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纂朱子全书卷六十二
哲宗常使一旧卓子，不好，宣仁令换之，又只如此。在问之，云是爹爹用底。宣仁大恸，知其有绍述意也。又刘挚尝进君子小人之名，欲宣仁常常谕哲宗使知之。宣仁曰：“常与孙子説，然未曾了得。”宣仁亦是见其如此，故皆不肯放下。哲宗甚衔之。绍述虽是其本意，亦是激于此也。
徽庙初上，蔡初召上殿，问对语不少，然上蔡云多不诚，遂退，只求监局之类去。
当初约女真同灭契丹，既女真先灭了契丹，金帛子女已为女真席卷而去，遂竭府库问女真换此空城，又以岁币二百万贯而为每岁空额。是时帑藏空竭，遂敛敷民闲，共科得六百余万贯，恣为用事者侵使，更无稽考。又契丹相郭药师以常胜军来降，朝廷处之河北诸路近边塞上，后又有契丹甚人来降，亦有一军名义胜军，亦处之河北诸路，皆厚廪给。是时中国已空竭，边上屯戍之兵饩廪久絶，饥寒欲死，而常胜、义胜两军安坐而享厚禄。及后来金入中国，常胜、义胜两军先往降之，二军散处中国，尽知河北诸路险要虚实去处，遂为敌乡导，长驱入中原。又徽宗先与阿骨打盟誓，两边不得受叛降，中国虽得契丹空城而无一人，又逺屯戍中原之兵以守之，飞刍转饷，不胜其扰。契丹败亡，余将数数引兵来降，朝廷又皆受之，盖不受又恐其为盗，金人已有怨言。又金中有张防者，知平州欲降，徽宗亲写诏书以招之，中闲路往，又为金所得，而张防已来降矣，金人益怨。又契丹亡国之主天祚者在金中，徽宗又亲写招之，若归中国，当以皇兄之礼相待，天祚大喜欲归中国，又为金所得，由是金人大怒，云始与我盟誓如此，今乃写诏书招纳我叛亡，遂移檄来责问，檄外又有甚檄文，极所以骂詈之语，今实录中皆不敢载。徽宗大恐，遂招引到张防，斩其首与金人，又作道理分雪天祚之事，遂启其轻侮之心。每读其书，看得人头痛，更无一版有一件事做得应节拍。
尝在李先生家药方册子上见个御笔，其册子是朝廷纸做，乃是当时议臣中有请变祖宗科举之法，上既俞之矣。明日耿南仲、冯澥辈又论神宗法制当绍述，不可改，故降御笔云：「昨来因议臣论奏失于不审，遂行出，今得师傅大臣之言，深合朕心，所有前降指挥更不施行。」当时只缘绍述做得如此了，犹且不悟，故李伯纪煞与钦宗论説，但却不合，因纲罢而太学生及军民伏阙乞留之。自后君臣遂生闲隙，疑其军民胁已，方围闭时降空名告身千余道，令其便宜补授其官，上至节度使，纲只书填了数名小使臣，余者悉缴回。而钦宗已有「近日人臣擅作威福，渐不可长」之语，如此敎人如何做事？广曰：「自汉唐来，惟有本朝臣下最难做，事故议论胜而功名少。」曰：「议论胜亦自仁庙后而蔓衍于熙丰，若是太祖时，虽有议论，亦不过説当时欲行之事耳，无许多闲言语也。」
问：「吴革是时结连义兵，欲夺二圣，为范琼诱杀之，不知当时若从中起，能有济否？」曰：「也做不得，大势去矣。古人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岂不是如此？只这里才操纵少缓，其中便有此祸，可不栗栗危惧？」
前辈当南渡初，有言都建康者。人云：“建康非昔之建康，亦不可都。虽胜似坐杭州，如在深窟里。然要得出近外，不若都鄂渚，应接得蜀中上一边。”事体看来，其説也是。如今杭州一向偏在东南，终不济事。记得岳飞初励兵于鄂渚，有旨令移镇江陵。飞大会诸将与谋，徧问诸将皆以为可，独任士安不应。飞颇怒之。任曰：“大将所以移镇江陵，若是时，某安敢不説？某为见移镇不是，所以不敢言。”据某看，这里已自成规模，已自好了。此地可以阻险而守，若往江陵，则失长江之利。非某之所敢知。飞遂与申奏，乞止留军鄂渚。
岳飞尝面奏金人欲立钦宗子来南京欲以变换南人耳目乞皇子出阁以定民心。时孝宗方十余岁，髙宗云：「卿将兵在外，此事非卿所当预。」是时有参议姓王者在候班，见飞呈劄子时手震。及飞退，上谓王曰：「岳飞将兵在外，
译哲宗常使用一张旧桌子，觉得不好，宣仁太后让人换掉，哲宗还是只用那张旧桌。宣仁太后问哲宗，哲宗说那是父亲用过的。宣仁太后大哭，知道哲宗有继承神宗新政的意思。又有一次，刘挚曾进呈君子与小人的名单，想让宣仁太后常常告诉哲宗，让他知道。宣仁太后说：“我常跟孙子说，但他还没有明白。”宣仁太后也是看到哲宗这样，所以都不肯放手。哲宗对此非常怨恨。绍述虽然是他本来的意思，也是被激发的结果。
徽宗刚即位，蔡京初次被召上殿，问答的话不少，但皇上说蔡京多不诚实，于是退下，只求去监局之类的地方任职。
当初约定与女真一起消灭契丹，既然女真先灭了契丹，金银财宝和妇女已经被女真席卷而去，于是耗尽国库向女真换取这些空城，又以每年二百万贯的岁币作为每年的空额。当时国库空虚，于是向民间征收摊派，共征收了六百多万贯，任意为当权者侵吞使用，更没有稽查考核。又契丹将领郭药师率领常胜军来投降，朝廷安置他们在河北各路靠近边塞的地方，后来又有契丹人来投降，也有一支军队叫名义胜军，也安置在河北各路，都给予丰厚的粮饷。当时中原已经空虚，边境驻守的士兵粮饷长久断绝，饥寒交迫快要死去，而常胜、义胜两军却安坐享受厚禄。等到后来金人进入中原，常胜、义胜两军首先去投降他们，这两支军队分散在中原，完全知道河北各路的险要虚实之处，于是为敌人做向导，长驱直入中原。又徽宗先前与阿骨打盟誓，双方不得接受叛降，中原虽然得到契丹的空城却没有一人，又远远调派驻守中原的军队去防守，运送粮草，不胜其扰。契丹败亡，残余将领多次率兵来投降，朝廷又都接受了，大概不接受又怕他们成为盗贼，金人已有怨言。又金国有张防，知道平州想要投降，徽宗亲自写诏书去招降，中途在路上，又被金人得到，而张防已经来投降了，金人更加怨恨。又契丹亡国的君主天祚帝在金国中，徽宗又亲自写诏书招降他，如果回到中原，应当以皇兄的礼节相待，天祚帝大喜想要回到中原，又被金人得到，因此金人大怒，说开始与我盟誓如此，现在却写诏书招纳我的叛亡之人，于是发檄文来责问，檄文之外又有许多檄文，极尽辱骂之语，现在实录中都不敢记载。徽宗非常害怕，于是召来张防，斩下他的头给金人，又想办法辩解天祚帝之事，于是启发了金人轻侮之心。每次读这些书，看得人头痛，更没有一页有一件事做得合宜。
曾经在李先生家的药方册子上看到一道御笔，那册子是朝廷纸做的，乃是当时议臣中有请求改变祖宗科举之法的，皇上已经同意了。第二天耿南仲、冯澥等人又议论神宗的法制应当绍述，不可改变，于是降下御笔说：“昨天因为议臣论奏失于不审慎，于是发出，现在得到师傅大臣的话，深合我的心意，所有先前降下的命令不再施行。”当时只因为绍述做得如此了，尚且不醒悟，所以李伯纪极力与钦宗论说，但却不合，因为李纲被罢免而太学生及军民伏阙请求挽留他。从此君臣之间产生嫌隙，怀疑军民胁迫自己，当时围城时降下空名告身一千多道，让他们便宜补授官职，上至节度使，李纲只书写填了几名小使臣，其余的都缴回。而钦宗已有“近日人臣擅作威福，渐不可长”的话，这样教人如何做事？广说：“自汉唐以来，惟有本朝臣下最难做，所以议论胜而功名少。”说：“议论胜也自仁宗之后而蔓衍于熙宁、元丰年间，如果是太祖时，虽有议论，也不过说当时想要实行之事罢了，没有许多闲言语。”
问：“吴革当时结连义兵，想要夺取二圣，被范琼诱杀，不知道当时如果从中起事，能有成效吗？”说：“也做不成，大势已去。古人说：‘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岂不是如此？只这里才操纵稍缓，其中便有此祸，可不栗栗危惧？”
前辈在南渡初年，有言都建康的。人说：“建康不是昔日的建康，也不可都。虽然胜似坐杭州，如在深窟里。然而要得出近外，不若都鄂渚，能够应接蜀中上一边。”事体看来，这种说法也是对的。如今杭州一向偏在东南，终究不成事。记得岳飞初在鄂渚练兵，有旨令移镇江陵。岳飞大会诸将商议，遍问诸将都以为可以，只有任士安不应。岳飞颇怒他。任士安说：“大将所以移镇江陵，如果是时，我怎么敢不说？我因为见移镇不对，所以不敢言。”据我看，这里已自成规模，已自好了。此地可以凭险而守，如果往江陵，则失长江之利。不是我敢知道的。岳飞于是与申奏，乞止留军鄂渚。
岳飞曾当面奏报金人想要立钦宗之子来南京，想要变换南人耳目，乞求皇子出阁以定民心。当时孝宗才十余岁，高宗说：“你带兵在外，此事不是你应当参与的。”当时有参议姓王的在候班，见岳飞呈上札子时手震。等到岳飞退下，皇上对王说：“岳飞带兵在外，
却来干与此等事。卿缘路来见，他曾与甚麽人交？」王曰：「但见飞沿路学小书甚密，无人得知。但以此推脱了。但此等事甚紧切，不知上何故恁地説。」如飞武人能虑及此，亦大故是有见识。某向来在朝与君举商量，欲拈出此等事，寻数件相类者一并上之，将其后裔乞加些官爵以显之，未及而罢。
译却来参与这类事情。你因为顺路来见他，他曾和什么人交往？”王说：“只看见如飞沿途私下学习小字，非常秘密，没有人知道。只是借此推脱罢了。但这类事情非常紧急，不知皇上为什么这样说。”如飞作为武人，能考虑到这一点，也确实是很有见识。我先前在朝廷上与君举商量，想要提出这类事情，寻找几件类似的事情一并上报，请求给他们的后裔加封一些官爵以彰显他们，还没来得及做就停止了。
昭慈小不快，髙庙问疾，因话闲曰：“有一事久欲说与官家。”髙庙请其故，曰：“宣仁废立之説，皆是章惇之徒撰造。中闲虽尝辨白，然载在国史者尚未尝改。可令史官重议删修，以昭明圣母之德于万世。”时赵忠简当国，遂荐元祐故家子弟如范如圭数人，方始改得正。然亦颇有偏处，才是元祐事，便都是熙丰时事，便都不是。后赵罢，张魏公继之，又欲修改，动【葢魏公亦不甚主张元祐事】令史官某等签出，未及改而又罢。
问寿皇为皇子本末曰：本一上殿官楼寅亮上言，举英宗故事，且谓太祖受命，而子孙无为帝王者，当于太祖之下选一人养宫中，他日皇子生，只添一节度使耳。继除台官赵忠简，遂力賛于外。当时宫中亦有龃龉，故养两人。后来皆是髙宗自主张。未禅位前数日，忽批云：「宗室某可追赠秀王，諡安僖。」先已安排了，若不然，寿皇如何处置？
髙宗大行寿皇三年，戴布幞头，着衣衫，遵行古礼，可谓上正千年之失。当时宰相不学，三日后便服朝服。虽寿皇谦德，不欲以此谕羣臣，然臣子自不当如此，可谓有父子而无君臣。
寿皇合下若有一人夹持定十五六年，做多少事！寿皇直是有志于天下，要用人。尝叹自家不如个孙仲谋，能得许多人。
某尝谓士大夫不能尽言于寿皇，真为自负。葢寿皇尽受人言，未尝有怒色，但不乐时，止与人分疏辨析尔。
寿皇晩来极为和易。某尝因奏对，言检旱天语云：「检放之▯，惟在于后时而失实，只这四字尽得其要领。」又言经总制钱，则曰：「闻巧为名色以取之民。」其于天下事极为谙悉。
岁旱，寿皇禁中祈雨有应。一日，引宰执入见，共父奏云：“此固陛下至诚感通，然天人之际，其近如此。若他事一有不至，则其应亦当如此。愿陛下深加圣虑，则天下幸甚。”共父斯语，颇得大臣体。
上即位逾月，留揆以一二事忤防，特批逐之。人方服其英断。先生被召至上饶，闻之有忧色，曰：“人心易骄如此，某今方知可惧。”黄问曰：“某人专恣当逐，何惧之有？”曰：“大臣进退，亦当存其体貌，岂宜如此？”又问：“恐是庙堂诸公难其去，故以此劝上逐之。”曰：“亦不可如此。何不使其徒谕之以物论，俟其请去而后许之，则善矣。幼主新立，岂可导之以轻逐大臣耶？且如陈源之徒，论其罪恶，须是斩之乃善。然人主新立，复敎以杀人，某亦不敢如此做也。”
三后并配，自本朝真庙始。其初议者，皆以归咎于钱惟演。后既习见为常，亦无复有议之者矣。古人虽以子贵，然庶母无系于先君之礼。如《左传》书僖公成风，晋书简文太后，皆以系于其子，而别制庙以祀之【以下法制】
因论今宗室与汉差别，汉宗室只是天子之子封王，王子封侯，嫡子世袭，支庶以下皆同百姓，只是免其繇戍。如汉光武，皆是起于民闲也。
赵表之生做文官，才到封王【封安定郡王】便用换武。岂文官不可封王，而须武官耶？又今宗正，须以宗室武官为之，文官也只做得世闲一様愚人，便以此等制度为百王不可易之法。
册命之礼，始于汉武封三王，后遂不废。古自有此礼，至武帝始复之耳。郊祀、宗庙、太子皆有玉册，皇后用金册【记不审】宰相、贵妃皆用竹册。凡宰相宣麻，非是宣与宰相，乃是扬告王庭，令百官皆听。问以其人可用与否，首则称道之文，后乃警戒之词，如今云“于戏”以下数语是也。末乃云“主者施行”，所谓施行者，行册拜之礼也。此礼唐以来皆用之，至本朝宰相不敢当册拜之礼，遂具辞免，三辞然后许。只命书麻词于诰以赐之，便当册文，不复宣麻于庭。便是书以赐宰相，乃是独宣诰命于宰相，而他人不得与闻，失古意矣。
本朝于大臣之丧待之甚哀，贺孙举哲宗哀临温公事曰：「温公固是如此，至于尝为执政已告老而死，祖宗亦必为之亲临，罢乐。」看古礼，君于大夫，小敛往焉，大敛往焉；于士，既殡往焉。何其诚爱之！至今乃恝然这也只是自渡江后，君臣之势方一向
译昭慈太后稍有不适，高宗前去问安，于是闲聊说：“有一件事，我早就想对官家说了。”高宗询问原因，昭慈太后说：“关于宣仁太后废立太后的说法，都是章惇一伙人编造的。中间虽然曾经辩白过，但记载在国史中的内容尚未修改。可以命令史官重新商议删改修订，以昭示圣母的德行于万世。”当时赵鼎执政，于是推荐范如圭等元祐旧臣的子弟，这才得以改正。然而其中也有偏颇之处，只要是元祐年间的事，就都被说成是熙宁、丰年间的事；只要是熙宁、丰年间的事，就都被说成不是。后来赵鼎罢相，张浚继任，又想修改，动不动就【大概张浚也不太主张元祐年间的事】让史官等人签出意见，还没来得及修改，张浚又罢相了。
问寿皇（宋孝宗）作为皇子的始末，回答说：起初是上殿官楼寅亮上言，援引英宗时的旧例，并且说太祖承受天命，而子孙中没有做帝王的，应当在太祖之后选一人养在宫中，将来皇子出生，只增加一个节度使的职位罢了。接着任命台官赵鼎，赵鼎就在外朝极力赞同。当时宫中也有不合之处，所以抚养了两个人。后来都是高宗自己主张决定的。在禅位前几日，忽然批旨说：“宗室某人可以追赠为秀王，谥号安僖。”事先已经安排好了，如果不这样，寿皇怎么处置？
高宗驾崩，寿皇守丧三年，戴着布幞头，穿着衣衫，遵循古礼，可以说纠正了千年的过失。当时的宰相不学无术，三天后就穿朝服上朝。虽然寿皇谦逊有德，不想以此告诫群臣，但臣子自然不应当这样，可以说只有父子之情而没有君臣之礼。
寿皇如果一开始就有一人辅佐支持十五六年，能做多少事啊！寿皇确实有志于天下，想要用人。曾经感叹自己不如孙权，能得那么多人心。
我曾经说士大夫不能对寿皇尽言，真是自负。因为寿皇完全接受别人的意见，从未有过怒色，只是不乐意时，只与人分疏辨析罢了。
寿皇晚年极为温和平易。我曾经因为奏对，谈到检旱天语时说：“检放的关键，只在于滞后而失实，这四个字完全抓住了要领。”又谈到经总制钱，就说：“听说巧立名目向百姓收取。”他对天下事务极为熟悉。
年成干旱，寿皇在禁中祈雨应验。一天，召宰相和执政官入见，共同上奏说：“这固然陛下至诚感动天地，然而天人之间，感应如此迅速。如果其他事情有一点不到位，那么感应也应当如此。希望陛下深入思考，那么天下就幸运了。”共父这番话，很符合大臣的体统。
皇上即位超过一个月，留正因为一两件事触犯忌讳，皇上特别批旨驱逐他。人们正佩服他的英明果断。先生被召至上饶，听说此事面露忧色，说：“人心容易骄傲到如此地步，我现在才知道可怕。”黄问说：“某人专横恣意应当驱逐，有什么可怕的？”先生说：“大臣的进退，也应当保全他们的体面，怎么可以这样？”又问：“恐怕是庙堂上的各位公卿难以让他离去，所以以此劝皇上驱逐他。”先生说：“也不可以这样。为什么不让他的人用舆论劝说他，等他请求离去后再允许，这样就好了。幼主新立，怎么可以引导他轻易驱逐大臣呢？况且像陈源这类人，论他们的罪恶，必须斩首才好。然而人主新立，又教他杀人，我也不敢这样做。”
