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纂朱子全书卷五十六

译那么从王公以下直到平民百姓的子弟，都进入小学，教导他们洒扫、应对、进退的礼节，以及礼、乐、射、御、书、数的知识。等到他们年满十五岁，那么从天子的嫡长子、众子，到公卿大夫元士的嫡长子，以及平民中的优秀人才，都进入大学，教导他们穷究事理、端正心念、修养自身、治理他人的道理。这

译此外，学校的教育，以及行为举止的等级规范，是用来区分尊卑长幼的。凭借学校设立的广泛，教育方法的次第和细节的详尽，都达到了这样的程度。而教育的根本，又都源于君主亲身实践和内心体悟的余绪，不需要到百姓日常生活的伦理之外去寻求。因此，当时的人没有不学习这种学问的，没有不知道本性中固有的、职分中应当做的，并且各自俯首尽力去做到。这就是古代盛世之所以在上政治昌隆，在下风俗美好的原因，而不是后世所能赶上的。等到周朝衰微，贤圣的君主不再出现，学校的政令不再修明，教化衰败，风俗颓废。当时虽然有像孔子这样的圣人，却不能处于君师的位置，来推行他的政教。于是，他独自选取先王的法度，诵读并传授它，以告诫后世。像《曲礼》《少仪》《内则》《弟职》等篇章，本来就是小学教育的支流余绪；而这一篇，则是依据小学教育的成功，来阐明大学的明显法度。对外能够穷尽规模的宏大，对内能够详尽细节的条目。三千弟子，大概没有不听到这种学说的；而曾氏的传承，唯独得其宗旨。于是撰写传文来阐发其意。等到孟子去世，这种传承就消失了，那么这本书虽然存在，但懂得它的人就很少了。从此以后，俗儒记诵词章的习气，其功夫比小学加倍却无用；异端虚无寂灭的教义，其高远超过大学却无实质。其他权谋术数，一切用来获取功名的说法，以及百家众技的流派，用来迷惑世人、欺骗百姓，充塞仁义的，又纷纷杂杂地出现在其中。使得君子不幸而不能听闻大道的要领，小人不幸而不能防止至治的恩泽，昏暗闭塞，反复沉疴，直到五代的衰败，败坏混乱到了极点。天道运行循环，没有往而不复的。宋朝德运隆盛，政治教化美好光明。于是河南程氏两位先生出现，从而接续了孟子的传承，开始尊崇并信奉这一篇而表彰它。接着又为它编排简册，阐发其旨趣，然后古代大学教育人的方法，圣经贤传的意旨，清晰地重新显明于世。即使像我这样不聪明的人，也幸运地私下向贤者学习而有所听闻。但是这本书，仍然颇有散失，所以我忘记自己的固陋，采集并编辑它，中间也私下附入自己的意见，补其缺略，以等待后来的君子。极知僭越，无处逃避罪责。但是对于国家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意图，学者修养自己、治理他人的方法，则未必没有小小的补益。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大学章句序】

鲁论语二十篇，古论语二十一篇【将尧曰下章子张问别为一篇，鲁共王毁坏孔子旧宅得到】齐论语二十二篇【有问王、知道二篇】魏何晏等人汇集汉魏诸儒的说法，依据鲁论的篇章考证，对齐、古论语进行注释。本朝至道、咸平年间，又命令翰林学士邢昺等人选取皇偘的疏义约简而修定，作为正义。对于章句训诂、名器事物的细节，非常详尽。熙宁年间，神宗皇帝垂意经术，开始设置学官以优待学者，而当时的宰相父子逞其私智，完全废除先儒的说法，妄意穿凿以利诱天下的人，而蒙蔽他们的耳目。一时的文章豪杰之士，大概有知道其是非而傲然不服从的，但是他们所说的，又未能卓然不违背道。学者追随他们，这就像舍弃夷貉而前往戎蛮一样。在这个时候，河南二程先生独自从遗经中得到孟子以来不传的学问，他们用来教育人的，也一定以这个为要务，但是他们所说的，却和别人所说的不同了。我十三四岁时，从先父那里接受这种学说，没有通晓大义，而先父去世了。中间拜访师友认为不够，于是遍求古今诸儒的书，合并而编辑。诵读学习久了，更加迷惑。晚年亲近有道之人，私下有所听闻，然后知道那些穿凿支离的本来没有值得取的。至于其余的，有的引据精密，有的解析通明，不是一词一句没有可看的，但是对于圣人的大意，则不是程氏的同辈了。隆兴改元，隐居无事，与志同道合的一两个人从事于此，感慨发愤，完全删除其余的说法以及门人朋友几家的说法，补缉订正成为一本书，命名为《论语要义》。大概认为学者读这本书，其文义名物的细节，应当寻求注疏，有不可省略的；如果其要义，则在这里大概可以接近了。学者只要熟读而深思，优游涵泳，久而不舍，必将有所自得于此。根本已经确立了，诸家的说法有不可废弃的，慢慢取来观看，那么那些支离诡谲、乱经害性的说法，以及近世出入离遁、似是而非的辩论，都不能成为我的弊病。唉！圣人的意思，可以用语言传达的都具备在这里了，不可以用语言传达的，又岂能超出这里呢？深造而自得，特别在于学者加之意罢了【论语要义序】

我已经编次《论语》要义，以备阅览。闲暇时又为儿辈诵读。大概诸老先生所说的，本来不是为童子设置的。所以其训诂简略而义理详细。初学者读它，经文句子不能自己通晓，又应当遍诵诸说，询问其旨意，茫然迷惑，大概不是启蒙的要领。因此删录而成此编，依据注疏以通晓其训诂，参考释文以纠正其音读，

译然后汇集各位老先生的学说，来阐发其中的精微要义。每一句的含义，都附注在该句之下；每一章的主旨，都列在章节的左侧。又将自己平生从师友处听闻、从思考中所得的见解，偶尔附列一二条。根本与枝节、精微与粗浅、重大与细微、详尽与简略，没有哪一方面敢有所偏废。然而追溯其创作的初衷，只是为了方便孩童学习罢了。所以命名为《训蒙口义》，打算收藏在家塾中，让子弟们学习，并非敢为他人阐发。

