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斋四笔卷第八（十七则）

译《项王》这一篇，前、后《汉书·艺文志》都有记载，并且说：“汉朝建立后，张良、韩信对兵法进行编排整理，总共有一百八十二家，删减选取其中实用重要的部分，最终确定编著为三十五家。吕后专权时，有人盗取了这些兵书。”项羽、韩信虽然不得善终，但他们留下的著作本可以流传给后人，在汉代并未被废弃，如今却再也看不到了。

译承天塔记：黄庭坚最初被贬谪到戎州、涪州，后来得以返回，而湖北转运判官陈举，因为当时的宰相赵清宪与他有小小的怨恨，便揭发他所写的《荆南承天塔记》，认为这是幸灾乐祸，于是黄庭坚被削去官籍，羁管宜州，最终死在那里。如今《豫章集》中没有收录这篇文章，大概是认为它招致了祸患，所以不忍心著录。他的曾孙续编别集，才得见此文。大致说：“我获罪流放到黔中，路过江陵，寄住在承天禅院，住持僧智珠正在拆除旧的浮图，并嘱托说：‘我建成之后，希望乞求文章来记载。’六年之后，蒙受恩赦东归，只见七级塔已经巍然矗立，于是作了这篇记。”后面又说：“儒者曾经议论，一座佛寺的费用，相当于中等人家万户的财产，确实是百姓粮食布帛的蛀虫，即使我也认为如此。然而自懂事以来，观察天下财力枯竭的缘由，国家没有大规模用兵劳役民丁赋税的政策，那么蝗灾旱灾水灾泛滥或者瘟疫接连数十州，这大概是生民的共业，盈虚有定数，不是人力所能胜过的吧！”他的话不过如此，起初并没有幸灾乐祸、讽喻刺讥的意思，却以至于被远贬而死，真是冤枉啊！

穆护歌：郭茂倩编次《乐府》诗，其中《穆护歌》一篇，引用《历代歌辞》说：“曲犯角。”歌词说：“玉管朝朝弄，清歌日日新。折花当驿路，寄与陇头人。”黄庭坚在《牧护歌》后题跋说：“我曾经问人这首歌，都不能说出牧护的意义。从前在巴、僰地区六年，问那些道人，也不能说出。有一天，船宿在云安野外，恰逢那些人祭神完毕而饮福，在座的人轮流起舞，并唱《木瓠》。歌词中有：‘听说商人木瓠，四海五湖曾去。’中间有几十句，都叙述商人的快乐，最后说：‘一言为报诸人，倒尽百瓶归去。’接着有几个人起舞，都陈述自己的事情，而始末大致相同。问他们为什么叫木瓠，大概是剖开弯曲的木头形状像瓠瓜，敲击它作为歌舞的节奏罢了。于是醒悟穆护大概是木瓠。”根据这个说法，那么郭茂倩所序，是不知本原。况且四句律诗，怎么就编排为犯角曲，毫无意义。

省试取人额：屡次参加省试，锁院到开院，限定一个月。如果事情没有完毕，申请延期也不过十天，所奏名以十四人中取一人为定数，不知道这个制度始于何年。黄庭坚在元佑三年担任贡院参详官，有一纸书帖说：“正月乙丑锁大学，试礼部进士四千七百三十二人。三月戊申具奏进士五百人。”这是在院四十四天，而九人半取一人，与今天相比不相等。这个书帖载于别集。

通印子鱼：鱼通印的话，本出于王安石《送张兵部知福州》诗“长鱼俎上通三印”的诗句。大概是因为福州濒海多鱼，其大如此，起初并没有指明是子鱼。苏轼开始以“通印子鱼”对“披绵黄雀”，是借“子”字与“黄”字为假对罢了。黄庭坚所说“子鱼通印蚝破山”，是承袭而使用它。陈正敏《遁斋闲览》说：“那地方有通应庙，庙前港中子鱼最好。王初寮诗‘通应子鱼盐透白’，正是采用这个说法。”郡人黄处权说：“兴化子鱼，离城五十里地名迎仙的为最好，所产之处，当地人称为子鱼潭而已，起初没有通应港的名字。”有大神祠，赐额曰“显应”，是《遁斋》所指的庙，也不是“通应”。潭旁又有一间小祠，非常低矮简陋，农家用来祭祀田神，好事者想要证实《遁斋》的说法，于是粉刷一块匾额，妄自标为“通应庙”，旁边题五个小字曰“元佑某年立”，这尤其可笑。况且用神庙封额来命名土产，其他地方未曾有过。