三位皇后并配，从我朝真宗开始。起初议论的人，都归咎于钱惟演。后来既然习以为常，也就没有再议论的人了。古人虽然因为儿子尊贵而尊封母亲，但庶母没有与先君相系的礼仪。如《左传》记载僖公的成风，晋书记载简文太后，都是因为与儿子相系，而另外建庙祭祀他们【以下法制】
因为谈论当今宗室与汉朝的区别，汉朝宗室只是天子的儿子封王，王子的儿子封侯，嫡子世袭，支庶以下的都同百姓一样，只是免除他们的徭役戍边。如汉光武，都是从民间起家的。
赵表之生前做文官，刚封王【封安定郡王】就换用武官。难道文官不可以封王，而必须用武官吗？又如今宗正，必须用宗室武官担任，文官也只做得世间一般的愚人，就把这些制度当作百王不可改变的法律。
册命之礼，始于汉武帝封三王，后来就不废除了。古代自有此礼，到汉武帝时才恢复罢了。郊祀、宗庙、太子都有玉册，皇后用金册【记得不清楚】宰相、贵妃都用竹册。凡是宰相宣麻，不是宣给宰相，而是向朝廷宣告，让百官都听。问那个人是否可用，首先称道他的文章，后来是警戒之词，如今说“于戏”以下的几句话就是。最后说“主者施行”，所谓施行，就是行册拜之礼。这个礼仪从唐朝以来都用，到我朝宰相不敢当册拜之礼，于是具表辞免，三次辞免后才允许。只把麻词写在诰命上赐给他，就当作了册文，不再在朝廷上宣麻。这就是把诰命赐给宰相，乃是独自向宰相宣示诰命，而其他人不得听闻，失去了古意。
我朝对于大臣的丧事对待得很哀痛，贺孙举哲宗哀悼温公的事说：“温公固然如此，至于曾经担任执政官已告老而死，祖宗也必定亲自临丧，停止音乐。”看古礼，君主对于大夫，小殓时前往，大殓时前往；对于士，既殡时前往。多么真诚爱护啊！到现在却漠然如此，这只是自从渡江后，君臣之势才一直如此
悬絶，无相亲之意，故如此。古之君臣所以事事做得成，缘是亲爱一体。因説金人初起时，其酋长与部落都无分别，同坐同饮，相为戏舞，所以做得事。如后来乌珠犯中国，虏掠得中国士类，因有敎之以分等陛立制度者，于是上下位势渐隔，做事渐难。
译彼此隔绝疏远，没有亲近和睦的心意，所以会这样。古代君臣之所以凡事都能做成，是因为他们亲爱如一、融为一体。因此说到金人刚兴起时，他们的酋长与部落之间没有分别，一起坐着、一起饮酒，互相嬉戏舞蹈，所以能够做成事情。等到后来乌珠侵犯中原，掳掠了中原的士人，于是有人教他们区分等级、建立制度，从此上下地位权势逐渐隔阂，做事也就越来越困难了。
本朝官制与唐大槩相似，其曲折却也不同。
唐初每事先经由中书省，中书做定，将上得防，再下中书。中书付门下，或有未当，则门下缴驳，又上中书。中书又将上得防，再下中书。中书又下门下，若事可行，门下即下尚书省。尚书省但主书填奉行而已，故中书之权独重。本朝亦最重中书，葢以造命可否、进退皆由之也。门下虽有缴驳，依旧经由中书，故中书权独重。及神宗仿唐六典，三省皆依此制，而事多稽滞，故渡江以来，执政事皆归一，独诸司吏曹【二十四曹】依旧分额，各属三省吏人，自分所属而其上之纲领则不分也【旧时三省事各有由，不相侵越，不相闻知，中书自理会中书事，尚书自理会尚书事，门下自理会门下事】如有除授，则宰执同共议定，当笔宰执判过，由中书吏人做上去，再下中书，中书下门下，门下下尚书，书行给舎缴驳，犹州郡行下事，须幕职官签押，如有不是，得以论执。中书行下门下，皆用门下省官属签押，事有未当，则官属得以执奏。
旧制门下省有侍中，有门下侍郎；中书省有中书令，中书侍郎。改官制，神宗除去侍中、中书令，只置门下、中书侍郎。后并尚书左右丞、门下、中书侍郎四员为参政官。或云：始者昭文馆大学士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富郑公等为之。后改为左右仆射，则蔡京、王黼首居是选。及改为左右丞相，则某人等为之。名愈正，而人愈不逮。前亦何预名事？曰：只是实不正。使名既正，而实亦正，岂不尤佳？又曰：人言王安石以正名之説，驯致祸乱。且正名是孔子之言，如何便道王安石説得不是？使其名果正，岂不更佳？
给事中初置时葢欲其在内给事上差除有不当用舍有不是要在里面整顿了不欲其宣露于外今则不然或有除授小报才出逺近皆知了给舎方缴驳乃是给事外也这般所在都没理会
唐制，某镇节度使，某州刺史，观察使【此藩镇所称】使持节某州军州事【此属州军所称，其属官则云某州军事判官，某州军事推官，今尚如此。若节镇属官则云节度推判官，以自异于属州】使与州各分曹案，使院有观察判官，观察推官；州院有知录，纠六曹，官为六曹之长。凡兵事则属使院，民事则属州院，刑狱则属司理院。三者分属，不相侵越。司法专检法，司户专掌仓库。然司理既结狱，须推判官签押，方为圆备，不然则不敢结断。本朝并省州院使院为一，如署衔但云知某州军州事，军州事则使院之职也。自并省三院，而州郡六曹之职颇为淆乱，司法、司理、司户三者尚仍旧。知录管州院事，专主敎民，今乃管仓库，独为不得其职。所以六曹官惟知录免二日衙，以其职尊，故优异之。此等事史书并不载，惟杂説中斑驳见一二。旧尝疑州院即是司理院，后阅范文正公集有云：如使院、州院宜并省归一，方知不然，因晓州院使院之别【使院今之佥防也】凡诸幕职官皆谓之当职官，如唐书所云，有事当罚则诏云自当职官以下以次受罚；有事当赏则云当职官以下以次受赏，谓自推判官而下也。又曰：后来蔡京改六曹官名，颇得旧职为不淆乱。渡江以来，以其出于京也，皆罢之。又问长史何官？曰：六朝时长史甚轻，次第只是奔走长官之前，有君臣之分，不得坐。至唐则甚重，葢皇子既遥领正大帅，其羣臣出为藩镇者则称云副大帅某州长史【韩文董晋官位可见】至唐中叶，而长史、司马、别驾皆为贬官，不事事。葢节度使既得自辟置官属【如节度、观察、推判官之属】此既重，则彼皆轻矣。
初，蔡京更定幕职推判官，谓之分曹建院。以为节度使、观察使，在唐以治兵、治财，今则皆是闲称呼，初无职事。而推判官犹袭节度、观察之名，甚无谓。又古者以军兴故置参军，今参军等职皆治民事，而犹循用参军之号，亦无意谓。故分曹建院，推判等官改为司士曹事、司仪曹事，此类有六。参军之属改为某院、某院，而尽除去节度参军之名，看来改得自是。又如妇人封号，有夫为秦国公而妻为魏国夫人者
译本朝的官制与唐朝大致相似，但其中的细节却有所不同。
唐朝初年，每件事先经由中书省，中省拟定后，将奏章呈上获得批准，再下发到中书省。中书省交付门下省，如果有不妥当之处，门下省就驳回，又上报到中书省。中书省再次将奏章呈上获得批准，再下发到中书省，中书省又下发给门下省。如果事情可行，门下省就下发给尚书省。尚书省只负责书写填写并执行而已，所以中书省的权力独重。本朝也最重视中书省，因为任命与否、官员的升降都由它决定。门下省虽然有驳回的权力，但依旧要经过中书省，所以中书省的权力独重。等到神宗仿照《唐六典》，三省都依照这个制度，但事务多拖延停滞，所以南渡以来，执政事务都归于一处，只有各司吏曹【二十四曹】依旧按定额划分，各自隶属于三省的吏员，各自区分所属，但其上层的纲领却不分开【过去三省的事务各有来源，互不侵犯超越，互不相知，中书自理会中书的事，尚书自理会尚书的事，门下自理会门下的事】。如果有任命，就由宰相和执政共同商议决定，当值的宰相执政判阅后，由中书省的吏员做上去，再下发到中书省，中书省下发给门下省，门下省下发给尚书省，书写执行后给事中、中书舍人驳回，就像州郡下发事务，必须幕职官签押，如果有不对的地方，得以争论坚持。中书省下发给门下省，都用门下省的官属签押，事情有不妥当的，官属得以执奏。
旧制门下省有侍中，有门下侍郎；中省有中书令，中书侍郎。改革官制，神宗去除了侍中、中书令，只设置门下、中书侍郎。后来合并尚书左右丞、门下、中书侍郎四人为参政官。有人说：起初昭文馆大学士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由富弼等人担任。后来改为左右仆射，则由蔡京、王黼首先担任此选。等到改为左右丞相，则由某人等人担任。名称越端正，而人却越发不及。以前这与名称有什么关系呢？回答说：只是实质不端正。假使名称既端正，而实质也端正，岂不是更好？又说：人们说王安石以正名的学说，逐渐导致祸乱。况且正名是孔子的话，怎么能说王安石说得不对呢？假使名称果然端正，岂不是更好？
给事中最初设置时，大概希望他在宫内侍奉，对于任命有不当、用人有错误，要在里面整顿好，不希望它泄露到外面。现在却不是这样，有时任命的小报刚出来，远近都知道了，给事中、中书舍人才驳回，这乃是给事在外了。像这样的地方都没有理会。
唐朝制度，某镇节度使，某州刺史、观察使【这是藩镇的称呼】，使持节某州军州事【这是属州军的称呼，其属官就说某州军事判官，某州军事推官，现在还是这样。如果是节镇的属官就说节度推判官，以区别于属州】。使与州各自分曹案，使院有观察判官、观察推官；州院有知录、纠六曹，官为六曹之长。凡是军事则属于使院，民事则属于州院，刑狱则属于司理院。三者分属，互不侵犯超越。司法专管检法，司户专管仓库。然而司理既然结案，必须推判官签押，才算完备，不然就不敢结案。本朝合并州院、使院为一，如署衔只说知某州军州事，军州事则是使院的职责。自从合并三院，而州郡六曹的职责颇为混乱，司法、司理、司户三者还依旧。知录管州院事，专管教化百姓，现在却管仓库，唯独不得其职。所以六曹官只有知录免除两天衙门办公，因为他的职位尊贵，所以优待他。这类事情史书都不记载，只在杂说中零星见到一二。过去曾怀疑州院就是司理院，后来阅读范文正公集有说：如使院、州院应当合并归一，才知道不是这样，因此明白州院、使院的区别【使院就是现在的佥判】。凡是诸幕职官都称为当职官，如《唐书》所说，有事当罚则诏书说自当职官以下依次受罚；有事当赏则说当职官以下依次受赏，指的是自推判官而下。又说：后来蔡京改六曹官名，颇为得当，旧职不混乱。南渡以来，因为出于蔡京之手，都罢免了。又问长史是什么官？回答说：六朝时长史很轻，次序只是在长官面前奔走，有君臣之分，不得坐。到了唐朝则很重，因为皇子既遥领正大帅，他的群臣出为藩镇的则称副大帅某州长史【韩愈文中董晋的官位可见】。到了唐朝中叶，而长史、司马、别驾都成为贬官，不做事。因为节度使既然能自己辟置官属【如节度、观察、推判之类】，这些既重，那么那些就轻了。
起初，蔡京更改幕职推判官，称为分曹建院。认为节度使、观察使，在唐朝用来治兵、治财，现在都是闲职称呼，起初没有职事。而推判官还袭用节度、观察的名称，很没有意义。又古代因为军兴所以设置参军，现在参军等职都治民事，却还沿用参军的称号，也没有意义。所以分曹建院，推判等官改为司士曹、司仪曹，这类有六个。参军之类改为某院、某院，而完全去除节度参军的名称，看来改得自然。又如妇人封号，有丈夫为秦国公而妻子为魏国夫人的
，亦有封两国者。秦桧妻封两国，范伯逹笑之曰：“一妻而为两国夫人，是甚义理？”故京皆改，随其夫号，如夫封建安郡，则妻封建安郡夫人；夫封秦国，则妻亦封秦国夫人，侯、伯、子、男皆然。看来随其夫称，极是。如淑人、硕人、宜人、孺人之类，亦京所定，各随其夫官带。之后人谓淑人、硕人非妇人所宜称，看来称硕人亦无妨，惟淑人则非所宜尔。但只有一节未善，有夫方封某郡伯，而妻已先封为某国夫人者，此则与京所改者相值龃龉，不可行。葢其封赠格法如此。当初合并格法也，与整顿过则无病矣。遂使人得以咎之，谓其法自相违戾，亦是京不仔细，乗势粗改。后人以其出于京也，遂不问是非，一切反之。
译也有同时封两个国号的。秦桧的妻子被封为两个国号的夫人，范伯逹嘲笑她说：“一个妻子却成为两个国家的夫人，这是什么道理？”因此蔡京全都加以更改，跟随其丈夫的封号，比如丈夫被封为建安郡公，妻子就封为建安郡夫人；丈夫被封为秦国公，妻子也就封为秦国夫人，侯、伯、子、男等爵位都是这样。看来跟随丈夫的称呼，非常合适。至于淑人、硕人、宜人、孺人这类封号，也是蔡京所规定的，各自跟随其丈夫的官职品级。后来有人说淑人、硕人不是妇女适宜使用的称呼，看来称硕人也没有妨碍，只是称淑人则不适宜罢了。但只有一点不好，有的丈夫刚刚被封为某郡伯，而妻子却已经先被封为某国夫人，这就与蔡京所更改的规定相互抵触，不可实行。大概是因为封赠的法规原本就是这样。当初如果合并法规，或者整顿之后，就没有问题了。于是让人得以指责他，说他的法规自相矛盾，这也是蔡京不仔细，趁着权势粗略更改。后人因为这是蔡京制定的，于是不过问是非，全部予以废除。
本朝先未有祠禄，但有主管某宫、某观公事者，皆大官带之，真个是主管本宫、本观御容之属。其他多只是监当差遣，虽尝为谏议官，亦有为监当者，如监船塲、酒务之属。自王介甫更新法，虑天下士大夫议论不合，欲一切弹击罢黜，又恐骇物论，于是创为宫观祠禄，以待新法异议之人。然亦难得，惟监司、郡守以上眷礼优渥者方得之。自郡守以下，则尽送部中与监当差遣。后来渐轻，今则又轻，皆可以得之矣。
今羣臣以罪去者，不能全其退处之节。凡有辞避，必再三不允，直待章疏劾之，遂从罢黜。
因説歴代承袭之▯曰：「本朝鉴五代藩镇之▯，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祸，敌骑所过莫不溃散。」因及熙宁变法曰：「亦是当茍且废弛之余，欲振而起之，但变之不得其中尔。」
因言本朝养兵蠧国，更无人去源头理会，只管从枝叶上去添兵添将。太祖初定天下，将诸军分▯州郡，特寄养耳，故谓之第几指挥，谓之禁军，明其为禁卫也。其将校乃衙前，今所谓都知兵马使，谓之敎练，乃其军之将也。若都监，乃唐末监军之遗制；钤辖、都部署，皆国初制也。部署即今之总管，今州钤、路钤、总管皆无职事，但大阅时供职一两日耳。潭州有八指挥，其制皆废弛，而飞虎一军独盛，人皆谓辛幼安之力。以某观之，当时何不整理亲军，自是可用，却别创一军，又增其费。又今之江上屯驻，祖宗时亦无之。某之意欲使更戌于州郡，可以渐汰将兵，然这话难説。又今之两淮、荆襄义勇皆可用，但人多不之思耳。
兵法以能分合为变，不独一阵之闲有分合，天下之兵皆然。今日之兵，分者便不可合，合者便不可分。本朝旧来只郡国禁兵而已，但在西北者差精鋭耳。渡江后又添上御前军，却是张、韩辈自起此项兵。后来既不可得而去，只得如此聚屯。今以不如祖宗时财赋，养祖宗时所无之兵，安得不穷也？
问唐之人主喜用宦者监军何也？曰：是他信诸将不过，故用其素所亲信之人。后来一向疎外，诸将尽用宦者。本朝太宗令王继恩平李顺，有功，宰相拟以宣徽使赏之。太宗怒，切责宰相，以为太重，葢宣徽亚执政也，遂创宣政使处之。朝臣诸将中，岂无可任者？须得用宦者。彼既有功，则爵赏不得吝矣。然犹守得这些意思，恐起宦者权重之患。及熙丰用兵，遂皆用宦者。李宪在西，权任如大将，驯至后来，遂有童贯、谭稹之祸。
总领一司，乃赵忠简所置。当时之意甚重，葢缘韩岳统兵权重，方欲置副贰，又恐啓他之疑，故特置此一司，以总制财赋为名，却专切报发御前兵马文字，葢欲隂察之也。
运使本是爱民之官，今以督办财赋，反成残民之职；提刑本是仁民之官，今以经总制钱，反成不仁之具。
经制钱，陈亨伯所创。葢因方腊反，童贯讨之，亨伯为随军转运使。朝廷以其权轻，又重为经制使。患军用不足，创为此名，以收州县之财。当时大获其利，然立此制时，明言军罢而止。其后遂因而不改。至绍兴四年，韩球又创总制钱，大略仿经制为之。十一年，经界法行，民间印契多倍有所得，朝廷遂以此年立额。至次年，则其数大亏，乃令州县添补解发。自后州县大困，朝廷亦知之。议者乃请就三年中取中制以立额，却不知中制者乃所添补之岁，其额犹为重也。因仍至今。顷年得江西宪时，陛对日，亦尝为孝宗言之。葢此政是宪司职事。又曰，亨伯创经制钱时，其兄弟有名某者，劝止之，不从，乃率其子侄哭于家庙，以为作俑之罪，祖先将不祀矣。