译《论语》和《孟子》这两部书，是求学之人探求大道的最紧要之处。自古以来为这两部书作注解的，大概有一百多家。然而自秦汉以来，儒者大都不能参与听闻这道统的传承，那些沉溺于浅近的人，已经得到了言辞却未能领会其意旨；那些追求高远的人，却又支离破碎、杂乱驳杂，有的甚至连同言辞也失去了，求学的人因此更加感到困惑痛苦。宋朝兴起百年之后，在河洛一带，出现了两位程先生，然后这道统的传承才有了接续。他们对于孔子、孟子的本心，大概是身处不同时代而心意相合。所以他们用来阐发这两部书义理的方法，言语虽然浅近但探究起来无穷无尽，指向虽然深远但把握起来有要领，使得读者不仅可以得到言辞，而且可以领会意旨；不仅可以领会意旨，而且可以连同他们用来进步的方法也一并得到。他们用来振兴斯文、开悟后学的功绩，可以说是达到了极致。我闲暇时曾搜集整理这些条流，附在章句的次序之后，后来又选取那些学问与先生相同的，如横渠张公、范氏、吕氏兄弟、谢氏、游氏、杨氏、侯氏、吕氏，共九家的说法，加以增补，命名为《论孟精义》，以供观览省察，而志同道合之士想要从事于此的，也不隐瞒。我也曾论述过，《论语》的言辞无所不包，但它用来指示人的，没有不是操持存养的要领；《孟子》七篇的旨意无所不究，但它用来指示人的，大多都是体认扩充的端倪。圣贤的区别，其不同固然如此，然而体用同源，显隐之间没有间隙。如果不是先生学问的极致，谁能知道这一点呢？唉，这就是他在百世绝学之后奋起，而独自获得千年未传的传承的原因吧！至于张公对于先生，论其所达到的境界，我私下认为他就像伯夷、伊尹对于孔子一样，而当时及门弟子，考察他们的言行，又不知道谁可以成为孔氏的颜回、曾参。现在记录他们的言论，不敢认为他们与先生毫无差异，而完全符合圣贤的心意，只是说大体相同，那么那些深浅疏密毫厘之间的细微差别，正是求学之人应当尽心去辨析的。至于近年以来，在先生门下求学的人，又有人出版他们的书，我猜想这是因为源头深远而末流分化，醇薄不同，所以不敢收录。有人说：“那么凡是流传于世而没有列入此书的，都是没有可取之处的吗？”回答说：“不是这样。汉魏诸儒，校正音读，疏通训诂，考订制度，辨别名物，他们的功劳很广博。求学之人如果不先涉猎这些，那么又怎么能在这些书上用力呢？而近世二三名家以及所谓在先生门下求学的人，他们的考证推论，有时也对文义有所补益。求学之人从这里有所收获，然后观览此书，那么又有什么地方没有收获呢？只是用来探求圣贤意旨的方法，在于这里而不在于那里罢了。至于那些外面假托程氏，而窃取近似的话，来粉饰异端学说的，确实不可以进入求学之人的心中。然而因为他们荒诞虚幻、浮夸，足以欺骗世人，而世俗之人已经趋向他们了。他们的危害难道轻微吗？不过他们的语言和气象之间，确实有不难辨别的地方。求学之人如果在这本书上用力而有收获，那么对于那些话即使想要读，也将会无暇顾及了。那么这本书的写作，虽然不敢推辞轻率之讥；至于阐明圣贤传承的统绪，成就众说的长处，驳正世俗的错误，我私下也妄自希望大概能接近吧。乾道壬辰正月一日，新安朱某谨书【《语孟集义序》○初名《精义》，后改名《集义》】

《中庸》为什么而作呢？是子思担心道统的传承失传而作的。大概自从上古圣神继承天命确立准则，道统的传承就有来源了。它体现在经典上，那么“允执厥中”这句话，是尧用来传授给舜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几句话，是舜用来传授给禹的。尧的一句话，已经至极尽善了，而舜又增加了三句话，是为了说明尧的那一句话，必须像这样才可以，大概如此罢了。我曾经论述过，心的虚灵知觉只有一个，而认为有人心和道心的区别，是因为有的产生于形气的私欲，有的源于性命的正理，所以知觉的来源不同，因此有的危殆而不安，有的微妙而难见。然而人没有不拥有这种形体的，所以即使是上智之人也不能没有人心；也没有不拥有这种本性的，所以即使是下愚之人也不能没有道心。这两者混杂在方寸之间，而不知道如何治理它们，那么危殆的更加危殆，微妙的更加微妙，而天理的公正最终无法战胜人欲的私心。精，就是察辨这两者之间而不混杂；一，就是守住本心的正理而不偏离。从事于此，没有片刻间断，一定要使道心常常作为一身的主宰，而人心每每听命于它，那么危殆的就会安定，微妙的就会显著，而动静行为自然没有过与不及的偏差了。尧、舜、禹是天下的大圣人，把天下相传；天下是最大的事情，用天下的大圣人施行天下的大事情，而在他们传授接受的时候，叮咛告诫不过如此，那么天下的道理难道有超过这个的吗？从此以来，圣人相继传承，像成汤、文武作为君主，皋陶、伊尹、傅说、周公、召公作为臣子，都已经凭借这个来承接道统的传承。至于我们的孔子，虽然不能得到那个位置，但他用来继承前代圣人、开启后世学问的功劳，反而有超过尧舜的地方。然而在那个时候，见而知之的只有颜氏、曾氏的传承得到了宗旨。等到曾氏的再传弟子，又得到了孔子的

译子思之后，距离圣人时代久远，异端学说便纷纷兴起。子思担心时间越久，圣道的真谛就越失传，于是推究自尧舜以来相传的宗旨，印证平日所听到的父辈和老师的教诲，反复推演阐发，写成这本书，用来告诫后来的学者。大概因为他忧虑深切，所以言辞恳切；因为他思虑深远，所以论述详尽。他说“天命率性”，就是指道心；他说“择善固执”，就是指精一；他说“君子时中”，就是指执中。时代相隔一千多年，而他们的言论没有不同，如同符节相合。遍览前代圣人的著作，用来提纲挈领、揭示深奥义理的，没有像这本书这样明白且详尽的。从此又再传两代，才得到孟子，孟子极力推明这本书，以继承先圣的道统。等到孟子去世，道统就失传了。那么我所信奉的道，如果不寄托在语言文字之间，异端学说就会日益兴盛，以至于老庄、佛徒出现，他们更加接近事理而严重淆乱真理。然而幸好这本书没有泯灭，所以程颢、程颐兄弟出现，得以有所考证，来接续千年不传的道统；得以有所依据，来驳斥两家似是而非的谬说。子思的功劳在这里最大，而二程夫子也没有谁比得上他们，因为通过他们的言论而领会了他们的心意。可惜他们解释这本书的著作没有流传下来，而石氏所辑录的，仅仅出自他们门人的记录，因此大义虽然明白，但精微的言辞没有分析清楚。至于他们门人自己发表的见解，虽然颇为详尽，多有阐发，但违背老师学说而流于老庄、佛学的也有。我早年就曾经诵读这本书，私下里有所疑惑，沉潜反复思考，也有好几年了，忽然间恍然大悟，似乎掌握了要领，然后才敢汇集众说并加以折中判断，于是撰写了《中庸章句》一篇，以等待后来的君子。一两位志同道合的人又选取石氏的书，删去其繁杂混乱之处，命名为《中庸辑略》，并且记录我曾经论辨取舍的意思，另外写成《或问》，附在后面。这样，这本书的宗旨，分支节解，脉络贯通，详略相因，大小并举，而各种学说的同异得失，也能够曲折通畅、旁通无碍，各自穷尽其意趣。虽然不敢对道统的传承妄加议论，但初学之士如果有采纳的，那么也大致是有助于行远升高的一种辅助罢了。淳熙己酉年春三月戊申日，新安朱某序【中庸章句序】

