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纂朱子全书卷二十六

译如果不曾盛大，那么就没有地方能从中获得利益。这是本爻辞原本的意思。到了孔子，又自行添加了阐释，比如说道：“以恭敬端正内心，以道义规范外在。”本来只是占卜，圣人作辞来晓谕世人，便在其中蕴含了许多道理。如今学习《易经》，并非一定要等到遇事占卜时才有警戒，只是平时闲居时玩味它所阐述的道理，思考自己在所处地位上应当如何行事。所以说：“闲居时观察卦象并玩味卦辞，行动时观察变化并玩味占卜。”孔子所说的学习《易经》，正是平时常常学习，可见圣人所谓的“读”，不同于常人所谓的“读”，可见圣人心中对《易经》的道理透彻明了，没有丝毫遮蔽之处，所以说可以没有大的过错。又说，圣人附加了许多卦辞，包尽了天下万物的道理，只因为万事都不脱离阴阳，所以依据阴阳来推演万事的道理。如今若要占卜考察，即使是小事，都有如占得“不利有所往”就是不可外出；占得“利涉大川”，就是可以乘船渡河，这类情况不一而足。贺孙问：“乾卦的文言，圣人为什么分四段重叠地阐述在这里？可见圣人研习《易经》，不断体悟出许多意蕴，又担心人们不能理解，所以反复陈述以示教导。”回答说：“大意是，只是担心人们不能理解，所以重叠地阐述在里面。”大体上都是这样，比如说道“阳气在下”，又说“在下”。贺孙问：“圣人之所以依据阴阳阐述许多道理，而所阐述的道理都不脱离阴阳，大概是因为作为阴阳的根本，原本就基于真实存在的理。”回答说：“阴阳是气，只要有这个理，就有这个气；只要有这个气，就有这个理。天下万物万种变化，哪一样不出自这个理？哪一样不出自阴阳？”贺孙问：“这就是程先生所说的‘天下没有超出本性之外的物’的原因。”回答说：“比如说道‘天地间只是一个感应’，又如说道‘诚是事物的始终，不诚就没有事物’。”

译天下的道理，单一就会变动，成双就会静止。比如男人必定追求女人，女人必定追求男人，这自然是动的。如果一男一女住在屋里，后来就安定了。

问：为什么把阴比作小人？回答说：有时是这样。平心而论两者都好，按类别来说则有不好的。但也不过是表皮不好，骨子里却是好的。大体上发生万物都源于一个阳气，只是有消长变化。阳增长一分，下面阴就产生一分。又不是另外找一个阴来，阳消退的地方就是阴。所以阳来称为复，复的是本来存在的事物；阴来称为姤，姤是偶然相遇。

我曾经问季通：“康节的数理，伏羲也曾推演过吗？”季通说：“伏羲必须推演过。”我认为不是这样。伏羲只是根据他所见到的一个道理如此，就画出几笔，他哪里知道叠出来如此巧妙。这就是伏羲之所以为圣人的原因。如果他也如此逐一推演排列，那就不是伏羲天然的意思了。《史记》说：“伏羲至为淳厚，创作《易》八卦，哪里会如此巧妙地推演排列。”

季通说：“天下的万种声音，出自一阖一辟【声音都出自乾坤，坤音麕，以韵脚反推才能显现】；天下的万种道理，出自一动一静；天下的万种数目，出自一奇一偶；天下的万种现象，出自一方一圆。”全都只起源于乾坤两画。

数目只有二，只有《易》是老子的言论。三也是二，二共生三，三是二的子。三生万物，从此就无穷无尽了。后人破除它的，不是扬子云的三数；邵康节的四数，都不如《易》。

先生对甘叔怀说：“曾看过河图洛书的数理吗？没事时好看，虽然不是紧要之处，但玩味此时且能让自己的心灵活动起来。”

天地生数，到五就停止。那一二三四，遇到五就变成六七八九。五却只自己对应五，成为十。

一、二、三、四、九、八、七、六，最妙。一藏九，二藏八，三七七，四藏六【德明说：一得九，二得八，三得七，六得六，都成为十。观察河图可见，丙丁合，辛壬合之类的，都由此推演】

天地只是不防备说话，请圣人出来说话。如果天地自己防备说话，想必说得更好。比如河图洛书，就是天地画出来的。

问：先天图中，阴阳从两边产生，如果把坤作为太极，与太极图不同，怎么解释？回答说：他根据他自己的意思说，并没有考证过濂溪的说法。如果论他太极中间虚空的部分，便是他自己也说图从中间起，现在不该被方图在中间塞住，等待取出放在外面。他两边产生的，即是阴根阳，阳根阴，这个有对从中出，即无对。

先天图直是精微，不兴起于康节、希夷以前，原本就有，只是秘而不传。次序是方士辈所相互传授的，《参同契》中也有些意思相似，与历法不相符。季通说，扭捏过来也相符。用六日七分，我却不见康节说用六日七分的地方。文王卦序也不相符，他只按义理排列，也不相符。气〇，扬雄《太〇》完全模仿《易》，他的用三数，《易》却用四数。他本是从《易》模仿而来，所以从他模仿的句子上看《易》，也可以略见《易》的意思。温公集注中可见。

问：伏羲开始画八卦，那六十四卦是文王后来重卦的吗？还是伏羲自己画了的？看先天图，则有八卦便有六十四卦，怀疑伏羲已有大概的画了。为什么说《周礼》说三易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就可见不是文王逐渐画的。又问：那么六十四卦名是伏羲原本有的，还是文王所立的？回答说：这不可考证。子善问得好！根据十三卦所说的，恐怕伏羲时已有。说：十三卦所谓“盖取诸离”“盖取诸益”，是说结绳而为网罟，有离的象，不是观察离而才开始有的。

问：“见朋友记先生说：伏羲只画八卦，未有六十四卦。现在看先天图，则是那时都有了，不知怎么解释？”回答说：“不曾这样说过。那时六十四卦都画了。”又问：“说那时未有文字言语，恐怕也只是卦画未有那卦名吧？”回答说：“现在看不出来【以上语类十七条】

我数日病中，方才得以推演所示图书卦画两说。起初茫然不知所谓，因为又以妄作启请考证，则见其论述之详细而明白者，偶然未深考，是以致此纷纷多说，而愈发致疑罢了。以河图洛书为不足信，自欧阳修以来已有此说，然而终无奈顾命、系辞、论语都有此言，而诸儒所传二图的数理，虽有交互而无乖戾，顺数逆推，纵横向曲直，都有明法，不可得而破除。至于河图与《易》的天一至地十者合，而载天地五十有五的数目，则固然是《易》之所自出。洛书与洪范的初一至次九者合，而具九畴的数目，则固然是洪范之所自出。系辞虽不言伏羲受河图以作《易》，然而所谓仰观俯察，近取远取，安知河

