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斋三笔卷第四（十五则）
有等差，宜明于品级。自今知制诰、观察使以上知州府处所申转运司状，并止签案检，令通判以下具衔供申。”张咏以礼部尚书知升州，上言：“臣官忝六曹，祠部乃本行司局，而例申公状，似未合宜。望自今尚书丞郎知州者，除申省外，其本行曹局，止签案检。”从之。绍兴中，范同以前执政知太平州，官系中大夫不带职，申诸司状系衔。提刑张绚封还之，范竟不改。次年转太中，再任，始去之。刘焞为江西运判，移牒属郡知、通云：“请联衔具报。”迈时以太中守赣，以于式不可，乃作公札，同通判签书。刘邦翰曾任权侍郎，以朝议大夫、集英修撰知饶州。赵烨以承议郎提点刑狱，欲居其上，刘不校，赵又畏人议己，于是遇朝拜国忌日，先后行香。王十朋自侍御史徙权吏部侍郎，不拜，除集撰，知饶州，自处如庶官。林大中亦自侍御史改吏侍，不曾供职，除直宝文阁，知赣州，全衔犹带权知兼劝农事借紫，而尽用从官礼数。黄涣为通判，入都厅，为之不平。郑汝谐除权侍郎，为东省所缴，不得供职，而以秘撰知池州，公状至提刑司，不系衔，为邓驲碟问。唐瑑以司农少卿，王佐以中书检正，皆暂兼权户侍，及出知湖、饶二州，悉用朱衣双引。此数君皆失于讨问典章，非故为尊大也。陈居仁以大中、集撰知鄂州，只用一朱衣，盖在法，学士乃双引，人以为得体。迈顷守赣、建，官职与居仁等，而误用两朱，殊以自悔。又如监司见前执政，虽本路，并客位下马。伯氏以故相带观文学士帅越，提举宋藻穿戟门河殿，云渐东监司如何不得穿绍兴府门，将至厅事，始若勉就客位者。主人亟令掖以还。
译官职有等级差别，应当明确品级。从今以后，知制诰、观察使以上官员在知州府任上，向转运司申报公文，只需签署案卷，由通判以下官员具名申报。”张咏以礼部尚书身份知升州，上奏说：“臣官居六部尚书，祠部是本司所属机构，却按惯例申报公状，似乎不太合适。希望从今以后，尚书丞郎知州的，除了向省府申报外，其本行曹局，只需签署案卷。”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绍兴年间，范同以前执政的身份知太平州，官阶是中大夫不带职，申报各衙门的公文都系衔署名。提刑张绚将公文封还，范同最终没有改正。次年升任太中大夫，再次任职，才去掉署名。刘焞任江西转运判官，发公文给所属郡县的知州、通判说：“请联名具报。”迈当时以太中大夫守赣州，认为按制度不可以，于是作公札，与通判一起签书。刘邦翰曾任权侍郎，以朝议大夫、集英殿修撰的身份知饶州。赵烨以承议郎提点刑狱，想排在刘邦翰上面，刘邦翰不计较，赵烨又害怕别人议论自己，于是遇到朝拜国忌日，先后行香。王十朋从侍御史调任权吏部侍郎，没有拜官，改任集英殿修撰，知饶州，自处如同普通官员。林大中也从侍御史改任吏部侍郎，不曾供职，改任直宝文阁，知赣州，公状上还带着权知兼劝农事借紫的官衔，却完全使用从官的礼数。黄涣任通判，进入都厅，为此感到不平。郑汝谐被任命为权侍郎，被东省弹劾，不得供职，而以秘阁修撰知池州，公状送到提刑司，不系衔，被邓驲质问。唐瑑以司农少卿，王佐以中书检正，都暂时兼任权户部侍郎，等到出知湖、饶二州，都使用朱衣双引。这几位都失于查考典章制度，并非故意自大。陈居仁以大中大夫、集英殿修撰知鄂州，只用一朱衣，因为按制度，学士才用双引，人们认为得体。迈以前守赣、建二州，官职与陈居仁相当，却误用两朱衣，非常后悔。又如监司见前执政，即使是本路，也在客位下马。伯氏以故相带观文殿学士的身份帅越州，提举宋藻穿戟门河殿，说渐东监司怎么不能穿绍兴府门，快到厅事，才勉强到客位。主人急忙让人搀扶他回去。
