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斋续笔卷第十一（十五则）
，阔八寸，虎钮高二寸五分，足阔三寸四分，并尾长一尺，重三十五斤。皆虎悍也。予家蓄古彝器百种，此遂为之冠。小錞无损缺，扣之，其声清越以长。大者破处五寸许，声不能浑全，然亦可考击也。后复得一枚，与大者无小异，自峡来，置诸箬（ruò）笼中，取者不谨，断其钮，匠以药焊而栅之，遂两两相对。若《三礼图》、《景桔大乐图》所画，形制皆非。东坡《志林》记始兴王鉴一节，云：“记者能道其尺寸之洋如此，而拙于遣词，使古器形制不可复得其仿佛，甚可恨也。”正为此云。
译（器物）宽八寸，虎形钮高两寸五分，足宽三寸四分，连尾巴长一尺，重三十五斤。都显得虎威勇猛。我家收藏的古彝器有上百种，这件器物于是位居首位。小錞没有缺损，敲击它，声音清亮悠扬而绵长。大的錞破损处约有五寸，声音不能浑厚完整，但也可以敲击考察。后来又得到一枚，与大的那枚几乎没有差别，从峡江运来，放在箬叶编的笼子里，拿取的人不小心，弄断了它的钮，工匠用药焊补并加固，于是两两相对。像《三礼图》、《景桔大乐图》所画的，形制都不对。苏东坡在《志林》中记载始兴王鉴一事，说：“记录的人能够如此详细地说明尺寸，但在遣词造句上笨拙，使得古器的形制无法再大致推想出来，非常令人遗憾。”正是说的这种情况。
孙玉汝韩庄敏公缜字玉汝，盖取君子以玉比德，缜密以栗，及王欲玉汝之义，前人未尝用，最为古雅。按唐《登科记》，会昌四年及第进士有孙玉汝。李景让为御史大夫，劾罢侍御史孙玉汝。会稽《大庆寺碑》，咸通十一年所立，云衢州刺史孙玉汝记。荣王宗绰书目，有《南北史选练》十八卷，云孙玉汝撰。盖其人也。
唐人避讳唐人避家讳甚严，固有出于礼律之外者。李贺应进士举，忌之者斥其父名晋肃，以晋与进字同音，贺遂不敢试。韩文公作《讳辩》，论之至切，不能解众惑也。《旧唐史》至谓韩公此文，为文章之纰缪者，则一时横议可知矣。杜子美有《送李二十九弟晋肃入蜀》诗，盖其人云。裴德融讳“皋”，高锴以礼部侍郎典贡举，德融入试，锴曰：“伊讳‘皋’，向某下就试，与及第，困一生事。”后除屯田员外郎，与同除郎官一人，同参右丞卢简求。到宅，卢先屈前一人入，前人启云：“某与新除屯田裴员外同只候。”卢使驱使官传语曰：“员外是何人下及第？偶有事，不得奉见。”裴苍遽出门去。观此事，尤为乖刺。锴、简求皆当世名流，而所见如此。《语林》载崔殷梦知举，吏部尚书归仁晦托弟仁泽，殷梦唯唯而已。无何，仁晦复诣托之，至于三四。殷梦敛色端筋，曰：“某见进表让此官矣。”仁晦始悟己姓，殷梦讳也。按《宰相世系表》，其父名龟从，此又与高相类。且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父名皋，子不得于主司姓高下登科，父名龟从，子不列姓归人于科籍，揆之礼律，果安在哉？后唐大成初，卢文纪为工部尚书，新除郎中于邺公参，文纪以父名嗣业，与同音，竟不见。邺忧畏太过，一夕雉经于室。文纪坐谪石州司马。此又可怪也。
高锴取士高锴为礼部侍郎，知贡举，阅三岁，颇得才实。始，岁取四十人，才益少，诏减十人犹不能满。此《新唐书》所载也。按《登科记》，开成元年，中书门下奏：“进士元额二十五人，请加至四十人。”奉敕依奏。是年及二年、三年，锴在礼部，每举所放，各四十人。至四年，始令每年放三十人为定，则《唐书》所云误矣。《摭言》载锴第一榜裴思谦以仇士良关节取状头，错庭谴之。思谦回顾厉声曰：“明年打脊取状头。”第二年，锴知举，诫门下不得受书题。思谦自携士良一缄入贡院，既而易紫衣趋至阶下，白曰：“军容有状荐裴思谦秀才。”