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纂朱子全书卷三十五
音之所当，又欲使歌者知作诗之法度也。问豳之所以为雅为颂者，恐是可以用雅底腔调，又可用颂底腔调否？曰：恐是如此，某亦不敢如此断，今只説恐是亡其二。
译音乐所应当遵循的，又想让歌唱的人知道作诗的法则和制度。问《豳》之所以既是雅又是颂的原因，恐怕是可以用雅的曲调，又可以用颂的曲调吗？回答说：恐怕是这样的，我也不敢这样断定，现在只说恐怕是亡失了其中两种。
旧曽有一老儒，郑渔仲，更不信小序，只依古本，与叠在后面。某今亦只如此，令人虚心看正文，乆之，其义自见。盖所谓序者，类多世儒之谈，不解诗人本意处甚多。且如“止乎礼义”，果能止礼义否？“桑中”之诗，礼义在何处？王徳脩曰：“他要存戒。”曰：“此正文中无戒意，只是直述他滛乱事耳。”若“鹑之奔奔”相防等诗，却是讥骂，可以为戒。此则不然。某今看得郑诗，自“叔于田”等诗之外，如“狡童”“子衿”等篇，皆滛乱之诗，而説诗者误以为刺昭公、刺学校废耳。卫诗尚可，犹是男子戏妇人。郑诗则不然，多是妇人戱男子，所以圣人尤恶郑声也。“出其东门”却是个识道理底人做。
林子武问：“诗者，中声之所止曰？这只是正风、雅、颂是中声，那变风不是？”伯恭坚要牵合，说是，然恐无此理。今但去读看，便自有那轻薄底意思在了。如韩愈説数句，其声浮且淫之类，这正是如此。
问诗中説兴处多近比曰然如关雎麟趾相似皆是兴而兼比然虽近比其体却只是兴且如关关睢鸠本是兴起到得下面説窈窕淑女此方是入题説那实事盖兴是以一个物事贴一个物事説上文兴而起下文便接説实事如麟之趾下文便接振振公子一个对一个説盖公本是个好底人子也好孙也好族人也好譬如麟趾也好定也好角也好及比则却不入题了如比那一物説便是说实事如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螽斯羽一句便是説那人了下靣宜尔子孙依旧是就螽斯羽上説更不用説实事此所以谓之比大率诗中比兴皆类此
比是以一物比一物，而所指之事常在言外。兴是借彼一物以引起此事，而其事常在下句。但比意虽切而却浅，兴意虽阔而味长。
诗之兴，全无巴鼻【振録云：多是假他物举起，全不取其义】后人诗犹有此体，如“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闲，忽如逺行客。又如髙山有厓，林木有枝。忧来无端，人莫之知。”“青青河畔草，绵绵思逺道。”皆是此体。
或问：「诗六义」注「三经三纬」之説曰：「三经是赋、比、兴，是做诗底骨子，无诗不有，才无则不成诗。盖不是赋便是比，不是比便是兴。如风、雅、颂，却是里靣横丳底都有赋、比、兴，故谓之三纬。」
器之问：“诗传分别六义，有未备处？”曰：“不必又只管滞却许多，且看诗意义如何。古人一篇诗，必有一篇意思，且要理防得这个。如《柏舟》之诗，只説到‘静言思之，不能奋飞’；《绿衣》之诗，说我思古人，实获我心’，此可谓止乎礼义。所谓‘可以怨’，便是喜怒哀乐▯而皆中节处。推此以观，则子之不得于父，臣之不得于君，朋友之不相信，皆当以此意处之。如屈原之怀沙赴水，贾谊言‘歴九州而相其君，何必懐此都也’，便都过当了。古人胷中发出意思自好，看着《三百篇》诗，则后世之诗多不足观矣。”
问：诗传説六义，以托物兴辞为兴，与旧説不同。曰：觉旧説费力，失本指。如兴体不一，或借眼前物事説将起，或别自将一物説起，大抵只是将三四句引起。如唐时尚有此等诗体，如「青青河畔草，青青水中蒲」，皆是别借此物兴起，其辞非必有感有见于此物也。有将物之无兴起自家之所有，将物之有兴起自家之所无。前軰都理防这个不分明，如何説得诗本指？只伊川也自未见得，看所説有甚广大处。子细看本指，却不如此。若上蔡，怕晓得诗。如云：「读诗须先要识得六义体面」，这是他识得要领处。
诗才说得宻便说他不着国史明乎得失之迹，这一句也有病。周礼、礼记中史并不掌诗，左传説自分晓，以此见得大序亦未必是圣人做，小序更不须説。他做小序不防寛説，每篇便求一个实事填塞了。他有寻得着底，犹自可通，不然便与诗相碍。那解底要就诗，却碍序；要就序，却碍诗。诗之兴是劈头説，那没来由底两句，下面方説那事，这个如何通解？郑声淫，所以郑诗多是淫佚之辞，狡童、将仲子之类是也。今唤做忽与祭仲，与诗辞全不相似，这个只似而今
译从前曾有一位老儒生郑渔仲，他更是不相信《小序》，只依据古本，将《小序》叠放在后面。我现在也只做这样，让人虚心阅读正文，久而久之，其中的义理自然显现。大概所谓的《序》，大多是后世儒者的议论，不理解诗人本意的地方很多。比如“止乎礼义”，果真能止于礼义吗？《桑中》这首诗，礼义在哪里？王德修说：“他是想存留警戒之意。”我说：“这正文中并没有警戒的意思，只是直接叙述他们淫乱的事情罢了。”像《鹑之奔奔》这类互相讥讽的诗，却是讥骂，可以当作警戒。但这（《桑中》）却不是这样。我现在看郑国的诗，除了《叔于田》等诗之外，像《狡童》《子衿》等篇，都是淫乱的诗，而解说《诗经》的人误以为是讽刺昭公、讽刺学校废弛。卫国的诗还可以，还是男子戏弄妇人。郑国的诗却不是这样，多是妇人戏弄男子，所以圣人尤其厌恶郑声。《出其东门》却是懂道理的人所作。
林子武问：“《诗》是‘中声之所止’吗？这只是正风、雅、颂是中声，变风不是吗？”伯恭坚持要牵强附会，说是，但我恐怕没有这个理。现在只要去读，便自有那轻薄的意味在其中了。像韩愈说的几句，其声音浮泛且淫靡之类，正是如此。
问：诗中说到“兴”的地方多接近“比”。答：是的，像《关雎》《麟之趾》相似，都是兴而又兼比。然而虽然接近比，其体制却只是兴。比如“关关雎鸠”本是兴起，等到下面说“窈窕淑女”，这才入题说那实事。盖兴是用一个事物贴合另一个事物来说，上文兴起，下文便接着说实事，像《麟之趾》下文便接着说“振振公子”，一个对一个说。盖公原本是个好人，子也好，孙也好，族人也好，譬如麟趾也好，定也好，角也好。至于比，却是不入题了，比如拿那一物来说，便是说实事，像“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螽斯羽”一句便是说那人了，下面“宜尔子孙”依旧是就螽斯羽上说，更不用说实事，这所以称为比。大抵诗中比兴都类似这样。
比是用一物比喻一物，而所指的事情常在言外。兴是借那一个事物来引起这件事，而这件事常在下句。只是比的意思虽然贴切却浅显，兴的意思虽然宽泛但意味深长。
诗的兴，全无关联【振录说：多是假借他物举起，全不取其义】，后人的诗还有这种体制，像“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又如“高山有崖，林木有枝。忧来无端，人莫知之。”“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都是这种体制。
有人问：“诗六义”注中“三经三纬”的说法。答：“三经是赋、比、兴，是做诗的骨子，没有诗不有的，才没有就不成诗。盖不是赋便是比，不是比便是兴。像风、雅、颂，却是里面横插的都有赋、比、兴，所以称为三纬。”
器之问：“《诗传》分别六义，有未完备的地方吗？”答：“不必又只管滞留在许多细节上，且看诗的意义如何。古人一篇诗，必有一篇的意思，且要理会得这个。像《柏舟》这首诗，只说到‘静言思之，不能奋飞’；《绿》这首诗，说我思念古人，确实符合我的心意，这可以说是止于礼义。所谓‘可以怨’，便是喜怒哀乐都合乎节度的地方。推此以观，那么儿子不被父亲理解，臣子不被君主理解，朋友之间不信任，都应当用这个意思来处理。像屈原怀抱沙石投水，贾谊说‘历九州而相其君，何必怀此都也’，便都过当了。古人胸中发出的意思自然好，看着《三百篇》诗，那么后世的诗大多不值得观看了。”
问：《诗传》说六义，以托物兴辞为兴，与旧说不同。答：觉得旧说费力，失去了本旨。像兴的体制不一，有的借眼前事物说起，有的另外拿一个事物说起，大抵只是用三四句引起。像唐代还有这种诗体，像“青青河畔草，青青水中蒲”，都是另外借这事物兴起，其辞并非必定有感有见于此物。有的用事物之无兴起自家之所有，用事物之有兴起自家之所无。前辈都理会这个不分明，如何说得清诗的本旨？只是伊川也自己没看见，看所说的有什么广大处。仔细看本旨，却不是这样。至于上蔡，怕晓得诗。像他说：“读诗须先要识得六义的体面”，这是他识得要领的地方。
诗才说得密便说他不着。国史明乎得失之迹，这一句也有毛病。《周礼》《礼记》中史并不掌管诗，《左传》说得很分明，由此可以看出大序也未必是圣人做的，小序更不必说。他做小序不放宽说，每篇便求一个实事填塞进去。他找得着的，还通得过去，不然便与诗相碍。那解释的要就诗，却碍序；要就序，却碍于诗。诗的兴是劈头说，那没来由的两句，下面才说那事，这个如何通解？郑声淫邪，所以郑诗多是淫佚之辞，像《狡童》《将仲子》之类是也。现在叫做忽与祭仲，与诗辞全不相似，这只像如今
闲泼曲子，南山有台等数篇是燕飨时常用底，叙宾主相好之意，一似今人致语。又曰：诗小序不可信。而今看诗有诗中分明説是某人某事者，则可知其他不曾説者，而今但可知其説此等事而已。韩退之诗曰：春秋书王法，不诛其人身。
译《闲泼》等曲子，以及《南山有台》等几篇，是燕飨时常用的，叙述宾主相好的意思，很像今人的致语。又说：《诗》的小序不可信。如今看《诗》，有诗中分明说是某人某事的，那么就可以知道其他没有说的，现在只知道它说这类事情罢了。韩愈的诗说：“《春秋》书写王法，不诛杀当事人。”
诗序，东汉《儒林传》分明説道是卫宏作。后来经意不明，都是被他壊了。某又看得，亦不是卫宏一手作，多是两三手合成。一序愈説愈疎。浩云苏子由却不取小序，曰：「他虽不取，下靣言语留了，上一句便是病根。」伯恭专信序，又不免牵合。伯恭凡百长厚，不肯非毁前軰，要出脱回防，不知道只为得个解经人，却不曾为得圣人本意。是便道是不是，便道不是，方得。
因论诗歴言小序大无义理皆是后人杜撰先后增益凑合而成多就诗中采摭言语更不能▯明诗之大旨才见有汉之广矣之句便以为德广所及才见有命彼后车之言便以为不能饮食教载行苇之序但见牛羊勿践便谓仁及草木但见戚戚兄弟便谓亲睦九族见黄耉台背便谓飬老见以祈黄耉便谓乞言见介尔景福便谓成其福禄随文生义无复伦理卷耳之序以求贤审官知臣下之勤劳为后妃之志事固不伦矣况诗中所谓嗟我懐人其言亲昵太甚宁后妃所得施于使臣者哉桃夭之诗谓婚姻以时国无鳏民为后妃之所致而不知其为文王刑家及国其化固如此岂专后妃所能致耶其他变风诸诗未必是刺者皆以为刺未必是言此人必傅防以为此人桑中之诗放荡留连止是滛者相戱之辞岂有刺人之恶而反自陷于流荡之中子衿词意轻儇亦岂刺学校之辞有女同车等皆以为刺忽而作郑忽不娶齐女其初亦是好底意思但见后来失国便将许多诗尽为刺忽而作考之于忽所谓淫昏暴虐之类皆无其实至遂目为狡童岂诗人爱君之意况其所以失国正坐柔懦阔踈亦何狡之有幽厉之刺亦有不然甫田诸篇凡诗中无诋讥之意者皆以为伤今思古而作其他谬误不可胜説后世但见诗序巍然冠于篇首不敢复议其非至有解説不通多为饰辞以曲防之者其误后学多矣大序却好或者谓补凑而成亦有此理书小序亦未是只如尧典舜典便不能通贯一篇之意尧典不独为逊舜一事舜典到歴试诸艰之外便不该通了其他书序亦然至如书大序亦疑不是孔安国文字大抵西汉文章浑厚近古虽董仲舒刘向之徒言语自别读书大序便觉輭慢无气未必不是后人所作也
诗序实不足信。向见郑渔仲有《诗辨妄》，力诋《诗序》，其闲言语太甚，以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亦疑之，后来子细看一两篇，因质之《史记》《国语》，然后知《诗序》之果不足信。因是看《行苇》《宾之初筵》《抑》数篇序与诗全不相似，以此看其他《诗序》，其不足信者煞多。以此知人不可乱説话，便都被人看破了。诗人假物兴辞，大率将上句引下句，如《行苇》“勿践履，戚戚兄弟”“莫逺具尔”，行苇是比兄弟，“勿”字乃兴，“莫”字此诗自是饮酒防賔之意。序者却牵合作周家忠厚之诗，遂以《行苇》为仁及草木。如云酌以大斗，以祈黄耉”，亦是欢合之时祝夀之意。序者遂以为飬老乞言，岂知“祈”字本只是祝颂其髙寿，无乞言意也。《抑》诗中闲煞有好语，亦非刺厉王，如“于乎小子”，岂是以此指其君？兼厉王是暴虐大恶之主，诗人不应不述其事实，只説谨言节语。况厉王无道，谤讪者必不容，武公如何恁地指斥曰“小子”？《国语》以为武公自警之诗，却自可信。大率古人作诗与今人作诗一般，其闲亦自有感物道情，吟咏情性，几时尽是讥刺他人？只縁序者立例，篇篇要作美刺説，将诗人意思尽穿凿坏了。且如今人见人才做事，便作一诗歌美之，或讥刺之，是甚麽道理？如此一似里巷无知之人，胡乱称颂谀説，把持放雕。何以见先王之泽？何以为性情之正？《诗》中数处皆应荅之诗，如《天保》乃与《鹿鸣》为唱荅，《行苇》与《既醉》为唱荅，《蟋蟀》与《山有枢》为唱荅。唐自是晋未改号时国名，自序者以为刺僖公，便牵合谓此晋也而谓之唐，乃有尧之遗风。本意岂因此而谓之唐？是皆凿説。但《唐风》自是尚有勤俭之意，作诗者是一个不敢放懐底人。説“今我不乐，日月其除”，便又説“无已太康，职思其居”。到《山有枢》是荅者，便谓“子有衣裳，弗曳弗娄，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子有钟鼓，弗鼓弗考，
译《诗序》一事，东汉《儒林传》明确说是卫宏所作。后来经义不明，都是被他破坏了。我又考察发现，也不是卫宏一人所作，多是两三个人合编而成。一个序越解释越疏远。浩云说苏子由却不采纳小序，说：“他虽然不采纳，下面的言语却留下了，上一句便是病根。”伯恭专门相信序，又不免牵强附会。伯恭凡事宽厚，不肯非议前辈，想要为前人开脱，却不知道只是为了做一个解经的人，却没有领会圣人的本意。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这样才行。
因为讨论《诗经》，历来说小序大多没有义理，都是后人杜撰，先后增益凑合而成，多是从诗中摘取言语，更不能阐明《诗》的大旨。才见到“有汉之广矣”的句子，就认为是德广所及；才见到“命彼后车”的话，就认为是不能饮食教载；《行苇》的序，只见到“牛羊勿践”，就说是仁及草木；只见到“戚戚兄弟”，就说是亲睦九族；见到“黄耉台背”，就说是养老；见到“以祈黄耉”，就说是乞言；见到“介尔景福”，就说是成其福禄。随文生义，毫无伦理。《卷耳》的序，以求贤审官、知臣下之勤劳作为后妃的志向，事情本来就不伦不类，何况诗中所谓“嗟我怀人”，其言语亲昵太过，难道是后妃能对使臣说的吗？《桃夭》的诗，说婚姻以时、国无鳏民是后妃所致，却不知道那是文王刑家及国，其教化本来如此，难道专是后妃所能致吗？其他变风诸诗，未必是讽刺的，都认为是讽刺；未必是说此人，必牵强附会认为是此人。《桑中》的诗，放荡留连，只是淫者相戏之辞，哪有讽刺人之恶而反自陷于流荡之中的？《子衿》词意轻浮，也难道是讽刺学校的辞？《有女同车》等，都认为是讽刺郑忽而作，郑忽不娶齐女，其初也是好的意思，但见到后来失国，便将许多诗尽作为讽刺郑忽而作。考察郑忽，所谓淫昏暴虐之类，都没有事实，至于遂目为狡童，难道是诗人爱君之意？况且他所以失国，正坐柔懦阔疏，又有什么狡诈？讽刺幽厉的诗，也有不然的。《甫田》诸篇，凡诗中无诋讥之意的，都认为是伤今思古而作。其他谬误不可胜说。后世只见到诗序巍然冠于篇首，不敢再议其非，至有解释不通的，多为饰辞以曲解之，其误导后学多了。大序却好，有人说补凑而成，也有此理。《书》的小序也不对，只如《尧典》《舜典》，便不能通贯一篇之意。《尧典》不独为逊舜一事，《舜典》到“歴试诸艰”之外，便不该通了。其他《书》序亦然。至于《书》大序，也疑不是孔安国文字。大抵西汉文章浑厚近古，虽董仲舒、刘向之徒，言语自别。读《书》大序，便觉软慢无气，未必不是后人所作。