九朝国史本朝国史凡三书，太祖、太宗、真宗曰《三朝》，仁宗、英宗曰《两朝》，神宗、哲宗、徽宗、钦宗曰《四朝》。虽各自纪事，至于诸志若天文、地理、五行之类，不免烦复。元丰中，《三朝》已就，《两朝》且成，神宗专以付曾巩使合之。巩奏言：“五朝旧史，皆累世公卿、道德文学、朝廷宗工所共准裁，既已勒成大典，岂宜辄议损益。”诏不许，始谋纂定，会以忧去，不克成。其后神、哲，各自为一史，绍兴初，以其是非褒贬皆失实，废不用。淳熙乙巳，迈承乏修史，丙午之冬，成书进御，遂请合九朝为一，寿皇即以见属。尝奏云：“臣所为区区有请者，盖以二百年间典章文物之盛，分见三书，仓卒讨究，不相贯属。及累代臣僚，名声相继，当如前史以子系父之体，类聚归一。若夫制作之事，则已经先正名臣之手，是非褒贬，皆有据依，不容妄加笔削。乞以此奏下之史院，俾后来史官，知所以编缴之意，无或辄将成书擅行删改。”上曰：“如有未稳处，改削无害。”迈既奉诏开院，亦修成三十余卷矣，而有永思攒宫才役，才归即去国，尤袤以《高宗皇帝实录》为辞，请权罢史院，于是遂已。祥符中，王旦亦曾修撰两朝史，今不传。银牌使者金国每遣使出外，贵者佩金牌，次佩银牌，俗呼为金牌、银牌郎君。北人以为契丹时如此，牌上若篆字六七，或云阿骨打花押也。殊不知此本中国之制，五代以来，庶事草创，凡乘置奉使于外，但给枢密院牒。国朝太平兴国三年，因李飞雄矫乘厩马，诈称使者，欲作乱，既捕诛之，乃诏自今乘驿者，皆给银牌，国史云始复旧制，然则非起于虏也。端拱二年复诏：“先是驰驿使臣给篆书银牌，自今宜罢之，复给枢密院牒。”
省钱百陌用钱为币，本皆足陌。梁武帝时，以铁钱之故，商贾浸以奸诈自破，岭以东，八十为百，名曰“东钱”；江、郢以上，七十为百，名曰“西钱”；京师以九十为百，名曰“长钱”。大同元年，诏通用足陌，诏下而人不从，钱陌益少，至于末年，遂以三十五为百。唐之盛际，纯用足钱。天佑中，以兵乱窘乏，始令以八十五为百。后唐天成，又减其五。汉干佑中，王章为二司使，复减三。皇朝因汉制，其输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然诸州私用，犹有随俗至于四十八钱。太平兴国二年，始诏民间绢钱，定以七十七为百。自是以来，天下承用，公私出纳皆然，故名“省钱”。但数十年来，有所谓“头子钱”，每贯五十六，除中都及军兵俸料外，自余州县官民所当得，其出者每百才得七十一钱四分，其入者每百为八十二钱四分，元无所谓七十七矣。民间所用，多寡又益不均云。
旧官衔冗赘国朝官制，沿晚唐、五代余习，故阶衔失之冗赘，予固已数书之。比得皇佑中李端愿所书“雪窦山”三大字，其左云：“镇潼军节度观察留后、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刑部尚书、使持节华州诸军事、华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凡四十一字。自元丰以后，更使名，罢文散阶、检校官、持节、宪衔、勋官、只云“镇潼军承宣使”六字，比旧省去三十五，可谓简要。会稽禹庙有唐天复年越王钱镠所立碑，其全衔九十五字，尤为冗也。
吏胥侮洗文书郡县肯史，揩易簿案，乡司尤甚。民已输租税，朱批于户下矣，有所求不遂，复洗去之，邑官不能察，而又督理。比其持赤钞为证，则追逮横费，为害已深。此特小小者耳，台省亦然，予除翰林日，所被告命后拟云“可特授依前正奉大夫充翰林学士”，盖初书黄时全文，故宫告院据以为式，其制当尔。而告身全衔亦云“告正奉大夫充翰林学士”，予以语吏部萧照邻尚书曰：“如此则学士系衔在官下，于故事有戾，今欲书谢表，当如何？”萧悚然。旋遣部主事与告院书吏至，乞借元告以去，明日持来，则已改正，移职居官上，但减一“充”字，于行内微觉疏，其外印文，浓淡了无异，其妙至此。
宣告错误士大夫告命，间有错
