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斋续笔卷第十六(十六则)
一节云。
唐朝士俸微唐世朝士俸钱至微,除一项之外,更无所谓料券、添给之类者。白乐天为校书郎,作诗曰:“幸逢太平代,天子好文儒。小才难大用,典校在秘书。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遂使少年心,日日常晏如。”及为翰林学士,当迁官,援姜公辅故事,但乞兼京兆府户曹参军,既除此职,喜而言志,至云:“诏授户曹掾,捧诏感君恩。弟兄俱替笛,新妇伊衣中。罗列高堂下,拜庆正纷纷。喧喧车马来,贺客满我门。置酒延贺客,不复忧空樽。”而其所得者,亦俸钱四五万,凛禄二百石而已。今之主簿、尉,占优饫处,固有倍蓰于此者矣,亦未尝以为足,古今异宜,不可一概论也。杨文公在真宗朝为翰林学士,而云:“虚添甘泉之从臣,终作若敖之馁鬼。”盖是时尚为鲜薄,非后来比也。
译一节说:
唐朝士人的俸禄微薄。唐代朝中士人的俸钱极其微薄,除了这一项之外,更没有所谓料券、添给之类的补贴。白居易担任校书郎时,作诗说:“有幸遇上太平时代,天子崇尚文治儒术。小才难以大用,只在秘书省典校文书。俸钱一万六千,每月供给也绰绰有余。于是使少年心境,日日安适从容。”等到他担任翰林学士,应当升迁官职,援引姜公辅的先例,只请求兼任京兆府户曹参军。既然获得这个职位,欢喜地表达心志,甚至说:“诏书授予户曹掾的职务,捧着诏书感激君恩。兄弟们都换了新衣,新妇也穿上了华服。罗列在高堂之下,拜谢庆贺正纷纷扰扰。喧闹的车马前来,贺客挤满了我的家门。摆酒延请贺客,不再担忧酒樽空了。”而他所得到的,也不过是俸钱四五万,禄米二百石罢了。如今的主簿、县尉,占据优厚丰足的地方,本来就有超过这个数倍的人,也未曾觉得满足,古今情况不同,不可一概而论。杨亿在真宗朝担任翰林学士,却说:“白白增添了甘泉宫的随从臣子,终究会成为若敖氏的饿鬼。”大概是因为当时俸禄还显得稀少微薄,不能与后来相比。
计然意林《汉书?货殖传》:“粤王句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遂报强吴。”孟康注曰:“姓计名然,越臣也。”蔡谟曰:“‘计然’者,范蠡所著书篇名耳,非人也。谓之计然者,所计而然也。群书所称句践之贤佐,种、蠡为首,岂复闻有姓计名然者乎?若有此人,越但用半策,便以致霸,是功重于范蠡,而书籍不见其名,史迁不述其传乎?”颜师古曰:“蔡说谬矣。《古今人表》,计然列在第四等,一名计研。班固《宾戏》:‘研、桑心计于无垠。’即谓此耳。计然者,濮上人也、尝南游越,范蠡卑身事之,其书则有《万物录》,事见《皇览》及《晋中经簿》。又《吴越春秋》及《越绝书》,并作计倪。此则倪、研及然,声皆相近,实一人耳。何云书籍不见哉?”
予按唐贞元中,马总所述《意林》一书,抄类诸子百余家,有《范子》十二卷,云:“计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字文子,其先晋国之公子也,为人有内无外,状貌似不及人,少而明,学阴阳,见微知着,其志沉沉,不肯自显,天下莫知,故称曰‘计然’。时邀游海泽,号曰‘渔父’。范蠡请其见越王,计然曰:‘越王为人乌喙,不可与同利也。’”据此则计然姓名出处,皎然可见。裴骃注《史记》,亦知引《范子》。《北史》萧大圜云:“留侯追踪于松子,陶朱成术于辛文。”正用此事。曹子建表引《文子》,李善注,以为计然,师古盖未能尽也。而《文子》十二卷,李暹注,其序以谓《范子》所称计然。但其书一切以老子为宗,略无与范蠡谋议之事,《意林》所编《文子》正与此同,所谓《范子》,乃别是一书,亦十二卷。马总只载其叙计然及他三事,云:“余并阴阳历数,故不取。”则与《文子》了不同,李暹之说误也。《唐?艺文志?范子计然》十五卷,注云:“范蠡问,计然答。”列于农家,其是矣,而今不存。唐世未知尊孟氏,故《意林》亦列其书,而有差不同者,如伊尹不以一介与人,亦不取一介于人之类。其它所引书,如《胡非子》、《随巢子》、《缠子》、《王孙子》、《公孙尼子》、阮子《正部》、姚信《士纬》、殷兴《通语》、《牟子》、《周生烈子》、《秦菁子》、《梅子》、《任奕子》、《魏朗子》、《唐滂子》、《邹子》、孙氏《成败志》、《蒋子》、《谯子》、《钟子》、张俨《默记》、《裴氏新言》、袁淮《正书》、袁子《正论》、《苏子》、《陆子》、张显《析言》、《于子》、《顾子》、《诸葛子》、《陈子要言》、《符子》诸书,今皆不传于世,亦有不知其名者。