译图难道不是其中的一件事吗？大体上圣人创制事物的缘由，起初并非只有一种，然而其效法天象地形的规模，必定有最切近的地方。比如在远古洪荒时代，天地之间，阴阳之气，虽然各自有形象，但起初并没有数字。直到河图出现，然后五十五这个数奇偶生成，清晰可见，这就是它深深启发圣人独特智慧的原因，又不是泛泛的气象所能比拟的。因此仰观俯察，远求近取，到了这里之后，两仪、四象、八卦的阴阳奇偶才可以言说。虽然《系辞》所论述的圣人创作《易经》的缘由不止一种，但这并不妨碍得到这个之后才做出决断。来信又说我不应当用大衍之数参杂于河图洛书的数中，这也有说法。数作为数，虽然各自主导一种含义，然而其参伍错综，无所不通，就有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那些不合的，固然不能强行凑合；那些必然相合的，则纵横反复，如同符契相合，也不是人力所能强行分离的。如果在这里看到自然契合、不假安排的道理，才知道造化的工夫神妙精微，真是无法言说的。如果论及《易经》的文本，那么从“大衍之数五十”到“再扐而后挂”，便接着“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到“可与祐神矣”，为一节。这是论述大衍之数从天一到地十，却连着“天数五”到“而行鬼神也”，为一节。这是论述河图五十五之数，现在其文中间断差错，不相连接，错误非常明显。伊川先生已经曾经厘正，启防虽然依照这个抄写，但没有推论。其所以如此的原因，所以阅览的人没有察觉罢了。至于关于卦画的论述，反复来信对我的说法也大多没有探究其底蕴。且如所论，两仪中有说：“乾的画是奇，坤的画是偶。”仅这“乾坤”二字，便不妥当。因为“仪”是匹敌的意思，两仪就像俗语所说的一双一对那样。从此再变到生出第三画，八卦已经形成，才有乾坤的名称。当为一画的时候，才有一奇一偶，只可以称之为阴阳，不能称之为乾坤。来信又说：“用二画增加到四画，为二奇二偶，又在四画之上各增加一奇一偶而为八画。”这也是对我图中所说的发生次序有所不明，才有此语。因为四象第一画原本只是前两仪图的一奇一偶，因为这一奇一偶之上各生出一奇一偶，所以分为四，而初画的一奇一偶也随着分为四段罢了。不是用二画增加成四画，又用四画增加成八画。这一节正是前面所说的自然契合、不假安排的妙处。孔子之后，千年不传，直到康节先生才得到这个说法，然而尚且不肯大大地说明白。因为《易》的心髓全在这里，不敢轻易说出其意，不是偶然的。来信又说：“不知道阴阳二物果真可以分老少而为四象吗？”这恐怕也是考察不熟的过错。老少于经文中固然没有明文，然而揲蓍的方法，在三变之中，挂扐四，用奇偶来分，然后爻的阴阳可以辨别，又在其中各用老少来分，然后爻的变与不变可以区分。经文中所说的“用九用六”，正是指这个。如果没有这个，那么终日揲蓍，不知道会得到什么卦，即使得到了卦，不知道应当用什么爻，怎么能把它当作后世的臆说而抛弃呢？又详细看所论，直接把天地当作两仪，而“天生神物”以下四个作为四象，这尤其不对。大体上说“仪”、说“象”、说“卦”，都是指画而言。所以说：“《易》有太极，而生两仪、四象，八卦。”又说：“《易》有四象，而示人以卦爻的吉凶。”如果像所论那样，那就是先有太极、两仪、四象，然后圣人才画八卦，而两仪、四象、八卦三种东西各自是一种面貌，全然衔接不上。这是《易》的纲领，如同法律有名例，不可以有毫厘之差。我的见解，分明得很，更没有疑惑。不知高明认为如何？如果认为不对，希望再有所指教【答袁机仲】

译邵先生说：太极既已分开，两仪就确立了【以下四节通论伏羲六十四卦圆图，这一节是从第一爻来说的。左边一个奇数为阳，右边一个偶数为阴，这就是所说的两仪。现在这个奇数作为左边三十二卦的初爻，这个偶数作为右边三十二卦的初爻，乃是经过累积变化而分开的，并非原本就有这六十四段。后面仿照此例】阳向上与阴相交，阴向下与阳相交，于是四象就产生了【这一节是从第一爻生出第二爻来说的。阳的下半部分向上与阴相交，上半部分则生出阴中第二爻的一个奇数和一个偶数，从而形成少阳和太阴。阴的上半部分向下与阳相交，下半部分则生出阳中第二爻的一个奇数和一个偶数，从而形成太阳和少阴。这就是所说的两仪生出四象。太阳的一个奇数现在分为左上十六卦的第二爻，少阴的一个偶数现在分为右下十六卦的第二爻，少阳和太阴的划分仿照此例，而初爻的两个也就分成了四个】阳与阴相交，阴与阳相交，从而生出天的四象；刚与柔相交，柔与刚相交，从而生出地的四象【这一节是从第二爻生出第三爻来说的。阳指太阳，阴指太阴，刚指少阳，柔指少阴。太阳的下半部分与太阴的上半部分相交，则生出太阴中第三爻的一个奇数和一个偶数，从而形成艮卦和坤卦。太阴的上半部分与太阳的下半部分相交，则生出太阳中第三爻的一个奇数和一个偶数，从而形成乾卦和兑卦。少阳的上半部分与少阴的下半部分相交，则生出少阴中第三爻的一个奇数和一个偶数，从而形成立卦和震卦。少阴的下半部分与少阳的上半部分相交，则生出少阳中第三爻的一个奇数和一个偶数，从而形成巽卦和坎卦。这就是所说的四象生出八卦。乾卦的一个奇数现在分为八卦的第三爻，坤卦的一个偶数现在分为八卦的第三爻，其余都仿照此例，而初爻、二爻的四个现在又分成了八个。乾、兑、艮、坤生于二太，所以称为天的四象；离、震、巽、坎生于二少，所以称为地的四象】八卦相互交错，然后万物就产生了【在一卦之上各加上八卦以相互间隔交错，于是六十四卦就形成了。然而第三爻的相交则生出第四爻的一个奇数和一个偶数，于是这一个奇数和一个偶数各自成为四个卦的第四爻，而下三爻也分成了十六个。第四爻又相交则生出第五爻的一个奇数和一个偶数，于是这一个奇数和这一个偶数各自成为两个卦的第五爻，而下四爻也分成了三十二个。第五爻又相交，则生出第六爻的一个奇数和一个偶数。于是这一个奇数和这一个偶数各自成为一个卦的第六爻，而下五爻也分成了六十四个。大概八卦相乘为六十四，而从三画以上，每增加一画就加倍，直到六画，那么三画的也加倍，而卦体横向划分也为六十四了。它的数理殊途同归而不约而同，如同符节相合，不差毫厘，这正是《易经》的妙处】这是您来信所引用的邵氏先生的说法。现在我仔细辨析后呈上，希望您详细考察，才能看到其中的曲折，不可轻易议论。然而这已经是就六十四卦已经形成之后来说的，所以其先后多寡有难以措辞的地方。乍看之下极费解释，突然之间难以明白。如果要看到圣人创作《易经》的根本源头，直截了当且分明，却不如先看卷首的横图，从最初只有两画时，逐渐看去，直到生出满六画之后，其先后多寡既有次序，而位置分明，不费言辞解释。在这里看清了，才明白六十四卦全是天理自然排列出来的。圣人只是看得分明，便只依原本画出，原本没有用丝毫智力去添助。大概本来就不需要智力的帮助，也不容许智力得以帮助于其间。等到卦形成之后，逆顺纵横都成为义理，千般万种，其妙无穷。却在于人如何看，而各自因所见来说，虽然好像各不相干，但实际上未曾相悖。大概从最初没有画时说到六画满处的，是邵子所说的先天之学。卦形成之后，各自因一个义理推说的，是邵子所说的后天之学。现在您来信所引用的《系辞》《说卦》中三才六位的说法，就是所说的后天之学。先天后天既然各自为一个义理，而后天说中取义又多不同，彼此自然不相妨碍，不可执一而废百。如果执着于此说，必定认为圣人初画卦时只看到一个三才，便不再问事由，一连便画出三画以拟其象，画成之后仔细看来，见使不得，又随即划开添出后一半截，这完全是私意杜撰补接，哪里还有《易经》呢？您来信的条目尚多，然而其大节目不过如此。现在只要在这里看破，那么其余小小不合之处自当迎刃而解了。所以现在不再全部辨析，以免污损高明，伏望财察【回复袁机仲】