译九朝国史和本朝国史共有三部，太祖、太宗、真宗称为《三朝》，仁宗、英宗称为《两朝》，神宗、哲宗、徽宗、钦宗称为《四朝》。虽然各自记载史事，但至于天文、地理、五行等诸志，不免繁琐重复。元丰年间，《三朝》已经修成，《两朝》也即将完成，神宗专门交给曾巩让他合并。曾巩上奏说：“五朝旧史，都是历代公卿、道德文学之士以及朝廷重臣共同裁定，既然已经编成大典，哪里适宜轻易议论增减。”皇帝下诏不准，曾巩才开始谋划纂修，恰逢遭遇丧事离职，未能完成。此后神宗、哲宗各自修为一部史书，绍兴初年，因为其中的是非褒贬都不符合事实，废弃不用。淳熙乙巳年，我承乏修史，丙午年冬天，成书进呈皇帝，于是请求将九朝合并为一部，寿皇就把这件事交给我。我曾上奏说：“臣之所以恳切请求，是因为两百年间典章制度的繁盛，分散在三本书中，仓促间查考，不能相互连贯。至于历代臣僚，名声相继，应当像前史那样以子系父的体例，归类汇总为一。至于制度创设之事，已经经过先代名臣之手，是非褒贬，都有依据，不容随意删改。请求将此奏章下发史院，让后来的史官知道编修的宗旨，不要擅自删改成书。”皇上说：“如果有不妥当的地方，修改删削也没有害处。”我奉诏开设史院，也修成了三十多卷，但因为有永思攒宫的工程劳役，刚回来就离开京城，尤袤以《高宗皇帝实录》为借口，请求暂时撤销史院，于是此事就停止了。祥符年间，王旦也曾修撰两朝史，现在已不流传。银牌使者：金国每次派遣使者出使外地，地位高的佩带金牌，次等的佩带银牌，俗称为金牌、银牌郎君。北方人认为契丹时就是这样，牌上如果有六七字篆书，有人说那是阿骨打的花押。却不知道这原本是中国制度，五代以来，各种事务草创，凡是乘驿奉命出使的，只给枢密院文书。本朝太平兴国三年，因为李飞雄假冒乘驿马，诈称使者，想要作乱，被捕杀后，于是下诏从今以后乘驿的人，都发给银牌，国史说这是恢复旧制，那么并非起源于虏狄。端拱二年又下诏：“先前乘驿使臣发给篆书银牌，从今以后应该废除，恢复发给枢密院文书。”
省钱：百陌用钱作为货币，本来都是足陌。梁武帝时，因为铁钱的缘故，商贾逐渐欺诈自取败亡，岭以东，八十文为一百，名叫“东钱”；江、郢以上，七十文为一百，名叫“西钱”；京师以九十文为一百，名叫“长钱”。大同元年，下诏通用足陌，诏书下达而人们不遵从，钱陌越来越少，到了末年，竟然以三十五文为一百。唐朝兴盛时期，纯用足钱。天佑年间，因为兵乱窘迫匮乏，才命令以八十五文为一百。后唐天成年间，又减少五文。后汉干佑年间，王章担任二司使，又减少三文。本朝沿袭后汉制度，缴纳官府的，也用八十或八十五文。然而各州私下使用，还有随俗低至四十八文的。太平兴国二年，才下诏民间绢钱，定为七十七文为一百。从此以来，天下承袭使用，公私出纳都是这样，所以名叫“省钱”。但几十年来，有所谓“头子钱”，每贯五十六文，除了中都及军兵俸禄外，其余州县官民应当得到的，支出的每百文才得到七十一文四分，收入的每百文为八十二文四分，原来所谓的七十七文已经没有了。民间所用，多寡又更加不均。
旧官衔冗赘：本朝官制，沿袭晚唐、五代余习，所以阶衔失之冗赘，我本来已经多次书写过。近来得到皇佑年间李端愿所书“雪窦山”三大字，其左边写着：“镇潼军节度观察留后、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刑部尚书、使持节华州诸军事、华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共四十一字。自元丰以后，更改使名，罢除文散阶、检校官、持节、宪衔、勋官，只说“镇潼军承宣使”六字，比旧制省去三十五字，可谓简要。会稽禹庙有唐天复年间越王钱镠所立碑，其全衔九十五字，尤为冗长。