《诗序》实在不足信。以前见到郑渔仲有《诗辨妄》，极力诋毁《诗序》，其中言语太过，认为都是村野妄人所作。起初也怀疑，后来仔细看一两篇，因质问《史记》《国语》，然后知道《诗序》果然不足信。因此看《行苇》《宾之初筵》《抑数篇序与诗全不相似，以此看其他《诗经》序，其不足信者很多。由此知道人不可乱说话，便都被人看破了。诗人假物兴辞大率将上句引下句，如《行韦》“勿践履，戚戚兄弟”“莫远具尔”，行苇是比兄弟，“勿”字是兴，“莫”字此诗自是饮酒会宾之意。序者却牵合作周家忠厚之诗遂以《行苇》为仁及草木。如说“酌以大斗，以祈黄耉”，也是欢合之时祝寿之意。序者遂以为养老乞言，岂知“祈”字本只是祝颂高寿，无乞言意。《抑》诗中闲煞有好语，也不是刺厉王，如“于乎小子”，难道以此指其君？兼厉王是暴虐大恶之君主，诗人不应不述其事实，只说谨言节语。况且厉王无道，谤讪者必不容，召穆公如何这样指斥曰“小子”？《国语》认为是召穆公自警之诗，却自可信。大抵古人作诗与今人作诗一般，其中亦自有感物道情，吟咏情性，何曾尽是讥刺他人？只缘序者立例，篇篇要作美刺说，将诗人意思尽穿凿坏了。且如现在人见人才做事，便作一诗歌美之，或讽刺之，是什么道理？如此一似里巷无知之人，胡乱称谀说，把持放刁。何以见先王之泽？何以为性情之正？
《诗经》中数处皆是应答之诗，如《天保》乃与《鹿呜》为唱答，《行苇》与《既醉》为唱答，《蟋蟀》与《山有枢》为唱答。唐自是晋未改号时国名，自从序者以为刺僖公，便牵强附会谓此晋也而谓之唐，乃有尧之遺风。本意岂因此而谓之唐？都是凿说。但《唐风》自是尚有勤俭之意，做诗者是一个不敢放怀的人。说“今我不乐，日月其除”，便又说“无已太康，职思其居”。到了《山有枢》是答者，便谓“子有衣裳，弗曳弗缕，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子有鐘鼓，弗鼓弗考，
宛其死矣，他人”是保，这是荅他不能享些快活，徒恁地苦涩。诗序亦有一二有凭据，如清人《硕人》、《载驰》诸诗是也。昊天有成命，中説成王不敢康，成王只是成王，何须牵合作成王业之王？自序者恁地附防，便谓周公作此以告成功。他既作周公告成功，便将成王字穿凿説了。又几曾是郊祀天地？被序者如此説，后来遂生一塲事端，有南北郊之事。此诗自説「昊天有成命」，又不曾説着地，如何説道祭天地之诗？设使合祭，亦须几句説及后土。如汉诸郊祀诗，祭某神便説某事，若用以祭地，不应只説天不説地。东莱诗记却编得子细，只是大本已失了。更说甚麽？向尝与之论此，如清人《载驰》一二诗可信。渠却云：「安得许多文字证据？」某云：「无证而可疑者，只当阙之，不可据序作证。」渠又云：「只此序便是证。」某因云：「今人不以诗说诗，却以序解诗，是以委曲牵合，必欲如序者之意，宁失诗人之本意，不恤也。」此是序者大害处。
译他死得那样凄惨，别人却安然无恙，这是回答他不能享有些许快乐，白白地如此苦涩。《诗序》中也有一两条是有凭据的，比如《诗经·齐风》中的《硕人》、《载驰》等诗就是如此。《昊天有成命》一诗中，解说成王不敢安逸享乐，这里的成王只是指周成王本人，何必牵强附会地解释为成就王业之王？既然作序的人如此附会，便说周公作此诗以宣告功业完成。他既然说是周公宣告成功，便将“成王”二字穿凿附会地解释了。这又哪里是祭祀天地呢？被作序的人如此解说，后来便引发了一场事端，产生了南北郊祀的争议。这首诗自己说“昊天有成命”，又未曾提及地，怎么能说是祭祀天地的诗呢？假使是合祭天地，也必须有几句话提及后土。比如汉代的诸郊祀诗，祭祀某位神就讲某件事，如果用来祭地，就不应该只说天而不说地。吕祖谦的《东莱诗记》编撰得虽然详细，只是根本宗旨已经丢失了。还说什么呢？我曾经和他讨论过这个问题，比如《诗经·齐风》中的《载驰》等一两条诗是可以相信的。他却说：“哪里有那么多的文字证据？”我说：“没有证据而可疑的，只应当存疑不论，不可依据《诗序》作为证据。”他又说：“只有这《诗序》便是证据。”我于是说：“现在的人不用诗本身来解说诗，却用《诗序》来解释诗，因此委曲牵强地附会，一定要符合作序者的意思，宁可失去诗人的本意，也不顾惜。”这是《诗序》最大的害处。
问：诗传多不解诗序，何也？曰：某自二十歳时读诗，便觉小序无意义。及去了小序，只翫味诗词，却又觉得道理贯彻。当初亦尝质问诸乡先生，皆云序不可废，而某之疑终不能释。后到三十岁，断然知小序之出于汉儒所作，其为缪戾，有不可胜言。东莱不合，只因序讲解，便有许多牵强处。某尝与言之，终不肯信。读诗记中，虽多说序，然亦有说不行处，亦废之。某因作诗传，遂成诗序辨説一册，其他缪戾辨之颇详。
问先生：“说诗率皆叶韵，得非诗本乐章，播诸声诗，自然叶韵方谐律吕？其音节本如是耶？”曰：“固是如此。然古人文章亦多是叶韵。”因举《王制》及《老子》叶韵处数叚。又曰：“《周颂》多不叶韵，疑自有和底篇相叶。‘清庙之瑟，朱▯而疏越，一唱而三叹’，‘叹’即和声也。”
诗之音韵，是自然如此。这个与天通，古人音韵寛，后人分得宻，后隔开了。《离骚》注中▯两个例，在前：「朕皇考曰伯庸，庚寅吾以降【洪】又重之以脩能【耐】纫秋兰以为佩。后人不晓，却谓只此两韵如此。某有《楚词》叶韵作，子厚名字刻在漳州。
或问呉氏叶韵何据？曰：他皆有据。泉州有其书，每一字多者引十余证，少者亦两三证。他説元初更多，后删去，姑存此耳。然犹有未尽，因言：“商颂天命降监下民，有严不僭不滥，不敢怠遑。”呉氏云：“严字恐是荘字，汉人避讳改作严字。”某后来因读《楚辞·天问》，见严字都押入刚字、方字去，又此闲乡音严作户刚反，乃知严字自与遑字叶。然呉氏岂不曾看《楚辞》？想是偶然失之。又如：“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每有良朋，烝也无戎。”吴氏复疑“侮”当作“防”，以叶“戎”字。某却疑古人训“戎”为“汝”，如“以佐戎”、“辟戎”，虽“小子则戎”，“汝”音或通。后来读《常武》诗：“有云南仲，太祖太师，皇父整我六师，以脩我戎”，则与“汝”叶明矣。
器之问诗曰：「古人情意温厚寛和，道得言语自恁地好。当时叶韵，只是要便于讽咏而已。到得后来，一向于字韵上严切，却无意思。汉不如周，魏晋不如汉，唐不如魏晋，本朝又不如唐。如元微之、刘禹锡之徒，和诗犹自有韵相重密。本朝和诗便定，不要一字相同。不知却愈壊了诗。」
读诗之法，且如「白华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逺，俾我独兮」，盖言白华与茅尚能相依，而我与子乃相去如此之逺，何哉？又如「倬彼云汉，为章于天，周王夀考，遐不作人」，只是説云汉恁地为章于天，周王夀考，岂不能作人也？上两句皆是引起下靣説，略有些意思傍着，不须深求，只此读过便得。
问以诗观之，虽千百载之逺，人之情伪，只此而已，更无两般。曰：“以某看来，须是别换过天地，方别换一様人情。”释氏之説，固不足据，然其书説尽百千万劫，其事情亦只如此而已。况天地无终穷，人情安得有异？
今欲观诗，不若且置小序及旧説，只将元诗虚心熟读，徐徐翫味，▯髣髴见个诗人本意，却从此推寻将去，方有感▯。如人拾得一个无题目诗，再三熟看，亦须辨得出来。若被旧説一局局定，便看不出。今虽説不用旧説，终被他先入在内，不期依旧从他去。某向作诗解文字，初用小序，至解不行处，亦曲为之説。后来觉得不安，第二次解者，虽存小序，闲为辨破，然终是不见诗人本意。后来方知，只尽去小序，便自可通，于是尽涤旧説，诗意方活。
读诗之法，只是熟读涵泳，自然和气从胷中流出。其妙处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措置，务自立説，只恁平读着，意思自足。须是打叠得这心光荡荡地，不立一个字，只管虚心读他。少闲推来推去，自然推出那个道理。所以説，以此洗心，便是以这道理尽洗出那心里物事，浑然都是道理。上蔡曰：学诗须先识得六义体靣，而讽味以得之，此是读诗之要法。看来书只是要读，读得熟时，道理自见，切忌先自布置立説。
问学者诵诗，每篇诵得几徧？曰：也不曾记
译问：《诗传》大多不解释《诗序》，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我自从二十岁时读《诗经》，就觉得小序没有意义。等到去掉小序，只玩味诗词本身，却又觉得道理贯通。当初也曾向乡里的先生们质问，他们都说不可以废弃小序，而我的疑惑始终不能消除。后来到了三十岁，断定知道小序是汉代儒者所作，其中的谬误乖戾，多得说不完。吕祖谦（东莱）不合适，只因为依据小序来讲解，便有许多牵强的地方。我曾经和他说过，他终究不肯相信。《读诗记》中，虽然多讲小序，但也有讲不通的地方，也就废弃了。我因此作《诗传》，于是写成《诗序辨说》一册，其他谬误乖戾之处辨析得很详细。
问先生：“解说《诗经》大抵都讲究叶韵，难道《诗经》原本是乐章，配乐歌唱，自然叶韵才和谐律吕？它的音节本来就是这样吗？”回答说：“本来就是这样。然而古人的文章也多是叶韵的。”于是列举《王制》和《老子》中叶韵的几段。又说：“《周颂》大多不叶韵，怀疑自有相和的篇章与之叶韵。‘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叹’，这里的‘叹’就是和声。”
《诗经》的音韵，是自然如此。这与天道相通，古人音韵宽泛，后人分得细密，后来就隔开了。《离骚》注中有两个例子，在前面：“朕皇考曰伯庸，庚寅吾以降”又“重之以修能纫秋兰以为佩”。后人不明白，却说只有这两个韵脚如此。我有《楚词叶韵》之作，子厚名字刻在漳州。
有人问吴氏叶韵有什么依据？回答说：他都有依据。泉州有他的书，每个字多的引十余条证据，少的也有两三条证据。他说元初更多，后来删去了，姑且保留这些罢了。然而还有未尽之处，于是说：“《商颂》‘天命降监下民，有严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吴氏说：‘严字恐怕是庄字，汉人避讳改作严字。’我后来因为读《楚辞·天问》，看见严字都押入刚字、方字韵，又这里乡音严读作户刚反，才知道严字自然与遑字叶韵。然而吴氏难道没看过《楚辞》？想是偶然疏忽了。又如：‘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每有良朋，烝也无戎。’吴氏又怀疑‘侮’应当作‘防’，以叶‘戎’字。我却怀疑古人训‘戎’为‘汝’，如‘以佐戎’、‘辟戎’，虽‘小子则戎’，‘汝’音或许相通。后来读《常武》诗：‘有云南仲，太祖太师，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则与‘汝’叶韵就明白了。”
器之问《诗经》说：“古人情意温厚宽和，说出的言语自然这么好。当时叶韵，只是要便于讽咏罢了。到了后来，一味在字韵上严切，却没有意思。汉代不如周代，魏晋不如汉代，唐代不如魏晋，本朝又不如唐代。如元稹、刘禹锡之流，和诗还自有韵相重叠紧密。本朝和诗便定了，不要一字相同。不知却更加破坏了诗。”
读《诗经》的方法，且如“白华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远，俾我独兮”，是说白华与茅尚能相依，而我与你却相距如此之远，为什么呢？又如“倬彼云汉，为章于天，周王寿考，遐不作人”，只是说云汉那样成为天上的文章，周王长寿，难道不能造就人才吗？上两句都是引起下面说的，略微有些意思傍着，不必深求，只这样读过便得了。
问以《诗经》来看，虽然相隔千百载之远，人的真情假意，只是这样罢了，更没有两样。回答说：“以我看来，必须另换过天地，方才另换一样人情。”佛教的说法，固然不足依据，然而其书说尽百千万劫，其事情也不过如此罢了。何况天地没有终穷，人情怎么会有不同？
现在要想看《诗经》，不如暂且搁置小序及旧说，只将原诗虚心熟读，慢慢玩味，仿佛见到诗人本意，却从此推寻下去，方才有所感悟。如人拾得一个无题目诗，再三熟看也须辨得出来。若被旧说局限定死，便看不出来。现在虽然说不用旧说，终究被他先入为主，不知不觉依旧跟随他去。我从前作《诗解》文字，起初用小序，到解不通的地方，也曲为之说。后来觉得不安，第二次解说者，虽然保留小序，偶尔为之辨破，然而终究不见诗人本意。后来才知道，只尽去小序，便自然可通，于是尽涤旧说，诗意方才活泼。
读《诗经》的方法，只是熟读涵泳，自然和气从胸中流出。其妙处不可得而言，不必安排措置，务自立说，只这样平读着，意思自足。必须打叠得这心光荡荡地，不立一个字只管虚心读他。少时推来推去，自然推出那个道理。所以说，以此洗心，便是以这道理尽洗出心里物事，浑然都是道理。谢良佐（上蔡）说：学诗须先识得六义体面，而讽味以得之，这是读诗的要法。看来书只是要读，读得熟时道理自见，切忌先自布置立说。
问学者诵诗，每篇诵得几遍？回答说：也不曾记
，只觉得熟便止。曰：便是不得，须是读熟了，文义都晓得了，涵泳读取百来徧，方见得那好处。那好处方出，方见得精怪。见公每日説得来干燥，元来不曾熟读。若读到精熟时，意思自説不得。如人下种子，既下得种了，须是讨水去灌溉他，讨粪去培拥他，与他耘锄，方是下工夫飬他处。今却只下得个种子了便休，都无耘治培飬工夫。如人相见，才见了便散去，都不曾交一谈，如此何益？所以意思都不生，与自家都不相入，都恁地干燥。这个贪多不得，读得这一篇，恨不得常熟读此篇，如无那第二篇方好。而今只是贪多，读第一篇了便要读第二篇，读第二篇了便要读第三篇，恁地不成读书。此便是大不敬【此句厉声説】须是杀了那走作底心，方可读书。
译（读书）只须觉得熟了就停止。说：若是理解不了，必须读熟了，文义都弄明白了，反复涵泳诵读上百遍，才能看出其中的好处。那好处显现出来，才能看出精妙怪异之处。见你每天讲得枯燥无味，原来是没有熟读。如果读到精熟的时候，意思自然讲不出来。就像人播种，既然已经种下了种子，就必须去取水灌溉它，取粪培土它，为它除草，这才是下功夫培育它的地方。现在却只是种下了种子就罢了，完全没有除草培土培育的功夫。就像人与人相见，刚见面就散去，都不曾交谈一句，这样有什么益处？所以意思都不产生，与自己都不相融合，都如此枯燥。这个贪多不得，读这一篇，恨不得常熟读这一篇，如果没有那第二篇才好。现在只是贪多，读了第一篇就要读第二篇，读了第二篇就要读第三篇，这样不成读书。这就是大不敬【此句厉声说】必须杀了那浮躁的心，才可以读书。
