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斋随笔卷第八（十五则）
于主，故玄德临终，至云“嗣子不才，君可自取”；后主虽庸懦无立，亦举国听之而不疑。下有以见信于人，故废廖立而立垂位，废李严而严致死。后主左右奸辟侧佞，充塞于中，而无一人有心害疾者。魏尽据中州，乘操、丕积威之后，猛士如林，不敢西向发一矢以临蜀，而公六出征之，使魏畏蜀如虎。司马懿案行其营垒处所，叹为天下奇才。锤会伐蜀，使人至汉川祭其庙，禁军士不得近墓樵采，是岂智力策虑所能致哉？魏延每随公出，辄欲请兵万人，与公异道会于潼关，公制而不许，又欲请兵五千，循秦岭而东，直取长安，以为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史臣谓公以为危计不用，是不然。公真所谓义兵不用诈谋奇计，方以数十万之众，据正道而临有罪，建旗鸣鼓，直指魏都，固将飞书告之，择日合战，岂复翳行窃步，事一旦之谲以规成阳哉！司马懿年长于公四岁，懿存而公死，才五十四耳，天不祚汉，非人力也。“霸气西南歇，雄图历数屯。”杜诗尽之矣。
译对于君主而言，所以刘备临终时，甚至说“嗣子没有才能，您可以自己取代他”；后主虽然平庸懦弱、无所作为，也举国听从他而不怀疑。因为下属被信任，所以废黜廖立而让他安于职位，废黜李严而李严至死效忠。后主身边奸邪谄媚之徒，充斥于朝廷之中，却没有一个人有心怀恶意、加害于他的。魏国完全占据中原，趁着曹操、曹丕积累威势之后，猛士如林，不敢向西发射一支箭来侵犯蜀国，而诸葛亮六次出兵征伐，使得魏国害怕蜀国如同害怕老虎。司马懿巡视他的营垒所在之处，赞叹他是天下的奇才。钟会伐蜀，派人到汉川祭祀他的庙宇，禁止军士靠近墓地砍柴，这难道是智力和谋略所能达到的吗？魏延每次跟随诸葛亮出征，总是请求率领一万人马，与诸葛亮分道而行，在潼关会合，诸葛亮制止而不允许；又请求率领五千人马，沿着秦岭向东，直取长安，认为一举就能平定咸阳以西。史臣说诸葛亮认为这是危险的计策所以不采用，这不是事实。诸葛亮真正是所谓正义之师不使用欺诈的谋略和奇计，正率领数十万大军，占据正道而面对有罪之人，竖起旗帜敲响战鼓，直指魏国都城，本来就会写信告知对方，选择日期决战，哪里还会隐蔽行动、偷偷摸摸，从事一时的诡计来谋取咸阳呢！司马懿比诸葛亮年长四岁，司马懿活着而诸葛亮去世，才五十四岁罢了，上天不保佑汉室，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霸气西南歇，雄图历数屯。”杜甫的诗完全说尽了。
沐浴佩玉“石贻仲卒，有庶子六人，卜所以为后者，曰：‘沐浴佩玉则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执亲之丧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此《檀弓》之文也，今之为文者不然，必曰“沐浴佩玉则兆，五人者如之，祁子独不可，曰：‘孰有执亲之丧若此者乎？’”似亦足以尽其事，然古意衰矣。
谈丛失实后山陈无己着《谈丛》六卷，高简有笔力，然所载国朝事，失于不考究，多爽其实，漫析数端于此。
其一云：“吕许公恶韩、富、范三公，欲废之而不能，及西军罢，尽用三公及宋莒公、夏英公于二府，皆其仇也。吕既老，大事犹问，遂请出大臣行三边，既建议，乃数出道者院宿，范公奉使陕西，宿此院，相见云云。”按吕公罢相，诏有同议大事之旨，公辞，乃庆历三年三月，至九月致仕矣。四年七月，富、范始奉使，又三公入二府时，莒公自在外，英公拜枢密使而中辍，后二年莒方复入，安有五人同时之事？