锴接之，书中与求巍峨。借曰：“状元已有人，此外可副军容意旨。”思谦曰：“卑吏奉军容处分：‘裴秀才非状元请侍郎不放。’”锴俛首良久，曰：“然则略要见裴学士。”思谦曰：“卑吏便是也。”锴不得已，遂从之。思谦及第后宿平康里，赋诗云：“银釭斜背解明珰，小语低声贺玉郎。从此不知兰庸贵，夜来新惹桂枝香。”然则思谦亦疏俊不羁之士耳。锴徇凶珰之意，以为举首，史谓颇得才，实恐未尽然。先是，大和三年，锴为考功员外郎，取士有不当，监察御史姚中立奏停考功别头试，六年，侍郎贾餗又奏复之，事见《选举志》。
兵部名存唐因隋制，尚书置六曹。吏部、兵部分掌铨选，文属吏部，武属兵部。
自三品以上官册授，五品以上制授，六品以下敕授，皆委尚书省奏拟。两部各列三拴。曰尚书铨，尚书主之。曰东铨；曰西铨，侍郎二人主之。吏居左，兵居右，是为前行。故兵部班级在户、刑、礼之上。睿宗初政，以宋璟为吏部尚书，李又、卢从愿为侍郎；姚元之为兵部尚书，陆象先、卢怀慎为侍郎。六人皆名臣，二选称治。其后用人不能悉得贤，然兵部为甚。其变而为三班流外铨，不知自何时。元丰官制行，一切更改，凡选事，无论文武，悉以付吏部。苏东坡当元佑中拜兵书，谢表云：“恭惟先帝复六卿之名，本欲后人识三代之旧，古今殊制，闲剧异宜，武选隶于天官，兵政总于枢辅，故司马之职，独省文书。”盖纪其实也。今本曹所掌，惟诸州厢军名籍，及每大礼，则书写蕃官加恩告。虽
译孙玉汝，韩庄敏公名缜，字玉汝，大概是取“君子以玉比德”、“缜密以栗”以及“王欲玉汝”的含义，前人未曾这样用过，最为古雅。查唐代《登科记》，会昌四年考中进士的有孙玉汝。李景让任御史大夫时，弹劾罢免了侍御史孙玉汝。会稽《大庆寺碑》，是咸通十一年所立，上面说衢州刺史孙玉汝作记。荣王宗绰的书目中有《南北史选练》十八卷，说是孙玉汝撰写的。大概就是这个孙玉汝。
唐人避讳，唐人避家讳非常严格，甚至有超出礼法律令范围的。李贺应进士科考试，忌恨他的人斥责他父亲名晋肃，因为“晋”与“进”字同音，李贺于是就不敢应试。韩愈写了《讳辩》，论述得非常透彻，却不能解除众人的疑惑。《旧唐书》甚至说韩愈这篇文章，是文章中的错误之处，那么当时非议之多就可以知道了。杜甫有《送李二十九弟晋肃入蜀》诗，大概这个人就是李晋肃。裴德融避讳“皋”字，高锴以礼部侍郎的身份主持贡举，裴德融去应试，高锴说：“他避讳‘皋’字，如果在姓高的人手下应试，即使考中，也会困扰他一辈子。”后来裴德融被任命为屯田员外郎，与另一位同被任命的郎官，一同去参拜右丞卢简求。到了卢简求家，卢简求先让前一个人进去，前一个人禀报说：“我与新任命为屯田员外郎的裴某一同等候。”卢简求让仆役传话说：“员外郎是在谁手下考中的？我偶然有事，不能会见。”裴德融惊慌地出门离去。看这件事，尤其显得荒谬。高锴、卢简求都是当世的名流，而见识却如此。《语林》记载崔殷梦主持科举考试，吏部尚书归仁晦托付弟弟归仁泽，崔殷梦只是应承而已。不久，归仁晦又去托付，多达三四次。崔殷梦收起笑容，端正神色，说：“我已经上表辞让这个官职了。”归仁晦这才醒悟自己的姓氏，正是崔殷梦所避讳的。查《宰相世系表》，崔殷梦父亲名龟从，这又与高锴的情况相似。况且父亲名晋肃，儿子就不能考进士；父亲名皋，儿子就不能在姓高的主考官手下登科；父亲名龟从，儿子就不能列在姓归的人的科考名册中，推究礼法律令，究竟依据在哪里呢？后唐天成初年，卢文纪任工部尚书，新任命为郎中的于邺去参拜，卢文纪因为父亲名嗣业，与“邺”同音，竟然不见。于邺担忧恐惧太过，一夜之间在室内自缢身亡。卢文纪因此被贬为石州司马。这又很奇怪。
