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斋随笔卷第六（十九则）

译然而郑国又有申侯，楚国有申舟，又有申公巫臣，鲁国有申枨、申帐，晋国有申书，齐国有申鲜虞。贾氏是姬姓的国家，以国名为氏，然而晋国有贾华，狐射姑也叫贾季，齐国有贾举。黄氏是赢姓的国家，然而金天氏的后代，又有沈、姒、蓐、黄中的黄，晋国有黄渊。孔氏出自商朝，孔子是他的后代。然而卫国有孔达，宋国有孔父，郑国有孔叔，陈国有孔宁，齐国有孔虺，而郑国子孔的孙子又叫做孔张。高氏出自齐国，然而子尾的后代又叫做高强，郑国有高克，宋国有高哀。国氏也出自齐国，然而邢国有国子，郑国子国的孙子又叫做国参。晋国有庆郑，齐国有庆克，陈国有庆虎。卫国有石醋，齐国有石之纷如，郑国有石，周国有石尚，没有石呕。晋国有阳处父，楚国有阳丐，鲁国有阳虎。孙氏出自卫国，而楚国有叔敖，齐国有孙书，吴国有孙武。郭氏出自虢国，而晋国有郭偃，齐国有郭最，又有被称为郭公的人。千年之后，世系传承遥远，将到哪里去考证究明呢？

译畏惧没有困难，圣人不怕困难多，只怕没有困难，所以说：“只有有道的君主才能保持胜利。”假如秦国不兼并六国，秦二世就不会灭亡；隋朝不统一天下、臣服四方夷狄，隋炀帝就不会灭亡；苻坚不平定凉州、夺取蜀地、烧毁燕国、剪灭代国，就不会有淝水之战的失败；唐庄宗不消灭后梁、攻下蜀地，就不会有李嗣源的祸患；李景不夺取闽地、兼并楚国，就不会有淮南的失守。

绿竹青青，毛公解释《诗经·卫风·淇奥》，把“绿竹”分为两样东西，说：“绿，是王刍。竹，是萹竹。”《韩诗》中，“竹”字写作“萹”，读音为徒沃反，也认为是萹竹。郭璞说：“王刍，现在叫白脚莎，就是菉蓐豆。萹竹像小黎，茎秆红，节明显，喜欢生长在路边，可以吃。”又说：“有一种草像竹子，高五六尺，淇水边的人叫它菉竹。”考察这些说法，都是北方人没见过竹子的言论罢了。《汉书》记载：“砍伐淇园的竹子来做箭杆。”寇恂担任河内太守时，砍伐淇园的竹子做箭杆一百多万支。《卫风》中又有“籊籊竹竿，以钓于淇”的诗句，所谓的“绿竹”，难道不是很明显吗？如果是白脚莎、菉豆，怎么能说是猗猗青青呢？

孔子想要讨伐齐国陈成子弑杀齐简公，孔子告诉鲁哀公，请求讨伐他。哀公说：“去告诉那三位大夫吧。”

去告诉那三位大夫，他们不同意。《左传》说：“孔子请求讨伐齐国，哀公说：‘鲁国比齐国弱小很久了，你去讨伐它，将怎么办？’孔子回答说：‘陈常弑杀了他的君主，不赞同他的百姓占了一半，凭借鲁国的军队，加上齐国一半的百姓，可以讨伐。’”解说的人认为，孔子哪里是计较力量的强弱，只是阐明大义罢了。能够顺应人心而执行上天的讨伐，何必担心不能取胜？假如鲁君听从他，孔子就会出使周朝，向天子请示命令，正名其罪。至于战胜齐国，那是孔子额外的事。我认为，鲁国不能讨伐齐国，三位大夫不想讨伐齐国，周朝不能讨伐齐国，全国人都知道。孔子这样做，难道真的想用鲁国一半的力量去对抗齐国吗？大概是因为当时三位大夫没有君主的地位，和陈氏一样，孔子对上想启发哀公，对下想警示三位大夫。假如哀公领悟了他的意图，必定会察觉三位臣子专权，思考制约他们的方法，起用孔子并托付政事，那么确立君臣的名分就不难了。假如三位大夫受到警示，必定会说：鲁国比齐国小，齐国的臣子弑君而想要讨伐，我们三位臣子如果像这样，齐、晋这些大国，肯置之不问吗？可惜他们的君臣都不理解圣人的深意。从此过了两年，孔子去世，又过了十一年，哀公最终被三位大夫逼迫而逃到越国，比起齐简公，仅仅保全了性命而已。