思颍诗士大夫发迹垄亩,贵为公卿,谓父祖旧庐为不可居,而更新其宅者多矣。复以医药弗便,饮膳难得,自村疃而迁于邑,自邑而迁于郡者亦多矣。唯翩然委而去之,或远在数百千里之外,自非有大不得已,则举动为不宜轻。若夫以为得计,又从而咏歌夸诩之,着于诗文,是其一时思虑,诚为不审,虽名公矩人,未能或之免也。欧阳公,吉州庐陵人,其父崇公,葬于其里之泷冈,公自为《阡表》,纪其平生。而公中年乃欲居颍,其《思颍诗序》云:“予自广陵得请来颖,爱其民淳讼简,土厚水甘,慨然有终焉之志。尔来思颖之念,未尝少忘于心,而意之所存,亦时时见于文字。乃发旧稿,得南京以后诗十余篇,皆思颍之作,以见予拳拳于颍者,非一日也。”又《续诗序》云:“自丁家难,服除,入翰林为学士,忽忽八年间,归颍之志虽未遂,然未尝一日少忘焉。至于今,年六十有四,免并得蔡,蔡、颍连疆,因得以为归老之渐。又得在毫及青十有七篇,附之,时熙宁三年也。”公次年致仕,又一年而薨,其逍遥于颍,盖无几时,惜无一语及于松楸之思。崇公惟一子耳,公生四子,皆为颍人,泷冈之上,遂无复有子孙临之,是因一代贵达,而坟墓乃隔为他壤。予每读二序,辄为太息。嗟乎!此文不作可也。若东坡之居宜兴,乃因免汝州居住而至,其
译计然意林《汉书·货殖传》:“越王勾践被困在会稽山上,于是任用范蠡、计然,最终报复了强大的吴国。”孟康注释说:“姓计名然,是越国的臣子。”蔡谟说:“‘计然’是范蠡所著书篇的名字,不是人名。称为计然,意思是所谋划的都能实现。群书中提到的勾践的贤良辅佐,文种、范蠡为首,哪里还听说过有姓计名然的人呢?如果有这个人,越国只用了他的一半计策,就能成就霸业,这是功劳重于范蠡,而书籍中没有记载他的名字,司马迁不给他立传吗?”颜师古说:“蔡谟的说法错了。《古今人表》中,计然列在第四等,另一个名字叫计研。班固《宾戏》说:‘计研、桑弘羊在无垠的天地中用心算计。’说的就是这个。计然是濮水边上的人,曾经向南游历到越国,范蠡降低身份侍奉他,他的书有《万物录》,事迹见于《皇览》及《晋中经簿》。另外《吴越春秋》及《越绝书》,都写作计倪。这就是倪、研及然,声音都相近,实际上是同一个人。为什么说书籍中没有记载呢?”
我按:唐代贞元年间,马总编撰的《意林》一书,抄录分类诸子百家一百多家的著作,其中有《范子》十二卷,说:“计然,是葵丘濮水边上的人,姓辛字文子,他的祖先是晋国的公子,为人内敛不外露,相貌似乎不如常人,年少时就聪慧,学习阴阳学说,见微知著,他的志向深沉,不肯自我显露,天下没有人知道,所以称他为‘计然’。当时他在海泽间遨游,号称‘渔父’。范蠡请求他拜见越王,计然说:‘越王为人像乌鸦的嘴,不能和他共享利益。’”据此,计然的姓名出处,清晰可见。裴骃注释《史记》,也知道引用《范子》。《北史》萧大圜说:“留侯追随赤松子的踪迹,陶朱公在辛文那里成就术业。”正是用的这件事。曹植上表引用《文子》,李善注释,认为是计然,颜师古大概没能完全了解。而《文子》十二卷,李暹作注,他的序言认为《范子》所称的计然就是此人。但他的书完全以老子为宗,几乎没有与范蠡谋议的事情,《意林》所编的《文子》正与此相同,所谓的《范子》,乃是另一本书,也是十二卷。马总只记载其叙述计然及其他三件事,说:“其余都是阴阳历数,所以不选取。”这就与《文子》完全不同,李暹的说法是错误的。《唐·艺文志·范子计然》十五卷,注释说:“范蠡问,计然答。”列在农家,这是对的,但现在已不存。唐代不知道尊崇孟子,所以《意林》也收录其书,而有差异不同的地方,如伊尹不以一介与人,也不取一介于人之类。其他所引用的书,如《胡非子》、《随巢子》、《缠子》、《王孙子》、《公孙尼子》、阮子《正部》、姚信《士纬》、殷兴《通语》、《牟子》、《周生烈子》、《秦菁子》、《梅子》、《任奕子》、《魏朗子》、《唐滂子》、《邹子》、孙氏《成败志》、《蒋子》、《谯子》、《钟子》、张俨《默记》、《裴氏新言》、袁淮《正书》、袁子《正论》、《苏子》、《陆子》、张显《析言》、《于子》、《顾子》、《诸葛子》、《陈子要言》、《符子》等书,现在都不流传于世,也有不知道其书名的。