译圣人创作经典，用来告诫后世，希望读者诵读其文字，思考其义理，从而知晓事理的本然状态，见到道义的整体，并亲身努力践行，以进入圣贤的境界。经典言辞虽然简约，但天下的事理，无论幽深显明、宏大细微，没有不涵盖在内的。想要探求大道以修养德行的人，除了依靠经典，没有其他地方可以用心了。然而距离圣人时代已经久远，讲解诵读的传统失传，从卦象、名称、名物、训诂、凡例等方面，即使是老成博学的儒者尚有不甚知晓的，何况是新学浅薄的年轻人，突然去阅读，又怎么能够立刻把握其主旨和归宿呢？所以河南程夫子教导人，一定先让他们在《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上用功，然后才涉及六经，大概是因为难易、远近、大小的次序，本来就是这样不可打乱的。所以现在刊刻四部古经，进而涉及这四书，按照先后顺序排列，并且考证旧有的记载，为之注音释义，以方便读者，又将程子所有谈及这些内容的言论，全部附录在后面，以展示阅读的方法，让学者得以阅览。我又曾妄自认为，《中庸》虽然是七篇的源头，但读者如果不先读《孟子》就直接读《中庸》，那么也不是循序渐进进入大道的正确方法。因此私下一并记录在这里。【书临漳所刊四子后】

元亨利贞，是天道的恒常；仁义礼智，是人性的纲领。在最初的时候，没有不善的，温和地显现出四种善端，随感而现。爱父母、敬兄长，忠于君主、顺从长辈，这叫做秉承常道。顺从本性而不勉强，只有圣人的本性，如浩浩苍天，不增加丝毫，万善就足够了。众人愚昧，被物欲遮蔽，于是败坏了纲常，安于自暴自弃。只有圣人对此感到哀怜，建立学校设立老师，以培育根本，以通达枝叶。小学的方法，洒扫应对，在家孝顺、在外敬长，行动没有违背的。行为有余力，诵读诗书，咏歌舞蹈，思想没有逾越的。穷究事理、修养身心，这是大学的大义，天命赫然，没有内外之分。德行崇高、事业广大，于是恢复本性。过去并非不足，现在难道有余？时代久远、人物消亡，经典残缺、教化松弛，启蒙教育不正，长大后更加浮华靡费。乡里没有良好的风俗，世间缺乏优秀的人才，利欲纷争，异端言论喧嚣。幸好这秉承的常道，直至天极也没有坠落，于是辑录旧有的记载，希望唤醒后代。唉唉，年轻人，恭敬地接受这本书，不是我的话老迈，而是圣人的谋略。【小学题辞】

古代的小学教育人们洒扫应对进退的礼节，爱亲敬长、尊师爱友的道理，这些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而且一定要让他们在年幼时讲解和练习，希望他们习惯随着知识增长，教化随着心性形成，而没有抵触难胜的祸患。现在虽然全书不可见，但散见于传记者的也很多，读者往往直接认为古今情况不同而不实行，却不知道那些没有古今差异的，本来是可以实行的。现在广泛搜集辑录编成这本书，传授给儿童，供他们讲解练习，希望对于风俗教化能有一点补益。【题小学】

圣人观察卦象来画卦，通过揲蓍来命名爻辞，让天下后世的人都有办法决断嫌疑，确定犹豫，而不迷失在吉凶悔吝的道路上。他的功绩可以说是盛大啊。然而他画卦，从本体到主干，从主干到分支，其气势好像有所逼迫，而自然不能停止。他使用蓍草，分合进退，纵横顺逆，也没有不相互契合的。这难道是圣人用心思智虑所能做到的吗？只是气数的自然，体现在法象上，见于图书中，有所启发于他的心，而借他的手来完成罢了。近世的学者大多喜欢谈论《易经》，却不考察这一点。那些专注重文义的，既支离破碎，又没有根基；那些涉及象数的，又都是牵强附会，甚至认为出自圣人的心思智虑。像这样，我私下感到忧虑。于是与志同道合的人广泛辑录旧有的记载，写成四篇书，以展示给初学者，使他们不要怀疑这些说法。【易学启蒙序】

有人问我：“《诗经》为什么而作？”我回答说：“人生来安静，这是天的本性；感于外物而动，这是本性的欲望。既然有了欲望，就不能没有思虑；既然有了思虑，就不能没有言语；既然有了言语，那么言语所不能尽的，而在咨嗟咏叹之余发出的，一定有自然的音响节奏而不能停止，这就是《诗经》所作的原因。”问：“那么它用来教化的是什么？”回答说：“《诗经》是人心感于外物而形于言语之余的产物。心所感有邪正，所以言语所形有是非。只有圣人在上位，他所感的没有不正的，而他的言语都足以作为教化；如果感于杂多，而所发出的不可选择，那么在位的人一定思考自我反省的方法，从而有劝善惩恶的措施，这也是用来教化的。”从前周朝兴盛时，上自郊庙朝廷，下至乡党里巷，言语纯粹没有不出于正道的。圣人本来已经协调声律，而用于乡人，用于邦国以教化天下。至于列国的诗歌，天子巡守也一定陈列观看，以实行黜陟的典章。从昭王穆王之后，逐渐衰落，直到东迁就废弃不讲了。孔子生在那个时候，既然没有得到位，无法实行帝王劝善惩恶黜陟的政治，于是特别举出这些典籍而讨论，去掉重复，纠正纷乱，而那些善的不足以作为法则，恶的不足以作为警戒的，也删去，以追求简约示久远，让学者通过这些来考察得失，善的效法它，恶的改正它。