韩愈《旧唐书·韩愈传》，开头说：“韩愈常常认为，魏晋以来，写文章的人大多拘泥于对偶，而经典诰命的宗旨，不再振作兴起。所以他写的文章抒发意旨、确立言辞，自成一家新的语言，后学的士人取法为师。当时写文章的人很多，没有超过他的，所以世人称颂韩文。”接着又说：“当时有人倚仗才华肆意妄为，也违背了孔子、孟子的宗旨。比如南方人妄自把柳宗元当作罗池神，而韩愈撰写碑文来证实它。李贺父亲名叫晋，不应考进士，而韩愈为李贺作《讳辩》，让他参加进士考试。又写《毛颖传》，讥讽戏谑不近人情。这是文章非常错误荒谬的地方。撰写《顺宗实录》，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颇受当时人非议。”裴晋公在《寄李翱书》中说：“昌黎韩愈，我早就认识他了，他确实是美好的人才。近来听同辈人说：他倚仗自己的卓越才能，往往奔放不羁，不以文章确立体制，而以文章为戏弄。可以吗？现在不如他的人，应当大力防范啊。”《旧史》说韩愈错误荒谬，固然不值得责备，裴公也有这样的话，为什么呢？考察裴公写这封信时，名声地位还未显达，信中说：“昨天弟弟来，想要及时进取，弟弟去年考取功名，不敢自高。现在孤苦无依如此，游宦何为？是不能再听从故人的劝勉了！只是致力田园，苟且度过早晚罢了。”那么裴公出征淮西，请韩愈担任行军司马，又让他作碑，大概是在这之后的几年，彼此相知已深，不再是从前那样了。诞节受贺，唐穆宗即位之初年，下诏说：“七月六日，是我诞生的日子，那天，百官命妇应当在光顺门进名参贺，我在门内与百官相见。”第二天，又下敕令停止受贺仪式。在此之前，左丞韦缓奏请实行，宰臣认为古代没有降诞受贺的礼仪，奏请罢免，但次年又实行贺礼。诞节的制度，起源于唐明皇，令天下宴集休假三天，唐肃宗也这样，唐代宗、唐德宗、唐顺宗三朝都不设立节名，到唐文宗以后，才开始设置宴会如初。那么受贺一事，大概是从长庆年至今沿用的。

左氏书事，《左传》记载晋惠公背弃秦穆公的事说：“晋侯回国时，秦穆姬嘱托贾君，并且说，全部接纳群公子。晋侯对贾君不敬，又不接纳群公子，因此穆姬怨恨他；晋侯答应贿赂中大夫，后来都背弃了；答应贿赂秦伯河外五座城邑，东到虢略，南到华山，内到解梁城，后来又不给；晋国饥荒，秦国输送粮食，秦国饥荒，晋国禁止卖粮。所以秦伯讨伐晋国。”看这一段，就像狱吏治囚，定罪议法，而皋陶听审，有什么可隐瞒的呢？

译不必等到韩原之战，秦晋双方是非曲直、胜负的形势就已经显现了。晋厉公与秦国断交，列举秦国的五条罪状，文书辞藻铿锵有力，极尽文章铺陈渲染之妙，但实质上都是对秦国的诬陷。所以《左传》又记载说：“秦桓公既然与晋厉公在令狐结盟，却又召引狄人和楚国，想引导他们来攻打晋国。”杜预注释说：“依据这三件事，来判定秦国的罪责。”《左传》在行文上反复推敲、高低起伏，对事理探究得极为透彻，观察秦、晋争战这两件事，就可以窥见其写作手法的一斑了。

