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斋四笔卷第一（十九则）

译《容斋四笔》卷第一（共十九条）

孔庙中配享的位次，自唐代以来，相传以孔子门下的高足颜渊到子夏为“十哲”，因此坐在庙堂之上接受祭祀。后来颜子升格配享，就把曾子进位到堂上，排在子夏的位置以填补空缺。然而，颜子的父亲颜路、曾子的父亲曾点，却在廊下作为从祀之列，儿子排在父亲之上，如果神灵有知，怎么能够心安呢？所谓“儿子即使像齐圣那样贤明，也不应在父亲之前进食”，说的正是这个道理。另外，孟子配享与颜子并列，而他的老师子思、子思的老师曾子却在下位。这两件事在礼制和道义上，确实是不妥当的，只是沿袭已久，没有人敢议论罢了。

周代的三公，不仅仅是为了辅佐周成王而设立的，设立太师、太傅、太保，这三者就是三公，所以说：“官职不必齐备，只要有合适的人选。”根据史籍记载，三公都兼任六卿的职务，并没有专门单独设置三公之职。周公既然担任太师，但仍然位居冢宰，《尚书》记载召公以太保兼任家宰，芮伯担任司徒，彤伯担任宗伯，毕公以太师兼任司马，卫侯担任司寇，毛公以太傅兼任司空，就是这样的。他们的排列次序只以六卿为先后，而太师、太傅的尊贵地位反而排在太保之下。

周公作《金滕》篇。《尚书》中孔氏所传的五十多篇都有序言，那些出自史官的记录，不说明是某人所作，例如《虞书》五篇，记载当时君臣间的吁咈都俞以及政事，像《说命》、《武成》、《顾命》、《康王之诰》、《召诰》从“惟二月既望”到“越自乃御事”、《洛诰》从“戊辰王在新邑”到篇末、《蔡仲之命》从“惟周公位冢宰”到“邦之蔡”，都是这样。如果明确指出是某人所作，那么伊尹作《伊训》、《太甲》、《咸有一德》，《盘庚》三篇，周公作《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等就是如此。只有《金滕》这一篇，首尾都是叙事，却直接说是周公所作。考察这一篇，除了册祝三王之外，其余都是《周史》的辞语，如“公乃自以为功”、“公归纳册”、“公将不利于孺子”、“公乃为诗以贻王”、“王亦未敢消公”、“公命我勿敢言”、“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公勤劳王家”等语，以及“出郊”、“反风”的异象，决非周公自己所写，如今已无法考证了。

云梦泽。云梦，是楚国沼泽的总称，列于《周礼·职方氏》。郑玄说：“在华容。”《汉书·地理志》有云梦官。但实际上云和梦，各是一个地方。《禹贡》所记载：“云土梦作义。”注解说：“在江南。”只有《左传》记载得详细，比如郑夫人把子文丢弃在梦中。注解说：“梦，是沼泽名，在江夏安陆县城东南。”楚子在江南的梦泽打猎。注解说：“楚国的云、梦，跨越长江南北。”楚子渡过长江进入云中。注解说：“进入云泽中，就是所谓的江南之梦。”那么，云在长江之北，梦在长江之南。《上林赋》说：“楚国有七泽，我曾见过其中一个，名叫云梦，只是其中小小的一个罢了，方圆九百里。”这是司马相如的夸张之言。如今云梦已成为县，隶属于德安府，询问当地的人，已经不能确切指出其疆域范围。《职方氏》把“梦”写作“瞢”，《前汉书·叙传》：子文被投在梦中，读音都相同。