您来信怀疑河图洛书是后人伪作，我私下认为生于今世而读古人之书，之所以能辨别其真伪，一则以其义理是否恰当而知之，二则以其旁证的异同而质询之，没有舍弃这两条途径而能直接以臆测悬断的。我对于世传的河图洛书之旧，之所以不敢不信，正因其义理不悖而证验不差罢了。您来信必定认为它是伪作，则未见有指出其义理之谬误，证验之差错，而直接想要以臆测悬断之，这是我之所以不敢曲从而不得不辨析的原因。况且现在

译关于日之论，且想凭借象数的位置往来，来观察天地阴阳的造化，以及吉凶消长的根本。如果对此尚未明白，那么本来就没有空闲去另外寻找证据。现在却完全不探究其中的义理，也没有达到明白有证据的程度，却徒然进行这种无益的辩论，这就像不在室内商议而在门外喧哗，不品尝其肥美而只啃咬其骨头一样。即使辩明了两幅图的真伪确实没有差错，也没有用处，何况未必是真的呢？希望暂且搁置这些，对我所推演的两幅图的学说稍加留意，那么虽然未必就是真图，但对于象数的本源也应当略见意味，会有欣喜之处，而图的真伪将不辩自明。

来信怀疑先天后天的说法，依据邵雍的说法，先天是伏羲所画的《易》，后天是文王所演变的《易》。伏羲的《易》起初没有文字，只有一幅图来寄托其象数，而天地万物的道理，阴阳始终的变化都具备其中。文王的《易》就是现在的《周易》，也就是孔子为之作传的那部。孔子既然依据文王的《易》来作传，那么他所论述的固然应当专门以文王的《易》为主，然而如果不推究本源伏羲作易画卦的由来，那么学者必将误认文王所演变的《易》就是伏羲最初画的《易》，只从中间半截说起，不认识向上的根源了。所以十翼之中，如“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太极两仪四象八卦而天地山泽雷风水火”之类，都是本于伏羲画卦的意思，而现在的《新经》原卦画一篇也分两层意思，伏羲在前，文王在后。一定要知道圣人作易的根本，就应当考察伏羲的画；如果只是想知道现在《易》书的文义，那么只求文王的经、孔子的传就足够了。两者起初并不互相妨碍，但也不可以互相混杂。来信却说专门是为邵雍解释，而对于《易经》无所折衷，恐怕是考察得不够详细。

来信说七八九六不能成为四象，我说四象这个名字所包含的范围很广，大体上必须以两画相重，四位成列的为正，而一二三四是其位置的次序，七八九六是其数字的实质。那些以阴阳刚柔来区分的，是合天地而言的；那些以阴阳太少来区分的，是专门以天道而言的。如果专门以地道而言，那么刚柔又自有太少了。推而广之，纵横交错，凡是任何一物，无不各自有四者的象，不只是这几个数字而已。这是天地之间自然的道理，在画卦之前，先有此象、此数，然后圣人画卦时依照样子画出。揲蓍的人又随着他所获得的，挂扐过揲的数字来符合它，并不是原来没有实体，而在画卦揲蓍的时候临时安排出来的。来信对此看得不明，徒劳辩论，私下认为应当先向未画之前识得原来有个太极两仪四象八卦的底子，方才好商量。现在不必急于立论。用九用六的文字固然在卦成之后，而用九用六的道理却在卦成之前，也是这个道理。只要看得实体分明，那么自然处处通透，不劳辩论了。至于说七八九六是揲蓍者所为，而不是圣人的法则，这个错误尤其不难明白。现在且说揲蓍的法则，是出于圣人呢，还是出于后世呢？如果依据《大传》，那么是出于圣人无疑。而在那个时候，如果没有七八九六，那么也就无所取决，以看见其爻的阴阳动静了，又凭什么来揲蓍呢？这件事前书已经辩驳得很详细，不是我的创见新说，再请熟读玩味，应当自然看见。现在不再一一列举。来信又说，系辞本来只是四象生八卦，现在又加倍，两个四象而生八卦之一，这个数字让人不明白，然而想来不值得深辩，请暂且在前所说的实体上验证它，希望有所收获。

来信怀疑四爻五爻没有主名，我说一画为仪，二画为象，三画为八卦，那么八卦就完备了。这上面如果依次各加阴阳一画，那么积至三重，再成八卦者，八方就有六十四卦的名字。如果直接用八卦普遍加在一卦之上，那么也按照其位置而得到名字。当它是四画五画的时候，没有形成外卦，所以不能给它命名罢了。内卦为贞，外卦为悔，也是在画卦的时候已经有了这个名字，到揲蓍求之，那么九变而得贞，又九变而得悔，这又是后一段事，也如前所论七八九六那样，不是说一定要揲蓍然后才有贞悔的名字。大体上新书所论卦位，与系辞说卦容或有异同，至于论揲蓍则只本于系辞，从哪里另有其他说法？像这些地方至为浅近，而现在说法却如此，私下认为考察得特别不详细。

来信引用伊川先生关于重卦由来的说法，我说重卦的由来不但伊川先生的说法如此，大概《大传》也说“八卦成列，因而重之”了。但八卦之所以成列，是从太极两仪四象渐次生出，直到这里画成之后，才看见其有三才的象，不是圣人因为看见三才就用自己意思推想而连画三爻来象征它。因而重之，也是因八卦的已成，各自在上面节次生出。如果逐爻生成，那么更加三变才成六十四卦；如果并生全卦，那么只用一变便成六十四卦。虽然有迟速的不同，然而都是自然渐次生出，各有行列次第。画成之后