译狐突的言辞意味深长。晋侯派太子申生讨伐东山皋落氏，在十二月出兵，给他穿上偏衣，佩戴金玦。

《左传》记载狐突感叹的八十余字，其中词义有五次转折。第一层说：“时令，是事务的征兆；衣服，是身体的标志；佩饰，是内心的旗帜。”第二层说：“敬重其事，就任命于岁首；服侍其身，就穿着纯色衣服；使用其心，就佩戴符合法度的饰物。”第三层说：“如今任命于岁末，是压抑其事；穿着杂色衣服，是疏远其身；佩戴金玦，是抛弃其心。”第四层说：“用衣服来疏远他，用时令来压抑他。”第五层说：“杂色寒冷，冬令肃杀，金属寒凉，玦象征决绝。”其言辞婉转含蓄，意味深长，都值得细细品味。《国语》也多采用这种文体，有的多达六七次转折，但大体上舒缓而不切中要害。

宣发。《考工记》说：“车工的工作，半矩称为宣。”注解说：“头发花白脱落叫宣。《易经》‘巽卦象征宣发。’宣字原本有时写作寡。”《周易》说：“巽卦象征寡发。”《释文》说：“原本又写作宣，黑白相杂称为宣发。”宣发二字非常奇特。

邾文公、楚昭王。邾文公占卜迁都到绎地，史官说：“对百姓有利，但对国君不利。”邾文公说：“国君的使命在于养育百姓，寿命长短，是时运决定的。百姓如果有利，迁都没有比这更吉祥的了。”于是迁都到绎地，不久就去世了。君子说：“邾文公懂得天命。”楚昭王晚年，天空出现像许多红色鸟的云彩，夹着太阳飞了三天。周太史说：“这灾祸应当应验在国君身上吧！如果举行禳祭，可以转移到令尹、司马身上。”楚昭王说：“除去心腹之疾而把它放在四肢上，有什么好处？我没有大过，上天难道会让我夭折吗？如果有罪受罚，又怎么能转移呢？”于是没有举行禳祭。孔子说：“楚昭王懂得大道啊，他不至于失国是理所当然的！”按：宋景公等三位君主的话，使荧惑星为之退舍，邾文公、楚昭王的话，也是这类情况，但最终没有蒙受福报，天道遥远而不可知，就是这样。

杜悰。唐懿宗咸通二年二月，任命杜悰为宰相。一天，两位枢密使来到中书省，宣徽使杨公庆随后到达，独自向杜悰作揖接受宣旨，三位宰相起身回避。杨公庆拿出文书交给杜悰，打开一看，是宣宗病危时，宦官请求郓王监国的奏章，并且说：“当时宰相中没有名字的人，应当以谋反罪论处。”杜悰反复阅读，又封好交给杨公庆，说：“皇上如果要治宰相的罪，应当在延英殿当面宣示圣旨。”杨公庆离开后，杜悰对两位枢密使说：“内外臣子，事情如同一体，现在皇上刚即位，本来应当以仁爱为先，怎么能立刻赞成杀害宰相的事！如果习以为常，那么中尉、枢密难道不会自己担忧吗！”两位枢密使面面相觑，沉默不语，慢慢说：“应当把您的话全部禀告皇上，如果不是您德高望重，没有人能想到这一点。”三位宰相又来见杜悰，委婉地请求宣示旨意，杜悰没有说话。三位宰相惶恐害怕，请求保全家族。杜悰说：“不要为其他事担忧。”不久便平静下来。等到延英殿开门，皇上脸色非常喜悦。这是《资治通鉴》所记载的。《新唐书》说：“宣宗时期，夔王住在大明宫，而郓王住在十六宅。皇帝病危，遗言立夔王，而中尉王宗贯迎接郓王立他为帝，这就是懿宗。过了很久，派遣枢密使杨庆到中书省，独自向杜悰作揖。其他宰相毕諴、杜审权、蒋伸不敢进见，于是把宦官请求皇帝监国的奏章交给杜悰，并告诉杜悰弹劾名字不在奏章中的大臣。杜悰说的话如前所述，杨庆脸色沮丧地离开，皇帝的怒气也消解了。我用史实考证，懿宗即位那天，宰相有四人，叫令狐绚、萧邺、夏侯孜、蒋伸，到这时只有蒋伸还在，其他三人已被罢免。毕諴和杜审权是懿宗自己任用的，不可能有这种事。大概是野史的妄说，而两本书错误地采用了。温公把唐代史事交给范祖禹，他审慎选取可以说详尽，尚且如此。确实啊，修史之难！”

