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斋续笔卷第十四（十七则）
存节俭。”具以奏闻。明皇诣陵，至寝宫，问所留示者何在？力士捧跪上，上跪奉，肃敬如不可胜，曰：“夜光之珍，垂棘之壁，将何以愈此？”即命史官书之典册。是时，明皇履位未久，厉精为治，故见太宗故物而惕然有感。及侈心一动，穷天下之力不足以副其求，尚何有于此哉？宋孝武不足责也，若齐高帝、周武帝、陈高祖、隋文帝，皆有俭德，而东昏、天元、叔宝、扬帝之淫侈，浮于桀、纣，又不可以语此云。
译崇尚节俭。”（将此事）详细地奏报给朝廷。唐明皇前往陵墓，到达寝宫，询问所留下展示的物品在哪里？高力士捧着跪拜呈上，明皇跪着接受，严肃恭敬得仿佛承受不起，说：“夜明珠这样的珍宝，垂棘那样的美玉，怎能比得上这个呢？”随即命令史官将其记载在典籍中。当时，唐明皇即位不久，励精图治，所以看到太宗的旧物而内心警觉有所感触。等到奢侈之心一起，耗尽天下的力量也不能满足他的欲望，哪里还会在意这些呢？宋孝武帝不值得责备，至于齐高帝、周武帝、陈高祖、隋文帝，都有节俭的德行，而东昏侯、天元帝、陈叔宝、隋炀帝的淫乱奢侈，超过夏桀、商纣，又不可以和他们谈论这些了。
用计臣为相唐自贞观定制，以省台寺监理天下之务，官修其方，未之或改。明皇因时极盛，好大喜功，于财利之事尤切，故字文融、韦坚、杨慎矜、王琇，皆以聚敛刻剥进，然其职不出户部也。杨国忠得志，乃以御史大夫判度支，权知大府卿及两京司农太府出纳，是时，犹未立判使之名也。肃宗以后，兵兴费广，第五琦、刘晏始以户部侍郎判诸使，因之拜相，于是盐铁有使，度支有判。元琇、班宏、裴延龄、李巽之徒踵相蹑，遂浸浸以他官主之，权任益重。宪宗季年，皇甫镈由判度支，程异由卫尉卿盐铁使，并命为相，公论沸腾，不恤也。逮于宣宗，率由此涂大用，马植、裴休、夏侯孜以盐铁，卢商、崔元式、周墀、崔龟从、萧邺、刘瑑以度支，魏扶、魏墓、崔慎由、蒋伸以户部，自是计相不可胜书矣。惟裴度判度支，上言调兵食非宰相事，请以归有司，其识量宏正，不可同日语也。
州县牌额州县牌额，率系于吉凶，以故不敢轻为改易。严州分水县故额，草书“分”字，县令有作聪明者，谓字体非宜，自真书三字，刻而立之。是年，邑境恶民持刃杀人者众，盖“分”字为“八刀”也。徽州之山水清远，素无火灾，绍熙元年，添差通判卢瑢，悉以所作隶字，换郡下扁膀，自谯楼、仪门，凡亭榭、台观之类，一切趋新，郡人以为字多燥笔，而于州牌尤为不严重，私切忧之。次年四月，火起于郡库，经一日两夕乃止，官舍民庐一空。
卢知猷唐之末世，王网绝纽，学士大夫逃难解散，畏死之不暇。非有扶颠持危之计，能支大厦干将倾者，出力以佐时，则当委身山栖，往而不反，为门户性命虑可也。白马之祸，岂李振、柳粲数凶子所能害哉？亦裴、崔、独孤诸公有以自取耳。偶读《司空表圣集?太子太师卢知猷神道碑》，见其什于僖、昭，更历荣级，至尚书右仆射，以一品致仕，可以归矣。然由间关跋履，从昭宗播迁，自华幸洛，天佑二年九月乃终，享年八十有六，其得没于牖下，亦云幸也。《新唐书》有传，附于父后，甚略，云：“昭宗为刘季述所幽，感愤而卒。按昭宗以光化三年遭季述之祸，天复元年反正，至知猷亡时，相去五年。《传》云：“子文度，亦贵显。”而碑载嗣子刑部侍郎膺，亦不同。表圣乃卢幕客，当时作志，必不误矣。《昭宗实录》：“光化四年三月，华州奏，太子太师卢知猷卒。以刘季述之变，感愤成疾，卒年七十五。”正与《新唐?传》同。盖唐武、宣以后诸录，乃宋敏求补撰，简牍当有散脱者，皆当以司空之碑为正。又按是年四月改元天复，《旧唐纪》：“十一月，车驾幸凤翔。朱全忠趋长安，文武百僚太子太师卢知猷已下出迎。”又为可证。《宰相世系表》：“知猷生文度，而同族曰渥，渥之子膺，刑部侍郎。”二者矛盾如此。