《关雎》的不同解释。《关雎》是《国风》的第一篇，毛亨将其列在三百篇之前。《大序》说：“这是赞美后妃之德的。”而《鲁诗》说：“后夫人鸡鸣时佩戴玉饰前往君主居所，周康王的后妃却不是这样，所以诗人感叹并哀伤。”《后汉书·皇后纪序》说：“康王晚朝，《关雎》以此讽谏。”大概是用这个说法。汉显宗建武八年诏书说：“从前应门失守，《关雎》讽刺时世。”注引《春秋说题辞》说：“君主不正，应门失守，所以唱《关雎》来感化他。”宋均说：“应门，是听政的地方。说不以政事为务，就有宣淫之心。《关雎》快乐而不淫荡，思念得到贤人与之共同教化，修治应门的政事。”薛氏《韩诗章句》说：“诗人说雎鸠贞洁敬重配偶，以声音相求，隐蔽在无人之处。所以人君退朝，进入内宫，后妃进见有节制，应门击析，鼓人上堂，退回到燕居之处，身体安宁志向明确。如今的大人内心倾向于美色，贤人看到其苗头，所以咏唱《关雎》中淑女端正仪容的说法来讽刺时世。”三种说法不同如此。《黍离》这首诗列在王风之首，是周大夫所作，而《齐诗》认为这是卫宣公之子寿，哀怜其兄伋即将被害，所作忧思之诗，《黍离》就是这首诗。这种说法尤其值得商榷。

迷痴厥拨。柔媚的言辞和谄媚的笑容，专门取悦于人，世俗称之为“迷痴”，也叫“迷嬉”。内心有愧表现在脸上的，称之为“缅腼”。举止轻率，做事乖张的，称之为“厥拨”。虽然是俗语，然而其说法都有依据。《列子》说：“墨杘、单至、啴咺、憋憋，四人相与游于世

译。”又说：“眠娗、諈诿、勇敢、怯疑，这四个人也相互交往。”张湛注释说：“墨音眉，杘音敕夷反，《方言》说江淮之间称其为无赖；眠音缅，娗音珍，《方言》说这是欺骗轻慢的言语。郭璞说：这是指用言语互相轻视戏弄。”所解释的虽然不同，但大致都包含这些意思了。《曲礼》说：“衣服不要撩起，脚步不要急促。”郑氏注释说：“拨，是撩起衣摆的样子。蹶，是行走急促的样子。”大体上也是指其轻浮草率。

译宋代三馆秘阁，沿袭唐朝制度，共有四处：一是昭文馆，二是史馆，三是集贤院，四是秘阁。通常由宰相兼任昭文大学士，其次由副相监修国史，再次由副相统领集贤院。如果只有两位宰相，那么首席宰相就兼管国史。只有秘阁地位最低，所以只由两制官员判理。这四个机构各自设置直官，都称为馆职，都称学士。其下则是校理、检讨、校勘，地位清贵显要，非名流不得担任。范景仁担任馆阁校勘，应当升迁为校理，宰相庞籍说：“范镇有非凡的才能，淡泊于进取。”于是任命他为直秘阁。司马光作诗祝贺他说：“延阁高耸入中天，堆积的书籍与云汉相连。神宗重视这一选拔，认为这是大宗。国士被比作仙人。玉栏在钩陈之上，丹梯在北斗之边。帝容可瞻仰日角，御笔照耀星躔。职位品级并不尊贵，光华在于得到贤才。”其重视程度如此。自熙宁年间以来，有时颇用此职作为赏赐功劳的手段。元丰年间实行新官制，不再设置昭文馆、集贤院，将史馆并入著作局，而直秘阁只作为贴职。到了崇宁、政和、宣和年间，用来安置大臣的子弟姻亲，其泛滥甚至波及到掌管钱粮的俗吏，士大夫不再视其为贵重。然而被任命此职的人必须到馆阁拜阁，然后备办盛宴，邀请在任的三馆官员宴集，秋日曝书宴，都能参与席位，如果是其他日子则不允许前往，《随笔》中有《馆职名存》一则记载。

亭榭命名最容易蹈袭前人，既不可接近俗气，而刻意追求奇特涩滞也不是正确的。苏东坡见到一位客人，说最近在看《晋书》，问他：“曾找到好的亭子名字吗？”大概是说这很难。秦楚材在宣城，在城外沿江建造亭子，命名为“知有”。用的是杜甫诗句“已知出郭少尘事，更有澄江消客愁”。王仲衡在会稽，在后山建造亭子，命名为“白凉”。也是用的杜甫诗句“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这两个名字可以说很新颖，但终究是不恰当的。庐山一座寺庙中有亭子颇为幽静胜景，有人标名为“不更归”，取自韩愈诗句末句，也可笑。

