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斋四笔卷第十二（十三则）
王隐《晋书》庾纯自劾以谓然，以主为句，则臣当下读，殊为非是。不知所谓某人即主，有何义哉？
译王隐在《晋书》中，庾纯自我弹劾时认为确实如此，将“主”字作为上一句的结尾，那么“臣”字就应当属下句读，这完全不对。不知道所谓的“某人”就是“主”，有什么意义呢？
景华御苑崔德符坐元符上书邪党，困于崇宁。后监洛南稻田务，尝送客于会节园，是时冬暮，梅花已开。明年春，监修大内，阉官容佐取以为景华御苑，德符不知也。至春晚，复骑瘦马与老兵游园内，坐梅下赋诗。其词曰：“去年白玉花，结子深枝间。小憩藉清影，低颦啄微酸。故人不可见，春事今已阑。绕树寻履迹，空余土花斑。”次日，佐入园，见地上马粪，知为德符。是时，府官事佐如不及，而德符未尝谒之。佐即具奏，劾以擅入御苑作践。有旨勒停。家素贫，传食于诸贤之舍，久乃归阳翟。德符没于靖康，官卑不应立传，予详考本末为特书之，颇忆此段事，拟载于传中，以悼君子之不幸。且知马永卿《懒真录》中有之，而求不可得，漫纪于此。
州升府而不为镇州郡之名，莫重于府，虽节镇不及焉，固未有称府而不为节度者。比年以来，升蜀州为崇庆府，剑州为隆庆府，恭州为重庆府，嘉州为嘉定府，秀州为嘉兴府，英州为英德府。蜀、剑既有崇庆、普安军之额，而恭、嘉以下独未然，故幕职官仍云某府军事判官、推官，大与府不相称，皆有司之失也。信阳军一小垒耳，而司户参军衔内带兼节推，尤为可笑。顷在中都时，每为天官主者言之，云亦不必白朝廷，只本案检举改正申知足矣。乃曰：“久例如此。”竟相承到今。文安公尝为左选侍郎，是时，未知此也。
汉唐三君知子英明之君，见其子有材者，必爱而称之。汉高祖谓赵王如意类己，欲以易孝惠，以大臣谏而止。宣帝以淮阳王钦壮大，好经书、法律，聪达有材，数嗟叹曰：“真我子也！”常有意欲立为嗣，而用太子起于微细，且早失母，故弗忍。唐太宗以吴王格英果类我，欲以代雉奴。其后如意为吕母所戕，恪为长孙无忌所害，钦陷张博之事，殆于不免。此三王行事无由表见。然孝惠之仁弱，几遭吕氏之覆宗；孝元之优柔不断，权移于阍寺，汉业遂衰；高宗之庸懦，受制凶后，为李氏祸尤惨。其不能继述固已的然。高租、宣帝、太宗盖本三子之材而言之，非专指其容貌也，可谓知子矣。彼明崇严谓英王哲即中宗也。貌类太宗，张说谓太宗画像雅类忠王，即肃宗也。此惟取其形似也。若以材言之，中宗之视太宗，天壤相隔矣！汉成帝所幸妾曹宫产子，曰：“我儿额上有壮发，类孝元皇帝。”使其真是孝元，亦何足道？而况于婴孺之状邪！
当宫营缮元丰元年，范纯粹自中书检正官滴知徐州膝县，一新公堂吏舍，凡百一十有六间，而寝室未治，非嫌于奉己也，曰吾力有所未暇而已。是时，新法正行，御士大夫如束湿，虽任二千石之重，而一钱粒粟，不敢辄用，否则必着册书。东坡公叹其廉，适为徐守，故为作记。其略曰：“至于宫室，盖有所从受，而传之无穷，非独以自养也。今日不治，后日之费必倍。而比年以来，所在务为俭陋，尤讳土木营造之功，欹仄腐坏，转以相付，不敢擅易一椽，此何义也！”是记之出，新进趋时之士，娼疾以恶之。恭览国史，开宝二年二月诏曰：“一日必葺，昔贤之能事，如闻诸道藩镇、郡邑公字及仓库，凡有隳坏，弗即缮修，因循岁时，以至颓毁，及僝工充役，则倍增劳费。自今节度、观察、防御、团练使、刺史、知州、通判等罢任，其治所懈舍，有无隳坏及所增修，着以为籍，迭相符授。幕职州县官受代，则对书于考课之历，损坏不全者，殿一选，修葺、建置而不烦民者，加一选。”太祖创业方十年，而圣意下逮，克勤小物，一至于此！后之当官者不复留意。以兴仆植僵为务，则暗于事体、不好称人之善者，往往翻指为妄作名色，盗隐官钱，至于使之束手讳避，忽视倾陋，逮于不可奈何而后己。殊不思贪墨之吏，欲为好者，无施不可，何必假于营造一节乎？
