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斋续笔卷第四（十七则）
，令出免役钱，与富民等。乃知君子失势之时，小人得易而侮之，如向拱、李中师辈，固不乏也。
译于是下令征收免役钱，让富户与平民同等缴纳。这才知道君子失势的时候，小人容易轻视并侮辱他们，像向拱、李中师这样的人，本来就不缺乏。
郑权唐穆宗时，以工部尚书郑权为岭南节度使，卿大夫相率为诗送之。韩文公作序，言：“权功德可称道。家属百人，无数亩之宅，僦屋以居，可谓贵而能贫，为仁者不富之效也。”《旧唐史?权传》云：“权在京师，以家人数多，奉入不足，求为镇，有中人之助，南海多珍货，权颇积聚以遗之，大为朝士所嗤。”又《薛廷老传》云：“郑权因郑注得广州节度，权至镇，尽以公家珍宝赴京师，以酬恩地。廷老以右拾遗上疏，请按权罪，中人由是切齿。”然则其为人，乃贪邪之士尔！韩公以为仁者何邪？
党锢牵连之贤汉党锢之祸，知名贤士死者以百数，海内涂炭，其名迹章章者，并载于史。而一时牵连获罪，甘心以受刑诛，皆节义之士，而位行不显，仅能附见者甚多。李膺死，门生故吏并被禁锢。侍御史景毅之子，为膺门徒，未有录牒，不及于谴。毅慨然曰：“本谓膺贤，遣子师之，岂可以漏籍苟安！”遂自表免归。高城人巴肃被收，自载诣县，县令欲解印绶与俱去，肃不可。范滂在征羌，诏下急捕。督邮吴导至县，抱诏书；闭传舍，伏床而泣。滂自诣狱，县令郭揖大惊，出解印绶，引与俱亡。滂曰：“滂死则祸塞，何敢以罪累君！”张俭亡命，困迫遁走，所至，破家相容。其所经历，伏重诛者以十数。复流转东莱，上李笃家。外黄令毛钦操兵到门，笃谓曰：“张俭亡非其罪，纵俭可得，宁忍执之乎？”钦抚笃曰：“蘧伯玉耻独为君子，足下如何自专仁义？”叹息而去。俭得免。后数年，上禄长和海上言：“党人锢及五族，非经常之法。”由是自从祖以下，皆得解释。此数君子之贤如是，东汉尚名节，斯其验欤？
汉代文书式汉代文书，臣下奏朝廷，朝廷下郡国，有《汉官典仪》、《汉旧仪》等所载，然不若金石刻所著见者为明白。《史晨祠孔庙碑》，前云：“建宁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鲁相臣晨，长史臣谦顿首死罪上尚书，臣晨顿首顿首，死罪死罪。”未云：“臣晨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上尚书。”副言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司农府。《樊毅复华下民租碑》，前后与此同。《无极山碑》：“光和四年某月辛卯朔廿二日壬子，大常臣耽、丞敏顿首上尚书。”未云：“臣耽愚戆，顿首顿首上尚书。制曰：可。大尚读为太常。承书从事，某月十七日丁丑，尚书令忠奏雒阳宫。光和四年八月辛酉朔十七日丁丑，尚书令忠下。”又云：“光和四年八月辛酉朔十七日丁丑，太常耽、丞敏下。”《常山相孔庙碑》，前云：“司徒臣雄，司空臣戒，稽首言。”未云：“臣雄、臣戒愚慧，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臣稽首以闻。制曰：可。元嘉三年三月甘七日壬寅，奏雒阳宫。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廿七日壬寅，司徒雄、司空戒下鲁相。”又云：“永兴元年六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鲁相平，行长史事、卞守长擅，叩头死罪，敢言之司徒、司空府。”未云：“平惶恐叩头，死罪死罪，上司空府。”此碑有三公奏天子，朝廷下郡国，郡国上公府三式，始未详备。文惠公《隶释》有之。无极山祠事，以丁丑日奏雒阳宫，是日下太常，孔庙事，以壬寅日奏雒阳宫，亦以是日下鲁相，又以见汉世文书之不滞留也。