祖宗立法，催科只是九分，才破这一分，便不催。但破得一百贯，谓之破分，便住。自曾丞相仲钦为户部时，便不用这法，须要催尽。至今所以如此。
问学究一科沿革之故，曰：此科即唐之明经是也。进士科则试文字，学究科但试墨义。有才思者多去习进士科，有记性者则应学究科。凡试一大经者，兼一小经，每段举一句，令写上下文，以通
译本朝起初并没有祠禄这一制度，只有主管某宫、某观公事的人，都是由大官兼任，确实是主管本宫、本观中皇帝御容等事务。其他大多只是监当类的差遣，即使是曾经担任谏议大夫的人，也有去担任监当的，比如监管船场、酒务之类。自从王安石推行新法，担心天下士大夫议论与自己不合，想要一概弹劾罢免，又恐怕惊动舆论，于是创设了宫观祠禄，用来安置对新法有异议的人。然而这也很难得到，只有监司、郡守以上受到皇帝恩宠厚待的人才能得到。从郡守以下，则全部送交吏部安排监当差遣。后来逐渐变得容易，现在则更加容易，都可以得到了。
如今群臣因罪被罢免的，不能保全他们退隐闲居的节操。凡是有人辞官回避，必定再三不批准，直到奏章弹劾他们，才随之罢免。
于是谈到历代承袭的弊端说：“本朝鉴于五代藩镇的弊端，于是完全剥夺了藩镇的权力，兵权收了，财权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权力都收了，州郡于是日益困弱，靖康之祸，敌军骑兵所到之处无不溃散。”接着谈到熙宁变法说：“这也是在苟且废弛之后，想要振作起来，只是变革没有掌握得当罢了。”
于是谈到本朝养兵祸国，没有人从源头去治理，只管从枝叶上增添兵将。太祖刚平定天下，将各军分散驻扎在州郡，只是暂时寄养罢了，所以称为第几指挥，称为禁军，明确表明是禁卫军。其将校是衙前，即现在所谓的都知兵马使，称为教练，是这支军队的将领。至于都监，是唐末监军制度的遗留；钤辖、都部署，都是建国初期的制度。部署就是现在的总管，现在州钤、路钤、总管都没有实际职务，只是在大阅兵时供职一两天罢了。潭州有八指挥，其制度都已废弛，只有飞虎军特别强盛，人们都说是辛弃疾的功劳。以我看来，当时为什么不整理亲军，这样自然可用，却另外创建一支军队，又增加了费用。又如今江上的屯驻军队，祖宗时代也没有。我的意思是希望让他们在州郡轮流戍守，可以逐渐裁减将兵，然而这话难以说出口。又如今两淮、荆襄的义勇都可以使用，只是人们大多不去思考罢了。
兵法以能够分合变化为妙，不仅在一阵之间有分合，天下的军队都是如此。如今的军队，分开的就无法合拢，合拢的就无法分开。本朝原来只有郡国的禁兵而已，只是在西北的稍微精锐罢了。渡江后又增添了御前军，却是张俊、韩世忠等人自行招募的这支军队。后来既然无法遣散，只得这样聚集屯驻。如今用不如祖宗时代的财赋，供养祖宗时代所没有的军队，怎能不穷困呢？
问：唐代君主喜欢用宦官监军，为什么呢？答：是他们不信任将领，所以使用他们向来亲信的人。后来一直疏远外放，将领全都任用宦官。本朝太宗命令王继恩平定李顺，立下功劳，宰相打算用宣徽使来赏赐他。太宗发怒，严厉责备宰相，认为赏赐太重，因为宣徽使仅次于执政大臣，于是创设宣政使来安置他。朝臣和将领中，难道没有可任用的人吗？必须使用宦官。他们既然立了功，爵位赏赐就不能吝啬。然而还保持着这种想法，担心引起宦官权重之患。等到熙宁、元丰年间用兵，于是全都使用宦官。李宪在西部，权力责任如同大将，逐渐发展到后来，于是有了童贯、谭稹的祸患。
总领这一机构，是赵鼎设置的。当时用意很重，因为韩世忠、岳飞统兵权重，正想设置副职，又恐怕引起他们的怀疑，所以特意设置这一机构，以总管财赋为名，却专门负责传达御前兵马文书，其实是想要暗中监察他们。
转运使本来是爱护百姓的官职，现在因为督办财赋，反而成了残害百姓的职务；提刑本来是仁爱百姓的官职，现在因为经总制钱，反而成了不仁的工具。
经制钱，是陈亨伯创设的。因为方腊造反，童贯征讨他，陈亨伯担任随军转运使。朝廷认为他权力轻，又兼任经制使。担心军费不足，创设了这个名目，来征收州县的财物。当时大获其利，然而设立这个制度时，明确说军队解散后就停止。其后于是沿袭不改。到绍兴四年，韩球又创设总制钱，大致仿照经制钱的做法。十一年，经界法实行，民间印契多倍有所得，朝廷于是以这一年确立定额。到第二年，数额大大亏损，于是命令州县添补解发。从此州县大大困顿，朝廷也知道。议论的人于是请求在三年中取中等数额来确立定额，却不知道中等数额是添补的那一年，其定额仍然很重。沿袭至今。前年我担任江西提刑时，在殿廷回答皇帝问话时，也曾向孝宗说过。因为这政事是提刑司的职责。又说，陈亨伯创设经制钱时，他的兄弟有名某的人，劝止他，他不听从，于是率领子侄在家庙哭泣，认为这是作俑之罪，祖先将不再被祭祀了。
祖宗立法，催征赋税只是九分，只要破费这一分，就不再催征。只要破费一百贯，称为破分，就停止。自从曾仲钦担任户部尚书时，就不再使用这个办法，一定要催征尽数。至今所以如此。
问：学究这一科沿革的原因是什么？答：这一科就是唐代的明经科。进士科则考试文章，学究科只考试墨义。有才思的人多去习进士科，有记忆力的人则应考学究科。凡是考试一大经的，兼考一小经，每段举出一句，令写上下文，以通
不通为去取。应者多是齐鲁、河朔间人，只务熟读和注文也，记得故当时有“董五经”、“黄二传”之称。但未必晓文义，正如和尚转经相似。又有司待之之礼，亦不与进士等。进士入试之日，主文则设案焚香，垂帘讲拜；至学究则彻幕，以防传义，其法极严。有渴至饮砚水而黔其口者，当时传以为笑。欧公亦有诗云：“焚香礼进士，彻幕待诸生【或云“彻幕”乃“瞑目”字，亦非欧诗】其取厌薄如此。荆公所以恶而罢之。但自此科一罢之后，人多不肯去读书。
译（考官）不精通取舍的标准。应考的大多是齐鲁、河朔一带的人，只致力于熟读经文和注疏，记得牢固，因此当时有“董五经”、“黄二传”的称号。但他们未必理解文义，就像和尚念经一样。又有司待之的礼节，也不与进士同等。进士入试那天，主考官便设案焚香，垂帘讲拜；到了学究科，则撤去帘幕，以防传递义理，其法度极其严格。有人渴到喝砚台里的水而把嘴染黑，当时传为笑谈。欧阳修也有诗说：“焚香礼进士，彻幕待诸生”【有人说“彻幕”是“瞑目”二字，也不是欧阳修的诗】，其被厌薄竟至于此。所以王安石厌恶并废除了这一科。但自从这一科废除之后，很多人就不肯去读书了。
或问勑令格式如何分别？曰：此四字乃神宗朝定法时纲领。本朝止有编勑，后来乃命羣臣修定。元丰中执政安焘等上所定勑令，上谕焘曰：「设于此而逆彼之至，谓之格；设于此而使彼效之，谓之式；禁于未然，谓之令；治其已然，谓之勑。修书者要当如此。」若其书完具，政府总之，有司守之，斯无事矣。神庙天资絶人，观此数语，直是分别得好。格如五服制度，某亲当某服，某服当某时，各有限极，所谓「设于此而逆彼之至」之谓也。式如磨勘转官，求恩泽封赠之类，只依个様子写去，所谓「设于此而使彼效之」之谓也。令则条令禁制，其事不得为某事，违者有罚之类，所谓「禁于未然」者。勑则是已结此事，依条断遣之类，所谓「治其已然」者。格令式在前，勑在后，则有敎之不改而后诛之底意思。今但欲尊勑字，以勑居前，令格式在后，则与不敎而杀者何异？殊非当时本指。又问：伊川云：「介甫言律是八分书，是他见得如此。」何故曰「律是刑统」？此书甚好，疑是厯代所有传袭下来，至周世宗命窦仪注解过，名曰「刑统」，即律也。今世却不用律，只用勑令。大槩勑令之法皆重于刑统，刑统与古法相近，故曰「八分书」。
今日作史，左右史有起居注，宰执有《时政记》，台官有《日厯并送史馆著作处参改，入《实录》。作史大抵史皆不实，紧切处不敢上史，亦不关报。
国初人便已崇礼义，尊经术，欲复二帝三代，已自胜如唐人，但説未透，在直至二程出，此理始説得透【以下人物】
太宗朝，一时人多尚文中子。葢见朝廷事不振，而文中子之书颇説治道，故也。然不得其要。范文正公虽有欲为之志，然也粗不精密，失照管处多。
谈苑》説：「李文靖没口匏事，极好。可谓镇浮，然与不兴利事，皆落一偏。胡不广求有道贤徳，兴起至治也。」
伯丰问：“寇莱公澶渊事如何？”曰：“当来他却有措处，然到此只得向前，不可退后也。”
问本朝如王沂公，人品甚髙，晩年乃求复相，何也？曰：便是前辈都不以此事为非，所以至范文正方厉防耻，振作士气。曰：如寇莱公也，因天书欲复相。曰：固是。
问王沂公云：“恩欲已出，怨使谁当？似此不可为通法否？”曰：“他只説不欲牢笼人才，説使必出自我门下，他亦未尝不荐人才。”
某尝説：「吕夷简最是个无能底人，今人却説他有相业。会处置事？不知何者为相业？何者善处置？为相正要以进退人才为先，使四夷闻知，知所耸畏。方其为相，其才徳之大者，如范文正诸公，既不用下；而豪俊跅▯之士，如石曼卿诸人，亦不能用。其所引援，皆是半闲不界无状之人，弄得天下之事日入于昏乱。及一旦不奈元昊何，遂尽挨与范文正公。若非范文正公，则西方之事决定弄得郎当，无如之何矣！」今人以他为有相业，深所未晓。
近得周益公书，论吕范解仇事曰：初，范公在朝，大臣多忌之。及为开封府，又为百官图以献，因指其迁进迟速次序曰：“某为超迁，某为左迁，如是而为公，如是而为私。”意颇在吕相。吕不乐，由是落职，出知饶州。未几，吕亦罢相。后吕公再入，元昊方犯边，乃以公经略西事。公亦乐为之用，尝奏记吕公云：“相公有汾阳之心之徳，仲淹无临淮之才之力。”后欧阳公为范公神道碑，有“懽然相得，戮力平贼”之语，正谓是也。公之子尧夫乃以为不然，遂刊去此语。前书今集中亦不载，疑亦尧夫所删。他如《丛谈》所记，説得更乖。某谓吕公方寸隐微，虽未可测，然其补过之功，使天下实被其赐，则有不可得而掩者。范公平日胸襟豁逹，毅然以天下国家为己任，既为吕公而出，岂复更有匿怨之意？况公尝自谓平生无怨恶于一人，此言尤可验。忠宣固是贤者，然其规模广狭，与乃翁不能无间。意谓前日既排申公，今日若与之解仇，前后似不相应，故讳言之。却不知乃翁心事政不如此。欧阳公闻其刊去碑中数语，甚不乐也。问后来正献亦及识范公否？曰
译有人问：敕、令、格、式是如何区分的？回答说：这四个字是神宗朝制定法律时的纲领。本朝起初只有编敕，后来才命令群臣修定。元丰年间，执政大臣安焘等人呈上所定的敕令，皇上告诉安焘说：“设立在这里而预先推知那方面的到来，叫做格；设立在这里而让那方面效仿，叫做式；在事情发生之前禁止，叫做令；治理已经发生的事，叫做敕。修书的人应当如此。”如果这本书完备，政府总揽它，有关部门遵守它，那就无事可忧了。神宗的天资超人，看这几句话，真是区分得很好。格就像五服制度，某亲属应当穿某等丧服，某等丧服应当服丧多长时间，各自有限度，这就是所说的“设立在这里而预先推知那方面的到来”。式就像考核转官、请求恩泽封赠之类，只依照一个样子写去，这就是所说的“设立在这里而让那方面效仿”。令则是条令禁制，规定不得做某事，违者有惩罚之类，这就是所说的“在事情发生之前禁止”。敕则是已经结案的这件事，依照条令判决遣送之类，这就是所说的“治理已经发生的事”。格、令、式在前，敕在后，就有教化不改而后诛杀的意思。现在只想要尊崇“敕”字，把敕放在前面，令、格、式放在后面，那与不教化就杀戮有什么区别？完全不符合当时的本意。
又问：伊川先生说：“王安石说律是八分书，是他看得如此。”为什么说“律是刑统”？这本书很好，怀疑是历代传袭下来，到周世宗命令窦仪注解过，名叫“刑统”，就是律。现在世间却不使用律，只使用敕令。大概敕令的法度都比刑统严厉，刑统与古法相近，所以说“八分书”。
如今作史，左、右史有起居注，宰执有《时政记》。台官有《日录》，并送史馆著作处参改，编入《实录》。作史大概史书都不真实，紧要的地方不敢上报史馆，也不通报。
建国初年的人就已经崇尚礼义，尊崇经术，想要恢复二帝三代的治世，已经胜过唐人，只是说得不够透彻，直到二程出现，这个道理才说得透彻。【以下人物】
太宗朝，当时的人多崇尚文中子。大概是因为看到朝廷事务不振，而文中子的书颇讲治道，所以如此。然而没有抓住要领。范文正公虽然有想要作为的志向，但也粗疏不精密，疏忽照管的地方很多。
《谈苑》说：“李文靖没口匏的事，极好。可以说镇浮，然而与不兴利的事，都落在一边。为什么不广泛寻求有道贤德之人，兴起至治呢？”
伯丰问：“寇莱公澶渊之事如何？”回答说：“当时他确实有处置办法，然而到了这一步只得向前，不可退后。”
问：本朝如王沂公，人品很高，晚年却请求复相，为什么呢？回答说：就是前辈都不认为这件事不对，所以直到范文正公才厉行防耻，振作士气。说：如寇莱公，也是因为天书想要复相。回答说：确实是。
问王沂公说：“恩欲已出，怨使谁当？像这样不可以作为通法吗？”回答说：“他只是说不想要笼络人才，说使必然出自我的门下，他也未曾不推荐人才。”
我曾经说：“吕夷简最是一个无能的人，现在的人却说他有宰相的业绩。会处置事吗？不知道什么叫做宰相的业绩？什么叫做善于处置？做宰相正要以进退人才为先，让四夷闻知，知道有所敬畏。当他做宰相时，那些才德大的人，如范文正公等人，既不用；而豪俊跅弛之士，如石曼卿等人，也不能用。他所引援的，都是半闲不界无状之人，弄得天下事务日渐陷入昏乱。等到一旦不能奈何元昊，就全都推给范文正公。如果不是范文正公，那么西方的事务决定弄得狼狈，无可奈何了！”现在的人认为他有宰相的业绩，深深不理解。
最近得到周益公的信，论述吕范解仇的事说：起初，范公在朝，大臣多忌恨他。等到任开封府尹，又画百官图进献，指着迁进迟速次序说：“某为超迁，某为左迁，像这样是为公，像这样是为私。”意思颇在吕相。吕不高兴，因此落职，出知饶州。不久，吕也罢相。后来吕公再次入朝，元昊正侵犯边境，于是让范公经略西事。范公也乐于为他所用，曾经奏记吕公说：“相公有汾阳之心之德，仲淹无临淮之才之力。”后来欧阳公为范公写神道碑，有“欢然相得，戮力平贼”的话，正是指这个。范公的儿子尧夫却认为不是这样，于是删去这几句话。前面的信现在集中也不载，怀疑也是尧夫所删。其他如《丛谈》所记，说得更乖谬。我认为吕公方寸隐微，虽然不可测，然而他补过的功劳，使天下实在蒙受他的恩赐，就有不可掩盖的。范公平日胸襟豁达，毅然以天下国家为己任，既然因为吕公而出，岂会再有隐藏怨恨的意思？况且范公曾经自谓平生没有怨恨厌恶一个人，这话尤其可以验证。忠宣公固然是贤者，然而他的规模广狭，与他的父亲不能没有间隙。意思认为前日既然排挤申公，今日如果与他解仇，前后似乎不相应，所以忌讳说。却不知道他父亲的心事正不是这样。欧阳公听说他删去碑中几句话，很不高兴。问后来正献公也认识范公吗？回答说
：正献通判颍州时，欧阳公为守，范公知青州，过颍谒之，因语正献曰：“太博近朱者赤，欧阳永叔在此，宜频近笔砚。异时同荐三人，则王荆公、司马温公及正献公也。”其知人如此。又曰：吕公所引如张方平、王拱辰、李淑之徒，多非端士，终是不乐范公。张安道过失更多，但以东坡父子懐其汲引之恩，文字中十分説他好。今人又好看苏文，所以例皆称之。介甫文字中有説他不好处，人既不看看，又不信。
译正献公任颍州通判时，欧阳公担任知州，范公任青州知州，路过颍州拜见他，于是对正献公说：“太博你近来亲近朱砂会变红，欧阳永叔在这里，应当经常接近笔墨纸砚。将来一同推荐三个人，那就是王荆公、司马温公以及正献公。”他知人就是这样的。又说：吕公所引荐的人如张方平、王拱辰、李淑等人，大多不是正直之士，终究是不喜欢范公。张安道过失更多，只是因为东坡父子感念他提拔引荐的恩情，在文章中十分称赞他好。现在的人又喜欢看苏轼的文章，所以都一概称赞他。介甫的文章中有说他不好的地方，人们既不看，又不相信。