高锴取士，高锴任礼部侍郎，主持贡举，历时三年，颇为得到有真才实学的人。起初，每年录取四十人，人才越来越少，皇帝下诏减少十人，仍然不能满额。这是《新唐书》所记载的。查《登科记》，开成元年，中书门下上奏：“进士原定额二十五人，请求增加到四十人。”奉敕依奏。这一年以及第二年、第三年，高锴在礼部，每次科举录取的，各为四十人。到第四年，才下令每年录取三十人为定额，那么《唐书》所说的就是错误的了。《摭言》记载高锴第一榜裴思谦凭借仇士良的关节取得状元，高锴在朝堂上谴责他。裴思谦回头厉声说：“明年我打你的脊梁也要取得状元。”第二年，高锴主持科举，告诫门下不得接受书信题旨。裴思谦自己带着仇士良的一封书信进入贡院，随即换上紫色衣服快步走到台阶下，禀报说：“军容使有状荐举裴思谦秀才。”高锴接过书信，书中请求给予高位。高锴说：“状元已经有人了，除此之外可以副军容使的意旨。”裴思谦说：“卑吏奉军容使处分：‘裴秀才如果不是状元，请侍郎不要放他及第。’”高锴低头想了很久，说：“那么大概要见见裴学士。”裴思谦说：“卑吏就是。”高锴不得已，于是听从了他。裴思谦及第后住在平康里，赋诗说：“银釭斜背解明珰，小语低声贺玉郎。从此不知兰庸贵，夜来新惹桂枝香。”那么裴思谦也是疏放俊逸、不拘礼法的人啊。高锴顺从凶恶宦官的意思，让他成为举首，史书说高锴颇为得到人才，实在恐怕不完全如此。在此之前，大和三年，高锴任考功员外郎，取士有不当之处，监察御史姚中立上奏停止考功别头试，六年，侍郎贾餗又上奏恢复，事情见于《选举志》。
兵部名存，唐代沿袭隋代制度，尚书省设置六曹。吏部、兵部分别掌管选拔官吏，文官属于吏部，武官属于兵部。
三品以上官员由册授，五品以上由制授，六品以下由敕授，都委托尚书省奏请拟定。两部各列三个铨选机构。叫尚书铨，由尚书主持。叫东铨；叫西铨，由两位侍郎主持。吏部居左，兵部居右，这是前行。所以兵部的班次在户部、刑部、礼部之上。睿宗初年执政，任命宋璟为吏部尚书，李又、卢从愿为侍郎；姚元之为兵部尚书，陆象先、卢怀慎为侍郎。六人都是名臣，两个铨选机构号称治理得好。后来用人不能全部得到贤才，然而兵部尤其严重。其变化为三班流外铨，不知从何时开始。元丰官制实行，一切更改，凡是选拔官吏的事，无论文武，都交给吏部。苏东坡在元佑年间拜任兵部尚书，谢表中说：“恭敬地认为先帝恢复六卿的名称，本意是让后人认识三代的旧制，古今制度不同，闲职与要职适宜不同，武官选拔隶属于天官，兵政总归于枢密使，所以司马的职务，只省阅文书。”大概是记述实际情况。现在本曹所掌管的，只有各州厢军的名册，以及每次大礼时，书写蕃官加恩的告身。虽然
有所辖司局，如金吾街仗司、骐骥车辂象院、法物库、仪鸾司，不过每季郎官一往耳。名存实亡，一至于是！
译有所管辖的司局，比如金吾街仗司、骐骥车辂象院、法物库、仪鸾司，不过是每个季度由郎官去巡视一次罢了。名义上存在而实际上已经消亡，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武官名不正文官郎、大夫，武官将军、校尉，自秦、汉以来有之。至于阶秩品着，则由晋、魏至唐始定。唐文散阶二十九，自开府、特进之下，为大夫者十一，为郎者十六。武散阶四十五，为将军者十二，为校尉者十六。此外怀化、归德大将军，讫于司戈、执戟，皆以待蕃戎之君长臣仆。本朝因之。元丰正官制，废文散阶，而易旧省部寺监名，称为郎、大夫，曰寄禄官。政和中，改选人七阶亦为郎，欲以将军、校尉易横行以下诸使至三班借职，而西班用事者嫌其涂辙太殊，亦请改为郎、大夫，于是以卒伍厮圉玷污此名，又以节度使至刺史专为武臣正任。且郎、大夫，汉以处名流，观察使在唐为方伯，刺史在汉为监司，在唐为郡守，岂介胄恩幸所得处哉？此其名尤不正者也。