思颍诗:士大夫从田野间发迹,显贵成为公卿,认为父祖的旧居不可居住,而翻新宅院的很多。又因为医药不便,饮食难得,从村庄迁到县城,从县城迁到郡城的也很多。只有轻快地舍弃离开,或者远在数百千里之外,如果不是有大的不得已,那么举动就不宜轻率。如果认为这是得计,又从而咏歌夸耀,写进诗文,这是一时的思虑,确实不审慎,即使是名公矩人,也不能避免。欧阳公,是吉州庐陵人,他的父亲崇公,葬在乡里的泷冈,公自己写了《阡表》,记载其生平。而公中年时想要居住在颍州,他的《思颍诗序》说:“我从广陵请求调任到颍州,喜爱那里民风淳朴诉讼简单,土地肥沃水味甘美,感慨间有终老于此的志向。从此思念颍州的念头,不曾稍忘于心,而心意所存,也时时见于文字。于是翻出旧稿,得到南京以后诗十余篇,都是思念颍州的作品,以显示我拳拳之心于颍州,不是一天了。”又《续诗序》说:“自从遭遇家难,服丧期满,入翰林院担任学士,恍惚八年间,归颍的志向虽然未实现,但未曾有一天稍忘。直到今天,年六十四岁,免除并州职务得到蔡州,蔡、颍接壤,因此得以作为归老之渐。又得到在亳州及青州十有七篇,附在后面,当时是熙宁三年。”公次年退休,又一年去世,他在颍州逍遥自在,大概没有多少时间,可惜没有一句话提到对松楸(坟墓)的思念。崇公只有一个儿子,公生了四个儿子,都成为颍州人,泷冈之上,于是不再有子孙亲临,是因为一代贵达,而坟墓却隔成了他乡。我每次读这两篇序,就为之叹息。唉!这文章不写也可以。如果东坡居住在宜兴,是因为免除汝州居住而至,其
后自海外北还,无以为归,复暂至常州,已而捐馆。文定公虽居许,而治命反葬于眉山云。
译后来从海外向北返回,没有地方可以归宿,又暂时到了常州,不久便在那里去世。文定公虽然居住在许昌,但临终遗命是将灵柩运回眉山安葬。
刘蕡下第唐文宗大和二年三月,亲策制举人贤良方正,刘蕡对策,极言宦官之祸。既而裴休、李合等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考官左散骑常侍冯宿、太常少卿贾餗、库部郎中庞严,见蕡策,皆叹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诏下,物论嚣然称屈。谏官、御史欲论奏,执政抑之。李合曰:“刘蕡下第,我辈登科,能无厚颜!”乃上疏,以为“蕡所对策,汉、魏以来无与为比。今有司以蕡指切左右,不敢以闻,恐忠良道穷,网纪遂绝。臣所对不及蕡远甚,乞回臣所授以施蕡直。”不报。予按是时宰相乃裴度、韦处厚、窦易直,易直不足言,裴、韦之贤,顾独失此,至于抑言者使勿论奏,岂不有愧于心乎?蕡既由此不得仕于朝,而李合亦不显,盖无敢用之也。令狐楚、牛僧孺,乃能表蕡入幕府,待以师礼,竟为宦人所嫉诬,贬柳州司户。李商隐赠以诗曰:“汉廷急诏谁先入,楚路高歌自欲翻。万里相逢欢复泣,凤巢西隔九重门。”及蕡卒,复以二诗哭之,曰:“一叫千回首,天高不为闻。”又曰:“已为秦逐客,复作楚冤魂。并将添恨泪,一洒问乾坤!”其悲之至矣。甘露之事,相去才七年,未知蕡及见之否乎?
酒肆旗望B 今都城与郡县酒务,及凡鬻酒之肆,皆揭大帘于外,以青白布数幅为之,微者随其高卑小大,村店或挂瓶瓢,标帚秆,唐人多咏于诗,然其制盖自古以然矣,《韩非子》云:“宋人有贴酒者,斗概甚平,遇客甚谨,为酒甚美,悬帜甚高,而酒不售,遂至于酸。”所谓悬帜者此也。
贤宰相遭谗一代宗臣,当代天理物之任,君上委国而听之,固为社稷之福,然必不使邪人参其间乃可,不然必为所胜。姑以唐世及本朝之事显显者言之,若褚遂良、长孙无忌之遭李义府、许敬宗,张九龄之遭李林甫是已。裴晋公相宪宗,立淮、蔡、青、郓之功,唐之威令纪纲,既坏而复振,可谓名宰矣。皇甫铸一共政,则去不旋踵,迨穆、敬、文三宗,主既不明,而元稹、李逢吉、宗闵更撼之,使不得一日安厥位。赵韩王以佐命元勋,而为卢多逊所胜,寇莱公为丁谓所胜,杜祁公、韩、范为陈执中、贾昌朝所胜,富韩公为王介甫所胜,范忠宣为章子厚所胜,赵忠简为秦会之所胜,大抵皆然也。
宋齐丘自用兵以来,令民间以见钱纽纳税直,既为不堪,然于其中所谓和买折帛,尤为名不正而敛最重。偶阅大中祥符间,太常博士许载着《吴唐拾遗录》,所载多诸书未有者。其《劝农桑》一篇正云:“吴顺义年中,差官兴版簿,定租税,厥田上上者,每一顷税钱二贯一百文,中田一顷税钱一贯八百,下田一顷千五百,皆足陌见钱,如见钱不足,许依市价折以金银。算计丁口课调,亦科钱。宋齐丘时为员外郎,上策乞虚抬时价,而折铀、绵、绢本色,曰:‘江淮之地,唐季已来,战争之所。今兵革乍息,黎甿始安,而必率以见钱,折以金银,此非民耕凿可得也,无兴贩以求之,是为教民弃本逐末耳。’是时,绢每匹市价五百文,紬六百文,绵每两十五文,齐丘请绢每匹抬为一贯七百,紬为二贯四百,绵为四十文,皆足钱,丁口课调,亦请蠲除。朝议喧然沮之,谓亏损官钱,万数不少。齐丘致书于徐知诰曰:‘明公总百官,理大国,督民见钱与金银,求国富庶,所谓拥彗救火,挠水求清,欲火灭水清可得乎?’知诰得书,曰:‘此劝农上策也。’即行之。自是不十年间,野无闲田,桑无隙地,自吴变唐,自唐归宋,民到于今受其赐。”齐丘之事美矣。徐知浩亟听而行之,可谓贤辅相。而《九国志?齐丘传》中略不书,《资治通鉴》亦佚此事。今之君子为国,唯知浚民以益利,岂不有腼于偏闰之臣乎?齐丘平生,在所不论也。
