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纂朱子全书卷六十四

译《周礼》说：古代建立步和亩的标准，六尺为一步，一百步为一亩，一百亩为一夫，三夫为一屋，三屋为一井，一井方圆一里，这就等于九夫。八家共同使用，一夫一妇私田一百亩，公田十亩，这就是一百八十亩，剩余二十亩作为庐舍。人们出入相互等待，守望相互接续，疾病相互救助。百姓受田：上等地一夫一百亩，中等地一夫二百亩，下等地一夫三百亩，每年更换耕种，调换地点。何休说：司空仔细辨别田地的高下优劣，分为三等，上等地一年耕种一次，中等地两年耕种一次，下等地三年耕种一次，肥沃的土地不能独自受益，贫瘠的土地不能独自受苦，而三年轮换一次，土地与居住者互换。家中众多男子作为余夫，也按人口受田。这样，相比士、工、商家庭受田五口，才相当于农夫一人。有赋有税，赋是指按人口征收财物，税是指公田的十分之一以及工商衡虞的收入。赋用于供给车马、兵士、甲士、徒役，充实府库，赐予的费用；税用于供给郊外宗庙百神的祭祀，天子的奉养，百官的禄食，各种事务的费用。百姓二十岁受田，六十岁归还田地，种植谷物必须混合五种，以防备灾害，田中不得种植树木，以免妨碍五谷，努力耕种多次除草，收获时像防寇盗到来一样迅速，环绕庐舍种植桑树，蔬菜有畦，瓜瓠果蓏种植在疆畔，鸡豚狗豕不失时节，女子从事蚕织，五十岁就可以穿帛，七十岁就可以吃肉。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闿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九州为乡，乡有一万二千五百户。比长职位是下士，从此往上逐渐升一级，到乡就是大夫了。于是闾有庠序，乡有庠序，以明确教化，庠以行礼而观察教化。春天命令百姓全部到野外，其诗说：“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官至喜。”冬天则全部回到邑中，其诗说：“同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春天则出，百姓闾胥清晨坐在左塾，比长坐在右塾，全部出去后才回去，晚上也这样。进去的人必须携带薪柴，轻重分担，头发花白的人不提重物。何休说：晚出后时的人不得出，暮不持柴的人不得入。冬天则百姓已进入，妇人同巷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天，功必相从者，为了节省烛火，同工拙而合习俗。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而相与歌咏，言其情。是月余子也在序室。八岁入小学，学六甲四方五行书计之事，开始知道室家长幼之节。十五入大学，学先王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其有秀异者，移到乡学，乡学的秀，移到国学，学于小学，诸侯每年贡小学之秀者于天子，学于大学，其有秀者命曰造士，行同等能偶，别之以射。然后爵命焉。孟春之月，群居将散，行人振木铎以巡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所，以闻于天子。何休说：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府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到邑，邑移到国，国以闻于天子。三年耕则余一年之畜，故三年有成，成此功也。故王者三载考绩，九年耕余三年之食，进步业曰登，故三考黜陟。两登曰平，余六年食。三登曰太平，二十七年余九年食，然后至德流洽，礼乐成焉。所以说：“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由此道也。《尚书》说：“天秩有礼，天罚有罪。”故圣人因天秩而制五礼，因天罚制五刑。建司马之官，设六军众，因井田制军赋。地方一里为井，井十通，通十成，成方十里。成十众，众十同，同方百里。同十封，封十畿，畿方千里。地四井为邑，四丘为丘，丘十六井有戎马一匹，牛头三。四丘为甸，六十四井有戎马匹四，兵车一乘，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备具，是谓司马法。一同百里，提封万井，除山川坑池城池邑居园囿街路三千六百井，出赋六千四百井，戎马四百匹，百乘兵车，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谓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万井出赋六万四千井，戎马四千匹，千乘兵车，此诸侯之大者，谓之千乘之国。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万井出赋六十四万井，戎马四万匹万乘兵车，戎马车徒干戈素具。春振旅搜，夏拔舍苗，秋治兵狝，冬大阅狩，于农隙讲事焉。五国为属，属长；十国连，连帅；三十国有卒，卒正；二百一十国州，州牧。连帅比年简车卒正三年简徒群牧，五

译每年大规模检阅车马和步兵，这是先代圣王为建立国家、充实武备、足备兵力的总体方略【连帅以下的官职设置均依照《汉书·百官公卿表》○井田制度相关学说】

译孟子论述王道，把制定百姓的产业放在首位。如今井田制度不能立刻恢复，而财政大权，却掌握在聚敛搜刮的臣子手中。朝廷不体恤各道虚实，监司不体恤州县有无，而身为州县官的，又不了解民间的苦乐。这大概不仅是因为学问道理不明，做官的人没有爱护百姓的心，也是因为上下互相逼迫，只求事情办成，即使有爱护百姓的心，也无法施行。这是由于不根据收入来安排支出，反而计算费用向百姓索取，所以末流的弊端无法挽救。我的意见不如借着制定国家用度的名义，来修明其实质。明确颁布诏令，哀悯民力凋敝，思考用来滋润百姓的办法，命令各州各县分别具报一亩民田，每年收入多少，缴纳赋税多少，非正规的摊派又有多少【一县内各乡里不同的，也依实开列】；州县一年所收的金谷总计多少，各种支出总计多少【逐项开列】；有余的归入何处，不足的从哪里取用？等它们全部汇集，然后选拔忠厚通达干练的人，几类人一起考究并大体均衡调节。有余的取用，不足的给予，务必使州县贫富不至于悬殊太大，那么民力的困苦与宽舒，也不至于差别太远了【陆宣公论述两税利害，分条陈述事理，极其详尽完备，似乎可以采用】。这样虽然不能立刻恢复古人的井田制度，但在制定百姓产业的意思上，也仿佛实现了万分之一。然后先王不忍人之心所施行的政治，大概就可以推行了。又关于屯田的议论，长久废弃不讲，近来朝廷似乎稍微留意，但四方未见其效，而负责此事的人每天被提拔，不知果真能没有欺骗虚妄吗。如今财政每年支出，以千百巨万计算，而养兵的费用，占十之八九。那么屯田实边，是宽缓民力最大的措施，只担心疆界治理不定，因循陋习苟且简略，那么欺骗虚妄的人容易作奸犯科，而隐蔽核查的人难以得到实情。这却必须就今日边郡的官田，略按古法划定为丘井沟洫的制度，也不必完全像周礼古制，只以孟子所说的为准，划定一种方法，使通行于边郡之地，已有民田在其间的，用内地现耕的官田交换，使彼此没有疆场之争，军民没有杂耕之扰。这不仅是利于一时，又可以逐渐成为复古的绪端。今日养民的政治，恐怕没有超出这两者的【答张敬夫○以上文集二条】

赈恤

成周制度，县都都有储备，以应对凶荒。而隋唐所谓的社仓，也是接近古法的良法。如今都废弃了，只有常平义仓还保留古法的遗意。然而都储藏在州县，所恩惠的不过是市井懒惰之人，至于深山长谷，努力耕作、遥远输送的百姓，即使饥饿濒死也不能得到救济。又因为它的法令太严密，使官吏中避事畏法的人，看着百姓饿死也不肯开仓，往往保全封条互相交接，甚至累积几十年不检查。一旦实在不得已，然后开仓，米已经化为浮尘聚土而不能食用了。以国家爱护百姓之深，其考虑难道不及此吗？然而没有改变，难道不是因为里社不能都有可任之人吗？想完全听任他们所为，就害怕他们谋私害公；想谨慎其出入如同官府，那么钩校不密，上下互相隐瞒，其害又必定比前面所说的更严重，所以难以施行而没有空闲【建宁府崇安县五夫社仓记】

我所居住的建宁府崇安县开耀乡有一所社仓，是去年乾道四年乡民缺粮，本府发给常平米六百石，委派我与本乡土居朝奉郎刘如愚共同赈贷。到冬天收到原米，次年夏天本府又命令依旧贷给农户，冬天缴纳归还。我等申报府衙处置，每石量收息米二斗。此后逐年依此敛散，或遇小歉就免除其息的一半，大饥就全部免除。至今十四年，量支息米造成仓廪三间，收贮已将原米六百石归还本府。其现有三千一百石，都是历年农户缴纳的息米。已申报本府照准，将来依前敛散不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由我与本乡土居官及士人几人共同掌管，遇敛散时即申报府衙差县官一员监视出纳。因此，一乡四五十里之间，即使遇到凶年，人不缺食。私下认为其法可以推广施行于他处，而法令无明文，人情难以强迫，妄意请求圣慈特依义役体例行下诸路州县晓谕。人户有愿意依此置立社仓者，州县量支常平米斛，责成与本乡出等人户主持敛散，每石收息二斗。仍差本乡土居官员、士人有行义者与本县官共同出纳。收到息米十倍本米之数，即送原米还官，却将息米敛散，每石只收耗米三升。其有富家愿意出米作本的，也随其便，息米及数也与拨还。如有乡土风俗不同的，更允许随宜立约申报官府遵守，实为久远之利。其不愿置立之处，官府不得抑勒，那么也不至于骚扰。这都是今日之言，虽然对目前之急无所救济，但实为公私储蓄预备久远之计。趁今歉岁施行，人必愿意从者众多【社仓敕命】

有生之类，莫非同体。只有君子没有我之私以害之，所以其爱人利物之

译人心本无界限。只是身处下位，那么禹、稷那样的事业，就有不属于自己本分所能做的。然而，如果自家有余粮，推己及人施予邻里乡党，这本来就是圣人赞许的，并不违背“不越位行事”的告诫。况且世俗之人对此感到忧虑，不过是拿王安石青苗法作为说辞罢了。以我观察前贤的论述，并用今日的事实验证，青苗法立法的本意原本并不坏。但它发放的是钱而不是粮食，管理的是县而不是乡，负责的是官吏而不是乡里的士人君子，推行时怀着聚敛急迫的心态而不是悲悯忠利的诚心，所以王安石能在一个县推行，却无法在天下推行。程子曾经极力议论此事，最终也不免后悔自己过于激烈而有所偏激。