毛郑所谓山东老学究，欧阳防文章故诗意得之亦多，但是不合以今人文章如他底意思去看，故皆局促了诗意。古人文章有五七十里不回头者，苏黄门诗説疎放，觉得好。
因言欧阳永叔本义，而曰：理义大本复明于世，固自周程，然先此诸儒亦多有助。旧来儒者不越注疏而已，至永叔、原父、孙明复诸公，始自出议论。如李泰伯文字，亦自好。此是运数将开，理义渐欲复明于世故也。苏明允説欧阳之文处，形容得极好。近见其奏议文字，如回河等剳子，皆説得尽诚。如老苏所言，便如诗本义中辨毛郑处，文辞舒缓，而其説直到底不可移易。
问读诗记序中雅郑邪正之説未明曰向来看诗中郑诗▯▯卫诗便是郑卫之音其诗大段邪淫伯防直以谓诗皆贤人所作皆可歌之宗庙用之賔客此甚不然如国风中亦多有邪淫者又问思无邪之义曰此只是三百篇可蔽以诗中此言所谓无邪者读诗之大体善者可以劝而恶者可以戒若以为皆贤人所作贤人决不肯为此若只一乡一里中有个恁地人专一作此怨刺恐亦不静至于皆欲被之弦歌用之宗庙如郑卫之诗岂不防渎用以祭幽厉褒姒可也施之賔客燕飨亦待好賔客不得须衞灵陈幽乃可耳所谓诗可以兴者使人兴起有所感▯有所惩创可以观者见一时之习俗如此所以圣人存之不尽删去便尽见当时风俗美恶非谓皆贤人所作耳大序説止乎礼义亦可疑小序尤不可信皆是后人托之仍是不识义理不晓事如山东学究者皆是取之左传史记中所不取之君随其諡之羙恶有得恶諡及传中载其人之事者凡一时恶诗尽以归之最是郑忽可怜凡郑风中恶诗皆以为刺之伯恭又欲主张小序煆炼得郑忽罪不胜诛郑忽却不是狡若是狡时他却须结齐国之援有以钳制祭仲之徒决不至于失国也諡法中如堕覆社稷曰顷便将柏舟一诗硬差排为卫顷公便云贤人不遇小人在侧更无分疏处愿而无立曰僖衡门之诗便以讥陈僖愿而无立志言之如子衿只是淫奔之诗岂是学校中气象褰裳诗中子惠思我褰裳渉溱【至】狂童之狂也且岂不是淫奔之辞只缘左传中韩宣子引岂无他人便将做国人思大国之正已不知古人引诗但借其言以寓己意初不理防上下文义偶一时引之耳伯恭只诗纲领第一条便载上蔡之説上蔡费尽词説只解得个怨而不怒才先引此便是先瞎了一部文字眼目。
李茂钦问先生：“曽与东莱辨论淫奔之诗？”东莱谓诗人所作，先生谓淫奔者之言，至今未晓其説。曰：“若是诗人所作，讥刺淫奔，则婺州人如有淫奔，东莱何不作一诗刺之？”茂钦又引他事问难，先生曰：“未须别説，只为我荅此一句来。”茂钦辞穷，先生曰：“若人家有隠僻事，便作诗讦其短，讥刺此乃今之轻薄子，好作谑词嘲乡里之类，为一乡所疾害者。诗人温醇，必不如此。如诗中所言，有善有恶，圣人两存之，善可劝，恶可戒。”
某解诗多不依他序，纵解得不好，也不过只是得罪于作序之人；只依序解，而不考本诗上下文意，则得罪于圣贤也【以上语类三十一条】
蒙别纸开示説诗之意，尤详，因得以窥一二。大者不敢自外，敢以求于左右来教。谓诗本为乐而作，故今学者必以声求之，则知其不茍作矣。此论善矣，然愚意有不能无疑者。盖以虞书考之，则诗之作本为言志而已。方其诗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乐也。以声依永，以律和声，则乐乃为诗而作，非诗为乐而作也。三代之时，礼乐用于朝廷，而下逹于闾巷。学者讽诵其言，以求其志；咏其声，执其器，舞蹈其节，以涵飬其心。则声乐之所助于诗者为多，然犹曰“兴于诗，成于乐”，其求之固有序矣。是以凡圣贤之言诗，主于声者少，而发其义者多。仲尼所谓“思无邪”，孟子所谓“以意逆志”者，诚以诗之所以作，本乎其志之所存，然后诗可得而言也。得其志而不得其声者有矣，未有不得其志而能通其声者也。就使得之，止其钟鼓之铿锵而已，岂圣人“乐云乐云”之意哉？况今去孔孟之时，千有余年，古乐散亡，无复可考，而欲以声求诗，则未知古乐之遗声，今皆以
译毛亨、郑玄被称作山东的老学究，欧阳修的文章虽然因此多得诗意，但是不应该用今人文章的意思去套用他们的想法，所以都使诗意变得局促了。古人写文章有行军五七十里不回头的，苏颂说诗风疏放，觉得很好。
于是谈到欧阳修《诗本义》的原意，说：理义的根本重新在世上显明，固然始于周敦颐、程颢、程颐，但在此之前的各位儒者也多有贡献。以前的儒者不过局限于注疏罢了，到了欧阳修、宋祁、孙复等人，才开始自己发表议论。比如李觏的文章，也很好。这是时运将要开启，理义渐渐想要重新在世上显明的缘故。苏洵评论欧阳修文章的地方，形容得极好。最近看到他的奏议文字，如关于黄河改道的札子，都说得极其诚恳。正如老苏所说，就像《诗本义》中辨析毛亨、郑玄的地方，文辞舒缓，而其论断直抵根本，不可更改。
有人问：“《读诗记》序中关于雅、郑邪正的论述不明确。”回答说：“向来读诗，认为郑诗、卫诗就是郑卫之音，那些诗大体上是邪淫的。伯恭直接认为诗都是贤人所作，都可以歌唱于宗庙，用于接待宾客，这很不对。比如《国风》中也有很多邪淫的诗。”又问：“‘思无邪’是什么意思？”回答说：“这只是说三百篇可以用‘思无邪’来概括。这里所说的‘无邪’，是读诗的大体原则：善的可以劝勉，恶的可以警戒。如果认为都是贤人所作，贤人决不会做这种事。如果只是一乡一里中有个人这样，专门写这种怨刺的诗，恐怕也不安宁。至于都要配乐歌唱，用于宗庙，像郑卫的诗，岂不是亵渎？用来祭祀幽王、厉王、褒姒还可以，用于接待宾客宴饮，也等不到好宾客，必须像卫灵公、陈幽公那样才行。所谓‘诗可以兴’，是使人兴起有所感发，有所惩戒；‘可以观’，是看见当时的习俗如此，所以圣人保留它们，不全删去，就能完全看见当时风俗的美恶，并不是说都是贤人所作。《大序》说‘止乎礼义’也可疑，《小序》尤其不可信，都是后人依托的，仍然是不懂义理、不明事理，像山东学究那样，都是取自《左传》、《史记》中不被采纳的君主，随着谥号的美丑，凡是得到恶谥以及传记中记载其恶行的，一时所有的恶诗都归在他身上。最可怜的是郑忽，凡是《郑风》中的恶诗都认为是讽刺他的。伯恭又想维护《小序》，把郑忽的罪过锤炼得不可胜诛。郑忽却不是狡猾，如果是狡猾，他就必须结交齐国的援助，有办法钳制祭仲之类的人，决不至于失国。《谥法》中说‘堕覆社稷曰顷’，就把《柏舟》一诗硬派给卫顷公，就说贤人不遇、小人在侧，更没有分辨的地方。‘愿而无立曰僖’，《衡门》的诗就用来讥讽陈僖公‘愿而无立’。至于《子衿》，只是淫奔的诗，哪里是学校中的气象？《褰裳》诗中‘子惠思我，褰裳涉溱’直到‘狂童之狂也且’，岂不是淫奔的话？只因为《左传》中韩宣子引用‘岂无他人’，就把它当作国人思念大国来匡正自己，哪里知道古人引诗只是借其言辞来寄托自己的意思，起初并不理会上下文义，偶然一时引用罢了。伯恭只在《诗纲领》第一条就载上蔡的学说，上蔡费尽辞藻，只解得一个‘怨而不怒’，才先引用这个，就是先瞎了一部文字的眼目。”
李茂钦问先生：“曾经与东莱辩论过淫奔之诗吗？”东莱说诗是诗人所作，先生说诗是淫奔者的言语，至今不明白他的说法。先生说：“如果是诗人所作，讥刺淫奔，那么婺州人如果有淫奔，东莱为什么不作一首诗来讽刺他？”茂钦又引用其他事情问难，先生说：“不必另说，只为我回答这一句来。”茂钦理屈词穷，先生说：“如果人家有隐僻的事，就作诗揭露其短处，讥刺这乃是现在的轻薄子，喜欢作戏谑的词嘲笑乡里之类，被一乡所疾恨的人。诗人温厚醇正，必定不这样。如诗中所言，有善有恶，圣人都保留，善可劝，恶可戒。”
我解诗大多不依照他们的序，纵然解得不好，也不过只是得罪于作序的人；只依照序解，而不考察本诗上下文意，则得罪于圣贤了【以上语类三十一条】
蒙您在别纸上开示解诗的意思，尤其详细，因而得以窥见一二。大的方面不敢自外，敢向左右请教。说诗本来是为乐而作，所以现在的学者必定以声求之，就知道它不是随便作的了。这个论述很好，但我心里有不能无疑的。大概用《虞书》来考察，那么诗的创作本来是为了言志罢了。当它作诗的时候，还没有歌；等到它歌唱的时候，还没有乐。用声音来依循咏叹，用律吕来调和声音，那么乐才是为诗而作，不是诗为乐而作。三代之时，礼乐用于朝廷，而下达于闾巷。学者讽诵其言辞，以求其志；咏其声音，执其乐器，舞蹈其节奏，以涵养其心。那么声乐对诗的辅助很多，然而还说“兴于诗，成于乐”，其寻求本来是有顺序的。所以凡是圣贤谈论诗，主于声的少，而阐发其义理的多。孔子所谓“思无邪”，孟子所谓“以意逆志”，实在是因为诗之所以作，根本在于志之所存，然后诗才可以言说。得其志而不得其声的有，没有不得其志而能通其声的。即使得到了，也只是钟鼓的铿锵罢了，难道是圣人“乐云乐云”的意思吗？况且现在距离孔孟之时，有一千多年，古乐散亡，无复可考，而想要以声求诗，则不知道古乐的遗声，现在都……
推而得之乎？三百五篇皆可协之音律，而被之弦歌已乎？诚既得之，则所助于诗多矣，然恐未得为诗之本也。况未必可得，则今之所讲，得毋有画饼之讥乎？故愚意窃以为诗出乎志者也，乐出乎诗者也。然则志者，诗之本，而乐者，其末也。末虽亡，不害本之存。患学者不能平心和气，从容讽咏，以求之情性之中耳。有得乎此，然后可得而言，顾所得之浅深如何耳。有舜文之徳，则声为律，而身为度，箫韶、二南之声，不患其不作。此虽未易言，然其理盖不诬也。不审以为如何？二南分王者、诸侯之风，大序之説，恐未为过。其曰“圣贤浅深之辨”，则説者之凿也。程夫子谓二南犹易之乾坤，而龟山杨氏以为一体而相成，其説当矣。试考之如何？召南夫人，恐是当时诸侯夫人被文王太姒之化者。二南之应，似亦不可专以为乐声之应为言，盖必有理存乎其闲，岂有无事之理，无理之事哉？惟即其理而求之，理得则事在其中矣【荅陈体仁】
译是靠推究而得到的吗？三百零五篇诗都能协合音律，并配上弦乐歌唱吗？如果真的得到了，那么对诗的助益就很多了，然而恐怕还不能算是诗的根本。况且未必能求得，那么现在所讲解的，岂不是有画饼充饥的讥讽吗？所以我的私意认为，诗产生于志，乐产生于诗。那么志是诗的根本，而乐是它的枝末。枝末虽然消亡，也不妨害根本的存在。担心的是学者不能平心静气，从容地讽诵吟咏，以求索于性情之中罢了。有了这样的收获，然后才可以谈论，只是看所得的深浅如何罢了。有舜和文王的德行，那么声音就成为律吕，自身就成为法度，《箫韶》和《二南》的乐声，不愁它们不兴起。这虽然不容易说清楚，然而其中的道理大概是不虚妄的。不知您认为怎样？《二南》分为王者之风和诸侯之风，《大序》的说法，恐怕不算过分。至于说“圣贤浅深的辨别”，则是解说者的穿凿附会。程夫子说《二南》如同《易经》中的乾坤，而龟山杨氏认为它们是一体而相互成就的，他们的说法是恰当的。试着考察一下如何？《召南》中的夫人，恐怕是当时受文王太姒教化影响的诸侯夫人。《二南》的呼应，似乎也不应专门用乐声的应和来解释，大概其中必然有理存在，哪有没事实的道理，或没道理的事实呢？只要就其中的理去探求，理得到了，事实就在其中了【答陈体仁】
苏氏陈灵以后未尝无诗之説，似可取而有病。盖先儒所谓无诗者，固非谓诗不复作也，但谓夫子不取耳。康节先生云「自从删后更无诗」，者亦是此意。苏氏非之，亦不察之甚矣。故某于集传中引苏氏之説，而系之曰「愚谓伯乐之所不顾，则谓之无马可矣；夫子之所不取，则谓之无诗可矣」，正▯明先儒之意。大抵二苏议论，皆失之太快，无先儒惇实气象，不奈咀嚼。所长固不可废，然亦不可不知其失也。十五国风次序，恐未必有意，而先儒及近世诸先生皆言之，故集传中不敢提起。盖诡随非所安，而辩论非所敢也【荅范伯崇】
诗体不同，固有铺陈其事，不加一词而意自见者，然必其事之犹可言者，若清人之诗是也。至于《桑中》《溱洧》之篇，则雅人荘士有难言之者矣。孔子之称“思无邪”也，以为《诗》三百篇劝善惩恶，虽其要归无不出于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约而尽者耳。非以作诗之人所思皆无邪也。今必曰：“彼以无邪之思铺陈淫乱之事，而闵惜惩创之意自见于言外。”则曷若曰：“彼虽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无邪之思读之，则彼之自状其丑者，乃所以为吾警惧惩创之资耶？”而况曲为训説而求其无邪于彼，不若反而得之于我之易也。巧为辩数而归其无邪于彼，不若反而责之于我之切也。若夫“雅”也，“郑”也，“卫”也，求之诸篇，固各有其目矣。“雅”则大雅、小雅若干篇是也。“郑”则《郑风》若干篇是也。“卫”则《▯鄘》《卫风》若干篇是也。是则自卫反鲁以来，未之有改，而“风”“雅”之篇説者，又有正变之别焉。至于《桑中》小序“政散民流而不可止”之文，与《乐记》合，则是《诗》之为“桑闲”，又不为无所据者。今必曰：“三百篇皆雅，而大小雅不独为雅，《郑风》不为郑，《▯鄘》《卫》之风不为卫，《桑中》不为桑间”，亡国之音，则其篇帙混乱，邪正错糅，非复孔子之旧矣。夫“二南”正风，房中之乐也，乡乐也。“二雅”之正，朝廷之乐也，商周之颂，宗庙之乐也。是或见于序义，或出于传记，皆有可考。至于变雅，则固已无施于事，而变风又特里巷之歌謡，其领在乐官者，以为可以识时变，观土风，而贤于四夷之乐耳。今必曰：“三百篇者皆祭祀朝聘之所用”，则未知《桑中》《溱洧》之属，当以荐何等之▯神，接何等之賔客耶？盖古者天子廵守，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固不问其美恶，而悉陈以观也。既已陈之，固不问其美恶，而悉存以训也。然其与先王雅颂之正篇帙不同，施用亦异，如前所陈，则固不嫌于厖杂矣。今于“雅”“郑”之实察之，既不详于厖杂之名，畏之又太甚，顾乃引夫浮放之鄙词，而文以风刺之美説，必欲强而置诸先王雅颂之列，是乃反为厖杂之甚而不自知也。夫以胡部与郑卫合奏，犹曰不可，而况强以桑中、溱洧为雅乐，又欲合于《鹿鸣》、《文王》、《清庙》之什而奏之宗庙之中、朝廷之上乎？其以二诗为犹止于中声者，太史公所谓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于韶、武之音，其误盖亦如此。然古乐既亡，无所考正，则吾不敢必为之説，独以其理与其词推之，有以知其必不然耳。又以为近于劝百讽一而止乎礼义，则又信大序之过者，夫子虚上林，侈矣。然自天子茫然而思以下，犹实有所谓讽也。《汉广》知不可而不求，《大车》有所畏而不敢，则犹有所谓礼义之止也。若《桑中》、《溱洧》，则吾不知其何词之讽，而何礼义之止乎？若曰孔子尝欲放郑声矣，不当于此，又收之以▯六籍也，此则曾南丰于《战国策》，刘元城于三不足之论，皆尝言之，又岂俟吾言而后白也哉？
大抵吾説之病，不过得罪于桑闲洧外之人，而其力犹足以完先王之乐。彼説而善，则二诗之幸甚矣。抑其于溱洧而取范氏之説，则又似以放郑声者，岂理之自然，固有不可夺耶？因读桑中之説，而惜前论之不及，竟又痛伯恭之不可作也。因书其后，以为使伯恭生而闻此，虽未必遽以为然，亦当为我逌然而
译苏氏认为陈灵公之后并非没有诗歌的说法，似乎可以采纳，但存在弊病。因为先儒所说的“无诗”，本来不是说诗歌不再创作，只是说孔子不采纳罢了。康节先生说“自从删诗之后更没有诗”，也是这个意思。苏氏反对这种观点，也是考察得不够仔细。所以我在《诗集传》中引用苏氏的说法，并附注说：“我认为，伯乐所不看的马，就可以说没有马；孔子所不采纳的诗，就可以说没有诗”，正是为了阐明先儒的本意。大体上，二苏的议论，都失之过于轻率，缺乏先儒敦厚朴实的风貌，耐人寻味之处不足。他们的长处固然不可废弃，但也不可不知道他们的失误。关于十五国风次序的问题，恐怕未必是有意安排的，但先儒以及近世各位先生都对此有所论述，所以《诗集传》中不敢提及。因为诡辩随俗不是我所安心的，而辩论也不是我所敢做的【答范伯崇】。