治历明时《易?革》之《象》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魏、晋而降，凡及禅代者，必据以为说。案汉辕固与黄生争论汤、武于景帝前
译崔德符因元符年间上书被划入邪党，在崇宁年间遭受困厄。后来他担任洛南稻田务的监管官，曾在会节园送别客人，当时已是冬末，梅花已经盛开。第二年春天，他负责监管大内的修缮工程，宦官容佐将此地作为景华御苑，崔德符对此并不知情。到了春末，他又骑着瘦马与老兵在园中游玩，坐在梅树下赋诗。他的诗句写道：“去年白玉般的花朵，如今结出深藏在枝间的果实。稍作休息倚靠着清冷的树影，低头皱眉品尝微微的酸味。老朋友无法相见，春日的景致如今已近尾声。绕着树寻找足迹，只剩下泥土上斑驳的花痕。”第二天，容佐进入园中，看见地上的马粪，知道是崔德符来过。当时，地方官员侍奉容佐唯恐不及，而崔德符却从未去拜见他。容佐随即上奏，弹劾他擅自进入御苑并加以糟蹋。皇帝下旨令他停职。崔德符家境一向贫困，依靠在各位贤达家中轮流吃饭度日，很久之后才回到阳翟。崔德符死于靖康年间，官职卑微本不该立传，我详细考证了事情的始末，特意为他书写，颇为怀念这段往事，打算记载在传记中，以哀悼君子的不幸。况且知道马永卿的《懒真录》中有记载，却寻求不得，便随意记录在此。
州升格为府却不设立镇州的郡名，没有比“府”更尊贵的名称，即使是节度使也不及它，所以没有称为府却不是节度使的情况。近年以来，将蜀州升为崇庆府，剑州升为隆庆府，恭州升为重庆府，嘉州升为嘉定府，秀州升为嘉兴府，英州升为英德府。蜀州、剑州既然已有崇庆、普安军的编制，而恭州、嘉州以下却唯独没有，所以幕职官仍然称为某府军事判官、推官，这与“府”的地位极不相称，这都是有关部门的失误。信阳军不过是一个小堡垒，而司户参军的衔头内却带有兼任节度推官，尤其可笑。从前我在都城时，每次向天官的主管者提及此事，说也不必上报朝廷，只需按照案卷检举改正并申报知晓即可。对方却说：“长久以来惯例如此。”竟然沿袭至今。文安公曾担任左选侍郎，当时他并不知道这件事。
汉、唐两代的三位君主是知子英明的君主，看到自己的儿子有才能，必定喜爱并称赞他们。汉高祖说赵王如意像自己，想让他取代孝惠帝，因为大臣劝谏而作罢。宣帝认为淮阳王刘钦壮实，喜好经书、法律，聪明通达有才能，多次感叹说：“真是我的儿子啊！”常常有意想立他为继承人，但因为太子出身微贱，且早年失去母亲，所以不忍心。唐太宗认为吴王李恪英武果敢像自己，想让他取代李治。后来如意被吕后杀害，李恪被长孙无忌陷害，刘钦陷入张博的案件，几乎无法幸免。这三位王子的行事无法彰显。然而孝惠帝的仁弱，几乎遭遇吕氏覆灭宗庙的祸患；孝元帝的优柔寡断，权力转移到宦官手中，汉朝基业于是衰败；高宗的平庸懦弱，受制于凶狠的后妃，给李氏带来的祸患尤其惨烈。他们不能继承父业早已显而易见。高祖、宣帝、太宗大概是本着这三个儿子的才能来说的，并非专门指他们的容貌，可以说是了解儿子了。那明崇严说英王李哲就是中宗，容貌像太宗，张说称太宗画像很像忠王，就是肃宗。这只是取他们的形似罢了。如果从才能来说，中宗与太宗相比，相差天壤之别了！汉成帝宠幸的妾室曹宫生了儿子，说：“我儿子额头上有壮发，像孝元皇帝。”假使他真是孝元皇帝，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何况是婴儿的样子呢！