忌讳讳恶《周礼?春官》：“小史诏王之忌讳。”郑氏曰：“先王死日为忌，名为讳。”《礼记?王制》：“太史典礼，执简记，奉讳恶。”注云：“讳者先王名，恶者忌日，若子卯。恶，乌路反。”《左传》：“叔弓如滕，子服椒为介。及郊，遇懿伯之忌，叔弓不入。”懿伯，椒之叔父，忌，怨也。“椒曰：公事有公利无私忌，椒请先入。”观此乃知忌讳之明文。汉人表疏，如东方朔有“不知忌讳”之类，皆戾本旨。今世俗语言多云“无忌讳”及“不识忌讳”，盖非也。
陈涉不可轻《扬子法言》：“或问陈胜吴广，曰：‘乱。’曰：‘不若是则秦不亡。’曰：‘亡秦乎？恐秦未亡而先亡矣。’”李轨以为：“轻用其身，而要乎非命之运，不足为福先，适足以为祸始。”予谓不然。秦以无道毒天下，六王皆万乘之国，相踵灭亡，岂无孝子慈孙、故家遗俗？皆奉头鼠伏。自张良狙击之外，更无一人敢西向窥其锋者。陈胜出于戍卒，一旦奋发不顾，海内豪杰之上，乃始云合响应，并起而诛之。数月之间，一战失利，不幸陨命于御者之手，身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
译任用理财之臣为宰相，唐朝自贞观年间便已定下制度，由尚书省、御史台、九寺等机构监理天下政务，官员各司其职，未曾有所改变。唐玄宗因当时国势极盛，好大喜功，对财利之事尤为急切，所以宇文融、韦坚、杨慎矜、王琇等人，都凭借聚敛财富、苛刻剥削而得到晋升，然而他们的职权并未超出户部的范围。杨国忠得志后，便以御史大夫的身份兼管度支，代理大府卿以及两京司农寺、太府寺的出纳事务，这时，还没有设立“判使”的名号。肃宗以后，战争兴起，费用浩大，第五琦、刘晏开始以户部侍郎的身份兼管诸使，并因此拜相，于是盐铁设有使职，度支设有判官。元琇、班宏、裴延龄、李巽等人相继继任，于是逐渐由其他官员主管，权力责任日益加重。宪宗晚年，皇甫镈由判度支，程异由卫尉卿兼盐铁使，都被任命为宰相，公众舆论沸腾，他们却不顾惜。到了宣宗时期，大多由此途径被重用，马植、裴休、夏侯孜凭借盐铁使身份，卢商、崔元式、周墀、崔龟从、萧邺、刘瑑凭借度支使身份，魏扶、魏謩、崔慎由、蒋伸凭借户部身份，从此，理财之相多得不可胜数。只有裴度在判度支时，上言说调拨军粮不是宰相的事，请求归还给主管部门，他的见识度量宏大正直，不可同日而语。
州县牌额，大多与吉凶祸福相关，因此不敢轻易更改。严州分水县原来的牌额，用草书写“分”字，县令中有自作聪明的人，认为字体不适宜，便用楷书重新书写三个字，刻好后树立起来。这一年，县境内恶民持刀杀人的很多，大概是因为“分”字拆解为“八刀”的缘故。徽州山水清幽，向来没有火灾，绍熙元年，添差通判卢瑢，全部用他所写的隶书，更换郡下的匾额，从谯楼、仪门，凡是亭榭、台观之类，一律追求新奇，郡人认为字迹多燥笔，而对州牌尤其显得不庄重严肃，私下深切担忧。次年四月，火起于郡库，经过一天两夜才停止，官舍民房全部焚毁。
卢知猷，唐朝末世，法纪崩坏，学士大夫逃难离散，唯恐死得不够快。如果没有扶危救急的计策，能够支撑即将倾覆的大厦，出力以辅佐时局，那么就应当隐居山林，一去不返，为保全门户性命考虑是可以的。白马之祸，难道是李振、柳粲这几个凶恶小人所能造成的吗？也是裴、崔、独孤等公卿自己招致的。偶然读到《司空表圣集·太子太师卢知猷神道碑》，看见他在僖宗、昭宗时期，历任荣显官职，直至尚书右仆射，以一品官致仕，可以归隐了。然而他历经艰难险阻，跟随昭宗流亡，从华州幸驾洛阳，天佑二年九月才去世，享年八十六岁，他能死在家中，也算幸运了。《新唐书》有他的传记，附在父亲之后，非常简略，说：“昭宗被刘季述幽禁，卢知猷感愤而死。”查考昭宗在光化三年遭遇刘季述之祸，天复元年才复位，到卢知猷去世时，相隔五年。《新唐书》传记说：“儿子卢文度，也显贵。”而碑文记载嗣子为刑部侍郎卢膺，也不相同。