其二云：“杜正献、丁文简为河东宣抚，任布之子上书历诋执政，至云至于臣父，亦出遭逢，谓其非德选也。杜戏丁曰：‘贤郎亦要牢笼。’丁深衔之。其后二公同在政府，苏子美进奏事作，杜避嫌不预，丁论以深文，子美坐废为民，社亦罢去。一言之谑，贻祸如此。”按杜公以执政使河东时，丁以学士为副，庆历四年十一月进奏狱起，杜在相位，五年正月罢，至五月，丁公方从翰林参知政事，安有深文论子美之说？且杜公重厚，当无以人父子为谑之理，丁公长者也，肯追仇一言陷贤士大夫哉？
其三云：“张乖崖自成都召为参知政事，既至而脑疽作，求补外，乃知杭州而疾愈。上使中人往伺之，言且将召也，丁晋公以白金赂使者，还言如故，乃不召。”按张两知成都，其初还朝为户部使、中丞，始知杭州，是时，丁方在侍从；其后自蜀知升州，丁为三司使。岂有如前所书之事？
其四云：“乖崖在陈，闻晋公逐莱公，知祸必及己，乃延三大户与之博，出彩骰子胜其一坐，乃买田宅为归计以自污，晋公闻之，亦不害也。”按张公以祥符六年知陈州，八年卒，后五年当天禧四年，寇公方罢相，旋坐贬，岂有所谓乖崖自污之事？
兹四者所系不细，乃诞漫如此。盖前辈不家藏国史，好事者肆意饰说为美听，疑若可信，故误人纪述。后山之书，必传于后世，惧治千载之惑，予是以辨之。
石砮东坡作《石砮记》云：“《禹贡》荆州贡砺、砥、砮、丹及箘、簵、楛，梁州贡砮、磬。至春秋时，隼集于陈廷，楛矢贯之，石薯长尺有飓，问于孔子，孔子不近取之荆、梁，而远取之肃慎，则荆、梁之不贡此久矣。颜师古曰：‘楛木堪为笴，今豳以北皆用之。’以此考之，用楛为矢，至唐犹然，而用石为砮，则自春秋以来莫识矣。”按《晋书?挹娄传》：有石砮、楛矢，国有山出石，其利入铁；周武王时，献其矢、砮；魏景元末亦来贡：晋元帝中兴，又贡石砮；后通贡于石虎，虎以夸李寿者也。《唐书?黑水靺鞨传》：其矢，石镞长二寸。盖楛砮遗法，然则东坡所谓春秋以来莫识，恐不考耳。予家有一砮，正长二寸，岂黑水物乎？
陶渊明陶渊明高简闲靖，为晋、宋第一辈人。语其饥则箪瓢屡空，缺无储粟；其寒则裋褐穿结，絺绤冬陈；其居则环堵萧然，风日不蔽。穷困之状，可谓至矣。读其《与子严等疏》云：“恨室无莱妇，抱兹苦心。汝等虽不同生，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管仲、鲍叔，分财无猜，他人尚尔，况同父之人哉！”然则犹有庶子也。《责子》诗云：“雍、端年十三。”此两人必异母尔。渊明在彭泽，悉令公田种秫，曰：“吾常得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请种秔，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秔。其自叙亦云：“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犹望一稔而逝，然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即自免去职。所谓秫秔，盖未尝得颗粒到口也，悲夫！
东晋将相西晋南渡，
译沐浴佩玉“石贻仲去世，有庶子六人，占卜决定由谁继承宗祧，卦象说：‘沐浴佩玉则得吉兆。’五个人都沐浴佩玉。石祁子说：‘哪有办理亲人丧事却沐浴佩玉的呢？’于是没有沐浴佩玉。”这是《檀弓》中的文字，现在写文章的人却不是这样，必定会说“沐浴佩玉则得吉兆，五个人照此行事，祁子独自不肯，说：‘哪有办理亲人丧事像这样的呢？’”似乎也足以说清这件事，然而古人的意趣却衰微了。
谈丛失实 后山陈无己著《谈丛》六卷，风格高简有笔力，然而所记载的本朝事迹，因不考究而多有违背事实之处，在此随意分析几项。