在宫室营建方面，元丰元年，范纯粹从检正官被贬为徐州膝县知县，他重新修建了公堂和吏舍，共一百一十六间，而寝室没有整治，并非嫌弃自己，而是说我的力量有所不及罢了。当时，新法正在施行，对待士大夫如同捆扎湿柴一样严酷，即使担任二千石的重职，也不敢擅自使用一钱一粒粟米，否则必定被记录在案。东坡公感叹他的廉洁，恰好担任徐州太守，所以为他作记。大意说：“至于宫室，大概有所传承，并流传无穷，不仅仅是为了自我供养。今天不整治，以后的费用必定加倍。而近年以来，各地务求俭陋，尤其忌讳土木营造的工程，房屋倾斜腐朽损坏，反而互相推诿，不敢擅自更换一根椽子，这是什么道理呢！”这篇记文一出，迎合时势的新进之士，嫉妒并厌恶它。恭读国史，开宝二年二月诏书说：“一天必定修缮，是古代贤能者的本事，如果听说各道藩镇、郡邑的公署及仓库，凡有毁坏，不立即修缮，因循拖延岁月，以至于颓败毁坏，等到招募工匠服役，则加倍劳费。从今以后，节度、观察、防御、团练使、刺史、知州、通判等离任时，其治所的官舍，有无毁坏及所增修的情况，登记造册，依次交接。幕职州县官交接时，则在考课履历上对写，损坏不全的，降一级，修葺、建置而不烦扰百姓的，升一级。”太祖创业刚十年，而圣意下及细微之处，勤勉于小事，竟然达到这种程度！后来的当官者不再留意。以兴办仆役、扶植僵化事务为务，那么暗于事理、不喜欢称赞别人优点的人，往往反过来指责为妄作名目，盗用隐匿官钱，以至于使他们束手无策、忌讳躲避，忽视倾颓简陋，直到无可奈何才停止。完全不想贪婪的官吏，想要做坏事，无所不用其极，何必借助营造这一项呢？
治理历法以明确时节，《易经·革卦》的象辞说：“天地变革而四季形成。商汤、周武王变革天命，顺应天道而回应人心。”自魏晋以来，凡是涉及禅让替代的，必定依据此说。查考汉代辕固与黄生在景帝面前争论汤、武
，但评受命之是非，不引《易》为证。卦之象曰：“君子以治历明时。”其义了不相涉。偃孙颇留意历学，云按唐一行《大衍历?日度议》曰：“《颛帝历》上元甲寅正月甲寅晨初合朔立春，七曜皆直艮维之首，汤作《殷历》，更以十一月合朔冬至为上元，周人因之。”此谓治历也。至于三统之建，夏以寅为岁首，得人统；殷以丑，为得地统；周武王改从子，为得天统。此谓明时也。其革命之说，刘欲作《三统历》及《谱》，引《革?彖》“汤、武革命”，又曰“治历明时，所以和人道也”，如是而已。其前又引《逸书》曰：“先其革命。”颜师古曰：“言王者统业，先立算数，以命百事也。”推此而伸之，所云革命，盖谓是耳，非论其取天下也。况《大衍》之用四十有九，一行以之起历，而《革》卦之序，在《周易》正当四十九，然则专为历甚明。考其上句，尤极显白，然诸儒赞《易》，皆不及此，王弼亦无一言。
译只是评判受命的对错，不引用《易经》作为证据。卦象辞说：“君子以此修治历法，明确时节。”其含义完全不相干。偃孙颇为留意历学，说按照唐代一行《大衍历·日度议》所说：“《颛顼历》上元甲寅年正月甲寅日清晨初刻合朔立春，七曜都正值艮维之首，商汤制定《殷历》，改以十一月合朔冬至为上元，周人沿袭了它。”这是指修治历法。至于三统的建立，夏朝以寅月为岁首，是得人统；殷朝以丑月，是得地统；周武王改以子月，是得天统。这是指明确时节。关于革命的说法，刘歆要作《三统历》及《谱》，引用《革卦·彖辞》“汤、武革命”，又说“修治历法明确时节，是用来调和人事的”，仅此而已。其前又引用《逸书》说：“先其革命。”颜师古说：“是说王者继承大业，先确立算数，来命令百事。”推演此意并加以引申，所说的革命，大概是指这个，并非讨论夺取天下。况且《大衍》之用四十九，一行用它来起历，而《革》卦的次序，在《周易》中正当第四十九，那么专为历法而设就非常明显了。考察它的上句，尤其极其显白，然而各位儒者赞《易》，都未涉及这一点，王弼也没有一言提及。