译下卦的变化，并非圣人看到下卦三爻不足以穷尽天下的变化，于是另外打主意，又加上上卦三爻来穷尽它。这些都是作《易》的精妙之处，当初画卦时虽然是圣人，也不自知其中有多少巧妙奇特，正需要人们细心体认，不可草率地立论。○以上五条，我的意思已经倾吐殆尽，没有剩余的了。然而这不是我的说法，而是邵雍（康节）的说法；不是邵雍的说法，而是陈抟（希夷）的说法；不是陈抟的说法，而是孔子的说法。只是当时儒家学者已经失传了这些道理，而方外之人暗中相互传授，把它当作炼丹炼药的方法。直到陈抟、邵雍才将它回归到《易》学中，而后这些说法才得以重新显明于世。然而这与现今通行的《周易》次序排列大多不同，所以听闻的人初次见到大多不能理解而不相信，只是依据现今通行的《周易》顺着文字生发义理，牵强附会、支离破碎，有不胜枚举的杜撰之处，这就是《启蒙》一书之所以写作的原因。如果那些说法是习以为常、容易理解的，人人都能领会，那么又何必再写这本书，成为屋下的屋、床上的床呢？更希望高明之士不要认为这是我的说法而忽视它，暂且虚心谦卑以求通晓，不可喜好标新立异而轻易挑剔它的瑕疵。【答袁机仲】

译再次承蒙您屈尊垂示，一切详情我都已清楚。您所说的顾虑固然存在，但仔细推究事情的始末，起初并没有什么可争辩的，只是因为武陵旧图中，“仁”“义”二字偶然失于照管，导致了方位上的交错。这个失误其实很微小，后来既然已经察觉，“仁”字不能置于西北方，“义”字不能置于东南方，就应当就此明确改正，这样便什么事也没有了。然而您却顾虑到其中的短处，想要多方设计，移换“阴”“阳”“刚”“柔”四个字，来掩盖那个失误，所以争论纷纭，直到今天还不能定论。

起初，您以文王八卦为说，认为一阴生于巽，一阳生于乾，这已经不符合《说卦》的本意了。您把三阳纯乾的方位当作一阳始生的地方，这更是乖谬到了极点。等到您知道了这一点，又用十二卦来解释，说一阴生于乾的上九，一阳生于坤的上六，于是把北方的阴柔移到南方，让它带着“仁”字回到西南，而不失去其阴柔的性质；把南方的阳刚移到北方，让它带着“义”字回到东北，而不失去其阳刚的性质，这也算是巧妙了。但是，您所移动的涉及两个方位，而六辰六卦都失去了它们原来的归属，又更改了自古以来阴阳的界限，这真是烦扰不堪，而您想要迁就的意思，不过是得到了一半而失去了一半。因为北方虽然说严凝，但东方已经变得温厚；南方虽然说温厚，但西方已经变得严凝。这样一来，不仅不足以补救旧图一时的失误，而且因为羞于认错而故意穿凿附会，其过错反而比从前更严重了。我私下担心您高明之处，在于急于求胜，没有来得及深入思考。

我想探究您的说法，以开导您的心意，又想到空谈缠绕，难以理解且容易出错，不免画成了一幅图，先列出确定的位置，然后分别指出旧图的失误以及现在两次讨论的意思，随着事情贴附说明，有说不尽的地方，就详细列出几条附在后面。恳切希望您虚心平气，仔细考证并慢慢思考。如果能在此幡然悔悟，先取旧图，明确改正“仁”“义”二字，然后把现在移换的“阴”“阳”“刚”“柔”等字，全部放回原来的位置，像我新图中的本位那样，那么简易圆融，不费言辞，而三才五行、天理人事都已经各得其所了。

至于文王八卦，我曾经通过卦画来探求，纵横反复，终究不能得到它安排的意义，因此畏惧不敢妄加解说。这并不是因为轻视文王后天之学而忽略它。文王性与天合，是生知的大圣人，而后天之学我正遗憾寻求它的说法而不得。我虽然极其愚笨，又怎敢有轻视之心呢？但是像来信所论，不过是顺着它已经确定的位置、已经形成的说法而应和赞叹罢了。如果文王的意思仅仅如此，那么我本来就已经知道了，不需要深思，但仍然认为它没有达到极致。所以曾经私下认为，您高明之处对于这幅图，尊崇虽然到了极点，相信虽然很笃定，但所以了解它的程度，恐怕不如我深刻，这又不容易用言语来说明。

至于邵雍把这幅图当作文王的学问，虽然没有考证，但《说卦》把它列在“天地定位”、“雷以动之”两节之后，而它的布置方法，截然不同，那么邵雍把它分别归属于伏羲、文王，恐怕也不是没有道理。只是不了解它的根源，就暂且空缺下来等待知道的人，也没有很大的害处，不必毅然肆意立论而轻易排斥它。又说一奇一耦不能生四象，而二奇二耦不能生八卦，那么这一幅图极为容易理解。又不知道老丈平时怎么看，而今天还有这样的疑惑？因为最初产生的一奇一耦，就是两仪。一奇之上又产生一奇一耦，就成为二画的两个，称为太阳、少阴。一耦之上也产生一奇一耦，也就成为二画的两个，称为少阳、太阴。这就是所谓的四象【四象形成，两仪也就分为四】。太阳奇画之上又产生一奇一耦，就成为三爻的两个，称为乾、兑【其余六条以此类推】这就是所谓的八卦【八卦形成，两仪四象都分为二】。这些都是自然产生，喷涌而出，不借助智力，不触犯手势，而天地的纹理，万事的道理，没有不全部具备的，这不称为画前之易，又能称为什么呢？

我之前的书信，本来就说并非古代有这幅图，只是今天凭心意写出奇耦相生的次序，让人容易理解罢了。所说的“画前之易”，是说在画之前已经有这个理，而特意借助聪明神武的人来揭示它的奥秘，不是说画前已经有这幅图，画后才有八卦。这是《易经》中的第一义，如果不认识这个而想要谈论《易经》，何异于举起没有纲的网，提着没有领的皮衣，简直是无处着力。这只能对懂得的人说。眼病特别严重，不能亲自书写，切望您深深体谅【答复袁机仲】

《易经》的说法，不知道您的心意看得如何？前信所说，两个方位六卦六辰都失去了它们的位置，与得到一半失去一半的说法，后来思考，也有未尽之处。因为把阳移到北方，使阳失去它的位置，而夺取阴的位置；把阴移到南方，使阴失去它的位置，而夺取阳的位置。两个方位本来就已经有问题了。东方虽然得以仍旧为阳，但它的温厚之仁，不能向南与同类相合，而被迫强附于北方严凝之义，不然就必须把仁改为义，以去除阴而趋向阳，才能安宁妥帖。但又恐怕没有这样的道理，那么东方三卦三辰也失去了它们的位置。西方