吏胥侮洗文书：郡县胥吏，涂改簿册案卷，乡司尤其严重。百姓已经缴纳租税，在户下朱批了，有所求不得，又洗去朱批，县官不能察觉，而又督促办理。等到百姓拿着红色钞券作为证据，则追逮横征暴敛，为害已深。这只是小小的罢了，台省也是这样，我担任翰林学士时，所被告命后拟写云“可特授依前正奉大夫充翰林学士”，大概最初书写黄麻时全文如此，所以宫告院据以为格式，其制度应当如此。而告身全衔也说“告正奉大夫充翰林学士”，我对吏部萧照邻尚书说：“这样则学士衔名在官职之下，与旧例有违背，现在想要书写谢表，应当如何？”萧照邻惊恐。随即派遣部主事与告院书吏到来，请求借原告命拿去，第二天拿来，已经改正，将职名移到官职之上，只减一个“充”字，在行内略微觉得疏漏，其外印文，浓淡毫无差异，其巧妙到了这种程度。
宣告错误：士大夫的告命，间或有错误
独右列为可怜，而军伍中出身者尤甚。予检详密院诸房日，有泾原副都军头乞换授，而所持宣内添注“副”字，为房吏所沮，都头者不能自明。两枢密以事见付，予视所添字与正文一体，以自两枢曰：“使诉者为奸，当妄增品级，不应肯以都头而自降为副，其为写宣房之失，无可疑也。”枢以为然，乃为改正。武翼郎李青当磨勘，尚左验其文书，其始为“大李青”，吏以为罔冒，青无词以答。周茂振权尚书，阅其告命十余通，其一告前云“大李青”，而告身误去“大”字，故后者相承，只云“李青”，即日放行迁秩，且给公据付之。两人者几困于吏手，幸而获直。用是以知枉郁不伸者多矣！
军中抵名为官绍兴以来，兵革务烦，军中将校除官者，大帅尽藏其告命，只语以所居官，其有事故亡没者，亦不关申省部除籍，或径以付他人，至或从白身便为郎、大夫者。杨和王为殿帅，罢一统领使归部，而申枢密院云：“此人元姓名曰许超，只是校尉，偶有修武郎李立告，使之鼎名，因得冒转，续以战功积累，今为武显大夫，既已离军，自合依本姓名及元职位。”超诣院诉，而不能为之词。予检详兵房，为言曰：“一时冒与，自是主将之命。修武以前，固非此人当得。若武翼之后，皆用军功，使其战死于阵，则性命须要超承当。今但当克除不应得九官，而理还其余资，庶合人情，于理为顺。”两枢密甚然予说，即奏行之。
祸福有命秦氏颛国得志，益厉刑辟，以箝制士大夫，一言语之过差，一文词之可议，必起大狱，窜之岭海，于是恶子之无俚者，恃告汗以进。赵超然以“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责汀州，吴仲宝以《夏二子传》流容州，张渊道以《张和公生日诗》几责柳而幸脱，皆是也。予教授福州日，因访何大圭，忽问：“君识天星乎？”答曰：“未之学。”曰：“岂不能认南方中夏所见列宿乎？”曰：“此却粗识一二。”大圭曰：“君今夕试仰观荧惑何在？”是时正见于南斗之西。后月余再相见，时连旬多阴，所谓火曜，已至斗魁之东矣，大圭曰：“使此星入南斗，自有故事。”予闻其语，固已竦然，明日来相访，曰：“吾曹元不洞晓天文，昨晚叶子廉见顾，言及于此，蹙頞云：‘是名魏星，无人能识，非荧惑也。’”予曰：“十二国星，只在牛、女之下，经星不动，安得转移？”圭曰：“干象欲示变，何所不可？子廉云，‘后汉建安二十五年亦曾出。’”盖秦正封魏国公，圭意比之曹操。予大骇，不复敢酬应。他日，与谢景思、叶晦叔言之，且曰：“使迈为小人告讦之举，有所不能，万一此段彰露，为之奈何？”谢、叶曰：“可以言命矣！与是人相识，便是不幸，不如静以待之。”时岁在己巳，又六年，秦亡，予知免祸，乃始不恐。真宗北征真宗亲征契丹，幸澶渊，以成却敌之功，是时景德元年甲辰，决此计者，寇莱公也。然前五岁，当咸平二年已亥，契凡寇北边，上自将御之，至澶州、大名府，闻范廷召破虏于莫州北，乃还京。时张文定公、李文靖公为相，不知何人赞此决，而后来不传。用是以知真宗非宴安鸩毒而有所畏者，故寇公易以进言。
宰相不次补景德元年七月，宰相李伉薨，时无他相，中书有参知政事王旦、王钦若，不次补。寇准为三司使，真宗欲相之，患其素刚，难独任，乃先以翰林侍读学士毕士安为参政，才一月，并命士安、准为相，而士安居上。旦、钦若各迁官而已。准在太宗朝已两为执政，今士安乃由侍从超用，惟辟作福，图任大臣，盖不应循循历阶而升也。