市肆间交易论钱陌的，称为十十钱。意思是其足数满百没有短缺。这话很俗，但也有本源。《后汉书·襄楷传》引用宫崇所献的神书，其《太平经·兴帝王篇》说：“打开玉户，施种于其中，好比春天种地，十十相应和而生。如果施种不按时节，好比十月种物于地，十十尽死，固然没有生音。”这本书今天不流传，唐代章怀太子注释之时，尚且还存在。这里所说的十十，大概是说十种十生无一失，其尽死的意义也是如此，与钱陌之事不同，但字则相同。

张衡《应间》说：“犀舟劲揖。”《后汉书》注引《前书》“羌戎弓矛之兵，器不犀利。”《音义》说：“现在俗谓刀兵利为犀。犀，坚也。”“犀舟”，很新奇，但写文章的人，未曾使用，也担心我所见不广。

毕仲游两封信元佑初年，司马温公当政，尽改王荆公所行政事，士大夫言利害者以千百数，闻朝廷更化，莫不欢然相贺，只有毕仲游一封信，究尽本末。其略说：“过去王安石以兴作之说打动先帝，而患财之不足，所以凡政之可以得民财者无不用。大概散青苗、置市易、敛役钱、变盐法者，是事，而欲兴作患不足者，是情。如果不能杜绝其兴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敛变置之事，是以百说而百不行。现在遂欲废青苗、罢市易，蠲役钱、去盐法，凡号为财利而伤民者，一扫而更之，则向来用事于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青苗不可废，市易不可罢，役钱不可蠲，盐法不可去，必探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动上意，虽致石人而使听之，犹将动也。如是则废者可复散，罢者可复置，蠲者可复敛，去者可复存矣。则不足之情可不预治哉！为今之策，当大举天下之计，深明出入之数，以诸路所积之钱粟，一归地官，使经费可支二十年之用。数年之间，又将十倍于今日。使天子晓然知天下之余于财也，则不足之论不得陈于前，然后所谓新法者，始可永罢而不复行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救前日之敝，而左右侍从职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虽起二三旧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数，乌在其势之可为也！势未可为而欲为之，则青苗虽废将复散，况未废乎？市易虽罢且复置，况未罢乎？役钱、盐法亦莫不然。以此救前日之敝，如人久病而少间，其父兄子弟喜见颜色，而未敢贺者，意其病之在也。”

先前苏东坡在馆阁，颇因言语文章，规切时政，仲游忧其及祸，贻书戒之曰：“孟轲不得已而

译后来辩论起来，孔子想要不再说话。古人之所以精心谋划、极尽思虑，以巩固功业并保养寿命，没有不是出于这个原因的。您自从建立朝廷以来，那些关系到自身祸福利害的事情，您从未说过，只是吝惜自己的言语罢了。言语带来的祸患，不仅仅是说出口的话，那些体现在诗歌中、赞颂在赋颂里、寄托于碑铭上、记载在序跋中的，也都是言语。现在您知道畏惧口头上的言论，却不知道畏惧文字上的言论，您认为对的事情，看到的人会欢喜；您认为不对的事情，被您否定的人会怨恨。欢喜的人并不能帮助您实现谋略，而怨恨的人或许已经破坏了您的事情了！天下人评论您的文章，就像孙膑用兵、扁鹊治病一样，本来就是被指名道姓的对象，即使没有明确的是非言论，也还有是非的嫌疑。更何况确实存在是非言论呢？您的官职不是谏臣，职责不是御史，却去非议别人没有非议的，肯定别人没有肯定的，冒着生命危险触犯忌讳在其中游荡，这大概就像抱着石头去救落水的人一样。”

译两位公侯收到书信后震惊不已，最终果然如他们所担忧的那样。我前段时期编修史书时，因为得到了他们的文集，阅读这两部书后想要为他们作序表彰，所以虽然他们的官职并不显赫，我也为他们立了传记。