咸杬子《玉篇》、《唐韵》、释杬字云:“木名,出豫章,煎汁,藏果及卵不坏。”《异物志》云:“杬子,音元,盐鸭子也。”以其用杬木皮汁和盐渍之。今吾乡处处有此,乃如苍耳、益母,茎干不纯是木。小人争斗者
译刘蕡落第:唐文宗大和二年三月,皇帝亲自策试制举中的贤良方正科,刘蕡在对策中极力陈述宦官造成的祸患。随后裴休、李合等二十二人考中,都被授予官职。考官左散骑常侍冯宿、太常少卿贾餗、库部郎中庞严,看到刘蕡的对策,都赞叹佩服,但因畏惧宦官,不敢录取他。诏书下达后,舆论哗然,众人都为刘蕡感到委屈。谏官和御史想要上奏议论,执政大臣压制了他们。李合说:“刘蕡落第,我们这些人却登科,怎能不觉得厚颜无耻!”于是上疏,认为“刘蕡的对策,自汉魏以来无人能比。如今有关部门因为刘蕡指责切中皇帝身边的人,不敢上报,恐怕忠良之道断绝,法纪也就随之废弛。我的对策远远不及刘蕡,请求将我获得的官职转授给刘蕡。”朝廷没有回复。我查考当时宰相是裴度、韦处厚、窦易直,窦易直不值一提,裴度、韦处厚贤能,却唯独在此事上失误,以至于压制言官不让他们上奏,难道心中没有愧疚吗?刘蕡因此不能在朝廷做官,而李合也没有显达,大概是因为没人敢任用他们。令狐楚、牛僧孺,能够上表推荐刘蕡进入幕府,以对待老师的礼节对待他,最终被宦官嫉妒诬陷,贬为柳州司户。李商隐赠诗给他说:“汉廷急诏谁先入,楚路高歌自欲翻。万里相逢欢复泣,凤巢西隔九重门。”等到刘蕡去世,又写两首诗哭祭他,说:“一叫千回首,天高不为闻。”又说:“已为秦逐客,复作楚冤魂。并将添恨泪,一洒问乾坤!”悲伤到了极点。甘露之变,距离此时仅仅七年,不知道刘蕡是否来得及见到呢?
酒肆旗望:如今都城和郡县的酒务官署,以及所有卖酒的店铺,都在外面悬挂大帘子,用几幅青白布做成,小的则随其高低大小而定,乡村小店有的挂瓶瓢,有的标帚秆,唐代人多在诗中咏叹,但这种制度大概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了。《韩非子》说:“宋国有个卖酒的人,量酒时斗量很公平,对待客人很恭敬,酿的酒很美味,悬挂的旗帜很高,但酒却卖不出去,以至于变酸。”所说的悬挂旗帜就是这种情况。
贤宰相遭谗:一代宗臣,承担当代治理万物的重任,君主把国家托付给他并听从他的意见,本来是社稷的福气,但必须不让奸邪之人参与其间才可以,否则一定会被他们战胜。姑且拿唐代和本朝明显的事情来说,像褚遂良、长孙无忌遭到李义府、许敬宗的陷害,张九龄遭到李林甫的陷害就是这样。裴晋公做宪宗的宰相,建立了平定淮西、蔡州、青州、郓州的功绩,唐朝的威令纪纲,已经败坏又重新振兴,可以说是名宰相了。皇甫镈与他共同执政,他就立刻离职,等到穆宗、敬宗、文宗三朝,君主本来就不明,而元稹、李逢吉、李德裕等人更动摇他,使他不能一天安稳在位。赵韩王凭借辅佐皇帝创业的元勋身份,却被卢多逊战胜,寇莱公被丁谓战胜,杜祁公、韩琦、范仲淹被陈执中、贾昌朝战胜,富韩公被王安石战胜,范忠宣被章惇战胜,赵忠简被秦桧战胜,大体都是这样。
宋齐丘:宋齐丘自从用兵以来,命令民间用现钱折算纳税,百姓已经不堪忍受,但其中所谓的和买折帛,尤其名不正而征收最重。偶然阅读大中祥符年间,太常博士许载写的《吴唐拾遗录》,所记载的多是其他书籍没有的。其中《劝农桑》一篇正好说:“吴顺义年间,派遣官员兴起版簿,确定租税,最好的田地,每一顷税钱二贯一百文,中等田地一顷税钱一贯八百,下等田地一顷一千五百,都是足额的现钱,如果现钱不足,允许按照市价折算成金银。计算丁口课调,也征收钱。宋齐丘当时任员外郎,上策请求虚抬时价,而折算成铀、绵、绢的实物,说:‘江淮地区,自唐末以来,是战争的地方。如今战事刚刚平息,百姓刚开始安定,却一定要用现钱,折算成金银,这不是百姓耕种凿井所能得到的,没有兴贩来寻求,这是教百姓放弃根本去追逐末节。’当时,绢每匹市价五百文,紬六百文,绵每两十五文,齐丘请求绢每匹抬为一贯七百,紬为二贯四百,绵为四十文,都是足钱,丁口课调,也请求免除。朝议喧哗反对,说亏损官钱,数额不少。齐丘写信给徐知诰说:‘明公统领百官,治理大国,督促百姓缴纳现钱和金银,追求国家富庶,所谓拿着扫帚救火,搅动水求清澈,想要火灭水清能做到吗?’徐知诰收到信,说:‘这是劝农的上策。’立即实行。从此不到十年间,野外没有闲田,桑树没有空地,从吴变唐,从唐归宋,百姓到现在还受他的恩赐。”齐丘的事很美。徐知诰屡次听从并实行,可以说是贤能的辅相。而《九国志·齐丘传》中略而不书,《资治通鉴》也遗漏了此事。如今的君子治理国家,只知道搜刮百姓以增加利益,难道不觉得愧对偏安一隅的臣子吗?齐丘平生,不在这里讨论。