外制之难中书舍人所承受词头，自唐至本朝，皆只就省中起草付吏，逮于告命之成，皆未尝越日，故其职为难。其以敏捷称者，如韦承庆下笔辄成，未尝起草，陆初无思虑，挥翰如飞，颜荛草制数十，无妨谈笑，郑畋动无滞思，同僚阁笔，刘敞临出局，倚马一挥九制，皆见书于史策。其迟钝窘扰者，如陆余庆至晚不能裁一言，和■闭户精思，遍
译只有右列（武职）出身的人令人可怜，其中从军队行列中提拔的人尤其严重。我在枢密院各房任职时，有一位泾原副都军头请求换授官职，但他所持的宣敕中添注了“副”字，被房吏阻挠，这位都军头无法为自己辩白。两位枢密使将此事交给我处理，我查看所添的字与正文笔迹一致，便对两位枢密使说：“如果申诉的人是奸诈，应当妄自增加品级，不应该肯以都军头的身份自降为副都军头，这肯定是写宣敕房吏的失误，毫无疑问。”枢密使认为正确，于是为他改正。武翼郎李青应当进行磨勘（考核升迁），尚左司查验他的文书，他起初的名字是“大李青”，吏员认为他是欺瞒冒领，李青无言以对。周茂振暂代尚书，查阅他的告命十余份，其中一份告命前面写着“大李青”，而告身误去掉了“大”字，所以后来的文书沿袭错误，只写“李青”，当天就放行让他升迁，并且发给公据给他。这两个人几乎被吏员所困，幸好得以昭雪。因此知道冤屈郁结不能伸张的人很多啊！
军中抵名为官：绍兴以来，战事频繁，军中将领被授官的，大帅都藏起他们的告命，只告诉他们所居的官职，如果有事故死亡的人，也不向省部申报除名，或者直接交给别人，甚至有人从白身（无官职）直接成为郎官、大夫。杨和王担任殿帅，罢免了一位统领让他归队，却向枢密院申报说：“此人原本姓名叫许超，只是校尉，偶然有修武郎李立的告命，让他冒名顶替，因此得以冒进升迁，后来凭借战功积累，现在成为武显大夫，既然已经离军，自然应该依照本来的姓名及原本的职位。”许超到枢密院申诉，却无法为自己辩白。我在枢密院兵房任职，为他辩解说：“一时冒名顶替，自然是主将的命令。修武郎以前，本来不是此人应当得到的。如果武翼郎之后，都是凭借军功，假设他战死在阵前，那么性命必须由许超承担。现在只应当扣除他不应当得到的九个官阶，而归还其余的资历，这才合乎人情，在道理上顺畅。”两位枢密使非常赞同我的说法，立即上奏施行。
祸福有命：秦桧专权得志，更加严厉刑罚，用来钳制士大夫，一旦言语有过失，文词有可议之处，必定兴起大狱，将他们流放到岭南海外，于是那些无赖的恶少，凭借告密进身。赵超然因为“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话被责罚到汀州，吴仲宝因为《夏二子传》被流放到容州，张渊道因为《张和公生日诗》几乎被责罚到柳州而侥幸逃脱，都是这样。我在福州任教授时，因为拜访何大圭，忽然问：“你认识天星吗？”回答说：“没有学过。”说：“难道不能辨认南方中夏所见到的列宿吗？”说：“这个却粗略认识一二。”大圭说：“你今晚试着仰望观察荧惑星在哪里？”这时正出现在南斗的西方。一个多月后再次相见，当时连续十多天阴天，所谓的火曜星，已经到达斗魁的东方了，大圭说：“如果这颗星进入南斗，自有前例。”我听到他的话，本来已经惊恐，第二天来拜访我说：“我们本来不精通天文，昨晚叶子廉来看我，谈到这个，皱着眉头说：‘这是魏星，没有人能识别，不是荧惑星。’”我说：“十二国星，只在牛宿、女宿之下，经星不动，怎么能转移？”大圭说：“天象想要显示变故，有什么不可以？叶子廉说，‘后汉建安二十五年也曾出现。’”大概秦桧刚被封为魏国公，大圭的意思是将他比作曹操。我非常害怕，不再敢回应。有一天，我和谢景思、叶晦叔谈论这件事，并且说：“如果何大圭做出小人告发揭发的举动，有所不能，万一这段事情暴露，怎么办？”谢、叶说：“可以说这是命运了！与这样的人相识，就是不幸，不如安静地等待。”当时是己巳年，又过了六年，秦桧死了，我知道免于祸患，才不再害怕。