译虽然得以依旧处于阴位，然而它背离北方而依附南方，与将“义”改为“仁”相比，其态势也有不便之处，因此西方的三个卦象和三个时辰也失去了它们应有的位置。大概是因为移动了这两个方位，导致四方、八面、十二辰、十二卦一时全都混乱，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安守其本性的真情。之前书信中所禀告的内容，远没有像这样明白详尽【答复袁机仲】

译《易经》的道理已经讲得很详尽，如果仅仅是这样，那么我本来就已经深深明白，不需要反复叮咛告知了。之所以产生疑惑，正是担心您高明的见解有所未尽，却费力穿凿附会，使得阴阳不能占据其正当旺盛的位置，仁义不能保全其纯一的德行，白白地纷乱杂乱，只有损害而没有益处。您现在既然没有反省觉察，坚持得越来越坚固，那么我这点浅陋的愚见，还能再说什么呢？私下认为，两家的学说，各自成一家之言，您不能使我成为您，就像我不能使您成为我一样。不如从此闭口不谈，各自坚守自己的学说，等待伏羲、文王出现来质询辩正。然而以您高明的见解，自信之坚定，私下恐怕伏羲、文王复出，也不会相信您的学说。魏郑公的话，是说要望见献陵。如果是昭陵，那么臣下已经见过了。佛家的话说：“众人知道良遂所在的地方，全都认为良遂知道所在的地方；众人不知道，正是这个意思。”世间的事，我们身处闲散之地，谈论它没有益处，这正好从容讲论，以慰藉穷困愁苦，然而像方枘圆凿那样不合，又如此严重，这也是深深可叹的，从而相信他的道确实穷尽了【答袁机仲】

邵雍先天图的学说，以我鄙陋的见解窥探，如同井底之蛙议论大海，而您高明之人却直接以“不知而作”来斥责，那么大小不同量，有不可相提并论的。这是我之前的书信不敢轻易效法我的愚见，而只是稍微表达我所疑惑的地方。您告知说邵氏原本是为了阐发《易经》之道，而对于《易经》却没有阐发。我却认为《易经》与道并没有不同。《易经》之道既然明了，那么《易经》作为书籍，卦、爻、象、数都在其中，不需要论述而自然可以看见。如果说道明了而书不显白，那么所谓的道，恐怕不能算是道的真谛。不知道您高明的意思究竟如何？如果是表面赞同我而实际上不赞同，那么我请就邵氏学说中浅近疏略的地方来说。大概在一个图之内，太极、两仪、四象、八卦生出的次序、位置、行列，不需要安排而鲜明有序，以至于第四层分为十六，第五层分为三十六，第六层分为六十四，那么其重叠加倍，也不需要用心推移，而与前面的三层不曾不吻合。比起并排累积三个阳爻作为乾，连接重叠三个阴爻作为坤，然后凭心意交错而成六子，又先在内部画八卦，再在外部画八卦，旋转相加而后得到六十四卦的做法，其出于天理的自然与人为的造作，大概不同了。况且其高深宏大、精密微妙，又有不是我所能言说的。现在不考察，就急忙以“不知而作”来诋毁，我恐怕后人议论现在，就像现在议论过去，因此私下为您门下惋惜，而不知道自己言语的僭越轻率【答林黄中】

六月一日，林黄中来拜访我说：“先前附寄去的《易经》解说，其中恐怕有不对的地方，希望您告知。”我回答说：“大凡解说经典，只要纲领得当，那么一句一义之间，即使有小失误，也没有很大害处。侍郎您所著的，却是在大纲领处有可疑的地方。”林问：“什么是大纲领处可疑？”我说：“《系辞》所说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两象，四象生八卦’，这是圣人作《易》的纲领次序。只有邵康节看得分明。现在侍郎却以六画的卦为太极，其中包含两个体为两仪，又取两个互体通为四象，又颠倒看两个体及互体通为八卦。如果论太极，那么一画还没有，哪里就有六画的卦呢？这样恐怕说反了。况且如果这样，就是太极包含两仪，两仪包含四象，四象包含八卦，与圣人所说的‘生’的意思不同了。”林说：“正因为包含它，所以能生它。包含与生，实际上是一个意思。”我说：“包含如同人怀孩子，孩子在母亲体内；生如同人生孩子，孩子在母亲体外，恐怕不同吧。”林说：“您说太极一画也没有，就是无极了。圣人明确说‘易有太极’，而您说‘易无太极’，为什么呢？”我说：“太极是两仪、四象、八卦的道理，不能说没有，只是没有形象可言罢了。所以从此而生，一阴一阳才成为两仪，而四象、八卦又是从此生出，都有自然的次序，不靠人力安排。然而自从孔子以来，也没有一个人看见，直到邵康节然后阐明其学说，极有条理，意趣值得玩味，恐怕不可以忽视，更应详细考察。”林说：“著此书正是想要攻击邵康节。”我笑着对他说：“邵康节不容易攻击，侍郎您再仔细些。如果这个论点不改，恐怕最终会被有见识的人嘲笑。”林脸色不悦地说：“正想要人笑【记林黄中辩易】

《易经》有象，其取象有所依据，其推演有所应用，不是随便作为寓言。然而两汉的儒生一定要探究其依据，那么就已经滞泥而不通达；王弼以来直接想要推演其应用，那么又疏略而没有根据。两者都失之一偏，而不能弥补其疑惑的过错。暂且拿一个方面来说，乾为马，坤为牛，《说卦》有明文了。马为健，牛为顺，在事物中有常理了。至于按照文字责求卦象，如果屯卦有马而没有乾，离卦有牛而没有坤；乾卦的六龙，则有时疑惑于震；坤卦的牝马，则应当反为乾。这些都是有不可理解的。因此汉儒求之于《说卦》

译如果求索不得，于是便共同创立了互体、变卦、五行、纳甲、飞伏等方法，相互参证以求得契合，并侥幸地认为偶然相符便是正确。这些学说虽然详尽，但那些终究无法贯通的地方，始终无法贯通；而那些看似可以贯通的地方，又都是牵强附会、穿凿附会，并没有自然形成的态势。只有其中一两个恰好符合、无需借助巧言解释的地方，才显得似乎可信罢了。这些方法向上与义理的根本本源无关，向下对人事的训诫也没有帮助，那么又何必苦心竭力在此处求索，非要得到不可呢？所以王弼说：“义理如果应当体现刚健，何必一定要用乾卦来象征马；爻辞如果应当体现柔顺，何必一定要用坤卦来象征牛。”而程子也说：“理是没有形体的，所以借助卦象来彰显义理。”这正是他们破除前代儒者拘泥固执、支离破碎的过失，并开启后学者玩味卦辞、玩味占卜方法的原因，可以说是达到了极致。然而观察他们的本意，又似乎直接认为《易经》所取之象不再有其他来源，只是像《诗经》中的比兴、孟子中的譬喻罢了。如果这样，那么《说卦传》的创作就与《易经》毫无关系，而所谓“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说法，也就成了多余的话了。所以我怀疑他们的学说似乎也有未尽之处，因此私下议论，认为《易经》所取之象固然必定有其来源，而关于它的解说必定已经具备于大卜之官的记载中，只是如今无法再考证，所以暂且存而不论，直接依据卦辞中的象来探求象中的意，使其足以作为训诫并决断吉凶，像王弼、程子以及我《本义》中所说的那样，也就足够了。固然不必深究这些象的来源，但也不能直接说它们是假设的，就立刻想要遗忘它们。