译学校与贡举制度

古人通过学校进行教养，无论是德行、道艺，还是选举、爵禄，或是宿卫、征伐，乃至师旅、田猎，都只是一件事，遵循同一个道理。

吕与叔想要上奏设立四科来选拔人才，分别是德行、明经、政事、文学。德行这一科等待州县举荐，下面三科则允许人们投牒自行应试。明经里面又分许多项目，比如《春秋》要兼通三传，《礼》要通晓三礼，《乐》要尽通诸经所说的内容。关于《乐》这一科，我看来说得也不够完备。政事这一科，比如测试法律等，以及公文往来、判决断案等事务，又定为试用，未经试用就根据事务授予官职，观察一年看其表现如何。辟举则命令所属长官举荐有远大器量的人。这也只是制度，固然是一种制度，但需要人来执行。然而这种制度用意详尽，如今的科举简直只是死板的制度，先前的精神已经没有了。现在想要让吏部和二三郎官完全了解天下官员的贤与不贤，这肯定是做不到的。

如今科举制度的弊端，已经到了极点！乡举里选的方法，才是根本。现在既然不能实行，只能在科举制度中加以变通处理。暂且改变如今经义的格式，让天下士子各自通晓五经的大义，一次考试考《春秋》，一次考试考三礼，一次考试考《易》《诗》《书》。禁止夹带，出题目，让他们写出注疏和各家的说法，并夹杂自己的议论。再测试时务，如礼乐、兵刑之类。这样也不算没有益处。想要革除奔走竞争求取功名的弊端，就平均各州的解额，稍微减少太学的名额。太学则废除月书季考的方法，都以省试为限，只选取经明行修的人。这样也差不多可以了。

科举是制度，大抵立法只是立一个得到人才的制度，如果有执行的人不得当，却不关制度的事，只要得到人才就可以。现在却是制度本身有问题，即使有贤良的官吏，也无可奈何。王嘉叟说：“朝廷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排连法，现在的铨选部门就是这样；一种是信采法，现在的科举就是这样。”

因为说到科举所录取的文章大多轻浮，不切实，于是叹息说：“最让人担忧的，不是说秀才做文章不好，这件事关系到世道的变迁。东晋末年，文章全都含糊不清，是非都没有条理。”

座中有说到赴贤良科的人说：“向来作时文应举，虽然是角胜虚无不实，但还算是直白，却不怎么害事。现在所作的策论更读不下去。因为世上只有这些时事，以前已经全都说完了，自然没有可说的了。既然没有可说的，却还要追求新奇，最切中要害的害处是轻视德行，毁坏名节，崇尚智术，推崇变诈，读起来让人痛心疾首。隆兴以来不是这样，自隆兴以后有了恢复中原的说法，都要来说功名，起初并没有成就什么事。现在看来反而把许多元气都消耗掉了，管仲、孔门所不说的，而他们的话还说：‘礼义廉耻是国家的四维’，如今将礼义廉耻一切扫除了，却来说事功。”

因为说到子张学干禄，说：“如今时文录取的人，不问其能力；应试的人，也不必有能力，只是填满纸面就可以得到。推而广之，如提拔升迁都是这样。礼官不懂礼，乐官不懂乐，都是由吏人做上去的。学官只是充数考试而已，起初并不是有德行道艺可以作表率的人。仁义礼智，从头到尾都不认识。国家当初取人就是这样，能怎么办呢？”

因为论及学校，说：“凡事须有规模。比如太学，也应当用一个好人让他自己确立规矩，等待十年，天天与他磨炼，才可以。今日学官只是计算资历考课升迁，所用的人又学识短浅，学者也不尊崇仰慕。可学说：神宗未立三舍之前，太学也很兴盛。我说：吕氏家塾记说：未立三舍之前，太学只是一个大书房，当时有孙明复、胡安定之类的人，怎么不趋附仰慕呢？”

有少年去应试教官，先生说：“您为什么一定要去应试教官？如今最没道理的是让人投牒来应试，谋求教官职位。我曾经经历各州教官，都是许多小儿子，还没长胡须就入学的，多是年纪大的人，怎么服得了他们？我思量必须立个定制，不是四十岁以上不得担任教官。”又说：“必须废除堂除及注授教官，却聘请本州的乡先生担任。如福州，就让林少颖这样的人做，士子也会归心，他教导也必定不随便。”

古代圣王设立学校，来教导百姓，从家到国，大小有序，使百姓无不进入其中接受教育。而他们用来教导的工具，都是根据天赋的本性来制定品节，以开导和劝勉他们，使他们明白于心，修养于身，实行于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并推广以达到君臣上下、人民事物的关系，必定没有不尽其本分的。等到学习既成，就兴起贤能的人，安置在列位。因此在那个时候，理义休明，风俗淳厚，而公卿、大夫、列士的选拔，没有不得到合适的人选。这就是先王学校的官员，之所以成为政事的根本，道德的归宿，而不可以一天废弃的原因。至于后世，学校的设立，虽然或许不同于先王之时，然而老师所教导的，弟子所学习的，都忘本逐末，怀利去义，而没有先王的意思。所以学校的名义虽然存在，但实际上不举，其效果至

译至于风俗日益败坏，人才日益衰微，即使是汉唐那样强盛隆兴的时代，也无法勉强比附三代末期的状况。然而却没有谁能洞察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反而将学校视为虚设的文书，认为它与道德政理的实质毫无关系。于是，做士人的向老子、佛门的学说中探求大道，做官吏的只把治理政务的责任寄托在簿册文书和期限防弊的琐碎事务上。大概学校之所以仅仅保留而没有彻底废弃，也不过是没有妨碍罢了。

译国家设立学校的官员，遍布于各郡国。这大概是为了有幸教导天下的士人，使他们懂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从而等待朝廷的任用。这种恩德心意，可以说是深厚了。然而学问如果不预先明达，法度如果不预先完备，在上位选拔任用的人，认为凭借科举科目和辞章技艺就足以得到人才；在下位接受任命的人，认为凭借规章考核和考试就足以尽到职责。大概在上位的人不知道作为人师应有的德行，而在下位的人不知道作为人师应有的方法。因此，虽然学校的官员遍布天下，但其中游学的人不过是把追逐时俗喜好、获取世俗资财当作事情。至于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则寂静无声，未曾听闻。这难道是国家设立学校教导人的本意吗？

论兵

人们说仁德不可以主持军事，义理不可以主持财政。我认为只有仁德才可以主持军事，义理才可以主持财政。

根本强大，那么精神就能折冲御侮；不强大，就会招来灾祸和凶险。

有人说古人的军队，应当像子弟保卫父兄一样，而孙武、吴起之类的人必定说必须与士卒同甘共苦然后才行。这是说子弟一定要等到父兄施恩然后才报答吗？先生说：“巡视并抚慰他们，三军的将士都像穿着绵衣一样温暖，就是这个意思。这一点是少不了的。”

问当今的军政，只有君臣上下同心，反复挑选，像太祖时期那样才好。回答说：只有挑选训练后便立即使用，太祖时期就是这样使用的；如果挑选后供养几十年，又老了，依然没有用处。

军队名目繁多，不可避免。善于用兵的人，也不在这上面计较。只要有一个可用的人，就让他兼领几个人的粮饷。军中如果没有这一条，就不足以驱使众人。所以朝廷只是选择将领，把全额的钱粮给他，只责成他取得成功，不在这上面琐碎计较。近来刮削搜刮得干干净净，朝廷才认为核实得好。

当今百姓困苦，正是由于沿江屯驻的军队耗费沉重，只有实行屯田才能减轻民力。听说襄汉之间有很多荒地，我说应当用什么人来耕垦？回答说：兵民兼用，各自设立屯田。那地方土地肥沃，收获谷物一定很多。如果做得成功，敌人也不敢窥伺。兵民得到的利益既多，且耕且战，就是金城汤池。军粮充足，可以节省漕运，民力自然恢复。然后全部驱赶州郡所供养的归明北军，前往那里就地取食，那么州郡自然宽松。过十年，效果必定显著。必须选择统帅，既然得到了合适的人选就专一委任，允许他征召僚属，同心协力处置，不要频繁更换，或许会有成效。

问后世虽然供养长征兵，但遇到紧急情况，依旧要从百姓中征发，终究是背离百姓，军队不能兼有长征兵，军队终究不可靠。如杜甫《石壕吏》诗可见。回答说：“从秦汉以下到六朝，都没有长征兵，都是从百姓中征发。等到唐代府兵制败坏，然后才有长征兵。”接着谈论荆襄义勇，州县官吏反而骚扰他们。当时朝廷免除征敛，官吏不得役使他们。如今征敛既不能免除，百姓反而加倍花费，而且官吏役使像以前一样。回答说：“我当初听刘共父说，他制定的义勇极好，而且不属于官吏，官吏不得骚扰他们。”我应答说：“没有不属于州县的道理，本来怀疑其末流会这样。”

接着谈论保伍法，有人说：“这确实是急务。”回答说：“确实是。先王比闾什伍的法度，就是这种方法，都是从这里做起，所谓‘分数’就是如此。兵书说：‘统御众人有多寡的分数’，就是这个意思。看是统御多少人，只是分数明确，所以不乱。王安石锐意想要推行保伍法，以去除天下坐吃军粮的士兵，不曾做成。范仲达（名如璋，太史之弟）担任袁州万载县令，推行保伍法极好，历来谈论保伍法没有人能比得上他。这个人有心力，推行得非常整肃，即使有奸细，也没有容身之处。每当有疑似没有正当职业的人，保伍不敢收留，互相传送至县里，县里查验他没有其他问题，才让他传送出境完毕。任期届满没有一起寇盗案件。近来张定叟知袁州，托他讯问，那法度已经失传。偶然有一个县吏略记大概。

如今州郡没有军队，没有权力，先王的制度，内部有六乡六遂都鄙的军队，外部有方伯连帅的军队，内外相互维系，紧急时相互制约。

谈论当今军政的弊端说：唐代制度，节度使（掌兵）、观察使（掌财）、处置使等，就是节镇。持节某州诸军事（掌兵）、某州刺史（掌民），就是支郡。支郡隶属于节镇，而节镇和支郡各有衙前、左右押衙、管军都头等，都掌管军事，而且都是士人担任。时间久了，根基势力深固，反而视节度使有客主之势。甚至有诛杀驱逐上级而更替担任的，凡是骄横跋扈的事情，由此产生。只有节度使得人，才能率服人心，归顺朝廷。如果论唐代初期兵力最盛，开拓土地最广，在于统兵者简约而没有牵制的祸患。然而自从唐末，大致节镇的祸患深重，像人病外强中干，其形势必须有办法通达变化然后才行。所以太祖皇帝知道这个弊病而疏通治理，于是削去支郡，以防备其臂指之势（当时甚至有某州某县直接隶属于京师而不属于节度的）；设置通判以夺取其行政权，任命都监监押以夺取其兵权，设立仓场库务的官员以夺取其财权。以前所担忧的，现在都没有忧虑了。其后又有路分、钤辖、总管等。