资治通鉴司马公修《资治通鉴》，辟范梦得为官属，尝以手帖论绩述之要，大抵欲如《左传》叙事之体。又云：“凡年号皆以后来者为定。如武德元年，则从正月，便为唐高祖，更不称隋义宁二年。梁开平元年正月，便不称唐天佑四年。”故此书用以为法，然究其所穷，颇有窒而不通之处。公意正以《春秋》定公为例，于未即位，即书正月为其元年。然昭公以去年十二月薨，则次年之事，不得复系于昭。故定虽未立，自当追书。兼经文至简，不过一二十字，一览可以了解。若《通鉴》则不侔，隋扬帝大业十三年，便以为恭皇帝上，直至下卷之末，恭帝立，始改义宁，后一卷，则为唐高祖。盖凡涉历三卷，而炀帝固存，
译郑权在唐穆宗时，凭借工部尚书的身份被任命为岭南节度使，卿大夫们相继作诗为他送行。韩愈作序说：“郑权的功德值得称道。家属上百人，却没有几亩地的宅院，租房子居住，可以说是富贵而能安于清贫，这是仁者不富的效验。”《旧唐书·郑权传》说：“郑权在京城时，因为家人众多，俸禄收入不足，请求出任地方长官，有宦官的帮助，南海多珍宝货物，郑权大量积聚用来赠送给宦官，被朝中士人极大嘲笑。”又《薛廷老传》说：“郑权凭借郑注得到广州节度使的职位，郑权到任后，把公家的珍宝全部运往京城，用来酬谢恩人。薛廷老以右拾遗的身份上疏，请求查办郑权的罪行，宦官因此对他切齿痛恨。”既然如此，那么他这个人，乃是贪婪邪恶之徒！韩愈认为他是仁者，为什么呢？
党锢牵连的贤士：汉代党锢之祸，知名贤士死去的数以百计，天下百姓遭受涂炭，那些名声事迹显著的人，都记载在史书中。而当时被牵连获罪，甘心接受刑罚诛杀，都是坚守节义的人士，但地位品行不显赫，只能依附他人传记被提及的很多。李膺死后，门生故吏都被禁锢。侍御史景毅的儿子，是李膺的门徒，没有登记名册，没有受到谴责。景毅感慨地说：“我本来认为李膺贤德，派儿子拜他为师，怎么可以因为漏登名册而苟且偷安！”于是自己上表请求免官回家。高城人巴肃被逮捕，自己载着刑具前往县衙，县令想要解下印绶和他一起逃走，巴肃不同意。范滂在征羌，诏书下达紧急逮捕。督邮吴导到县里，抱着诏书，关闭驿舍，趴在床上哭泣。范滂自己前往监狱，县令郭揖大惊，出来解下印绶，拉着他一起逃亡。范滂说：“我死了祸患就止息了，怎么敢因为自己的罪过连累您！”张俭逃亡，困迫逃窜，所到之处，有人倾家荡产收容他。他所经过的地方，因庇护他而遭受重罚的有十几人。又辗转流落到东莱，到了李笃家。外黄令毛钦带着兵器到门口，李笃对他说：“张俭逃亡并非他的罪过，即使能抓到张俭，难道忍心逮捕他吗？”毛钦抚摸着李笃说：“蘧伯玉以独自做君子为耻，您怎么独自专美仁义？”叹息着离开。张俭得以脱免。几年后，上禄长和海上言：“党人禁锢波及五族，不是常规的法律。”从此从祖父以下，都得以解除禁锢。这几位君子的贤德如此，东汉崇尚名节，这就是验证吧？
汉代文书格式：汉代文书，臣下向朝廷上奏，朝廷向郡国下达，有《汉官典仪》、《汉旧仪》等所载，但不如金石刻文所记载的明白。《史晨祠孔庙碑》，前面说：“建宁二年三月癸卯初一，七日己酉，鲁相臣晨，长史臣谦叩头死罪上尚书，臣晨叩头叩头，死罪死罪。”后面说：“臣晨诚惶诚恐，叩头叩头，死罪死罪上尚书。”副本言明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司农府。《樊毅复华下民租碑》，前后与此相同。《无极山碑》：“光和四年某月辛卯初一，二十二日壬子，太常臣耽、丞敏叩头上尚书。”后面说：“臣耽愚钝，叩头叩头上尚书。皇帝说：可以。太常接受文书，某月十七日丁丑，尚书令忠奏报洛阳宫。光和四年八月辛酉初一，十七日丁丑，尚书令忠下达。”又说：“光和四年八月辛酉初一，十七日丁丑，太常耽、丞敏下达。”