译揲蓍的方法，见于《大传》，虽然不太详细，然而熟读并慢慢探究它，使其前后反复，互相阐发，也就没有难以理解的。只是注疏家稍微失去了本意，而辩驳的人又大大偏离了，因此说法越多，方法越混乱。因为读郭氏的《辩疑》，所以考证他的错误如下。○孔颖达正义说：推演天地之数，只用五十根蓍草。在五十根蓍草中，去掉一根，剩下使用的四十九根，合在一起尚未分开，是象征太一。分开成为两堆，以象征两仪，是将四十九根分成两堆，以象征两仪。挂起一根以象征三才，是在两仪之间，从天数之中，分出一根挂起，配合两仪，以象征三才。以四为单位来分揲，以象征四时，是分揲蓍草，都以四四为数，以象征四时。将余数归入扐中，以象征闰月，奇数是指四揲之后的余数，将这些残余的奇数归入所扐的蓍草中，从而形成数，以效法象征天道，归集残余的余数从而形成闰月。五年再闰，是指前后闰月相隔大约三十二个月，在五年之中，所以五年再闰。再扐而后挂，是已经分开了天地，天在左手，地在右手，于是以四四的方式分揲天的数，最后的余数归入合于扐挂的一处，这是一扐。又以四四的方式分揲地的数，最后的余数又合于前面所归的扐而总挂起来，这就是再扐而后挂。现在考证正义的说法，大致没有差错，但它的文字有粗略不全以及颠倒失序的地方，导致人们难以理解，又解释“挂”“扐”二字分别不明，因此大大引起了争论。而“是一揲也”的“揲”，根据传文及下文考证，应当是“扐”字，恐怕是传抄的错误。○孔颖达正义说：四营而成易，营是指经营，指四次经营蓍草，才完成易的一变。十有八变而成卦，每一爻有三变，指第一揲不是五就是九，这是一变。第二揲不是四就是八，这是二变。第三揲也不是四就是八，这是三变。如果三者都多为老阴，指初得九，第二第三都得到八。如果三者都少为老阳，指初得五，第二第三都得到四。如果两少一多为少阴，指初与二三之间，或者有四或者有五而有八，或者有两个四而有一个九，这就是两少一多。那两多一少为少阳，指三揲之间，或者有一个九有一个八而有一个四，或者有两个八而有一个五，这就是两多一少。这样，三变结束才确定。一爻六爻则十八变才确定一卦，则十八变才刚开始成卦。正义又说：老阳数为九，老阴数为六，老阳老阴都变化。《周易》以变化的作为占断，所以阳爻称九，阴爻称六。所以老阳数为九，老阴数为六，是因为揲蓍的数九过揲则得老阳，六过揷则得老阴。那少阳称七，少阴称八，意义与此相同【见乾卦初九下】。刘禹锡说：一变遇到少与归奇而为五，再变遇到少与归奇而为四，三变也是如此。是老阳的数分放在手指间的十三根，其余三十六，四四而运得九而已【其余三象相同】。又说：第一指【余一益三，余二益一，余三益一，余四益四】；第二指【余一益二，余二益一，

译在挂一的时候，如果再次变化时的挂一误并入了扐数之中，也是错误的。况且一只手所操作的防数多至二十五，也显得繁重而不便于行事了。李氏的说法最为简易，而且对挂一和扐数的分别解释得明白，但他的方法中，多者为一，少者为三，却不知道第二变中多和少的情况各有两种。而且他说扐数为十二并挂一为十三，却不知道扐数为十并挂三也为十三【其余三种情况相同】，这就是后两变不挂一，不如刘氏的说法得当。○康节先生说：归竒合扐的数目，得到五与四，四则是防数中的四九【其余类推○郭氏说：归竒合扐的数目，是指不用之余数。防数所得的是正防数。除去这些不用之余数，正是归竒合扐之余数，所以有三多三少的说法。直到康节先生，防数才重新见于书中，余数不再混淆了】现在考察康节“归竒合扐”这四个字，本于《正义》所说的最后剩下的归之于合于挂扐的一处，大概是因为他有所失误而没有来得及纠正。然而四九、四六、四七、四八的数目，《正义》在乾卦初九爻辞下已经明确说了，怎么能说唐初以来不论防数呢？况且康节又说得到五与四，四则也不是除去不用之余数了。大体上为此辩论的人，不知道挂扐之中奇偶方圆参两进退的妙处，所以一定要去掉挂扐的数目而专用过揲的防数，他们的说法越多而方法越偏颇。○横渠先生说：竒是所挂的一，扐是左右手之余【郭氏说：自唐初以来以竒为扐，所以揲法多误，直到横渠先生才开始区分】再扐而后挂的，是每成一爻而后挂，说的是第二、第三揲不挂【郭氏说：凡一挂再扐为三变而成一爹，横渠的话正用来阐明《正义》的失误】闰年通常不超过三年而至，所以说五年再闰。这归竒必须等待再扐的，是象征闰年之中间隔两年。现在考察这种说法大错，恐怕不是横渠先生的话。挂一、竒、扐，《大传》的文字本来各有其指代。竒，是残零的意思，在方蓍象两的时候，特意挂起其一，不能便称之为竒。这是自毕、董、刘氏而失误了。扐固然是左右两揲之余，但扐的含义，是指手指间夹勒物的地方，所以说“归竒于扐”，是说归此余数于指间。现在直接说扐为余，那么说“归竒于扐”，就成了归余于余，而不通文理了。不察觉这个错误，而更以归竒为挂一来回避，则又生出一个错误，而失误更远了。郭氏承袭此说，而指责唐人不当以竒为扐。以竒为扐，也如同以扐为余一样，名称虽然失误，而实际还未错乱。如果按照他的说法，以归为挂，以竒为一，则名实都混乱，而《大传》的文字“揲四”之后不见余蓍的所在，“归竒”之前不见有扐的来源，也不通文理。再扐，是一变之中，左右再揲而再扐。一变之中，一挂再揲再扐，而对应五年。大概一挂再揲，对应不闰之年，而再扐对应再岁的闰年。而后挂的，是一变既成，又合见存的蓍，分二而挂一，以引起后变的开端。现在说第一变挂，而第二、第三变不挂，于是以当挂的变为挂，而象征闰年，以不挂的变为扐，而象征不闰的年，则与《大传》所说的“挂一象三，再扐象闰”完全不相应了。而且不数第一变的再扐，而说第二、第三变为再扐，又使第二、第三变的营数只有三，而不足以成就易的数目，而且在阴阳奇偶老少的数目上，也有很多不合的地方。○伊川先生揲蓍法说：“先以右手指于左手之中，取蓍一茎挂于左手小指之间，这叫竒。接着以右手四揲左手的蓍，四揲之余数置于案子的东南角，这叫右手的扐。再用左手四揲右手的蓍，四揲之余也置于案子的东南角，这叫左手的扐。两手所握的蓍为所得的正防数。”又说：“再用左右手分而为二，不再重挂竒。”又说：“三变完毕，才归先所挂的竒于第一扐之中，接着合正防数，又四揲布于案上，得到四九为老阳【郭氏说：‘此法先人亲受于伊川先生，我雍又受于先人，本无文字，岁月长久，担心遗忘，谨详细书写下来’】现在考察这种说法，尤其多可疑之处。然而郭氏既然说本无文字，那么其传受之际不无差错，是应该的。他以挂一为竒，而第二三变不挂，我已在前面辩驳了。他说两手余数置于案角而不置于指间，则不符合归竒于扐的含义。他以一变过揲的蓍便为正防，则不符合四九、四六、四七、四八的数目。他说三变完毕才归先所挂的竒于第一扐之中则其挂之久也无用，其归之晚也无说，而尤其不符合《大传》所说的次第。又以四揲正防布于案上然后见所得的爻，则其重复又甚了。凡此恐怕都不是伊川先生的本意。阅览的人请详察。○兼山郭氏说：蓍必用四十九的，只有四十九即得三十