第一项说：“吕许公厌恶韩、富、范三位公卿，想废黜他们却未能做到，等到西军解散后，全部任用三公以及宋莒公、夏英公进入二府，这些人都是他的仇敌。吕公年老，大事仍向他询问，于是请求派大臣巡视三边，建议既定，便多次到道者院住宿，范公奉命出使陕西，也住在这院里，相见时云云。”查考吕公罢相时，诏书有共同商议大事的意思，吕公推辞，这是庆历三年三月的事，到九月就退休了。四年七月，富、范才开始奉命出使，而且三公进入二府时，莒公自在外地，英公拜为枢密使却中途停止，两年后莒公才再次入朝，怎么会有五人同时在朝的事呢？
第二项说：“杜正献、丁文简担任河东宣抚使，任布的儿子写信历数指责执政大臣，甚至说到‘至于我的父亲，也是出于遭遇，并非因为德行被选拔’。杜公戏弄丁公说：‘贤郎也要笼络人心。’丁公深深怨恨他。后来两位公卿同在政府，苏子美任进奏院事，杜公避嫌不参与，丁公以深文周纳之法弹劾他，子美因此获罪贬为平民，杜公也被罢免。一句话的戏谑，竟招致如此祸患。”查考杜公以执政身份出使河东时，丁公以学士身份任副使，庆历四年十一月进奏院案发生，杜公在相位，五年正月被罢免，到五月，丁公才从翰林院升任参知政事，怎么会有深文周纳弹劾子美的说法呢？况且杜公厚重宽厚，应当不会拿别人的父子关系开玩笑，丁公也是长者，怎会因一句话的仇怨陷害贤士大夫呢？
第三项说：“张乖崖从成都被召为参知政事，到任后脑疽发作，请求外放，于是任杭州知州而病愈。皇上派宦官去探视，说将要召他回朝，丁晋公用白银贿赂使者，使者回来报告说病情依旧，于是没有召他。”查考张公两次任成都知州，第一次回朝任户部使、中丞，才开始任杭州知州，这时丁公尚在侍从之列；后来他从蜀地任升州知州，丁公任三司使。怎么会有前面所写的事呢？
第四项说：“乖崖在陈州，听说晋公驱逐莱公，知道祸患必会波及自己，于是邀请三大户与他赌博，用彩色的骰子赢了一局，于是买田宅作为归隐之计以自污，晋公听说后，也不害他。”查考张公在祥符六年任陈州知州，八年去世，五年后当天禧四年，寇公才罢相，随即获罪被贬，怎么会有所谓乖崖自污的事呢？
这四项所涉及的并不细微，却如此荒诞不实。大概是因为前辈不收藏国史，好事者肆意修饰说辞以求好听，看似可信，所以误导了人们的记述。后山的书，必定流传于后世，我担心会造成千年的迷惑，因此加以辨析。
石砮 东坡作《石砮记》说：“《禹贡》荆州进贡砺、砥、砮、丹以及箘、簵、楛，梁州进贡砮、磬。到春秋时，隼停在陈国朝廷，楛矢射穿它，石砮长一尺有余，问孔子，孔子不从近的荆、梁取，而从远的肃慎取，那么荆、梁不贡此物已经很久了。颜师古说：‘楛木适合做箭杆，现在豳地以北都用它。’以此考证，用楛木做箭杆，到唐朝还是这样，而用石头做砮，则自春秋以来无人知晓了。”查考《晋书·挹娄传》：有石砮、楛矢，国有山出产石头，其锋利胜过铁；周武王时，进献其矢、砮；魏景元末年也来进贡；晋元帝中兴，又进贡石砮；后来向石虎通贡，石虎用来夸耀李寿。《唐书·黑水靺鞨传》：其箭，石镞长二寸。大概是楛砮的遗法，那么东坡所谓春秋以来无人知晓，恐怕是不加考证。我家有一块砮，正好长二寸，难道是黑水靺鞨的东西吗？
陶渊明 陶渊明高简闲静，是晋、宋第一流人物。说他饥饿则箪瓢常常空着，缺乏储备的粮食；说他寒冷则粗布短衣破烂打结，细葛布冬天才穿；说他居住则四周墙壁萧条，风雨日光无法遮蔽。穷困的状况，可以说到了极点。读他的《与子严等疏》说：“遗憾室内没有莱妇，怀抱此苦心。你们虽然不同生，应当想到四海皆兄弟的道义，管仲、鲍叔，分财没有猜忌，别人尚且如此，何况同父之人呢！”那么他还有庶子。《责子》诗说：“雍、端年十三。”这两人必定是异母所生。渊明在彭泽，全部让公田种秫，说：“我常能醉于酒就满足了。”妻子坚决请求种秔，于是让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秔。他的自叙也说：“公田的利益，足以酿酒，所以便求取它。”还指望一季收成后离去，然而仲秋到冬天，在官八十余日，就自己免去职务。所谓的秫秔，大概未曾得到颗粒入口，可悲啊！