译因此，它的政治主张虽然不足以在当世推行，但它的教化却确实惠及万世，这就是《诗经》之所以能作为教化的原因。有人问：“那么，《国风》、《大雅》、《小雅》、《颂》的体裁，它们的区别究竟是怎样的呢？”回答说：“我听说，凡是《诗经》中称为‘风’的作品，大多出自民间巷陌的歌谣，是男女相互咏唱，各自抒发情感的作品。只有《周南》、《召南》因为亲身受到文王的教化，养成了美德，人们都能保持性情的纯正，所以它们表达在言语中，快乐而不流于淫荡，悲哀而不至于伤害身心，因此这两篇独自成为风诗中的正统。从《邶风》以下，各国的治乱情况不同，人的贤与不贤也有差异，他们因感而发的内容有邪正、是非的不一致，所谓先王的教化风气在这里就发生了变化。”至于《雅》和《颂》的篇章，都是成周时期朝廷、郊庙乐歌的歌词，它们的语言和谐而庄重，意义宽泛而严密，它们的作者往往是圣人的门徒，本来就是为了作为万世的法则，是不可更改的。至于《雅》中变体的作品，也都是当时贤人君子怜悯时世、忧虑风俗所作，而圣人选取了它们。他们忠厚恻隐之心，陈述善道、杜绝邪恶的意图，仍然不是后世那些能言善辩之士所能企及的。这就是《诗经》作为经典，所以人间的伦理在下完备，天道在上完备，而没有一种道理不具备的原因。有人问：“那么学习它，应当怎么做呢？”回答说：“以《二南》为根本，来探求其开端；参考列国的诗歌，来穷尽其变化；以《雅》来校正，以扩大其规范；以《颂》来调和，以把握其归宿。这是学习《诗经》的大纲。”于是，用章句来统领它，用训诂来记录它，用讽咏来发扬它，用涵泳来体悟它，在性情隐微之处加以考察，在言行关键之初加以审视，那么修身齐家、平治天下的道理，也就不必向外寻求，而在这里就能得到了。提问者连声应允，退下离去。我当时正在编纂《诗集传》，因此将这些话全部排列下来，放在篇首。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日，新安朱某书写【诗集传序】

译右边是周子的一篇著作。如今舂陵、零陵、九江都有版本，但彼此间有同有异。长沙本出现最晚，这本书是由我编定的，比起其他版本最为详细周密。然而仍然有所未尽。大概先生的学问，其精妙之处都体现在《太极图》这一幅图中。《通书》中的言论，都是用来阐发这幅图蕴含的道理。而程氏兄弟在谈论性命之际，也未曾不依据他的学说。观看《通书》中关于“诚”、“动静”、“理性命”等章节，以及程氏著作中的《李仲通铭》、《程邵公志》、《颜子好学论》等篇，就可以明白了。所以潘清逸在撰写先生的墓志铭时，叙述他所著的书籍，特别把创作《太极图》列为首位。那么这幅图应当作为书的开头，是没有疑问的。然而先生既然亲手将图传授给二程，原本是因为附在书后【祁宽居之说】，传抄的人看到是这样，于是误把图当作书的最后一章，不再加以厘正，致使先生立象以尽意的旨意晦暗而不明，而初次阅读《通书》的人也不知道有所统领。这是各个版本都有的失误，而长沙本《通书》因为沿袭胡氏所传，篇章次序不再是原来的顺序，又删去了分章的标题，而在书的大义处另外加上“周子曰”字样，虽然似乎没有妨害，但终究不是先生原来的面貌，也有去掉标题后便无法理解的地方【如《理性命》章之类】。又各个版本附载铭文、碑碣、诗文，事情多有重复，有时也不能对先生的道有所阐发以造福学者。所以现在特别依据潘公的墓志铭，将图置于篇首，这样先生的精意就可以贯通全书的论述了。至于书的分章定序，也都恢复其旧貌，并选取公及蒲左丞、孔司封、黄太史记载先生行事的事实，删去重复，合并为一篇，以便于读者观看。大概世间所传先生关于书和言行的内容，都在这里了。潘公所说的“易通疑”就是《通书》，而《易说》却唯独不可见。以前见到朋友多收藏异书，自称有传本，急忙拿来观看，则浅陋可笑，都是舍弃法度、当时举子修补的残余，与《图说》、《通书》绝不相像，不问便可知是伪作。只是不知道世间是否还有能得其真本的人。根据《图书》来推究，知道它所阐发的应当极其精要，可惜言论湮没。我又曾读朱内翰震进献《易说》的表，说这幅图的传授来自陈抟、种放、穆修而来，而五峰胡公仁仲作《通书序》，又说先生不只是种放、穆修的学者，这仅仅是他学问中的一位老师，并非他学问的最高境界。以先生学问的精妙，不出于此图，如果认为是从别人那里得到的，那么决不是种放、穆修所能达到的；如果认为不是他学问的最高境界，那么先生的学问又何以能超越此图呢？因此我曾经私下怀疑。等到得到墓志铭考证它，然后知道它果然是先生自己所作，而不是有所承受于别人。潘公大概都没有见到这篇墓志铭才那样说。然而胡公所论《通书》的宗旨说：“人们看到他的书简约，却不知道他的道广大；看到他的文字质朴，却不知道他的义理精微；看到他的言论平淡，却不知道他的意味深长。”人如果有真能树立伊尹的志向，修养颜回的学问，就知道这本书的言论包含至大的道理，而圣门中的事业是无穷的。这是不可更改的至论，读这本书的人应当知道。因此再次摘取这些话附在后面。乾道己丑年六月戊申日，新安朱某谨书【周子《太极》《通书》后序】

右边是周子《太极图》并解说一篇，《通书》四十章，世间流传的旧本遗文九篇，遗事十五条，事迹一篇，我所搜集编次，都已经校定，可以抄写。我考察先生的著作，近年以来，其流传已经更加广泛了，然而都不能没有谬误，只有长沙建安刻本稍微接近正确，但仍然颇有所未尽。大概先生学问的奥妙，可以用形象告知的，没有比《太极图》这一幅图更完备的了。至于《通书》的言论，大概都是用来阐发其蕴含的道理，而“诚”、“动静”、“理性命”等章尤为显著。程氏的著作，也都祖述其意，而《李仲通铭》、《程邵公志》《颜子好学论》等篇，有时甚至连同他的话一起讲述。所以清逸潘公撰写先生的墓志铭，叙述他所著的书籍，特别把创作《太极图`列为首位，称赞之后才把《易说》《易通》附在后面，他懂得这一点【按汉上朱震子发说，陈抟把《太极图》传给种放，种放传给穆修，穆修传给先生。衡山胡宏仁仲则认为种放、穆修的传授，只是先生所学中的一位老师，并非他学问的最高境界。武当祁宽居之，又说图象是先生指点画给二程看的，而没有写成书，这大概都是没有见到潘公墓志铭而说的。至于胡氏的说法，又是不考察先生学问的奥妙，始终不出于此图。先生的《易说》久已不流传于世，以前见到两个本子都不是真的，其中一个卦说是陈忠肃公所著，另一个系辞说又都是佛老陈腐的言论，其中极其浅陋可笑的话，如说“《易》冒天下之道”，就像狙公欺骗众狙一样，观看这个就知道决不是先生所作。《易通疑》就是《通书》，大概《易说》是依据经文来解释义理，这则是通论其大旨而不依附于经文的，只是不知道它离开《易》而成为今名始于何时罢了】然而各个版本都附在《通书》之后，而读者于是误以为书的最后一章，致使先生立象的旨意晦暗而不明，突然谈论《通书》的人，也不知道其纲领在于此。长沙本既来不及有所订正，而《通书》因为沿袭胡氏所定的章次先后，擅自颇有移动更改，又刊去章目