某尝谓：天生人才，自足得用，岂可厚诬天下以无人？自是用不到耳。且如一个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无一事不理会过。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许多事业。今则所谓负刚大之气者，且先一笔勾断，秤停到第四五等人，气宇厌厌，布列台諌，如何得事成？故某向谓：姓名未出，而内外已知其非天下第一流矣。
或问范文正公经理西事，看得多是收拾人才？曰：然。如滕子京、孙元规之徒，素无行节，范公皆罗致之幕下，后犯法，又极力救解之。如刘沪、张亢，亦然。葢此等人是有才底，做事时须要他用，但要会用得。他又云：范公尝立一军，为龙猛军，皆是招收前后作过、黥配底人，后来甚得其用，时人目范公为龙猛指挥使。又曰：方范公起用事时，军政全无统纪，从头与他整顿一番。其后却只务经理内地，养威持重，专行浅攻之策，以为得寸则吾之寸，得尺则吾之尺，卒以此牵制夏人，遣使请和。
因言仁宗朝讲书，杨安国之徒，一时聚得几个朴钝无能之人，可笑。先生曰：此事缘范文正招引，一时才俊之士聚在馆阁，如苏子美、梅圣俞之徒。此辈虽有才望，虽皆是君子党，然轻儇戏谑，又多分流品。一时许公为相，张安道为御史中丞，王拱辰之徒皆深恶之，求去之未有防。而苏子美又杜祁公壻，杜是时为相，苏为馆职兼进奏院，毎岁院中赛神，例卖故纸钱为饮燕之费。苏承例卖故纸，因出已钱添助为会，请馆阁中诸名胜而分别流品，非其侣者皆不得与会。李定愿与而苏不肯，于是尽招两军女妓作乐烂饮，作为傲歌。王胜之【名直柔】句云：「欹倒太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这一队专探伺他败阙，才闻此句，拱辰即以白上。仁宗大怒，即令中官捕捉，诸公皆已散走逃匿，而上怒甚，捕捉甚峻，城中喧然。于是韩魏公言于上曰：「陛下即位以来，未尝为此等事，一旦遽如此，惊骇物听。」仁宗怒少解，而馆阁之士罢逐一空，故时有一网打尽之语。杜公亦罢相，子美除名为民，永不叙复。子美居湖州，有诗曰：「不及鸡竿下，坐人言不得比罪人引赦免放也。」虽是拱辰、安道辈攻之甚急，然亦只这几个轻薄做得不是，纵有时名，然所为如此，终亦何补于天下国家耶？仁宗于是惩才士轻薄之弊，这几个承意防尽援引钝朴持重之人以愚仁宗，凡解经不过释训诂而已，如杨安国、彭乘之徒是也。是时张安道为御史中丞，助吕公以攻范。
徳粹以明州士人所寄书纳先生，因请问其书中所言。先生曰：「渠言汉之名节，魏晋之旷荡，隋唐之辞章，皆惩其弊为之。不然，此只是正理不明，相滚将去，遂成风俗。」后汉名节，至于末年，有贵己贱人之弊，如皇甫规乡人见之，却问「卿在鴈门食鴈美乎」，举此可见。积此不已，其势必至于虚浮入老庄，相滚到齐梁间，又不复如此，只是作一般艳辞，君臣赓歌，亵渎之语，不以为怪。隋之词章乃起于炀帝进士科，至不成科目，故遂滚纒。至唐至本朝，然后此理复明。正如人有病，今日一病，明日变一病，不成要将此病变作彼病。某问：「己前皆滚纒成风俗，本朝道学之盛，岂是滚纒？」先生曰：「亦有其渐，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如山东有孙明复，徂徕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后来遂有周子、程子、张子出。故程子平生不敢忘此数公，依旧尊他。若如杨、刘之徒作四六骈俪之文，又非此比。然数人者皆天资髙，知尊王黜霸，明义去利，但只是如此便了，于理未见，故不得中。」某问：「安定学甚盛，何故无传？」曰：「当时所讲止此，只些门人受去做官，死后便已。」
论安定规模虽少踈，然却广大着实。如孙明复《春秋》虽过，当然占得气象好。如陈古灵文字尤好。尝过台州，见一丰碑説孔子之道甚佳，此亦是时世渐好，故此等人出。有鲁一变气象，其后遂有二先生。若当时稍加信重，把二先生义理继之，则可以一变，而乃为王氏所壊。问当时如此积渐将成，而壊于王氏，
译我曾经说：上天造就人才，自然足以供人任用，怎么可以厚诬天下说没有人才呢？只是没有用到罢了。况且像范文正公这样的人，自从做秀才的时候，就把天下大事作为自己的责任，没有一件事不加以理会。一旦仁宗皇帝大力任用他，他就做出了许多事业。现在那些所谓具有刚大之气的人，却先被一笔勾销，衡量下来只排在第四、第五等，气度萎靡不振，却排列在御史台和谏官的位置上，怎么能做成事情？所以我以前说：他们的名声还没有显扬，朝廷内外就已经知道他们不是天下第一流的人了。
有人问范文正公治理西夏事务，是不是主要在于收拾人才？回答说：是的。比如滕子京、孙元规这些人，平时没有好的品行节操，范公都把他们招致到幕府之下，后来他们犯法，范公又极力解救他们。像刘沪、张亢，也是这样。大概这类人是有才能的，做事时需要使用他们，只是要会用。他又说：范公曾经建立一支军队，叫龙猛军，都是招收前后犯过罪、被刺配的人，后来很能发挥他们的作用，当时的人称范公为龙猛指挥使。又说：当范公开始执政时，军政毫无条理，从头给他整顿了一番。后来却只致力于治理内地，积蓄威势，持重待机，专门实行浅攻的策略，认为得到一寸就是我国的一寸，得到一尺就是我国的一尺，最终因此牵制了西夏人，派遣使者请求讲和。
接着谈到仁宗朝讲经书的事，杨安国等人，一时聚集了几个朴实迟钝无能的人，可笑。先生说：这件事是因为范文正招引，一时才俊之士聚集在馆阁，如苏子美、梅圣俞这些人。这些人虽然有才望，虽然都是君子党，但轻浮戏谑，又多分派别。当时许公做宰相，张安道做御史中丞，王拱辰之流都深深厌恶他们，想除去他们却还没有办法。而苏子美又是杜祁公的女婿，杜祁公当时做宰相，苏子美担任馆职兼进奏院职务，每年院中祭祀神灵，惯例是卖旧纸钱作为宴饮的费用。苏子美承袭惯例卖旧纸，于是拿出自己的钱添助作为聚会，邀请馆阁中的各位名士而分别派别，不是同伙的人都不能参加聚会。李定愿意参加而苏子美不肯，于是招来两军的女妓作乐畅饮，写傲歌。王胜之【名直柔】诗句说：“欹倒太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这一伙人专门探听他的过失，刚听到这句诗，王拱辰就立刻报告给皇上。仁宗大怒，立即命令宦官捕捉，各位官员都已经散走逃匿，而皇上愤怒得很，捕捉得很严厉，城中喧嚷不安。于是韩魏公对皇上说：“陛下即位以来，不曾做过这样的事，一旦竟然如此，惊骇了众人的听闻。”仁宗的怒气稍微缓解，而馆阁的士人被罢免驱逐一空，所以当时有一网打尽的说法。杜祁公也被罢免宰相，苏子美被除名成为平民，永远不再录用。苏子美居住在湖州，有诗说：“不及鸡竿下，坐人言不得比罪人引敕免放也。”虽然是王拱辰、张安道等人攻击得很急，但也只是这几个轻薄的人做得不对，纵然有当时的名声，但行为如此，终究对天下国家有什么补益呢？仁宗于是惩戒才士轻薄的弊端，这几个人迎合心意防范，极力援引迟钝朴实持重的人来愚弄仁宗，凡是解释经书不过解释训诂而已，像杨安国、彭乘之流就是这样。当时张安道做御史中丞，帮助吕公攻击范公。
徳粹把明州士人所寄的书交给先生，于是请问书中所说的话。先生说：“他说汉的名节，魏晋的旷荡，隋唐的辞章，都是惩戒其弊端而形成的。不然，这只是正理不明，互相牵连，于是成为风俗。”后汉的名节，到了末年，有贵己贱人的弊端，像皇甫规的同乡见到他，却问“你在雁门吃雁肉美味吗”，举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出。积累这样不停止，其势必至于虚浮进入老庄，互相牵连到齐梁之间，又不复这样，只是作一般的艳辞，君臣唱和，亵渎的话语，不以为怪。隋的词章兴起于炀帝进士科，到不成科目，所以于是互相牵连。到唐到本朝，然后此理复明。正如人生病，今天一种病，明天变一种病，难道要将这种病变成那种病。我问：“以前都互相牵连成为风俗，本朝道学的兴盛，难道是互相牵连？”先生说：“也有其逐渐形成，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如山东有孙复，徂徕有石介，湖州有胡瑗，到后来于是有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出现。所以程颐平生不敢忘记这几位先生，依旧尊敬他们。如果像杨亿、刘筠之流作四六骈俪之文，又不是这样。然而这几个人都天资高，知道尊王黜霸，明义去利，只是这样就够了，于理未见，所以不得中。”我问：“胡瑗的学问很兴盛，为什么没有传承？”回答说：“当时所讲的只这些，只是些门人接受去做官，死后便已。”
论胡瑗的规模虽然稍疏，但却广大着实。像孙复的《春秋》虽然过分，当然占得气象好。像陈襄的文字尤其好。曾经路过台州，见一丰碑说孔子之道甚佳，这也是时世逐渐好，所以这些人出现。有鲁一变气象，其后于是有二先生。如果当时稍加信重，把二先生的义理继承下来，就可以一变，而却被王安石所坏。问当时如此积渐将成，而坏于王安石，
安定、太山、徂徕、庐陵诸公以来，皆无今日之术数。老苏有九分来许罪。
韩魏公、富郑公皆言新法不便。韩公更能论列，上面不从，他也委曲作个道理着行他底。如富公更不行，自用他那法度，后来遂被人言。虽如此，毕竟唤做是不得。今事有不便，但当如韩公论列，若不从，也须做道理减省了行他底。大不可行，则有去而已。如富公直截自用己意，则不可也。
论王荆公遇神宗，可谓千载一时，惜乎渠学术不是，后来直壊到恁地。问荆公初起，便挟术数，为后来如此？曰：渠初来只是要做事，到后面为人所攻，便无去就不观荆公日录，无以知其本末。他直是强辩，邈视一世，如文潞公更不敢出一语。问温公所做如何？曰：渠亦只见荆公不是，便倒一边。如东坡当初议论亦要变法，后来皆改了。又问神宗元丰之政，又却不要荆公？曰：神宗尽得荆公许多伎俩，更何用他？到元丰间事皆自做，只是用得一等庸人备左右趋承耳。又问明道、横渠初见时，皆许以峻用，后来乃如此，莫是荆公説已行故然？曰：正如吾友适説，徐子宜上殿极防褒奬，然事却不行。曰：设使横渠、明道用于当时，神宗尽得其学，他日还自做否？曰：不然，使二先生得君，却自君心上为之，正要大家商量，以此为根本。君心既正，他日虽欲自为，亦不可。又云：富韩公召来只是要去，语人云：入见上坐亦不定，岂能做事？某云：韩公当仁庙再用时，与韩魏公在政府十余年皆无所建明，不复如旧时。曰：此事看得极好，当记取。又问：使范文正公当此，定不肯回？曰：文正却不肯回，须更精密似前日。
新法之行，诸公实共谋之。虽明道先生不以为不是葢那时也是合变时节。但后来人情汹汹，明道始劝之以不可做逆人情底事。及王氏排众议行之甚力，而诸公始退散。道夫问：“新法之行，虽途人皆知其有害，何故明道不以为非？”曰：“自是王氏行得来有害，若使明道为之，必不至恁地狼狈。”问：“若专用韩富，则事体如何？”曰：“二公也只守旧。”“专用温公如何？”曰：“他又别是一格。”又问：“若是二程出来担负，莫须别否？”曰：“若如明道十事，须还他全别方得。只看他当时荐章，谓其志节慷慨【云云】则明道岂是寻常蹈故块然自守底人。”
因语荆公陆子静云：「他当时不合于法度上理会。语之云：『法度如何不理防？只是他所理会，非三代法度耳。』」
人杰云：「荆公保甲行于畿甸，其始固咈人情。元祐诸公尽罢之，却是壊其已成之法。」曰：「固是。近张元徳亦有此议论寄来，因言元祐诸公大略有偏处，多如此。」人杰云：「如弃地与西夏亦未安。」曰：「当时如吕微仲自以为不然，葢吕西人，知其利害。其他诸公所见，恨不得纳诸其懐，其意待西夏倔强时，只欲卑巽请和耳。」
元祐诸贤议论，大率凡事有据，见定底意思，葢矫熙丰更张之失，而不知其堕于因循，既有个天下兵须用练，弊须用革，事须用整顿，如何一切不为得？
问明道论元祐事，须并用熙丰之党？曰：“明道只是欲与此数人者共变其法，且诱他入脚来做。”问：“如此却是任术？”曰：“处事亦有不能免者，但明道是至诚为之，此数人者亦不相疑忌，然须是明道方能了此。后来元祐诸公治得此党太峻，亦不待其服罪。温公论役法疎畧，悉为章子厚所驳，只一向罢逐不问所论是非，却是太峻急。然当时如蔡确辈留得在朝廷，岂不害事？”
温公忠直，而于事不甚通晓。如争役法，七八年间，直是争此一事。他只説不合令民出钱，其实不知民自便之。此是有甚大事，却如何舍命争？
曹兄问：“诸先生皆以为司马公许多年居洛，只成就得一部《通鉴》，及到入朝，却做得许多不好事。”曰：“道司马公做得未善，即是道司马公之失，却不是当时哲庙若有汉昭之明，便无许多事。”又曰：“不知有圣人出来，天下事如何处置？”因举《易》云：“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
译自安定先生、太山先生、徂徕先生、庐陵先生以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的权术机巧。老苏（苏洵）大概有九成的罪责。
韩魏公、富郑公都说新法不便。韩公更能进言论列，皇上不听从，他也委曲求全，找个理由让新法得以施行。像富公那样不再推行，只按自己的法度办事，后来于是被人弹劾。虽然如此，终究不能说是正确的。如今事情有不便之处，应当像韩公那样进言论列，如果皇上不听从，也必须找个理由减省后施行。如果实在不可行，那么辞职离去罢了。像富公那样径直按自己的意思办事，那是不可以的。
论及王荆公（王安石）遇到神宗，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时机，可惜他的学术不对，后来竟然败坏到那种地步。问：荆公起初就挟带权术，导致后来如此吗？答：他起初只是想要做事，到了后来被人攻击，便不再考虑去留。如果不看荆公的日记，无法知道事情的始末。他实在是强词夺理，轻视世人，像文潞公更不敢说一句话。问：司马温公的做法如何？答：他也只看到荆公不对，便倒向另一边。像苏东坡当初议论也要变法，后来都改变了。又问：神宗元丰年间的政事，却又不要荆公了？答：神宗完全掌握了荆公的那些手段，还用什么他？到了元丰年间，事情都是他自己做，只是用了一班庸人备在身边伺候罢了。又问：明道先生、横渠先生刚被起用时，都被许诺重用，后来却如此，莫非是荆公说已经施行了所以这样？答：正如我朋友刚才所说，徐子宜上殿极力褒奖，但事情却没有施行。问：假如横渠、明道在当时被任用，神宗完全掌握了他们的学问，日后还会自己独断吗？答：不会，假如两位先生得到君主的信任，却从君主的心意上着手，正要大家商量，以此为根本。君主的心意既然端正，日后即使想独断，也不可以。又说：富韩公被召来只是想要离去，对人说：入朝见皇上连座位都不安定，怎么能做事？我说：韩公在仁宗再次起用时，与韩魏公在政府十多年都没有建树，不再像从前那样了。答：这件事看得极好，应当记住。又问：假如范文正公（范仲淹）处在这样的境地，一定不肯回头吗？答：文正公确实不肯回头，必须更加精密像从前那样。
新法的施行，各位公卿确实共同谋划。虽然明道先生不认为不对，大概那时也是应当变革的时候。只是后来人心汹汹，明道才劝谏不要做违背人情的事情。等到王氏排除众议强力推行，各位公卿才退散。道夫问：“新法的施行，虽然路人皆知其有害，为什么明道不认为不对？”答：“自然是王氏施行得有害，假如让明道来做，必定不会到如此狼狈的地步。”问：“如果专用韩公、富公，那么事态会如何？”答：“两位公卿也只是守旧。”“专用司马温公如何？”答：“他又另是一格。”又问：“如果是二程出来担当重任，莫非会不同吗？”答：“如果像明道先生的十件事，必须完全不同才行。只看他当时推荐的奏章，说他们志节慷慨【等等】，那么明道哪里是寻常墨守成规、呆板自守的人。”