东晋将相 西晋南渡，
国势至弱，元帝为中兴主，已有雄武不足之讥，余皆童幼相承，无足称算。然其享国百年，五胡云扰，竟不能窥江、汉，苻坚以百万之众，至于送死淝水，后以强臣擅政，鼎命乃移，其于江左之势，固自若也，是果何术哉？尝考之矣，以国事付一相，而不贰其任，以外寄付方伯，而不轻其权，文武二柄，既得其道，余皆可概见矣。百年之间，会稽王昱、道子、元显以宗室，王敦、二桓以逆取，姑置勿言，卞壶、陆玩、郗鉴、陆晔、王彪之坦之不任事，其真托国者，王导、庚亮、何充、庚冰、蔡谟、殷浩、谢安、刘裕八人而已。方伯之任，莫重于荆、徐，荆州为国西门，刺史常都督七八州事，力雄强，分天下半，自渡江讫于太元，八十余年，荷阃寄者，王敦、陶侃、庚氏之亮翼、桓氏之温豁冲石民八人而已，非终于其军不辄易，将士服习于下，敌人畏敬于外，非忽去忽来，兵不适将，将不适兵之比也。顷尝为主上论此，蒙欣然领纳，特时有不同，不能行尔。
译国家局势极其衰弱，元帝作为中兴之主，尚且被讥讽为雄才武略不足，其余君主都是幼年相继即位，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然而东晋享国百年，五胡乱华，竟然不能窥伺长江、汉水一带，苻坚率领百万大军，最终在淝水之战中送命，后来因为权臣专政，皇位才发生转移，但东晋在江东的局势，依然如故，这究竟是依靠什么方法呢？我曾经考察过，把国家大事托付给一位宰相，而不分散他的职权，把边防重任托付给地方长官，而不轻视他们的权力，文武两大权柄，既然掌握了其中的道理，其余方面都可以大致推知了。百年之间，会稽王司马昱、司马道子、司马元显凭借宗室身份，王敦、桓温、桓玄凭借篡逆手段取得权力，暂且搁置不谈；卞壶、陆玩、郗鉴、陆晔、王彪之、王坦之不能承担重任，真正托付国政的，只有王导、庾亮、何充、庾冰、蔡谟、殷浩、谢安、刘裕八人罢了。地方长官的职责，没有比荆州、徐州更重的了，荆州是国家的西大门，刺史常常都督七八个州的军务，势力雄强，占据天下的一半，自从渡江以来直到太元年间，八十多年里，承担边防重任的，只有王敦、陶侃、庾亮的庾翼、桓温、桓豁、桓冲、桓石民、桓民八人罢了，如果不是任职终老于军中就不轻易更换，将士在下面熟悉服从，敌人在外面畏惧敬重，这与那种忽然离去忽然到来，士兵不适应将领，将领不适应士兵的情况相比，大不相同。近来我曾经向皇上论述过这些，皇上欣然接受采纳，只是当时情况不同，没能实行罢了。
赏鱼袋衡山有唐开元二十年所建《南岳真君碑》，衡州司马赵颐贞撰，荆府兵曹萧诚书，末云，别驾赏鱼袋、上柱国光大晊。赏鱼袋之名不可晓，他处未之见也。
浯溪留题永州浯溪，唐人留题颇多，其一云：“太仆卿分司东都韦瓘，太中二年过此。余大和中以中书舍人谪宦康州，逮今十六年。去冬罢楚州刺史，今年二月有桂林之命，才经数月，又蒙除替，行次灵川，闻改此官，分司优闲，诚为忝幸。”按《新唐书》：“瓘仕累中书舍人，与李德裕善，李宗闵恶之，德裕罢相，贬为明州长史，终桂管观察使。”以题名证之，乃自中书谪康州，又不终于桂，史之误如此。瓘所称十六年前，正当大和七年，是时，德裕方在相位，八年十一月始罢，然则瓘之去国，果不知坐何事也。
皇甫湜诗皇甫湜、李翱，虽为韩门弟子，而皆不能诗，浯溪石间有湜一诗，为元结而作，其词云：“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然长于指叙，约洁多余态。心语适相应，出句多分外。于诸作者间，拔戟成一队。中行虽富剧，粹美君可盖。子昂感遇佳，未若君雅裁。退之全而神，上与千年对。李杜才海翻，高下非可概。文于一气间，为物莫与大。先王路不荒，岂不仰吾辈。石屏立衙衙，溪口扬素懒。我思何人知，徙倚如有待。”味此诗乃论唐人文章耳，风格殊无可采也。