《常山相孔庙碑》，前面说：“司徒臣雄，司空臣戒，叩头言。”后面说：“臣雄、臣戒愚昧，诚惶诚恐，叩头叩头，死罪死罪，臣叩头以闻。皇帝说：可以。元嘉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壬寅，奏报洛阳宫。元嘉三年三月丙子初一，二十七日壬寅，司徒雄、司空戒下达给鲁相。”又说：“永兴元年六月甲辰初一，十八日辛酉，鲁相平，代理长史事、卞守长擅，叩头死罪，敢言于司徒、司空府。”后面说：“平惶恐叩头，死罪死罪，上呈司空府。”此碑有三公奏报天子，朝廷下达郡国，郡国上呈公府三种格式，始末详细完备。文惠公《隶释》中有记载。无极山祠事，在丁丑日奏报洛阳宫，同日下达太常，孔庙事，在壬寅日奏报洛阳宫，也在同日下达鲁相，由此可以看出汉代文书不滞留。
《资治通鉴》：司马光修撰《资治通鉴》，征召范梦得为官属，曾经用手帖论述记述的要领，大致想要像《左传》叙事的体例。又说：“凡是年号都以后来者为定。如武德元年，就从正月开始，称为唐高祖，不再称隋义宁二年。梁开平元年正月，就不再称唐天佑四年。”所以此书用此作为法则，然而探究其弊端，颇有阻塞不通之处。司马光的意思正是以《春秋》定公为例，在未即位时，就书写正月为其元年。然而昭公在去年十二月去世，那么次年的事，不能再次系于昭公。所以定公虽然未立，自然应当追书。况且经文极其简略，不过一二十字，一看就可以了解。如果《通鉴》则不同，隋炀帝大业十三年，就称为恭皇帝上，直到下卷末尾，恭帝即位，才改称义宁，后一卷，则为唐高祖。大概涉及三卷，而炀帝依然在世，
方书其在江都时事。明皇后卷之首，标为肃宗至德元载，至一卷之半，方书太子即位。代宗下卷云：“上方励精求治，不次用人。”乃是德宗也。庄宗同光四年，便系于大成，以为明宗，而卷内书命李嗣源讨邺，至次卷首，庄宗方殂。潞王清泰三年，便标为晋高祖，而卷内书石敬瑭反，至卷末始为晋天福。凡此之类，殊费分说。此外，如晋、宋诸胡僭国，所封建王公，及除拜卿相，纤悉必书，有至二百字者。又如西秦丞相南川宣公出连乞都卒，魏都坐大官章安侯封懿、天部大人白马文正公崔宏、宜都文成王穆观、镇远将军平舒侯燕凤、平昌宣王和其奴卒，皆无关于社稷治乱。而周勃薨，乃不书。及书汉章帝行幸长安，进幸槐里、歧山，又幸长平，御池阳宫，东至高陵，十二月丁亥还宫；又乙未幸东阿，北登太行山，至天井关，夏四月乙卯还宫。又书魏主七月戊子如鱼池，登青冈原，甲午还宫；八月己亥如弥泽，甲寅登牛头山，甲子还宫。如此行役，无岁无之，皆可省也。弱小不量力楚庄王伐萧，萧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杀，吾退。”萧人杀之，王怒，遂灭萧。楚伐莒，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杀，吾归而俘。”莒人杀之，楚师围莒，莒溃，遂入郓。齐侯伐鲁，围龙，顷公之嬖人卢蒲就魁门焉，龙人囚之。齐侯曰：“勿杀，吾与而盟，无入而封。”弗听，杀而膊诸城上。齐遂取龙。夫以齐、楚之大，而莒一小国，萧一附庸，龙一边邑，方受攻之际，幸能囚执其人，强敌许以勿杀而退师，乃不度德量力，致怨于彼，至于亡灭，可谓失计。传称子产善相小国，使当此时，必有以处之矣。