译员额，神宗时期又增置了三十七个将官。战乱离散之后，又出现了都统、统领、统制等名号。大概当今的祸患，又在于主管军队的员额过多，朝廷虽然知道他们无用，姑且保留这些名目，耗费国家的钱财不可胜数。又盘剥士卒，使士卒在下困顿怨恨。如果再不变革变通，那么其祸害将没有止境。总之，这件事只可以责成郡守，因为明确称之为郡将。如果让他们训练士卒，修治兵器铠甲，加固城防壁垒，作为一方的守卫，难道不是暗中有所准备而令人敬畏吗？

译如今各道帅臣往往只做过一两次监司，便即提拔任用。一旦有警备，又希望他们亲自督战，这是最不便的。万一被贼寇俘虏，该怎么办？他们固然不值得怜悯，但失去一位主帅，贼势岂不更加壮大？前辈说祖宗选用主帅，取法两条：一是曾历任边郡；二是帅臣子弟曾熟悉军事的人。这最有道理。有人说戎幕宜用文臣三四员，这个意思也好。因为经历过便知道这些利害，往后都可以做主帅。然而必须精选而任用，不可泛滥。

赵昌父相见，因而谈论兵事。先生说：“军队通过作战才能看出强弱，将领通过任用才能看出能否。比如本朝各位公卿防守陕西的，多知道边事，这也是用兵的缘故。如今诸将坐在屋下，怎么知道他们能否？纵然有韩信、白起复生，又从何辨别？”

金人刚兴起时，起初没有设立将领。临出发时，召集到庭下询问。有能说出防守之善的，就授予将领，让他前往。等到成功归来，又聚集庭下询问众人而奖赏。金人防守多，众人言论未能周全。又加之赏罚，如此分明，怎能不成事？

邵宏攻取泗州，胡昉攻取海州，唐、邓、汝三州都是官军攻取的。王师渐渐逼近南京了。而诸将掠夺妇女之类，不可言状。吴玠更要人钱财，敌骑一来便逃，回去了。

方腊起事时，向芗林当时是小官，说：“如今没有良法，只有起用刘元城、陈了翁做宰相，那么必定不战而自平。”

李楫侵犯广西，出榜约定不收民税十年，所以跟随反叛的人如云，称他为李王，反而说官兵是贼，由此知道如今取民太重，实在是不便。

伊川曾说：“如今人都柔顺了。大概自祖宗以来，多趋向宽仁，不曾用大刑之类，因此人都柔软，四方无盗贼。后来靖康时盗贼多，大概是金难正急，朝廷无暇治理罢了。比如绍圣之后，山东、河北连年大饥荒，而盗贼兴起，都随即被扑灭。只听见长辈说：‘若再迟四五年，金人不来，盗贼也难以禁止。’大概是饥荒极了。”

先生慨然叹息说：“我想要看到恢复中原，如今老了，来不及看到了。”有人说：“葛王在位，专行仁政，中原的人称他为小尧舜。”先生说：“他能尊崇实行尧舜之道，要做大尧舜，由他【以上语类十八条】

我生长在闽中，又曾试任泉漳之间的吏职，那地方邻近江西，近年山寇出没之处。绍兴十八九年之间朝廷屡次派遣重兵，最终不得志，严重的甚至至于败北，狼狈不能还。等到后来专委陈太尉招募土兵，而后攻克，所谓左翼军就是。大概这类人起初没有行列部伍，凭借险阻，跳跃山谷之间，正得用其长技，而官军却以堂堂之阵应对地形兵势，凡他们所长之处，都是我所短，所以每战每不胜。近年茶寇形势正也如此，所以江西官兵屡次被他们打败，而最终用摧锋敢死之兵困住他们，这是往事的明验。我私下估计今日湖广之寇正也类似这样，我愿太尉养威持重，选择形胜之地，坚壁以待，而广募土人乡兵，厚给金帛，结以恩意，让他们出入山林，上下溪谷，与这些贼寇从事，那么他们的长技正与贼相同，又倚仗太尉的威声以顺讨逆，那些苟延残喘游荡之众，也将无处逃命！我私下担心太尉不胜忠义奋发之心，直欲以轻兵锐进，深穷巢穴，像除草杀禽一样消灭他们，这就不是得计了【与皇甫帅】

听说汀州寇乱甚炽，近例主帅必须亲自到地头督战，这甚非良法。然而既有此指挥，恐怕不得不一出，但不可遽然深入，且到延平，慢慢商议进退可也。此贼已败，官兵杀害将吏，决不可招抚，只有尽力讨伐。然而所以致此，必是官司前后非理侵扰所致，却须询究其由，将原来官吏奏劾重作施行，以谢其人。仍然计算盗起县分合起的支遣钱物，并令一切停搁，以慰人心，不令别致响应。如果支遣不可缺的，令漕司拨钱应副。这两项是第一义，若能行之，即一面多出印榜，简约其词，让人在地头散贴晓谕。其次即须非时接见宾客僚吏，务必通下情，以资计议。其次须有将有兵，才可责效。若只用见今兵官统领见今兵卒，这则决然败事无疑。听说辛幼安只是得所募敢死之力，这是冯湛说的，也招得贼中徒党作乡兵，方能入山破贼巢穴。本路左翼军人向来便是此等人，所以陈敏用之有功，如今已无复旧人，只与诸州禁军、土军无异。却恐归正官及牢城中有可募者，但得有心胆事艺者，不问其所从来，可也。向见主帅唤得商荣者，在彼后来看得如何？沙世坚者，本也只是此流，钦夫在徒隶之中，使捕小贼，辄有功。至李接之乱，遂收其用罢了。起用诸州禁军，决

译这是没有用的。然而如今终究没有合适的人选，情势上又不得不起兵，但也只能远远地制造声势，千万不可让他们进入山中与贼军交锋，这正好会助长贼军的威风而挫伤官军的士气，也要防备贼人趁虚冲击附近的州郡，或者本地有聚众作乱响应贼军的人，必须稍微分留兵力足以弹压。如果实在不得已，宁可向朝廷申请调拨广东摧锋军与左翼军形成掎角之势，这也是一件可行的事。如今向前进讨，除了胜负之外，更有冲突和响应两件事非常值得忧虑【西南方向要防备冲突，东北方向要防备响应○与林择之】

译近来听说防招、填诸州禁军、寄募沿江戌卒两件事同时进行，似乎难以办成。况且如今州郡禁军遇到紧急情况，哪里值得依赖？应当另外采取措施，逐渐消除弊端。而全部收编江上各军子弟，刺字补入本军，按时操练。再让他们分别到各州领取粮饷，以节省运输费用。防备紧急时，每年轮换，再回到本军，那么他们自然不敢懈怠。而州兵中尚未裁减的，也能借此激励提升，这才是长久之计。现在不考虑这些，反而让州郡普遍招募刺字。如果守将不是合适的人选，就正好助长他们卖官鬻爵的奸弊，白白消耗衣粮，严重损害民力。这还不用多说。至于寄招的命令，则是抛弃子弟平日熟习的技能，去招收浮浪无能的人，尤其不是好办法。似乎听说军中向来认为这些人不堪使用，曾经上奏罢免。几年之间，州郡得以稍减劳费。不知今天有什么急切之事，忽然采取这已经废弃的错误计划再次实行？过去在南康时，看见隆兴所发的人，整船逃跑，连同管辖掌事的人都不再回来。发文邻郡搜捕非常紧急。这类人，即使到了军中，又哪里值得倚仗？私下认为这两件事，在帅司也应当申请。再用书信晓谕各位，如果不得已，暂且罢免寄招，而稍微递增禁军本等及大等第的斗力标准，必须使达到合格才允许收编刺字。并在每年奏报账目本名之下，各注明斗力不测的防名抽唤，令他们到帅司检验，那么还或许有些可用的。这里子弟投募的人很多，因为限定必须达到次高强斗力才收编，而来的人也不少。这也是已经试验过的证据。

论刑

天下事最大而不可轻视的，没有超过兵刑的。临阵时，胡乱错杀了几个人。所以老子说：“夫佳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使用。”狱讼面前，分辨事情容易看清，但其真情假意难以通晓。或者旁边没有佐证，各执两说。关系到人性命的地方，必须仔细思量，还恐怕有误。

现在人说轻刑的，只看见所犯的人值得怜悯，而不知道被伤害的人尤其值得念及。如劫盗杀人者，人多为他求生，全然不念死者是无辜的，这是只知为盗贼考虑，而不为良民着想。如果像酒税伪钞及饥荒窃盗之类，还可以根据情理推原其轻重大小来处理。

现在的法家被罪福报应的说法迷惑，多喜欢出人罪以求福报。如果使无罪的人不得伸冤，而有罪的人得幸免，这乃是助长恶行，有什么福报？《尚书》说：“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所谓钦恤，是希望其详审曲直，让有罪的人不得免，而无罪的人不得滥刑。现在的法官被钦恤的说法迷惑，以为应当宽恕人的罪而使其不死，所以凡是罪当杀的，必多制造可出的途径，以等待奏裁，则大多减等：当斩的配流，当配流的徒刑，当徒刑的杖刑，当杖刑的笞刑。这是卖弄条贯，舞法而受贿的人，有什么钦恤？罪之疑者从轻，功之疑者从重。所谓的疑，是法令不能决断的，则罪从轻而功从重，只有这一条是这样。不是说凡罪皆可以从轻，而凡功皆可以从重。现在的律令也有这条，谓法所不能决的，则等待奏裁。现在却明知其罪当死，也无不制造可生的途径以上报。只有寿皇不然，其情理重的都杀了。