人物以义为名人物以义为名者，其别最多。仗正道曰义，义师、义战是也。众所尊戴者曰义，义帝是也。与众共之曰义，义仓、义社、义田、义学、义役、义井之类是也。至行过人曰义，义士、义侠、义姑、义夫、义妇之类是也。自外入而非正者曰义，义父、义儿、义兄弟、义服之类是也。衣裳器物亦然。在首曰义髻，在衣曰义■、义领，合中小合子曰义子之类是也。合众物为之，则有义浆、义墨、义酒。禽畜之贤，则有义犬、义乌、义鹰、义鹊。
人君寿考三代以前，人君寿考有过百年者。自汉、晋、唐、三国，南北下及五季，凡百三十六君，唯汉武帝、吴大帝、唐高祖至七十一，玄宗七十八，梁武帝八十三，自余至五六十者亦鲜。即此五君而论之。梁武召侯景之祸，幽辱告终，旋以亡国；玄宗身致大乱，播迁失意，饮恨而没。享祚久长，翻以为害，固已不足言。汉武末年，巫蛊事起，自皇太子、公主、皇孙皆不得其死，悲伤愁沮，群臣上寿，拒不举觞，以天下付之八岁儿。吴大帝废太子和，杀爱子鲁王霸。唐高祖以秦王之故，两子十孙同日并命，不得己而禅位，其方寸为如何？然则五君者虽有崇高之位，享耆耋之寿，竟何益哉！若光尧太上皇帝之福，真可于天人中求之。
韩文公佚事韩文公自御史贬阳山，新旧二《唐史》，皆以为坐论宫市事。按公《赴江陵途中诗》，自叙此事甚详，云：“是年京师旱，田亩少所收。有司恤经费，未免烦诛求。传闻闾里间，赤子弃渠沟。我时出衢路，饿者何其稠！适会除御史，诚当得言秋。拜疏移阁门，为忠宁自谋。上陈人疾苦，无令绝其喉。下言畿甸内，根本理宜优。积雪验丰熟，幸宽待蚕 。天子侧然感，司空叹绸缪。谓言即施设，乃反迁炎洲！”皇甫湜作公神道碑云：“关中旱饥，人死相枕藉，吏刻取恩，先生列言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请宽民谣而免田祖，专政者恶之，遂贬。”然则不因论宫市明甚。碑又书三事云：“公为河南令，魏、郓、幽、镇各为留邸，贮潜卒以囊罪亡，公将擿其禁，断民署吏，俟旦发，留守尹大恐，遽止之，是后郓邸果谋反，将屠东都，以应淮、蔡。及从讨元济，请于裴度，须精兵干人，间道以入，必擒贼。未及行，李愬自文城夜入，得元济。三军之士，为公恨。复谓度曰：今借声势，王承宗可以辞取，不烦兵矣。得柏眷，口授其词，使音执笔书之，持以入镇州，承宗遂割德、律二州以献。”李翱作公行状，所载略同。而《唐书》并逸其事，且以镇州之功，专归柏耆，岂非未尝见湜文集乎？《资治通鉴》亦仅
译衡山有唐开元二十年所建的《南岳真君碑》，由衡州司马赵颐贞撰文，荆府兵曹萧诚书写，碑末写着：“别驾赏鱼袋、上柱国光大晊。”“赏鱼袋”这个名称让人无法理解，其他地方也没有见过。
永州浯溪，唐代人留下的题刻很多，其中一处写道：“太仆卿分司东都韦瓘，太中二年经过此地。我在大和年间以中书舍人的身份被贬谪到康州，至今已经十六年。去年冬天罢免了楚州刺史的职务，今年二月又接到前往桂林的命令，才过了几个月，又蒙受调任，行至灵川，听说改任此官，分司的职位清闲，实在感到愧幸。”查考《新唐书》记载：“韦瓘历任官职至中书舍人，与李德裕交好，李宗闵厌恶他，李德裕罢相后，韦瓘被贬为明州长史，最终官至桂管观察使。”用碑上的题名来验证，韦瓘是从中书舍人贬谪到康州，而且最终并没有死在桂州，史书的错误就是这样。韦瓘所说的十六年前，正当大和七年，那时李德裕正担任宰相，直到八年十一月才罢相，那么韦瓘离开京城，究竟是因为什么事，确实不知道了。