译而另外加上周敦颐所说的内容，都不是先生原本的旧貌。像《理性命》章这类，一旦去掉标题就完全无法理解，所附带的铭刻、碑碣、诗文，比其他版本详细，但也不能阐明先生的道，只是重复而已。所以建安本特别依据潘正叔的志文将图置于篇首，并恢复原来的次序和章节名称，又根据潘志以及蒲左丞、孔司封、黄太史记载先生事迹的真实情况，删去重复之处，相互参证考订，合为一篇事状【其中重要的如蒲碣说：铲除奸邪，像快刀利斧；而潘志说：精密严恕，务求穷尽道理。蒲碣只说母亲未葬，而潘公所写的郑夫人志文说是因为水侵蚀坟墓而改葬。像这类情况，都遵循潘志而舍弃蒲碣。又说：慷慨地想要有所作为以显于世；又说：更加思考以奇特自名；又说：朝廷破格任用，奋发感励，这些都不是了解先生的人说的话。又记载先生称颂新政，反复数十言，恐怕也不符合事实。像这类情况，都删去】至于道学的界限，有各位君子所不了解的地方，就一概以程氏及其门人的言论为准，认为先生的书、言、行，在这里也大致可以看出。然后得到临汀杨方的版本用来校对，才知道其中的错误粗陋还有未尽纠正的地方【如“柔如之”当作“柔亦如之”，“师友”一章应当分为两章之类】又得到何君营道诗序以及曾经游历舂陵的人的言论，才知道事状中所叙述的濂溪命名的说法有失去本意的地方【何君序见遗事篇内。又查考濂溪，是广汉张栻所注先生手帖。根据先生家谱说：濂溪隐居处在荣道县荣乐乡钟贵里石塘桥西边，濂是溪的旧名。先生寓居庐山，以示不忘本源之意。而邵武邹旉对我说，曾经到过那里，溪的源头和支流自成上下保，先生故居在下保，那地方又另外自称为楼田。而“濂”这个字，则怀疑它出自唐代刺史元结七泉的遗俗。现在查考江州濂溪西边也有石塘桥，见于陈令举《庐山记》，怀疑也是先生寓居处的名字】反复校对旧编，才知道在删改之际也有应当收录而误遗漏的【如蒲碣自称初次在合州见到先生，交谈三日夜，退下后叹息说：世上竟有这样的人吗？而孔文仲也有祭文序先生洪州时事说：先生当时很年轻，面色如玉，声音如金，从容和毅，一府的人都倾心于他。蒲碣又称赞他孤高的风度和远大的操守，寄托情怀于尘世之外，常有高卧云霞、避世隐居的意思，也足以证明前面所谓以奇特自显等话的错误】又读张忠定公的话，才知道所论述的希夷、种穆之的传记也有未尽其曲折的地方【查考张忠定公曾经跟从希夷学习，而他论述公事有阴阳，颇与图说意思相合，私下怀疑这种说法的流传本来就有头绪，到了先生这里才心得领会，而天地万物的道理，无论巨细幽明、高下精粗，无所不贯通，于是才开始画此图来揭示其奥秘】曾经想要另外加以订正，以补其缺漏，但因病未能做到。这次被任命代理南康知军，于是得以继承先生的遗教，在百多年之后，顾念德行不类，惭愧恐惧已深。瞻仰高山，深切感悟叹息，因此取旧本，再次加以修订，并附上我的解说如此。刻版于学宫，以与志同道合的人士共同研习。淳熙己亥年夏五月戊午朔，新安朱某谨书

译《通书》是濂溪先生所作的著作。先生姓周，名惇颐，字茂叔。他自幼就因学问品行闻名于世，但没有人知道他的师承渊源来自哪里。只有河南二程先生曾经向他求学，从而获得了孔孟不曾传下的正统道统，那么他的学术渊源大概就可以由此窥见。然而他之所以指出孔子、颜回的快乐，并发扬吟风弄月的意趣，这些详情也无法完全听闻。他所著的书大多散佚，唯独这一篇，原本叫《易通》，与《太极图说》一同由程氏传出，流传于世。而这两部书的解说实际上互为表里，大抵推演一理、二气、五行的分合，以统摄道体的精微奥妙，决断道义、文辞、禄利的取舍，以振作世俗学问的卑陋。至于论述进入德行的方法、治理世事的工具，又都切实简要，不尚空谈。只是他的宏大纲领和巨大效用，既然不是秦汉以来诸儒所能企及，而且他条理之细密、意味之深远，也不是当今学者所能迅速窥见的。因此程氏去世后，传习的人就很少了。了解他的人，不过认为他立意高远罢了。我自从年轻时就有幸得到他的遗著，刚开始伏案诵读时，大概茫然不知道它的意思，甚至有时连句子都断不下来。壮年时我有幸拜入延平先生门下，然后才开始听到他学说的一二。近年以来，潜心玩味既久，于是好像粗略有所心得。虽然对于他的宏大纲领和巨大效用我不敢妄加揣测，但在章句文字之间，却能够切实看到他的条理更加细密、意味更加深远而不会欺骗我。只是从开始读书到现在，岁月有多少呢？忽然间已经过了二十年。感慨前代哲人日益遥远，担心精妙的义理没有传承。我私下里不自量力，于是作了注释。虽然知道凡俗浅近不足以阐发先生的精微蕴义，但开创通达大义，以等待后来的君子，那么万一能够接近一点呢。淳熙丁未年九月甲辰日，后学朱某恭敬地记下【周子《通书》后记】

起初我作《太极解》和《西铭解》两篇，不曾敢拿出来给人看。近来见到儒者多议论这两本书的过失，有的人甚至不曾通晓文义，就肆意诋毁，我私下为此感到悲痛。于是拿出这两篇解说给学徒看，使它们广泛流传，希望读者通过言辞来领会意旨，从而知道不可以轻率地非议【题《太极西铭解》后】

右边是《程氏遗书》二十五篇，这是二先生门人记录他们所见闻和答问的书籍。起初各位门人各自记录成书，先生去世后它们的流传逐渐扩大，然而分散出版并行流传，没有统一的标准，传抄的人颇多以自己的意思私自删改。经历的时间既久，几乎没有完整的编次。我家中有先人旧藏数篇，都标明了当时记录的作者姓名，语意相承，首尾贯通，大概没有经过后人之手，所以这些书最为精善。后来我又按类访求，总共得到二十五篇，于是稍微根据所听闻的年月先后编排成这本书。篇目都沿用旧的，而又另外作了目录，像这样来显示分别次序的原因。然而我曾经私下听说，伊川先生健在时，门人尹焞得到朱光庭所抄录的先生言语，拿着来向先生请教。先生说：“我在，何必读这本书？如果不能得到我心中的所记，那只是别人的意思罢了。”尹公从此不敢再读。二先生在孔孟去世后、千年不传之后倡导阐明道学，可以说是盛大了。而当时跟随学习的士人，大概没有不是天下的英才，他们对于先生的嘉言善行，又都是耳闻目见并亲手记录的，理应亲切不差，可以流传久远。而先生的告诫还如此叮咛，难道不是因为学者不知道心传的要领，而滞留在言语之间吗？或许失之毫厘，那么谬误将多得说不完呢？又何况此后过了几十年，在残破的编次和坠落的简册之余零星拾取，传诵道说，玉石不分，却认为真能完全得到精微严密的义理，这也太错误了。虽然如此，先生的学问，其大要还是可以知道的。读这本书的人，如果能以主敬来确立根本，以穷理来增进知识，使根本确立而知识更加明晰，知识精微而根本更加稳固，那么在日常用度之间，就将能够有所得于先生的心意，而对于可疑与可信的传承可以坐而判断了。此外各家所抄录的还很多，大都是割裂补缀，不再是原来的篇章。将来如果得到它们的来源，应当再拿出来附在今天的目录之后，如果没有，也将去除重复，另外编为外书，以等待后来的君子罢了【程氏遗书后序】