过去帝舜，因为百姓不亲，五品不逊，而让契做司徒之官，教导人伦。又担心其教导可能不从，则命皋陶作士，明刑以辅佐五教，而期望于无刑。所以圣人的治理，为之教以明之，为之刑以辅之。虽然其所施或先或后，或缓或急，但其丁宁深切之意，未尝不在此。至于三代王者之制，也有说：“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衡。”大概必须如此，然后轻重之序可得而论，浅深之量可测。而所以尽其聪明，致其忠爱者，也始得其所施而不悖。这是先王之义刑义杀，所以虽然或伤民之肌肤，残民之躯命，然而刑一人而天下之人耸然不敢肆意于为恶，这是正直辅翼，而若其有常之性。后世论刑的人，不知出于此，其陷于申商之刻薄者，既无足论了。至于鄙儒姑息之论，异端报应之说，俗吏便文自营之计，则又以轻刑为事。然而刑愈轻而愈不足以厚民之俗，往往反而长其悖逆作乱之心，而使狱讼愈繁，这是不讲先王之法的过错。

臣听说狱是民命之所系，而君子之所尽心。今天下之狱，死刑当决的，皆自县而达之州，自州而达之使者，其有疑的，又自州而上之朝廷，自朝廷而下之棘司。棘司谳议，而后致辟。其维持防闲，可谓周且审了。然而宪台之所详覆，棘司之所谳议的，不过受

译案件在州县形成定案，如果文书材料大致齐备，情节稍微圆满，那么即使颠倒是非、决定生死，大概也无法察觉。因此，想要澄清各类案件根源的人，没有比选拔州县审理案件的官员更好的了。因为昏庸谬误、生病的人，苟且保全俸禄，只知道为自己打算，对于案件事务，完全听任胥吏摆布，漫不经心不加省察；而那些通过胥吏途径入仕的人，又往往拘泥于旧习，与胥吏为伍，贩卖公权、奔走钻营，无所不为。所以州郡大大小小的案件，往往大多失去公正，怨恨叹息之声不断，感伤和谐之气，对圣明的政治造成拖累，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延和奏劄二】

译听说《易经》说：“君子明白谨慎地使用刑罚，而不滞留案件。”这是圣人观察天象而确立的教化，是万世不可改变的法度。如今州县的案件，那些查勘完结、证据完备，情理与法律相当者，都随即判决遣送。只有那些刑名存有疑虑，情理值得怜悯的，按法应当具案上奏，交付刑部审阅轻重，等待圣上裁决，而州县不敢凭主观意见决断。这深得古人明白谨慎用刑的意旨。然而奏案一旦呈上，动辄拖延数年。比如本军去年在淳熙四年十一月向枢密院申报，请求上奏劫贼倪敏忠的罪案，其罪状明白，起初无可怀疑，却经过两年半，直到今年三月才批准敕断下达。其他类似情况也不止这一件。我私下估计，其他州县事务繁重的地方，这类情况尤其多。如果都是行劫杀人的贼寇，偶尔存有疑虑，让他们长期幽禁在牢狱中，也还值得同情。其中恐怕有那些法重情轻的人，本来值得怜悯，希望得到宽贷恩赦，反而被拖延羁押，不能早日获得释放，这就恐怕不符合圣人所说的“不留狱”的意旨了。臣愚昧地希望圣上慈爱，特别诏令一位大臣专门督理，严格规定期限，命令将各州奏案按照先后次序排日结案。那些应当宽贷从轻的人，必须当天就下达执行。那些情理深重，不该减刑降等的，再宽限一个期限，责令审核，然后下达。这样或许能使轻罪者早日判决释放，重罪者不至于仓促间造成冤滥，这也是调和阴阳、消弭灾祸的一种方法。希望圣明留意。

谏诤 祯异

程正思说：当今地方长官搜刮民财的手段，他们能说出什么理由呢？终究没有什么借口。即使台官真的采纳他们的言论，并在皇上面前陈述，虽然告诫州县，也不过是虚文罢了。先生（朱熹）说：现在天下的事，只碍于违背人情，便都做不成。大概事理只有一个是非标准。现在朝廷之上，不敢辨别是非。比如宰相固然不想违背皇上心意，皇上也不想忤逆宰相心意。现在把天下不敢言是非的人聚集在朝廷，又挑选其中不敢言说最厉害的人作为台谏。习以为常，怎么做得成事？

现在言事官想要议论一件事或一个人，都先探听皇上心意如何，才进呈奏章。

先生阅览报状，见台中有论列的章疏，叹息说：“射人须射马，擒贼须擒王，怎么反而弄反了？”

近年有一种议论专门务求宛转迂回，想要暗中改变主意，阴柔地扭转事机。这在古人，固然有以此成就大事的，但都处在乱世，侍奉昏君，不得已而为之。我私下认为，现在君主和宰相乐于听取忠言，并非不深切周到，只是被阴邪小人蒙蔽，不能决然信用。而有的人却想用那种权术施加于此时，计虑更加巧妙，诚意更加衰微。以皇上的聪明，难道不醒悟这是权术吗？这就是屡次进言却最终没有效验的原因。不知高明之人以为如何？

现在的事，第一且是劝勉君主收拾身心，保惜精神，常以天下事为挂念，然后才可以讲求治理之道，逐渐改革。如果不这样，就想破除因循苟且的弊端，而奋然有所作为，决没有这种道理。既然没有这种道理，那么不如暂且静待时机。适时进献劝善闭邪的学说，希望君主一旦醒悟。此外其他事务，只有那些严重危害君主心术和政体，立即导致祸害的，不得不因事纠正。如果其他闲杂缓慢，不关乎安危存亡的，都可以搁置不论。但这又在于反求诸己，把自己想要向皇上陈述的，先责备自己，使我的身心安静，精神专一，然后广泛招揽天下的贤人智士，日夜相互切磋琢磨，使对天下之事都能洞见其是非得失的正道，而深深懂得处理变革的适宜方法，又有认识先后缓急的顺序，都没有丝毫弊端，然后同心协力，暗中观察倾听，等待有空隙可以有所作为时，然后徐徐兴起图谋，这才大概有益处吧。

奏对得以伸吐所学，很慰籍士友的希望。以正道言论，而不失浅深缓急的适宜，在贤者必定已经讲习熟练了。黄子又说，颇想多所论白，这恐怕徒然招致草野之人傲慢轻侮的讥讽，而在匆匆片刻之间，势必不容许详细反复，这就无故遍触众事的机枢，纷冗错杂，而终究没有感化醒悟的道理。不如略举大体，切合皇上心意的专门指出并极力陈述，侥幸被采纳，固然为莫大的幸运；万一没有立即听从，也足以作为征兆，日后还可以寻绎其端绪而终结其学说。其他则不是闲人远书可以一二指陈的，在明智者熟虑而徐徐应对，不要因匆匆而导致日后的后悔。

臣私下认为，皇帝陛下临御以来，早起晚睡，敬畏上天，体恤百姓，诚敬宽仁，感通上下，应当上天心志能够享祀，百姓万物富足安定。然而二十年之间，水旱盗贼，几乎没有安宁的年份。近来天象差错，识者寒心。饥荒连年，百姓多流离饿死。陛下不安于位而叹息，进用贤人，退斥奸佞，分别命令朝臣，开仓放粮，凡是用来奉承天意，慰悦人心的，无所不至。又似乎可以稍微挽回灾祸，招致和平了。然而近来冬气太暖，雷电震激，来年的生计，尚有可忧。臣诚愚昧，有不尽

译那些深知灾异发生原因的人，我曾私下追溯前代往事，深入探究其中的意蕴：德行崇高的人，有的未能达到天的境界；功业广博的人，有的未能遍及大地；重大的政事有的尚未施行，而细小的事务却无人过问；刑罚施加于远方的人有时不当，而亲近的人却有时侥幸免罪；君子有的尚未被任用，而小人有的尚未被罢黜；大臣有的失职，而地位低下的人却有的窃取了权柄；正直诚信的言论很少听到，而阿谀奉承的人众多；道德仁义的风气尚未显著，而卑污下贱的人却肆意横行；贿赂有时上行，而恩泽却未能下达；责备他人或许已经详尽，而反省自身却有所不足。必定具备这几种情况，然后才足以招致灾祸、引发异象。

我恳愿陛下在听政决断之余，虚心静思，试着将上述几条对照自身，验证于政事，并深深自省，那么内心深奥之处没有不被照亮的，而所有这些得失的端倪，哪些存在、哪些缺失，哪些应保留、哪些应改正，都无法隐藏其真情实态了。如果还认为不够，那么恳请陛下发布德音，昭告朝廷内外，反省自身、承担罪责，以谋求自我革新。从内部的臣僚到外部的百姓，凡能启发圣心、指出政治缺失的人，不论疏远卑贱，都让他们得以直接进言。然后选拔亲近大臣中通达明理、正直的人一两位，让他们各自引荐自己所知、有见识且敢于直言的人士三几位，在殿门值宿。凡是四方进呈的言论，都让他们审阅，举荐那些尽忠不隐的人，每天向陛下汇报。那么天人之间的关系，谴告的缘由，将会清晰地全部呈现在面前。然后综合梳理条理，颁布诏令加以决断，制定等级类别，依次施行，使得一天之内，云消雾散，如同尧舜时代的天空一样，空旷清明，那么上帝神明，收回威严愤怒，黎民百姓，无不享受休养生息了。

译御纂朱子全书卷六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御纂朱子全书卷六十五

论文，论诗，字学，科举之学（附论医学）

有治世的文章，有衰世的文章，有乱世的文字。六经是治世的文章。像《国语》，委靡繁絮，真是衰世的文章。当时语言议论如此，周朝不能振作起来也是应该的。至于乱世的文字，那就是战国时期。然而有英伟的气概，不是衰世《国语》那样的文章可比。楚汉之间的文字，真是奇特伟岸，哪里容易企及呢。（以下论文章）

古人的文章大体只是平铺直叙，而意蕴自然深远。后人的文章刻意追求意蕴过多，反而酸涩。如《离骚》本无奇特的字，只是这样写下去，自然就好。后来如黄庭坚那样着力去做，却自然不好。

古赋只有熟读屈原、宋玉、韩愈、柳宗元的作品，才有进步的地方。进入本朝以来，骚体之学几乎断绝，秦观、黄庭坚、晁补之、张耒等人不值得学习。

司马迁的文章雄健，意思不贴切，有战国文章的气象。贾谊的文章也是这样。苏洵的文章也雄健，像这些都有不贴切的意思。董仲舒的文章实在，刘向的文章又较实在，也好，没有半点虚浮的气象。与董仲舒相比，董仲舒较滋润。