谈及荆公，陆子静说：“他当时不该在法度上用心。我对他说：‘法度怎么不理会？只是他所理会的，不是三代的法度罢了。’”
人杰说：“荆公在京城地区推行保甲法，起初固然违背人情。元祐各位公卿全部废除它，却是破坏了已经成型的法度。”答：“确实如此。近来张元德也有这样的议论寄来，因此说元祐各位公卿大体上有偏颇之处，大多如此。”人杰说：“像割让土地给西夏也不妥当。”答：“当时像吕微仲自以为不是这样，大概吕微仲是西边人，知道其中的利害。其他各位公卿的见识，恨不得把它纳入怀中，他们的意图是等到西夏倔强时，只想卑辞请和罢了。”
元祐各位贤人的议论，大体上凡事都有依据，有确定的意思，大概是纠正熙宁、元丰年间变革的过失，却不知道堕入了因循守旧。既然天下军队必须训练，弊端必须革除，事情必须整顿，怎么能什么都不做呢？
问明道先生论元祐时事，必须并用熙丰年间的党人吗？答：“明道只是想要与这几个人共同改变他们的法度，并且诱导他们入手来做。”问：“这样却是任用权术？”答：“处理事情也有不能避免的，但明道是至诚去做，这几个人也不互相猜忌，然而必须是明道才能完成此事。后来元祐各位公卿整治这批人太严厉，也不等他们服罪。温公论役法疏漏，全被章子厚驳倒，只是一味罢黜驱逐，不问所论是非，却是太严厉急切。然而当时像蔡确这类人留在朝廷，难道不危害事情吗？”
司马温公忠直，但在事情上不太通达。像争论役法，七八年间，只是争这一件事。他只说不该让百姓出钱，其实不知道百姓自己觉得方便。这有什么大事，却怎么舍命去争？
曹兄问：“各位先生都认为司马公多年居住在洛阳，只成就了一部《通鉴》，等到入朝，却做了许多不好的事。”答：“说司马公做得不好，即是说司马公的过失，却不是当时哲宗皇帝如果有汉昭帝的英明，就不会有这么多事。”又说：“不知道如果有圣人出来，天下事如何处置？”因此引用《易经》说：“井淘干净了却没人喝，令人哀伤，寻求英明的君王，接受……”
福也。”
司马公忧国之心，至垂絶犹未忘，道乡亦然。窃谓到此无可奈何，亦只得休矣。先生曰：「全不念着，却如释氏之忘。若二公者，又似太过。」问夫子曵杖负手，逍遥而歌，却不然。曰：「夫子犹言，明王不兴，天下孰能宗予？依旧是要做他底。」
译福分啊。”司马光忧国的心，直到临终之际仍未忘记，道乡先生也是这样。我私下认为，到了这种无可奈何的地步，也只能作罢了。先生说：“完全不去挂念，就像佛教所说的忘我。像司马光和道乡先生这样，又似乎太过分了。”问：孔子拖着拐杖、背着双手，逍遥自在且唱着歌，却不是这样。回答说：“孔子还说，‘圣明的君王不兴起，天下谁能尊奉我？’他依旧是想去做那件事的。”
司马温公为諌官，与韩魏公不合，其后作祠堂记极称其为人，岂非自见熙丰之事故也？韩公真难得，广大沈深。
熙丰时，诸人生财治狱，纷起可畏。一人尝以狱事累及吕申公，申公时为枢密，其人带吏直入枢府，令申公供文字之类，甚无礼。后元祐间例治此等人，申公遂以其尝治己之故，恐人以为私报之讐，遂特轻之。当时人以是美之。先生曰：「只是莫过行遣，至当得这般罪，合与他行遣。」此处皆是病。
范淳夫纯粹，精神短，虽知尊敬程子，而于讲学处欠缺。如唐鉴，极好读之，亦不无憾。
范淳夫论治道处极善，到説义理处却有未精【以上语类七十七条】
范公虽不纯师程氏，而实尊仰取法焉。其于东坡，则但以乡党游从之好，素相亲厚，而立朝议论趋向畧同。至其制行之殊，则逈然水火之不相入。且观其辨理伊川之奏，则其心岂尽以东坡为是哉？但不能辨之于当时，而发之于数年之后。此则刚强不足，不免乎两徇之私者而其所重在此，故卒不能胜其义理之公也【荅吕伯恭论渊源录○文集】
问黄履、邢恕，少居太学，邢固俊拔，黄亦谨厚力学，后来二人却如此狼狈？曰：他固会读书，只是自做人不好；然黄却是个白直底人，只是昏愚无见识，又爱官职，故为邢所诱壊。邢则有意于为恶，又济之以才，故罪过多。
刘摰、梁焘诸公之死，人皆疑之。今其家子孙皆讳之。然当时多遣使恐吓之，又州郡监司承风防，皆然。诸公多因此自尽。刘元城屡被人吓令自裁，刘不畏曰：“君命死即死，自死奚为？写遗祝之类。”讫曰：“今死无难矣。”卒无恙。刘只有过当处，然此须学得他，始得。
问刘元城不知培植君子之党，才一小事，便一向搏击，以致君子尽去，而小人用矣，此其过否？曰：过不在此，是他见识有病，不知言无以知人也。是他不知言。且如説伊川，他只见得祖宗有典故，才有不合，便道不是。渠不知辅导少主之理当如此，故伊川一向被他论列。是他见识只如此。又如蔡新州事，被他当时自谓有定策功，宣仁亦甚恶之，谓须与他痛治，恐后来皇帝被人惑治他不得。元城亦欲因其诗以治之。当时执政、侍从、台谏有不欲治蔡者，一切逐去。葢以诗治人自不正，因此以治彼罪。又不是诗，胡説何足道？定策谋，他又不説了。又无缘治得，他都不消问了。其本原只在开导人主心术，使人主知不赏私恩、不罚私怨之理，则蔡何足虑？元城亦不是私意，只是以诗治人不当，又欲絶其定策奸谋。如此治之，岂不使人主益疑？后蔡死，其家果诉寃，谓蔡有定策功，诸人忌之，遂起大祸。后治元祐诸公，皆为蔡报怨也。
问：“元城、了翁之刚，孰为得中？”曰：“元城得中，了翁后来有太过处。元城只是居其位，便极言无隐，罪之即顺受。了翁后来做得都不从容了，所以元城尝论其《尊尧集》所言之过，而戒之曰：‘告君行已茍已无憾，而今而后可以忘言矣。’”
了翁有济时之才，道乡纯粹，才不及也。使了翁得志，必有可观。
先生看《东都事略》，文蔚问曰：“此文字如何？”曰：“只是説得个影子。”适闲偶看陈无已传，他好处都不载。问曰：“他好处是甚事？”曰：“他最好是不见章子厚，不着赵挺之绵袄。傅钦之闻其贫甚，懐银子见他，欲以赒之。坐间听他议论，遂不敢出银子。如此等事，他都不载。”如黄鲁直传，鲁直亦自有好处，亦不曾载得。文蔚问：“鲁直好在甚处？”曰：“他亦孝友。”
曾子固初与介甫极厚善，入馆后出倅会稽。今集中有诗云：「知者尚复然，悠悠谁可语？」必是曾谏介甫来，介甫不乐，故其当国不曾引用。后介甫罢相，子固方召入，又却专一进谀词，归美神宗更新法度，得个中书舎人，丁艰而归。不久遂亡，不知更活几年，只做如何合杀。子宣在后一向做出疎脱。初，子宣有意调停，不主元祐，亦不主元丰，遂有建中靖国年号。如丰相之、陈莹中、邹志完辈，皆其所引，却又被诸公时攻其短。
译司马光担任谏官时，与韩琦意见不合，后来他撰写祠堂记极力称赞韩琦的为人，这难道不是因为他自己看到了熙宁、元丰年间政事的缘故吗？韩公确实难得，心胸宽广深沉。
熙宁、元丰年间，那些聚敛财富、审理案件的人纷纷兴起，令人畏惧。有一个人曾经因为案件牵连到吕公著，吕公著当时担任枢密使，那人带着吏员径直闯入枢密院，命令吕公著提供文书之类，非常无礼。后来元祐年间按惯例惩治这类人，吕公著就因为他曾经整治过自己的缘故，担心别人认为是私报冤仇，于是特意从轻发落。当时人们因此赞美他。先生说：“只是没有过度处置罢了，至于应当得到这样的罪责，就应当依法处置。”这里都是毛病。
范淳夫为人纯粹，但精神短浅，虽然知道尊敬程子，但在讲学方面却有欠缺。比如《唐鉴》，他非常喜欢读，但也并非没有遗憾。
范淳夫在论述治国之道时极好，但说到义理时却不够精纯。
范公虽然不完全师从程氏，但实际上尊崇仰慕并效法他们。对于苏东坡，只是出于同乡交往的友好，向来关系亲密，而在朝堂上的议论趋向大致相同。至于他们品行节操的不同，则像水火一样不相容。况且看范公辩驳理宗关于伊川的奏章，他的心里难道完全认为苏东坡是对的吗？只是不能在当时辩明，而在几年之后才发表出来。这是因为刚强不足，不免有迎合两方面的私心，而且他所重视的在这里，所以最终不能胜过义理的公正。
问黄履、邢恕，年轻时居住在太学，邢恕固然俊逸拔群，黄履也谨慎厚道、勤奋好学，后来两人却如此狼狈？回答说：他们固然会读书，只是做人不好；然而黄履却是个直率的人，只是昏庸愚昧没有见识，又喜爱官职，所以被邢恕引诱败坏。邢恕则有意作恶，又用才华来助长，所以罪过更多。
刘挚、梁焘等公子的死，人们都怀疑。现在他们的家子孙都忌讳这件事。然而当时大多派遣使者恐吓他们，州郡监司迎合风气防备，都是这样。诸公大多因此自杀。刘元城屡次被人恐吓令其自杀，刘元城不害怕说：“君命死就死，自杀做什么？写遗书之类。”最后说：“现在死没有困难了。”最终平安无事。刘元城只有过分的地方，然而这必须学得他，才行。
问刘元城不知培植君子之党，才一件小事，便一直搏击，以致君子尽去，而小人得用，这是他的过错吗？回答说：过错不在此，是他的见识有病，不知言语无法了解人。是他不知言语。且如说伊川，他只看到祖宗有典故，才有不合，便说不是。他不知辅导少主的道理应当如此，所以伊川一直被他论列。是他的见识只如此。又如蔡京在新州的事，被他当时自认为有定策之功，宣仁太后也很厌恶他，说必须与他痛治，恐怕后来皇帝被人迷惑治他不得。刘元城也想因他的诗来治他。当时执政、侍从、台谏有不想治蔡京的，全部被驱逐。大概以诗治人本来就不正，因此以治彼罪。又不是诗，胡说何足道？定策谋，他又不说了。又无缘治得，他都不消问了。其本源只在开导人主心术，使人主知道不赏私恩、不罚私怨的道理，那么蔡京何足虑？刘元城也不是私意，只是以诗治人不当，又想断绝他的定策奸谋。如此治之，岂不是使人主更加怀疑？后来蔡京死，他的家果然诉冤，说蔡京有定策之功，众人忌妒他，于是起大祸。后来治元祐诸公，都是为蔡京报怨。
问：“刘元城、范了翁的刚直，谁更符合中道？”回答说：“刘元城符合中道，范了翁后来有过分的地方。刘元城只是居其位，便极言无隐，获罪就顺受。范了翁后来做得都不从容了，所以刘元城曾经论其《尊尧集》所言之过，并告诫他说：‘告君行己苟己无憾，而今而后可以忘言矣。’”
范了翁有济世之才，道乡纯粹，才不及范了翁。假如范了翁得志，必有可观之处。
先生看《东都事略》，文蔚问说：“这文字如何？”回答说：“只是说得个影子。”适闲偶看陈无已传，他的好处都不记载。问说：“他的好处是甚事？”回答说：“他最好是不见章子厚，不着赵挺之的绵袄。傅钦之听说他贫困甚，怀银子见他，想以赒济他。坐间听他议论，遂不敢出银子。像这样的事，他都不记载。”如黄鲁直传，鲁直也自有好处，也不曾记载。文蔚问：“鲁直好在甚处？”回答说：“他也孝友。”
曾子固起初与王安石极厚善，入馆后出倅会稽。现在集中有诗云：“知者尚复然，悠悠谁可语？”必是曾谏王安石来，王安石不乐，所以他在位不曾引用。后来王安石罢相，子固方召入，却又专一进谀词，归美神宗更新法度得个中书舍人，丁艰而归。不久遂亡，不知更活几天，只做如何合杀。子宣在后一向做出疏脱。起初，子宣有意调停，不主元祐，也不主元丰，于是有建中靖国年号。如丰稷、陈莹中、邹志完辈，都是他所引，却又被诸公时攻其短。
子宣不堪，有斥之使去国者。其弟子开有书与子宣云：「某人者，皆时名流，今置闲处，葢为是也。」后韩忠彦欲挤子宣，遂引蔡京入来。子宣知之，反欲通慇懃于京。忠彦方遣其子迓京，则子宣之子已将父命迎之于二十里外矣。先时子宣攻京甚力，至是遂不复谁何。凡京有所论奏，不曰京之言是，则曰京之言善，又不自知其疎脱，载之日录。
译子宣无法忍受，有人斥责他，让他离开朝廷。他的弟子开写信给子宣说：“那些人都是一时的名流，如今被安置在闲职上，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后来韩忠彦想要排挤子宣，于是引荐蔡京进入朝廷。子宣得知此事，反而想要对蔡京表示殷勤。韩忠彦正派遣他的儿子去迎接蔡京，而子宣的儿子已经奉父亲之命在二十里外迎接他了。先前子宣攻击蔡京非常有力，到了这时就不再追究什么了。凡是蔡京有所议论奏报，子宣不是说蔡京的话正确，就是说蔡京的话好，又不知道自己疏漏脱节，把这些都记载在日录中。
问章蔡之奸何如？曰：京之奸恶，又过于惇。方惇之再入相也，京谒之于道，袖出一轴以献。惇如学校法、安养院之类，凡可以要结士誉、买觅人情者，具在。惇辞曰：“元长可留，他时自为之后，京为相，率皆建明，时论往往归之。至诣学，自尝馒头其中，没见识。士人以手加额曰：“太师留意学校如此！”京之当国，费侈无度。赵挺之继京为相，便做不行。挺之固庸人，后张天觉亦复无所措手足。京四次入相，后至盲废，始终只用，不患无财，患不能理财之説。其原自荆公，又以盐钞、茶引成柜进入。上益喜，谓近侍曰：“此太师送到朕添支也。”由是内庭赐予不用金钱，虽累巨万，皆不费力。钞法之行，有朝为富商，暮为乞丐者矣。
因论贾生治安策中深计者谓之妖言。曰：宣政间，凡危亡乱字皆不得用，安得无后来之祸？又云：世间有一种却是妖言，如叶梦得、宇文虚中二人所为，极是乱道。平日持论却甚正，每进言必劝人主以正心脩身为先，其言之辨裁，虽前辈有説不及处，正如▯出来念大悲咒相似，正所谓妖言也。又曰：此等人多是有才会説底，若使有好人在上收拾将去，岂不做好人？只缘时节不好，义理之心不足以胜其利欲之心，遂由径防出，无所不至。
因论靖康执政曰：徐处仁曾忤蔡京，来旧做方面，亦有声，后却如此错缪。孙傅略得，却又好。六甲神兵时节不好，人材往往如此。又曰：张孝纯守太原，被围甚急，朝廷遣其子灏总师往救，却徘徊不进，坐视其父之危急而不防，以至城陷。时节不好，时首先是无了那三纲【桉封氏编年载此甚详】或曰：京师再被围时，张叔夜首领勤王之师以入，叔夜为人亦好。曰：他当时亦不合领兵入城，只当驻在旁近，以为牵制，且伸缩自如。一入城后，便有许多掣肘处，所以迄无成功。至于扈从北狩。
昔人尝问尹和靖：“世难如此，孰可以当之者？”尹曰：“种师道可。”曰：“将则可矣，孰可以相？”久之，曰：“亦只令师道做也好。”一日召师道来，全不能言，遂不用。许翰时为谏议，为徽宗言：“当今之世，岂可令闲而不用？”上曰：“种老不堪用矣，卿可自见种。”问之如何往见之，种亦不言。许曰：“上令某问公，公无以某为书生，某以为今日之兵云云【要从其去而击之意】种方应谓彼云云【今不可击，俟其过河击之】许为上备言其意，方用之。种，闗西人，其性寡黙，与中朝士大夫不合。一日因对渊圣曰：“朕已与和矣。”种于此全不能有所论，但曰：“臣以甲兵之事事陛下，其他非臣所与闻。”
论李仁甫《通鉴长编》曰：近得周益公书，亦疑其间考订未甚精密，因寄得数条来。某看他书靖康间事最疎略，如姚平仲劫寨，则以为出于李纲之谋；种师中赴敌而死，则以为廹于许翰之令。不知二事俱有曲折。劫寨一事，决于姚平仲侥幸之举，纲实不知【桉纲除知密院辞免劄子云：方脩战具，严守备以俟援师，乗便廹敌，使进不得攻，退无所掠，势穷而遁，候其渡河半济而击，胜可万全。而平仲引众出城，几败乃事。然平仲受节制于宣抚，不关白于行管。二月八日夜半，平仲之出，种师道亦不知之。在防臣实无所与】时执政如耿南仲辈，方极力沮纲，幸其有以借口，遂合为一辞，谓平仲之出，纲为其谋；师中之死，亦非翰之故【桉中兴遗史云：河北制置副使种师中军真定，进兵解太原围，去榆次三十里，金人乗间来突。师中欲取银赏军，而辎重未到，故士心离散。又尝约姚占、张灏两军同进，二人不至，师中身被数创，裹创力战，又一时死之。朝廷议失律兵将，中军统制官王从道朝服而斩于马行市】脱如所书，则翰不度事宜，移文督战，固为有罪。师中身为大将，握重兵，岂有见枢府一纸书，不量可否，遂忿然赴敌以死？此二事葢出于孙觌所纪，故多失实。问觌何如人？曰：觌初间亦説好话，夷考其行，不为诸公所与，遂与王及之、王时雍、刘观诸人附阿耿南仲，以主和议