司空图是卢知猷的幕客，当时撰写墓志，必定不会出错。《昭宗实录》：“光化四年三月，华州奏报，太子太师卢知猷去世。因刘季述之变，感愤成疾，享年七十五岁。”正好与《新唐书》传记相同。大概唐武宗、宣宗以后的实录，是宋敏求补撰的，简牍应当有散失脱落之处，都应当以司空图的碑文为准。又查考这一年四月改元天复，《旧唐书·纪》：“十一月，车驾幸凤翔。朱全忠赶赴长安，文武百官及太子太师卢知猷以下出迎。”这也可为证明。《宰相世系表》：“卢知猷生卢文度，而同族叫卢渥，卢渥的儿子卢膺，任刑部侍郎。”两者矛盾如此。
忌讳，忌讳恶事。《周礼·春官》：“小史告知君王忌讳。”郑玄说：“先王去世的日子叫忌，名字叫讳。”《礼记·王制》：“太史掌管礼仪，手持简册记录，奉行讳恶。”注解说：“讳是先王的名字，恶是忌日，如子卯日。恶，读作乌路反。”《左传》：“叔弓前往滕国，子服椒作为副使。到达郊外，遇到懿伯的忌日，叔弓不进城。”懿伯是子服椒的叔父，忌，怨恨的意思。“子服椒说：公事有公利，没有私忌，请让我先进城。”看这些才知道忌讳的明文规定。汉人上表奏疏，如东方朔有“不知忌讳”之类的话，都违背了本意。现在世俗语言多说“无忌讳”及“不识忌讳”，大概是不对的。
陈涉不可轻视。《扬子法言》：“有人问陈胜吴广，回答说：‘乱。’说：‘不这样秦就不会灭亡。’说：‘灭亡秦吗？恐怕秦还没灭亡，他们先灭亡了。’”李轨认为：“轻率使用自身，而要求非命的运气，不足以成为福的先导，适足以成为祸的开端。”我认为不是这样。秦以无道毒害天下，六国都是万乘之国，相继灭亡，难道没有孝子慈孙、故家遗俗吗？都俯首帖耳像老鼠一样躲藏。自从张良狙击之后，更没有一人敢向西窥探秦军的锋芒。陈胜出身于戍卒，一旦奋发不顾，海内豪杰之士，才开始云集响应，一起起兵诛杀秦朝。几个月之间，一战失利，不幸死于车夫之手，身体虽然已经死亡，他所安置派遣的侯王将相最终灭亡了秦朝。
秦。项氏之起江东，亦矫称陈王之令而度江。秦之社稷为墟，谁之力也？且其称王之初，万事草创，能从陈余之言，迎孔子之孙鲋为博士，至尊为太师，所与谋议，皆非庸人崛起者可及，此某志岂小小者哉！汉高帝为之置守家于砀，血食二百年乃绝。子云指以为乱，何邪？若乃杀吴广，诛故人，寡恩忘旧，无帝王之度，此其所以败也。
译秦朝时，项氏在江东起兵，也是假托陈王的命令而渡过长江。秦朝的江山社稷沦为废墟，这是谁的力量呢？况且项氏称王之初，万事刚刚草创，能够听从陈余的建议，迎接孔子的后代孔鲋担任博士，尊奉他为太师，与他共同谋划商议的人，都不是那些平庸之人突然崛起所能比及的，这志向难道只是小小的吗！汉高祖为此在砀地为他设置守冢人家，祭祀延续了两百年才断绝。扬雄却指责项氏为乱臣贼子，这是什么道理呢？至于杀害吴广，诛杀老朋友，刻薄寡恩、忘记旧情，没有帝王的胸襟气度，这正是他失败的原因。
士匄（g4i）韩厥晋厉公既杀却氏三卿，群臣疑惧。栾书、荀偃执公，召士匄，匄辞不往，召韩厥，厥辞曰：“古人有言曰‘杀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二子竟弑公，而不敢以匄、厥为罪，岂非畏敬其忠正乎？唐武德之季、秦王与建成、元吉相忌害，长孙无忌、高士廉、侯君集、尉迟敬德等，日夜劝王诛之，王犹豫未决。问于李靖，靖辞，问于李世绩，世绩辞，王由是重二人。及至登天位，皆任为将相，知其有所守也。晋、唐四贤之识见略等，而无有称述者，唐史至不书其事，殆非所谓发潜德之幽光也。萧道成将革命，欲引时贤参赞大业，夜召谢胐，屏人与语，胐竟无一言。及王俭、褚渊之谋既定，道成必欲引胐参佐命，胐亦不肯从，遂不仕齐世，其亦贤矣。