仕宦捷疾唐傅游艺以期年之中，历衣青、绿、朱、紫，时人谓之“四时仕宦”，言其速也。国朝惟绿、绊、紫三等。而紫袍者，除武臣外，文官之制其别有六：庶僚黑角带，佩金鱼；未至侍从，而特赐带者，为荔枝五子，不佩鱼；中书舍人、谏议、待制、权侍郎，红鞓黑犀带，佩鱼；权尚书、御史中丞、资政、端明殿阁学士、直学士、正侍郎、给事中，金御仙花带，不佩鱼，谓之横金；翰林学士以上正尚书，御仙带，佩鱼，谓之重金；执政官宰相，方团毯文带，俗谓之笏头者是也。其叙如此。若猛进躐得者则不然。绍兴中，宋朴自侍御史迁中丞，施矩自中书检正、郑仲熊自右正言，并迁权侍郎，三人皆受告日易服，以正谢日拜执政。朴、鉅以绯，仲熊以绿，服紫之次日，而赐毯文带。盖侍从以下，俟正谢乃易带，而执政命才下，即遣中使资赐，遂眼之而赴都堂供职，可谓捷疾矣。若李纲则又异于是，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自太常少卿除兵部侍郎，未谢间，靖康元年正月四日，胡骑将至京城，纲以边事求见。宰执奏事未退，纲语知合门事朱孝庄曰：“有急切公事，欲与宰执廷辩。”孝庄曰：“旧例，未有宰执未退而从官求对者。”纲曰：“此何时，而用例邪！”孝庄即具奏。诏引纲立于执政之末。时宰执议欲奉銮舆出狩襄、邓，纲请固守，上曰：“谁可将者？”纲曰：“愿以死报；第人微官卑，恐不足以镇服士卒。”白时中乞以为礼部尚书，纲曰：“亦只是侍从。”即命除尚书右丞。纲曰：“臣未正谢，犹衣绿，非所以示中外。”即面赐袍带并笏，纲服之以谢，且言：“方时艰难，臣不敢辞。”此为不经绯紫而极其服章，未之有也。
词臣益轻治平以前，谓翰林学士及知制诰为两制，自翰林罢补外者，得端明殿学士，谓之换职。熙宁之后，乃始为龙图，绍兴以来愈不及矣。修起居注者序迁知制诰，其次及辞不为者，乃为待制，赵康靖、冯文简、曾鲁公、司马公、吕正献公是也。学士阙，则次补，或为宰相所不乐者，犹得侍读学士，刘原甫是也。在职未久而外除者，为枢密直学士，韩魏公是也；亦为龙图直学士，欧阳公是也。后来褒擢者，仅得待制，王时亨是也。余以善去者，集英修撰而止耳。
夏英公好处夏英公既失时誉，且以《庆历圣德颂》之故，不正之名愈彰，然固自有好处。夏羌之叛，英公为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韩魏公副之。贼犯山外，韩公令大将任福自怀远城趋得胜寨，出贼后，如未可战，即据险置伏，要其归，戒之至再。又移檄申约，苟违节度，虽有功亦斩。福竟为贼诱，没于好水川，朝论归咎于韩。英公使人收散兵，得韩檄于福衣带间，言罪不在韩，故但夺一官。英公此事贤矣，而后来士大夫未必知也，予是以表出之。
祖宗用人祖宗用人，进退迟速，不执一端，苟其材可任，则超资越级，曾不少靳，非拘拘于爱惜名器也。宋琪自员外郎以正月擢拜谏议大夫，三月参知政事。太宗将用李昉，时防官工部尚书，七月特迁琪刑书，遂并命为相。而琪居防上，自外郎岁中至此。石熙载以太平兴国四年正月，自右补阙今朝奉郎。为兵部员外郎、今朝请郎。枢密直学士，才七日，签书院事，四月拜给事中，今通议大夫。为副枢，十月迁刑部侍郎，今正议。六年迁户部尚书，今银青光禄。为使，八年罢为右仆射，今特进。从初至此五岁，用今时阶秩言之，乃是朝奉郎而为特进也。当日职名，唯有密直多从庶僚得之，旋即大用。张齐贤、王沔皆自补阙、直史馆，迁郎中，充学士，越半岁并迁谏议、签枢。温仲舒、寇准皆自正言、今承议郎。直馆，迁郎中，充职二年，并为枢密副使。向敏中自工部郎中以本官充职，越三月同知密院。钱若水自同州推官入直史馆，逾年擢知制诰，二年除翰林学士，遂以谏议同知密院，首尾五年。至道九老李文正公防罢相后，只居京师，以司空致仕。至道元年，年七十一矣，思白乐天洛中九老