译《方书》记载江都时期的史事。明皇后卷的开头，标注为肃宗至德元年，直到一卷的一半，才记载太子即位。代宗下卷说：“皇上正励精图治，不拘常规地任用人才。”这其实是德宗的事。庄宗同光四年，便归入大成，作为明宗，而卷内记载任命李嗣源讨伐邺都，直到下一卷开头，庄宗才去世。潞王清泰三年，便标注为晋高祖，而卷内记载石敬瑭反叛，直到卷末才成为晋天福年间。这类情况，实在难以一一辩说。此外，像晋、宋等胡人僭越建立的政权，所封立的王公，以及任命卿相，细微之事必定记载，有的多达二百字。又如西秦丞相南川宣公出连乞都去世，魏都坐大官章安侯封懿、天部大人白马文正公崔宏、宜都文成王穆观、镇远将军平舒侯燕凤、平昌宣王和其奴去世，都与国家治乱无关。而周勃去世，却不记载。等到记载汉章帝巡幸长安，进而巡幸槐里、岐山，又巡幸长平，驾临池阳宫，向东到高陵，十二月丁亥日回宫；又乙未日巡幸东阿，向北登上太行山，到达天井关，夏四月乙卯日回宫。又记载魏主七月戊子日到鱼池，登上青冈原，甲午日回宫；八月己亥日到弥泽，甲寅日登上牛头山，甲子日回宫。这样的巡行，没有一年没有，都可以省略。弱小而不估量自身力量，楚庄王讨伐萧国，萧国人囚禁了熊相宜僚和公子丙。庄王说：“不要杀他们，我就退兵。”萧国人杀了他们，庄王发怒，于是灭掉了萧国。楚国讨伐莒国，莒国人囚禁了楚国的公子平。楚国人说：“不要杀他，我就归还你们的俘虏。”莒国人杀了他，楚军包围莒国，莒国溃败，于是攻入郓地。齐侯讨伐鲁国，包围龙邑，顷公的宠臣卢蒲就魁守门，龙邑人囚禁了他。齐侯说：“不要杀他，我就与你们结盟，不进入你们的封地。”不听，杀了他并将尸体肢解挂在城墙上。齐国于是夺取了龙邑。凭着齐、楚这样的大国，而莒是一个小国，萧是一个附庸，龙是一个边邑，在遭受攻击的时候，幸好能囚禁对方的人质，强敌许诺不杀而退兵，却不估量德行和力量，招致对方的怨恨，以至于灭亡，可以说是失策。《左传》称子产善于处理小国事务，如果让他处于此时，一定有妥善的处理方法。
田横吕布田横既败，窜居海岛中。高帝遣使召之，曰：“横来，大者王，小者乃侯耳。”横遂与二客诣雒阳。将至，谓客曰：“横始与汉王俱南面称孤，今汉王为天子，而横乃为亡虏，北面事之，其愧固已甚矣！”即自刭。横不顾王侯之爵，视死如归，故汉祖流涕称其贤，班固以为雄才。韩退之道出其墓下，为文以吊曰：“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其英烈凛然，至今犹有生气也。吕布为曹操所缚，将死之际，乃语操曰：“明公之所患，不过于布，今己服矣。令布将骑，明公将步，天下不足定也。”操竟杀之。布之材未必在横下，而欲忍耻事仇。故东坡诗曰：“犹胜白门穷吕布，欲将鞍马事曹瞒。”盖笑之也。刘守光以燕败，为晋王所擒，既知不免，犹呼曰：“王将复唐室以成霸业，何不赦臣使自效？”此又庸奴下才，无足责者。
中山宜阳战国事杂出于诸书，故有不可考信者。魏文侯使乐羊伐中山，克之，以封其子。故任座云：“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翟璜云：“中山已拔，无使守之；臣进李克。”而《赵世家》书武灵王以中山负齐之强，侵暴其地，锐欲报之。至于变胡服，习骑射，累年乃与齐、燕共灭之，迁其王于肤施。此去魏文侯时已百年，中山不应既亡而复存，且肤施属上郡，本魏地，为秦所取，非赵可得而置他人，诚不可晓。惟《乐毅传》云，“魏取中山，后中山复国，赵复灭之。”《史记?六国表》：“威烈王十二年，中山武公初立。”徐广曰：“周定王之孙，西周桓公之子。”此尤不然，宜阳于韩为大县，显王三十四年，秦伐韩，拔之。故屈宜臼云：“前年秦拔宜阳。正是昭侯时。历宣惠王、襄王，而秦甘茂又拔宜阳，相去几三十年，得非韩尝失此邑，既而复取之乎？
相六畜《庄子》载徐无鬼见魏武侯，告之以相狗、马。《荀子》论坚白同异云：“曾不如好相鸡、狗之可以为名也。”《史记》褚先生于《日者传》后云：“黄直，丈夫也，陈君夫，妇人也，以相马立名天下。留长孺以相彘立名。荣阳褚氏以相牛立名。皆有高世绝人之风。”今时相马者间有之，相牛者殆绝，所谓鸡、狗、彘者，不复闻之矣。刘向《七略?相六畜》三十八卷，谓骨法之度数，今无一存。