真宗北征：真宗亲征契丹，驾临澶渊，成就了退敌的功绩，这时是景德元年甲辰，决定这个计策的是寇莱公。然而五年前，在咸平二年己亥，契丹侵犯北边，皇上亲自率领军队抵御，到达澶州、大名府，听说范廷召在莫州北打败了敌人，于是回京。当时张文定公、李文靖公担任宰相，不知道是谁赞成了这个决定，而后来没有流传。因此知道真宗不是贪图安逸而有所畏惧的人，所以寇公容易进言。
宰相不次补：景德元年七月，宰相李沆去世，当时没有其他宰相，中书有参知政事王旦、王钦若，不按次序补任。寇准担任三司使，真宗想让他当宰相，担心他向来刚直，难以独任，于是先任命翰林侍读学士毕士安为参知政事，才一个月，同时任命毕士安、寇准为宰相，而毕士安位居上位。王旦、王钦若各自升迁官职而已。寇准在太宗朝已经两次担任执政，现在毕士安却由侍从超擢任用，只有开辟福泽，图谋任用大臣，大概不应该按部就班逐级升迁。
外制之难：中书舍人所接受的词头，从唐朝到本朝，都只在省中起草交给吏员，等到告命写成，都没有超过一天，所以这个职务很难。以敏捷著称的人，如韦承庆下笔就成，不曾起草，陆初没有思虑，挥笔如飞，颜荛起草几十篇制诰，不妨碍谈笑，郑畋动笔没有滞碍，同僚搁笔，刘敞临出局，倚马一挥写成九篇制诰，都记载在史书中。迟钝窘迫的人，如陆余庆直到晚上不能裁定一句话，和■闭门深思，遍
讨群籍，与夫“斫（zhu$）窗舍人”、“紫微失却张君房”之类，盖以必欲速成故也。周广顺初，中书舍人刘涛责授少府少监，分司西京，坐遣男顼代草制词也。项时为监察御史，亦责复州司户。自南渡以来，典故散失，每除书之下，先以省札授之，而续给告，以是迁延稽滞。段拂居官时，才还家即掩关谢客，畏其趣词命也。先公使虏归，除徽猷阁直学士，时刘才邵当制，日于漏舍嘱之，至先公出知饶州，几将一月，犹未受告。其它倩诿朋旧，俾之假手者多矣。故膺此选者，不觉其难，殊与昔异。
译查考各类典籍，以及像“斫窗舍人”、“紫微失却张君房”这类说法，大概都是因为必定想要快速成文才有的。后周广顺初年，中书舍人刘涛被贬为少府少监，分司西京，是因为他派儿子刘顼代笔起草诏书。刘顼当时任监察御史，也被贬为复州司户参军。自从宋室南渡以来，典章制度散失，每当任命文书下达时，先以省札授予官员，随后才补发正式告身，因此造成拖延滞后。段拂在任时，刚回到家就闭门谢客，是害怕别人催促他起草诏命。先父出使金国归来，被任命为徽猷阁直学士，当时刘才邵负责起草诏书，每天在漏舍中叮嘱他，直到先父出任饶州知州，将近一个月，还没有接受告身。其他委托亲友，让他们代笔的情况也很多。所以，担任这个职位的人，不觉得困难，这与过去大不相同。
文臣换武使祖宗之世，文臣换授武使，皆不越级。钱若水自枢密副使罢守工部侍郎，后除帅并州，乃换邓州观察使。王嗣宗以中丞、侍郎，李士衡以三司使，李维以尚书，王素以端明左丞，亦皆观察。庆历初，以陕西四帅方御夏、羌，欲优其俸赐，故韩琦、范仲淹、王沿、庞籍皆以枢密、龙图直学士换为廉车。自南渡以来，始大不然。张澄以端明学士，杨倓以敷文学士，便为节度。近者赵师夔、吴琚以待制而换承宣使，不数月间遇恩，即建节■。师揆、师垂以秘阁修撰换观察使，皆度越彝宪，诚异恩也。
容斋三笔卷第五（十七则）