咸杬子:《玉篇》、《唐韵》解释杬字说:“木名,出豫章,煎汁,藏果及卵不坏。”《异物志》说:“杬子,音元,盐鸭子也。”因为用它杬木皮汁和盐渍之。如今我的家乡处处都有,像苍耳、益母,茎干不纯是木。小人争斗者
,取其叶挼摖皮肤,辄作赤肿,如被伤,以诬赖其敌。至藏鸭卵,则又以染其外,使若赭色云。
译摘取它的叶子揉搓涂抹在皮肤上,皮肤就会立刻红肿,就像受了伤一样,以此来诬陷诬赖他的敌人。至于藏匿鸭卵,则又用这种汁液染红卵的外壳,使其看起来像赭石色一样。
月中桂兔《西阳杂俎?大咫篇》,载月星神异数事。其命名之义,取《国语》楚灵王曰“是知大咫,安知民则”之说。其纪月中赡佳,引释氏书,言须弥山南面有阎扶树,月过树,影入月中。或言月中赡桂,地影也,空处,水影也。予记东坡公《鉴空阁诗》云:“明月本自明,无心孰为镜。挂空如水鉴,写此山河影。我观大瀛海,巨浸与天永。九州岛居其间,无异蛇盘镜。空水两无质,相照但耿耿。妄云桂兔蟆,俗说皆可屏。”正用此说。其诗在集中,题为《和黄秀才》。顷予游南海,西归之日,泊舟金利山下,登崇福寺,有阁枕江流,标曰“鉴空”,正见诗牌揭其上,盖当时临赋处也。
唐二帝好名唐贞观中,忽有白鹊营巢于寝殿前槐树上,其巢合欢如腰鼓。左右拜舞称贺,太宗曰:“我常笑隋场帝好祥瑞,瑞在得贤,此何足贺?”乃命毁其巢,放鹊于野外。明皇初即位,以风俗奢靡,制乘舆服御金银器玩,令有司销毁,以供军国之用。其珠玉锦绣焚于殿前,天下毋得复采织,罢两京织锦坊。予谓二帝,皆唐之明主,所言所行,足以垂训于后,然大要出于好名。鹊巢之异,左右从而献谀,叱而去之可也,何必毁其巢?珠玉锦绣,勿珍而尚之可也,何必焚之殿前,明以示外,使家至户晓哉!治道贵于执中,是二者惧不可以为法。其后杨贵妃有宠,织绣之工,专供妃院者七百人,中外争献器服珍玩。岭南经略使张九皋、广陵长史王翼,以所献精靡,九皋加三品,翼入为户部侍郎,天下从风而靡,明皇之始终,一何不同如此哉!
周礼非周公书《周礼》一书,世谓周公所作,而非也,昔贤以为战国阴谋之书,考其实,盖出于刘歆之手。《汉书?儒林传》,尽载诸经专门师授,此独无传。至王莽时,歆为国师,始建立《周官经》以为《周礼》,且置博士。而河南杜子春受业于歆,还家以教门徒,好学之士郑兴,及其子众往师之,此书遂行。歆之处心积虑,用以济莽之恶,莽据以毒痡(fū)四海,如五均、六筦(guǎn)、市官、赊贷,诸所兴为,皆是也。故当其时,公孙禄既已斥歆颠倒《六经》毁师法矣。历代以来,唯宇文周依六典以建官,至于治民发政,亦未尝循故辙。王安石欲变乱祖宗法度,乃尊崇其言,至与《诗》、《书》均匹,以作《三经新义》,其序略曰:“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时;其法可施于后世,其文有见于载籍,莫具乎《周官》之书。自周之衰,以至于今,太平之遗迹,扫荡几尽,学者所见无复全经。于是时也,乃欲训而发之,臣知其难也。以训而发之之难,则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复之之为难。”则安石所学所行实于此乎出。遂谓:“一部之书,理财居其半。”又谓:“泉府,凡国之财用取具焉,岁终,则会其出入而纳其余,则非特摧兼并,救贫厄,因以足国事之财用。夫然故虽有不庭不虞,民不加赋,而国无乏事。”其后吕嘉问法之而置市易,由中及外,害遍生灵。呜呼!二王托《周官》之名以为政,其归于祸民一也。
醉尉亭长李广免将军为庶人,屏居蓝田,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后广拜右北平太守,请尉与俱,至军而斩之,上书自陈谢罪,武帝报曰:“报忿除害,朕之所图干将军也。”王莽窃位,尤备大臣抑夺下权,大司空士夜过奉常亭,亭长呵之,告以官名,亭长醉曰:“宁有符传邪!”士以马棰击亭长,亭长斩士,亡,郡县逐之。家上书,莽曰:“亭长奉公,勿逐。”大司空王邑斥士以谢。予观此两亭尉长,其醉等耳。霸陵尉但呵止李广,而广杀之,武帝不问,奉常亭长杀宰士,而王莽反以奉公免之,亦可笑也。
三易之名《三易》之名,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皆以两字为义。今人但称《周易》曰《易》,非也。夏曰《连山》,其卦以纯《民》为首,《艮》为山,山上山下,是名《连山》。云气出内于山,