诗歌体裁不同，固然有铺陈其事，不加一词而意思自然显现的，但必须是那件事还可以言说的，如《清人》一诗就是如此。至于《桑中》《溱洧》这些篇章，则是雅正之士难以言说的了。孔子称赞“思无邪”，是认为《诗》三百篇劝善惩恶，虽然其要旨无不归于正道，但还没有比这句话更简练而全面的了。并不是说作诗的人所思想的都是无邪的。现在如果一定说：“他们以无邪的心思铺陈淫乱之事，而怜悯、惩戒的意思自然显现在言语之外。”那么不如说：“他们虽然以有邪的心思创作，而我以无邪的心思阅读，那么他们自我描绘丑态的行为，反而成为我们警戒、惩戒的凭借呢？”况且曲折地加以训解说解，去在他们身上寻求无邪，不如反过来在我自己身上求得更为容易。巧妙地辩论归因，把无邪归于他们，不如反过来责求于我自己更为切实。至于“雅”、“郑”、“卫”，在诸篇中寻求，本来各有其类别。“雅”就是大雅、小雅若干篇；“郑”就是《郑风》若干篇；“卫”就是《鄘风》《卫风》若干篇。这是从自卫反鲁以来，未曾有改变的，而解说“风”“雅”篇章的人，又有正变的区别。至于《桑中》小序中“政散民流而不可止”的文字，与《乐记》相合，那么《诗》被称为“桑间”，也不是没有依据的。现在如果一定说：“三百篇都是雅诗，而大小雅不单独称为雅，《郑风》不称为郑，《鄘》《卫》之风不称为卫，《桑中》不称为桑间”，亡国之音，那么篇目混乱，邪正混杂，就不再是孔子原来的样子了。那“二南”是正风，是房中之乐，是乡乐。“二雅”的正，是朝廷之乐，商周之颂，是宗庙之乐。这些有的见于序义，有的出于传记，都有可考证的。至于变雅，本来已经无法施用于事，而变风又是里巷的歌谣，那些掌管在乐官手中的，认为可以认识时势的变化，观察地方的风俗，而且优于四夷之乐罢了。现在如果一定说：“三百篇都是祭祀朝聘所用的”，那么不知道《桑中》《溱洧》这类诗，应当用来荐祭什么神，接待什么宾客呢？大概古代天子巡守，命令太师陈列诗歌以观察民风，本来不问其美恶，而是全部陈列以观察。既然已经陈列，本来不问其美恶，而是全部保存以作为训诫。然而它们与先王雅颂的正篇篇目不同，施用也不同，如前面所陈述的，那么本来不嫌杂乱了。现在对于“雅”“郑”的实质考察，既然不详细于杂乱的名义，畏惧又太过分，反而引用浮放鄙俗的言辞，而用风刺的美说来文饰，一定要强行把它们置于先王雅颂的行列，这反而是更加杂乱而自己不知道。那用胡部音乐与郑卫之音合奏，尚且说不可，何况强行把《桑中》《溱洧》当作雅乐，又想与《鹿鸣》、《文王》、《清庙之什》合奏于宗庙之中、朝廷之上呢？认为这两首诗还止于中声的人，太史公所说的孔子都为之弦歌，以求合于韶、武之音，其错误大概也是如此。然而古乐已经亡失，没有可考证校正的，那么我不敢一定为之解说，只是以理和言辞推究，有理由知道它必然不是这样。又认为接近于劝百讽一而止于礼义，这又是相信大序的过错，夫子虚写《上林赋》，奢侈了。然而自天子茫然思考以下，尚且实有所谓讽谏。《汉广》知道不可而不去追求，《大车》有所畏惧而不敢，那么尚且有所谓礼义的止境。至于《桑中》、《溱洧》，那么我不知道它们有什么言辞的讽谏，而有什么礼义的止境呢？如果说孔子曾经想要放逐郑声了，不应当在这里，又收录于六经之中，这曾南丰对于《战国策》，刘元城对于三不足之论，都曾经说过，又哪里等待我说了才明白呢？
大体上我的说法的弊病，不过得罪于桑间洧外之人，而其力量尚足以保全先王的音乐。他们的说法如果好，那么这两首诗就太幸运了。况且他们在溱洧上采取范氏的说法，那么又似乎以放逐郑声的人，难道理之自然，本来不可改变吗？因为读《桑中》的说法，而惋惜前论的不及，竟然又痛惜伯恭不能复生了。因此写在后面，以为假如伯恭活着听到这个，虽然未必马上认为对，也应当为我欣慰。
诗自齐鲁韩氏之説不传，而天下之学者尽宗毛氏。毛氏之学传者亦众，而王述之类今皆不存，则推衍説者又独郑氏之笺而已。唐初诸儒为作疏义，因譌踵陋，百千万言，而不能有以出乎二氏之区域。至于本朝，刘侍读欧阳公、王丞相、苏黄门、河南程氏、横渠张氏，始用已意有所发明，虽其浅深得失有不能同，然自是之后，三百五篇之微词奥义，乃可得而寻绎，盖不待讲于齐鲁韩氏之传，而学者已知诗之不专于毛郑矣。及其既久，求者益众，説者愈多，同异纷纭，争立门户，无复推让祖述之意，则学者无所适从，而或反以为病。今观吕氏家塾之书，兼总众説，巨细不遗，挈领提纲，首尾该贯，既足以息夫同异之争，而其述作之体，则虽融防通彻，浑然若出于一家之言，而一字之训，一事之义，亦未尝不谨其説之所自。及其断以己意，虽或超然出于前人意虑之表，而谦让退托，未尝敢有轻议前人之心也。呜呼！如伯恭父者，眞可谓有意乎温柔敦厚之教矣。学者以是读之，则于可羣可怨之旨，其庻几乎？虽然，此书所谓朱氏者，实某少时浅陋之説，而伯恭父误有取焉。其后歴时既久，自知其説有所未安，如雅郑邪正之云者，或不免有所更定，则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于其闲。某窃惑之，方将相与反复其説，以求眞是之归，而伯恭父已下世矣。呜呼！伯恭父已矣，若某之衰頽汨没，其势又安能复有所进，以独决此论之是非乎？伯恭父之弟子约，既以是书授其兄之友邱侯宗卿，而宗卿将为版本以传永乆，且以书来属某序之，某不可辞也，乃略为之説，因幷附其所疑者以与四方同志之士共之，而又以识予之悲恨云尔【吕氏家塾读诗记后序】
郑康成説：「南陔」等篇遭秦而亡，其义则与众篇之义合编，故存。至毛公为诂训传，乃分众篇之义，各置于其篇端。愚按：郑氏谓三篇之义本与众篇之义合编者，是也。然遂以为诗与义皆出于先秦，诗亡而义犹存，至毛公乃分众义各置篇端，则失之矣。后汉卫宏传明言宏作《毛诗序》，则序岂得为与经并出而分于毛公之手哉？然序之本不冠于篇端，则因郑氏此説而可见。某尝病今之读诗者，知有序而不知有诗也，故因其説而更定此本，以复于其初，犹惧覧者之惑也，又备论于其后云【书临漳所刋四经后】
问先生，授以诗传，且教诲之曰：“须是熟读。某尝熟读一二徧，未有感发。窃谓古人教人，兼以声歌之，渐渐引迪，故最平易。又疑郑卫之诸诗，皆淫声，小学之功未成，而遽教以淫声，恐未能使之知戒，而适以荡其心志。否？抑其声哀思怨怒，自能令人畏恶，故虽小子门人，亦知戒乎？”某欲令弟侄軰学诗，尚疑此，未敢晓以文义，曰：“诗且逐篇旋读，方能旋通训诂。岂有不读而自能尽通训诂之理乎？读之多，翫之久，方能渐有感发。岂有读一二徧而便有感发之理乎？古之学诗者，固有待于声音之助，然今已亡之，无可奈何，只得熟读而从容讽味之耳。若疑郑卫不可为法，即且令学者不必深究，而于正当説道理处，子细消详，反覆翫味，应不枉费工夫也【荅朱飞卿○以上文集六条】
国风
周南关雎
公羊分陜之説可疑，盖陜东地广，陜西只是关中雍州之地耳，恐不应分得如此不均。周公在外，而其诗为王者之风；召公在内，而其诗为诸侯之风，似皆有碍。陈少南以其有碍，遂创为分岐东西之説，不惟穿凿无据，而召公所分之地愈见促狭，盖仅得今陇西天水数郡之地耳，恐亦无此理。二南篇义，但当以程子之説为正【荅何叔京○文集】
问程氏云：「诗有二南，犹易有乾坤，莫只是以功化浅深言之？」曰：「不然。」问：「莫是王者、诸侯之分不同？」曰：「今只看大序中説便可见。」大序云：「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只看那「化」字与「德」字及「所以教」字，便见「二南」犹「乾坤」也。
读《关雎》之诗，便使人有齐
译《诗经》自齐、鲁、韩三家之学失传后，天下的学者全都尊崇毛氏之学。毛氏之学传承者虽多，但像王肃之类的人如今都已不存在，那么推演阐释的也就只有郑玄的笺注罢了。唐初的儒者们为之作疏义，沿袭错误、承继陋见，写了成千上万字，却不能超出毛、郑二人的范围。到了本朝，刘敞、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程颐、张载等人，才开始用自己的见解有所阐发，虽然他们见解的深浅、得失不尽相同，但从此以后，《诗经》三百零五篇的微妙言辞和深奥义理，才得以被探寻梳理，大概不必再拘泥于齐、鲁、韩三家的传注，学者们就已经知道《诗经》并不专属于毛、郑了。等到时间一长，探求的人越来越多，解说的人越来越多，同异纷纭，争相立派，不再有推让和祖述前人的意思，于是学者无所适从，反而把这当作一种弊病。现在看吕祖谦《家塾读诗记》一书，兼总众说，巨细无遗，提纲挈领，首尾贯通，既足以平息同异之争，而其著述的体例，虽然融会贯通、透彻明白，浑然如同出自一家之言，但对于一字之训、一事之义，也未曾不谨慎地考究其说法的来源。等到他用己意进行判断时，虽然有时超然出于前人意料之外，但他谦让退托，未曾敢有轻议前人的心思。唉！像吕祖谦这样的人，真可以说是有意于温柔敦厚的教化了。学者们以此书来阅读《诗经》，那么对于“可以群、可以怨”的宗旨，大概就能接近了吧？虽然如此，这本书里所说的朱氏，其实是我年轻时浅陋的见解，而吕祖谦误以为可取。后来经过的时间久了，我自己知道那些见解有不安妥的地方，比如关于雅、郑、邪、正的说法，或许不免有所更改，那么吕祖谦反而不得不对此产生疑问。我感到困惑，正打算与他反复讨论这些见解，以求得真正的正确，但吕祖谦已经去世了。唉！吕祖谦已经去世了，像我这样衰颓沉沦，情势上又怎么能再有所进步，独自决断这些论说的对错呢？吕祖谦的弟子吕约，已经把这本书交给他的兄长的好友邱宗卿，而邱宗卿将要刊刻版本以流传永久，并且写信来嘱托我为之作序，我不能推辞，于是略作解说，并附上我所怀疑的地方，与四方志同道合的人士共同讨论，同时也以此记录我的悲恨之情。
郑康成说：“《南陔》等篇遭遇秦朝而亡佚，它们的义理则与其余各篇的义理合编在一起，所以得以保存。等到毛公作诂训传时，才把其余各篇的义理分开，各自放在其篇首。”我按：郑氏说这三篇的义理原本与其余各篇的义理合编，这是对的。但因此认为《诗经》与义理都出自先秦，《诗经》亡佚而义理尚存，等到毛公才把各篇义理分开置于篇首，这就错了。后汉卫宏的传记明确说卫宏作了《毛诗序》，那么《诗序》怎么能说是与经文同时出现而由毛公分开的呢？然而《诗序》原本不冠于篇首，却可以因为郑氏的这个说法而看出来。我曾经痛心于现在读《诗经》的人，只知道有《诗序》而不知道有《诗经》本身，所以依据郑氏的说法而重新校定这个本子，以恢复其原貌，还担心阅读者迷惑，又在后面详细论述了。
有人问先生，把《诗经》传授给他，并且教诲他说：“必须熟读。我曾经熟读了一两遍，没有感发。私下认为古人教人，兼用声歌，渐渐引导，所以最平易。又怀疑郑、卫的那些诗，都是淫声，小学的基础还没完成，就教以淫声，恐怕不能使他懂得警戒，反而激荡他的心志。是不是？还是那些声音哀思怨怒，自然能让人畏惧厌恶，所以即使是小辈门人，也知道警戒呢？”我想让弟侄辈学习《诗经》，还怀疑这一点，不敢用文义去开导他们，说：“《诗经》且逐篇轮流读，才能逐渐通晓训诂。难道有不读而自然能完全通晓训诂的道理吗？读得多，玩味得久，才能渐渐有感发。难道有读一两遍就立刻有感发的道理吗？古代学《诗经》的人，固然有待于声音的辅助，但如今声音已经亡佚，无可奈何，只能熟读而从容讽咏玩味罢了。如果怀疑郑、卫之诗不可作为法度，那就暂且让学者不必深究，而在正当说理的地方，仔细推敲，反复玩味，应该不会白费工夫。”
公羊氏关于分陕的说法可疑，因为陕东地广，陕西只是关中雍州之地，恐怕不应该分得如此不均。周公在外，而他的诗是王者之风；召公在内，而他的诗是诸侯之风，似乎都有阻碍。陈少南因为觉得有阻碍，于是创立了分岐东西的说法，不仅穿凿无据，而且召公所分的地域显得更加狭小，大概只得到如今陇西天水几郡的地域罢了，恐怕也没有这样的道理。二南篇的义理，应当以程子的说法为准。
有人问程氏说：“《诗经》有二南，就像《易经》有乾坤，莫不是以功化深浅来说的？”回答说：“不是这样。”问：“莫不是王者、诸侯的区别不同？”回答说：“现在只看《大序》中的说法就可以明白。”《大序》说：“《关雎》《麟趾》的教化，是王者之风，所以系于周公；《鹊巢》《驺虞》的德行，是诸侯之风，是先王用来教化的，所以系于召公。”只看那“化”字与“德”字以及“所以教”字，便可见“二南”如同“乾坤”了。
读《关雎》这首诗，便使人有齐
雎鸠，毛氏以为挚而有别。一家作“猛挚”説，谓雎鸠是鹗之属，鹗自是沈挚之物，恐无和乐之意。盖“挚”与“至”同，言其情意相与深至，而未尝狎，便见其乐而不淫之意。此是兴诗，兴起也，引物以起吾意。如雎鸠是挚而有别之物，荇菜是洁净和柔之物，引此起兴，犹不甚逺。其他亦有全不相类，只借他物而起吾意者，虽皆是兴，与《关雎》又略不同也。
古説《关雎》为王雎，挚而有别，居水中，善捕鱼，説得来可畏，当是鹰鹯之类，做得勇武气象，恐后妃不然。某见人説，淮上有一般水禽，名王雎，虽两两相随，然相离每逺，此説却与《列女传》所引义合。
问器逺、君举所説诗，谓关雎如何？曰：谓后妃自谦，不敢当君子，谓如此之淑女，方可为君子之仇匹，这便是后妃之徳。曰：这是郑氏也如此説了。某看来恁地説也得，只是觉得偏主一事，无正大之意。关雎如易之乾坤，意思如何得恁地无方际？如下靣诸篇，却多就一事説。这只反覆形容后妃之徳，而不可指説道甚麽是德只恁地浑沦説，这便见后妃徳盛难言处【以上语类五条】
卷耳
问：卷耳与前篇葛覃同是赋体，又似略不同。盖葛覃直叙其所尝经歴之事，卷耳则是托言也。曰：“亦安知后妃之不自采卷耳？”设使不曾经歴而自言“我之所怀者如此”，则亦是赋体也。若螽斯，则只是比。盖借螽斯以比后妃之子孙众多，“宜尔子孙振振兮”，却自是説螽斯之子孙，不是説后妃之子孙也。盖比诗多不説破这意，然亦有説破者。此前数篇赋比兴皆已偹矣，自此推之，令篇篇各有着落乃好。时举因云：“螽只是春秋所书之螽，窃疑‘斯’字只是语辞，恐不可把‘螽斯’为名。”曰：“诗中固有以‘斯’为语者，如‘鹿斯之奔’、‘湛湛露斯’之类是也。”然《七月》诗乃云：“斯螽动股”，则恐“螽斯”即便是名也【语类】
樛木
问：樛木诗“乐只君子”作后妃，亦无害否？曰：以文义推之，不得不作后妃。若作文王，恐太隔越了【语类】
▯置
问：▯罝诗作赋看得否？曰：亦可作赋看。但其词上下相应，恐当为兴。然亦是兴之赋【语类】
汉广
问：「文王时，纣在河北，政化只行于江汉？」曰：「然，西方亦有玁狁。」
汉广游女，求而不可得，行露之男不能侵陵。正女，岂当时妇人蒙化而男子则非？亦是偶有此様。诗説得一边。
问：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此是兴，何如？曰：主意只説“汉有游女，不可求思”两句。六句是反覆説。如“奕奕寝庙，君子作之”；“秩秩大猷，圣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跃跃毚▯，遇犬获之”上下六句，亦只兴出“他人有心”两句【以上语类三条】