润发挥，大致汉武帝以前，文章雄健；汉武帝以后，更实在。到了杜钦、谷永的书信，又太弱，没有归宿。匡衡的书信，多有好处。汉代明经之士，都不像这样。

先生正在编修《韩文考异》，有学者到来，于是说：“韩愈议论端正，规模阔大，然而不如柳宗元较精密。如辨《鹖冠子》以及说《列子》在《庄子》前，以及非议《国语》之类，辨析得都对。黄达才说：‘柳文较古，我说柳文是较古，但却易学，学了便像他，不像韩文规模阔大。’”

韩愈要说道理，又要则剧有平易处极平易，有险奇处极险奇，且教他在潮州时好止住得一年，柳宗元却得永州之力。

柳宗元学人的地方便绝似《平淮西雅》之类，很像诗。诗学陶渊明的，便像陶渊明，韩愈也不必如此，自有好处。如《平淮西碑》好。

陈仲蔚问韩愈《禘议》说懿献二庙之事当否？回答说：说得很好。其中所谓兴圣庙者，乃是凉武昭王的庙，是唐朝的始祖。然而唐朝又封皋陶为帝，又尊老子为祖，更没有道理。又问韩柳二家文体谁更端正？回答说：柳文也自高古，但不甚醇正。又问柳宗元论封建是否？回答说：柳宗元说封建，非圣人之意也，是势也，也是对的。但说到后面有偏颇之处，后人辩驳他的也失之太过。如廖氏所论封建，排斥柳宗元太过，况且封建自古便有，圣人只是因自然之理势而封之，才见圣人的公心。况且如周朝封康叔之类，也是古有此制，因其有功、有德、有亲当封而封之，却不是圣人不得已之处。若如柳宗元所说，乃是圣人欲吞之而不可得，无可奈何而为此。不知所谓势者，乃是自然之理势，非不得已之势也。

才卿问韩文李汉序头一句甚好。回答说：“公道好。”我看有病。陈说：“文者贯道之器，且如六经是文章，其中所道皆是这道理，如何有病？”回答说：“不然，这文章皆是从道中流出，岂有文章反能贯穿道理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章只如吃饭时下饭耳。若以文贯道，则是把本为末，以末为本，可以吗？其后作文者皆是如此。”

柳宗元文章有所模仿者极精，如《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等是仿司马迁与任安书，刘敞作文便有所仿。

韩文高，欧阳文可，学曾文一字，挨一字，谨严然太迫。又说：今人学文者，何曾作得一篇？枉费了许多气力。大意主于学问，以明理，则自然为好文章。诗亦然。

国初文章皆严重老成，曾观嘉祐以前诰词等，言语有甚笨拙者，而其人才皆是当世有名之士，大概其文虽拙，而其辞谨重，有欲工整而不能之意，所以风俗浑厚。至欧阳修文字，好的便十分好，然而还有甚笨拙的，未散得他和气。到苏轼文字，便已驰骋，太巧了。及宣政年间，则穷极华丽，都散了和气，所以圣人于礼乐取先进，意思自是如此。

刘子澄言：“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太极图》，《西铭》，《易传序》，《春秋传序》。”

李泰伯文，实得之经中，虽浅薄，然皆自大处起议论。首卷《潜夫论》民言好，如古《潜夫论》之类的。《周礼》论好，如宰相掌人君饮食男女事，我意如此，今其论皆然。文字气象大好，甚使人爱之，亦可见其时节方兴如此好。老苏父子，自史中、战国防得之，所以皆自小处起议论。欧阳修喜之，李不软贴，不为所喜。范仲淹好处，欧阳修不及。

先生读宋祁张巡赞曰

译他的文章自成一家，景文也佩服。有人曾见他抄写《六一泷冈阡表》中的两句：“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

译于是修改谢表说：写文章自有“稳”字。古代善于写文章的人，才情运用便用着这样的字。如今不免要去搜索修改。又说欧阳修被蒋之奇等人诬陷，既然得以辨明，谢表中自叙一段，只是从胸中流出，更没有一些窒碍，这是文章的妙处。又说：欧阳修的文章也多是修改到妙处。近来有人买到他的《醉翁亭记》草稿，起初说滁州四面有山等几十个字，最后改定只说“环滁皆山也”五个字而已。

于是说文人的过失说：现在懂得义理的人少，闲时被物欲激搏，还自一强一弱，一胜一负。像写文章的人，到最后都靠不住。且如欧阳修起初闲做《本论》，他的说法已经大大拙劣了，然而还是一片好文章，有头有尾。他不过想让封建、井田与冠、婚、丧、祭、蒐田、燕飨之礼，让百姓朝夕从事于此，稍闲没有工夫被佛教引去，自然可以改变他们的计谋，可谓拙劣了。然而还是正当的议论。到了晚年自己做《六一居士传》，应当他的所得如何？却只说有书一千卷，集古录一千卷，琴一张，酒杯一壶，棋一局，与一个老人为六，更不成说话。分明是自认败缺。像苏东坡一生读尽天下书，说无限道理，到了晚年过海做《昌化峻灵王庙碑》引唐肃宗时一个尼姑恍惚升天见上帝，以宝玉十三枚赐给她，说中国有大灾，以此镇之，现在此山如此，意其必有宝【等等】更不成议论，像丧心人说话。其他人无知，如此说尚不妨。你平日自视为如何？说尽道理，却说出这般话，是可怪否？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分明是如此了，便看他这般文字不入。

道，是文的根本；文，是道的枝叶。只有根本在于道，所以发之于文，都是道。三代圣贤文章，都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现在苏东坡的话说：“我所谓的文，必与道俱。”那就是文自文，而道自道，等到作文时旋去讨个道来放入里面，这是他的大病处。只是他每常文字华妙，包笼将去，到此不觉泄露说出他本根病痛，所以然处缘他都是因作文，却渐渐说上道理来，不是先理会得道理了，方作文，所以大本都差。欧阳修的文章则稍近于道，不为空言。如唐礼乐志说：“三代而上，治出于一；三代而下，治出于二。”此等议论极好，盖犹知道只是一本。如苏东坡之说，则是二本，非一本矣。

道夫问：“老苏文似胜坡公，黄门之文又及东坡。”说：“黄门之文衰远不及，也只有黄楼赋一篇尔。”道夫因说：“欧阳公文平淡，曰虽平淡，其中却自美丽，有好处，有不可及处，却不是阘茸无意思。”又说：“欧文如宾主相见，平心定气说好话相似；坡公文如说不办后，对人闹相似，都无恁地安详。”蜚卿问：“范太史文曰，他只是据见定说将去，也无甚做作。”如唐鉴：“虽是好文字，然多照管不及，评论总意未尽，只是文字本体好，然无精神，所以有照不到处，无气力，到后面多脱了。”道夫因问：“黄门古史一书曰，此书尽有好处。”道夫说：“如他论西门豹投巫事，以为他本循吏，马迁列之于滑稽不当，似此议论甚合人情。”说：“然古史中多有好处，如论庄子三四篇议夫子处，以为决非庄子之书，乃是后人截取庄子本文，搀入此，其考据甚精密。由今观之，庄子此数篇亦甚俚。”

或问苏子由之文比东坡稍近理？说：“亦有甚道理。但其说利害处，东坡文字较明白；子由文字不甚分明。要之，学术只一般。”

欧阳修文字敷腴温润，曾南丰文字又更峻洁。虽议论有浅处，然却平正。好到得苏东坡，便伤于巧。议论有不正当处。后来到中原，见欧阳修诸人了，文字方稍平。老苏尤甚。大致以前文字都平正，人亦不防大段巧说。自三苏文出，学者始日趋于巧。如李方伯文尚平正明白，然亦已有些巧了。广问荆公之文如何？说：“他却似南丰文，但比南丰文亦更巧。”荆公曾作许氏世谱，写与欧阳修看。欧阳修一日因曝书见了，将看不记是谁作，心中以为荆公作，又说：“介甫不解做得恁地，恐是曾子固所作。”广又问后山文如何？说：“后山煞有好文字，如黄楼铭，馆职箚，皆好。”又举数句说：“人不怨暗君，怨明君”处，认为说得好。广又问后山是宗南丰否？说：

译他自述曾在襄汉一带见过南丰，后来看到一篇文章，说南丰经过荆襄时，后山带着自己的作品去拜见他。南丰一见便喜爱他，于是留下他亲切交谈，恰逢南丰想要写一篇文章，事情多委托后山代为起草，并且向他交代了写作意图。后山文思也有些滞涩，用尽全天的力气才写成，仅仅几百字。第二天呈给南丰看，南丰说：“大体上不错，只是冗杂的字太多，不知是否可以稍微删减一下？”后山便请求南丰修改，只见南丰就座拿起笔抹去几处，每抹一处连着删去一两行，便把文章交给后山。总共删去了一二百字，后山读后觉得文意更加完整，于是赞叹佩服，从此将此作为写作的法则，所以后山的文章如此简洁。

译南丰撰写《宜黄筠州二学记》，善于阐述古人教学的意旨。从《南丰列女传序》中，可以看出他对《诗经》中“二南”部分的论述很好。

两次举出《南丰集》中范贯之《奏议序》末尾文字详尽曲折之处，可见江西的欧阳永叔、王介甫、曾子固的文章如此好。到了黄鲁直，一味追求巧饰，反而损害了正气。

刘原父才思极多，喷涌而出。他每次写文章大多效法古人，极其相似，有几篇文章，学习《礼记》《春秋》的解说，学习《公羊》《谷梁》的文风，胜过贡父。

评论胡文定公的文章，用字都实在，只是奏议每篇都引用《春秋》，也有没有那件事却牵强附会的。大体上朝廷的文字，且要论说事情的利害是非，让人明白。现在的人多先引用旧例，如论青苗法，只有东坡兄弟说得有精神，其他人都是从别的地方去说。

因为说到伯恭所批的文章说：“文章流转变化无穷，岂可限定成这个样子？”我因此说陆教授认为伯恭有个文章的套子，才写文章时便把它纳入套子里做文章，气脉不长。先生说：“他便是眼高，看得破。”