译《西阳杂俎·大咫篇》记载了关于月亮和星辰的几件神异之事。其篇名取义于《国语》中楚灵王所说的“这知道大咫,怎么知道民则”的话。书中记述月亮中的阴影,引用佛家书籍,说须弥山南面有一棵阎扶树,月亮经过树时,树的影子映入月中。有人说月亮中的阴影是桂树,那是地面的影子;空白处,则是水的影子。我记起苏东坡《鉴空阁诗》中说:“明月本来明亮,无心者谁把它当作镜子。悬挂在空中如同水镜,映照出山河的影子。我观看浩瀚的大海,巨大的水波与天相连。九州位于其中,无异于蛇盘绕在镜中。空和水都没有实质,相互映照只是明亮。妄说桂树、玉兔和蟾蜍,世俗的说法都可以摒弃。”正是运用了这种说法。这首诗收录在诗集中,题目是《和黄秀才》。不久我游历南海,西归那天,停船在金利山下,登上崇福寺,有一座阁楼枕着江流,匾额上写着“鉴空”,正好看见诗牌挂在上面,大概是当时临流赋诗的地方。
唐太宗和唐玄宗都好名声。唐贞观年间,忽然有白鹊在寝殿前的槐树上筑巢,那巢合欢如腰鼓。左右大臣拜舞称贺,太宗说:“我常笑隋炀帝喜好祥瑞,祥瑞在于得到贤才,这有什么值得祝贺的?”于是命令毁掉鸟巢,把鹊放归野外。唐玄宗刚即位时,因为风俗奢靡,下令销毁皇帝车驾服御的金银器玩,供给军国之用。那些珠玉锦绣在殿前焚烧,天下不得再采织,罢免了两京的织锦坊。我认为这两位皇帝,都是唐代的明主,他们的言行足以垂训后世,但大体上出于好名声。鹊巢的异象,左右趁机献媚,呵斥赶走他们就可以了,何必毁掉鸟巢?珠玉锦绣,不珍视崇尚就可以了,何必在殿前焚烧,明确地示众,让家家户户都知道呢!治国之道贵在执中,这两件事都不可以作为法则。后来杨贵妃受宠,织绣工匠专门供给妃院的有七百人,朝廷内外争献器物服饰珍玩。岭南经略使张九皋、广陵长史王翼,因为所献物品精美,张九皋加封三品,王翼入朝任户部侍郎,天下人跟风奢靡,唐玄宗的始终,怎么如此不同呢!
《周礼》不是周公的书。《周礼》一书,世人说是周公所作,其实不是,以前的贤人认为它是战国时期的阴谋之书,考察其实,大概出自刘歆之手。《汉书·儒林传》详细记载了各经的专门师承传授,唯独《周礼》没有传承。到了王莽时,刘歆任国师,才建立《周官经》作为《周礼》,并且设置博士。河南杜子春师从刘歆,回家后教门徒,好学的郑兴,和他的儿子郑众去拜师,这本书于是流行。刘歆处心积虑,用来助长王莽的恶行,王莽据此毒害四海,如五均、六筦、市官、赊贷,各种兴办的政令,都是这样。所以当时,公孙禄已经指责刘歆颠倒《六经》、毁坏师法了。历代以来,只有宇文周依照六典来建立官制,至于治理百姓、发布政令,也没有遵循旧例。王安石想要变乱祖宗法度,于是尊崇《周礼》,甚至与《诗》、《书》并列,用来撰写《三经新义》,其序略说:“人才足以担任官职,官职足以执行法令,没有比成周时期更盛行的;法令可以施用于后世,文章有见于典籍,没有比《周官》一书更完备的。从周朝衰败,直到今天,太平的遗迹,几乎扫荡殆尽,学者所见不再有完整的经典。在这种情况下,想要训释阐发,臣知道很难。因为训释阐发很难,所以更知道建立政事、追复古制更难。”那么王安石所学所行确实出于此。于是说:“一部书中,理财占了一半。”又说:“泉府,凡是国家的财用都从这里获取,年终,会计算收支并缴纳剩余,那么不仅打击兼并,救济贫困,还因此充足国家的财用。既然这样,所以即使有不顺从、不测之事,百姓不增加赋税,而国家不缺乏事务。”后来吕嘉问效法他而设置市易务,由中央到地方,祸害遍及百姓。唉!王莽和王安石依托《周官》的名义来施政,其结果祸害百姓是一样的。
醉酒的亭长和尉官。李广被免去将军职务成为平民,隐居在蓝田,曾经夜晚带一个骑兵出去,随从在田间饮酒,回来到了亭子,霸陵尉醉酒呵斥阻止李广。后来李广被任命为右北平太守,请霸陵尉一同前往,到了军中就把他杀了,上书自陈谢罪,武帝回复说:“报怨除害,是朕所期望将军做的。”王莽窃取皇位,尤其防备大臣压制夺取下属权力,大司空属官夜间经过奉常亭,亭长呵斥他,告知官名,亭长醉酒说:“难道有符传吗!”属官用马鞭打亭长,亭长杀了属官,逃亡,郡县追捕他。家属上书,王莽说:“亭长奉公,不要追捕。”大司空王邑斥责属官以谢罪。我看这两个亭尉长,他们的醉酒是一样的。霸陵尉只是呵斥阻止李广,而李广杀了他,武帝不过问;奉常亭长杀了属官,而王莽反而以奉公为由免除他的罪责,也可笑啊。
《三易》的名称,《三易》的名称,一叫《连山》,二叫《归藏》,三叫《周易》,都以两个字为义。现在人只称《周易》为《易》,是不对的。夏朝叫《连山》,其卦以纯艮为首,艮为山,山上山下,这叫《连山》。云气在山中出入,