名将晚谬自古威名之将，立盖世之勋，而晚谬不克终者，多失于恃功矜能而轻敌也。关羽手杀袁绍二将颜良、文丑于万众之中。及攻曹仁于樊，于禁等七军皆没，羽威震华夏，曹操议徙许都以避其锐，其功名盛矣。而不悟吕蒙、陆逊之诈，竟堕孙权计中，父子成禽，以败大事。西魏王思政镇守玉壁，高欢连营四十里攻围之，饥冻而退。及思政徙荆州，举韦孝宽代己，欢举山东之众来攻，凡五十日，复以败归，皆思政功也。其后欲以长社为行台治所，致书于崔猷，猷曰：“襄城控带京洛，当今要地，如其动静，易相应接。颖川邻寇境，又无山川之固，莫若顿兵襄城，而遣良将守颖川，则表里俱固，人心易安，纵有不虞，岂足为患。”字文泰令依猷策，思政固请，且约，贼水攻期年、陆攻三年之内，朝廷不烦赴救。已而陷于高澄，身为俘虏。慕容绍宗挫败侯景，一时将帅皆莫及，而攻围颖川，不知进退，赴水而死。吴明彻当陈国衰削之余，北伐高齐，将略人才，公卿以为举首，师之所至，前无坚城，数月之间，尽复江北之地。然其后攻周彭城，为王轨所困，欲遏归路。萧摩河请击之，明彻不听，曰：“奉旗陷陈，将军事也，长算远略，老夫事也。”一旬之间，水路遂断。摩河又请潜军突围，复不许，遂为周人所执，将士三万皆没焉。此四人之过，如出一辙。
唐帝称太上皇唐诸帝称太上皇者，高祖、睿宗、明皇、顺宗凡四君。顺宗以病废之故，不能临政，高祖以秦王杀建成、元吉，明皇幸蜀，为太子所夺，唯睿宗上畏天戒，发于诚心，为史册所表。然以事考之，睿宗以先大元年八月，传位于皇太子，犹五日一受朝，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皆自决之。故皇帝之子嗣直、嗣谦、嗣升封王，皆以上皇诰而出命。又遣皇帝巡边。二年七月甲子，太平公主诛，明日乙丑，即归政。然则犹有不获已也。若夫与尧、舜合其德，则我高宗皇帝、至尊寿皇圣帝为然。
杨倞注荀子唐杨倞注《荀子》，乃元和十三年。然《臣道篇》所引：“《书》曰，从命而不拂，微谏而不倦，为上则明，为下则逊。”注以为《伊训篇》，今元无此语。《致士篇》所引曰：“义刑义杀，勿庸以即，汝惟曰未有顺事。”注以为《康诰》，而不言其有不同者。
昭宗相朱朴唐昭宗出幸华州，方强藩悍镇，远近为梗，思得特起奇士任之，以成中兴之业。水部郎中何迎，表荐国子博士朱朴才如谢安，朴所善方士许严士得幸，出入禁中，亦言朴有经济才。上连日召对，朴有口辩，上悦之，曰：“朕虽非太宗，得卿如魏征矣。”上愤天下之乱，朴自言得力宰相，月余可致太平。遂拜为相，制出，中外大惊。《唐制诏》有制词，学士韩仪所撰，曰：“梦傅严而得真相，则商道中兴；猎渭滨而载献臣，则周朝致理。朕自逢多难，渴竚英贤，暗祷鬼神，明祈日月。果得哲辅，契予勤求。朱朴学业优深，识用精敏，久徊翔而不振，弥贞吉以自多。朕知其才，遂召与语。理乱立分于言下，闻所未闻；兵农皆在于术中，得所未得。不觉前席，为之改容；须委化权，用昌衰运。自我拔奇，宁拘品秩；百度群伦，俟尔康济。”其
译武官的名称不称文官的郎、大夫，而称将军、校尉，这种制度从秦、汉以来就存在了。至于官阶品级的确定，则从晋、魏到唐代才最终定型。唐代文散官共二十九阶，在开府仪同三司、特进之下，称为大夫的有十一阶，称为郎的有十六阶。武散官共四十五阶，称为将军的有十二阶，称为校尉的有十六阶。此外，从怀化、归德大将军，直到司戈、执戟，都是用来安置蕃族戎狄的君长及其臣仆的。本朝沿袭了这种制度。元丰年间整顿官制，废除文散官，改用旧有的省、部、寺、监名称，称为郎、大夫，叫做寄禄官。政和年间，将选人（低级官员）的七阶也改为郎，打算用将军、校尉来替换横行以下诸使直到三班借职的武官，但西班掌权的人嫌这种变革与旧制差异太大，也请求改为郎、大夫，于是让士卒仆役玷污了这些名称，又把节度使到刺史专门作为武臣的正任官。况且郎、大夫，汉代是用来安置名士的，观察使在唐代是地方的长官，刺史在汉代是监察官员，在唐代是郡守，难道是凭借军功和恩宠的人所能担任的吗？这些名称尤其是不恰当的。
