于是具奏的十二人都列名衔：学士七人，即学士承旨、礼部侍郎杨察，翰林学士、中书舍人赵概、杨伟，刑部郎中胡宿，吏部郎中欧阳修，起居舍人吕溱，礼部郎中王洙；知制诰五人，即起居舍人王洙，右司谏贾黯，兵部员外郎韩绛，起居舍人吴奎，右正言刘敞。而其他官员不参与，由此可见。翰林院原本以六人为定额，刘沆做宰相，主管温成皇后的丧事，因为王洙与他一同越礼建言，于是以员外身份任用他，曾经被一时的言官所指责，正是这个时候。

片言解祸自古将相大臣，遭受谗言毁谤，触怒君主，陷入危险棘手的境地，濒临死亡，却凭一人的一句话，转祸为福，大概是投合时机、正中要害，使听的人明白醒悟，然而如果不是遇到英明的君主，是做不到的。萧何替百姓请求上林苑中的空地，高祖大怒，认为他多接受了商人的财物，把萧何交给廷尉，戴上刑具囚禁起来。王卫尉说：“陛下与楚军对峙数年，陈豨、黥布反叛，当时相国镇守关中，不趁此时谋取私利，难道会贪图商人的钱财吗？”皇上不高兴，当天就赦免释放了萧何。绛侯周勃被免去相位回到封国，有人上书告发周勃想造反，廷尉逮捕周勃治罪。薄太后对文帝说：“绛侯手握皇帝玉玺，统领北军，不趁此时造反，现在住在一个小县，反而想造反吗？”皇帝立即赦免了周勃。这两件事，可以说是极其危险、不容救援，却在片刻谈话间见效如此。萧望之受遗诏辅政，被许、史、恭、显嫉妒，上奏说萧望之与周堪、刘更生结为朋党，请求“召到廷尉”，元帝没有省察就下狱，批准了他们的奏请。后来醒悟到他们的错误，下令出狱视事。史高说：“皇上刚即位，还没有以德化闻名于天下，却先查验师傅，既然把九卿大夫下狱，应该借此判决免职。”于是萧望之被免为庶人。高祖、文帝的英明而采纳进言，元帝的昏庸而坚持错误，由此可见。

忠言嘉谟《扬子法言》说：“有人问什么是忠言嘉谟，回答说言论符合稷、契的叫忠，谋略符合皋陶的叫嘉。”按照扬雄的说法，那么言论与谋略，忠与嘉，分成了两类，传注的人都没有为此辩解，那么稷、契不能提出嘉谟、皋陶不能说出忠言吗？三位圣贤流传后世的话语，只有《虞书》存有，五篇之中，皋陶陈述谋略很多，稷与契起初没有一句话可以考证，不知道扬雄凭什么设立这个比喻呢？不如魏郑公只说“良臣稷、契、皋陶”，才是通论。

免直学士院庆元元年正月一日，郑湜以起居郎身份直学士院。二月二十三日，赵汝愚罢相，诏书是郑湜起草的，议论的人指责褒奖之词太过。二十五日，有旨免去他兼任直学士院的职务，有人认为这是旧例所没有的。查考熙宁初年，王益柔以知制诰兼任直学士院，曾经上奏中书熟状中加授董毡阶官的错误，宰相愤怒他不先申报中书省，借其他事情罢免他兼任直学士院，不久升任龙图阁直学士。郑湜也因为罢免直学士院请求离职，不被允许，过了三个月升任权刑部侍郎，非常相似。

大贤之后杜甫诗说：“大贤之后竟陵迟，荡荡古今同一体。”这是赠给狄梁公曾孙的诗，甚至说“飘泊岷汉，干谒王侯”，那么他的衰微就可以知道了。最近看到余于寓客李

译氏子说，本朝三位姓李的宰相，文正公李昉、文靖公李沆、文定公李迪都是当时著名的宰相，他们的子孙也相继显贵。然而几代之后家族日益萧条，又经历了南渡的灾难，如今三家的后裔都居住在余干，没有一人在朝廷做官。文定公濮州的家族，如今有居住在越地的，虽然说不显赫，但官宦世家尚且勉强延续，而文正公、文靖公的后人却默默无闻，实在令人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