皇甫湜、李翱，虽然是韩愈门下的弟子，但都不能写诗，浯溪石间有皇甫湜的一首诗，是为元结而作，词句如下：“次山有文章，可惋惜的只是琐碎。然而他擅长指陈叙述，简约洁净，多余姿态很少。心意与言语恰好相应，出的句子多有超常之处。在众多作者之间，拔戟成一队。中行虽然富有才情，但精纯之美你足以超越。陈子昂的《感遇》诗很好，但不如你的典雅裁制。退之（韩愈）全面而神妙，可以与千年前的古人相对。李白、杜甫的才华如海翻涌，高低无法一概而论。文章在一气之间，作为事物没有比它更大的。先王的大道不荒芜，难道不仰仗我们这些人吗？石屏矗立，溪口扬起白色的浪花。我思念的人谁知道，徘徊不定好像在等待什么。”品味这首诗，不过是评论唐代人的文章罢了，风格实在没有什么可取之处。
人物以“义”字命名的，类别最多。依靠正道称为“义”，义师、义战就是如此。众人所尊戴的称为“义”，义帝就是如此。与众人共享的称为“义”，义仓、义社、义田、义学、义役、义井之类就是如此。德行超过常人的称为“义”，义士、义侠、义姑、义夫、义妇之类就是如此。从外部进入而非正统关系的称为“义”，义父、义儿、义兄弟、义服之类就是如此。衣裳器物也是如此。在头上的称为义髻，在衣服上的称为义■、义领，合中小合子称为义子之类就是如此。由多种物品合成的，则有义浆、义墨、义酒。禽畜中贤能的，则有义犬、义乌、义鹰、义鹊。
三代以前，君主长寿的有超过百岁的。自从汉、晋、唐、三国，南北朝下至五代，总共一百三十六位君主，只有汉武帝、吴大帝、唐高祖活到七十一岁，唐玄宗七十八岁，梁武帝八十三岁，其余活到五六十岁的也很少。就拿这五位君主来说。梁武帝招致侯景之祸，被幽禁受辱而死，随即国家灭亡；唐玄宗自身招致大乱，流离失所，抱憾而死。在位时间长久，反而成为祸害，本来就不值得多说。汉武帝末年，巫蛊之事兴起，皇太子、公主、皇孙都不得善终，悲伤愁苦，群臣祝寿，他拒绝举杯，把天下托付给八岁的孩子。吴大帝废黜太子孙和，杀害爱子鲁王孙霸。唐高祖因为秦王（李世民）的缘故，两个儿子十个孙子同日丧命，不得已而禅位，他的内心是怎样的呢？那么这五位君主虽然拥有崇高的地位，享有高寿，究竟有什么益处呢！像光尧太上皇帝那样的福分，真的可以在天人之中寻求了。
韩文公（韩愈）从御史被贬到阳山，新旧两部《唐史》，都认为他是因议论宫市之事获罪。查考韩愈《赴江陵途中诗》，自己叙述这件事非常详细，说：“这一年京城干旱，田地收成很少。有关部门体恤经费，难免烦扰征敛。听说乡里之间，婴儿被丢弃在沟渠。我当时走在路上，饥饿的人何其多！恰逢我被任命为御史，确实应当敢于直言。拜呈奏疏移入阁门，为了忠诚难道还要为自己谋划吗？向上陈述百姓的疾苦，不要让他们断绝生路。向下说京畿地区，根本理应优待。积雪验证丰收，幸好宽待等待蚕桑。天子侧然感动，司空赞叹周密。说马上要施行，却反而被贬到炎洲！”皇甫湜为韩愈写的神道碑说：“关中旱灾饥荒，死人相枕藉，官吏苛刻索取恩惠，先生列举天下根本，百姓危急如此，请求宽免民谣和免除田租，专权的人厌恶他，于是被贬。”那么不是因为议论宫市，非常明显。碑文又记载三件事说：“韩公担任河南令时，魏、郓、幽、镇各设留邸，藏匿士兵以包庇罪犯逃亡，韩公将要揭发他们的禁令，断绝民署官吏，等待天亮出发，留守尹大为恐惧，急忙制止他，此后郓邸果然谋反，将要屠杀东都，以响应淮、蔡。等到跟随讨伐元济，向裴度请求，需要精兵千人，从小路进入，必定擒获贼人。还没来得及行动，李愬从文城夜间进入，抓获元济。三军将士，为韩公感到遗憾。又对裴度说：现在借助声势，王承宗可以言辞招降，不用出兵了。得到柏耆，口授他的言辞，让他拿着笔书写，拿着进入镇州，王承宗于是割让德、律二州进献。”李翱为韩愈写的行状，记载大致相同。而《唐书》遗漏了这些事，而且把镇州的功劳，专门归于柏耆，难道是没有见过皇甫湜的文集吗？《资治通鉴》也仅仅