列子与佛经相互印证。张湛为《列子》作序说：“这本书大致阐明万物以极虚为根本，万事万物以最终消亡为验证，精神智慧以凝定寂静为常全，思念欲望因执着于外物而自我消亡，生时的觉知与梦中的变化情感等同。它所阐明的道理往往与佛经相印证。”我读《天瑞篇》记载林类回答子贡的话说：“死亡与生存，是一个往返的过程。所以在死于此地的人，怎么知道不会在那边出生呢？所以我知道它们不相同，我又怎么知道我现在死去不如过去活着呢？”这一段就是所说的与佛经相印证的地方。又说：“商太宰问孔子：‘三王、五帝、三皇是圣人吗？’孔子都说：‘不知道。’太宰说：‘那么谁是圣人呢？’孔子说：‘西方有圣人，不治理而天下不乱，不说话而人们自然信服，不教化而人们自然行动，浩荡广大使得百姓无法用言语形容，我怀疑他是圣人。不知道他真的是圣人呢，还是真的不是圣人呢？’后来的议论者认为《列子》所说的，就是佛，借孔子之口说出。

韦孟的诗乖谬疏漏。《汉书·韦贤传》记载韦孟的诗两篇以及他孙子韦玄成的诗一篇，都很有《诗经》三百篇的风致，只是韦孟讽谏说：“严肃恭敬啊我的祖先，国家源自豕韦。统领协调各诸侯国，以辅佐大商。到了周朝，历代参与会盟。周赧王听信谗言，实际上断绝了我的封国。我的封国既然断绝，那里的政教就松懈了。赏罚的执行，不再出自王室。众位大臣和诸侯，没有人扶持保卫。五服之地崩解离散，宗周因此倾覆。”应劭说：“周赧王听信谗言受蒙蔽，断绝了豕韦氏。从此政教松懈遗漏，不再由王者掌控。”看韦孟自述祖先，却如此乖谬疏漏，周朝到赧王时仅存七座城邑，救亡尚且来不及，怎么能断绝诸侯的封国呢？周朝的衰微已经很久了，并不是因为断绝了豕韦这一个国家，然后五服才崩解离散的。它的荒谬本来就不待驳斥，而应劭又跟着证实它，尤其可笑。《左传》记载范宣子的话说：“我的祖先在商朝是豕韦氏，在周朝是唐杜氏。”杜预说：“豕韦国在东郡白马县，殷末迁都于唐，周成王灭掉了它。”这最足以证明，可惜颜师古没有引用。

匡衡坚守正道。汉元帝时，贡禹上奏说：太子七座宗庙，亲尽的宗庙应当毁掉，以及郡国的宗庙不符合古礼，应当纠正定夺。太子下诏让大臣议论，还没来得及施行而贡禹去世，后来才下诏先罢除郡国的宗庙，那些亲尽的寝园，都不再修缮。不久皇上卧病在床，梦见祖宗谴责罢除郡国宗庙的事。下诏询问丞相匡衡，议论想要恢复。匡衡极力说不可。皇上病了很久不好，匡衡惶恐，在高祖、孝文、孝武庙祈祷说：“亲庙应当统一设在京师，现在皇帝有病不安，于是梦见祖宗警戒，因为宗庙的事皇帝悲伤恐惧，就下诏让我匡衡恢复修立，如果确实不符合礼义，违背祖宗的心意，罪责全在我匡衡，应当承受灾祸。”又告谢毁庙说：“迁移宗庙合祭是长久之策，现在皇帝却有病，希望恢复修立承继祭祀。我匡衡等都认为礼法不允许，如果不合各位帝后的心意，罪责全在我匡衡等人，应当承受灾祸。现在下诏让中朝大臣详细写出恢复毁庙的文章，我匡衡认为天子的祭祀，道义有所决断，没有依据，以此作文章。事情如果处置失当，罪责就在我匡衡。”我考察匡衡平生谄媚阿谀，专门依附石显以获取高位，而这一节却独自依据经书坚守礼法，他祈祷宗庙的文章，大概与《金滕》中的祝辞相似，而不被后世所称颂，汉史又不记载在本传中，憎恶他而知道他的善行是可以的。《郊祀志》，南山巫祠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也。因为他暴死，魂魄成为厉鬼，所以祭祀他。成帝时，匡衡上奏罢除祭祀，也可以记载。