故名《易》为《连山》。商曰《归藏》,以纯《坤》为首,《坤》为地,万物莫不归而藏于中,故名为《归藏》。周曰《周易》,以纯《干》为首,《干》为天,天能周匝于四时,故名《易》为周也。太簇为人统,寅为人正。夏以十三月为正,人统,人无为卦首之理,《艮》渐正月,故以《艮》为首。林钟为地统,未之冲丑,故为地正,商以十二月为正,地统,故以《坤》为首。黄钟为天统,子为天正,周以十一月为正,天统,故以《干》为首。此本出唐贾公彦《周礼正义》之说,予整齐而纪之。所谓十三月者,承十二月而言,即正月耳。后汉陈宠论之甚详。本出《尚书大传》。
译所以把《易》称为《连山》。商朝称为《归藏》,以纯坤卦为首,坤代表地,万物没有不归附并藏于其中的,所以命名为《归藏》。周朝称为《周易》,以纯乾卦为首,乾代表天,天能够周遍运行于四季,所以把《易》称为周。太簇对应人统,寅对应人正。夏朝以十三月为正,属于人统,人没有作为卦首的道理,《艮》卦渐次进入正月,所以以《艮》卦为首。林钟对应地统,未的冲位是丑,所以作为地正,商朝以十二月为正,属于地统,所以以《坤》卦为首。黄钟对应天统,子对应天正,周朝以十一月为正,属于天统,所以以《乾》卦为首。这原本出自唐代贾公彦《周礼正义》的说法,我加以整理并记录下来。所谓十三月,是承接十二月而言,也就是正月。后汉陈宠论述得非常详细。这原本出自《尚书大传》。
忠臣名不传古今忠臣义士,其名载于史策者,万世不朽,然有不幸而泯没无传者。
南唐后主,淫于浮图氏,二人继踵而谏,一获徒,一获流。歙人汪焕为第三谏,极言请死,云:“梁武事佛,刺血写佛经,散发与僧践,舍身为佛奴,屈膝礼和尚,及其终也,饿死于台城。今陛下事佛,未见刺血、践发、舍身、屈膝,臣恐他日犹不得如梁武之事。”后主览书,赦而官之。又有淮人李雄,当王师吊伐,出守西偏,不遇其敌。雄以国城重围,不忍端坐,遂东下以救之,阵于溧阳,与王师遇,父子俱没,诸子不从行者亦死他所,死者凡八人。李氏讫亡,不沾褒赠,其事仅见于《吴唐抬遗录》。顷尝有旨合九朝国史为一书,他日史官为列之于《李煜传》,庶足以慰二人于泉下。欧阳公作《吴某墓志》云:“李煜时,为彭泽主簿,曹彬破池阳,遣使者招降郡县,其令欲以城降,某曰:‘吾能为李氏死尔。’乃杀使者,为煜守。煜已降,某为游兵执送军中,主将责以杀使者,曰:‘固当如是。’主将义而释之。”其事虽粗见,而集中只云“讳某”,为可惜也。女靖康之难,朱昭等数人死于震武城之类,予得朱弁所作《忠义录》于其子栐,乃为作传于四朝史中,盖惜其无传也。
唐人酒令白乐天诗:“鞍马呼教住,骰盘喝遣输。长驱波卷白,连掷采成卢。”
注云:骰盘、卷白波、莫走鞍马,皆当时酒令。予按皇甫松所著《醉乡日月》三卷,载骰子令云:聚十只骰子齐掷,自出手六人,依采饮焉。堂印,本采人劝合席,碧油,劝掷外三人。骰子聚于一处,谓之酒星,依采聚散。骰子令中,改易不过三章,次改鞍马令,不过一章。又有旗幡令、闪擪(yè)令、抛打令。今人不复晓其法矣,唯优伶家,犹用手打令以为戏云。
《容斋三笔》 十六卷 (南宋)洪迈 撰
容斋三笔序
王右将军逸少,晋、宋间第一流人也。遗情轩冕,摆落世故,盖其生平雅怀。自去会稽内史,遂不肯复出。自誓于父母墓下,词致确苦。予味其言而深悲之。又读所与谢万石书云:“坐而获逸,遂其宿心。比尝与安石东游山海,颐养闲暇之余,欲与亲知时共欢宴,衔杯引满,语田里所行,故以为抚掌之资,其为得意,可胜言邪!常依依陆贾、班嗣之处世,老夫志愿尽于此也。”按是时逸少春秋才五十余耳,史氏不能赏取其高,乃屑屑以为坐王怀祖之故,待之浅矣。予亦从会稽解组还里,于今六年,仰瞻昔贤,犹驽蹇之视天骥,本非伦儗(nǐ),而年龄之运,逾七望八,法当挂神虎之衣冠,无假于誓墓也。幸方寸未渠昏,于宽闲寂寞之滨,穷胜乐时之暇,时时捉笔据几,随所趣而志之,虽无甚奇论,然意到即就,亦殊自喜。于是《容斋三笔》成累月矣,稚子云:“不可无序引。”因据写所怀,并发逸少之孤标,破《晋史》之妄,以诏儿侄,冀为《四笔》他日嘉话。庆元二年六月晦日序。
容斋三笔卷第一(十四则)
晁景迂经说景迂子晁以道留意六经之学,各着一书,友明具旨,故有《易规》、《书传》、《诗序论》,《中庸》、《洪范传》、《三传说》。其说多与世儒异。谓《易》之学者所谓应、所谓位、所谓承乘、所谓主,皆非是。大抵云,《系辞》言卦交象数刚柔变通之类非一,未尝及初应四、二应五、三应六也。以阳居阳、以阴居阴为得位,得位者吉。以阳居阴、以阴居阳为失位,失位者凶。然则九五、九三、六二、六四俱善乎?六五、六三、九二、九四俱不善乎?既为有应无应、得位不得位之说,而求之或不通,则又为承乘之说。谓阴承阳则顺,阳承阴则逆,阳乘柔则吉,阴乘刚则凶,其不思亦甚矣。又必以位而论中正,如六二、九五为中且正,则六五、九二俱不善乎?初、上、三、四永不得用中乎?卦各有主,而一概主之于五,亦非也。
其论《书》曰:予于《尧典》,见天文矣,而言四时者不知中星。《禹贡》敷