译问章惇、蔡京的奸恶如何？回答说：蔡京的奸恶，又超过了章惇。当初章惇再次入朝为相时，蔡京在路上拜见他，从袖中拿出一卷文书进献。其中凡是能够迎合士人赞誉、收买人情的措施，如学校法、安养院之类，都具备其中。章惇推辞说：“元长（蔡京字）可以留用，将来自然会作为他的后盾。”蔡京担任宰相后，大多建立明令，当时的舆论往往归功于他。至于蔡京去学校，亲自尝了里面的馒头，真是没有见识。士人把手放在额头上说：“太师如此留意学校！”蔡京当政时，奢侈浪费没有节制。赵挺之继蔡京为相，便不做那些事了。赵挺之本来是个庸人，后来张天觉也无所适从。蔡京四次入相，直到晚年盲废，始终被任用，不担心没有钱财，只担心不能理财的说法。其根源来自王安石，又通过盐钞、茶引形成固定收入进入内库。皇上更加高兴，对近侍说：“这是太师送到朕这里增加开支的。”因此内廷赏赐不使用金钱，即使累积巨万，都不费力。钞法实行后，有人早上还是富商，晚上就成了乞丐。
接着讨论贾谊《治安策》中把深远的计策称为妖言。回答说：宣和、政和年间，凡是危亡、乱等字都不得使用，怎能没有后来的祸患？又说：世间有一种确实是妖言，如叶梦得、宇文虚中两人的所作所为，极是扰乱正道。他们平日持论却非常正直，每次进言必定劝告君主以正心修身为先，他们的言辞辨析裁断，即使前辈有说不到之处，也正如刚出来念大悲咒相似，这正是所谓的妖言。又说：这类人多是有才能、会说话的，如果让好人当权将他们收罗过来，难道不能成为好人吗？只是因为时运不好，义理之心不足以战胜利欲之心，于是走捷径投机取巧，无所不至。
接着讨论靖康年间的执政大臣。说：徐处仁曾经忤逆蔡京，以前担任地方长官，也有声望，后来却如此错误。孙傅略微有些才能，却又很好。六甲神兵时，时运不好，人才往往如此。又说：张孝纯守卫太原，被围困得很紧急，朝廷派遣他的儿子张灏统领军队前往救援，却徘徊不前，坐视其父亲危急而不防备，以至于城池陷落。时运不好，时首先是失去了那三纲【按《封氏编年》记载此事很详细】。有人说：京师再次被围时，张叔夜率领勤王之师进入京城，张叔夜为人也很好。回答说：他当时也不应该领兵入城，只应当驻扎在附近，作为牵制，而且伸缩自如。一旦入城后，便有许多掣肘之处，所以最终没有成功。至于扈从北狩。
从前有人曾问尹和靖：“世道如此艰难，谁可以担当重任？”尹回答说：“种师道可以。”问：“作为将领可以了，谁可以担任宰相？”过了很久，回答说：“也只让种师道做也好。”一天召种师道来，完全不能说话，于是没有任用。许翰当时任谏议大夫，对徽宗说：“当今之世，岂能让闲散的人不用？”皇上说：“种老不堪任用了，你可以自己去见种师道。”问如何前往见他，种师道也不说话。许翰说：“皇上让我问您，您不要把我看作书生，我认为今天的军事……【大意是要跟随敌人撤退而攻击】种师道才回答对方说……【现在不可攻击，等他们过河再攻击】许翰向皇上详细陈述了他的意思，才任用他。种师道是关西人，性格沉默寡言，与中朝士大夫不合。一天因对渊圣说：“朕已经与他们讲和了。”种师道对此完全不能有所议论，只说：“臣以甲兵之事侍奉陛下，其他不是臣所知道的。”
讨论李仁甫《通鉴长编》说：最近得到周益公的信，也怀疑其中考订不够精密，因此寄来几条。我看他书中靖康年间的事最疏略，如姚平仲劫寨，就认为是出于李纲的计谋；种师中赴敌而死，就认为是迫于许翰的命令。不知道这两件事都有曲折。劫寨一事，决于姚平仲的侥幸之举，李纲实际上不知道【按李纲辞免枢密使的札子说：正在修理战具，严守备以等待援军，乘便逼迫敌人，使进不得攻，退无所掠，势穷而逃，等他们渡河一半时攻击，胜可万全。而平仲领众出城，几乎败坏大事。然而平仲受宣抚使节制，不向行营主管报告。二月八日夜半，平仲出城，种师道也不知道。在防臣实际上没有参与】。当时执政如耿南仲等人，正极力阻挠李纲，庆幸他有借口，于是合为一辞，说平仲出城，是李纲为其谋划；师中之死，也不是许翰的缘故【按《中兴遗史》说：河北制置副使种师中军在真定，进兵解太原围，距离榆次三十里，金人乘间来突袭。师中想取银赏军，而辎重未到，所以士心离散。又曾约定姚占、张灏两军同进，两人不至，师中身被数创，裹创力战又一时死之。朝廷议失律兵将，中军营统制官王从道朝服而斩于马行街】。假如如书中所写，那么许翰不度事宜，移文督战，固然有罪。师中身为大将，手握重兵，哪有看到枢密院一纸文书，不量可否，就忿然赴敌以死？这两件事大概出于孙觌所记载，所以多失实。问孙觌是怎样的人？回答说：孙觌起初也说好话，考察他的行为，不被诸公所认可，于是与王及之、王时雍、刘观等人依附耿南仲，以主张和议。
，后窜岭表，尤衔诸公。见李伯纪辈，望风恶之。洪景卢在史馆时，没意思，谓靖康诸臣，觌尚无恙，必知其事之详，奏乞下觌具所见闻进呈。秉笔之际，遂因而诬其素所不乐之人。如此二事是也。仁甫不审，多采其説，遂作正文书之。其他纪载有可信者，反为小字以疏其下，殊无统纪，遂令观者信之不疑，极是害事。昔王允之杀蔡邕也，谓不可使佞臣执笔在幼主旁，使吾党蒙。讪议允之，用心固自可诛；然佞臣不可执笔，则是不易之论。
译后来被贬谪到岭南，尤其对各位大臣怀恨在心。见到李伯纪等人，便望风生畏、厌恶他们。洪景卢在史馆任职时，毫无廉耻，认为靖康年间的各位大臣中，觌尚健在，必定知晓事情的详情，于是上奏请求让觌将所见所闻详细陈述并呈报。在执笔修史时，便借此诬陷他向来不喜欢的人。上述两件事就是例证。仁甫不加审察，大量采纳他的说法，于是将其作为正文记载。其他记载中可信的内容，反而用小字写在正文下方作为疏证，完全没有条理，致使读者深信不疑，这极其有害。从前王允之杀蔡邕时，说不能让奸佞之臣在年幼君主身旁执笔，以免我党蒙受冤屈。王允之的用心固然该杀；但奸佞之臣不可执笔，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
靖康初，张邦昌僣位，吕舜徒为其门下侍郎。当时有言：“他人不足惜，只舜徒可惜。”者，胡文定记其事云：“舜徒虽为邦昌官，却能劝邦昌收回伪赦，迎太后垂帘，皆其力也。”其人云：“终是难分雪。”文定记此，只到“终是难分雪”处便住，更无他语。问：“只如狄梁公在武后时，当时若无梁公，更害事？”曰：“梁公只是荐得张东之数人，他已先死。如梁公为周朝相，舜徒为邦昌官，皆不可以训。”伊川论平勃，谓当以王陵为正，是也。如舜徒辈一生践履，适遭变故，不幸有此事，今人合下便如此，却不得。
天下不可谓之无人才。如靖康、建炎间，未论士大夫，只如盗贼中，是有多少人。宗泽在东京，收拾得诸路豪杰甚多，力请车驾至京，图恢复。只缘汪、黄一力沮挠，后既无粮食供应，泽又死，遂散而为盗，非其本心。自是当时不曾收拾得他，致为饥寒所廹以茍旦夕之命。后来诸将立功名者，往往皆是此时招降底人。所以成汤説：“万方有罪，在予一人。”圣人见得意思，直是如此。
宗忠简公薨，其家人方入棺未敛，军兵轝出。大防三日，祭吊来哭不絶，祭物满防无数。其得军情人心如此。
问中兴诸相曰：「张魏公才极短，虽大义极分明，而全不晓事，扶得东边倒了西边，知得这里忘了那里。赵忠简却晓事，有才，好贤乐善，处置得好，而大义不甚分明。李丞相大义分明，极有才，做事有终始，本末昭然可晓，只是中间粗不甚谨宻此是他病。然他纲领大规模宏阔，照管得始终本末，才极大，诸公皆不及，只可惜太粗耳。」朱丞相秀水闲居录：「自夸其功太过，以复辟之事皆由他做，不公道。」又问吕颐浩曰：「这人粗胡乱，一时闲得他用，不足道。」
问魏公何故亦尝论列李丞相？曰：魏公初赴南京，亦主汪黄，后以其人之不足主也，意思都转，后居福州，李公家于彼，相得甚欢。是时李公亦尝荐魏公，曾惹言语。又问魏公论李丞相章疏中有「脩怨专杀」等语，似指诛宋齐愈而言，何故曰宋齐愈旧曾论李公？来，但他那罪过亦非小小，刑杖断遣得了。又曰：当时议论自是一般，好笑。方召李丞相时，顔岐之徒论列，谓张邦昌金人所厚，不宜疎逺；李纲金人所恶，不宜再用。幸而髙宗语极好，云：「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乐。」遂得命召，不寝。曰：方南京建国时，全无纪纲，自李公入来整顿一畨，方畧成个朝廷模様。如僣窃及尝受伪命之臣，方行诛窜；死节之臣，方行旌防。然李公亦以此去位矣。又曰：便是天下事难得，恰好是时，恰恨撞着汪黄用事，二人事事无能，却会专杀。如置马伸于死地，陈东、欧阳彻之死，皆二人为之。
问中兴贤相皆推赵忠简公何如？曰：看他做来做去，亦只是王茂洪规模。当时庙论大槩亦主和议，使当国久，未必不出于和。但就和上，却须有些计较，如岁币、称呼、疆土之类，不至一一听命，如秦桧之様草草地和了。后来秦没，意智乃以不合沮挠和议为词贬之，却十分送个好题目与他。问赵好处如何？曰：意思好，又孜孜汲引善类。但其行事亦有不强人意处，如自平江再都建康，张徳逺极费调防，己自定叠了。只因郦琼叛去，徳逺罢相，赵公再入，忧虞过计，遂决还都临安之策，一夜起发，自是不复都金陵矣。
魏公初以何右丞荐为太常簿，赵忠简为开封推官，相得甚懽，在围城中朝夕论讲济时之策。魏公先逹，力相汲引，遂除司勲员外郎，一向超擢，反在魏公上。尝论天下人材，魏公剧谈秦桧之可用，赵云：“此人得志，吾辈安所措足！”▯魏公云：“且为国事计，姑置吾人利害。”时赵公为左，张公为右，皆兼枢宻院事。忽报乌珠大举深入，朝廷震怖。时刘光世将重兵屯合肥，魏公亲往视师，因奏记曰：“此决非乌珠，必刘豫遣其子侄麟、猊来寇耳。臣往在关西，数与乌珠战，熟其用兵利害，今观此举，决非其人。”魏公遂下令督战。光世恐惧，谋欲退师而南，以与赵公平时有乡曲
译靖康初年，张邦昌僭越称帝，吕舜徒担任他的门下侍郎。当时有人说：“别人不值得惋惜，只有吕舜徒可惜。”这话是胡文定记载的，他说：“吕舜徒虽然做了张邦昌的官，却能劝张邦昌收回伪诏，迎接太后垂帘听政，这都是他的功劳。”那人说：“终究难以分清是非。”胡文定记载这件事，只记到“终究难以分清是非”就停笔了，没有别的话。有人问：“就像狄梁公在武则天时期，当时如果没有狄梁公，事情会更糟吗？”回答说：“狄梁公只是推荐了张柬之等几个人，他自己已经先死了。像狄梁公做周朝的宰相，吕舜徒做张邦昌的官，都不能作为典范。”伊川先生评论陈平、周勃，认为应当以王陵为正确，这是对的。像吕舜徒这类人一生的品行，恰好遭遇变故，不幸有了这样的事，如果现在的人一开始就这样做，却是不行的。
天下不能说没有人才。比如靖康、建炎年间，不说士大夫，单说盗贼之中，就有多少人。宗泽在东京，收罗各路豪杰很多，极力请求皇帝车驾到京城，谋划恢复失地。只因为汪、黄二人极力阻挠，后来既没有粮食供应，宗泽又死了，于是这些人散开成为盗贼，并非他们的本意。这是因为当时没有收罗他们，导致他们被饥寒所迫，只为苟且维持眼前的生命。后来各位将领建立功名的，往往都是这时招降的人。所以成汤说：“万方有罪，责任在我一人。”圣人看到的道理，正是如此。
宗忠简公去世，他的家人刚把尸体放入棺材还未盖棺，士兵们抬出灵柩。灵堂设了三天，祭奠吊唁的人来哭个不停，祭品堆满灵堂无数。他得军心民心到了这样的地步。
问中兴时期的各位宰相怎么样？回答说：“张魏公才能极短，虽然大义极分明，但完全不懂事理，扶起东边倒了西边，知道这里忘了那里。赵忠简却懂事理，有才能，喜好贤才乐于行善，处置得当，但大义不甚分明。李丞相大义分明，极有才能，做事有始有终，本末清晰可懂，只是中间粗疏不太谨慎，这是他的毛病。然而他纲领宏大，规模阔大，照管得始终本末，才能极大，各位公卿都不如他，只可惜太粗疏罢了。”朱丞相《秀水闲居录》说：“自夸功劳太过，认为恢复之事都由他做成，不公道。”又问吕颐浩怎么样？回答说：“这人粗疏胡乱，一时闲得他用，不足称道。”
问魏公为什么也曾上奏章弹劾李丞相？回答说：魏公初到南京，也支持汪、黄，后来因为这些人不值得支持，心意都转变了，后来住在福州，李公家也在那里，相处非常愉快。这时李公也曾推荐魏公，曾惹起言语纷争。又问魏公弹劾李丞相的章疏中有“修怨专杀”等语，似乎是指诛杀宋齐愈而言，为什么说宋齐愈曾经弹劾李公？回答说，但他那罪过也不是小罪，用刑杖断案处置得了。又说：当时的议论自是一般，好笑。刚召李丞相时，颜岐等人弹劾，说张邦昌受金人厚待，不宜疏远；李纲被金人厌恶，不宜再用。幸好高宗的话极好，说：“像我即位，恐怕也不是金人所乐见的。”于是得以任命召见，没有被搁置。说：刚在南京建国时，全无纪律纲常，自从李公进来整顿一番，方才像个朝廷模样。像僭越窃位及曾受伪命的臣子，方才诛杀流放；死节的臣子，方才表彰纪念。然而李公也因此去职了。又说：就是天下事难得，恰好是这时，恰好恨撞着汪、黄用事，这两人事事无能，却会专断杀戮。如置马伸于死地，陈东、欧阳辙之死，都是这两人做的。
问中兴贤相都推崇赵忠简公，怎么样？回答说：看他做来做去，也只是王茂洪的规模。当时朝廷议论大体也主张和议，如果让他长期掌权，未必不出于和议。但就和议而言，却须有些计较，如岁币、称呼、疆域之类，不至于一一听命，像秦桧那样草草地和了。后来秦桧死了，意智乃以不合沮挠和议为由贬他，却十分送个好题目给他。问赵公的好处怎么样？回答说：心意好，又孜孜不倦地引荐善类。但他的行事也有不强人意处，如从平江再次定都建康，张德远极费调防，自己已经定下来了。只因为郦琼叛逃，德远罢相，赵公再入朝，忧虑过度，于是决定还都临安的策略，一夜出发，从此不再定都金陵了。
魏公初由何右丞推荐为太常簿，赵忠简为开封推官，相处非常愉快，在围城中朝夕讨论济时之策。魏公先显达，极力引荐，于是任命为司勋员外郎，一直超擢，反而在魏公之上。曾议论天下人才，魏公极力谈论秦桧可用，赵说：“此人得志，我们这些人安身何处！”魏公说：“暂且为国家大事考虑，姑且置我们个人的利害于不顾。”当时赵公为左相，张公为右相，都兼枢密院事。忽然报告乌珠大举深入，朝廷震恐。当时刘光世率领重兵屯驻合肥，魏公亲自前往视察军队，于是上奏记说：“这决不是乌珠，一定是刘豫派他的子侄麟、猊来侵犯罢了。臣以前在关西，多次与乌珠交战，熟悉他用兵的利害，现在看这次举动，决不是他。”魏公于是下令督战。光世恐惧，谋划想退兵向南，因为与赵公平时有乡
雅故，遂私有请于赵，折彦质时知枢宻院事，复助之请，遂径自枢府下文字，令光世退师。魏公闻之大怒，下令曰：“敢有一人渡江，即斩以徇。”光世闻之复驻军如故。此事虽谓之曲在赵公可也。己而拓皐大防敌骑，遂退。魏公既还，絶不言前功，欲以安赵公与共国事也。而二公门下士互相排抵，魏公之人至有作为诗赋以嘲赵公者。赵公之迹不安，且有论之者，遂去。魏公独相，乃力荐桧之为枢宻使。及郦琼叛于合肥，吕安老死之，魏公之迹亦不安，恳辞求去。髙宗问：“谁可代卿者？”魏公复荐赵公，遂令魏公拟批召之。既出，桧之谓必荐已就閤子语良久，魏公言不及之，桧之色渐变。未几中使传宣促进所拟文字，魏公遂就坐作劄子，封付中使，桧之色变愈甚。魏公遂上马去。及赵公再相，会之反谓之曰：“张德逺直恁无防耻，弄壊得淮上事如此，犹不知去。及主上传宣来召相公，方皇恐上马去。”赵公以为，然后又数数谗间之，赵公不能不信也。又如光世之罢，实当于罪，郦琼叛去，岂不可举能者，乃复以淮西之军付光世，弄得都成私意。初赵公极恶秦之为人，不与通情，及赵公为相，秦为枢宻。使每事惟公之命是听，久而赵公安之，复深信之，又荐之，至与之并相。并相之后，复不敢专，唯诺而已。忽一日，髙宗怒唐晖，赵公为之分解。桧察上意，恶晖，逡廵发一语云：“如唐晖様人才，也不难得。”又一日，赵公奏：“恩平郡王乃建王之弟，建王乃恩平之兄。建州不过一郡之地，吴乃一大都会，恐弟之封不宜压兄。”桧察见髙宗以慈寿意主于恩平，遂奏曰：“也不较此。”因此二事，髙宗深眷之。又因力主和议，赵公罢，遂拜左相。他言语不多，只用两句：“那事都了。”赵公不知魏公之无他，为桧所排，得泉州。是时，魏公知福州，二公相见，因説及曩日之事，赵公方知为桧所中，相与太息而已。