西极化人。《列子》记载周穆王时，西极之国有化人来，穆王像敬神一样尊敬他。化人邀请穆王一同游览，穆王遵循化人的法术，腾空而上到天空中间才停止，到达化人的宫殿，自己觉得住了几十年，不想念自己的国家。又邀请穆王一同游览，穆王心意迷乱精神丧失，请求化人带他回去。醒来后，所坐的地方还是原来的位置，侍从还是原来的人。看前面，酒还没清澈，菜肴还没干。穆王问从哪里来，左右说：“大王只是静坐存想罢了。”穆王怅然若失三个月。又问化人，化人说：“我与大王神游，形体怎么动呢？”我这才知道唐人所著的《南柯太守》、《黄粱梦》、《樱桃》、《青衣》之类，都源于此。

诏令不可轻易发出。君主的一言一行不应当轻易发出，何况是诏令这种形成文字广播告谕的呢！汉光武帝刚即位，已经立郭氏为皇后了，当时阴丽华为贵人，皇帝想尊崇她的地位，皇后坚决推辞，因为郭氏有儿子，始终不肯接受。建武九年，于是下诏说：“我因为贵人有母仪之美，应当立为皇后，但她坚决推辞不敢接受，列在媵妾之中。我嘉许她的义让，许诺封她的弟弟。”于是追封她的父亲和弟弟为侯，这都是前世妃嫔所没有的。到了十七年，竟然废掉郭后和太子刘强，而立贵人为后。大概九年的诏令已经实行，主意的转移，已经显现出来了。郭后怎么能安于她的地位呢？

战国策。刘向为《战国策》作序，说这本书错乱混杂，原本文字多

译错漏导致字形残缺，把“赵”字误作“肖”，把“齐”字误作“立”，像这样的错误很多。我考察如今流传于世的本子，大体上难以读懂，其中《韩非子》《新序》《说苑》《韩诗外传》《高士传》《史记索隐》《太平御览》《北堂书钞》《艺文类聚》等书所引用的内容，大多是现今版本中所没有的。刘向博览群书，只是选择不够精当，不仅仅停留在文字脱漏错误上罢了。只有太史公《史记》所采纳的九十三条事迹，则清晰明亮、光彩照人，全部可以查考验证，比起刘向来是有疑问（或：更为可信/高明）的！

译范晔《汉书·志》沈约在《宋书·谢严传》中说：“范晔所撰写的十志，全都委托给谢严。搜集编撰即将完成时，恰逢范晔败亡，全部用蜡封好藏在车底。宋文帝命令丹阳尹徐湛之到谢严那里寻找，已经找不到了，一代人引以为憾。这些志书如今缺失。”范晔本传记载范晔在《狱中与诸生侄书》中说：“既然撰写《后汉书》，想要遍作各种志书，《前汉》所有的志书都让它完备，虽然事情不必繁多，姑且使看到的文字得以详尽；又想要就事在卷内发表议论，以纠正一代的得失，心意又没有实现。”这个说法与谢严传不同，然而谢严传所说的乃是《范晔后汉书》第十卷公主注中引用的，如今《宋书》却没有，实在让人不明白。刘昭注释《补志》三十卷，到了本朝乾兴元年，判国子监孙爽才上奏用来弥补前代史书的缺漏，所以淳化五年国子监所刊印的《后汉书》共九十卷，只有帝后纪十卷，列传八十卷，而没有志书。《新唐书·艺文志》记载：“刘昭补注《后汉书》五十八卷。”不知道刘昭是哪个朝代的人。所谓志书三十卷，应当包含在其中。