译做官升迁迅速，唐代傅游艺在百岁之内，历任青、绿、朱、紫四色官服，当时人称他为“四时仕宦”，是说他升迁之快。本朝只有绿、绯、紫三等。而穿紫袍的，除了武臣外，文官的制度另有六种：一般官员用黑角带，佩金鱼；未到侍从职位，但特别赐带的，用荔枝五子带，不佩鱼；中书舍人、谏议大夫、待制、权侍郎，用红鞓黑犀带，佩鱼；权尚书、御史中丞、资政殿学士、端明殿学士、直学士、正侍郎、给事中，用金御仙花带，不佩鱼，称为横金；翰林学士以上至正尚书，用御仙带，佩鱼，称为重金；执政官和宰相，用方团毯纹带，俗称为笏头带。其等级次序如此。如果是快速晋升越级得到官职的则不是这样。绍兴年间，宋朴由侍御史升任御史中丞，施矩由中书检正官、郑仲熊由右正言，都升任权侍郎，三人都是在接受任命当天就更换官服，等到正式谢恩那天才拜任执政。宋朴、施矩穿绯色官服，郑仲熊穿绿色官服，在穿紫色官服的第二天，就赐给毯纹带。大概侍从以下官员，要等到正式谢恩才更换腰带，而执政官任命刚下达，就派遣中使携带赏赐送达，于是他们穿着新衣赶赴都堂任职，可以说非常迅速了。至于李纲则又不同于此，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他从太常少卿被任命为兵部侍郎，还未谢恩，靖康元年正月四日，胡骑即将到达京城，李纲因边防事务请求觐见。宰相和执政官奏事还未退朝，李纲对知合门事朱孝庄说：“有紧急公事，想与宰相执政在朝廷辩论。”朱孝庄说：“旧例，没有宰相执政未退朝而从官请求对答的。”李纲说：“此时是什么时候，还讲旧例吗！”朱孝庄随即上奏。皇帝下诏引李纲站在执政官的末尾。当时宰相执政商议打算奉皇帝车驾出巡襄、邓，李纲请求固守京城，皇上说：“谁可以担任将领？”李纲说：“愿以死报国；只是我人微官卑，恐怕不足以镇服士卒。”白时中请求任命他为礼部尚书，李纲说：“也只是侍从官。”随即任命他为尚书右丞。李纲说：“臣还未正式谢恩，还穿着绿袍，不足以向朝廷内外显示威严。”皇帝当即当面赐给袍带和笏板，李纲穿上它们来谢恩，并且说：“正值时局艰难，臣不敢推辞。”这是不经过绯色、紫色官服而达到最高服饰规格，从未有过的事。
词臣地位日益降低，治平以前，称翰林学士和知制诰为两制，从翰林院罢免外放的，可担任端明殿学士，称为换职。熙宁之后，才开始担任龙图阁学士，绍兴以来更不如从前了。修起居注的按次序升迁为知制诰，其次轮到不愿担任的，才担任待制，赵康靖、冯文简、曾鲁公、司马公、吕正献公就是这样。学士职位空缺，就依次补任，或者被宰相不喜欢的人，还能担任侍读学士，刘原甫就是这样。在职不久就被外放的，担任枢密直学士，韩魏公就是这样；也担任龙图直学士，欧阳公就是这样。后来受褒奖提拔的，仅能担任待制，王时亨就是这样。其余因过错离去的，只担任集英殿修撰就止步了。
夏英公的好处，夏英公既失去了当时的声誉，又因为《庆历圣德颂》的缘故，不正的名声更加显著，但他本来自有好处。西夏羌人叛乱，英公担任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韩魏公做他的副手。贼寇侵犯山外，韩公命令大将任福从怀远城赶往得胜寨，绕到贼寇背后，如果暂时不能作战，就占据险要设置伏兵，拦截他们的归路，告诫他多次。又发檄文重申约束，如果违背节度，即使有功也要斩首。任福最终被贼寇引诱，在好水川战死，朝中议论归咎于韩公。英公派人收拢散兵，在任福的衣带间找到韩公的檄文，说罪责不在韩公，所以只削去韩公一个官职。英公这件事很贤明，而后来士大夫未必知道，我因此把它表彰出来。