论韩公文刘梦得、李习之、皇甫持正、李汉，皆称诵韩公之文，各极其挚。刘之语云：“高山无穷，太华削成。人文无穷，夫子挺生。鸾风一鸣，蜩螗革音。手持文柄，高视寰海。权衡低昂，瞻我所在。三十余年，声名塞天。”习之云：“建武以还，文卑质丧。气萎体败，剽剥不让。拨去其华，得其本根。包刘越赢，并武同殷。《六经》之风，绝而复新。学者有归，大变于文。”又云：“公每以为自扬雄之后，作者不出，其所为文，未尝效前人之言而固与之并，后进之士有志于古文者，莫不视以为法。”皇甫云：“先生之作，无圆无方，主是归工，抉经之心，执圣之权，尚友作者，跂邪抵异，以扶孔子，存皇之极。茹古涵今，无有端涯。鲸铿春丽，惊耀天下，栗密窈吵，章妥句适，精能之至，鬼入神出，姬氏以来，一人而已。”又云：“属文意语天出，业孔子、孟轲而侈其文，焯焯烈烈，为唐之章。”又云：“如长江秋注，千里一道，然施于灌钩鸣，日光玉洁，周情孔思，千态万貌，卒泽于道德仁义，炳如也。”是四人者，所以推高韩公，可谓尽矣。及东坡之碑一出，而后众说尽废。其略云：“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是皆有以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历唐贞观开元而不能救，独公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岂非参天地而独存者乎？”骑龙白云之诗，蹈厉发越，直到《雅》、《颂》，所谓若捕龙蛇、搏虎豹者，大哉言乎！
治生从宦韩诗曰：“居闲食不足，从仕力难任。两事皆害性，一生常苦心。”然治生从宦，自是两涂，未尝有兼得者。张释之以货为郎，十年不得调，曰：“久宦减兄仲之产，不遂。”欲免归。司马相如亦以赀为郎，因病免，家贫无以自业，至从故人于临邛，及归成都，家徒四壁立而已。
真宗末年真宗末年属疾，每视朝不多语言，命令间或不能周审，前辈杂传记多以为权臣矫制，而非也。钱文信在翰林，有天禧四年《笔录》，纪逐日琐细家事，及一时奏对，并他所闻之语，今略载于此。寇莱公罢相之夕，钱公当制，上问：“与何官得？”钱奏云：“王钦若近出，除太子太保。”上曰，“近上是甚？”云：“太子太傅。”上曰：“与太子太傅。”又云：“更与一优礼。”钱奏但请封国公而已。时枢密有五员，而中书只参政李迪一人，后月余，召学士杨大年，宣云：“冯拯与吏书，李迪与吏侍。”更无他言。杨奏：“若只转官，合中书命词，唯枢密使、平章事，却学士院降制。”上云：“与枢密使、平章事。”杨亦忧虑，而不复审，退而草制，以迪为吏部侍郎、集贤相，拯为枢密相。又四日，召知制诰晏殊，殊退，乃召钱。上问：“冯拯如何商量？”钱奏：“外论甚美，只为密院却有三员正使，三员副使，中书依旧一员，以此外人疑讶。”上云：“如何安排？”钱奏：“若却令拯入中书，即是彰昨来错误，但于曹利用、丁谓中选一人过中书，即并不妨事。”上曰：“谁得？”钱奏：“丁谓是文官，合入中书。”上云：“入中书。”遂奏授同平章事。又奏兼玉清宫使，又奏兼昭文国史。又乞加曹利用平章事。上云：“与平章事。”
按此际大除拜，本真宗启其端，至于移改曲折，则其柄乃系词臣，可以舞文容奸，不之觉也。寇公免相四十日，周怀政之事方作，温公《记闻》，苏子由《龙川志》，范蜀公《东斋记事》，皆误以为因怀政而罢，非也。予尝以《钱录》示李焘，焘采取之，又误以召晏公为寇罢之夕，亦非也。
容斋随笔卷第九（二十八则）
霍光赏功汉武帝外事四夷，出爵劝赏，凡将士有军功，无问贵贱，未有不封侯者。及昭帝时，大鸿胪田广明平益州夷，斩首捕虏三万，但赐爵关内侯。盖霍光为政，务与民休息，故不欲求边功，益州之师，不得已耳，与唐宋璟抑郝灵佺斩默啜之意同。然数年之后，以范明友