卜筮不同《洪范》七稽疑，择建立卜篮人，有“龟从，筮逆”之说。《礼记》：“卜筮不相袭。”谓卜不吉，则又筮，筮不吉，则又卜，以为渎龟笑。《左传》晋献公欲以骊姬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从筮。”卜人曰：“筮短龟长，不如从长。”鲁穆姜徙居东宫，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杜预注云：“《周礼》大卜掌三《易》，杂用《连山》、《归藏》，二《易》皆以七、八为占，故言遇《艮》之八。史疑古《易》遇八为不利，故更以《周易》占，变爻得《随》卦也。”汉武帝时，聚会占家问之，某日可取妇乎？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丛辰家曰：大凶。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辩讼不决，以状闻。制曰：“避诸死忌，以五行为主。”则历卜诸家，自古盖不同矣。唐吕才作《广济阴阳百忌历》，世多用之。近又有《三历会同集》，搜罗详尽。姑以择日一事论之，一年三百六十日，若泥而不通，殆无一日可用也。
日者《墨子》书《贵义》篇云：“子墨子北之齐，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杀黑龙于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听，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日者曰：‘我谓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杀青龙于东方，以丙丁杀赤龙于南方，以庚辛杀白龙于西方，以壬癸杀黑龙于北方，若子之言，不可用也。’”《史记》作《日者列传》，盖本于此。徐广曰：“古人占候卜筮，通谓之日者。”如以五行所直之日而杀
译田横与吕布
田横兵败之后，逃窜隐居在海岛之中。汉高祖派遣使者召见他，说：“田横如果来，地位高的可以封王，地位低的也可以封侯。”田横于是带着两位门客前往洛阳。快要到达时，他对门客说：“我当初与汉王一同南面称王，如今汉王做了天子，而我却成了逃亡的俘虏，要北面事奉他，这羞愧感本来就已经非常深重了！”随即自刎而死。田横不顾王侯的爵位，视死如归，所以汉高祖流着泪称赞他的贤德，班固认为他有雄才。韩愈路过他的墓下，写文章吊唁说：“自古死去的人不止一个，但先生至今仍有光辉。”他的英烈之气凛然，至今似乎还充满生气。
吕布被曹操捆绑，临死之际，对曹操说：“明公所担忧的，不过是我吕布，如今我已经臣服了。如果让我率领骑兵，明公率领步兵，天下就不难平定了。”曹操最终还是杀了他。吕布的才能未必在田横之下，却想要忍辱事奉仇敌。所以苏东坡的诗说：“还不如白门楼穷途末路的吕布，想要骑着马去事奉曹操。”这是嘲笑他。
刘守光在燕地战败，被晋王擒获，既然知道难免一死，还喊叫着说：“大王将要复兴唐室以成就霸业，为什么不赦免我，让我为您效力呢？”这又是平庸奴才、下等之才，不值得责备。
中山与宜阳
战国时期的事情杂乱地出自各种书籍，所以有不可考证相信的地方。魏文侯派乐羊攻打中山，攻克后，把中山封给了他的儿子。所以任座说：“您得到中山不封给您的弟弟，却封给了您的儿子。”翟璜说：“中山已经攻下，没有派人去守卫；我推荐李克。”而《赵世家》记载武灵王因为中山倚仗齐国的强大，侵犯欺凌赵国土地，武灵王急切想要报复。以至于改变胡服，练习骑射，经过多年才与齐、燕共同灭掉中山，把中山王迁徙到肤施。这距离魏文侯时已经一百年了，中山不应该灭亡后又复存，况且肤施属于上郡，本是魏国的土地，被秦国夺取，不是赵国能够安置别人的地方，实在让人无法理解。只有《乐毅传》说，“魏国夺取中山，后来中山复国，赵国又灭掉了它。”《史记·六国表》：“威烈王十二年，中山武公初立。”徐广说：“是周定王的孙子，西周桓公的儿子。”这尤其不对，宜阳对于韩国来说是大县，显王三十四年，秦国攻打韩国，攻取了宜阳。所以屈宜臼说：“前年秦国攻取宜阳。”这正是昭侯时期。历经宣惠王、襄王，秦国甘茂又攻取宜阳，相隔将近三十年，难道韩国曾经失去这个城邑，后来又夺回了吗？