寿亭侯印：荆门玉泉关将军庙中，有寿亭侯印一枚，上面大环，直径四寸，下面连着四环，都系在印上。相传：“绍兴年间，洞庭渔者得到它，进入潭州府，认为关云长封汉寿亭侯，这是他的旧物，所以把它归到庙中。南雄守黄兑见到临川兴圣院僧惠通印的图形，为之作记。而复州宝相院又在建炎二年，因为伐木，在三门大树下土中深四尺余，得到此印，其环和背都有文字说：‘汉建安二十年寿亭侯印。’现在留在左藏库。邵州守黄沃叔启庆元二年又从郡人张氏那里买了一枚，其文字正同，只缺少五个系环罢了。我认为都不是真正的汉物，况且汉寿是亭名，既然用来封云长，不应该去掉汉字，又其大比其他汉印几乎大几倍。听说嘉兴王仲言也有一枚。侯印只有一枚，怎么会有四枚？云长在四年受封，当时就应当刻印，不应该在二十年，尤其不对。这不过是后人制作用来供奉庙祭，数量一定很多。现在流落人间的，尚且如此。我为黄叔启作了一篇辨跋，见《赘稿》。”

茸附治疽漏：时康祖病心痔二十年，用《圣惠方》治腰痛的鹿茸、附子服用，一个多月就好了，《夷坚己志》记载了这件事。我每次与医生谈论，就说：“痈疽的发生，

译热邪蕴结到了极点，哪有反而使用热性药物的道理？”福州医生郭晋卿说：“脉象沉陷就会导致漏证，脉陷是因为寒邪，如果气血温暖，漏证自然就会停止，这正是使用鹿茸、附子的时机。”查考《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说：“脉气陷下会导致痿证，寒邪滞留于肌肉腠理之间。”注解说：“脉气陷下是指寒气侵入导致脉道空虚，积寒停留，经血凝滞，久瘀在内攻冲，结聚于肌肉纹理，所以发生溃疡瘘管，肌肉腠理相互牵连。”这种说法可以说非常明白，所以再次记录在这里，或许对治疗疮疡的医生有些帮助。

译莆田荔枝，名品都出自天成，即使是用它的核来种植，最终也与原本的种类不相类似。宋香之后就没有宋香了，所留存下来的只是孙枝罢了。陈紫之后也没有陈紫，越过墙去就变成小陈紫了。《笔谈》说焦核荔枝，当地的人能够制作，取原本的树木，去掉它的大根，用火烤令其焦枯，再种植在土里，用石头压住它，让它不要生出旁根，它的核就自然变小。当地人说不然，这种果实的形状，变化百出，不能用常理去推求，有的像龙牙，有的像凤爪，钗头红可以簪戴，绿珠子在旁边点缀，这难道是人力所能施加的吗？起初，方氏有一棵树，结了几千颗果实，想要加重它的名声，拿二百颗送给蔡忠惠公，声称常年出产的只有这么多。蔡公为它定名为“方家红”，记录在谱录中，印证了他的虚妄。从此以后，花和果实虽然极其繁茂，等到成熟时，所留存下来的从未超过二百颗，于是成了应验的谶语。这段已经记载在《遁斋闲览》中，郡人黄处权又详细地记载了这些情况。