右边附录一卷，说明道先生行状之类的文章共八篇，伊川先生祭文一篇，奏状一篇都是原文，无可议论的。唯独伊川先生行事的本末，当时没有论述著作，我曾经窃取实录所记载的，文集内外书所载的，以及其它可以考证的书，按先后次序编排，作为年谱。既然不敢以己意形容，又不能保证没有谬误，所以在每件事之下，都系上它的来源。现在也擅自取来著录在篇中，合为一卷，附在二十五篇之后。唉！学者考察言辞以求其心意，考察事迹以观其效用，从而有所自得，那么师道的传承，大概差不多吧【程氏遗书附录后序】

右边是《程氏外书》十二篇，我所编排的，可以缮写。起初我编排《程氏遗书》二十五篇，都是各位门人当时记录的。全书足以纠正俗本纷乱更改的谬误，而对于二先生的言语，则不能没有遗漏。于是从各种集录中选取，参伍相除，得到这十二篇，作为《外书》。先生的言语，并非有

译精粗的差异，而这两部书都不是出自同一人之手，其内容的深浅、文笔的工拙，又不能用同一标准来一概而论。所谓《外书》的名称，只是因为所收录的内容驳杂，或许无法审察其来源。相对于前一部书，学者尤其应当精心选择并审慎采纳其中的内容。

译上面是上蔡先生的语录三篇。先生姓谢，名良佐，字显道，在程颢、程颐兄弟门下求学，意志坚定，努力践行。在跟随学习的各位先生中，他的见解最为卓越。他有《论语说》流传于世，而这本书流传的却很少。我起初从友人括苍吴任那里得到抄本一篇【题为《上蔡先生语录》】，后来得到吴中刻本一篇【题为《逍遥先生语录》，陈留江续作的序说，这是从先生的侄孙少卿伋以及天隐的儿子希元那里得到的】。这两家的书，都是温陵曾恬天隐所记录。最后从胡文定公的侄子籍溪先生那里得到胡氏家藏抄本两篇【题为《谢子雅言》】。总共四篇书，互相参校。胡氏上篇五十五章，记录胡文定公的问答，都是其他书所没有的，而且提纲挈领，指示学者用力的地方，也卓越非凡，不是其他书所能比及的。下篇四十七章，与刻本、吴氏本大致相同，但有时有小差异，大概是增删了曾氏的记录而更加精要。于是依照原来的本子定为两篇，并且把曾氏本的话以及吴氏本的异同之处附在下面，以备参考。唯独刻本所增加的一百多章，有的失去了本意，混杂了其他书的内容。其中特别严重的五十多章，甚至诋毁程氏以助长佛学，直接用“或者”来称呼程氏，而用“予曰”来自起其辞，都是荒诞无根，不是先生应该说的话，也不符合问答记录的体裁。我怀疑是近世学佛的人私下窃取而成，用来抬高他们的学说，偶然出自曾氏杂记异闻的说法，而传播的人没有深入考察，于是附会在先生名下。流传久远，疑惑误导后学，使先生得罪于程夫子，而曾氏得罪于先生，一定是这本书造成的。所以我私下不知道自己的固陋，擅自删去并断绝了这些内容。虽然可能被加上僭越妄动的罪名，也不敢推辞。其余那些失去本意、混杂其他书内容严重的，也大多删去，而得到先生遗言三十多章，另为一篇。但是记录不精，仅存大概，不再像前篇那样了。总共定著的书三篇，已经校定可以抄写，于是论述其中的原因，附在后面，以等待有道的君子考察选择【《谢上蔡语录后序》】

我前些年校定上蔡先生语录三篇，还没来得及定稿，就被别人传走，于是在赣上刻印。我心里常常遗憾。近来因为闲暇，又校订了这个本子，但也不敢自以为可以流传。于是想到往日删去刻本五十多章，只是以理推测知道决不是先生的话，起初并没有确凿的证据，也不知道它究竟出自何人之手。后来籍溪胡先生入京，在他的学生吕祖谦那里得到江民表《辨道录》一篇，读之则发现以前删去的五十多章，首尾次序没有一字之差，然后才知道是江公所著，而不是谢氏的话，更加明白。江公的品行节操，固然被当世推崇，而陈忠肃公也曾称赞他论明道先生有足目相应的言语，大概也略知吾道值得尊崇。但他这样说，难道是差之毫厘则谬以千里，必然导致而不能停止的吗？于是写下来自我警戒，并且示给读者，使不要怀疑旧传的谢先生与胡文定公的手札，现在一并选取其精要的话，附在三篇之后【《谢上蔡语录后序》】

淳熙乙未年夏天，东莱吕伯恭从东阳来，经过我的寒泉精舍，停留了十天，一起读周子、程子、张子的书，感叹其广大宏博，好像没有边际，而担心初学者不知道从哪里入手。于是共同选取那些关乎大体而切于日常用处的内容，编成这本书，总共六百一十二条，分十四卷。大概凡是学者求端、用力、处己、治人的要点，以及辨别异端、观察圣贤的大略，都粗略地看到了梗概，以此作为穷乡晚进，有志于学而没有明师良友先后引导的人，如果得到这本书而用心玩味，也足以得其门而入。这样，然后寻求四君子的全书，沉潜反复，优柔厌饫，以达到博而反诸约，那么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大概就能尽得之。如果怕烦劳、安于简便，以为取足于此就可以，那就不是今天编纂这本书的意思了【《书近思录后》】