舜事瞽叟《孟子》之书，上配《论语》，唯记舜事多误，故自国朝以来，司马公、李泰伯及吕南公皆有疑非之说。其最大者，证万章涂廪、浚井、象入舜宫之问以为然也。《孟子》既自云尧使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仓廪备，以事舜于畎亩之中。则井、廪贱役，岂不能使一夫任其事？尧为天子，象一民耳，处心积虑杀兄而据其妻，是为公朝无复有纪纲法制矣！六艺折中于夫子，四岳之荐舜，固曰：“替子。父顽，母嚚（y0n），象做，克谐以孝，烝烝乂（yi），不格奸。”然则尧试舜之时，顽傲者既已格乂矣。舜履位之后，命禹征有苗，益曰：“帝初于历山，往于田，日号泣于晏天，于父母，负罪引慝（te），祗（zhl）载见瞽艘，夔夔斋栗，瞽亦允若。”既言允若，岂得复有杀之之意乎？司马公亦引九男、百官之语，烝烝之对，而不及益赞禹之辞，故详叙之以示子侄辈。若司马迁《史记》、刘向《列女传》所载，盖相承而不察耳。至于桃应有瞽叟杀人之问，虽曰设疑似而请，然亦可谓无稽之言。孟子拒而不答可也，顾再三为之辞，宜其起后学之惑。
孔子正名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子之迂也！奚其正？”夫子责数之以为“野”。盖是时夫子在卫，当辄为君之际，留连最久，以其拒父而窃位，故欲正之，此意明白。然子欲适晋，闻其杀鸣犊，临河而还，谓其无罪而杀士也。里名胜母，曾子不入，邑称朝歌，墨子回车，邑里之名不善，两贤去之，安有命世圣人，而肯居无父之国，事不孝之君哉？是可知已！夫子所过者化，不令而行，不言而信，卫辄待以为政，当非下愚而不移者。苟其用我，必将导之以天理，而趣反其真，所谓命驾虚左而迎其父不难也。则其有补于名义，岂不大哉！为是故不忍亟去以须之。既不吾用，于是慨然反鲁。则辄之冥顽悻乱，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矣！子路曾不能详味圣言，执迷不悟，竟于身死其难。惜哉！
潜火字误今人所用潜火字，如潜火军兵，潜火器具，其义为防。然以书传考之，乃当为熸（jian）。《左传》襄二十六年，楚师大败，王夷师熸。昭二十二年，子瑕卒，楚师熸。杜预皆注曰：“吴、楚之间谓火灭为熸。”《释文》音子潜反，火灭也，《礼部韵》将廉反，皆读如歼音。则知当曰熸火。
永兴天书《大中祥符》天书之事，起于佞臣，固无足言。而寇莱公在永兴军，信朱能之诈，亦为此举，以得召入，再登相位，驯致雷州之祸，凤德之衰，实为可惜！而《天禧实录》所载云：“周怀政与妖人朱能辈伪造灵命，冀图恩宠，且日进药饵。宰相王钦若屡言其妄，复密陈规谏。怀政惧得罪，因共诬谮，言：‘捕获道士谯文易，蓄禁书，有神术，钦若素识之。’故罢相也。”朱能之事，钦若欲以沮寇公之入则有之，谓其陈规谏，当大不然。倘非出于寇，则钦若已攘臂其间矣。《实录》盖钦若提举日所进，是以溢美，岂能弭后人公议哉！
王衷（n6u）嵇绍舜之罪也殛鲧（jigun），其举也兴禹。鲧之罪足以死，舜徇天下之公议以诛之，故禹不敢怨，而终治水之功，以盖父之恶。魏王衷、嵇绍，其父死于非命。衷之父仪，犹以为司马昭安东司马之故，因语言受害，哀为之终身不
译文臣改任武职，在祖宗时代，文臣改授武职，都不越级。钱若水从枢密副使罢免后任工部侍郎，后来出任并州主帅，才改任邓州观察使。王嗣宗以御史中丞、侍郎的身份，李士衡以三司使的身份，李维以尚书的身份，王素以端明殿左丞的身份，也都改任观察使。庆历初年，因为陕西四位主帅正在抵御西夏和羌人，想要优厚他们的俸禄赏赐，所以韩琦、范仲淹、王沿、庞籍都以枢密使、龙图阁直学士的身份改任廉车（节度使）。自从南渡以来，情况开始大不相同。张澄以端明殿学士的身份，杨倓以敷文阁学士的身份，就担任了节度使。近来赵师夔、吴琚以待制的身份改任承宣使，不到几个月遇到恩典，就建立了节度使的职位。师揆、师垂以秘阁修撰的身份改任观察使，都超越了常规法度，确实是异乎寻常的恩典。
容斋三笔卷第五（十七则）