缮修犯土如今世俗营建宅舍，或者稍微遭遇疾病灾祸，都说犯了土禁。所以道家有谢土司章醮的文书。

查考《后汉书·来历传》所载：“安帝时皇太子受惊生病不安，避居乳母野王君王圣的宅舍。太子厨监邴吉认为王圣的宅舍新近修缮，犯了土禁，不可长久居住。”既然如此，古代就有这种说法了。

容斋四笔卷第二（二十则）

诸家经学兴废小孩子问汉代儒者所传授的各种经书，各自命名其学派，如今有的存在有的不存在，请书写其始末作为《四笔》的一条。于是采集班固史书及陆德明《经典释文》以及其他书籍，删取纲要，详细记载在这里。

《周易》从商瞿开始传授，到汉初，田何以其为专门学问。其后有施仇、孟喜、梁丘贺的学说，又有京房、费直、高相三家。到了东汉，高氏已经衰微，晋朝永嘉之乱，梁丘的《易》亡佚。孟、京、费氏没有人传承，只有郑康成、王弼所注的行于世。东晋中兴，想要设置郑《易》博士，没有成功设立，而王弼的注仍然被世人重视。韩康伯等十人一起注释《系辞》，如今只有韩康伯的传下来。

《尚书》从汉文帝时伏生得到二十九篇，其后有大夏侯、小夏侯的学说。古文《尚书》，武帝时从孔壁中出土，共五十九篇，下诏孔安国作传，遭遇巫蛊事件，没能上报，于是没有列入学官，其原本几乎断绝，所以马融、郑玄、杜预之类的人都称之为《逸书》。王肃曾经作注解，到晋元帝时，《孔传》才出现，而缺失《舜典》一篇，于是取王肃所注的《尧典》，分开以接续它，学徒于是兴盛。到了唐代以来，马融、郑玄、王肃的注遂被废弃，如今以孔氏为正统。《诗经》从子夏之后，到汉朝兴起，分为四家，鲁地申公称为《鲁诗》，齐地辕固生称为《齐诗》，燕地韩婴称为《韩诗》，都设立博士。《毛诗》出于河间人毛亨，为之作故训，传授给毛苌，担任献王博士，因为不在汉朝，没有列入学官，郑众、贾逵、马融都作《诗》注，到郑康成作笺，三家遂被废弃。《齐诗》早已亡佚，《鲁诗》不过江东，《韩诗》虽然还在，没有人传承，只有《毛诗》郑笺独立于国学，如今所遵用的。汉高堂生传授《士礼》十七篇，就是如今的《仪礼》。《古礼经》五十六篇，后苍传授十七篇，称为《后氏曲台记》，其余三十九篇名为《逸礼》。戴德删减《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称为《大戴礼》，戴圣又删减为四十九篇，称为《小戴礼》。马融、卢植考校诸家异同，依附戴圣篇章，去除烦重及缺失简略的部分而行于世，就是如今的《礼记》。王莽时，刘歆始建立《周官经》，以为《周礼》，在《三礼》中最为晚出。

左氏为《春秋传》，又有公羊、谷梁、邹氏、夹氏。邹氏没有老师，夹氏没有书。《公羊》兴起于景帝时，《谷梁》兴盛于宣帝时，而《左氏》终西汉不显赫。等到章帝才命令贾逵作训诂，从此《左氏》大兴，二传逐渐衰微了。

《古文孝经》二十二章，世间不再流行，只使用郑注十八章本。

《论语》三家：《鲁论语》者，鲁人所传，就是如今所行的篇次；《齐论语》者，齐人所传，共二十二篇；《古论语》者，出自孔壁，共二十一篇。各有章句。魏何晏集诸家之说为《集解》，如今盛行于世。

汉人姓名西汉名人如公孙弘、董仲舒、朱买臣、丙吉、王褒、贡禹，都有异世与之同姓名者。《战国策》及《吕氏春秋》，齐有公孙弘，与秦王、孟尝君言者。明帝时，又有幽州从事公孙弘，交通楚王英，见于《虞延传》。高祖时，又有谒者贡禹。梁元帝时，有武昌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