凡是礼都有本有文。从它施于家的方面来说，名分的坚守，爱敬的实质，是本。冠婚丧祭，仪章度数，是文。其本，有家庭日常之常礼，固然不可以一天不修。其文，又都是用来纪纲人道之终始。虽然实行有时，施行有所，但如果平时不讲解明白，不练习熟练，那么在临事之际，也就无法合宜应节，所以不可以一天不讲解且练习。三代之际，礼经完备。但是存在于现在的，宫庐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节，都已经不适合于世。世上的君子，虽然有的斟酌古今之变，改为一时之法，但也有的详有的略，没有折衷。甚至有的遗其本而务其末，缓于实而急于其文。自有志好礼之士，尚且不能举其要，而困于贫困的人，尤其担心最终不能达到礼。我的愚见，大概两病都有。所以曾经独自观察古今之籍，因其大体不可变者，而稍加损益于其间，以为一家之书。大抵谨名分，崇爱，以为之本

译等到具体实施的时候，就又要略去浮华的辞藻，崇尚根本的实质，以此暗自契合孔子追随先进弟子的遗志。我真诚地希望能与志同道合的人士深入研讨并努力践行，或许古人修身齐家的道理、慎终追远的心意，还能够重新显现，而对于国家敦厚教化、引导百姓的意图，也或许能有一点小小的补益。

译先正温国司马文正公接受诏令编集《资治通鉴》，书成之后，又摘录其中的精要语句，另外编成目录三十卷，一并呈上。晚年他担心原书过于详尽，目录又过于简略，于是又撰写《举要历》八十卷，以取适中，但未能完成。到了绍兴初年，已故侍读南阳胡文定公才开始依据司马光遗留的草稿，修成《举要补遗》若干卷，这样文字更加简练而史事更加完备了。然而过去我从他家中得到此书并伏案研读，仍暗自惭愧自己记忆力不强，不能掌握其纲要并推究其详实之处。因此我曾不自量力，便与志同道合的人依据两位先公的四部著作，另立体例，增删删减，编成这部书。大概是用纪年作为每年的开端【在逐年之上行之外，书写某甲子，遇到甲字、子字就用朱笔书写以作区别，即使没有大事也依照《举要》来备录年份】，并依据年份来彰显正统【凡是正统的年份，在年份之下大字书写；非正统的则分两行小字注释】，用大字书写来提挈纲要【凡是正文有大字书写的，有正例，有变例。正例如朝代的始终兴废、灾异祥瑞的沿革以及号令征伐、杀生除拜等重大事件；变例如不属于正例，但善行可作法则、恶行可作警戒的，都特别书写】，用分注来完备言辞【凡是分注，有追溯其起端的，有顺述其结局的，有详细陈述其事迹的，有完备记载其言论的，有通过始终来显现的，有通过任免来显现的，有通过事类来显现的，有通过家世来显现的，有司马光所确立的言论、所采纳的议论，有胡氏所收录的说法、所撰写的评论，而两位先公遗留的以及近世大儒先生折衷的言论，现在也颇加采录附在其中】，使得年份的久远与接近、国家正统的离合、言辞事迹的详略、议论的同异，贯通明晰，如同指掌般清楚，命名为《资治通鉴纲目》，共若干卷，收藏在衣箱中，暂且供私人查阅，以备遗忘罢了。至于两位先公著述的本意，那是我不敢企及的。虽然如此，年份周流于上，天道就明晰了；正统确立于下，人道就安定了；大纲概略地举出，鉴戒就昭著了；众目完全展开，细微之处就显明了。这就是凡是致力于致知格物的学者，也将对此感慨有所触动，而两位先公的志向或许差不多可以默然心领了。因此陈述其旨意，条例如此，列在篇首，以等待后来的君子。乾道壬辰年夏四月甲子日，新安朱某谨书【资治通鉴纲目叙】

右边是《楚辞集注》八卷，现在校定的目录如上。大概自从屈原作《离骚》，南方的国家尊崇它，名篇相继创作，统称为《楚辞》。大体上都效法屈原的意旨，而《离骚》最为深远。我私下曾议论：屈原为人，他的志向品行虽然有时过于中庸，不可以作为法则，但都出于忠君爱国的诚心。屈原著书，他的言辞虽然有时流于跌宕怪异、怨恨激愤，不可以作为训诫，但都产生于缠绵悱恻、悲痛不能自抑的至诚之意。虽然他不曾向北方学习，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独自驰骋于变风变雅的末流，所以纯正的儒士有时羞于称引他。然而假使世上被放逐的臣子、被屏弃的子弟、怨恨的妻子、离弃的妇女，在下流泪吟咏，而他们所依靠的人幸好能听到，那么在彼此之间，天性民彝的善端，难道不足以相互激发，而增加三纲五典的重任吗？这就是我之所以每每体味他的话，而不敢直接把他看作词人的赋作的原因。然而自从屈原创作这些辞赋，到汉代不久，解说者就已经失去了它的旨趣。如太史公，大概也不能免，而刘安、班固、贾逵的书，世间又不再流传。等到隋唐之间作训解的，还有五六家，又有僧人道骞，能读楚声，现在也散佚不复存在，无法验证他们说法的得失。而只有东京王逸的章句，与近世洪兴祖的补注，并行于世。它们在训诂名物方面，已经详细了。但是王书在取舍方面，以及题号离合方面，多有可议论之处，而洪兴祖都不能有所纠正。至于大义，又都不曾沉潜反复、嗟叹咏歌，来探寻其文词旨意的出处，而急于取喻立说、旁引曲证，来强行附会于已经发生的事，因此有的因迂腐滞涩而远离性情，有的因迫切而损害义理。使得屈原所表达的抑郁不得伸张于当年的，又在后世晦暗不明而不见昭雪。我对此更加有所感慨。在疾病呻吟的闲暇，依据旧编，粗略加以删改，定为《集注》八卷，希望读者得以在千年之上见到古人，死者可作，又足以知道千年之下有了解我的人，而不遗憾于后来者不能听闻。唉，这难道容易与俗人谈论吗【楚辞集注序】

右边是《楚辞后语》目录，依据晁氏所集的《录续》《变》二书刊补定著，共五十二篇。晁氏写这本书，固然侧重于辞采，但也不得不兼顾义理。现在沿袭他的旧例，那么考察辞采应当更加精审，选择义理应当更加严格了。这就是我为何兢兢业业不得不谨慎的原因。大概屈子是穷困时呼天，疾痛时呼父母的言辞。所以现在想要选取并让他继承的，必定是出于幽忧穷蹙、怨慕凄凉之意的，才算是得到了他的余韵；而宏大衍丽壮观、欢快惬意的言语，应当不能参与其中。至于论及等级，又必定以无