麟趾
问：麟趾、驺虞之诗，莫是当时有此二物出来否？曰：不是，只是取以为比云。即此便是麟，便是驺虞。又问：诗序説《麟趾》之时无义理？曰：此语有病【语类】
召南鹊巢
问：召南之有《鹊巢》，犹周南之有《关雎》。《关雎》言窈窕淑女，则是明言后妃之徳也。惟《鹊巢》三章，皆不言夫人之徳，如何？曰：鸠之为物，其性专静无比，可借以见夫人之德也【语类】
采蘩
器之问采蘩何故存两説？曰：如今不见得果是如何，且与两存。从来説蘩所以生蚕，可以供蚕事，何必底死説道？只为奉祭事，不为蚕事【语类】
摽有梅
问：摽有梅之诗，固出于正，只是如此急迫，何耶？曰：此亦是人之情。尝见晋宋闲有怨父母之诗，读诗者于此亦欲逹男女之情【语类】
何彼秾矣
问：「何彼秾矣」之诗，何以録于《召南》？曰：也有些不稳当，但先儒相传如此説也，只得恁地就他説。如定要分个正经及变诗，也自难考据【语类】
驺虞
驺虞之诗，盖于田猎之际，见动植之蕃庻，因以賛咏文王平昔仁泽之所及，而非指田猎之事为仁也。礼曰：「无事而不田，曰不敬。」故此诗「彼茁者葭」，仁也；「
译雎鸠，毛亨认为它情意专一而有分别。有一家解释为“猛挚”，说雎鸠是鹗这一类，鹗本来就是凶猛专一的东西，恐怕没有和乐的意思。大概“挚”与“至”相同，是说它情意相与深厚至极，却从不轻狎，这就显出了它快乐而不淫邪的意思。这是兴诗，兴起的意思，借物来引发我的情意。像雎鸠是情意专一而有分别的东西，荇菜是洁净和柔的东西，借这些来起兴，还算不太远。其他也有全不相类，只是借其他事物来引发我的情意的，虽然都是兴，但与《关雎》又略有不同。
古解说《关雎》是王雎，情意专一而有分别，住在水中，善于捕鱼，说得令人畏惧，应当是鹰鹯之类，显得勇武气象，恐怕后妃不是这样。我听说有人讲，淮水边上有一种水禽，名叫王雎，虽然两两相随，但相互距离往往很远，这个说法却与《列女传》所引用的义理相合。
问器远、君举所讲的诗，说《关雎》是什么意思？回答说：是说后妃自谦，不敢当君子，说只有这样的淑女，才配做君子的配偶，这就是后妃的德行。说：这是郑玄也这样说的。我看这样讲也可以，只是觉得偏执于一件事，没有正大之意。《关雎》如同《易经》的乾坤，意思怎么能那样没有边际？像下面的各篇，却多就一件事来说。这只是反复形容后妃的德行，而不能明确指出什么是德行，只是这样浑沦地说，这就显出了后妃德行盛大难以言说的地方【以上《语类》五条】
卷耳
问：《卷耳》与前篇《葛覃》同是赋体，却又似乎略有不同。因为《葛覃》直接叙述它所经历的事情，《卷耳》则是托言。回答说：“又怎么知道后妃不自采卷耳呢？”假设不曾经历而自称“我所怀念的是这样”，那也是赋体。至于《螽斯》，则只是比。因为借螽斯来比喻后妃子孙众多，“宜尔子孙振振兮”，却是说螽斯的子孙，不是说后妃的子孙。因为比诗多不说破这意思，但也有说破的。前面几篇赋比兴都已经具备了，从此推演，让每篇各有着落才好。时举因此说：“螽只是《春秋》所记载的螽，我怀疑‘斯’字只是语助词，恐怕不能把‘螽斯’当作名字。”回答说：“诗中本来有以‘斯’为语助词的，如‘鹿斯之奔’、‘湛湛露’之类就是这样。”但《七月》诗却说：“斯螽动股”，那么恐怕“螽斯”就是名字了【《语类》】
樛木
问：《樛木》诗“乐只君子”作后妃解，也没有害处吧？回答说：从文义推究，不得不作后妃解。如果作文王解，恐怕太隔远了【《语类》】
〇置
问：《〇罝》诗作赋体看可以吗？回答说：也可以作赋体看。但它的词句上下相应，恐怕应当是兴。但也是兴中的赋【《语类》】
汉广
问：“文王时，纣在河北，政教风化只行于江汉？”回答说：“是的，西方也有玁狁。”
《汉广》中的游女，追求而不可得，《行露》中的男子不能侵凌。正派的女子，难道是当时妇人蒙受教化而男子却不是？也是偶然有这样的情形。诗只说了一边。
问：《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是兴，怎么样？回答说：主旨只说“汉有游女，不可求思”两句。那六句是反复说。如“奕奕寝庙，君子作之；秩秩大猷，圣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跃跃毚〇，遇犬获之”，上下六句，也只是兴起“他人有心”两句【以上《语类》三条】
麟趾
问：《麟趾》、《驺虞》的诗，莫非是当时有这两种动物出现吗？回答说：不是，只是取来作为比喻罢了。这就是麟，这就是驺虞。又问：《诗序》说《麟趾》之时没有义理？回答说：这话有毛病【《语类》】
召南鹊巢
问：《召南》有《鹊巢》，如同《周南》有《关雎》。《关雎》说窈窕淑女，那就是明言后妃的德行。只有《鹊巢》三章，都不说夫人的德行，怎么样？回答说：鸠这种动物，它的性情专一安静无比，可以借它来见夫人的德行【《语类》】
采蘩
器之问《采蘩》为什么保留两种说法？回答说：如今看不出究竟是怎么样的，姑且两种都保留。从来解说蘩所以生蚕，可以供蚕事，何必死心眼地说？只为奉祭事，不为蚕事【《语类》】
摽有梅
问：《摽有梅》的诗，固然出于正，只是这样急迫，为什么呢？回答说：这也是人之常情。曾见晋宋间有怨恨父母的诗，读诗的人在这里也想通达男女之情【《语类》】
何彼秾矣
问：“《何彼秾矣》的诗，为什么收录在《召南》？”回答说：也有些不妥当，但先儒相传这样说，只能就这样顺着他说。如果一定要分正经和变诗，也自然难以考据【《语类》】
驺虞
《驺虞》的诗，大概是在田猎的时候，看到动植物繁盛，因而赞颂文王平素仁泽所及，而不是指田猎这件事为仁。礼说：“无事而不田猎，叫做不敬。”所以这首诗“彼茁者葭”，是仁；“
一发五豝」，义也。
于嗟乎！驺虞，看来只可解做兽名。以“于嗟麟兮”类之，可见。若解做驺虞官，终无甚意思【以上语类二条】
译“一发五豝”，这是合乎道义的。
唉！驺虞，看来只能解释为兽名。拿“于嗟麟兮”来类比，就可以看出来。如果解释为驺虞官，终究没有什么深意【以上两条出自《语类》】
▯柏舟
问：泛彼柏舟，亦泛其流？注：作比义看来，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亦无异。彼何以为兴？曰：他下靣便説「淑女」，见得是因彼兴此，此诗才説「柏舟」。下靣更无贴意，见得其义是比。
器之问：“静言思之，不能奋飞，似犹未有和平意？”曰：“也只是如此説，无过当处。既有可怨之事，亦须还他有怨底意思，终不成只如平时，却与土木相似。只看舜之号泣旻天，更有甚于此者。喜怒哀乐，但发之不过其则耳，亦岂可无圣贤处忧患，只要不失其正？如《绿衣》言：‘我思古人，实获我心’，这般意思，却又分外好【以上语类二条】
緑衣
或问：「緑衣卒章，我思古人，实获我心」二句，曰：「言古人所为，恰与我合，只此便是至善。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后乎千百世之未来，只是此个道理。孟子所谓『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正谓是耳【语类】
燕燕
或问：“燕燕卒章，戴妫不以荘公之已死，而勉荘姜以思之，可见温和惠顺而能终也。”亦縁他之心塞实渊深，所禀之厚，故能如此。曰：“不知古人文字之美，词气温和，义理精宻，如此秦汉以后无此等语。”某读诗于此数句，“读书至先王肇脩人纪，从谏弗咈，先民时若，居上克明，为下克忠，与人不求偹，检身若不及，以至于有万邦，兹惟艰哉。”深诵叹之。
时举説《燕燕》诗前三章，但见荘姜拳拳于戴妫，有不能已者；及四章，乃见荘姜于戴妫非是情爱之私，由其有塞渊温惠之德，能自淑谨其身，又能以先君之思而勉己以不忘，则见戴妫平日于荘姜相劝勉以善者多矣，故于其归而爱之若此，无非情性之正也。先生颔之【以上《语类》二条】
日月终风
又説：日月、终风、二篇，据集注云，当在《燕燕》之前。以某观之，终风当在先，日月当次之，《燕燕》是荘公死后之诗，当居最后。盖详终风之辞，荘公于荘姜犹有往来之时，但不暴则狎，荘姜不能堪耳。至日月，则见荘公已絶不顾荘姜，而荘姜不免微怨矣。以此观之，则终风当先，而日月当次，曰恐或如此【语类】
式微
器之问《式微》诗，以为劝耶？戒耶？曰：“亦不必如此看，只是随他当时所作之意，如此便与存在，也可以见得有羁旅狼狈之君，如此而方伯、连帅无救恤之意【语类】
泉水
问：驾言出游，以写我忧。注云：安得出游于彼而写其忧哉？恐只是因思归不得，故欲出游于国以写其忧？否。曰：夫人之逰，亦不可轻出，只是思游于彼地耳【语类】
静女
问《静女》注，以为淫奔期防之诗，以静为闲雅之意，不知淫奔之人方相与狎溺，又何取乎闲雅？曰：淫奔之人不知其为可丑，但见其为可爱耳。以女而俟人于城隅，安得谓之闲雅？而此曰“静女”者，犹《日月》诗所谓“徳音无良”也。无良则不足以为徳音矣，而此曰“徳音”，亦爱之之词也【语类】
二子乘舟
问二子乘舟，注取太史公语，谓二子与申生不明骊姬之过，同其意似取之，未知如何？曰：太史公之言有所抑扬，谓三人皆恶伤父之志，而终于死之，其情则可取，虽于理为未当然视夫父子相杀，兄弟相戮者，则大相逺矣【语类】
鄘干旄
问文蔚：“彼姝者子，指谁而言？”文蔚曰：“集传言：‘大夫乘此车马以见贤者，贤者言车中之人徳美如此，我将何以告之？’曰：‘此依旧是用小序説，此只是傍人见此人有好善之诚，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盖指贤者而言也。如此説方不费力。今若如集传説，是説断了，再起，觉得费力【语类】
卫淇澳
文蔚曰：「淇澳一篇，卫武公进德成徳之序，始终可见。一章言切磋琢磨，则学问自脩之功精宻如此。二章言威仪服饰之盛，有诸中而形诸外者也。三章言如金锡圭璧，则煅炼以精温纯深粹，而徳器成矣。前二章皆有瑟僩赫咺之词，三章但言寛绰戏谑而已。于此可见不事矜持而周旋自然中礼之意。」曰：「説得甚善。卫武公学问之功
译〇柏舟
问：“泛彼柏舟，亦泛其流”是比喻吗？注解说：从比喻的意义来看，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也没有不同。那为什么说是起兴呢？回答说：因为下面紧接着说“淑女”，可以看出是因为彼物兴起此意，这首诗才说“柏舟”。下面更没有贴合的字面意思，可见其意义是比喻。
器之问：“静言思之，不能奋飞”，似乎还没有平和的意思？回答说：“也只是这么说，没有过分的地方。既然有可怨恨的事情，也必须让他有怨恨的意思，终究不能只像平时那样，却与土木相似。只看舜号泣于天，还有比这更甚的吗？喜怒哀乐，只要抒发不过分罢了，难道可以没有圣贤处在忧患中，只要不失其正吗？如《绿衣》说：‘我思古人，实获我心’，这种意思，却又格外好【以上《语类》两条】
緑衣
有人问：“《绿衣》最后一章，‘我思古人，实获我心’这两句，”回答说：“是说古人的作为，恰好与我相合，这本身就是至善。在千百世之前已经过去的，在千百世之后尚未到来的，只是这个道理。孟子所说的‘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正是这个意思【《语类》】
燕燕
有人问：“《燕燕》最后一章，戴妫不因为庄公已经死了，而勉励庄姜去思念他，可见温和惠顺而能始终如一。”这也是因为她的内心充实渊深，所禀受的德行深厚，所以能这样。回答说：“不知道古人文字之美，词气温和，义理精密，像这样秦汉以后就没有这样的语言了。”我读诗在这几句，“读书至先王肇修人纪，从谏弗咈，先民时偱，居上克明，为下克忠，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以至于有万邦，兹维艰哉。”深深诵读感叹。
时举说《燕燕》诗前三章，只见庄姜对戴妫拳拳之心，有不能停止的；到了第四章，才见庄姜对戴妫不是情爱的私心，因为她有充实渊深温和惠顺的德行，能自我修养谨慎其身，又能以先君的思念来勉励自己不忘，则可见戴妫平日对庄姜相劝勉以善的很多，所以在她归去时爱她像这样，无非是情性的正理。先生点头赞同【以上《语类》两条】
日月终风
又说：《日月》、《终风》两篇，根据集注说，应当在《燕燕》之前。以我看来，《终风》应当在先，《日月》应当次之，《燕燕》是庄公死后的诗，应当居最后。大概详细看《终风》的言辞，庄公对庄姜还有往来的时候，只是不暴虐就狎昵，庄姜不能忍受罢了。到了《日月》，则见庄公已经绝不顾念庄姜，而庄姜不免微怨了。由此看来，则《终风》应当先，而《日月》应当次，恐怕或许如此【《语类》】
式微
器之问《式微》诗，是劝告呢？还是警戒呢？回答说：“也不必这样看，只是随他当时所作的意思，这样便与存在，也可以见得有羁旅狼狈的君主，这样而方伯、连帅没有救恤的意思【《语类》】
泉水
问：“驾言出游，以写我忧。”注解说：怎么得出游于彼而写其忧呢？恐怕只是因思归不得，故欲出游于国以写忧？不对。回答说：人之游，也不可轻出，只是思游于彼地罢了【《语类》】
静女
问《静女》注，认为是淫奔期会的诗，以静为闲雅的意思，不知道淫奔之人正相与狎溺，又何取乎闲雅？回答说：淫奔之人不知其为可丑，但见其为可爱罢了。以女子而俟人于城隅，安得谓之闲雅呢？而此曰“静女”者，犹如《日月》诗所谓“德音无良”也。无良则不足以为德音矣，而此曰“德音”，也是爱之的词【《语类》】
二子乘舟
问《二子乘舟》，注取太史公语，谓二子与申生不明白骊姬的过错，同其意似取之，未知如何？回答说：太史公之言有所抑扬，谓三人皆厌恶伤父之志，而终于死之，其情则可观，虽于理为未当然，视夫父子相杀，兄弟相戮者，则大大相远了【《语类》】
鄘干旄
问文蔚：“彼姝者子，指谁而言呢？”文蔚说：“集传言：‘大夫乘此车马以见贤人，贤人说车中之人德美如此，我将何以告之？’回答说：‘这还是用小序说，这只是旁人见此人有好善之诚，说：“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大概指贤人而言也。这样说方不费力。今若如集传说，是说断了，再起，觉得费力【《语类》】
卫淇澳
文蔚说：“《淇澳》一篇，卫武公进德成德的次序，始终可见。一章言切磋琢磨，则学问自修之功精密如此。二章言威仪服饰之盛，有于中而形于外者也。三章言如金锡圭璧，则锻炼以精温纯深粹，而德器成矣。前二章皆有瑟僩赫喧之词，三章但言宽绰戏谑而已。于此可见不事矜持周旋自然中礼之意。”回答说：“说得甚善。卫武公学问之功
甚不茍，年九十五岁，犹命羣臣使进规谏。至如抑诗，是他自警之诗，后人不知，遂以为戒。厉王毕竟周之卿士，去圣人近，气象自是不同。且如刘康公谓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便説得这般言语出【语类】
译他非常不随便，年已九十五岁，还命令群臣进献规劝谏言。至于《抑》这首诗，是他自我警戒的诗，后人不知道这一点，于是把它当作警戒之诗。周厉王毕竟是周朝的卿士，距离圣人较近，气象自然不同。比如刘康公说百姓承受天地的中正之气而生，就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朱子语类》】