孔墨墨翟以兼爱无父之故，孟子辞而辟之，至比于禽兽，然一时之论。迨于汉世，往往以配孔子。《列子》载惠盎见宋康王曰：“孔丘、墨翟，无地而为君，无官而为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颈举踵而愿安利之。”邹阳上书于梁孝王曰：“鲁听季孙之说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计囚墨翟，以孔、墨之辩，不能自免于谗谀。”贾谊《过秦》云：“非有仲尼、墨翟之知。”徐乐云：“非有孔、曾、墨子之贤。”是皆以孔、墨为一等，列、邹之书不足议，而谊亦如此。韩文公最为发明孟子之学，以为功不在禹下者，正以辟杨、墨耳。而着《读墨子》一篇云：“儒、墨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国家。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此又何也？魏郑公《南史?梁论》，亦有“抑扬孔、墨”之语。
玉川月蚀诗卢仝《月蚀诗》，唐史以谓讥切元和逆党，考韩文公效仝所作，云元和庚寅岁十一月。是年为元和五年，去宪宗遇害时尚十载。仝云：“岁星主福德，官爵奉董、秦。”说者谓“董秦”即李忠臣，尝为将相而臣朱泚，至于亡身，故企鄙之。东坡以为：“当秦之镇淮西日，代宗避吐蕃之难出狩，追诸道兵，莫有至者。秦方在鞠场，趣命治行，诸将请择日，秦曰：‘父母有急难，而欲择日乎？’即倍道以进。虽末节不终，似非无功而食禄者。”近世有严有翼者，着《艺苑雌黄》，谓坡之言非也，秦守节不终，受泚伪官，为贼居守，何功之足云？诗讥刺当时，故言及此。坡乃谓非无功而食禄，谬矣！有翼之论，一何轻发至诋坡公力非为谬战！予按是时秦之死二十七年矣，何为而追刺之？使个欲讥逆党，则应首及禄山与泚矣。窃意元和之世，吐突承璀用事，全以为劈幸擅位，故用董贤、秦宫辈喻之，本无预李忠臣事也。记前人似亦有此说，而不能省忆其详。
诗要点检作诗至百韵，词意既多，故有失于点捡者。如杜老《夔府咏怀》，前云，“满坐涕潺援”，后又云，“伏腊涕涟涟”。白公《寄元微之》，既云，“无杯不共持”，又云“笑劝迂辛酒”，“华樽逐胜移”，“觥飞白玉卮”，“饮讶《卷波》迟”，“归鞍酩酊驰，酡颜乌帽侧，醉袖玉鞭垂”，“白醪充夜酌”，“嫌醒自啜醨”，“不饮长如醉”，一篇之中，说酒者十一句。东坡赋中隐堂五诗各四韵，亦有“坡垂似伏鳌”，“崩崖露伏龟”之语，近于意重。
周蜀九经唐贞观中，魏征、虞世南、颜师古继为秘书监，请募天下书，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书者，为书手缮写。予家有旧监本《周礼》，其未云，大周广顺三年癸丑五月，雕造九经书毕，前乡贡三礼郭嵠书。列宰相李谷、范质、判监田敏等衔于后。《经典释文》末云，显德六年己未三月，太庙室长朱延熙书，宰相范质、王溥如前，而田敏以工部尚书为详勘官。此书字画端严有楷法，更无舛误。《旧五代史》：汉隐帝时，国子监奏《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四经未有印板，欲集学自考校雕造。从之。正尚武之时，而能如是，盖至此年而成也。成都石本诸经，《毛诗》、《仪
译士匄、韩厥
晋厉公既然杀了郤氏三位卿大夫，群臣都疑惑恐惧。栾书、荀偃拘禁了国君，召见士匄，士匄推辞不去；召见韩厥，韩厥推辞说：“古人有话说‘杀老牛没有人敢主持祭祀。’何况是国君呢？你们几个人不能侍奉国君，哪里用得着我韩厥呢？”这两个人最终弑杀了国君，却不敢把士匄、韩厥当作同罪，难道不是畏惧敬重他们的忠诚正直吗？唐武德末年，秦王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互相猜忌迫害，长孙无忌、高士廉、侯君集、尉迟敬德等人，日夜劝说秦王诛杀他们，秦王犹豫不决。秦王询问李靖，李靖推辞；询问李世绩，李世绩也推辞，秦王因此看重这两个人。等到秦王登上皇位，都任用他们为将相，知道他们有所坚守。晋、唐四位贤人的见识大致相同，却没有被称颂记载，唐史甚至不记载这件事，大概不符合所谓发掘潜藏美德的幽微光辉吧。萧道成准备改朝换代，想延请当时的贤人参与谋划大业，夜里召见谢胐，屏退旁人跟他说话，谢胐最终没有说一句话。等到王俭、褚渊的计谋已经确定，萧道成一定要延引谢胐参与佐助开国大业，谢胐也不肯听从，于是终身不在齐朝做官，这也算是贤人了。