双陆不脏，《新唐书·狄仁杰传》记载，武则天召问梦见双陆棋输了，这是什么原因？狄仁杰与王方庆都在场，两人同样回答说：“双陆棋输了，是因为没有‘子’（棋子/儿子）。上天大概是想以此警示陛下吧？”于是武则天召还庐陵王。《旧唐书》没有记载，《资治通鉴》只记载了鹦鹉折翼一事。而《考异》说：“双陆的说法，世间流传的《狄梁公传》中有，认为是李邕所作，但它的言辞大多鄙俗荒诞，怀疑不是本书，所以摒弃不取。”《艺文志》有李繁的《大唐说纂》四卷，现在很少得到这本书，我家有这本书，凡是所记载的事情，大都不超过几十个字，极为简要，《新唐书》大体上采用了它。其中《忠节》一门说：“武则天问石泉公王方庆说：‘我夜里梦见双陆棋输了，这是什么原因？’王方庆说：‘大概是说宫中无子，恐怕是有神灵在警示陛下。’于是陈述人心归向唐朝的意思，武则天大为醒悟，召还庐陵王，恢复他的储君之位，让石泉公担任宫相来辅佐他。”那么《新唐书》兼采了两位李氏的说法，而将狄仁杰和王方庆的话混淆无法分辨。《通鉴》删去它，似乎有些可惜。

华元入楚师，《左传》记载，楚庄王包围宋国，宋国的华元夜里进入楚军，登上子反的床，把他叫醒说：“寡君派我来报告困境。”子反害怕，与他结盟，然后退兵三十里。杜预注说：“兵法说，利用对方的乡人来使用，必须先知道对方守将左右传令官、守门人的姓名，从而利用这些便利之道。华元大概使用了这种计策，得以自行通过。”我考察前三年晋、楚邲之战，随武子称赞楚国的优点说：“军队行进，右边是车辕，左边是追蓐，前面有侦察兵探路，中间是主力，后面是精锐，军政不用警戒就能完备。”大体上是说他们防备预备的坚固。现在假如敌人能进入上将的幕府并登上他的床，那么刺客奸人，什么手段不能用？即使到达君王那里也可以，这哪里是所谓的军制呢？我怀疑不是这样。《公羊传》说：“楚国让子反登上土山窥视宋城，宋国华元也登上土山出来见他。”这个说法比《左传》更有道理。

公羊用叠语，《公羊传》记载楚子围宋，宋人及楚人讲和的事，将近四百字。其中称“司马子反”的有八次，又两次说“将要离开而回去呢”，“然后回去呢”，“然后回去呢”，“臣请求回去呢”，“我也跟随您回去呢”。又三次写“军队有七天的粮食呢”，总共用了九个“尔”字，然而不觉得烦琐。

文书误一字，文书中一个字的错误，有绝对关系利害的，我亲身经历了三次，至今想起来，还为之汗流浃背。

干道二年冬天，蒙受恩召还朝，经过三衢，郡守何德辅问上奏对答用几份草稿，于是拿出草稿给他看，其中一份请求蠲减鄱阳每年进贡诞节金一千两的事，说这贡品不知起源于何时，有人说艺祖初下江南时，郡库恰好有金子，守臣取来献给长春节，于是成为惯例。误将“长春”写成了“万春”，这是金主完颜亮的节名。德辅读了，指着告诉我，我惊恐得满脸发红，急忙改正。三年，以侍讲的身份讲解《毛诗》，作发题，引用孔子在《论语》中谈《诗》的地方说：“不学《诗》，无以言。”误将“言”写成了“立”，已经写进诵读正本，经筵吏袁显忠说：“恐怕是言字。”我惭愧地谢罪。淳熙十三年在翰苑，作《赐安南国历日诏》说：“兹履夏正，载颁汉朔。”将“夏正”写成了“周正”，院吏呈给宰执，周益公看见而摘出错误，吏回来告诉我，大概是因为语句顺畅通达，意思相同，一时不自觉。

历代史本末，古时候世代有史官，其著见于今的，则从《尧》、《舜》二典开始。周朝的诸侯各有国史，孔子依据鲁国的史记而作《春秋》，左氏为之作传，《郑志》、《宋志》、晋齐太史、南史氏的事迹都见于其中。又编纂异同以为《国语》。汉司马谈自认为他的祖先周室的太史，有述作的意图，传给他的儿子司马迁，搜集金匮石室的书籍，网罗天下散失的旧闻，叙述黄帝以来直到元狩年间，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变编年体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