相六畜
《庄子》记载徐无鬼拜见魏武侯，告诉他相狗、相马的方法。《荀子》论及坚白同异时说：“还不如喜欢相鸡、相狗那样可以成名。”《史记》褚先生在《日者传》后说：“黄直，是男子，陈君夫，是女子，凭借相马在天下成名。留长孺凭借相猪成名。荥阳褚氏凭借相牛成名。都有超越世俗、绝异于常人的风范。”现在相马的人偶尔还有，相牛的人几乎绝迹，所谓相鸡、相狗、相猪的，不再听说了。刘向《七略·相六畜》三十八卷，讲的是骨法的度数，现在没有一样留存。
卜筮不同
《洪范》七种稽疑方法，选择建立卜筮的人，有“龟卜吉利，筮占不吉”的说法。《礼记》：“卜筮不相袭。”意思是卜不吉利，就再筮，筮不吉利，就再卜，认为这是对龟甲的亵渎和嘲笑。《左传》记载晋献公想把骊姬立为夫人，卜卦不吉利，筮占吉利。献公说：“听从筮占。”卜人说：“筮占短暂，龟卜长久，不如听从长久的。”鲁穆姜迁居东宫，筮占，遇到《艮》卦的八。史官说：“这叫《艮》之《随》。”杜预注说：“《周礼》大卜掌管三种《易》，杂用《连山》、《归藏》，这两种《易》都以七、八为占断，所以说遇到《艮》之八。史官怀疑古《易》遇到八为不利，所以改用《周易》占断，变爻得到《随》卦。”汉武帝时，召集占卜家询问，某日可以娶妻吗？五行家说：可以。堪舆家说：不可以。建除家说：不吉利。丛辰家说：大凶。历家说：小凶。天人家说：小吉。太一家说：大吉。辩论争讼不能决断，把情况上报。皇帝下诏说：“避开各种死忌，以五行为主。”那么历法卜筮各家，自古以来大概就不相同了。唐代吕才作《广济阴阳百忌历》，世人多使用它。近来又有《三历会同集》，搜罗详尽。暂且以择日一事来说，一年三百六十天，如果拘泥不通，恐怕没有一天可用。
日者
《墨子》书《贵义》篇说：“子墨子向北去齐国，遇到日者。日者说：‘天帝在今天北方杀黑龙，而先生的脸色黑，不可以向北。’子墨子不听，于是向北，到了淄水，不顺利而返回。日者说：‘我说先生不可以向北。’子墨子说：‘南方的人不能向北，北方的人不能向南，他们的脸色有黑的，有白的，为什么都不能顺利呢？况且天帝在甲乙日杀青龙于东方，在丙丁日杀赤龙于南方，在庚辛日杀白龙于西方，在壬癸日杀黑龙于北方，如果按照你的说法，就不能用了。’”《史记》作《日者列传》，大概源于此。徐广说：“古人占候卜筮，通称为日者。”如果按照五行所值之日而杀
柳子厚党叔文柳子厚、刘梦得，皆坐王叔文党废黜。刘颇饰非解谤，而柳独不然。其《答许孟容书》云：“早岁与负罪者亲善，始奇其能，谓可以共立仁义，裨教化。暴起领事，人所不信，射利求迸者，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恣怨讟，诋诃万状，尽为敌仇。”及为叔文母刘夫人墓铭，极其称诵，谓：“叔文坚明直亮，有文武之用。待诏禁中，道合储后。献可替否，有康粥调护之勤。讦谟定命，有扶翼经纬之绩。将明出纳，有弥纶通变之劳。内赞谟画，不废其位。利安之道，将施于人。而夫人终于堂，知道之士，为苍生借焉！”其语如此。梦得自作传云：“顺宗即位时，有寒俊王叔文以善奔棋得通籍博望，因间隙得言及时事，上大奇之。叔文自言猛之后，有远祖风，唯吕温、李景俭、柳宗元以为信。然三子皆与予厚善，日夕过，言其能。叔文实工言治道，能以口辩移人。既得用，其所施为，人不以为当。上素被疾，诏下内禅，宫掖事秘，功归贵臣，于是叔文贬死。”韩退之于两人为执友，至修《顺宗实录》，直书其事云：“叔文密结有当时名欲侥幸而速进者刘禹锡、柳宗元等十数人，定为死交，踪迹诡秘。既得志，刘、柳主谋议唱和，采听外事。及败，其党皆斥逐。”此论切当，虽朋友之义，不能以少蔽也。