贯通百家及经史，是用来辨别验证是非，阐明这义理，岂止是让文词不浅陋而已？义理既然明白，又能努力践行不倦，那么他内心存留的，必定是光明通达，无处不可施行？〇而写文章，来宣示他的心志，应当自然超凡脱俗，可爱可传。现在拿着笔去研习雕琢华丽的文章，只求取悦他人罢了，这是可耻的。

一天说写文章说：“不必刻意学习这样的文章，但须明白道理。道理精纯后，文字自然典雅实在。”伊川晚年的文章，如《易传》真是盛得住水。苏子瞻虽然气魄豪迈善于写文章，终究不免有疏漏之处。

苏子由有一段论述人写文章，自有合用的字，只是下不去。又如郑齐叔说，写文章自有稳妥的字，只是人想不出来。横渠说：“〇明白道理，只有命字难。”总之，写文章下字实在是难。不知道圣人讲出来的，也只是这几个字，如何排列得如此安稳。

现在的人写文章，都不足以称为文章，大体上专门致力于节省字数，更换新奇生僻的面目，言辞到解说义理处，又不肯明白。看前辈欧苏诸公写文章，何曾这样？圣人的言语，坦率容易明白，通过言语来阐明道，正是要让天下后世由此去探求。如果圣人立言要让人难以明白，圣人的经典一定不写了。如果义理精微奥妙之处，人们没有明白，自然是他们的见识未到。学者必须玩味深思，久了自然可见，何曾像现在的人想说又不敢明白？说不清是什么见识，毕竟是自家见识不明，所以不敢深说，且含糊地说在里面。

前辈的文章有气骨，所以文章壮浪。欧公、东坡，也都于经术本领上用功。现在的人只是于枝叶上粉饰罢了，如舞讶鼓一般。其中的男子、妇人、僧、道、杂色，无所不备，但都是假的。以前见徐端立说石林曾云：现在世间哪里还有文章，只有减字、换字法罢了？如说湖州，必须去掉州字，只称湖，这是减字法；不然就称霅上，这是换字法。

因为论及现在的人写文章，好用生僻字，如读《汉书》之类，便去搜集三两个字。洪迈又较过，人们也只逐着三两行文字、笔势之类好的读看。因为论及南丰尚且懂得使用一二个字，欧、苏全不用一个难字，而文章如此好。

一般人写文章，不可太长，照顾不到，宁可说不尽。欧苏的文章都说没有说完，东坡虽然是宏阔澜翻，成大片滚将去，他里面有法度。现在的人不见他里面藏着法度，但只管学他一滚做将去。

因为论及今天举业不好，说：“今天要做好文章的人，但读史、汉、韩、柳，如果不能便利，请砍取老僧的头去。”

前辈写文章的人，古人有名文，字都模仿写一篇，所以后来有所作时，左右逢源。

因为论及诗说：“曾见傅安道说，写文章的方法，有所谓笔力，有所谓笔路。笔力在二十岁左右便定了，便后来长进也，只在这上面增添一些。笔路则常拈弄时，转开拓；如果不拈弄便荒废。”这说法本出于李汉老，看来作诗也是如此。

人到五十岁，不是理会文章的时节，前面的事多，日子少了。如果是年轻时，每天便偷一两时闲，做这般工夫，如果晚年如何有工夫及此？有人说，人的晚年知识却有些长进。回答说，也是年轻时都定了，便长进也不太多。然而能用心于学问的便有些长进，如果不学问，只纵容其客气，亦如何会长进，日渐昏了。有人年轻时气盛时说完万千道理，晚年只这样颓废。有人引用程先生说，人不学便老而衰。回答说，只这一句说尽了。

写文章何必苦留意？又不可太颓塌，只略教整齐足矣【以上语类四十条】

文字的设立，要以表达我的意思而已。即使极其高妙，而对于道理没有所得，那么

译这对我自身又有什么益处，对当今世道又有什么用处呢？往昔的前辈，大概是他们天资超群特异，偶然间自己就能做到，未必专门以此为务。所以公家舍人曾对王荆公说：“写文章不必刻意造语或摹拟前人，孟子、韩愈的文章虽然高妙，也不必非要写得像他们。”况且圣贤道统的正统传承，在经传中显现的，起初没有一句话涉及这些呢【答曾景建】

译承蒙您来信并附上三篇大作，如果以此作为衡量我的标准，我年轻时就不喜欢辞藻，长大后更加懒惰荒废，无法符合您的心意。然而我曾听说，做学问的道理，不在于急切地追求文辞，而必须内心有所自得，那么体现在文辞上的东西，就不是勉强得来的。因此古代著书立说的人，他们的文辞纯粹，不刻意与世俗不同，但后来阅读他们作品的人，知道他们卓尔不群，不是世俗之人。现在您的文辞丰富，主旨和立论很高，但大多只是采集前代几位儒者的说法来拼凑而成，您内心自得的部分是怎样的呢？孔子所说的“德之弃者”，大概就是指这种情况。您能改正这一点很好，告知我要将所听到的学问在乡里间讲习，也很好。《礼记》说：“教学之后才知道困惑，知道困惑就知道自我强进了。”

我年轻时还能见到前辈，听到他们的言论。观察他们立身处世，以刚正质朴为贤；为官做事，以坚强果断为贵。至于写文章，又力求明白磊落，直指事理，没有含糊曲折、谄媚取巧的姿态。让读者读上一两次，就清楚地知道是在议论什么事，出自什么意图，彼此没有疑惑。近年来风俗大变，上自朝廷官员，下到民间百姓，互相传授一种议论，行为言论，专以含蓄深沉、圆熟柔媚为尚。与这种人相处，一年也猜不透他们内心的想法；听他们说话，整天也不知道他们的意图指向哪里。回头看四五十年前的风气习俗，简直不像寒暑昼夜那样相反。这是谁造成的呢？

古诗要看西晋以前的，如乐府等作品都很好。杜甫夔州以前的诗好，夔州以后自成一派，不可模仿。苏轼、黄庭坚只是今人的诗，苏轼才气豪迈，但一泻无余没有余味；黄庭坚费心安排。

《文选》中刘琨的诗，高于东晋诗，东晋诗已不及前人，齐梁诗更加浮薄。鲍明远才气健朗，他的诗是《文选》的变体。李白专门学习他，如“腰镰刈葵藿，倚杖牧鸡豚”，分明说出倔强不肯甘心的意思。如“疾风冲塞起，砂砾自飘扬，马尾缩成猬，角弓不可张”，分明说出边塞的景象，又俊健。

陶渊明的诗平淡出于自然，后人模仿他的平淡，就相差很远了。我年轻时见人写诗好，锐意要学，于是将陶渊明的诗平仄用字一一模仿他，做到一个月后，就能自己创作，不要他的本子，这才得到作诗的方法。

李白的诗不只是豪放，也有雍容和缓的，如首篇《大雅久不作》，多么和缓。陶渊明，诗人都说是平淡，据我看，他其实豪放，只是豪放得不让人察觉罢了。他露出本相的是《咏荆轲》一篇。平淡的人，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

杜甫的诗早年很精细，晚年横逆不可阻挡。只要意思到了就押一个韵，如《自秦州入蜀》等诗，分明如画，那是他的少作。李白的诗不是没有法度，而是在法度中从容自如，大概是诗中的圣人。古风两卷多效仿陈子昂，也有全用其句的地方。李白距离子昂不远，他如此尊崇仰慕子昂。但多被人弄乱，有一篇分为三篇的，有三篇合为一篇的。

李白始终学习《文选》诗，所以喜欢杜甫的诗，喜欢的也多是效仿《文选》诗的，逐渐放手，夔州诸诗则不是这样。

杜甫晚年的诗都不可理解。吕居仁曾说：“诗字字要响亮，他晚年的诗都哑了，不知是怎么回事，认为好吗？”

杜甫“暗飞萤自照”这句话，只是巧妙。韦苏州说“寒雨暗深更，流萤度高阁”，这景色可以想象。但那是自在地说出了。因此说《国史补》称韦苏州为人高洁，饮食清淡欲望少，所到之处，扫地焚香，闭门而坐，他的诗没有一个字做作，真是自在。他的气象接近道，我常喜爱他。问“与陶渊明相比如何”？回答说：“陶渊明却有力，只是语言健朗而意思闲适。隐者多是带气负性的人，陶渊明是想有所作为而不能的人。又好名声，韦苏州则自在。”

韦苏州的诗高于王维、孟浩然等人，因为他没有声色臭味。因此举出石曼卿的诗极好，如“仁者虽无敌，王师固有征，无私乃时语，不杀是天声”长篇。我以前在某人处见过曼卿亲笔书写此诗的大字，气象方严遒劲，极可宝贵，真所谓颜筋柳骨。今人喜欢苏子美的字，拿曼卿的字相比，子美远不及。我曾劝那人刻印，不知现在在哪里？曼卿的诗极雄豪而缜密方严，极好，如《筹笔驿》诗“意中流水远，愁外旧山青”，又“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之句极佳。可惜不见他的全集，多在小说诗话中略见一二。曼卿胸次极高，非诸公所能及。他为人豪放，而诗词却方严缜密，这便是他的好处。可惜不曾被任用。

闭门觅句，陈无己；对客挥毫，秦少游。无己平时出行，觉得有诗思，就急忙回家，拥被躺着思考，呻吟如病人，

译有的诗要经过多日推敲才能写成，这真是像秦少游那样闭门苦吟觅句，诗作虽然精巧，也可以称为在客人面前挥毫作诗的人。大概他一开始得到的诗句就很精巧，而张文潜的诗只是信笔写去，重复的意思、重复的字都不加避忌，然而其中的妙处也是极好。

译有人路过昭陵题写绝句说：“桑麻不扰岁丰登，边将无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哪忍说，西风吹泪过昭陵。”后来有人说这是刘信叔的诗。

本朝妇女能写文章的，只有李易安和魏夫人。李易安有诗，大略说：“两汉本是继承关系，新室（王莽政权）如同赘疣……所以嵇中散（嵇康）至死轻视殷周。嵇康并非像汤武那样取得天下，引用他来比喻王莽。”像这样的话，难道是女子所能写出的吗？

古乐府只是在诗中夹杂，却增添了许多泛声。后来的人怕丢失了那些泛声，每增加一个泛声就添一个实字，于是形成了长短句。现在的曲子就是这样。

写诗，偶尔用几句来抒发情怀，也无妨，但不要多写，因为那便是沉溺其中。当不应事之时，平淡自守，岂不比思量诗句更好？至于真味洋溢，又与寻常喜好吟咏的人不同。

近世各位先生写诗，费工夫有什么用？元祐年间有无限事务，按理应当各位先生处理，却整天唱和而已。现在说诗不必写，且说，恐怕分了做学问的工夫。然而到了极致之处，自然知道，写诗确实无益。