王风君子阳阳
君子阳阳，先生不作淫乱説，何如？曰：有个君子于役，如何别将这个做一様説？由房只是人出入处，古人屋于房处，前有壁，后无壁，所以通内。所谓“焉得谖草，言树之背”，盖房之北也【语类】
郑狡童
问狡童刺忽也。古注谓诗人以狡童指忽而言。前軰尝举春秋书忽之法，且引硕鼠以况其义。先生诗解取程子之言，谓作诗未必皆圣贤，则其言岂免小疵。孔子删诗而不去之者，特取其可以为后戒耳。琮谓郑之诗人果若指斥其君，目以狡童，其疵大矣。孔子自应删去。曰：如何见得？曰：似不曾以狡童指忽。且今所谓彼者，他人之义也；所谓子者，尔之义也。他与尔似非共指一人而言。今诗人以“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为忧忽之词，则“彼狡童兮”自应别有所指矣。曰：却是指谁？曰：此必是当时擅命之臣。曰：不与我言兮，却是如何？曰：如祭仲卖国受盟之事，国人何尝与知。琮因是以求硕鼠之义乌，知必指其君而非指其任事之臣哉。曰：如此解经，尽是诗序误人。郑忽如何做得狡童？若是狡童，自防托婚大国而借其助矣，谓之顽童可也。许多郑风只是孔子一言断了。曰：郑声淫，如将仲子，自是男女相与之词，却干祭仲、共叔段甚事？如褰裳，自是男女相咎之辞，却干忽与突争国甚事？但以意推看狡童，便见所指是何人矣。不特郑风，诗序大率皆然。问：每篇诗名下一句，恐不可无；自一句而下却似无用。曰：苏氏有此説。且如卷耳，如何是后妃之志？南山有台，如何是乐得贤？甚至汉广之诗，宁是文王之道？以下至“求而不可得也”，尚自不妨，却如“徳广所及也”一句，成甚説话？又问：大序如何？曰：其闲亦自有凿説处。如言“国史明乎得失之迹”，按周礼史官如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其职不过掌书，无掌诗者，不知明得失之迹，却干国史甚事？曰：旧闻先生不取诗序之説，未能领受，今聼一言之下，遂活却一部毛诗【语类】
齐着
问着是刺何人？曰：“不知所刺，但觉是亲迎底诗。”古者五等之爵，朝祭祀似皆以充耳，亦不知是説何人亲迎。所説尚之以青、黄、素、琼、瑶、瑛，大抵只是押韵。如衞诗説“良马六”，此是天子礼，卫安得而有之？看来只是押韵。不知古人充耳以瑱，或用玉，或用象，不知是塞于耳中为复是塞在耳外？看来恐只是以线穿垂在当耳处【语类】
唐蟋蟀
问：如蟋蟀之序，全然凿説，固不在言。然诗作于晋，而风系于唐，却须有説。曰：本是唐，及居晋，水方改号晋琮。曰：莫是周之班籍，只有唐而无晋否？曰：文侯之命，书序固称晋矣。曰：书序想是纪事之词，若如春秋书晋之法，乃在曲沃既命之后，岂亦系诗之意乎？曰：恁地説忒紧，恰似举子做时文去【语类】
豳七月
问豳诗本风而周礼籥章，氏祈年于田祖，则吹豳雅；蜡祭息老物，则吹豳颂。不知就豳诗观之，其孰为雅，孰为颂？曰：先儒因此説，而谓风中自有雅，自有颂。虽程子亦谓然，似都壊了诗之六义。然有三説：一説谓豳之诗吹之，其调可以为风，可为雅，可为颂；一説谓《楚茨》《大田》《甫田》是豳之雅，《噫嘻》《载芟》《丰年》诸篇是豳之颂，谓其言田之事，如《七月》也。如王介甫则谓豳之诗自有雅颂，今皆亡矣。数説皆通，恐其或然，未敢必也【语类】
籥章之豳雅豳颂，恐《大田》《良耜》诸篇当之，不然，即是别有此诗而亡之，如王氏説，又不然，即是以此《七月》一篇吹成三调，词同而音异耳。若如郑説，即两章为《豳风》，犹或可成音节，至于四章半为《豳雅》，三章半为《豳颂》，不知成何曲拍耶【荅潘恭叔○文集】
问古者改正朔，如以建子月为首，则谓之正月，抑只谓之十一月？曰：此亦不可考。如《诗》之月数，即今之月；《孟子》“七八月之闲旱”，乃今之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乃今之九十月。《国语》“夏令曰九月成杠
译《王风·君子阳阳》
“君子阳阳”，先生不把它解释为淫乱，怎么样？回答说：有一个君子服役在外，怎么能把这首诗当作另一类来解释呢？“房”只是人进出的地方，古人把房屋建在“房”的位置，前面有墙，后面没有墙，所以通向内室。所谓“哪里能得到忘忧草，把它种在北面”，大概是指房屋的北面。【《朱子语类》】
《郑风·狡童》
问：《狡童》是讽刺郑忽的。古代注释说诗人用“狡童”指代郑忽而言。前辈曾经列举《春秋》记载郑忽的笔法，并且引用《硕鼠》来类比它的含义。先生解诗采用程子的说法，认为作诗的人未必都是圣贤，那么他们的言论难免有小瑕疵。孔子删诗而没有删去它，只是取它可以作为后世的警戒罢了。琮认为郑国的诗人如果真的指斥他们的君主，称他为“狡童”，那瑕疵就太大了。孔子自应该删去它。回答说：怎么看得出来？回答说：似乎不曾用“狡童”指代郑忽。况且现在所谓的“彼”，是别人的意思；所谓的“子”，是你（你）的意思。他和你似乎不是共同指代一个人而言。现在诗人把“因为你的缘故，使我不能吃饭啊”作为担忧郑忽的词句，那么“那个狡童啊”自然应该另有所指了。回答说：却是指谁？回答说：这一定是当时专权擅命的臣子。回答说：“不跟我说话啊”，却是怎么回事？回答说：比如祭仲出卖国家接受盟约的事情，国人何曾参与知晓。琮因此去探求《硕鼠》的含义，知道一定是指他们的君主，而不是指那些任职的臣子吗？回答说：这样解释经典，全都是《诗序》误导人。郑忽怎么能做得出“狡童”的样子？如果是“狡童”，自然会防范依托大国而借助它的力量了，称他为“顽童”也可以。许多《郑风》的诗只是孔子一句话就断定了。回答说：郑国的音乐淫靡，比如《将仲子》，自然是男女相爱的词句，却跟祭仲、共叔段有什么关系？比如《褰裳》，自然是男女互相责备的言辞，却跟郑忽与郑突争夺国家有什么关系？只是凭意思推测看《狡童》，便可见所指是谁了。不只是《郑风》，《诗序》大体都是这样。问：每篇诗名下面的一句，恐怕不能没有；从第二句往下似乎没有用处。回答说：苏氏有这样的说法。况且比如《卷耳》，怎么是后妃的志向？《南山有台》，怎么是乐于得到贤人？甚至《汉广》这首诗，难道是文王的道义？以下到“求而不可得也”，尚且还说得过去，却像“德广所及也”这一句，成了什么话？又问：大序怎么样？回答说：其中也有穿凿附会的地方。比如说到“国史明乎得失之迹”，按照《周礼》史官如太史、小史、内史、外职，他们的职责不过是掌管书写，没有掌管诗歌的，不知道明了得失的痕迹，却跟国史有什么关系？回答说：以前听说先生不采纳《诗序》的说法，未能领会，现在听先生一言之下，于是使一部《毛诗》活了起来。【《朱子语类》】
《齐风·着》
问：《着》是讽刺谁的？回答说：“不知道讽刺谁，只觉得是亲迎的诗。”古代五等爵位，朝见祭祀似乎都佩戴充耳，也不知道是说谁亲迎。所说尚之以青、黄、素、琼、瑶、瑞，大抵只是押韵。比如《卫风》说“良马六”，这是天子的礼制，卫国怎么能有它？看来只是押韵。不知道古人用瑱作为充耳，是用玉，还是用象牙，不知道是塞在耳朵里面还是塞在耳朵外面？看来恐怕只是用线穿起来垂在耳朵旁边。【《朱子语类》】
《唐风·蟋蟀》
问：比如《蟋蟀》的序，完全是穿凿附会，固然不必多言。然而诗作于晋，而风系于唐，却必须有说法。回答说：本来是唐，等到居于晋，水才改号为晋。琮说：莫非是周朝的户籍，只有唐而没有晋吗？回答说：《文侯之命》，《书序》固然称晋了。回答说：《书序》想必是记事之词，如果像《春秋》记载晋的笔法，那是在曲沃被任命之后，难道也是系诗的意思吗？回答说：这样说太拘泥，恰似举子做时文一样。【《朱子语类》】
《豳风·七月》
问：豳诗本是风，而《周礼》籥章，祈年于田祖，则吹豳雅；腊祭息老物，则吹豳颂。不知道从豳诗来看，哪部分是雅，哪部分是颂？回答说：先儒因此说，而认为风中自有雅，自有颂。虽然程子也认为如此，似乎都破坏了诗的六义。然而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豳的诗吹奏它，其调子可以作风，可以作雅，可以作颂；一种说法认为《楚茨》《大田》《甫田》是邠的雅，《噫嘻》《载芟》《丰》诸篇是邠的颂，说它们谈论农事，像《七月》一样。比如王安石则认为邠的诗自有雅颂，现在都失传了。几种说法都通，恐怕其中有一种是对的，不敢肯定。【《朱子语类》】
籥章的豳雅豳颂，恐怕《大田》《良耜》等篇当之，不然，就是另有这些诗而失传了，如王安石所说，又不然，就是用这《七月》一篇吹成三种调子，词相同而音不同罢了。如果像郑氏所说，即两章作为《豳风》，或许还能成音节，至于四章半作为《豳雅》，三章半作为《豳颂》，不知道成什么曲拍呢。【《答潘恭叔》○《文集》】
问：古代改正朔，比如以建子月为首，则称之为正月，还是只称之为十一月？回答说：这也无法考证。比如《诗经》中的月数，就是现在的月份；《孟子》“七八月之间旱”，是现在的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是现在的九十月。《国语》“夏令曰九月成杠”
，十月成梁”，即《孟子》之十一月、十二月。若以为改月，则与《孟子》《春秋》相合，而与《诗》《书》不相合；若以为不改月，则与《诗》《书》相合，而与《孟子》《春秋》不相合。如秦元年，以十月为首，末又有正月，又似不改月。
译“十月成梁”，即《孟子》中的十一月、十二月。如果认为改换了月份，那么与《孟子》《春秋》相符合，却与《诗经》《尚书》不相符合；如果认为没有改换月份，那么与《诗经》《尚书》相符合，却与《孟子》《春秋》不相符合。比如秦朝元年，以十月作为岁首，年末又有正月，又似乎没有改换月份。
问：跻彼公堂，称彼兕觥，民何以得升君之堂？曰：周初国小，君民相亲，其礼乐法制未必尽偹，而民事之艰难，君则尽得以知之。成王时礼乐偹，法制立，然但知为君之尊，而未必知为国之初。此等意思，故周公特作此诗，使之因是以知民事也【以上语类二条】
鸱鸮
因论《鸱鸮》诗，问周公使管叔监殷，岂非以爱兄之心胜，故不敢疑之耶？曰：若説不敢疑，则已是有可疑者矣。盖周公以管叔是吾之兄，事同一体，今既克商，使之监殷，又何疑焉？非是不敢疑，乃是即无可疑之事也。不知他自差异，造出一件事，周公为之奈何哉？叔重因云：孟子所谓“周公之过，不亦宜乎”者，正谓此也。曰：然【语类】
破斧
破斧诗，看圣人这般心下，诗人直是形容得出。这是荅东山之诗。古人做事，茍利国家，虽杀身，为之而不辞。如今人个个计较利害，看你四国如何？不安也得，不宁也得。只是防了我斨我斧，莫得阙壊了。此诗説出极分明。毛注却云四国是管蔡商奄，诗里多少处説四国，如正是四国之类，犹言四海。他却不照这例，自恁地説。
破斧诗，须看那周公东征四国，是皇见得周公用心，始得这个，却是个好话头【以上语类二条】
九罭
九罭诗分明是东人愿其东故致愿留之意。公归岂无所于汝？但暂寓信宿耳。公归将不复来于汝？但暂寓信处耳。是以有衮衣兮。是以两字，如今都不説。盖本谓縁公暂至于此，是以此闲有被衮衣之人。无以我公归兮，无使我心悲兮。其为东人愿留之诗，岂不甚明白？止縁序有刺朝廷不知之句，故后之説诗者悉委曲附防之。费多少词语，到底鹘突。某尝谓死后千百年须有人知此意，自看来直是尽得圣人之心【语类】
狼跋
问公孙硕肤，注以为此乃诗人之意，言此非四国之所为，乃公自让其太美而不居耳。盖不使谗邪之口得以加乎公之忠圣，此可见其爱公之深，敬公之至【云云】看来诗人此意也，回互委曲，却太伤巧，得来不好。曰：自是作诗之体，当如此。诗人只得如此説。如春秋公孙于齐，不成説昭公出奔，圣人也，只得如此书，自是体当如此【语类】
二雅
小雅恐是燕礼用之，大雅须飨礼方用。小雅施之君臣之闲，大雅则止人君可歌。
大雅气象宏阔，小雅虽各指一事，説得精切至到。尝见古人工歌《宵雅》之三，将作重事，近尝令孙子诵之，则见其诗果是恳至。如《鹿鸣》之诗，见得賔主之闲相好之诚，如“徳音孔昭”以燕乐嘉賔之心情意恳切，而不失义理之正。《四牡》之诗，古注云：“无公义，非忠臣也；无私情，非孝子也。”此语甚切当。如既云“王事靡盬”，又云“不遑将母”，皆是人情少不得底，説得恳切。如《皇皇者华》，即首云“每怀靡及”，其后便须咨询咨谋。看此诗不用小序，意义自然明白【以上语类二条】
小雅鹿鸣诸篇
问：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诗，《仪礼》皆以为上下通用之乐，不知为君劳使臣，谓「王事靡盬」之类，庻人安得而用之？曰：乡饮酒亦用，而《大学》始教「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正谓习此，盖入学之始，须教他便知有君臣之义，始得。又曰：上下常用之乐，《小雅》如《鹿鸣》以下三篇，及《南有嘉鱼》、《鱼丽》、《南山有台》三篇，《风》则是《关雎》、《卷耳》、《采蘩》、《采苹》等篇，皆是。然不知当初何故独取此数篇也【语类】
常棣
虽有兄弟，不如友生。未必其人，实以兄弟为不如友生也。犹言丧乱既平之后，乃谓反不如友生乎？盖疑而问之词也。
苏宜久问：“常棣诗一章言兄弟之大略，二章言其死亡相收，三章言其患难相救，四章言不幸而兄弟有阋，犹能外御其侮。一节轻，一节而其所以着夫兄弟之义者愈重。到得丧乱既平，便谓兄弟不如友生，其于所厚者薄如此，则亦不足道也。六章、七章就他逸乐时良心发处指出，谓酒食备而兄弟有不具，则无以共其乐；妻子合而兄弟有不翕，则无以
译问：登上那公侯的殿堂，举起那犀牛角做的酒杯，百姓凭什么能登上君主的殿堂？答：周朝初年，国家尚小，君主与百姓亲近，其礼乐法制未必完全齐备，而百姓生活的艰难，君主都能完全知晓。到了成王时期，礼乐齐备，法制确立，然而只知道维护君主的尊贵，却未必知道国家初创时的情况。正是这种意思，所以周公特意作了这首诗，让后人借此了解百姓的事务。【以上《语类》两条】
《鸱鸮》
因讨论《鸱鸮》这首诗，问：周公让管叔监管殷商遗民，难道不是因为爱护兄长的心理占了上风，所以不敢怀疑他吗？答：如果说是不敢怀疑，那已经是有所怀疑了。周公认为管叔是我的兄长，事情如同一体，如今既然已经攻克商朝，让他去监管殷地，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并不是不敢怀疑，而是根本就没有可疑的事情。只是管叔自己心生嫌隙，制造出事端，周公又能怎么办呢？叔重接着说：孟子所说的“周公的过错，不也是情理之中的吗”，正是指这件事。答：是的。【《语类》】
《破斧》
《破斧》这首诗，看圣人当时的心境，诗人真是形容得恰到好处。这是回答《东山》的诗。古人做事，只要有利于国家，即使牺牲生命，也去做而不推辞。如今的人个个计较利害，管你四国如何？不安定也罢，不宁静也罢。只是防备我的斧头，不要损坏了。这首诗说得极其分明。毛亨的注却说四国是指管叔、蔡叔、商奄，诗里多处说到四国，比如“正是四国”之类，犹言四海。他却不照这个例子，自顾自地那样说。
《破斧》这首诗，必须看那周公东征四国，是皇上看出周公的用心，才开始有这个说法，这却是个好的话题。【以上《语类》两条】
《九罭》