译《世家》、《七十列传》，总共一百三十篇。其中十篇只有目录而没有正文，在汉元帝、汉成帝年间，褚先生补写了缺失的部分，作了《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日者列传》，张晏认为这些文章言辞粗俗浅陋，现在混杂在书中。而《汉书·艺文志》记载冯商续写了太史公的七篇，却混杂淹没而不见踪影。司马迁的书问世后，后世虽然有著作家，也不能稍微扰乱他的体例规范。班彪、班固父子，认为汉朝继承尧的运势建立帝业，而六代史官，追述功德，私自撰写本纪，编排在百代帝王之后，夹杂在秦朝、项羽之列。所以采集编纂前代纪传，缀辑旧闻，来撰写《汉书》，从汉高祖开始，到王莽被诛杀结束，大体沿袭司马氏的体例，只是将八书改为十志，而没有世家，总共一百卷。班固死后，他的书未能全部完成，妹妹班昭续写完成，这就是《前汉书》。荀悦的《汉纪》则是继续论述著述的作品。东汉的事情，起初命令儒臣在东观著述，称为《汉纪》。后来有袁宏的《后汉纪》，张璠、薛莹、谢承、华峤、袁山松、刘义庆、谢沈都有著作。宋朝范晔删减采录为十纪、八十列传，这就是《后汉书》，而张璠以下诸家的著作全部废弃，其中的志则是刘昭所补写的。三国杂史非常多，有王沈的《魏书》、元行冲的《魏典》、鱼豢的《典略》、张勃的《吴录》、韦昭的《吴书》、孙盛的《魏春秋》、司马彪的《九州春秋》、丘悦的《三国典略》、员半千的《三国春秋》、虞溥的《江表传》，现在只以陈寿的书为定本，这就是《三国志》。《晋书》则有王隐、虞预、谢灵运、臧荣绪、孙绰、干宝等各家，唐太宗下诏让房乔、褚遂良等人修定为一百三十卷，因为四篇论赞是太宗所作，所以总称为“御撰”，这就是《晋书》，至今沿用。南北两朝各四代，而僭越伪称的政权有十几个，它们的史书尤其多，如徐爱、孙严、王智深、顾野王、魏澹、张大素、李德林的正史，都不流传。现在存世的，有沈约的《宋书》、萧子显的《齐书》、姚思廉的《梁陈书》、魏收的《魏书》、李百药的《北齐书》、令狐德棻的《周书》、魏郑公的《隋书》。其他政权则有和包的《汉赵纪》、田融的《赵石记》、范亨的《燕书》、王景晖的《南燕录》、高闾的《燕志》、刘昞的《凉书》、裴景仁的《秦记》、崔鸿的《十六国春秋》、萧方、武敏之的《三十国春秋》。李太师李延寿父子全部选取这些资料编为《南史》八十卷，《北史》一百卷。现在沈约以下八部史书虽然存世，而李氏的书单独流行，这就是《南、北史》。唐朝从高祖到武宗，有《实录》，后唐修撰成书，刘昫所上奏的就是这部，但内容杂乱没有统绪。本朝庆历年间，又下诏刊修，历时十七年完成，欧阳文忠公主持纪、表、志，宋景文公主持列传，现在流行于世。梁、唐、晋、汉、周称为《五代》，建国初年监修国史薛居正提举上奏这部书。后来欧阳修删减编为《新五代史》，所以唐史、五代史各有旧、新之分。总共十七代，始末情况就是这样，小孩子多次以此询问，所以详细记载下来。

译贤者一言解疑谮

贤者用只言片语，为人消除诽谤、解除祸患，卓然可记的，我得知两件事。秦桧当权时，先忠宣公、郑亨仲资政、胡明仲侍郎、朱新仲舍人，都在贬谪名册中，分别安置在广东。方务德任经略安抚使，对待他们极尽礼数。秦桧对一位客人说：“方滋在广东任职，凡是得罪朝廷的人，必定刻意加以庇护结交，莫非是想为将来留地步吗？”客人说：“如果不是您说这样的话，我不敢贸然发言。方滋为人，天性宽厚，对待他人只以周旋应酬为志向，不仅对贬谪之人如此。”秦桧醒悟说：“方务德却是个懂得周旋应酬的人。”他的疑虑于是消除。当时如果让一个巧言令色的人承接他的问话，稍微放纵一句，方滋必定获罪，而各位公卿也就不能安居了。说话的人可称为大君子，应当在古人中寻求。严陵王大卞赴任曲江太守，路过南安，拜见张先生子韶，从容地说：“大卞从前在检院任职，因为罗彦济中丞的弹章而离开朝廷，后来彦济从吏部尚书出任严州太守，于是迁避到兰溪。彦济到任后，写信相邀说：‘与您有同年之谊，为何这样？’不得已，又返回。见面后，他密语说：‘前次的台谏弹劾，是朱新仲所作，假托上天之意来授意，一时失于审慎思考，至今后悔。’此事已过，如今恰好守韶州，而朱新仲在那里，如果偶然有不如意，该怎么办？”张子韶揣测他必定会报复，就说：“国家先做君子还是小人，都在这一次举动中。”王大卞惊惧地说：“恭敬地接受教诲。”到任后降低姿态弥合关系，终两年，不见丝毫嫌隙，本来彼此就相善。我从前侍奉张公坐席，听到他的话，所以追记此事。