孔墨
墨翟因为兼爱无父的缘故，孟子驳斥他，甚至把他比作禽兽，但这只是一时的论调。到了汉代，常常把墨子与孔子相提并论。《列子》记载惠盎拜见宋康王说：“孔丘、墨翟，没有土地却像君主，没有官职却像长官，天下的男子女子，没有不伸长脖子踮起脚跟希望得到他们的安宁和利益的。”邹阳上书给梁孝王说：“鲁国听从季孙的话驱逐孔子，宋国采用子冉的计谋囚禁墨翟，凭借孔子、墨翟的辩才，也不能自己免于谗言和谄媚。”贾谊《过秦论》说：“没有仲尼、墨翟的智慧。”徐乐说：“没有孔子、曾子、墨子的贤德。”这都是把孔子、墨子视为同一等级，《列子》、邹阳的书不值得议论，而贾谊也这样认为。韩文公最推崇阐发孟子的学问，认为他的功绩不在大禹之下，正是因为他驳斥杨朱、墨翟罢了。但他写了一篇《读墨子》说：“儒家、墨家都推崇尧、舜，都反对桀、纣，都修养身心端正心志来治理天下国家。孔子一定会任用墨子，墨子一定会任用孔子。如果不互相任用，就不配称为孔子、墨子。”这又是为什么呢？魏郑公在《南史·梁论》中，也有“褒贬孔子、墨子”的话。
玉川月蚀诗
卢仝的《月蚀诗》，唐史认为是在讥讽切责元和年间的逆党，考察韩文公仿效卢仝所作的诗，说是在元和庚寅年十一月。这一年是元和五年，距离宪宗遇害还有十年。卢仝说：“岁星主管福德，官爵供奉董、秦。”解说的人认为“董秦”就是李忠臣，曾经做将相却臣服朱泚，以至于丧命，所以鄙视他。苏东坡认为：“当李忠臣镇守淮西的时候，代宗躲避吐蕃的灾难外出巡狩，征调各道兵马，没有到达的。李忠臣正在球场，急忙命令整理行装，众将请求选择吉日，李忠臣说：‘父母有急难，却要选吉日吗？’立刻加倍赶路进发。虽然最后节操没有保全，似乎也不是无功受禄的人。”近代有个叫严有翼的人，写《艺苑雌黄》，说苏东坡的话不对，李忠臣守节不能始终，接受朱泚的伪官，为贼寇守城，有什么功劳可言？诗是讥讽当时的，所以提到这个。苏东坡却说不是无功受禄，错了！严有翼的议论，为什么轻易发出甚至极力诋毁苏东坡，极力辩驳说他是错的！我查考当时李忠臣已经死了二十七年了，为什么要追讥他？如果是要讥讽逆党，那么应该首先提到安禄山和朱泚。我私下认为元和年间，吐突承璀掌权，卢仝认为他是宠幸擅权，所以用董贤、秦宫这类人来比喻他，本来与李忠臣无关。记得前人似乎也有这种说法，但不能详细回忆起来。
诗要点检
作诗到百韵，词意既然很多，所以有失于检点的。比如杜甫《夔府咏怀》，前面说，“满座涕泪滚滚”，后面又说，“伏腊涕泪涟涟”。白居易《寄元微之》，既然说，“没有酒杯不一起拿着”，又说“笑着劝迂辛喝酒”，“华丽的酒樽随着胜景移动”，“酒杯像白玉卮一样飞舞”，“饮酒惊讶《卷波》慢”，“归鞍酩酊奔驰，醉脸乌帽歪斜，醉袖玉鞭下垂”，“白酒充作夜饮”，“嫌弃清醒自己喝薄酒”，“不喝长像醉”，一篇之中，说酒的有十一句。苏东坡赋中隐堂五诗各四韵，也有“山坡下垂像伏着的鳌”，“崩塌的山崖露出伏着的龟”的话，接近于意思重复。
周蜀九经