汉武心术《史记?龟策传》：“今上即位，博开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通一技之士咸得自效。数年之间，太卜大集。会上欲击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篮至预见表象，先图其利。及猛将推锋执节，获胜于彼，而蓍龟时日亦有力于此。上尤加意，赏赐至或数千万。如丘子明之属，富溢贵宠，倾于朝廷。至以卜筮射蛊道，巫蛊时或颇中。素有毗睚不快，因公行诛，恣意所伤，以破族灭门者，不可胜数。百僚荡恐，皆曰龟策能言。后事觉好穷，亦诛三族。”《汉书音义》，以为史迁没后十篇阙，有录无书。元、成之间，褚先生补阙，言辞鄙陋，《日者》、《龟策列传》在焉。故后人颇薄其书。然此卷首言“今上即位”，则是史迁指武帝，其载巫蛊之冤如是。今之论议者，略不及之。《资治通鉴》亦弃不取，使丘子明之恶，不复着见。此由武帝博采异端，驯致斯祸。倘心术趋于正当，不如是之酷也。
禁天高之称周宣帝自称天元皇帝，不听人有天、高、上、大之称。官名有犯，皆改之。改姓高者为姜，九族称高祖者为长祖。政和中，禁中外不许以龙、天、君、玉、帝、上、圣、皇等为名字。于是毛友龙但名友；叶天将但名将；乐天作但名作；句龙如渊但名句如渊；卫上达赐名仲达；葛君仲改为师仲；方天任为大任；方天若为元若；余圣求为应求；周纲字君举，改曰元举；程振字伯玉，改曰伯起；程修亦字伯玉，改曰伯禹；张读字圣行，改曰彦行。盖蔡京当国，遏绝史学，故无有知周事者。宣和七年七月，手诏以昨臣僚建请，士庶名字有犯天、玉、君、圣及主字者悉禁，既非上帝名讳，又无经据，谄佞不根，贻讥后世，罢之。
宣和冗官宣和元年，蔡京将去相位，臣僚方疏官僚冗滥之敝，大略云：“自去年七月至今年三月，迁官论赏者五千余人。如：辰州招弓弩手，而枢密院支差房推恩者八十四人；兖州升为府，而三省兵房推恩者三百三十六人。至有入仕才二年，而转十官者。今吏部两选朝奉大夫至朝请大夫六百五十五员，横行右武大夫至通侍二百二十九员，修武郎至武功大夫六千九百九十一员，小使臣二万三千七百余员，选人一万六千五百余员。吏员猥冗，差注不行。”诏三省枢密院令遵守成法。然此诏以四月庚子下，而明日辛丑以赏西睡诛讨之功，太师蔡京，宰相余深、王黼，知枢密院邓洵武，各与一子官，执政皆迁秩。天子命令如是即日废格之，京之罪恶至矣！
容斋续笔卷第五（十三则）
秦隋之恶自三代讫于五季，为天下君而得罪于民，为万世所麾斥者，莫若秦与隋，岂二氏之恶浮于桀、纣哉？盖
译柳宗元与王叔文同党 柳宗元、刘禹锡，都因是王叔文的党羽而被废黜。刘禹锡极力掩饰过错、辩解诽谤，而柳宗元却并非如此。他的《答许孟容书》中说：“早年与犯罪的人亲近友善，起初惊奇他的才能，认为可以共同树立仁义，辅助教化。他骤然崛起掌管事务，人们都不信任他，那些射利求进的人，百个中难得一个，一旦他称心如意，更加放纵怨恨诽谤，各种诋毁责骂，全都成了仇敌。”等到他为王叔文的母亲刘夫人撰写墓铭，极力称颂，说：“王叔文坚定明智、正直刚亮，有文武的才能。在宫中等待诏令，道义与太子皇后相合。进献可行的建议、废除不可行的措施，有像康粥那样调护的勤勉。揭发奸谋、安定政令，有扶持辅佐、规划治理的功绩。将要阐明出纳政令，有统筹全局、通达变化的辛劳。在内辅助谋划，不废弃他的职位。利于安定的道理，将要施行于百姓。而夫人最终在堂上去世，懂得大道的士人，为苍生感到遗憾！”他的话语如此。刘禹锡自己写的传记说：“顺宗即位时，有出身寒微的俊杰王叔文因为擅长下棋得以进入仕途，趁着间隙得以谈论时事，皇上非常惊奇他。