今人之所以事事做得不好，是因为不认识之故。只如这诗，举世之人拼命去写，却没有一个人写得成。诗是不识好底，将做不好底；不好底的将做好底。这仅仅是心里闹，不虚空安静的缘故。不虚空不安静，所以不明；不明，所以不识。若虚空安静而明，便识得好物事。即使百工技艺做得精妙的，也是他心虚理明，所以做得精。心里闹，如何见得【以上语类十七条】

曾经闲暇考察诗的源流，因而知道古今的诗共有三次变化。大概从书传所记载的虞、夏以来，下到魏、晋，自为一等；从晋、宋间颜、谢以后，下到唐初，自为一等；从沈、宋以后，定下律诗，下到今日，又为一等。然而从唐初以前，写诗的人固然有高下，但法则还未改变；到了律诗出现，而后诗与法则才开始大变。以至于今日，更加巧妙严密，而没有古人的风范了。所以曾经妄想要抄取经史诸书所载的韵语，下到《文选》汉魏古词，直到郭景纯、陶渊明所作，自成一编，附在《三百篇》《楚辞》之后，作为诗的根本准则。又在其下二等之中，选择接近古人的，各成一编，作为羽翼护卫。那些不合的，则全部去掉，不使其接触我的耳目，进入我的胸中。要使方寸之中，没有一个世俗言语意思，那么写诗不期望高远，自然高远矣【答巩仲至】

我听说诗是志之所向，在心为志，发言为诗。那么诗，难道还有工拙吗？只看其志所向的高下如何罢了。所以古之君子，德行足以求其志，必定出于高明纯一之地，对于诗固然不学而能。至于格律的精粗，用韵属对比事，遣辞的好坏，现在用魏晋以前诸贤的作品考察，大概没有用心于其中的，何况古诗之流呢？近世作者才开始留情于此，所以诗有工拙之论，而葩藻之词胜过，言志之功隐矣【答杨宋卿】

月高夜，鸣筝声从绮窗来，随风更迢递，萦云暂徘徊。馀音若可玩，繁弦互相催。不见理筝人，遥知心所怀。宁悲旧宠弃，岂念心期乖。含情郁郁不发，寄曲宣余哀。一弹飞霜降，再抚流光颓。每恨听者稀，银甲生浮埃。幽幽孤凤吟，众鸟声难谐。盛年嗟不幸，况且容颜衰老。道同符片诺，志异劳事媒。栖息墙东客，亦抱凌云才。○这是病翁先生少时所闻筝诗，规模意态，全是学习《文选》乐府诸篇，不杂近世俗体，所以其气韵高古而音节华畅，一时辈流少能及。等到晚年，笔力老健，出入众作，自成一家，稍变此体了。然而我曾经认为天下万事皆有一定之法，学习的人须循序而渐进。如学诗，则暂且当以此等为法，庶几不失古人本分体制。向后若能成就变化，固然未易量，然而变也是难事。果然变而不失其正，则纵横妙用何所不可。不幸一失其正，却似乎反不如守古本旧法，以终其身之为稳妥。李杜韩柳，初亦皆学选诗，然而杜韩变多而柳李变少。变不可学而不变可学，所以从其变者而学之，不如从其不变者而学之，乃是鲁男子学柳下惠之意。呜呼，学者不要惑于不烦绳削之说，而轻为放肆以自欺也哉【跋病翁诗】

诸诗亦佳，但此等也是枉费工夫，不切自己底事。若论做学问治己治人，有多少事？至于天文地理，礼乐制度，军旅刑法，皆是实在有用之事业，无非自己本分内事。古人六教之教，所以游其心者，正在于此。其与玩味于空言，以较工拙

译在文章辞藻之间，其优劣相差何止万倍。如果单就诗歌而言，陶渊明之所以高妙，正在于他超脱自在、不假雕饰之处。苏东坡却想要篇篇句句依韵唱和，虽然凭借他的高才，似乎也能契合得自然，看似不费力气，但已经失去了诗歌自然的情趣了。何况现在又出自他之后，即使能够因难见奇，这难道就是论诗的正确态度吗？苏东坡自己也明白这个道理，看他所作的《黄子思诗序》，在评论李白、杜甫的地方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只是因为被才气所驱使，又很想要惊动世俗的眼光，所以不免采取这种庸俗的做法罢了。

译有人问：“仓颉造字，难道不是细微的人吗？”回答说：“这也不是凭空杜撰，而是出自这种道理。像‘如’、‘心’、‘性’这些字，在没有文字的时候，怎么造得出来？只是因为有这个理，自然流露出来。”【以下字学】

大凡文字，只有声音和形体两个方面。比如“杨”字，“木”是形体，“易”是声音。其余很多字只取声音。

大凡文字，像“杨”、“柳”字，“木”是文；“易”、“卯”是字。像“江”、“河”字，“水”是文；“工”、“可”是字。“字”的意思是滋生，指滋生添加的是字。

因为说到叶韵先生曾说：“这叫有文有字。文是形体，字是声音。文像从水、从金、从木、从日、从月的这类；字是皮、可、工、奚这类。所以郑渔仲说：‘文是眼学，字是耳学。’大概是用形体和声音来区分的。”

《说文解字》也有误解的地方，也有解释不通的地方。音是，徐铉作的，许慎原本没有。

《玉篇》偏旁多有误收的，像“者”、“考”、“老”、“是”等。

笔力到了，字就都好，像胸中有别样情怀，就动容，周旋合乎礼仪。邹德父楷书大字，今人写得这样，也是难得的。只是黄鲁直的书法，自认为别人赶不上，从现在看来，也有好处。但自己既然写得这样好，为什么不教他方正，非要这样倾斜呢？又他并非不知道端正楷书是对的，但非要这样写，也并非不知道做人诚实端谨是对的，却都要这样放纵。道夫问：“什么叫书法穷尽八法？”回答说：“只一撇一画都有法度。”人们说“永”字具备八法。行夫问：“张于湖的字为什么人们都看重？”回答说：“也是好，但是不自我约束，喜爱放纵。”本朝像蔡忠惠以前都有典章法则，等到米元章、黄鲁直这些人出来，就不肯这样了。总之，这就是世态衰败，他们为人也是这样。【以上语类八条】

打字，现在浙西读如“谪耿”切的声音，也有用去声的地方。大抵方言多有由来，也有暗合古语的。像浙江人说“不”为“弗”，又有时转而为“否”【读如“甫云”】。福建人有说“口”为“苦”，“走”为“祖”的，都符合古韵。这类还很多，不能全部列举。【偶读谩记】

张敬夫曾说，平生所见王荆公的书法，都像在大忙中写的，不知道王安石哪里有那么多的忙事。这虽然是戏言，但确实切中他的毛病。现在看这一卷，因而回想平日见到韩公的书法，即使是给亲戚晚辈，也都端严谨重，大致和这相同，不曾有一笔写成行草的笔势。大概他胸中安静详密，雍容和豫，所以没有片刻的忙碌，也没有丝毫的忙意。与荆公的躁扰急迫，正好相反。书信是小事，但与人的德性，其相关连竟有如此之大。我对此私下有所警戒，因而把他的话语记在左边。【跋韩魏公与欧阳文忠公帖】

欧阳公写字像他写文章，外表好像优柔，内里实在刚劲，只有观察其深处的人才能懂得。【跋欧阳文忠公帖】

东坡笔力雄健，不甘居人之后，所以他临摹碑帖，辨别阴阳，不再可以用形似来衡量，而他的英风逸韵，高视古人，不知道谁先谁后。成都讲堂画像一帖，我曾屡次见到，大概是右军得意之笔，难道公也恰好有心意相通之处吗？【跋东坡帖】

米老的书法像天马脱缰，追风逐电，虽然不能用驰骋的节度来规范，但终究不妨碍痛快。朱君收藏的这一卷，尤为奔放超逸，而所写的刘无言诗，也多有奇语，确实可以珍藏。【跋米元章帖】

书法没有比唐代更兴盛的了，然而人们各自以其长处表现自己，而汉魏的楷法于是废弃。进入本朝以来，名胜相传，也不过以唐人为法则。到了黄、米，而倾斜侧媚，狂怪怒张的态势到了极点。近年朱鸿胪、喻工部出现，才能超然远览，在千载之上追溯元常，这已经奇特了。所以曾经汇集他们的墨刻成为这一卷，而尤其以《乐毅书》、《相鹤经》为绝伦。不知道鉴赏之士认为如何。【跋《朱喻二公法帖》○以上文集第六条】

士人首先要分别科举与读书这两件哪个轻哪个重？如果在读书上有七分志向，在科举上有三分，还说得过去；如果在科举上有七分，在读书上有三分，将来一定会被科举胜过。何况这志向全是科举，所以到老全用不上。大概不关乎为自己。圣人教人只是为自己。【以下科举之学】

问科举之业妨碍功夫说：“程先生有言，不担心妨碍功夫，只担心夺取志向。如果一个月空闲，花十天做举业，也有二十天修学。如果被它转移了志向，那就更没有医治的地方了。”

以科举为为了亲人而不是为了自己的学问，只是没有志向；以举业为妨碍实学，不知道曾妨碍饮食吗？只是没有志向罢了。

南安黄谦父命令他入郡学习举业，而他径直来见先生。先生说：“既然是父亲要你习举业，为什么不入郡学？白天习举业，晚上看此书，自然不相妨碍。这样则两全，硬要违背父亲的命令，这样则两败。父子相伤了，还怎么学习？读书是读什么？举业又有什么妨碍？一旬便做五日修举业，也有五