唐贞观年间，魏征、虞世南、颜师古相继担任秘书监，请求招募天下的书籍，选拔五品以上子孙擅长书法的，作为书手抄写。我家有旧监本《周礼》，末尾说，大周广顺三年癸丑五月，雕造九经书完毕，前乡贡三礼郭嵠书写。列宰相李谷、范质、判监田敏等官衔于后。《经典释文》末尾说，显德六年己未三月，太庙室长朱延熙书写，宰相范质、王溥如前，而田敏以工部尚书身份担任详勘官。这本书字画端严有楷法，更没有错讹。《旧五代史》：汉隐帝时，国子监奏报《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四经没有印板，想召集学者自考校雕造。听从了。正值崇尚武力的时候，却能这样，大概到这一年完成。成都石本诸经，《毛诗》、《仪
礼》、《礼记》，皆秘书省秘书郎张绍文书。《周礼》者，秘书省校书郎孙朋古书。《周易》者，国子博士孙逢吉书。《尚书》者，校书郎周德政书。《尔雅》者，简州平泉令张德昭书。题云，广政十四年，盖孟和时所镌，其字体亦皆精谨。两者并用士人笔札，犹有贞观遗风，故不庸俗，可以传远。唯《三传》至皇佑元年方毕工，殊不逮前。绍兴中，分命两淮、江东转运司刻三史板，其两《汉书》内，凡钦宗讳，并小书四字，曰“渊圣御名”，或径易为“威”字，而他庙讳皆只缺画，愚而自用，为可笑也。蜀《三传》后，列知益州、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田况衔，大书为三行，而转运使直史馆曹颖叔，提点刑狱、屯田员外郎孙长卿，各细字一行，又差低于况。今虽执政作牧，监司亦与之雁行也。
译《礼》、《礼记》，都是由秘书省秘书郎张绍文书写。《周礼》由秘书省校书郎孙朋古书写。《周易》由国子博士孙逢吉书写。《尚书》由校书郎周德政书写。《尔雅》由简州平泉县令张德昭书写。题记说这是广政十四年，大概是孟昶时期刊刻的，其字体也都精整严谨。这两部书都采用士人的笔迹，还保留着贞观年间的遗风，所以不庸俗，可以流传久远。只有《三传》直到皇佑元年才完工，远远不及前面的作品。绍兴年间，分别命令两淮、江东转运司刊刻三史书板，其中两《汉书》内，凡是宋钦宗的名讳，都用小字写四个字，称为“渊圣御名”，或者直接改为“威”字，而其他庙讳都只缺笔画，愚蠢而自以为是，令人可笑。蜀地刊刻的《三传》后面，列出了知益州、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田况的官衔，大字书写为三行，而转运使直史馆曹颖叔，提点刑狱、屯田员外郎孙长卿，各自用小字写一行，又比田况略低一些。如今即使是执政大臣出任地方长官，监司也与他们平级并列。
冢宰治内《周礼?天官冢宰》，其属有宫正，实掌王宫之戒令纠禁。内宰以阴礼教六宫，以阴礼教九嫔。盖宫中官之长也。故自后、夫人之外，九嫔、世妇、女御以下，无不列于属中。后世宫掖之事，非上宰可得而闻也。《礼记?内则》篇记男女事父母、舅姑，细琐毕载，而首句云：“后王命冢宰，降德于众兆民。”则以其治内故也。
宰相爵邑国朝宰相初不用爵邑为轻重，然亦尝以代升黜。王文康曾任司空，后为太子太师，经太宗登极恩，但封祁国公。吕文穆自司徒谢事为太子太师，经东封西祀恩，不复再得三公，但封徐国、许国公而已。寇忠憨罢相，学士钱惟演以太子太傅处之，真宗令更与些恩数，惟演但乞封国公。王冀公钦若食邑已过万户，及谪为司农卿，于衔内尽除去，后再拜相，乃悉还之。汤岐公以大观文免相，因御史言落职镌爵。赵卫公坐举官犯赃，见为使相，但降封益川郡公，削二千户。今周益公亦然，皆故实所无也。王婺相元封冀，嫌其与钦若同，屡欲改，适有进国史赏，予为拟进韩国制词，用“有此冀方，莫如韩乐”。既播告矣，而删定官冯震武以为真宗故封，不许用，遂贴麻为鲁，虽着于司封格，冯盖不知富韩公已用之矣。是时，婺相以食邑过二万户为辞，寿皇遣中使至迈所居宣示，令具前此有无体例，及合如何施行事理，拟定闻奏。遂以邑户无止法复命，乃竟行下。