舜侍奉瞽叟，《孟子》这本书，向上配合作为《论语》的补充，只是记载舜的事情多有错误，所以自本朝以来，司马光、李泰伯以及吕南公都有怀疑它不真实的说法。其中最大的证据，是万章篇中关于涂廪、浚井、象进入舜宫的问题，认为那些说法是正确的。《孟子》既然自己说尧让九个儿子侍奉他，两个女儿嫁给他，百官、牛羊、仓廪都齐备，在田野中侍奉舜。那么井、廪这些低贱的劳役，难道不能派一个仆人来承担吗？尧是天子，象只是一个平民，处心积虑地杀害兄长并占据他的妻子，这是朝廷不再有纪纲法制了！六艺以孔子为折中，四岳推荐舜，本来就说：“您的儿子。父亲愚顽，母亲奸诈，弟弟傲慢，能够以孝道和谐相处，勤勉治理，不陷入邪恶。”既然尧考验舜的时候，愚顽傲慢的人已经被感化治理了。舜即位之后，命令禹征讨有苗，益说：“帝起初在历山，前往田间，每天向苍天号泣，对父母，背负罪责引咎自责，恭敬地拜见瞽叟，恐惧战栗，瞽叟也顺从了。”既然说顺从了，怎么还会有杀害他的意思呢？司马光也引用了九个儿子、百官的话，以及“烝烝”的回答，而没有提到益赞美禹的话，所以详细叙述这些来给子侄辈看。至于司马迁《史记》、刘向《列女传》所记载的，大概是沿袭前人而没有考察罢了。至于桃应关于瞽叟杀人的提问，虽然说是设置疑似情况来请教，但也可以说是没有根据的话。孟子拒绝回答是可以的，却再三为他辩解，难怪会引起后学的疑惑。
孔子正名，子路说：“卫国国君等待您来执政，您打算先做什么？”孔子说：“一定是纠正名分吧！”子路说：“您太迂腐了！为什么要纠正名分？”孔子责备他，认为他“粗野”。大概这时孔子在卫国，正值辄做国君的时候，停留时间最长，因为他抗拒父亲而窃取君位，所以想要纠正他，这个意思很明白。然而孔子想要去晋国，听说晋国杀了鸣犊，在河边返回，说是无罪而杀害士人。里名胜母，曾子不进去；邑名朝歌，墨子回车，邑里的名字不好，两位贤人都离开了，哪有命世圣人，却肯居住在无父的国家，侍奉不孝的国君呢？这就可知了！孔子所经过的地方都能教化，不命令而行事，不说话而取信，卫辄等待他来执政，应当不是下愚而不改变的人。如果他用我，一定会用天理引导他，而促使他回归本真，所谓驾车空出左边座位迎接他的父亲并不难。那么他对名分的补救，难道不是很大吗！因为这个原因不忍心立刻离开而等待他。既然不任用我，于是感慨地返回鲁国。那么辄的冥顽悻乱，在天地之间无处可逃了！子路曾经不能详细体味圣人的言语，执迷不悟，最终死于难中。可惜啊！
潜火字误，现在人使用的“潜火”这个词，如潜火军兵，潜火器具，它的意思是防备。然而用书籍传文考察，应当是“熸”。《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楚军大败，王夷军火灭。昭公二十二年，子瑕死，楚军火灭。杜预都注释说：“吴、楚之间称火灭为熸。”《释文》音子潜反，火灭的意思，《礼部韵》将廉反，都读如歼音。那么知道应当说熸火。
永兴天书，《大中祥符》天书的事情，起于佞臣，本来不值得说。而寇莱公在永兴军，相信朱能的欺诈，也做这件事，得以被召入朝，再次登上相位，最终导致雷州的灾祸，凤德衰败，实在可惜！而《天禧实录》记载说：“周怀政与妖人朱能等人伪造灵命，希望得到恩宠，并且每天进献药饵。宰相王钦若屡次说他们荒谬，又秘密陈述规劝。怀政害怕获罪，于是共同诬陷，说：‘捕获道士谯文易，收藏禁书，有神术，钦若一向认识他。’所以罢免宰相。”朱能的事情，钦若想阻止寇公入朝是有的，说他陈述规劝，应当大不相同。如果不是出于寇公，那么钦若已经插手其中了。《实录》大概是钦若提举时进献的，所以溢美，怎么能平息后人的公议呢！
王衷嵇绍，舜的罪过是殛鲧，他的举荐是兴起禹。鲧的罪过足以死，舜顺从天下人的公议而诛杀他，所以禹不敢怨恨，而最终完成治水的功业，以掩盖父亲的恶行。魏王衷、嵇绍，他们的父亲死于非命。衷的父亲王仪，还因为司马昭安东司马的缘故，因言语受害，衷为他终身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