名将晚节败坏：自古以来的威名之将，建立了盖世的功勋，但晚年败坏不能善终的，大多是因为倚仗功劳、自夸才能而轻视敌人。关羽在万众之中亲手斩杀了袁绍的两员大将颜良、文丑。等到在樊城攻打曹仁时，于禁等七支军队全部覆没，关羽的威势震动了华夏，曹操甚至商议迁都许昌以避开他的锐气，他的功名达到了顶峰。但他没有识破吕蒙、陆逊的诈术，最终落入孙权的计谋之中，父子被俘，导致大事失败。西魏的王思政镇守玉壁，高欢连营四十里进行围攻，最终因饥寒而退兵。等到王思政调任荆州，举荐韦孝宽代替自己，高欢率领山东的军队来攻，历时五十天，又因失败而退回，这都是王思政的功劳。后来他想把长社作为行台的治所，写信给崔猷，崔猷说：“襄城控制着京洛地区，是当今的要地，如果那里有动静，容易相互接应。颖川邻近敌境，又没有山川的险固，不如把军队驻扎在襄城，而派遣良将守卫颖川，这样内外都坚固，人心容易安定，即使有意外，也不足以成为祸患。”宇文泰命令依照崔猷的策略，王思政坚决请求，并且约定，在敌人水攻一年、陆攻三年的期限内，朝廷不必前来救援。不久他陷于高澄之手，自身成为俘虏。慕容绍宗挫败了侯景，当时的将帅都比不上他，但在围攻颖川时，不知进退，投水而死。吴明彻在陈国衰败之余，北伐高齐，他的将略和人才，公卿们认为首屈一指，军队所到之处，没有攻不下的坚城，几个月之间，全部收复了江北的土地。然而后来他攻打周朝的彭城，被王轨围困，想要切断他的归路。萧摩河请求出击，吴明彻不听，说：“持旗陷阵，是将领的事，长远的谋略，是老夫的事。”十天之内，水路就被切断了。萧摩河又请求秘密出兵突围，吴明彻又不允许，于是被周人俘虏，将士三万人都覆没了。这四个人的过错，如出一辙。
唐帝称太上皇：唐代称太上皇的皇帝，有高祖、睿宗、明皇、顺宗共四位。顺宗因为生病被废黜，不能处理政务；高祖因为秦王李世民杀死了李建成、李元吉；明皇逃往蜀地，被太子夺权；只有睿宗是上畏天命警戒，发自诚心，被史册所表彰。然而根据史实考察，睿宗在先天元年八月，传位给皇太子，仍然每五天接受一次朝拜，三品以上官员的任免，以及重大刑罚政令都由自己决定。所以皇帝李隆基的儿子李嗣直、李嗣谦、李嗣升封王，都是以太上皇的诰命发出的命令。又派遣皇帝巡视边疆。二年七月甲子日，太平公主被诛杀，第二天乙丑日，才归还政权。那么这还是有不得已的原因。至于与尧、舜德行相合的，则是我们的高宗皇帝、至尊寿皇圣帝是这样。
杨倞注《荀子》：唐代杨倞注释《荀子》，是在元和十三年。然而《臣道篇》所引用的：“《尚书》说，服从命令而不违背，委婉劝谏而不疲倦，在上位则明智，在下位则谦逊。”杨倞注释认为是《伊训篇》，但现在的《尚书》中没有这句话。《致士篇》所引用的说：“合乎道义的刑罚和杀戮，不要用来接近，你只说没有顺从的事。”杨倞注释认为是《康诰》，但没有说明这与今本的不同之处。
昭宗相朱朴：唐昭宗出逃到华州，当时强藩悍镇，远近都是障碍，希望得到突然崛起的奇才来任用，以成就中兴的大业。水部郎中何迎，上表推荐国子博士朱朴，说他的才能像谢安一样，朱朴所交好的方士许严士得到宠幸，出入禁中，也说朱朴有经世济民的才能。皇帝连续几天召见朱朴对答，朱朴能言善辩，皇帝很高兴，说：“我虽然不是太宗，得到你就像得到了魏征一样。”皇帝愤恨天下的混乱，朱朴自称是得力宰相，一个月左右就可以实现太平。于是任命他为宰相，诏书发出，朝廷内外大惊。