祖宗用人，祖宗用人，进退的快慢，不坚持一种标准，如果他的才能可以任用，就超资越级提拔，曾经一点也不吝惜，不是拘泥于爱惜名器。宋琪从员外郎在正月被提拔为谏议大夫，三月参知政事。太宗将要用李昉，当时李昉任工部尚书，七月特别提拔宋琪为刑部尚书，于是同时任命为宰相。而宋琪位居李昉之上，从员外郎到这一年就达到这个职位。石熙载在太平兴国四年正月，从右补阙升为朝奉郎。任兵部员外郎、朝请郎。枢密直学士，才七天，签书院事，四月拜给事中，今通议大夫。任副枢，十月迁刑部侍郎，今正议大夫。六年迁户部尚书，今银青光禄大夫。任使职，八年罢免为右仆射，今特进。从最初到这里五年，用现在的阶秩来说，就是从朝奉郎到特进。当时的职名，只有密直多从一般官员中获得，随即大用。张齐贤、王沔都从补阙、直史馆，升为郎中，充任学士，过了半年都升为谏议大夫、签枢密院事。温仲舒、寇准都从正言、今承议郎。直馆，升为郎中，充任职事二年，都担任枢密副使。向敏中从工部郎中以本官充任职事，过了三个月同知密院。钱若水从同州推官入直史馆，过了一年提拔为知制诰，二年任命为翰林学士，于是以谏议大夫同知密院，前后五年。至道九老李文正公李昉罢相后，只住在京师，以司空致仕。至道元年，年七十一岁了，思念白居易洛中九老
之会。适交游中有此数，曰太子中允张好问，年八十五；太常少卿李运，年八十；故相吏部尚书宋琪、庐州节度副使武允成，皆七十九；吴僧赞宁，年七十八；郑州刺史魏丕，年七十六；左谏议大夫杨徽之，年七十五；水部郎中朱昂与昉，皆七十一。欲继其事为宴集，会蜀寇起而罢。其中两宰相乃着一僧，唐世及元丰耆英所无也。次年，李公即世，此事竟不成。耋老康宁，相与燕嬉于升平之世，而雅怀弗遂，造物岂亦吝此耶！
译这次聚会。恰逢交游中有几位高龄者，分别是太子中允张好问，八十五岁；太常少卿李运，八十岁；已故宰相、吏部尚书宋琪，庐州节度副使武允成，都是七十九岁；吴地僧人赞宁，七十八岁；郑州刺史魏丕，七十六岁；左谏议大夫杨徽之，七十五岁；水部郎中朱昂与我（昉），都是七十一岁。本想承接前人的事迹举办宴集，恰逢蜀地叛乱兴起而作罢。其中两位宰相竟与一位僧人并列，这是唐代以及元丰年间耆英会中所没有的。第二年，李公去世，这件事最终未能实现。高龄老人健康安宁，在太平盛世中一同宴饮嬉戏，然而高雅的情怀未能实现，造物主难道也吝啬于此吗！
李文正两罢相宰相拜罢，恩典重轻，词臣受旨者，得以高下其手。李文正公昉，太平兴国八年，以工部尚书为集贤、史馆相。端拱元年，为布衣翟马周所讼。太宗召学士贾黄中草制，罢为右仆射，令诏书切责。黄中言：“仆射百素师长，今自工书拜，乃为殊迁，非黜责之义。若以均劳逸为辞，斯为得体。”上然之，其词略云：“端揆崇资，非贤不授。防素高闻望，久展漠猷，谦和秉君子之风，纯懿擅吉人之美。辍从三事，总彼六卿，用资镇俗之清规，式表尊贤之茂典。”其美如此。淳化二年，复归旧厅。四年又罢，优加左仆射，学士张洎言：“近者霖霔百余日，昉职在燮和阴阳，不能决意引退。仆射之重，右减于左，位望不侔，因而授之，何以示劝？”上批洎奏尾，止令罢守本官。泊遂草制峻诋，脑词云：“燮和阴阳，辅相天地，此宰相之任也。苟或依违在位，启沃无闻，虽居廊庙之崇，莫着弥纶之效。宜敷朝旨，用罢鼎司。昉自处机衡，曾无规画。拥化源而滋久，孤物望以何深！俾长中台，尚为优渥。可依前尚书右仆射，罢知政事。”历考前后制麻，只言可某官，其云罢知政事者，洎创增之也。国史防传云：昉厚善洎，及昉罢，洎草制乃如此。绍兴二十九年，沈该罢制，学士周麟之于结句后，添入可罢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盖用此云。