《唐书》世系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都沿袭各家的谱牒，所以多有错误，其中沈氏的最可笑，其大略说：“沈氏出自姬姓。周文王的儿子聃叔季，字子揖，在沈地受封，现在的汝南平舆沈亭就是。鲁成公八年，被晋国所灭。沈子生逞，字修之，逃奔楚国，于是成为沈氏。生嘉，字惟良，嘉生尹戊，戊生诸梁，诸梁的儿子尹射，字修文。其后进入汉朝，有担任齐王太傅敷德侯的，有担任骠骑将军的，有担任彭城侯的。”《宋书》沈约《自叙》说：“金天氏的后代，沈国在汝南平舆，定公四年，被蔡国所灭。秦朝没有逞这个人，征召为丞相没有就任。”其后与《唐表》大致相同。按：聃季所封自然是一个国家，与沈国毫不相干。《春秋》成公八年，晋国侵犯沈国，俘获沈子揖。昭公二十三年，吴国在鸡父打败顿、胡、沈、蔡的军队，沈子逞被灭。定公四年，蔡国灭沈，杀死沈子嘉。现在《表》说聃季字子揖，成公八年被晋国所灭，这是说文王的儿子寿命五百多岁了。逞被吴国所杀，而《表》说逃奔楚国，《宋书》说秦朝征召为丞相。沈尹戊是楚国将领，战死于柏举，正好与嘉的死同时，却认为是嘉的儿子。尹射记载于《左传》，三十四年才开始记载

译诸梁，于是便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况且春秋时期的人取字都遵循“子”以及“伯仲”的次序，怎么会有“修之”、“惟良”、“修文”这样的字呢？《汉书·列侯表》中难道有所谓的敷德、彭城侯吗？《百官表》中难道有所谓的骠骑将军沈达吗？沈约号称当时的文坛宗师，却胡乱编造他祖先的名氏、官爵，本来就令人嗤笑讥讽，而且又不区分两个沈国。其中金天氏的后裔，沈、姒、蓐、黄中的沈国，封地在汾川，被晋国所灭；春秋时期的沈国，封地在汝南，被蔡国所灭，他却将二者合而为一，难道是不读《左传》吗？欧阳修对此几乎不加删改，真是令人遗憾啊！

译鲁昭公所处的春秋时代，各国国君失去社稷，他们的国家都在当天改立新君，没有空着君位等待的。只有鲁昭公被季孙意如驱逐而逃到齐国，又前往晋国，总共八年才去世。季孙意如在国中摄政主持祭祀，每年备齐随从人员的衣物鞋履送到干侯，鲁昭公去世的次年，灵柩运回故国，然后他的弟弟公子宋才即位，其他国家没有这样的例子。这难道不是鲁国遵循周礼，虽然不幸驱逐了国君，仍然保留他的君位，而不敢断绝他吗？后来鲁哀公逃到越国，《左传》终结于这一年，不知道鲁悼公在什么时候即位。州县失去了旧称，现在的州县，因为历代迁移割据的缘故，往往有的失去了旧名，有的州名不同而县名也不同。例如：建昌军在江西，而建昌县却隶属于南康；南康军在江东，而南康县却隶属于南安；南安军在江西，而南安县却隶属于泉州；韶州是始兴郡，而始兴县却隶属于赣州；南康郡，而南康县却隶属于郁林州，而郁林县隶属于贵州；桂阳是军，而桂阳县隶属于郴州。这类情况不能一一列举。