译忠臣的名声未必能流传古今。忠臣义士,他们的名字被记载在史册上的,可以万世不朽,然而也有不幸而湮没无闻的。
南唐后主李煜沉溺于佛教,有两人相继进谏,一个被判处徒刑,一个被流放。歙县人汪焕作为第三个进谏的人,极力陈词并请求一死,说:“梁武帝信奉佛教,刺血抄写佛经,散发让僧人踩踏,舍身做佛奴,屈膝礼拜和尚,等到他最终,却饿死在台城。如今陛下信奉佛教,还没有见到刺血、践发、舍身、屈膝的行为,臣担心将来陛下还不如梁武帝那样。”后主看了奏书,赦免了他并授予官职。又有淮人李雄,当宋军前来讨伐时,他出守西部边境,没有遇到敌人。李雄因为国家城池被重重包围,不忍心端坐不动,于是向东进军去救援,在溧阳布阵,与宋军相遇,父子都战死,其他没有跟随出行的儿子也死在他处,死者共八人。李氏最终灭亡,李雄没有得到褒奖追赠,他的事迹仅仅见于《吴唐抬遗录》。近来曾有诏令将九朝国史合并为一书,日后史官将此事列入《李煜传》,大概足以安慰这两人在九泉之下。欧阳修写《吴某墓志》说:“李煜时,吴某担任彭泽主簿,曹彬攻破池阳,派遣使者招降郡县,县令打算献城投降,吴某说:‘我能为李氏而死。’于是杀了使者,为李煜守城。李煜已经投降,吴某被游兵抓获送到军中,主将以杀使者之事责问他,他说:‘本来应当如此。’主将认为他有义气而释放了他。”这件事虽然粗略地记载了,但文集中只说“讳某”,实在可惜。如同靖康之难时,朱昭等数人死于震武城之类的事情,我从朱弁的儿子朱栐那里得到朱弁所作的《忠义录》,于是在四朝史中为他们作传,大概是惋惜他们的事迹没有流传。
唐人的酒令。白居易诗:“鞍马呼教住,骰盘喝遣输。长驱波卷白,连掷采成卢。”
注解说:骰盘、卷白波、莫走鞍马,都是当时的酒令。我查考皇甫松所著的《醉乡日月》三卷,记载骰子令说:聚集十只骰子一起掷出,从出手开始六人,依照点数饮酒。堂印,原本点数的人劝合席的人喝,碧油,劝掷骰子以外的三人。骰子聚集在一处,叫做酒星,依照点数聚散。骰子令中,改换不超过三章,接着改换鞍马令,不超过一章。又有旗幡令、闪擪令、抛打令。现在的人不再懂得这些方法了,只有优伶家中,还用手打令作为游戏。
《容斋三笔》 十六卷 (南宋)洪迈 撰
容斋三笔序
王右将军王逸少,是晋、宋之间第一流的人物。超脱于轩冕之外,摆脱世俗事务,大概是他生平高雅的情怀。自从辞去会稽内史后,就再也不肯出来做官。他在父母墓前发誓,言辞恳切痛苦。我品味他的话而深感悲痛。又读他写给谢万石的信说:“坐着就能获得安逸,遂了我的心愿。近来曾与安石向东游历山海,在颐养闲暇之余,想与亲友时常欢聚宴饮,举杯满饮,谈论乡里间的事情,所以作为拍手称快的资本,那种得意的心情,哪里说得尽呢!常常依恋陆贾、班嗣的处世态度,老夫的志愿尽在于此了。”查考这时逸少年纪才五十多岁,史家不能赏识他的高尚,却琐碎地认为是因为王怀祖的缘故,对待他太浅薄了。我也从会稽解官回乡,到现在六年了,仰望昔日的贤人,如同劣马看天马,本来不是同类,而年龄的运转,超过七十接近八十,按法应当挂起神虎门的衣冠退休,不需要发誓墓前。幸好心志还没有完全昏昧,在宽闲寂寞的地方,在穷尽胜景乐事之余,时常提笔倚桌,随着兴趣记录,虽然没有很奇特的议论,但意思到了就写下来,也特别自我欢喜。于是《容斋三笔》写成已经累月了,小儿子说:“不能没有序言。”于是写下所怀,并发扬逸少的孤高品格,破除《晋史》的妄说,来告诫儿侄,希望成为《四笔》日后的佳话。庆元二年六月晦日序。
容斋三笔卷第一(十四则)
晁景迂经说。景迂子晁以道留心六经之学,各著一书,阐明主旨,所以有《易规》、《书传》、《诗序论》、《中庸》、《洪范传》、《三传说》。他的解说多与世俗儒者不同。认为《易》学中所谓的应、所谓的位、所谓的承乘、所谓的主,都不对。大抵说,《系辞》讲卦爻象数刚柔变通之类不止一种,从未提到初爻与四爻相应、二爻与五爻相应、三爻与六爻相应。以阳爻居阳位、以阴爻居阴位为得位,得位者吉。以阳爻居阴位、以阴爻居阳位为失位,失位者凶。那么九五、九三、六二、六四都好吗?六五、六三、九二、九四都不好么?既然有有应无应、得位不得位的说法,而推求起来有时不通,就又提出承乘的说法。说阴爻承阳爻则顺,阳爻承阴爻则逆,阳爻乘柔爻则吉,阴爻乘刚爻则凶,他们不思考也太严重了。又必定以位来论中正,如六二、九五为中且正,那么六五、九二都不好么?初、上、三、四永远不能用中么?卦各有主,而一概以五为主,也不对。
他论《尚书》说:我在《尧典》中,看到了天文,而讲述四时的人不知道中星。《禹贡》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