《唐制诏》中有诏书的辞令，由学士韩仪撰写，说：“梦见傅说和严子而得到真正的宰相，那么商朝就能中兴；在渭水边猎取而得到献身的臣子，那么周朝就能治理好。我自遭遇多难，渴望等待英贤，暗中祈祷鬼神，公开祈求日月。果然得到了贤明的辅佐，契合我勤勉的寻求。朱朴学业优厚精深，见识运用精妙敏锐，长久徘徊而不振作，更加坚贞吉祥而自满。我知道他的才能，于是召来与他交谈。治乱的道理在言语之下立刻分明，闻所未闻；兵农之道都在他的术数之中，得所未得。不觉向前移动席位，为他改变脸色；必须委托他化育大权，用来昌盛衰败的命运。自我拔擢奇才，难道要拘泥于品级秩序；百事群伦，等待你来康济。”
美如此。仪者偓之兄，所谓“暗祷鬼神，明祈日月”之语，必当时所授旨意也。朴为相才半年而罢，后贬郴州司户参军，制云：“不为自审之谋，苟窃相援之力，实因奸幸，潜致显荣。亦谓术可弭兵，学能活国，冒半岁容身之赞，无一朝辅政之功。唯辱中台，颇兴群论。”呜呼！昭宗当王室艰危之际，无知人之明，拔朴于庶僚中，位诸公衮，以今观之，适足冶后人讥笑。《新史》赞谓：“捭豚臑（nao）而拒貙牙，趣亡而已。”悲夫！
译美到如此地步。仪是偓的兄长，所谓“暗中向鬼神祈祷，公开向日月祈求”的话，必定是当时所传达的旨意。朴担任宰相才半年就被罢免，后来被贬为郴州司户参军，制书中说：“不为自己审慎谋划，只是苟且窃取他人援引的力量，实在是因为奸邪侥幸，暗中谋求显赫荣耀。也自以为权术可以平息战乱，学问能够拯救国家，冒着半载容身之赞的虚名，却没有一朝辅政的功劳。只辱没了中台之位，颇引起众人的议论。”唉！昭宗在王室艰难危急的时候，没有知人的明察，从众臣中提拔朴，让他位列三公，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恰好足以成为后人讥笑的对象。《新史》赞语说：“推开猪腿肉而拒绝猛兽的牙齿，只是加速灭亡罢了。”可悲啊！
杨国忠诸使杨国忠为度支郎，领十五余使。至宰相，凡领四十余使。第署一字不能尽，胥吏因是恣为奸欺。《新、旧唐史》皆不详载其职。按其拜相制前衔云：“御史大夫判度支，权知太府卿事，兼蜀郡长史，剑南节度支度、营田等副大使，本道兼山南西道采访处置使，两京太府、司农、出纳、监仓、词祭、米炭、宫市、长春九成宫等使，关内道及京畿采访处置使，拜右相兼吏部尚书、集贤殿崇文馆学士、修国史、太清太微宫使。”自余所领，又有管当租庸、铸钱等使。以是观之，概可见矣。宫市之事，咸谓起于德宗贞元。不知天宝中已有此名，且用宰臣充使也，韩文公作《顺宗实录》，但云：“旧事，宫中有要市外物，令官吏主之，与人为市，随给其直，贞元末以宦者为使。”亦不及天宝时己有之也。
祖宗朝宰辅祖宗朝，宰辅名为礼绝百僚，虽枢密副使，亦在太师一品之上。然至其罢免归班，则与庶位等。李崇矩自枢密使罢为镇国军节度使，旋改左卫大将军，遂为广南西道都巡检使，未几遣使资诏徙海南四州都巡检使，皆非降黜。在南累年，入判金吾街仗司而卒，犹赠太尉。赵安仁尝参知政事，而判登闻鼓院。张熔尝知枢密院，而监诸司库务。曾孝宽以签书枢密，服阕，而判司农寺。张宏、李惟清皆自见任枢密副使徙御史中丞。其它以前执政而为三司使、中丞者数人。官制既行，犹多除六曹尚书。自崇宁以来，乃始不然。百宫避宰相刘器之以待制为枢密都承旨，道遇执政出尚书省，相从归府第，刘去席帽凉衫，敛马遣人传语，相揖而过。左相吕汲公归，呼门下省法吏，问从官道逢宰相如何？吏检条，但有尚书省官避令仆，两省官各避其官长，而无两制避宰相之法，汲公乃止，而心甚不乐。刘以此语人，以为有所据。然以事体揆之，侍从不避宰相，恐为不然，亦无所谓只避官长法，刘公盖饰说耳。按《天圣编敕》，诸文武官与宰相相遇于路皆退避，见枢密使、副参知政事，避路同宰相，其文甚明，不应元佑时不行用也。