译关于《尔雅》等古籍的考据，于是私下向赵鼎请求，折彦质当时担任枢密院事，又帮助他请求，于是直接从枢密院下发文书，命令刘光世退兵。魏公（张浚）听说后大怒，下令说：“敢有一个人渡江，就斩首示众。”刘光世听说后又像以前一样驻军不动。这件事虽然可以说理亏在赵鼎也可以。不久，拓皋大防抵御敌骑，于是退兵。魏公既然回来，绝口不提以前的功劳，想要以此安抚赵鼎共同处理国事。而两位公卿门下的士人互相排斥攻击，魏公身边的人甚至有写诗赋来嘲笑赵鼎的。赵鼎处境不安，而且有弹劾他的人，于是离职。魏公独任宰相，于是极力推荐秦桧担任枢密使。等到郦琼在合肥叛变，吕安老死在他那里，魏公的处境也不安，恳切辞官请求离去。高宗问：“谁可以代替你？”魏公又推荐赵鼎，于是命令魏公起草批文召他。魏公出来后，秦桧认为一定会推荐自己，在阁子里说了很久，魏公言语中没提到他，秦桧的脸色渐渐改变。不久中使传旨催促进呈所拟定的文书，魏公于是就座写札子，封好交给中使，秦桧的脸色变化更加明显。魏公于是上马离去。等到赵鼎再次拜相，会之反而对他说：“张德远（张浚）竟然如此不知羞耻，把淮上的事情搞坏成这样，还不知道离去。等到主上传旨召相公，才惊慌失措地上马离去。”赵鼎认为如此，然后又多次进谗言离间，赵鼎不能不信。又如刘光世的罢免，确实应当治罪，郦琼叛逃，难道不能举荐有才能的人，却又把淮西的军队交给刘光世，搞得都成了私心。起初赵鼎极其厌恶秦桧的为人，不与他交往，等到赵鼎做宰相，秦桧做枢密使，每件事只听赵鼎的命令，时间久了赵鼎安心了，又深信他，又推荐他，以至于与他共同拜相。共同拜相之后，又不敢专断，只是应诺罢了。忽然有一天，高宗对唐晖发怒，赵鼎为他辩解。秦桧察知皇上心意，厌恶唐晖，犹豫着说了一句话：“像唐晖那样的人才，也不难得到。”又有一天，赵鼎上奏：“恩平郡王是建王的弟弟，建王是恩平的哥哥。建州不过是一个郡的地方，吴州却是一个大都会，恐怕弟弟的封爵不宜压制哥哥。”秦桧察知高宗出于慈寿的意图偏向恩平，于是上奏说：“也不计较这个。”因为这两件事，高宗深深眷顾他。又因为极力主张和议，赵鼎被罢免，于是拜左相。他言语不多，只用两句话：“那事都了。”赵鼎不知道魏公没有别的意图，被秦桧排挤，得到泉州。这时，魏公知福州，两位公卿相见，因而说到往日的事情，赵鼎才知道是被秦桧中伤，互相叹息而已。
僩因问：“当初髙宗若必不肯和，乗国势稍振，必成功。”曰：“也未知如何，葢将骄惰，不堪用。”僩问：“如张、韩、刘、岳之徒，富贵已极，如何责他死了？宜其不可用。”若论数将之才，则岳飞为胜，然飞亦横，只是他犹欲向前厮杀。先生曰：“便是如此，有才者又有些毛病，然亦上面人不能驾驭他。若撞着周世宗、赵太祖那里，怕他驾驭起，皆是名将，缘上之举措无以服其心，所谓得罪于巨室者也。”
问岳侯：“若做事，何如张、韩？”曰：“张、韩所不及，却是他识道理了。”又问：“岳侯以上者，当时有谁？”曰：“次第无人。”
岳飞恃才不自晦，郭子仪晩节保身，甚阘冗，然当紧要处，又不然。单骑见虏，云云。飞作副枢，便直是要去做，张、韩知其谋，便只依违，然便不做，亦不免。其用心如此，直是忠勇也。
岳太尉飞本是韩魏公家佃客，每见韩家子弟必拜。刘信叔是时以孤军在顺昌，乌珠来伐，诸将皆欲走。信叔曰：“不可，我若走，则金人必前拒我，袭在后，必无遗类。若幸而得至江，则诸将尽扼江上，责我以擅弃归之罪，亦必尽杀我，决无可生之理。不若坚守此城，与金人决胜负，庶几死中可以求生也。”某尝説：“厮杀无巧妙，只是死中求生。两军相拄，一边立得脚住不退，即赢矣。须是死中求生，方胜也。”
问胡文定公与秦丞相厚善之故曰，秦防之尝为宻教，翟公巽时知宻州，荐试宏词，游定夫过密，与之同饭于翟竒之后。康侯问人才于定夫，首以会之为对，云其人类荀文若【又云无事不会】京城破金，欲立张邦昌，执政而下无敢有异议，惟会之抗疏以为不可，康侯亦义其所为，力言于张徳逺诸公之前。后会之自海上归，与闻国政，康侯属望尤切，尝有书疏往来讲论国政，康侯有词掖讲筵之召，则会之荐也。然其雅意坚不欲就是，必已窥见其微隐有难处者，故以老病辞。后来会之做出大疎脱，则康侯已谢世矣。定夫之后及康侯诸子，会之皆擢用之。又曰，此老当国，却留意故家子弟，往往被他牢笼出去，多坠家声，独胡明仲兄弟却有树立，终是不归附他。尝问和仲先世遗文，因曰，先公议论好，但只是行不得。和仲曰，闻之先人所以谓之好议论政，以其可以措诸行事，何故却行不得？荅曰，公不知，便是六经也有説得行不得处，此是这老子由中之言。看来圣贤説话，他只将做一件好底物事安顿在那里。又曰，此老千▯百怪，如不乐这人贬窜将去，却与他通慇懃不絶。一日忽招和仲饭，意极拳拳，比其还家，则台章已下，又送白金为赆【按程子山诸公在贬所俱有啓事谢其存问者，皆此类也】如欲论去之人章疏，多是自为以授言者，做得甚好，傅安道诸公往往认得，如见弹洪庆善章曰，此秦老笔也。
秦太师与吕并相，吕出甚所，在秦一时换了台谏人物。吕闻之不平，有客告之云：其党魁乃胡文定，可逐去，则秦不足虑。吕如其言，归而讽台谏论之。秦争于上，遂并论秦。髙宗欲罢其相，令人行词。当时秦所引皆是好人，而立朝无过，人皆不平。行词者遂求御批，以疏其罪。髙宗遂批与之，大略云：其未相时説，作相数月可以致治，既相皆无所建明。后来秦再相数年之后，却奏过，以为当初无过，为人所谗，遂行下词臣家索御批。既得之，则以纳于髙宗，其无礼不臣如此。
因话及秦丞相，问当时诸公皆入金渠，何以全家得还？曰：“此甚可疑。”当和亲时，王伦自金至，欲髙宗屈膝，中外愤怒，秦老出，有人牓云：“秦相公是细作。”
秦全是倚金胁太上，每取防时，只是説过。一日，除周葵作何官？」太上曰：「周葵为彼官未久，且令在彼。」秦不应下来，即批勅除之。政府一人云：「适间上意未允。」秦曰：「此等事只是奏过便了。」遂除之。
秦太师专政时，张扶【或云张柄】请乗副车，吕愿中作《秦城王气诗》以献，桧皆受不辞。吕知静江府，府有驿名秦城，忽传言有王气，吕作诗与僚属和之
译僩于是问道：“当初高宗如果坚决不肯议和，趁着国势稍为振作，必定能成功。”先生回答说：“这也难说，因为将领们骄傲懒惰，不堪任用。”僩问：“像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岳飞这些人，富贵已经到了极点，怎么还要求他们拼死效命？难怪他们不可用。”先生回答：“如果论几位将领的才能，岳飞是最强的，然而岳飞也刚强，只是他还愿意向前厮杀。先生又说：‘正是这样，有才能的人又有些毛病，然而也是上面的人不能驾驭他们。如果碰上像周世宗、赵太祖那样的人，恐怕他们就能驾驭，这些人就都是名将了。这是因为上面的举措无法使他们心服，这就是所谓得罪了豪门大族。’”
有人问岳飞：“如果做事，和张俊、韩世忠相比如何？”回答说：“张俊、韩世忠比不上他，却是他懂得道理。”又问：“岳飞之上，当时还有谁？”回答说：“依次就没有人了。”
岳飞依仗才能而不自我隐藏，郭子仪晚年保全自身，非常庸碌，然而在紧要关头，却又不是这样。他单骑会见敌人，等等。岳飞担任副枢密使时，便直截了当地想要去做，张俊、韩世忠知道他的谋划，便只是含糊应对，然而即便不做，也难免被牵连。他的用心如此，真是忠勇啊。
岳太尉岳飞本来是韩魏公家的佃户，每次见到韩家的子弟必定下拜。刘信叔当时率领孤军在顺昌，乌珠来攻打，众将领都想逃跑。信叔说：“不行，我如果逃跑，那么金人必定在前面阻挡我，袭击我在后面的人，必定没有幸存者。如果侥幸得以到达江边，那么众将领全都扼守江上，以擅自放弃归附的罪名指责我，也必定把我全部杀掉，决没有活命的道理。不如坚守这座城，与金人决一胜负，或许在死中能够求生。”我曾经说过：“打仗没有巧妙的方法，只是在死中求生。两军相对峙，一边站得住脚不退缩，就赢了。必须在死中求生，才能获胜。”
有人问胡文定公与秦丞相关系深厚的原因，回答说：秦桧曾经担任密州教授，翟公巽当时任密州知州，推荐他参加宏词科考试，游定夫路过密州，与他在翟公巽之后一起吃饭。康侯向定夫询问人才，定夫首先推荐胡会之，说他的才能像荀文若【又说没有什么事他不会】。京城被金人攻破，想要拥立张邦昌，执政以下没有人敢提出异议，只有胡会之上疏反对认为不可，康侯也认为他的行为合乎道义，在张德远等公卿面前极力称赞。后来胡会之从海上归来，参与国家政事，康侯对他的期望尤其殷切，曾经有书信往来讨论国家政事，康侯受到词掖讲筵的征召，就是胡会之推荐的。然而他的本意坚决不想接受，必定已经窥见其中隐微难处，所以以年老多病推辞。后来胡会之做出大疏脱之事，康侯已经去世了。定夫之后以及康侯的各位儿子，胡会之都提拔任用了他们。又说，这位老人掌权时，却留意故家子弟，往往被他笼络出去，多败坏家声，只有胡明仲兄弟却有建树，终究不归附他。曾经询问和仲先世的遗文，因此说，先公的议论好，只是只是行不通。和仲说，听说先人之所以称之为好议论政事，是因为可以付诸实行，为什么却行不通？回答说，您不知道，即使是六经也有说得行不通的地方，这是这位老人发自内心的话。看来圣贤说话，他们只是当作一件好的事物安顿在那里。又说，这位老人千奇百怪，比如不喜欢这个人被贬谪放逐，却与他不断通问殷勤。一天忽然召和仲吃饭，情意极其恳切，等到他回家，台谏的章疏已经下达，又送白银作为路费【按程子山等人在贬所都有启事感谢他的存问，都是这类情况】。比如想要论去的人的章疏，多是亲自撰写交给言官，做得很好，傅安道等公卿往往认得，比如见到弹劾洪庆善的章疏说：这是秦老的手笔。
秦太师与吕公并相，吕公出京，在秦桧一时更换了台谏人物。吕公听说后心中不平，有客人告诉他：他的党魁是胡文定，可以驱逐他，那么秦桧就不值得忧虑了。吕公按照他的话去做，回来暗示台谏弹劾他。秦桧在皇帝面前争辩，于是连秦桧一起被弹劾。高宗想要罢免他的宰相职务，让人起草诏书。当时秦桧所引荐的都是好人，而在朝廷中没有过错，人们都不平。起草诏书的人于是请求御批，以疏陈他的罪状。高宗于是批给他，大致说：他未当宰相时说，当宰相几个月就可以治理好天下，既然当了宰相却没有什么建树。后来秦桧再次当宰相数年之后，却上奏说，当初没有过错，被人谗言陷害，于是下发诏书到起草诏书的人家中索要御批。得到之后，就把它献给高宗，他的无礼不臣如此。
因为谈到秦丞相，问当时各位公卿都入金渠，为什么全家得以归还？回答说：“这很可疑。”当议和时，王伦从金国回来，想要高宗屈膝，中外愤怒，秦老出来，有人贴榜文说：“秦相公是细作。”
秦桧完全是倚仗金国胁迫太上皇，每次取旨时，只是说过。一天，任命周葵担任什么官职？太上皇说：“周葵担任那个官职不久，且让他留在那里。”秦桧不回应下来，立即批敕任命他。政府中一人说：“刚才皇上之意未允。”秦桧说：“这种事只是奏过就行了。”于是任命了他。
秦太师专政时，张扶【或说张柄】请求乘坐副车，吕愿中作《秦城王气诗进献，秦桧都接受不推辞。吕愿中任静江府知府，府中有驿站名叫秦城，忽然传言有王气，吕愿中作诗与僚属唱和。
，成册以献。此见胡邦衡所作《绍兴间被贬逐人事实序》。熊子复欲作一书纪其事，从其子借之，或云非邦衡所作。又曰私科举，或云恐是愚弄天下之人，指鹿为马之意。汪圣锡云，恐不如此，只愚騃耳。初时人以伊周誉桧，末后人以舜禹誉桧，桧亦受之。大抵久执权柄，与人结怨，多才欲放下，恐人害己，故执守不放。其初未必有邪心，到后来渐渐生出，皆是鄙夫患失之谋耳。
译编成册子进献。这是见于胡邦衡所作的《绍兴间被贬逐人事实序》中的记载。熊子复想要写一本书来记录这件事，向他的儿子借来阅读，有人说这不是胡邦衡写的。又说这是私下进行的科举考试，有人说这恐怕是愚弄天下人的意思，含有指鹿为马的意味。汪圣锡说，恐怕不是这样，只是愚蠢罢了。起初人们用伊尹、周公来赞誉秦桧，后来人们用舜、禹来赞誉秦桧，秦桧也都接受。大体上是因为长期掌握权柄，与人结下怨恨，虽然内心想要放手，却担心别人加害自己，所以紧紧把持不放。他起初未必有邪恶之心，到后来渐渐生出，这都是庸人害怕失去权力的谋算罢了。
其后，因一僧与魏公生日，秦相治之甚峻，几逮及公。又治赵相之子狱，未成，夜忽有一灯坠狱中，其上书一“反”字。明日，狱具，罪当斩。秦桧不悦，欲加族诛。文字未上，桧死。先生云：“若族赵相家，当时连逮数十人，做到这里自休不得。其势须如曹操去。”
秦太师死，髙宗告杨郡王云：「朕今日始免得这膝裤中带匕首。」乃知髙宗平日常防秦之为逆，但到这田地，匕首也如何使得？
问秦相既死，如何又却不更张，复和亲？曰：自是髙宗不肯，当渠死后，乃用沈该、万俟卨、魏道弼【又有一人】此数人皆是当时説和亲者。中外既知上意，未几又下诏云：“和议出于朕意，故相秦桧只是賛成。”今桧既死，闻中外颇多异论，不可不戒。约甚沮人心。当初有一二件事皆不是，如桧家既保全，而专治其党，士大夫遭桧贬窜者叙复甚缓。渠死得甚好，若更在，甚可畏。当时己欲杀赵丞相之家，既加以反逆，则牵联甚众。见説有三十余家皆当坐，中外寒心。髙宗亦甚厌恶之，但无如之何。问：“所以至于如此者，何故？”曰：伊川云：“人主致危亡之道，非一，而逸欲为甚。”渠当初一面安排作太平调度，以奉髙宗，隂夺其权，又挟金势以为重。
胡邦衡尚号为有知识者，一日以书与范伯逹云：“某解得《易》，魏公为作序；解得《春秋》，郑亿年为作序，以为美事。”范荅书云：“《易》得魏公序甚好，《郑序春秋》者不知是何人，得非刘豫左相乎？是此人时且请去之。”胡旧尝见李弥逊字似之，亦一好前辈，谓胡曰：“人生亦不解事，事可称只做得一两节好便好。”胡后来丧名失节，亦未必非斯言有以入之也。
问陈少南诗如何？曰：“亦间有好处，然疎又为之，甚轻易。”秦桧居温州时，陈尝为馆客，后入经筵，因讲公羊“母以子贵”之説为非是，因论嫡妾之分。是时太母还朝，陈遂忤太上意，安置惠州。张宋卿于彼从之。徽庙梓宫归，郑后梓宫亦归，邢后太上初聘，亦随归。及边以讣闻，太母还。秦桧欲以吉服迎，吴才老时为礼官，独以为不可，谓须先以凶服迎梓宫归。太上几年不见太母，了不争此二三日，奉安梓宫了，却以吉服迎太母归。众礼官聚都堂，皆从秦意，吴独争之。秦曰：“此不是公聚讼处”，即以吴出之。先生又云：“公羊之説非是，只有一嫡。”
汤思退事秦桧最久，其无状皆亲学得，故所为如此之乖。
史丞相好荐人，极不易，然却有些笼络人意思，不佳。陈丞相较浑厚，无这般意思，又若贤否不辨者。
王龟龄学也粗疎，只是他天资髙，意思诚慤，表里如一，所至州郡，上下皆风动，而今难得此等人。
王詹事守泉，初到任，会七邑宰劝酒，歴告之以爱民之意，出一絶云：「九重天子爱民深，令尹宜懐恻怛心。今日黄堂一杯酒，使君端为庶民斟。」七邑宰皆为之感动。其为政甚严，而能以至诚感动人心，故吏民无不畏爱。去之日，父老儿童攀辕者不计其数，公亦为之垂泪。至今泉人犹懐之如父母。
汪端明少从学于焦先生，汪既逹，时从杲老问禅，怜焦之老，欲进之以禅，因劝焦登径山见杲，杲举「寂然不动」，感而遂通，焦曰：「和尚不可破句，读书不契而归，亦竒士也【焦名援，字公路，南京人，清修苦节之士】
汪圣锡日以亲师、取友、多识前言往行为事故，其晩年徳成行尊，为世名卿。
问陈亮可用否？曰：“朝廷赏罚明，此等人皆可用。如辛幼安，亦是一帅材。但方其纵恣时，更无一人敢道他略不警策之。及至如今，一坐坐了，又更不问着，便如终废。此人作帅，亦有胜他人处。但当明赏罚以用之耳。”
近世士大夫忧国忘家，每言及国事，辄感愤慷慨者，惟于赵子直、黄文叔见之耳。
或言赵子直多疑，先生曰：“诸公且言，人因甚多疑？”鲁可几曰：“只是见不破尔。”
赵子直亦可谓忠臣，然以宗社之大计言之，亦有未是处，不知何以见先帝。
一日独侍坐，先生忽颦蹙云：“赵丞相谪命