译六爻、三十二、二十八、二十四的防数。因为四十九减去十三就得到三十六，减去十七就得到三十二，减去二十一就得到二十八，减去二十五就得到二十四。凡是得到的都是防数，减去的都是剩余的扐数【雍说：世俗都用三多三少来确定卦象，如此就不必用四十九之数了。凡是三十三、三十七、四十一、四十五，以及五十三、五十七、六十一、六十五、六十九、七十三，乃至八十一、八十五、八十九、九十三、九十六，都可以得到初揲。不是五就是九，再揲、三揲不是四就是八的数，唯独不能得到三十六、三十二、二十八、二十四的数】。现在考察这本书，这种说法最为要害切中，但其粗疏草率也没有比这更甚的了。因为四十九根蓍草，是蓍草的总数。用这个总数来揲蓍，那么前面的是挂扐，后面的是过揲。用四乘以挂扐的数，必定得到过揲的防数；用四去除过揲的防数，必定得到挂扐的数。这种自然的妙处，如同雌雄相配合，如同符契相吻合，可以相互制胜而不能相互缺失。而且前后相互因循，本来就有次序，而挂扐的数之所以成为七、八、九、六，又有非偶然的原因，这些都是不可以不仔细考察的。现在对于挂扐的数，既然不知道它从何而来，却认为揲法没有什么可追求的，只守着过揲的数作为正防，而且也不知道正防从何而来。想要增减总数来表明挂扐可以废弃，这又是不懂得它们不可相互缺失的道理，其错误更加严重了。○又说苏氏所记载的一行的学说称：多和少，是奇偶的卦象。三变都是少，就是乾的卦象。乾之所以为老阳，而四数其余得到九，所以用九来命名。三变都是多，就是坤的卦象。坤之所以为老阴，而四数其余得到六，所以用六来命名。又说：七、八、九、六，是根据余数来命名阴阳，而阴阳之所以为老少的，不在此，而在三变之间，是八卦的卦象。如上所说，那就是直接取三变的多寡，卦象相类来画爻，而不再论述防数了。现在考察四十九之中，圣人没有不周全的数，前面已经说过了。苏氏的说法，既然不知道七、八、九、六已经具备在挂扐之中，却一定要在过揲之间寻求，这与郭氏的说法已经大致相似了。只是苏氏以八卦的卦象作为判断，而郭氏以四象的防数来说，稍有不同罢了。然而苏氏也说：四数其余得到九，那么本来也是兼取防数了。而郭氏言辞峻厉，深加诋毁，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吗？○又说：凡是揲蓍，第一变必定挂一，是说如果不挂一就没有变化，所余的都是五。只有挂一，所余的不是五就是九，所以能够变化。第二、第三变虽然不挂，也有四、八的变化，大概不必挂一。现在考察三变都挂一，大概是本于《大传》所说的“四营而成易”，我前面已经论述过了。然而它之所以不可不挂一，又有两种说法。因为三变之中，前一变属阳，所以所余的五、九都是奇数；后两变属阴，所以所余的四、八都是偶数。属阳的是阳三，而为阴一，是围三径一的方法【挂一而左一右三，挂一而左右皆二，挂一而左三右一，都是阳。挂一而左右皆四，是阴】。属阴的是阴二，而为阳二，都是围四用半的方法【挂一而左一右二，挂一而左二右一，是阳。挂一而左三右四，挂一而左四右三，是阴】。这都是用三变都挂一的方法得到的。后两变不挂一，就得不到【后两变不挂一，那么左一右三，左二右二，左三右二一，都是阳。只有左右皆四才是阴】。三变之后，可以成为老阳的有十二，可以成为老阴的有四，可以成为少阴的有二十八，可以成为少阳的有二十。虽然多寡不同，但都有法象【老阴、阳数本来都是八，老者动而阴性本静，所以损阴的四以归于阳，少阴、阳本来都是二十四，少者静而阳，性本动，所以损阳的四以归于阴】。这也是用三变都挂一的方法得到的，而后两变不挂一就得不到【后两变不挂一，那么老阳、少阴都是二十七，少阳九，老阴一】。郭氏只看到第二、第三变可以不挂一的一个方面，就执此作为说法，哪里知道挂与不挂的得失竟然如此呢？大抵郭氏其他说法虽然偏执滞碍很多，但其方法尚无太大违背，唯独这一义理所差虽小，却对成卦变爻的方法危害很深，尤其不可以不辩驳。○旧说挂一以象征三，扐是说归奇于扐以象征闰，五年一变之间，一挂、再揲、再扐各当一年的象征，再闰是说两扐之年为再闰的象征，而后挂又是合并余蓍再分而挂以兴起后变的象征，其文义象类既都有条理而不紊乱，又通数之必五年而再闰，也没有不相合的。○郭氏的说法，以挂为奇，三变之中第一变挂扐，第二、第三变不挂而扐，所以把有挂有扐的变称为挂，无挂有扐的变称为扐，那有挂的扐又弃而不数，而说归奇一定要等到再扐，象征闰之中阅