百官见宰相《天圣编敕》载文武百官见宰相仪。文明殿学士至龙图阁直学士，列班于都堂阶上，堂吏赞云：“请，不拜，班首前致词，讫，退，归位，列拜。宰相答拜。”两省官相次同学士之仪。上将军、大将军、将军、御史台官，及南班文武百僚，序班于中书门外，应节度使至刺史，并缀本班，中丞揖讫，入。宰相降阶，南向立于位，乃称班，文东武西，并北上，台官南行，北向东上。赞云：“百僚拜，宰相答拜，讫，退。”内客省使至合门使见宰相、枢密使，并阶上列行拜，不答拜；见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宣徽使，客礼展拜；皇城使以下诸司使、横行副使见宰相、枢密使，并阶下连姓称职展拜，不答拜；见参政副枢，并列行拜。若诸司副使、合门只候见参枢，亦不答拜。国朝上下等威，其严如此。已而浸废。文潞公、富韩公至和中自外镇拜相，诏百官班迎于门，言者乃谓隆之以虚礼。元丰定官制，王禹玉、蔡持正为仆射，上日，始用此礼。其后复不行。干道初，魏仲昌以枢密吏寅缘得副承旨，每谒公府，与侍从同席升车而去。叶子昂为相，独抑之，使与卿监旅进，送之于右序，不索马。及王抃以国信所典仪吏为都承旨，且正任观察使，礼遂均从官矣。
东坡自引所为文东坡为文潞公作《德威堂铭》，云：“元佑之初，起公以平章军国重事，期年，乃求去，诏曰：‘昔西伯善养老，而太公自至。鲁穆公无人子思之侧，则长者去之。公自为谋则善矣，独不为朝廷惜乎！’又曰：‘唐太宗以干戈之事，尚能起李靖于既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际，不能用裴度于未病。治乱之效，于斯可见。’公读诏耸然，不敢言去。”按此二诏，盖元佑二年三月潞公乞致仕不允批答，皆坡所行也。又《缴还乞罢青苗状》云：“近日谪降吕惠卿告词云，首建青苗，次行助役。”亦坡所作。《张文定公墓志》载尝论次其文凡
译杨国忠兼任诸使：杨国忠任度支郎时，兼任十五个以上的使职。等到他升任宰相，总共兼任四十多个使职。仅署写一个“使”字都无法穷尽，胥吏因此肆意进行奸诈欺骗。《新唐书》和《旧唐书》都没有详细记载他的职衔。查考他拜相前的制书前衔写道：“御史大夫判度支，权知太府卿事，兼蜀郡长史，剑南节度支度、营田等副大使，本道兼山南西道采访处置使，两京太府、司农、出纳、监仓、词祭、米炭、宫市、长春九成宫等使，关内道及京畿采访处置使，拜右相兼吏部尚书、集贤殿崇文馆学士、修国史、太清太微宫使。”除此之外他所兼任的，还有管当租庸、铸钱等使。由此看来，大概可以知晓全貌了。宫市之事，人们都说是始于唐德宗贞元年间。不知道天宝年间已有此名目，并且由宰相充任使职。韩愈撰写《顺宗实录》，只说：“旧例，宫中需要购买外物，令官吏主管，与百姓交易，随即支付价款，贞元末年改由宦官担任使职。”也没有提及天宝时已有此事。
祖宗朝宰辅：祖宗朝时，宰辅名义上礼遇超越百官，即使是枢密副使，也在太师一品之上。然而等到他们罢免归班，则与一般官员等同。李崇矩从枢密使罢任为镇国军节度使，随即改任左卫大将军，于是担任广南西道都巡检使，不久又派使者持诏书调任海南四州都巡检使，都不是降职贬黜。他在南方多年，入朝判金吾街仗司而死，仍追赠太尉。赵安仁曾参知政事，后来判登闻鼓院。张熔曾知枢密院，后来监诸司库务。曾孝宽以签书枢密院事身份，服丧期满，判司农寺。张宏、李惟清都从现任枢密副使调任御史中丞。其他以前任执政官而担任三司使、中丞的有好几人。官制既已实行，仍多任命为六曹尚书。自崇宁以来，才开始不是这样。