译评论韩愈的文章，刘禹锡、李翱、皇甫湜、李汉都称赞颂扬韩公的文章，各自极尽其挚诚。刘禹锡的话说：“高山没有穷尽，太华山削成峭壁。人文没有穷尽，夫子挺然出生。鸾凤一叫，蝉噪改变声音。手握文章权柄，高视寰海。权衡高低，看我在哪里。三十多年，声名塞天。”李翱说：“建武以来，文章卑下质朴丧失。气衰体败，剽窃不谦让。拨去浮华，得到根本。包罗刘越赢，合并武同殷。《六经》的风气，断绝后又更新。学者有归宿，文章大变。”又说：“韩公常认为自扬雄之后，作者不出，他所写的文章，不曾效仿前人的言语而却与之并列，后进之士有志于古文的，无不视他为法则。”皇甫湜说：“先生的作品，无圆无方，以是归工，抉经之心，执圣之权，尚友作者，跂邪抵异，以扶孔子，存皇之极。茹古涵今，没有边际。鲸铿春丽，惊耀天下，栗密窈吵，章妥句适，精能之至，鬼入神出，姬氏以来，一人而已。”又说：“写文章意语天出，业孔子、孟轲而侈其文，焯焯烈烈，为唐之章。”又说：“如长江秋注，千里一道，然施于灌钩鸣，日光玉洁，周情孔思，千态万貌，卒泽于道德仁义，炳如也。”这四个人，所以推高韩公，可谓尽矣。等到东坡的碑文一出，而后众说尽废。其略云：“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是皆有以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历唐贞观开元而不能救，独公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岂非参天地而独存者乎？”骑龙白云之诗，蹈厉发越，直到《雅》、《颂》，所谓若捕龙蛇、搏虎豹者，大哉言乎！
韩诗说：“居闲食不足，从仕力难任。两事皆害性，一生常苦心。”然而治生从宦，自是两途，未尝有兼得者。张释之以货为郎，十年不得调，说：“久宦减兄仲之产，不遂。”想要免归。司马相如也以赀为郎，因病免，家贫无以自业，至从故人于临邛，及归成都，家徒四壁立而已。
真宗末年属疾，每视朝不多语言，命令间或不能周审，前辈杂传记多以为权臣矫制，而非也。钱文信在翰林，有天禧四年《笔录》，纪逐日琐细家事，及一时奏对，并他所闻之语，今略载于此。寇莱公罢相之夕，钱公当制，上问：“与何官得？”钱奏云：“王钦若近出，除太子太保。”上曰，“近上是甚？”云：“太子太傅。”上曰：“与太子太傅。”又云：“更与一优礼。”钱奏但请封国公而已。时枢密有五员，而中书只参政李迪一人，后月余，召学士杨大年，宣云：“冯拯与吏书，李迪与吏侍。”更无他言。杨奏：“若只转官，合中书命词，唯枢密使、平章事，却学士院降制。”上云：“与枢密使、平章事。”杨亦忧虑，而不复审，退而草制，以迪为吏部侍郎、集贤相，拯为枢密相。又四日，召知制诰晏殊，殊退，乃召钱。上问：“冯拯如何商量？”钱奏：“外论甚美，只为密院却有三员正使，三员副使，中书依旧一员，以此外人疑讶。”上云：“如何安排？”钱奏：“若却令拯入中书，即是彰昨来错误，但于曹利用、丁谓中选一人过中书，即并不妨事。”上曰：“谁得？”钱奏：“丁谓是文官，合入中书。”上云：“入中书。”遂奏授同平章事。又奏兼玉清宫使，又奏兼昭文国史。又乞加曹利用平章事。上云：“与平章事。”
按此际大除拜，本真宗启其端，至于移改曲折，则其柄乃系词臣，可以舞文容奸，不之觉也。寇公免相四十日，周怀政之事方作，温公《记闻》，苏子由《龙川志》，范蜀公《东斋记事》，皆误以为因怀政而罢，非也。予尝以《钱录》示李焘，焘采取之，又误以召晏公为寇罢之夕，亦非也。
容斋随笔卷第九（二十八则）
汉武帝外事四夷，出爵劝赏，凡将士有军功，无问贵贱，未有不封侯者。及昭帝时，大鸿胪田广明平益州夷，斩首捕虏三万，但赐爵关内侯。盖霍光为政，务与民休息，故不欲求边功，益州之师，不得已耳，与唐宋璟抑郝灵佺斩默啜之意同。然数年之后，以范明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