译内心与作品精神契合的才最为珍贵。如果有这样的作品，那么即使作者身处偏远或地位低微，也应当汲引并推举他；一旦有意去寻求形似，那么即使逼真如扬雄的《羽猎赋》之类，也不得不取用罢了。至于其中的义理，首篇所引用的荀子的话，旨意深切，声调铿锵。身为君主的人，如果真能让人早晚讽诵，不离身边，像卫武公的《抑》《戒》那样，那么那些入耳而铭心的效果，难道仅仅是广厦细毡、名师劝诵的好处而已吗？这确实是我眷眷不忘的原因。至于高唐神女、李姬、洛神之类，它们的辞藻似乎不可废弃，但都被舍弃不收录，这是用义理来裁断，认定它们是违背礼法的罪人。高唐赋的结尾虽然有“恩惠万方，担忧国害，开启圣贤辅佐不足”这样的话，也不过是屠夫礼佛、歌妓读礼罢了，这怎能不成为取笑的材料，又有什么讽谏的意义呢？至于息夫躬、柳宗元不被舍弃，晁氏已经说过了。至于扬雄，还没有人议论他的罪过，但我独认为他失节，也是蔡琰一类的人。然而蔡琰还知道羞愧而自我责备，如果扬雄反而讥讽前代贤哲来自我文饰，就更不应该与蔡琰相比了。现在都收录他们，难道不是因为蔡琰母子之间没有断绝人伦之道，而对于扬雄则是想借《反骚》来彰显苏氏、洪氏的贬斥之词，以昭示天下的大戒吗？陶渊明的辞赋，晁氏认为是中和之气的抒发，这里不认为如此，只是因为它属于古赋的流派而取用，这是对的。况且从他自称晋臣，以侍奉二姓为耻来说，他的心意也不可不悲。将他列在此处，又有什么可疑的呢？至于篇末，特意记载张夫子、吕与叔的话，大概又是为了告诉那些游艺于此的人，使他们知道学问有根本，从而反求诸己，那么文章就有不值得做的了。其余细微的文辞和琐碎的义理，又各自附见于本篇，这里来不及全部记载了。

译南安的韩文，出自莆田方氏，近世号称是善本，我读后相信确实如此。然而仍遗憾它没有完全记载各版本的异同，而大多折衷于三个版本。推究这三个版本被信任的原因，杭州本、蜀本因为出自旧阁，官本因为出自官府，它们被信任是理所当然的。像欧阳修所说的，韩文的印本起初未必有误，大多是被校勘者随意改动，比如像罗池碑将“步”改为“涉”，田氏庙将“天明”改为“王明”之类。看他自己说在儿童时从随州李氏得到蜀本韩文，计算其年代应当在天禧年间中期，而且那本书已经残缺脱略，那么它摹印的日子与祥符年间的杭州本，大概不知道谁先谁后，而嘉祐年间的蜀本又是其后代了。然而他还说三十年来，听说有人有善本，一定寻求并改正它，那么本来就不曾一定以旧本为正确而全部遵从它。至于秘阁的官书，也是民间所献，掌管故典的令史所抄录，而当时馆阁职官所校勘的罢了。它所流传的，难道真是作者的手稿，而校正它的人难道都是刘向、扬雄之类的人吗？读者应当选择文理意义好的而遵从它，不应当只以地位声望为重轻。况且韩愈写文章，虽然以极力去除陈词滥调为要务，而又一定以文从字顺，各自适合其职为贵。读者如果不能掌握这个标准，那么其文理意义本来就有不容易说清楚的。因此我对于这本书，姑且考察各版本的异同而兼存它们，以等待阅览者自己选择。我微小的妄意，虽然有时私下有所怀疑，但不敢偏废任何一方【韩文考异序】

这个文集现在的版本大多不同，只有近年南安军所刊刻的方氏校定本号称精善，另外有《举正》十卷，论述其取舍的理由，又是其他版本所没有的。然而它的取舍以祥符杭州本、嘉祐蜀本以及李谢所依据的馆阁本为定准，而尤其尊崇馆阁本。虽然有错误，往往曲意顺从；其他版本虽然好，也抛弃不收录。至于《举正》，则又条例多而言辞少，阅览者或许大多不能明白。所以现在就依据他的书重新校定，全面考察众本的异同，而一律以文势、义理以及其他书籍可以验证的来决定。如果是正确的，那么即使是民间新出的小本，也不敢违背；如果有不安妥的地方，那么即使是官本、古本、石本，也不敢相信。又各自详细记载其所以然的原因，作为《考异》十卷，希望取舍不够完善的地方，阅览者得以参酌比较而删改【书韩文考异前】

我阅读近代的文集以及记事的书籍，看它们所记载的本朝名臣言行的事迹，大多对世教有补益。然而因为它们散出而没有统绪，既不能彻底看到始终表里的全貌，而又混杂在虚浮诡诞的说法中，我曾经对此感到忧虑。于是摘取它们的要点，聚集为此书，以便记诵阅览。尚且遗憾书籍不完备，多有遗缺，以后有所获得，应当继续书写【八朝名臣言行录序○以上文集二十七条】

御纂朱子全书卷五十六

<子部,儒家类,御纂朱子全书>

钦定四库全书

御纂朱子全书卷五十七

道统六

训门人【已见前卷，为学内的不再重复】

问：在未发之初进行涵养，使不善的苗头随即消解，就容易用力；如果在已发之后，就难以控制。回答说：“圣贤的言论，正是要在已发之处加以控制。”只有子思说：“喜怒哀乐没有发作，叫做中。”孔孟教导人，大多从已发之处说起。未发时固然应当涵养，难道已发后就不管了吗？德明说：“这里最难。”于是举出张载“战退之”的说法说：“这也不难，只要明白一个善恶。每天遇事必须体验，见到是善，就顺从并保养，自然就不肯走向恶去。”第二天又说：“虽然是在未发时涵养，源头清澈则水流清澈；然而源头清澈却未见得被他流出来时，已经是浑浊了。必须因为水流的浑浊，来验证源头的不清澈，就在本源处处理。没有源头浑浊而水流能清澈的，也没有水流浑浊而源头清澈的。”现在的人大多是偏重了，只是在未发时涵养罢了，已发的失误却不能控制。这是有得于静，而无得于动；只知道控制已发，而在未发时不能涵养，这是有得于动，而无得于静【以下训廖子晦德明】

德明问编撰祭礼，应当依据先生的指示，以《仪礼》为经，戴圣的《礼记》为传，以《周礼》作旁证。回答说和《通典》一样，必须看其中，却又议论更革的地方。话完，却说：“子晦正好暂且做切身的功夫，只管在外面的文字上走，支离杂乱，不济事。”孔子说：“操持则存在，舍弃则灭亡。”孟子说：“学问之道，没有别的，只是求取放失的本心罢了。”必须如此做家计。程颐说：“心要在腔子里，不可向外驰骋。”这个心必须是管住它才行。比如曾子在礼上，细微之处无不理会过，当他告诉孟敬子时，却说：“容貌举止庄重，就远离粗暴傲慢了；脸色端正，就接近诚信了；言语语气得体，就远离鄙陋悖逆了；笾豆等祭祀器具的事，则有司职的人存在。”必须有缓急先后的次序，必须有本末，必须将操持存养的功夫作为根本，然后逐段逐义去编撰，才有益处。必须有伦次，只管支离杂乱地编撰都不成事。去践行有余力，才来学习文献。立志于道，依据于德，依循于仁，然后游习于技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