百官避宰相：刘器之以待制身份任枢密都承旨，在路上遇到执政官出尚书省，一同回到府第，刘器之脱下席帽凉衫，勒住马让人传话，互相作揖而过。左相吕汲公回来后，叫来门下省的法吏，问从官在路上遇到宰相该怎么办？吏查考条例，只有尚书省官员避让令仆射，两省官员各自避让其长官，而没有两制官员避让宰相的法令，吕汲公于是作罢，但心里很不高兴。刘器之把这话告诉别人，认为有所依据。然而从事理推断，侍从官不避让宰相，恐怕不对，也没有所谓只避让长官的法令，刘公大概是掩饰的说法罢了。查考《天圣编敕》，规定文武官员与宰相在路上相遇都要退避，见到枢密使、副使、参知政事，避让道路如同对待宰相，条文非常明确，不应在元佑时不施行。
百官见宰相：《天圣编敕》记载文武百官见宰相的礼仪。文明殿学士至龙图阁直学士，列班于都堂台阶上，堂吏唱道：“请，不拜，班首上前致辞，完毕，退下，归位，列拜。宰相答拜。”两省官员依次如同学士的礼仪。上将军、大将军、将军、御史台官员，以及南班文武百官，在中书门外排列班次，应节度使至刺史，都附缀本班，中丞作揖完毕，进入。宰相走下台阶，面向南站在位子上，于是称班，文官在东武官在西，都面向北，台官向南走，面向东。唱道：“百官拜，宰相答拜，完毕，退下。”内客省使至合门使见宰相、枢密使，都在台阶上列行拜，不答拜；见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宣徽使，以客礼展拜；皇城使以下诸司使、横行副使见宰相、枢密使，都在台阶下连姓称职展拜，不答拜；见参政、副枢，并列行拜。如果诸司副使、合门只候见参枢，也不答拜。本朝上下等级威严，如此严格。后来逐渐废弃。文潞公、富韩公在至和年间从外镇拜相，诏令百官在门口列班迎接，谏官说这是用虚礼尊崇他们。元丰年间定官制，王禹玉、蔡持正任仆射，上任那天，开始使用此礼。其后又不施行。干道初年，魏仲昌以枢密吏身份攀附得任副承旨，每次谒见公府，与侍从同席上车而去。叶子昂任宰相，独自压制他，让他与卿监一同进入，送他在右边台阶，不索要马匹。等到王抃以国信所典仪吏身份任都承旨，且是正任观察使，礼仪于是与从官等同了。
东坡自引所为文：东坡为文潞公作《德威堂铭》，说：“元佑初年，起用公以平章军国重事，过了一年，公请求离去，诏书说：‘从前西伯善于养老，而太公自己到来。鲁穆公不在子思身边安置人，则长者离去。公为自己谋划是好的，难道不为朝廷惋惜吗！’又说：‘唐太宗以战事，尚能起用已老的李靖，而穆宗、文宗以安逸之时，不能在未病时用裴度。治乱的成效，于此可见。’公读诏书惊惧，不敢再言离去。”查考这两道诏书，大概是元佑二年三月潞公请求致仕不允的批答，都是东坡所拟写的。又《缴还乞罢青苗状》说：“近日贬降吕惠卿的告词说，首先建立青苗法，其次实行助役法。”也是东坡所作。《张文定公墓志》记载曾论次其文凡
三百二十字，结之云：“世以轼为知高。”又述谏用兵云：“老臣且死，见先帝地下，有以借口矣。”亦其所作也。并引责吕惠卿词亦然。干道中，迈直翰苑，答陈敏步帅诏云：“亚夫持重，小棘门、霸上之将军；不识将屯，冠长乐、未央之卫尉。”后为敏作神道碑，亦引之，正以公为法也。
译三百二十字，结尾说：“世人认为苏轼了解高谊。”又叙述劝谏用兵的话说：“老臣即将死去，见到先帝于地下，有可以借口的理由了。”也是他所写的。一并引用责备吕惠卿的词也是这样。干道年间，苏迈在翰林院任职，回答陈敏担任步帅的诏书说：“周亚夫持重，不像棘门、霸上的将军；不懂带兵驻守，却戴着长乐、未央的卫尉冠。”后来为陈敏撰写神道碑，也引用了这些话，正是以苏公为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