严州应当是庄严州，本名叫睦州，宣和年间因为方腊叛乱的缘故改名为严州。虽然取威严的意思，但实际上是取自严陵滩的寓意。完全没考证严子陵本姓庄，东汉为了避汉显宗刘庄的讳，将“庄”改为“严”，所以史家追记为严光，后世应当依据事实才行。

容斋随笔卷第七（十八则）

孟子书中百里奚一章，柳子厚《复杜温夫书》说：“生使用助词，不符合规范，所谓乎、欤、耶、哉、夫等，是表示疑问的词。矣、耳、焉等，是表示决断的词。现在生却一概混用，应当考察前人使用的情况，与我所说的类似且不同的，仔细思考就会有益。”我读《孟子》百里奚一章说：“竟然不知道在秦穆公那里喂牛是污辱，这可以说是明智吗？不可劝谏而不劝谏，这可以说是不明智吗？知道虞公将要灭亡而先离开他，这不可以说不明智。当时在秦国被举荐，知道秦穆公可以有所作为而辅佐他，这可以说是不明智吗？”品味他所使用的助词，开合变化，使人的心意飞扬激动，这难以对温夫辈的人说清楚。

韩柳为文的宗旨，韩退之自己说：写作文章，向上效法姚、姒、《盘庚》、《诰》、《春秋》、《易》、《诗》、《左氏》、《庄》、《骚》、太史公、子云、相如，内涵宏大而外表奔放。柳子厚自己说：每次写文章，以《书》、《诗》、《礼》、《春秋》、《易》为根本，参考《谷梁氏》来激励气势，参考《孟》、《荀》来畅通文脉，参考《庄》、《老》来放纵文端，参考《国语》来广博趣味，参考《离骚》来达成幽深，参考太史公来彰显洁净。这是韩、柳为文的宗旨，求学的人应当思考。

李习之论文，李习之《答朱载言书》中论文章最为明白详尽，说：“《六经》创意造言，都不互相模仿。所以读《春秋》时，好像不曾有《诗》；读《诗》时，好像不曾有《易》；读《易》时，好像不曾有《书》；读屈原、庄周时，好像不曾有《六经》。就像山有泰山、华山、嵩山、衡山，它们的相同点是高，但草木的繁荣，不一定相同。就像河流有济水、淮河、黄河、长江，它们的相同点是发源入海，但曲折深浅，不一定相同。天下谈论文章有六种说法：崇尚奇异的说，文章词句，奇特险怪罢了；喜好义理的说，文章叙述意思，只要通顺罢了；沉溺于时俗的说，文章必须对仗；厌恶时俗的说，文章不应当对仗；喜欢艰深的说，应当深奥，不应当浅易；喜欢浅易的说，应当通顺，不应当艰深。这些都是情感有所偏执停滞，不了解文章的主旨。义理不深刻达不到道理，而词句怪诞华丽的有，《剧秦美新》、王褒《僮约》就是这样。义理往往有对的，而词章不能工巧的也有，王氏《中说》、俗传《太公家教》就是这样。古人能做到极尽工巧罢了，不知道词句是否对仗、浅易还是艰深。“优心悄悄，愠于群小”，不是对仗；“遘闵既多，受侮不少”，不是不对仗；“朕堲谗说殄行，震惊朕师”，“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刘”，不是浅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不是艰深。《六经》之后，百家之言兴起，老聃、列子、庄子直到刘向、扬雄，都自成一家之文，是学者所师法归向的。所以义理虽然深，道理虽然对，词不工巧的不成文章，应当不能流传。”他对文章的论述如此，后学者应当记住。

魏郑公谏语，魏郑公劝谏唐太宗停止封禅，中间几句话，引喻恳切，说：“现在有个人长期患病十年，治疗快要痊愈，这个人应该皮骨仅存，就想让他背一石米，日行百里，必定做不到。隋朝的动乱，不止十年，陛下是良医，疾苦虽然已经安定，尚未十分充实。向天地告成，我深切怀疑。”太宗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