译后来，因为一个僧人给魏公过生日，秦桧对此事惩处极严，几乎牵连到魏公。又审理赵相（赵鼎）儿子的案件，尚未结案，夜里忽然有一盏灯掉进监狱中，上面写着一个“反”字。第二天，案情定论，罪行当斩。秦桧不高兴，想诛灭赵家满门。奏章还没呈上，秦桧就死了。先生说：“如果诛灭赵相全家，当时会连坐数十人，做到这一步就不得不罢休了。那形势必定像曹操那样。”
秦太师死后，高宗告诉杨郡王说：“我今天才免去这膝盖裤带中藏匕首的担忧。”由此可知高宗平时常防备秦桧造反，但到了这种地步，匕首又怎么能起作用呢？
问：秦相既然死了，为什么又不进行改革，反而又恢复和议？答：自然是高宗不肯，在秦桧死后，就任用沈该、万俟卨、魏道弼（还有一人）这几个人，他们都是当时主张和议的人。朝廷内外既然知道了皇上的心意，不久又下诏说：“和议出于我的意思，故相秦桧只是赞成。”现在秦桧既然死了，听说朝廷内外有很多不同的议论，不能不警戒。这大约很挫伤人心。当初有一两件事都不对，比如秦桧的家既已保全，却专门惩治他的党羽，士大夫被秦桧贬谪流放的人，恢复官职非常缓慢。他死得很好，如果再活着，非常可怕。当时已经想杀赵丞相全家，既然加上反逆的罪名，那么牵连的人就很多。听说有三十多家都应当受牵连，朝廷内外都感到寒心。高宗也很厌恶他，但无可奈何。问：“之所以达到这种地步，是什么原因？”答：伊川先生（程颐）说：“君主导致危亡的道路不止一种，而以安逸享乐最为严重。”他当初一方面安排太平盛世的样子，来奉承高宗，暗中夺取他的权力，又挟持金国的势力来加重自己的分量。
胡邦衡还号称是有见识的人，一天写信给范伯达说：“我解《易》，魏公为我作序；解《春秋》，郑亿年为我作序，认为是美事。”范伯达回信说：“《易》得到魏公作序很好，《春秋》得到郑亿年作序不知是什么人，莫非是刘豫的左相吗？如果是这个人，当时就请去掉它。”胡邦衡以前曾见过李弥逊，字似之，也是一位很好的前辈，对胡邦衡说：“人生也不懂世事，事情值得称赞的，只做得一两节好便好了。”胡邦衡后来败坏名声丧失气节，也未必不是这句话起了作用。
问：陈少南的诗怎么样？答：“也偶尔有好处，但是疏略又做得太多，太轻率。”秦桧住在温州时，陈少南曾经是他的门客，后来进入经筵，因为讲《公羊传》中“母以子贵”的说法不对，进而议论嫡庶的区别。这时太皇太后回朝，陈少南于是违背了太上皇的心意，被安置在惠州。张宋卿在那里跟随他。徽宗的灵柩回来，郑皇后的灵柩也回来，邢皇后是太上皇最初聘娶的，也随同回来。等到边境传来死讯，太皇太后回朝。秦桧想用吉服迎接，吴才老当时任礼官，独自认为不可以，说必须先用凶服迎接灵柩回来。太上皇几年不见太皇太后，也不争这两三天，安放好灵柩后，再用吉服迎接太皇太后回来。众礼官聚集在都堂，都听从秦桧的意思，只有吴才老争辩。秦桧说：“这不是你们聚众争论的地方”，就把吴才老赶了出去。先生又说：“《公羊传》的说法不对，只有一个嫡妻。”
汤思退侍奉秦桧最久，他的无赖行径都是亲自学来的，所以所作所为如此乖张。
史丞相喜欢推荐人，极不容易，但却有些笼络人的意思，不好。陈丞相较为浑厚，没有这种意思，又好像贤与不贤不分的样子。
王龟龄学问也粗疏，只是他天资高，心意诚恳，表里如一，所到的州郡，上下都为之感动，现在难得有这样的人。
王詹事任泉州太守，刚到任，恰逢七县县令劝酒，逐一告诉他们爱民的意思，写了一首绝句说：“九重天子爱民深，令尹宜怀恻怛心。今日黄堂一杯酒，使君子端为庶民斟。”七县县令都为之感动。他执政很严厉，但能用至诚感动人心，所以官吏百姓无不敬畏喜爱。离开的时候，父老儿童攀着车辕的不计其数，他也为之流泪。至今泉州人还怀念他像父母一样。
汪端明年轻时跟从焦先生学习，汪端明显达后，时常跟从杲老问禅，怜悯焦先生年老，想引导他进入禅门，于是劝焦先生上径山见杲老，杲老举出“寂然不动，感而遂通”，焦先生说：“和尚不可破句，读书不契合就回来，也是奇士啊。”【焦名援，字公路，南京人，是清修苦节的士人】
汪圣锡每天以亲近师长、结交朋友、多识前言往行为事，他晚年德行成就行为尊贵，成为世上的名卿。
问：陈亮可以任用吗？答：“朝廷赏罚分明，这类人都可以任用。比如辛幼安，也是一位统帅的人才。只是在他放纵恣意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敢说他一点不警醒克制。等到现在，一坐就坐定了，又不再问起，就像最终废弃一样。这个人做统帅，也有胜过别人的地方。但应当明确赏罚来任用他罢了。”
近世士大夫忧国忘家，每当谈到国事，就感慨愤激慷慨的，只有在赵子直、黄文叔身上见到罢了。
有人说赵子直多疑，先生说：“各位暂且说说，人因为什么多疑？”鲁可几说：“只是看不透罢了。”
赵子直也可以说是忠臣，但从宗社的大计来说，也有不对的地方，不知道如何面对先帝。
一天独自侍坐，先生忽然皱眉说：“赵丞相被贬谪的命令
似出胡纮。”问胡纮不知曾识他否？曰：“旧亦识之。此人颇记得文字，莆阳之政亦好，但见朋友多説其狠愎。”某曰：“丞相前日之事做得都是否？”曰：“也有些不是处。”问所以不是处，曰：“公他日当自见之。”先生又曰：“一时正人皆已出去，今全无一好人在朝。”某曰：“郑溥之当时草赵丞相罢相词固好，以某观之，当时不做便乞出尤为竒特。”曰：“也不必如此，但是后来既迁之后便出亦自好，他却不合不肯出，所以可疑。若説敎他不做便出亦无此典故。”某曰：“且如富郑公缴遂国夫人之封以前亦何曾有此？自富公既做后遂为例。”先生微笑而不荅。某又问：“丞相秉轴，首召先生入经筵，命下，士子相庆，以为太平可致。忽然一日报罢，莫不惶惑窃议者云：‘先生请早晩入经筵，人主将不能堪，便知先生不能久在君侧。’”曰：“早晩入经筵非某之请，是自来如此。然某当时便敎久在讲筵，恐亦无益。一日虽是两畨入讲筵，文字分明一一解注，亦只讲过而已，看来亦只是文具。”
译这话好像是出自胡纮之口。”问胡纮是否曾经认识他？回答说：“以前也认识他。这个人很记得书中的文字，在莆阳任职时的政绩也不错，只是听朋友们多说他狠毒固执。”我说：“丞相前日的事情做得都对吗？”回答说：“也有一些不对的地方。”问哪里不对，回答说：“您日后自然会明白。”先生又说：“当时的正直之士都已离去，如今朝廷中完全没有好人。”我说：“郑溥当时起草罢免赵丞相的诏书固然写得好，以我看来，当时不做丞相就请求出宫更为奇特。”回答说：“也不必这样，只是后来既然被贬谪之后便出宫也自然好，他却不肯出宫，所以令人怀疑。如果说教他不做丞相就出宫，也没有这样的先例。”我说：“比如富郑公缴还遂国夫人的封号，以前何曾有此先例？自从富公这样做之后，便成了惯例。”先生微笑而不回答。我又问：“丞相执掌朝政，首先召先生进入经筵，命令下达，士子们互相庆贺，认为太平盛世可以到来。忽然有一天报告罢免，无不惶恐疑惑私下议论说：‘先生请求早晚进入经筵，君主将不能忍受，便知道先生不能在君主身边长久待下去。’”回答说：“早晚进入经筵不是我的请求，是向来如此。然而我当时即使教他长久在讲筵，恐怕也无益。一天虽然是两次进入讲筵，文字分明一一解释注释，也只是讲过而已，看来也只是形式上的摆设。”
某小年见上一辈未説如何，个个有气魄，敢担当做事。而今人个个都恁地衰，无气魄，也是气运使然。
王侍郎普之弟某，经兵火，其乳母抱之走，为一将官所得。乳母自思为王氏乳母而失其子，其罪大矣，遂潜谋归计。将此将官家兵器皆去其刃，弓则断其▯，自求一好马，抱儿以逃。追兵踵至，匿于麦中，如此者三四，仅全儿逹王家。常见一僧説之，僧今亦忘矣。欲为之传，未果【以上语类四十七条】
诸公称号，合立一条例差等：如泰山、海陵、徂徕、濂溪、明道、伊川、横渠、康节，称先生【如云防山孙先生】公卿称諡【如云王文正公】无諡称爵【如云王荆公】无爵称官【如云范太史】程张门人及近世前辈亦如之。其无官者称字【如云张思叔】或兼以号举【如上蔡、龟山、衡麓、横浦之类】今人称郡姓名【如东莱吕某】凡奸邪则直书姓名【如云章惇○荅或人○文集】
御纂朱子全书卷六十二
<子部,儒家类,御纂朱子全书》>
钦定四库全书
御纂朱子全书卷六十三
治道一
总论
治道别无説。若使人主恭俭好善，有言逆于心，必求诸道；有言孙于志，必求诸非道。这如何防不治？这别无説。从古来都有现成様子。真是如此。
问：或言今日之告君者，皆能言脩徳二字，不知教人君从何处脩起，必有其要。曰：安得如此説？只防合下心不是私，即转为天下之大公，将一切私意尽屏去，所用之人非贤，即别搜求正人用之。问：以一人耳目，安能尽知天下之贤？曰：只消用一个好人作相，自然推排出来。有一好台谏，知他不好人，自然住不得。
因论世俗不冠帯，云：“今为天下有一日不可缓者，有渐正之者，一日不可缓者，兴起之事也。渐正之者，维持之事也。”
问先生所谓古礼繁文不可考究，欲取今见行礼仪増损用之，庶其合于人情，方为有益，如何？曰：固是。曰：若是，则礼中所载冠、婚、丧、祭等仪，有可行者否？曰：如冠、婚礼，岂不可行？但丧祭有烦杂耳。问：若是，则非理明义精者不足以与此？曰：固是。曰：井田、封建如何？曰：亦有可行者。如，有功之臣，封之一乡，如汉之乡亭侯。田税亦湏要均，则经界不可以不行。大纲在先正沟洫。又如孝悌忠信，人伦日用间事，播为乐章，使人歌之，仿《周礼》读法，徧示乡村里落，亦可代今粉壁所书条禁。
吴伯英与黄直卿议沟洫，先生徐曰：「今则且理防，当世事尚未尽如。刑罚则杀人者不死，有罪者不刑；税赋则有产者无税，有税者无产。何暇议古？」
今世有二▯：法▯，时▯。法▯，但一切更改之却甚易；时▯，则皆在人人皆以私心为之。如何变得？嘉祐间法可谓▯矣。王荆公未防尽变之，又别起得许多▯。以人难变故也。
古人立法，只是大纲，下之人得自为。后世法皆详密，下之人只是守法。法之所在，上之人亦进退，下之人不得。
今日之法，君子欲为其事，以拘于法而不得骋；小人却徇其私，敢越于法而不之顾。
扬因论科举法虽不可以得人，然尚公。曰：铨法亦公。然法至于尽公，不在人，便不是好法。要可私而公，方始好。
平易近民为政之本
今人说寛政，多是事事不管。某谓壊了这寛字。
问：“为政更张之初，莫亦湏稍严以整齐之否？”曰：“此事难防，定説在人如何处置，然亦何消要过于严。今所难者，是难得晓事底人。若晓事底人，歴练多事，才至面前，他都晓得，依那事分寸而施以应，之人自然畏服。今人往往过严者，多半是自家不晓，又虑人欺已，又怕人慢已，遂将大拍头去拍他，要他畏服。若自见得，何消过严【以上语类十二条】
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有以穷之，则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与其所当然，而亡纤芥之疑。善则从之，恶则去之，
译我年轻时看到上一辈人，虽然不知他们具体如何，但个个都有气魄，敢于担当做事。如今的人个个都如此衰颓，没有气魄，这也是气运使然。
王侍郎普的弟弟某人，遭遇兵火战乱，他的乳母抱着他逃跑，被一位将官所得。乳母心想自己是王家的乳母却丢失了孩子，罪过太大了，于是暗中谋划回归的计划。她将这位将官家中的兵器都去掉了刃口，弓则折断了弓弦，自己挑选了一匹好马，抱着孩子逃跑。追兵随后赶到，他们躲藏在麦田中，像这样躲藏了三四次，最终保全了孩子，抵达王家。我曾听一位僧人讲述这件事，那位僧人如今我也忘记了。本想为他作传，却没有完成。【以上出自《语类》四十七条】
各位先生的称号，应当订立一条条例来区分等级：如泰山、海陵、徂徕、濑溪、明道、伊川、横渠、康节等，称为先生【例如说“防山孙先生”】；公卿称为谥号【例如说“王文正公”】；没有谥号的称为爵位【例如说“王荆公”】；没有爵位的称为官职【例如说“范太史”】；程颢、张载的门人以及近世的前辈也依照此例。那些没有官职的称为字【例如说“张思叔”】，或者兼用号来称呼【如上蔡、龟山、衡麓、横浦这类】；现在的人称呼郡望加姓名【如东莱吕某】；凡是奸邪之人则直接书写姓名【例如说“章惇”○回答或人○文集】。
治道没有别的说法。如果能使君主恭敬节俭、喜好善行，听到违背自己心意的言论，一定探求其中合乎道理的部分；听到顺从自己意志的言论，一定探求其中不合道理的部分。这样怎么能使国家不治呢？这没有别的说法。自古以来都有现成的榜样。真是如此。
问：有人说现在向君主进言的人，都能说“修德”二字，但不知道教人君从哪里开始修起，必定有要领。答：怎么能这样说呢？只要合下心意不是私欲，就转为天下的大公，将一切私意全部摒弃，所用的人如果不是贤人，就另外搜求正直的人任用。问：凭一个人的耳目，怎么能完全知道天下的贤人？答：只需要用一个好人做宰相，自然能推举排布出来。有一个好的台谏官，知道他不合适，自然留不住。
因为议论世俗人不戴帽子不系带子，说：“现在天下有一日不可延缓的事，有逐渐纠正的事，一日不可延缓的是兴起的事，逐渐纠正的是维持的事。”
问先生所说的古礼繁琐不可考究，想取现在通行的礼仪增减使用，大概能合乎人情，才为有益，怎么样？答：确实如此。问：如果是这样，那么礼中所记载的冠、婚、丧、祭等仪式，有可以实行的吗？答：如冠礼、婚礼，难道不可以实行吗？只是丧礼、祭礼有烦杂罢了。问：如果是这样，那么不是明理精义的人不足以从事这些吗？答：确实如此。问：井田制、封建制怎么样？答：也有可以实行的。如，有功之臣，封给一个乡，像汉代的乡亭侯。田税也必须均平，那么经界不可以不实行。大纲在于先整治沟渠。又如孝悌忠信，是人伦日常的事，编成乐章，让人歌唱，仿照《周礼》的读法，普遍展示在乡村里落，也可以代替现在粉壁上书写的条令禁令。
吴伯英与黄直卿议论沟渠，先生缓缓说：“现在姑且治理堤防，当世的事尚且不能完全如意。刑罚方面，杀人者不死，有罪者不刑；税赋方面，有财产者无税，有税者无财产。哪有空闲议论古制？”
现在世上有两种弊端：法的弊端，时的弊端。法的弊端，只要一切更改却很容易；时的弊端，则都在人人皆以私心行事。怎么改变呢？嘉祐年间法可以说是弊端了。王荆公未能完全改变它，又另外兴起许多弊端。因为人难以改变啊。
古人立法，只是大纲，下面的人得以自行作为。后世法都详细严密，下面的人只是守法。法所在之处，上面的人也能进退，下面的人不能。
现在的法，君子想要做他的事，因为受限于法而不能施展；小人却顺从他的私欲，敢于超越法而不顾。
杨因议论科举法虽然不能得到人才，但尚且公正。说：铨选法也公正。但法到了完全公正，不依靠人，就不是好法。要可以私而公，才算是好法。
平易近民是为政的根本。
现在人说宽政，多是事事不管。我认为破坏了这“宽”字。
问：“为政更张之初，难道也需要稍微严厉以整齐它吗？”答：“这事难以定论，一定说在于人如何处置，但也何必要过于严厉。现在难的是难得懂事的入。如果懂事的人，历练多事，才到面前，他都晓得，依照那事的分寸而施加应对，人自然畏服。现在人往往过于严厉的，多半是自己不懂，又担心被人欺骗，又怕被人轻慢，于是用大拍头去拍他，要他畏服。如果自己看得明白，何必要过于严厉。”【以上出自《语类》十二条】
为学的道理，没有比穷究事理更优先的。穷究事理的要领，一定在于读书。读书的方法，没有比循序渐进而达到精微更珍贵的。而达到精微的根本，又在于居敬而持志。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天下的事，没有没有理的。有用来穷究它的方法，那么从君臣的大关系，一直到事物的细微之处，没有不知道它之所以然，以及它所应当然的，而没有丝毫的疑惑。善的就跟随它，恶的就去除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