译每天能抽出空闲时间来到此地。如果说在实践修养方面，科举学业完全不与之相妨碍，只是精神昏沉了，无法深入探究和思考义理，然而又能怎么办呢？

译曾经论及科举时说：并不是科举拖累人，而是人自己拖累科举。如果是有高见远识的士人，研读圣贤之书，依据自己的见解来写文章以应对考试，把得失利害置之度外，即使天天参加科举，也不会被拖累。身处当今之世，假使孔子再生，也不免要参加科举，但难道能拖累孔子吗？有的人天资超群，不被外物所累，不需要多费力气去整治自己，我对于科举从小就觉得它不重要，起初也不是有什么特别的见解才轻视它。就像有的人天资就不喜欢喝酒，见到酒自然厌恶，并不是知道酒有什么危害才这样。又有人天资不好美色，也不是有什么见解才这样，只是他天资上觉得那些东西没什么必要，像这样的人就省去了整治这一项的工夫。现在如果不能这样，就必须用力克制才行。

对某人说：“看现在人的心里自然分成两样，为什么却专门向着追求功名利禄的心去，却完全背离了这个心而不向着道理方面来？您如今参加科举，已经好几年了，您的文章想必不算不精。以您这种专一的态度，按理说做时文，应该一举就能考中高科，登上显赫的官位了。到现在却还是没有考中，这也足以看出得失是不可必定的。如果只是一味沉溺在里面，全都无法出头，最终只会衰败颓唐。如果把科举放在一边，必须去理会道理，这才是要紧的。等到去求取功名，却未必求不到。”

对某人说：“您且说，不去读书，专门去读些时文，最终是要做什么样的人？参加考试屡次考不中，到老只是这样衰败没落。沉浮于乡间，闲散度日，假如因为时文做得好而得到一个官职，也只是这样粗疏卤莽，都不说为国家为人民，兴利除害，尽心奉职，心里念念只想往上爬，便跟在别人背后钻营刺探，求举荐、觅推荐，无所不用其极。”

不参加科举，也是件平常事。如今人们一说不参加科举，就把它当作惊天动地的大事。我看来，只要用心理会道理，稍微在那边闲下来，自然就觉得科举没那么重要了。不知是怎么看的，许多富贵荣华都自然看轻了。像郭子仪二十四次考中中书，做了这么大的功名，也不过如此。

谭兄问作时文的事，说：“稍微运用文体格式而概括至理。”【以上《语类》九条】大抵现在学者的弊病，最先是学习作文以求取俸禄，使心不能宁静，没有空闲深入探究义理，所以对于古今之学、义利之间，不再能察觉其界限分别之处，而没有办法知道轻重取舍的适宜所在。因此虽然记诵广博，文辞工巧，却只加重了对这颗心的危害。必须反过来，然后才可以议论为学的方法。以前我也曾屡次为您说过这些，但觉得贤者心中还未甚明了，终究不免以文字言语为工夫，以声名利禄为归宿。现在从您所述的情况来看，也可以验证这不虚妄了。如果各位贤者果真认为我的言论不错，那么愿您在定省应接之余暇，收拾思虑，保养精神，暂时放下已经学过的东西，不让它们汹涌鼓噪、狂乱喧闹，却在这里深入考察前面所说的古今之学、义利之间，颗粒剖分、铢两区分，不让它们交互混杂，那么轻重取舍的极致，自然会在胸中判然分明，不需要矫揉造作而趋向操守自然分明。圣学的门庭，才可以逐渐推寻了。这是学者立心的第一要义，这个志向先确定了，然后修养自己、治理他人的方法，才可以抉择而修持。【答宋泽之】

科举事业，本来没有高深的议论，贤者俯就，大概是因为有余力。既然知道有命运的说法，那么在日常用度之间，内外本末，不需要看作两截，必须先了结这个，然后才去顾及那个。【答宋深之】

您告知因为门户的缘故，不免两用其心，对于道全然没有所得，这是今天士子的通病。但穷达有命，不是可以力求的，如果有的话，应当不待求而自然到来；如果没有的话，求又有什么益处？只有道义在我，人人都有，而求就没有得不到的。现在却用那个来交换这个，对于利害的计算，可以说是错乱了。希望您以此反思，大概会有决断。【答龚伯着】

科举文字固然不可废弃，但近年来翻弄得怪异百出，都没有诚实正当的意思，一味穿凿旁支曲径，以为新奇。最糟糕的是永嘉的浮伪纤巧不美，尤其严重，而后生辈多宗师他们，这是今天最大的弊病。向来主持科举的人大概知道厌恶它，却不能识别其弊病所在，反而摘取一字一句作为瑕疵，让人嗤笑。现在想要革除它，不如取三十年前浑厚纯正、明白俊伟的文章诵读作为法则，这也是端正人心、振作士气的一件事。【答陈肤仲】

古代的人，用德行、道艺来教导百姓，而兴起贤者、能者，他们的法度完备而用意深远。现在制定的法度不是这样，他们教导的详细，选取的审慎，反复澄汰以至于再三，但其内容不过是无用的空言罢了。深入探究其用意，虽然或许也会有赖于其用处，但那些人知道只要做无用的空言就足以求得我的爵禄，那么又哪里有空再思考我选取他们的用意是如何呢？两位君子大概曾经有所受学，而得到了自己珍视的东西。何不推明其学说，来告诉乡里的后辈，使他们因此感动，以求古人之所以教导的方法而尽心呢？如果真的尽心而有得于此，然后才知道今天教

译选拔人才的方法虽然不一定遵循这个原则，但我对此却自然有无法抑制的执着。当今选拔士人的用意虽然未必全都出于此，但我用来回应这种用心的做法，自然应当无时不刻不以此为准。这样不仅对今人问心无愧，对古人也问心无愧；不仅对担任一官之职问心无愧，即便面对那些文章名声显赫的人，我还会觉得他们不值一提。更何况那些不义而富贵的人，又哪里值得谈论呢

译我虽然年少时便遵从父兄师友的教诲，不敢自暴自弃，但天性愚钝疏拙，学业没有进步，常怀惭愧警惕之心，恐怕最终辜负了初心。正打算向四方师友寻求针砭磨砺，希望获得启发，以免获罪。这次得以跟随郡侯秘书先生来到白鹿书堂，群贤毕集，目睹盛况，私下感到庆幸。秘书先生和教授先生不察我的愚笨，让我登上讲席讲述所闻，但我自忖平庸空虚，怎敢担当此任？再三推辞，未能获准，于是选取《论语》中的一章，陈述平日的心得，以回应美好的任命，也希望能得到教诲。孔子说：“君子明白义，小人明白利。”这一章以义利来区分君子和小人，言辞旨意明白，但读者如果不切己反省，恐怕也不能获益。我平日读这一章，不是没有感触，私下认为学者在此应当辨别志向。人所明白的，源于所习染的，所习染的源于所志向的。志向在于义，那么所习染的必定在于义，习染在于义，这就明白义了。志向在于利，那么所习染的必定在于利，习染在于利，这就明白利了。所以学者的志向不可不辨别。科举取士很久了，名儒巨公都由此出身，现在的士人固然不能避免，但考场上的得失，只看其技艺和考官的好恶如何罢了，这不是用来辨别君子小人的标准。而当今世人以此相尚，使人沉溺其中而不能自拔，那么终日从事的虽然说是圣贤之书，但究其志向所向，就有与圣贤背道而驰的了。推而广之，又只计较官职的高低、俸禄的厚薄，怎能尽心竭力于国事民生，以不负任用者呢？从事其间，经历得多，讲习得熟，怎能不有所明白？只是恐怕不在义罢了。如果真的能深思自身，不可让自己归于小人，对于利欲的习气，为之痛心疾首，专心志于义而日日勉励，博学审问，谨思明辨，并笃实地实行。由此进入考场，文章必定都阐述平日的学问、胸中的蕴藏，而不违背圣人；由此做官，必定都尽职勤事，心系国家，心系百姓，而不为自身打算，这难道能不称为君子吗？秘书先生起废以新修此堂，其心意恳切。凡来到此堂的人，必定不违背志愿，与诸位勉励，不要辜负其志向。淳熙辛丑年春二月，陆兄子静从金谿来，他的门徒朱克家、陆麟之、周清叟熊鉴、路谦亨、胥训等十人跟随。十日丁亥，我率领僚友诸生与他一同来到白鹿书堂，请求他说一句话以警示学者。子静不嫌弃并惠许了。至于他阐发畅达的内容，又恳切明白，都能切中学者隐微深痼的弊病。听的人无不肃然心动。我还担心时间久了可能会忘记，又请求子静写在简册上并收藏起来。凡我们同志在此反身深察，那么或许可以不迷失入德的方法了。【跋金谿陆主簿白鹿洞书堂讲议后】

古人对于脉象，其观察方法本来不止一种。但当今通行的，只有寸关尺的方法最为重要。而且其说法具备于《难经》的首篇，也不是低俗的言论。所以郭公此书详细记载其语，并采用丁德用密排三指的方法来解释它。《难经》已经至善了。至于德用的方法，我私下认为诊脉者的手指有肥瘦，病人的手臂有长短，以此相求，或许不能成为定论。我曾仔细考察经文之所以分分寸尺，都是从关前退，以距离鱼际、尺泽。那么所谓关，必定有确定的位置，也像鱼际、尺泽那样可以外见而先识。但如今诸书都没有确切的论述，只有《千金方》认为寸口之处，其骨自高，而关尺都由此而退取。那么其言辞的先后，位置的进退，似乎与经文不合。唯独俗间所传的脉诀五七言韵语，词最鄙浅，显然不是叔和的本书。却能直指高骨为关，而分其前后以为寸尺阴阳之位，似乎得到了《难经》的本旨。但世上的高医因为它是伪作，就抛弃而羞于提及。我不精通医道，不能纠正。姑且在此附上其说。【以下论医学○跋郭长阳医书】

我曾忧虑世人写论，都认为天下适宜于当今的事不必根源于古，合乎世俗的事不必本源于经。等到观看夏君的医术，又知道这绝对不对。夏君的医术，处方用药奇特绝出，有似乎不近人情的地方，但最终大多应验。等到问他所以然，都依据经典考证古法，未曾没有来历。我对此私下有感，因此写书送给他，以相信他的医术于当世，又以此讽喻我们同党中不师古而自用的人。【送夏医序○以上文集八条】

御纂朱子全书卷六十五

<子部,儒家类,御纂朱子全书>

钦定四库全书

御纂朱子全书卷六十六

赋

白鹿洞赋

《白鹿洞赋》是洞主晦翁所作的。晦翁既在洞中重建书院，又赋其事以昭示学者。其词说：

承受后皇的嘉惠，居住在庐阜的南疆，怜悯原田告病，警惕农官不良。在冬季孟月既望之后，清晨我驾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