杨子一毛孟子曰：“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杨朱之书，不传于今，其语无所考。惟《列子》所载：“杨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国而隐耕。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人人不损一毫，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问杨朱曰：‘去子体之一毛以济一世，汝为之乎？’杨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济。’禽子曰：‘假济，为之乎？’杨子弗应。禽子出语孟孙阳，阳曰：‘有侵若肌肤获万金者，若为之乎？’曰：‘为之。’曰：‘有断若一节得一国，子为之乎？’禽子默然。阳曰：‘积一毛以成肌肤，积肌肤以成一节，一毛固一体万分中之一物，奈何轻之？’”观此，则孟氏之言可证矣。
李长吉诗李长吉有《罗浮山人诗》云：“欲剪湘中一尺天，吴娥莫道吴刀涩。”
正用杜老《题王宰画山水图歌》，“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松半江水”之句，长吉非蹈袭人后者，疑亦偶同，不失自为好语也。
子夏经学孔子弟子惟子夏于诸经独有书，虽传记杂言未可尽信，然要为与他人不同矣。于《易》则有传，于《诗》则有序。而《毛诗》之学，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传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传曾申，五传而至大毛公。于《礼》则有《仪礼丧服》一篇，马融、王肃诸儒多为之训说。于《春秋》，所云“不能赞一辞”，盖亦尝从事于斯矣，公羊高实受之于子夏，谷梁赤者，《风俗通》亦云子夏门人。于《论语》，则郑康成以为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也。后汉徐防上疏曰：“《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斯其证云。
容斋续笔卷第十五（十三则）
紫阁山村诗宣和间，朱励挟花石进奉之名，以固宠规利。东南部使者郡守多出其门，如徐铸、应安道、王仲闳辈济其恶，豪夺渔取，士民家一石一木稍堪玩，即领健卒直入其家，用黄封表志，而未即取，护视微不谨，则被以大不恭罪，及发行，必撤屋决墙而出。人有一物小异，共指为不祥，唯恐芟夷之不速。杨戬、李彦创汝州西城所，任辉彦、李士涣，王浒、毛孝立之徒，亦助之发物供奉，大抵类勔，而又有甚焉者。徽宗患其扰，屡禁止之，然覆出为恶，不能绝也。偶读白乐天《紫阁山北村》诗，乃知唐世固有是事。漫录于此：“晨游紫阁峰，暮宿山下村。村老见予喜，为予开一樽。举杯未及饮，暴卒来入门，紫衣挟刀斧，草草十余人。夺我席上酒，掣我盘中飨。主人退后立，敛手反如宾。中庭有奇树，种来三十春。主人
译冢宰治理宫内事务，据《周礼·天官冢宰》记载，其下属有宫正，实际掌管王宫的警戒命令和纠察禁令。内宰用阴礼教导六宫，用阴礼教导九嫔。大概是宫中官员的首领。所以自皇后、夫人之外，九嫔、世妇、女御以下，没有不列在属官之中的。后世的宫廷事务，不是上宰所能听闻的。《礼记·内则》篇记载男女侍奉父母、公婆的事情，细碎琐事全部记载，而首句说：“后王命令冢宰，将恩德降赐给众百姓。”这是因为他治理宫内事务的缘故。