译又过两年，那么挂象对应闰年，却不象征三才；扐数反而象征不闰之年，却不象征闰年，而且必定经过三次扐数之后才再次挂象，这与《大传》的文字完全不相符合，况且它的闰年必定六年之后才再次出现，也不能说是五年而再闰了。沈括《笔谈》说：“《易》象中以九为老阳，七为少阳，八为少阴，六为老阴。旧说认为阳以进为老，阴以退为老，九和六是乾坤的爻画，阳可以兼阴，阴不能兼阳，这些都是凭主观臆测来配对的，并不正确。九、七、八、六这几个数字，阳顺阴逆的道理，都有其自然的来源，是自然所得，并非主观臆测所能配对的。大凡归余的数目有多有少，多为阴，如同爻的偶数；少为阳，如同爻的奇数。三少为乾，所以称为老阳，经过九次揲蓍而得到，所以它的数是九，它的策数是三十六。两多一少，则一少为主，是震、坎、艮，所以都称为少阳【少在初爻为震，在中爻为坎，在上爻为艮】，都经过七次揲蓍而得到，所以它们的数是七，它们的策数是二十八。三多为坤，所以称为老阴，经过六次揲蓍而得到，所以它的数是六，它的策数是二十四。两少一多，则一多为主，是巽、离、兑，所以都称为少阴【多在初爻为巽，在中爻为离，在上爻为兑】，都经过八次揲蓍而得到，所以它们的数是八，它们的策数是三十二。盈满则变【纯少阳盈满，纯多阴盈满】，盈满为老，所以老动而少静，吉凶悔吝产生于变动之中。卦爻的辞都只说九和六，只有变动才有占断，不变动就没有征兆，即使是《易》也不能占断。《国语》说正屯悔豫都是八，遇到泰卦的八就是这样。现在人们用《易》来占卜，即使不变动也用爻辞来断卦，《易》中只有九和六，既然不变动，那就是七和八，怎么能用九和六的爻辞呢？这是流俗的错误。各家关于揲蓍的说法，只有《笔谈》这一论述简明而详尽，只是说不动则《易》不能占断，以及引用《国语》的说法是错误的。【蓍卦考误○以上文集十条】”

译御纂朱子全书卷二十六

<子部，儒家类，御纂朱子全书>

钦定四库全书

御纂朱子全书卷二十七

易二

纲领下

有人问关于《易经》的问题说：“圣人创作《易经》的初衷，大概是仰观天象、俯察地理，发现充盈于天地之间的，无非是一阴一阳的道理。有了这个道理，就产生了相应的卦象；有了卦象，那么其中的数理便自然蕴含其中。不仅仅是河图洛书如此，所谓‘数’，不过是气的分限和节度所在。得到阳爻必然是奇数，得到阴爻必然是偶数，万物都是这样，只是河图洛书特别巧妙且显著罢了。于是圣人依据这些来画卦，起初也只是画一奇数来象征阳，画一偶数来象征阴而已。但只要有了二，就会衍生出四；有了四，就会衍生出八；再加倍就是十六。大概是从那没有迹象的混沌之中，无穷无尽的数理已经具备，不需要人为安排，其趋势是不容停止的。卦画一旦确立，吉凶就蕴含其中，这是因为阴阳在其中往来交错。在时间上，有消长不同的情况，增长的一方就为主，消退的一方就为客；在事情上，有得当与否的差异，得当的就为善，不当的就为恶。通过这主客、善恶的辨别，吉凶就显现出来了。所以说：‘八卦确定吉凶，吉凶既已确定而没有差错，就用来确立事务，伟大的事业从此产生。’这就是圣人创作《易经》，教导百姓占卜，以此来开启天下的愚昧，安定天下的意志，成就天下的事业的原因。但是从伏羲以后，只有这六画的卦象，而没有文字可以流传。到了文王、周公，才附加了卦爻辞。所以说：‘圣人设立卦象观察物象，附加卦爻辞来阐明吉凶。’大概是在卦象未画之前，依据观察天地自然的法度形象而画卦。等到卦象画成之后，每一卦自有每一卦的意象。‘象’是指有某种形似，所以圣人就依据这种意象来命名。从爻的进退来说，就像剥卦、复卦之类；从形状的相似来说，就像鼎卦、井卦之类。这是伏羲依据卦体的整体而立下的名称。等到文王观察卦体的意象而撰写彖辞，周公观察卦爻的变化而撰写爻辞，吉凶的意象就更加显著了。大抵天下的道理，只是善恶罢了。但是所处的位置不同，所逢的时势各异，而其中的机微非常细微。只是因为天下的人不能明白防范，所以圣人因此利用占卜的方法来开导人们，使人在静止时观察卦象玩味卦辞，在行动时观察变化玩味占卜，不迷失在是非得失的道路上。所以这本书，夏、商、周三代都使用它。所说的内容虽然不同，言辞虽然不能全部见到，但都由太卜之官掌管，作为占卜之用。有所谓的繇辞，左氏传中记载的尤其可以看出古人使用《易经》的地方。大概他们所说的‘象’，都是借助众人共知的物体，来形容这件事的道理，使人知道取舍罢了。所以从伏羲到文王、周公，虽然由简略到详细，所谓占卜的功用则是一样的。大概在那占卜之中，处理这件事的道理就蕴含在其中了。所以这种方法看似粗浅，但无论贤愚都能得其效用。大概文王虽然有确定的卦象、确定的卦辞，都是虚设的说法，这个情境下应当如此处置，起初并不粘着在具体事物上。所以一卦一爻足以包容无穷的事情，不可以只针对一件事来指定解说。其中也有针对一事说的地方，如‘利于建立诸侯’、‘利于使用祭祀’之类，其他都不是针对一事说的。这正显示出《易经》的功用，无所不包，无所不到，只看人如何使用罢了。到了孔子才开始纯粹从义理上谈论，虽然未必是伏羲、文王的本意，但在事情上阐述道理也是如此。但是不可以把孔子的说法直接当作文王的说法。”又说：“《易经》是一个有道理的卦象影子，《易经》通过占卜作出许多道理，也就蕴含在其中，只是没有直接说到这个地步。比如《楚辞》以神为君，以祭祀神的人为臣，以寄托恭敬侍奉不可遗忘的意思，固然是在说君臣关系【林录说：只是假托事神来说】，但是先且说事神，然后才涉及事君，意趣才能得以体现。现在的人解说，就直接解释为事君的意思，也不能说不是他的本意，但必须先解决了那一层意思，才能涉及这里，才能做到本末周备。《易经》就是如此。现在人心性狭隘急躁，更不等先说它的本意，就把道理一并说完了。《易经》就像一面镜子，看什么物体来，都能照得出来。比如所谓潜龙，只是有一个潜龙的意象，从天子到庶人，看什么人来看，都适用。孔子说作‘龙德而隐，不易乎世，不成乎名’，就是就事情上具体指出来说的。然而懂得观看的人，即使是孔子说的也灵活，没有不通达的；不懂得观看的人，即使是文王、周公说的也僵死了。必须知道他是假托来说，是包含来说，假托是指不粘着在那件事上，包含是说影像在这里，无所不包【以下论述《易经》作为卜筮之书】八卦的卦画，本来是为了占卜而设。伏羲画卦时，只有奇偶的画，何曾有许多说话？文王重卦，作繇辞，周公作爻辞，也只是为占卜而设。到了孔子才开始从义理上去说。如‘乾元亨利贞’、‘坤元亨利牝马之贞’与后面的‘元亨利贞’只一般。‘元亨’谓大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