《九罭》这首诗分明是东地人愿意周公留在东地，以致有愿意挽留的意思。周公回去难道对你没有好处吗？只是暂时住宿两晚罢了。周公回去将不再来你这里吗？只是暂时住宿的地方罢了。所以有“衮衣兮”这句。所以这两个字，如今都不说了。本来是说因为周公暂时来到这里，所以这里有穿着衮衣的人。“无以我公归兮，无使我心悲兮。”它是东地人愿意挽留的诗，难道不是很明白吗？只是由于《诗序》有讽刺朝廷不知情的句子，所以后来解说诗的人全都曲折地附会它。费了多少言语，到底还是含糊不清。我曾经说死后千百年必定有人知道这个意思，自己看来真是完全符合圣人的心意。【《语类》】
《狼跋》
问：公孙硕肤，注解说这是诗人的意思，说这不是四国所能做的，而是周公自己谦让，认为太美好而不居其位。大概是不让谗邪之口得以加害于周公的忠圣，这可见他们爱护周公之深，尊敬周公之至。【等等】看来诗人这个意思，回环曲折，却太伤巧，读来不好。答：自然是作诗的体裁，应当如此。诗人只能这样说。比如《春秋》中“公孙于齐”，不能说是昭公出奔，圣人，只能这样书写，自然是体裁应当如此。【《语类》】
《二雅》
《小雅》恐怕是在燕礼中使用的，《大雅》必须是在飨礼中才使用。《小雅》施行于君臣之间，《大雅》则只有君主可以歌唱。
《大雅》气象宏大开阔，《小雅》虽然各指一事，说得精切透彻。曾见古人歌唱《宵雅》之三，当作重要事务，近来曾让孙子诵读，则见其诗果真是恳切至到。如《鹿鸣》这首诗，见得宾主之间相好的诚意，如“德音孔昭”以燕乐嘉宾的心情意态恳切，而不失义理之正。《四牡这首诗，古注说：“无公义，非忠臣也；无私情，亦非孝子也。”此语甚切当。既然说“王事靡盬”，又说“不遑将母”，都是人情中少不得的，说得恳切。如《皇皇者华》，开头就说“每怀靡及”，其后便须咨询咨谋。看来这首诗不用小序，意义自然明白。【以上《语类》两条】
《小雅鹿鸣诸篇》
问：《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首诗，《仪礼》都认为是上下通用的乐，不知道为君主慰劳使臣，所谓“王事靡盬”之类，庶人怎么能使用呢？答：乡饮酒礼也使用，而《大学》开始教导“宵雅肄三”，在官学开始的时候，正是指练习这些，大概入学的开始，必须教他先知道有君臣之义，才行。又说：上下常用的乐，《小雅》如《鹿鸣》以下三篇，以及《南有嘉鱼》、《鱼丽》、《《南山有台》三篇，《国风》则是《关雎》、《卷耳》、采蘩》、《采苹》等篇，都是。然而不知道当初为什么只选取这几篇。【《语类》】
《常棣》
虽有兄弟，不如朋友。未必其人，真的认为兄弟不如朋友。犹言丧乱已经平定之后，难道反而不如朋友吗？大概是疑惑而询问的语气。
苏宜久问：“《常棣》诗第一章言兄弟的大略，第二章言其死亡时互相收殓，第三章言其患难时互相救助，第四章言不幸而兄弟有争执，还能共同抵御外侮。一节比一节轻，一节比一节重，而所以彰显兄弟之义的愈发沉重。到了丧乱已经平定，便说兄弟不如朋友，对于所厚待的如此轻薄，那也就不足道了。第六章、第七章就在他逸乐时良心发现的地方指出，说酒食齐备而兄弟有不具，则无法共同享乐；妻子和睦而兄弟有不和，则无法
久其乐。盖居患难则人情不期而相亲，故天理常易复；处逸乐则多为物欲所转移，故天理常隠而难寻。所以诗之卒章有‘是究是图，亶其然乎’之句，反复翫味，真能使人孝友之心油然而生也。曰：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那二章正是遏人欲而存天理，须是恁地看【以上语类二条】
译长久地保持这种快乐。大抵身处患难之中，人情便不期而然地相互亲近，所以天理常常容易恢复；处于安逸享乐之中，则多被物欲所转移，所以天理常常隐没而难以寻得。因此《诗经》的末章有“是究是图，亶其然乎”的诗句，反复玩味，真能使人孝悌友爱之心油然而生。问：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那两章正是遏制人欲而保存天理，必须这样去看【以上语类二条】
伐木
问伐木大意，皆自言待朋友不可不加厚之意，所以感发之也。曰然，又问酾酒云缩酌，用茅是此意否？恐茅乃以酹。曰某亦尝疑，今人用茅缩酒，古人刍狗乃酹酒之物，则茅之缩酒乃今以醡酒也。想古人不肯用绢帛，故以茅缩酒也。
问神之听之终和且平，曰：“若能尽其道于朋友，虽▯神亦必听之，相之而锡之以和平之福【以上语类二条】
天保
何福不除义如除戎器之除
问：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承是继承相接续之谓如何？曰：松柏非是叶不雕，但旧叶雕时，新叶已生。木犀亦然。
问天保上三章，天以福锡人君。四章，乃言其先君先王，亦锡尔以福。五章，言民亦徧为尔徳，则福莫大于此矣。故卒章毕言之曰：然。
时举説：第一章至第三章皆人臣颂祝其君之言，然词繁而不杀者，以其爱君之心无已也。至四章则以祭祀先公为言，五章则以徧为尔徳为言。盖谓人君之德，必上无愧于祖考，下无愧于斯民，然后福禄愈逺而愈新也。故末章终之以“无不尔”。或承先生颔之，叔重因云：“蓼萧诗云‘令德寿’，岂亦是此意？”盖人君必有此德，而后可以称是福也。曰：“然【以上语类四条】
采薇
又説采薇首章略言征夫之出，盖以玁狁不可不征，故舍其室家而不遑宁处。二章则既出而不能不念其家。三章则竭力致死而无还心，不复念其家矣。四章五章则惟勉于王事，而欲成其战伐之功也。卒章则言其事成之后，极陈其劳苦忧伤之情而念之也。其序恐如此。曰：雅者正也，乃王公大人所作之诗，皆有次序而文意不茍，极可翫味。风则或出于妇人小子之口，故但可观其大略耳【语类】
出车
子善问诗：“畏此简书。”简书有二説：一説，简书戒命也，邻国有急，则以简书相戒命；一説，策命临遣之词。曰：“后説为长。”当以后説载前，前説只据左氏，“简书同恶相恤之谓”，然此是天子戒命，不得谓之邻国也。又问：“胡不斾斾？”东莱以为初出军时，旌旗未展，为卷而建之【引左氏“建而不斾】故曰：“此旗何不斾斾而飞扬乎？”盖以命下之初，我方忧心悄悄，而仆夫顦顇，亦若人意之不舒也。曰：“此説虽精巧，然‘胡不斾斾’一句，语势似不如此。”“胡不”犹言“遐不”，作人言“岂不斾斾乎”？但我自忧心悄悄，而仆夫又况瘁耳。如此却自平正，伯恭説太巧。“诗”正怕如此，看古人意思自寛平，何尝如此纎细拘迫【语类】
鱼丽
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始于忧勤，终于逸乐。这四句尽説得好【语类】
车攻
时举説《车攻》《吉日》二诗，先生曰：「好田猎之事，古人亦多刺之。然宣王之田，乃是因此见得其车马之盛，纪律之严，所以为中兴之势者在此。其所谓田，异乎寻常之田矣【语类】
庭燎
时举説庭燎有煇曰：煇，火气也。天欲明而见其烟光相杂，此是呉才老之説。説此一字，极有功也【语类】
斯干
杨问横渠説：“斯干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学。”指何事而言？曰：“不要相学不好处。且如兄去友，弟弟却不能恭其兄，兄岂可学弟之不恭而遂亦不友？为兄者但当尽其友可也。为弟能恭其兄，兄乃不友其弟，为弟者岂可亦学兄之不友而遂忘其恭？为弟者但当知其尽恭而已。如寇莱公挞倒用印事，王文正公谓‘他底既不是，则不可学他不是’，亦是此意。然诗之本意，犹字作‘相图谋’説【语类】
节南山
自古小人，其初只是他自窃国柄，少闲又自不奈何，引得别人来一齐不好了。如尹氏太师，只是他一个不好，少闲到那▯▯姻亚处，是防个人不好了。
秉国之均，均本当从金，所谓如泥之在钧者，不知钧是何物？时举曰：“恐只是为瓦器者，所谓车盘是也。盖运得愈急，则其成器愈快，恐此即是钧。”曰：“秉国之钧，只是此义。”今集传训“平”者，此物亦惟平乃能运也【以上语类二条】
小弁
问：「小弁」诗，古今説者皆以为
译《伐木》
问《伐木》的大意，大家都说这是表达对待朋友不可不厚道的意思，以此来感发人心。回答说：是的。又问：诗中“酾酒云缩酌，用茅”是不是这个意思？恐怕茅草是用来洒酒祭神的吧。回答说：我也曾怀疑过，现在的人用茅草滤酒，古人用草扎的狗来洒酒祭神，那么茅草滤酒大概就是现在用醋滤酒的意思。我想古人不肯用绢帛，所以用茅草来滤酒。
问：“神之听之，终和且平”是什么意思？回答说：“如果能对朋友尽到道义，虽然〇神也一定会听到，并帮助你赐给你和平的福气。”【以上《语类》两条】
《天保》
“何福不除”的“除”字，意义如同“除戎器”的“除”。
问：“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是“承承”的意思吗？还是“承承”是继承、相接续的意思？回答说：松柏并不是叶子不凋落，而是旧叶凋落时，新叶已经长出来了。桂花树也是这样。
问《天保》前三章，是说上天赐福给君主。第四章，是说他的先君先王，也赐福给他。第五章，是说百姓也普遍称颂他的德行，那么福气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所以最后一章总结说：是的。
时举说：第一章到第三章都是臣子颂祝君主的言语，然而言辞繁多而不简略，是因为爱君之心没有止境。到第四章则以祭祀先公来说，第五章则以普遍称颂他的德行来说。大概意思是说，君主的德行，必须对上无愧于祖先，对下无愧于百姓，然后福禄才会越远越新。所以最后一章以“无不尔”作结。或者“承”字，先生点头表示赞同，叔重因此说：“《蓼萧》诗说‘令德寿’，难道也是这个意思吗？”大概君主必须有这样的德行，然后才可以承受这样的福气。回答说：“是的。”【以上《语类》四条】
《采薇》
又说《采薇》首章略说征夫出征，大概是因为玁狁不可不征，所以舍弃家室而不能安宁。第二章则是既出征又不能不思念家室。第三章则是竭力致死而没有归心，不再思念家室了。第四章第五章则是只勉励于王事，想要成就战伐的功业。最后一章则是说事成之后，极力陈述其劳苦忧伤之情而思念家室。它的序大概是这样。回答说：雅是正的意思，是王公大人所作的诗，都有次序而且文意不随便，极可玩味。风则有的出于妇人小子的口中，所以只能看其大略罢了。【《语类》】
《出车》
子善问诗：“畏此简书。”简书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简书是警戒的命令，邻国有急事，就用简书互相警戒命令；另一种说法，是策命临遣的辞令。回答说：“后一种说法更合理。”应当把后一种说法放在前面，前一种说法只依据《左传》，“简书同恶相恤之谓”，然而这是天子的警戒命令，不能称为邻国。又问：“胡不斾斾？”东莱认为初出军时，旌旗没有展开，是卷起来竖立的【引用《左传》“建而不斾”】所以说：“这旗帜为什么不飘扬呢？”大概是因为命令刚下，我方忧心忡忡，而仆夫憔悴，也好像人心不舒畅。回答说：“这种说法虽然精巧，然而‘胡不斾斾’一句，语势似乎不是这样。”“胡不”犹言“遐不”，意思是“岂不斾斾乎”？但是我自忧心忡忡，而仆夫又憔悴罢了。这样却自然平正，伯恭的说法太巧。“诗”正怕这样，看古人的意思自然宽平，何曾如此纤细拘迫。【《语类》】
《鱼丽》
文王武王用《天保》以上治理内政，用《采薇》以下治理外患，始于忧勤，终于逸乐。这四句话说得极好。【《语类》】
《车攻》
时举说《车攻》《吉日》两首诗，先生说：“喜好田猎之事，古人也多讽刺。然而宣王的田猎，却是因此见得其车马之盛，纪律之严，中兴之势就在这里。他的所谓田猎，不同于寻常的田猎了。”【《语类》】
《庭燎》
时举说《庭燎》有煇，说：煇，是火气。天将明而见其烟光相杂，这是吴才老的说法。解释这个字，极有功。【《语类》】
《斯干》
杨问横渠说：“《斯干》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学。”是指什么事而言？回答说：“不要学不好的地方。比如兄长去友爱弟弟，弟弟却不能恭敬兄长，兄长岂可学弟弟的不恭敬而遂也不友爱？做兄长的只应当尽友爱之道。做弟弟的能恭敬兄长，兄长却不友爱弟弟，做弟弟的岂可也学兄长的不友爱而遂忘记恭敬？做弟弟的只应当知道尽恭敬而已。如寇莱公挞倒用印的事，王文正公说‘他既然不对，就不可学他的不对’，也是这个意思。然而诗的本意，‘犹’字作‘相图谋’解释。”【《语类》】
《节南山》
自古小人，起初只是他私自窃取国家权柄，过不久又自己无可奈何，引得别人一起来变坏了。如尹氏太师，只是他一个人不好，过不久到那〇〇姻亚处，是每个人都变坏了。
“秉国之均”，“均”本当从金，所谓如泥在钧上一样，不知钧是什么东西？时举说：“恐怕只是做瓦器的人，所谓车盘是也。大概转得越急，则成器越快，恐怕这就是钧。”回答说：“秉国之钧，只是这个意思。”现在《集传》训“平”，这个东西也只有平才能运转。【以上《语类》两条】
《小弁》
问：“《小弁》诗，古今说法都以为
此诗之意与舜怨慕之意同。窃以为「只我罪伊何」一句与「舜于我何哉」之意同。至后靣「君子秉心，维其忍之」与「君子不惠不舒」，究之分明是怨其亲，却与舜怨慕之意似不同。曰：作「小弁」者自是未到得舜地位，盖亦常人之情耳。「只我罪伊何」上而説「何辜于天」，亦一似自以为无罪相似，未可与舜同日而语也。问：「莫髙匪山，莫浚匪泉。君子无易由言。」耳属于垣。集传作赋体，是以上两句兴下两句耶？曰：此只是赋，盖以为「莫髙如山，莫浚如泉」，而君子亦不可易其言，亦恐有人闻之也。又曰：看「小雅」虽未毕，且并看「大雅」。「小雅」后数篇大概相似，只消兼看。因言诗人所见极大，如「巧言」诗：「奕奕寝庙，君子作之。秩秩大猷，圣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跃跃毚▯，遇犬获之。」此一章本意只是恶巧言谗谮之人，却以「奕奕寝庙」与「秩秩大猷」起兴，盖以其大者兴其小者，便见其所见极大，形于言者无非义理之极致也。时举云：此亦是先王之泽未冺，理义根于其心，故其形于言者自无非义理。先生颔之【语类】
译这首诗的意思与舜对父母怨恨又思慕的意思相同。我私下认为，“只我罪伊何”这一句与“舜于我何哉”的意思相同。至于后面“君子秉心，维其忍之”与“君子不惠不舒”，究其根本，分明是怨恨自己的亲人，却与舜怨恨又思慕的意思似乎不同。回答说：作《小弁》的人自然是达不到舜的境界，大概也是常人的情感罢了。“只我罪伊何”上面说“何辜于天”，也好像自以为无罪一样，不能与舜相提并论。问：“莫髙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属于垣。《集传》认为是赋体，是以上两句兴起下两句吗？回答说：这只是赋，大概是因为“没有比山更高的，没有比泉更深的”，而君子也不可以轻易说出自己的话，也恐怕有人听到。又说：看《小雅》虽然还没看完，暂且连同《大雅》一起看。《小雅》后面几篇大致相似，只需兼看。于是说到诗人所见极大，如《巧言》诗：“奕奕寝庙，君子作之。秩秩大猊，圣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跃跃毚〇，遇犬获之。”这一章本意只是厌恶巧言谗谮之人，却用“奕奕寝庙”与“秩秩大猷”起兴，大概是用大的事物兴起小的事物，便可见其见识极大，表现在言语上的无非是义理的极致。时举说：这也是先王的恩泽尚未泯灭，理义根植于他们心中，所以他们表现在言语上的自然无非是义理。先生点头表示赞同。