宰相的爵位和食邑，本朝宰相起初不用爵位食邑来衡量轻重，但也曾以此作为升降黜陟的依据。王文康曾任司空，后任太子太师，经过太宗登基的恩宠，只封为祁国公。吕文穆从司徒卸任为太子太师，经过东封西祀的恩宠，不再获得三公之位，只封为徐国公、许国公而已。寇忠憨罢相，学士钱惟演以太子太傅的身份处理此事，真宗命令再给予一些恩数，钱惟演只请求封为国公。王冀公王钦若食邑已超过万户，等到被贬为司农卿，在官衔内全部除去，后来再次拜相，才全部恢复。汤岐公以大观文的身份免相，因为御史弹劾而落职削爵。赵卫公因举荐官员犯赃罪，当时任使相，只降封为益川郡公，削去二千户。现在周益公也是这样，都是旧例中所没有的。王婺相元封冀国公，嫌与王钦若相同，屡次想更改，恰逢有进献国史的赏赐，我拟定了进韩国公的制词，用了“有此冀方，莫如韩乐”的句子。已经颁布告谕了，而删定官冯震武认为这是真宗时的旧封，不允许使用，于是贴麻改为鲁国公，虽然著录在司封的格式中，冯震武大概不知道富韩公已经用过了。这时，王婺相以食邑超过二万户为借口，寿皇派遣中使到我住所宣示，命令具陈此前有无体例，以及应当如何施行的事理，拟定后上报。于是以邑户没有止限之法复命，竟然执行下达。
杨子一毛，孟子说：“杨子主张为我，拔下一根汗毛而对天下有利也不做。”杨朱的书，不流传于今天，他的话无从考证。只有《列子》记载：“杨朱说：‘伯成子高不以一丝一毫利物，舍弃国家而隐居耕种。古人损一毫利天下，也不给予，人人不损一毫，不利天下，天下就治理好了。’禽子问杨朱说：‘去掉你身上的一根汗毛来救济一世，你愿意做吗？’杨子说：‘世上的事本来不是一根汗毛所能救济的。’禽子说：‘假如能救济，你愿意做吗？’杨子不回答。禽子出去告诉孟孙阳，孟孙阳说：‘有侵犯你的肌肤而获得万金的，你愿意做吗？’说：‘愿意。’说：‘有断你一节肢体而获得一国的，你愿意做吗？’禽子沉默。孟孙阳说：‘积累一根汗毛形成肌肤，积累肌肤形成一节肢体，一根汗毛固然是一体万分中的一物，为什么轻视它？’”看这些，那么孟子的话可以得到证明了。
李长吉诗，李长吉有《罗浮山人诗》说：“欲剪湘中一尺天，吴娥莫道吴刀涩。”
正用杜甫《题王宰画山水图歌》，“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松半江水”的句子，李长吉不是蹈袭后人的人，怀疑也是偶然相同，不失为自好的佳句。
子夏经学，孔子弟子只有子夏在诸经中有书，虽然传记杂言不能完全相信，但终究与他人不同。在《易》中有传，在《诗》中有序。而《毛诗》之学，一说，子夏传授给高行子，四传而至小毛公；一说，子夏传授给曾申，五传而至大毛公。在《礼》中有《仪礼丧服》一篇，马融、王肃等儒者多为之训说。在《春秋》，所谓“不能赞一辞”，大概也曾从事于此，公羊高确实受之于子夏，谷梁赤，《风俗通》也说他是子夏门人。在《论语》，郑康成认为是仲弓、子夏等人所撰定的。后汉徐防上疏说：“《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这就是证据。
容斋续笔卷第十五（十三则）
紫阁山村诗，宣和年间，朱励挟带花石进奉之名，以固宠谋利。东南部使者郡守多出其门下，如徐铸、应安道、王仲闳辈助长其恶，豪夺渔取，士民家中一石一木稍堪玩赏，就带领健卒直入其家，用黄封表志，而未立即取走，护视稍有疏忽，就被以大不恭罪论处，等到出发时，必定拆屋破墙而出。人有一物稍异，众人指为不祥，唯恐铲除之不速。杨戬、李彦创设汝州西城所，任辉彦、李士涣、王浒、毛孝立之徒，也协助其发物供奉，大体类似朱励，而又有过之而无不及。徽宗担忧其扰民，屡次禁止，然而他们又出来作恶，不能绝止。偶然读白乐天《紫阁山北村》诗，才知道唐世本来就有此事。随意记录于此：“晨游紫阁峰，暮宿山下村。村老见予喜，为予开一樽。举杯未及饮，暴卒来入门，紫衣挟刀斧，草草十余人。夺我席上酒，掣我盘中飨。主人退后立，敛手反如宾。中庭有奇树，种来三十春。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