容斋四笔卷第十三（二十四则）
科举之弊不可革法禁益烦，奸伪滋炽，唯科场最然，其尤者莫如铨试。代笔有禁也，禁之愈急，则代之者获赂谢愈多。其不幸而败者百无一二，正使得之，元未尝致法。吏部长贰帘试之制，非不善也，而文具儿戏，抑又甚焉。议论奉公之臣，朝夕建明，然此风如决流惬草，未尝少革。或以谓失于任法而不任人之故，殊不思所任之人，渠肯一意向方，见恶辄取，于事无益，而祸谤先集于厥身矣！开宝中，太子宾客边光范掌选，太庙斋郎李宗讷赴吏部铨，光范见其年少，意未能属辞，语之曰：“苟援笔成六韵，虽不试书判，可入等矣。”宗讷曰：“非唯学诗，亦尝留心词赋。”即试诗赋二首，数刻而就。甚嘉赏之，翌日拟授秘书省正字。今之世，宁复有是哉！
宰执子弟廷试太宗朝，吕文穆公蒙正之弟蒙亨举进士，礼部高等荐名。既廷试，与李文正公昉之子宗谔，并以父兄在中书罢之，国史《许仲宣传》云，仲宣子待问，雍熙二年举进士，与李宗谔、吕蒙亨、王扶并预廷试。宗谔即宰相昉之子，蒙亨参知政事蒙正之弟，扶盐铁使明之子。上曰：“斯并势家，与孤寒竞进，纵以艺升，人亦谓朕有私也。”皆下第，正此事也。仲宣时为度支使。仁宗朝，韩忠宪公亿为参知政事，子维以进士奏名礼部，不肯试大廷，受荫入官。唐质肃公介参政，子义问锁厅试礼部，用举者召试秘阁，介引嫌罢之。旧制，严于宰执子弟如此，与夫秦益公柄国，而子熺、孙埙皆于省殿试辄冠多士者异矣！
国初救弊国朝削并僭伪，救民水火之中，然亦有因仍旧弊，未暇更张者，故须赖于贤士大夫昌言之。江左初平，太宗选张齐贤为江甫西路转运使，谕以民间不便事，令一条奏。先是诸州罪人多锢送阙下，缘路非理而死者，常十五六。齐贤至蕲州，见南剑州吏送罪人者，索得州帖视之。二人皆逢贩私盐者，为荷盐笼得盐二斤，又六人皆尝见贩盐而不告者，并黥决传送，而五人已死于路。江州司理院自正月至二月，经过寄禁罪人，计三百二十四人。建州民二人，本田家客户，尝于主家塘内，以锥刺得鱼一斤半，并杖脊、黥面，送阙下。齐贤上言：“乞俟至京，择官虑问，如显有负屈者，本州岛官吏量加惩罚。自今只令发遣正身。”及虔州，送三囚，尝市得牛肉，并家属十二人悉诣阙，而杀牛贼不获，齐贤悯之，即遣其妻子还。自是江南送罪人者减大半。是皆相循习所致也，齐贤改为，其利民如此。齐贤以太平兴国二年方登科，六年为使者，八年还朝，由密学拜执政，可谓迅用也。
译李文正公两次罢相，宰相拜免的恩典轻重，负责起草诏书的词臣，得以从中操纵。李文正公李昉，太平兴国八年，以工部尚书的身份担任集贤院、史馆的宰相。端拱元年，被平民翟马周诉讼。太宗召学士贾黄中起草诏书，罢免李昉为右仆射，命令诏书严厉责备。贾黄中说：“仆射是百官之长，现在从工部尚书升任，乃是特殊的迁升，不符合贬斥责备的意义。如果以均衡劳逸为理由，这才得体。”皇上认为他说得对，诏书的大意说：“宰相的高位，不是贤能的人不授予。李昉向来声望高，长久施展宏大的谋略，谦和秉持君子之风，纯正美好拥有吉人的美德。停止担任三事之职，统领六卿，用来资助镇抚风俗的清规，以此表彰尊贤的美典。”赞美到了这种程度。淳化二年，李昉又回到原来的官署。四年再次被罢免，优待加封为左仆射，学士张洎说：“近来连绵大雨一百多天，李昉职责在于调和阴阳，不能决意引退。仆射的地位，右仆射低于左仆射，地位声望不相称，因此授予他，凭什么来示劝？”皇上在张洎奏章的末尾批示，只命令罢免他守本官。于是张洎起草诏书严厉指责，诏词说：“调和阴阳，辅佐天地，这是宰相的职责。