容斋四笔卷第九（十六则）

蒋魏公逸史

蒋魏公《逸史》二十卷，是蒋之奇所著，多记载当时的典章文物。说旧有数百册，在兵火间全部丢失，他的曾孙蒋芾才搜集遗稿，编成此书，将进呈皇帝，把副本献给太史，并且刊印流传天下后世，后来却没有实现。蒋公在熙宁、元佑、崇宁时，以博闻强识闻名，然而阅读他的论述，颇有可议之处，遗憾没能在丞相在世时与他交谈。其中一条说：“行、守、试，看官品的高低，任命者必定带本官，吕晦叔任命为守司空而不带金紫光禄大夫，这是翰林院的失误，既然不带官，就不当写‘守’字，所以晦叔辩驳，于是去掉‘守’字，定为正司空，议论者说超过了特进、东宫三太、仪同三司了。”我认为行、守、试必定带正官，固然如此。然而自从改官制以后，既然已是司空，自然不应再带阶官。吕公从金紫光禄大夫升迁，只是超过特进一级罢了，东宫三太，何曾作为宰相官？仪同三司又属于使相，吕公也没有自我辩驳的说法。第二条说：“文潞公既然已是真太师了，他罢免时，却加了‘守’字，潞公不快，各位公卿想为他去掉，议论者说不是典故，潞公的意思，只想以真太师致仕罢了，各位公卿说：‘这样行吗？’说：‘不行，作为真太师则在宰相之上。’最终没去掉‘守’字，只出札子，命令暂时去掉。”查考潞公本以开府仪同三司守太师，河东节度使致仕，入朝为平章军国重事，所以系衔只说太师。等到再次致仕，全部恢复旧称，当时有旨意在制词内除去“守”字，因为曾经正任太师。所谓札子暂时去掉，恐怕未必如此。第三条说：“旧制，执政双转，谓自工部侍郎转刑部，刑部转兵部，兵部转工部尚书。只有宰相对转，工部侍郎直转工部尚书，比执政三迁。”我查考旧制，执政转官，与学士等。六侍郎则升两曹，以工、礼、刑、户、兵、吏为次序，到兵部侍郎者，转右丞，到吏部侍郎者，转左丞，都转工部尚书，然后细迁。如今说兵部侍郎即转工部尚书，不对。宰相为侍郎者，升三曹，为尚书者，双转。如工部侍郎转户部侍郎，礼部侍郎转兵部侍郎，若系户部侍郎，当改二丞，而宰相故事不立丞，所以直迁尚书。如今说工部侍郎对转工部尚书，不对。第四条说：“杨察为翰林学士，一夜当三制，刘沆以参知政事，富弼以宣徽使，都任命为宰相。宣徽在参政下，则富弼当在刘沆下，却误以居上，人都不觉其失，只有学士李淑知道，扬言其事，于是贴麻改之。”我查考国史，至和元年八月，刘沆以参知政事拜集贤相。二年六月，以忠武军节度使知永兴军文彦博为昭文相，位第一，刘沆迁史馆相，位第二，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富弼为集贤相，位第三，那晚三制是已。而刘沆先一年已在相位，初无失误贴改之说。第五条说：“有四仪同：一曰开府仪同三司，二曰仪同三司，三曰左仪同三司，四曰右仪同三司。”查考自汉邓骘始为仪同三司，魏、晋以降，但有开府仪同三司之目，周、隋又增上字为一阶，又改仪同三司为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