王叔文自称是王猛的子孙，有远祖的风范，只有吕温、李景俭、柳宗元认为可信。然而这三个人都与我关系深厚，早晚来访，称道他的才能。王叔文确实擅长谈论治国之道，能用口才辩论打动别人。既然得到任用，他所施行的措施，人们不认为恰当。皇上向来患病，下诏在内宫禅让，后宫事务隐秘，功劳归于权贵大臣，于是王叔文被贬死。”韩愈与这两人是挚友，等到修撰《顺宗实录》，直接记载此事说：“王叔文秘密结交当时有名望、想侥幸快速晋升的刘禹锡、柳宗元等十几个人，定为生死之交，行踪诡秘。既然得志，刘禹锡、柳宗元主持谋议唱和，探听外界事务。等到失败，他的党羽都被斥逐。”这个论断切中要害，即使是朋友的情义，也不能因此稍加掩饰。
汉武帝的用心 《史记·龟策列传》：“当今皇上即位，广泛开辟技艺才能的道路，全部延揽各种学问，通晓一种技艺的人都能自我效命。几年之间，太卜局大量聚集人才。恰逢皇上想要攻打匈奴，向西征服大宛，向南收服百越，占卜能预先看见表象，事先谋划其利益。等到猛将推进锋刃、手持符节，在那里获胜，而蓍草龟甲的时日也有力量在这里。皇上尤其加以重视，赏赐有时多达数千万。像丘子明这类人，财富溢出、尊贵受宠，倾动朝廷。以至于用占卜射蛊的方法，巫蛊之事有时颇为灵验。向来有微小怨恨不快，借公事进行诛杀，恣意伤害，因此破族灭门的，不可胜数。百官惊恐，都说龟策能说话。后来事情败露穷究，也诛灭三族。”《汉书音义》认为，司马迁死后十篇缺失，有目录没有正文。元帝、成帝之间，褚先生补写缺失部分，言辞鄙陋，《日者列传》、《龟策列传》就在其中。所以后人很轻视这本书。然而这一卷开头说“当今皇上即位”，那就是司马迁指汉武帝，他记载巫蛊的冤案就是这样。现在议论的人，大概都不提及此事。《资治通鉴》也舍弃不取，使得丘子明的罪恶，不再显著显现。这是由于汉武帝广泛采纳异端邪说，逐渐导致这种祸患。如果用心趋向正当，不会如此残酷。
禁止“天”“高”等称呼 周宣帝自称天元皇帝，不允许人们使用天、高、上、大等称呼。官名有冒犯的，都更改。改姓高的人为姜，九族中称高祖的人为长祖。政和年间，禁止朝廷内外不允许用龙、天、君、玉、帝、上、圣、皇等作为名字。于是毛友龙只名友；叶天将只名将；乐天作只名作；句龙如渊只名句如渊；卫上达赐名仲达；葛君仲改为师仲；方天任改为大任；方天若改为元若；余圣求改为应求；周纲字君举，改曰元举；程振字伯玉，改曰伯起；程修也字伯玉，改曰伯禹；张读字圣行，改曰彦行。大概因为蔡京当权，遏制断绝史学，所以没有人知道周朝的事情。宣和七年七月，手诏因为昨天臣僚建议，士人百姓名字有冒犯天、玉、君、圣及主字的都禁止，既然不是上帝的名讳，又没有经典依据，谄媚阿谀没有根据，留给后世讥笑，废除它。
宣和年间的冗官 宣和元年，蔡京将离开相位，臣僚正上疏陈述官僚冗滥的弊端，大致说：“从去年七月到今年三月，升官论赏的有五千人。例如：辰州招募弓弩手，而枢密院支差房推恩的有八十四人；兖州升为府，而三省兵房推恩的有三百三十六人。甚至有入仕才两年，就转任十个官职的。现在吏部两选朝奉大夫到朝请大夫六百五十五员，横行右武大夫到通侍二百二十九员，修武郎到武功大夫六千九百九十一员，小使臣二万三千七百余员，选人一万六千五百余员。吏员杂乱冗多，差遣注授不能施行。”下诏三省枢密院命令遵守成法。然而这道诏书在四月庚子日下达，而第二天辛丑日因为赏赐西部边疆诛讨的功劳，太师蔡京，宰相余深、王黼，知枢密院邓洵武，各给一个儿子官职，执政官员都升迁等级。天子的命令如此立即被废置搁置，蔡京的罪恶到了极点！
容斋续笔卷第五（十三则）
秦隋的罪恶 从三代直到五代，作为天下君主而得罪百姓，被万世所排斥的，没有比秦和隋更甚的，难道这两家的罪恶超过夏桀、商纣吗？大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