如果或者犹豫不决在位，启发劝谏没有听闻，虽然居于朝廷的高位，没有显著治理的成效。应当颁布朝廷旨意，用来罢免宰相之职。李昉自从处于机要之位，曾经没有规划。占据化育之源而太久，辜负物望为何如此深！让他长居中台，尚且是优厚。可以依照前例任尚书右仆射，罢免知政事。”历考前后诏书，只说可任某官，那说罢免知政事的，是张洎首创增加的。国史《李昉传》说：李昉与张洎交好，等到李昉被罢免，张洎起草诏书竟然这样。绍兴二十九年，沈该被罢免，学士周麟之在结句后，添入可罢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大概是用这个典故。
科举的弊端不可革除，法令禁令越繁，奸伪越盛，只有科场最是这样，其中尤其严重的是铨试。代笔有禁令，禁令越急，代笔的人获得的贿赂谢礼越多。那些不幸败露的人百中无一二，即使抓住了，也未曾真正依法惩处。吏部长官和副手帘试的制度，不是不好，但流于形式如同儿戏，更加严重。议论奉公的臣子，早晚提出建议，然而这种风气如同决堤的水流、顺风倒伏的草，未曾稍微革除。有人认为这是由于只任用法度而不任用人的缘故，全然不思考所任用的人，怎么会一心向善，见到恶行就采取，对事情没有益处，而祸患诽谤先聚集在他身上了！开宝年间，太子宾客边光范掌管选官，太庙斋郎李宗讷赴吏部铨选，边光范见他年轻，以为他不能写文章，对他说：“如果能提笔写成六韵诗，即使不试书判，也可以入等。”李宗讷说：“不仅学诗，也曾留心词赋。”于是试诗赋两首，片刻就完成。边光范非常赞赏，第二天拟授秘书省正字。现在的世道，哪里还有这样的事呢！
太宗朝，吕文穆公吕蒙正的弟弟吕蒙亨考进士，礼部高等推荐名字。等到廷试，与李文正公李昉的儿子李宗谔，都因为父兄在中书省而被罢免，国史《许仲宣传》说，许仲宣的儿子许待问，雍熙二年考进士，与李宗谔、吕蒙亨、王扶一起参加廷试。李宗谔是宰相李昉的儿子，吕蒙亨是参知政事吕蒙正的弟弟，王扶是盐铁使王明的儿子。皇上说：“这些都是权势之家，与孤寒子弟竞争进取，即使凭技艺升迁，人们也会说我偏私。”都落第，正是这件事。许仲宣当时是度支使。仁宗朝，韩忠宪公韩亿为参知政事，儿子韩维以进士奏名礼部，不肯参加大廷试，接受荫庇入官。唐质肃公唐介参政，儿子唐义问锁厅试礼部，因举荐者召试秘阁，唐介避嫌罢免了他。旧制，对宰执子弟如此严格，与秦益公秦桧掌权，而儿子秦熺、孙子秦埙都在省殿试中屡次名列多士之首的情况不同了！
国初救弊，本朝削并僭伪政权，救民于水火之中，然而也有因循旧弊，来不及更张的，所以必须依赖贤士大夫大声疾呼。江左初平，太宗选张齐贤为江南西路转运使，告诉他民间不便的事，命令他一条一条上奏。先前各州罪人多被囚送京城，沿途非理而死的人，常常占十分之五六。张齐贤到蕲州，看见南剑州官吏送罪人，索要州帖查看。两人都因贩卖私盐，被查获盐二斤，又有六人都曾看见贩卖私盐而不告发，一并刺字决杖传送，而五人已经死在路上。江州司理院从正月至二月，经过寄禁罪人，共计三百二十四人。建州百姓两人，本是田家客户，曾在主家池塘内，用锥刺得鱼一斤半，一并杖脊、刺面，送京城。张齐贤上言：“请求等到到京，选择官员审问，如果明显有冤屈的，本州官吏量加惩罚。从今以后只命令发遣正身。”等到虔州，送三个囚犯，曾买得牛肉，连同家属十二人全部到京城，而杀牛贼没有抓获，张齐贤怜悯他们，立即遣送其妻子儿女回去。从此江南送罪人的人减少大半。这都是相沿成习所致，张齐贤加以改变，他利民如此。张齐贤在太平兴国二年才登科，六年为使者，八年还朝，由密学拜执政，可谓迅速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