楚茨
问：神保是飨？《诗传》谓神保是▯神之嘉号，引《楚辞》语：“思灵保兮贤姱。”但《诗》中既説“先祖是皇”，又説“神保是飨”，似语意重▯？如何？曰：“近见洪庆善説，灵保是巫。今《诗》中不説巫，当便是尸，却是向来解错了此两字【语类】
瞻彼洛矣
问：韎韐有奭？韎韐毛，郑以为祭服，王氏以为戎服。曰：只是戎服。《左传》云：“有韎韦之跗注”是也。又曰：《诗》多有酬酢应荅之篇，“瞻彼洛矣”是臣归美其君，“君子”指君也。当时朝防于洛水之上，而臣祝其君如此。“裳裳者华”又是君报其臣，“桑扈”“鸳鸯”皆然【语类】
苕之华
周家初兴时，周原膴膴，堇荼如饴，苦底物事亦甜。及其衰也，牂羊坟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鲜可以饱，直恁地萧索【语类】
大雅文王
问先生：「解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文王既没，精神上与天合。看来圣人禀得清明纯粹之气，其生也，既有以异于人，则其散也，其死与天为一；则其聚也，其精神上与天合一。陟一降，在帝左右，此又别是一理，与众人不同。曰：理是如此。若道真有个文王上上下下，则不可；若道诗人只胡乱恁地説，也不可。
马节之问：“无遏尔躬，曰无自遏絶于尔躬，如家自毁，国自伐【以上语类二条】
绵
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蹶动也，生是兴起之意。当时一日之闲，虞芮质成而来归者四十余国，其势张盛一时，见之如忽然跳起。又曰：粗説时，如今人言军势益张【语类】
棫朴
棫朴序只下能官人三字，便晦了一篇之意。楚茨等十来篇，皆是好诗，如何见得是伤今思古？只被乱在变雅中，便被后人如此想像。如东坡説「某处猪肉，众客称美」之意。
遐不作人？古注并诸家皆作逺字，甚无道理。礼记注训胡字，甚好【以上语类二条】
皇矣
时举説《皇矣》诗，先生谓此诗称文王徳处，是从“无然畔援，无然歆羡”上説起，后面却説“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见得文王先有这个工夫，此心无一毫之私，故见于伐崇、伐密，皆是道理合着恁地，初非圣人之私怒也。问“无然畔援，无然歆羡”，窃恐是説文王生知之资，得于天之所命，自然无畔援歆羡之意，后面“不识不知，顺帝之则”乃是文王做工夫处。曰然【语类】
文王有声
问镐至丰邑止二十五里，武王何故自丰迁镐？曰：此只以后来事推之，可见秦始皇营朝宫渭南，史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庭小，故作之想，得迁镐之意，亦是如此，周得天下，诸侯尽来朝觐，丰之故宫不足以容之耳【语类】
生民
生民诗是叙事诗，只得恁地。盖是叙那首尾，要尽下。武文王有声等诗，却有反覆歌咏底意思。
问履帝武敏曰：「此亦不知其何如？但诗中有此语。自欧公不信祥瑞，故后人才见説祥瑞皆辟之。若如后世所谓祥瑞，固多伪妄，然岂可因后世之伪妄，而并真实者皆以为无乎？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孔子之言，不成亦以为非。」
时举説：“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处曰：“敏字当为絶句，盖作母鄙反，叶上韵耳。履巨迹之事，有此理。且如契之生，诗中亦云：‘天命▯鸟，降而生商。’盖以为稷契皆天生之耳，非有人道之感，非可以常理论也。汉髙祖之生，亦类此。此等不可以言尽，当意会之可也【以上语类三条】
既醉
时举説：“既醉诗，古人祝颂，多以寿考及子孙众多为言。如华封人祝尧，愿圣人寿，愿圣人多男子，亦此意。曰：‘此两事孰有大于此者乎？’曰：‘观行苇及既醉二诗，见古之人君尽其诚敬于祭祀之时，极其恩义于燕饮之际。凡父兄耆老所以祝望之者如此，则其获福也宜矣。’此所谓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也。”先生颔之【语类】
假乐
干禄百福，子孙千亿，是愿其子孙之众多，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旧章，是愿其子孙之贤。
舜功问：“不愆不忘，率由旧章”是勿忘勿助长之意。曰：“不
译楚茨
问：神保是飨？《诗传》说神保是〇神的美称，引用《楚辞》的话：“思灵保兮贤姱。”但《诗经》中既然说了“先祖是皇”，又说“神保是飨”，似乎语意重复〇？如何？回答说：“最近看到洪庆善的说法，灵保是巫。现在《诗经》中不说巫，应当就是尸，却是向来解错了这两个字【语类】
瞻彼洛矣
问：韎韐有奭？毛亨、郑玄认为韎韐是祭服，王氏认为是戎服。回答说：只是戎服。《左传》说：“有韎韦之跗注”就是这样。又说：《诗经》中多有酬酢应答的篇章，“瞻彼洛矣”是臣子归美其君主，“君子”指君主。当时在洛水之上朝会，而臣子如此祝颂其君主。“裳裳者华”又是君主报答其臣子，“桑扈”“鸳鸯”都是这样【语类】
苕之华
周家初兴时，周原肥沃，堇荼如饴，苦的东西也甜。等到其衰败时，牂羊坟首，三星在罶。人可以吃，很少能吃饱，直是这样萧索【语类】
大雅文王
问先生：「解释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文王已经去世，精神上与天合一。看来圣人禀受清明纯粹之气，其生时，就有异于人，那么其消散时，其死与天为一；那么其凝聚时，其精神上与天合一。陟一降，在帝的左右，这又是另一层道理，与众人不同。回答说：道理是这样。如果说真有个文王上上下下，那就不可以；如果说诗人只是胡乱这样说，也不可以。
马节之问：“无遏尔躬，说无自遏絶于尔躬，如家自毁，国家自伐【以上语类二条】
绵
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蹶”是动，“生”是兴起的意思。当时一日之间，虞芮质成而来归附的有四十余国，其势力一时张盛，看起来像忽然跳起。又说：粗略地说，如今人言军势益张【语类】
棫朴
《棫朴》的序只下了“能官人”三个字，就晦涩了一篇的意思。《楚茨》等十来篇，都是好诗，如何见得是伤今思古？只是被乱在变雅中，就被后人如此想像。如东坡说「某处猪肉，众客称美」的意思。
遐不作人？古注并诸家都作“逺”字，甚无道理。《礼记》注训“胡”字，甚好【以上语类二条】
皇矣
时举说《皇矣》诗，先生说此诗称颂文王德行的地方，是从“无然畔援，无然歆羡上说起，后面却说“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可见文王先有这个工夫，此心没有一毫之私，所以见于伐崇、伐密，都是道理合着这样，初非圣人的私怒。问“无然畔援，无然歆羡，”我私下担心是说文王生知的资质，得于天之所命，自然没有畔援歆羡之意，后面“不识不知，顺帝的法则”乃是文王做工夫的地方。回答说：是的【语类】
文王有声
问镐至丰邑止二十五里，武王为何自丰迁镐？回答说：这只是以后来事推之，可见秦始皇营建朝宫于渭南，史家认为咸阳人多，先王的宫庭小，所以作之想，得到迁镐的意思，也是如此，周得天下，诸侯尽来朝觐，丰的故宫不足以容纳他们罢了【语类】
生民
《生民》诗是叙事诗，只得这样。盖是叙那首尾，要尽下。《武王》《文王有声》等诗，却有反覆歌咏的意思。
问履帝武敏曰：「这也不知其如何？但诗中有此语。自从欧阳修不信祥瑞，所以后人才见说祥瑞都辟之。如果像后世所谓的祥瑞，固然多伪妄，然而岂可因后世的伪妄，而把真实的也都以为无乎？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孔子的话，不成也以为非。」
时举说：“履帝武敏歆，攸介攸。”处回答说：“敏字当为絶句，盖作母鄙音，叶上韵罢了。履巨迹之事，有此理。且如契的生，诗中也说：‘天命〇鸟，降而生商。’大概是以为稷契都是天生之耳，非有人道之感，非可以常理论也。汉髙祖的生，也类此。此等不可以言尽，当意会罢了【以上语类三条】
既醉
时举说：“《既醉》诗，古人祝颂，多以寿考及子孙众多而言。如华封人祝尧，愿圣人寿，愿圣人有多男子，也是此意。说：‘这两件事孰有大于此者乎？’说：‘观《行苇》及《既醉》二诗，见古之人君尽其诚敬于祭祀之时极其恩义于燕饮之际。凡父兄耆老者所以祝望之者如此，则其获福也适宜了。’这就是所谓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也。”先生点头【语类】
假乐
干禄百福，子孙千亿，是愿其子孙众多，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僭不忘，率由旧章，是愿其子孙贤。
舜功问：“不僭不忘，率由旧章”是勿忘勿助长的意思。回答说：“不
此诗末章即承上章之意，故上章云“四方之纲”，而下章即继之曰“之纲之纪”，盖张之为纲，理之为纪。下面百辟卿士至于庻民，皆是頼君以为纲，所谓“不解于位”者，盖欲纲常张而不弛也【以上语类三条】
公刘
问：第二章説“既庻既繁，既顺乃宣”，而第四章“方言居邑之成，不知未成邑之时，何以得民居之繁庶也？”曰：“公刘始于草创，而人从之者已若是其盛，是以居邑由是而成也。”问：“第四章‘君之宗之处’，曰东莱以为‘为之立君立宗’，恐未必是如此，只是公刘自为羣臣之君宗耳。”盖此章言其一时燕飨，恐未説及立宗事也【语类】
卷阿
时举説《卷阿》诗毕，以为诗中凡称颂人君之寿考福禄者，必归于得人之盛，故《既醉》诗云：「君子万年，介尔景福」，而必曰「朋友攸摄，摄以威仪」；《假乐》诗言受天之禄与干禄百福，而必曰「率由羣匹」，与「百辟卿士媚于天子」。盖人君所以致福禄者，未有不自得人始也。先生颔之【语类】
民劳
时举窃谓：每章上四句是刺厉王，下六句是戒其同列。曰：皆只是戒其同列，铺叙如此，便自可见。故某以为古人非是直作一诗以刺其王，只陈其政事之失，自可以为戒。时举因谓：第二章末谓「无弃尔劳，以为王休」，盖以为王者之休，莫大于得人，惟羣臣无弃其功，然后可以为王之休美。至第三章后二句谓「敬慎威仪，以近有徳」，盖以为既能拒絶小人，必须自反于己，又不可以不亲有徳之人，不然则虽欲絶去小人，未必有以服其心也。后二章「无俾正败，无俾正反」，尤见诗人忧虑之深。盖「正败」则惟败坏吾之正道，「而正反」则全然反乎正矣，其忧虑之意，盖一章切于一章也。先生颔之【语类】
板
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昊天曰旦，及尔游衍。旦与明，只一意。这个岂是人自如此？皆有来处。才有些放肆，他便知。所以曰「日监在兹」，又曰「敬天之怒，无敢戏豫；敬天之渝，无敢驰驱」。问「渝」字如何？曰「变也」。如迅雷风烈，必变之变，但未至怒。
道夫言：「昨来所论『昊天曰明【云云】至游衍此意，莫只是言人之所以为人者，皆天之所为，故虽起居动作之顷，而所谓天者未尝不在也。」曰：「公説天体物不遗，既説得是，则所谓仁体事而无不在者，亦不过如此。今所以理防不透，只是以天与仁为有二也。今须将圣贤言仁处，就自家身上思量，久之自见【以上语类二条】
荡
时举説：「首章前四句有怨天之辞，后四句乃解前四句，谓天之降命本无不善，惟人不以善道自终，故天命亦不克终，如疾威而多邪僻也。」此章之意既如此，故自次章以下托文王言纣之辞，而皆就人君身上説，使知其非天之过，如「女兴是力」、「尔德不明」、「与天不湎尔以酒」、「匪上帝不时」之类，皆自发明首章之意。先生颔之【语类】
抑
抑非刺厉王？只是自警。尝考卫武公生于宣王末年，安得有刺厉王之诗？据《国语》，只是自警。诗中词气，若作自警，甚有理；若作刺厉王，全然不顺。伯恭却谓《国语》非是。
卫武公抑诗自作懿戒也。中闲有“于乎小子”等语，自呼而告之也。其警戒持循如是，所以诗人美其如切如磋【以上语类二条】
云汉
问：「云汉诗，乃他人述宣王之意，然责己处太少。」曰：「然【语类】
烝民
问《烝民》诗解云：「仲山甫盖以冢宰兼太保，何以知之？曰：其言『式是百辟』，则是为宰相可知；其曰『保兹天子王躬』，是保，则是为太保可知。此正召康公之旧职。」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曰：只是上文「肃肃王命，仲山甫将之；邦国若否，仲山甫明之」，便是明哲。所谓明哲者，只是晓天下事理，顺理而行，自然灾害不及其身，可以保其禄位。今人以邪心读诗，谓明哲是见几知微，先去占取便宜，如扬子云説「明哲煌煌，旁烛无疆，逊于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底説话，所以他一生
译这首诗的末章承接上一章的意思，所以上章说“四方之纲”，下章接着说“之纲之纪”，大概张设的是纲，梳理的是纪。下面从百官卿士到平民百姓，都依赖君主作为纲纪，所谓“不离其位”，大概是希望纲常张设而不松弛【以上《语类》三条】
公刘
问：第二章说“既庶既繁，既顺乃宣”，而第四章说“方言居邑之成”，不知道在城邑未建成时，凭什么能使民居繁盛呢？答：公刘起初草创基业，而跟随他的人已经如此兴盛，所以城邑由此建成。问：第四章“君之宗之处”，东莱先生认为这是“为之立君立宗”，恐怕未必是这样，只是公刘自己作为群臣的君主和宗主罢了。大概这一章说的是当时宴饮之事，恐怕没有说到立宗的事【《语类》】
卷阿
时举讲完《卷阿》这首诗，认为诗中凡是称颂君主长寿福禄的，必定归结于得人的兴盛，所以《既醉》诗说：“君子万年，介尔景福”，却必定说“朋友攸摄，摄以威仪”；《假乐》诗说承受天禄与干禄百福，却必定说“率由群匹”，以及“百辟卿士媚于天子”。大概君主所以能招致福禄的，没有不是从得人开始的。先生点头表示赞同【《语类》】
民劳
时举私下认为：每章前四句是讽刺厉王，后六句是告诫他的同僚。答：都只是告诫他的同僚，铺陈叙述如此，自然就可以看出来。所以我以为古人不是直接作一首诗来讽刺君王，只是陈述政事的过失，自然就可以作为警戒。时举于是说：第二章末尾说“无弃尔劳，以为王休”，大概是认为君王的休美，没有比得上得人的，只有群臣不抛弃他们的功劳，然后才能成为君王的休美。到第三章后两句说“敬慎威仪，以近有德”，大概是认为既然能拒绝小人，就必须反求诸己，又不可以不亲近有德之人，不然的话，虽然想断绝小人，未必能让他们心服。后两章“无俾正败，无俾正反”，尤其显示出诗人忧虑之深。大概“正败”只是败坏我们的正道，“而正反”则是完全背离正道了，其忧虑之意，大概一章比一章更切迫。先生点头表示赞同【《语类》】
板
昊天说光明，以及你出行；昊天说明亮，以及你游乐。旦与明，只是一个意思。这难道是人为如此吗？都有来处。才有些放肆，他就知道了。所以说“日监在兹”，又说“敬天之怒，无敢戏豫；敬天之渝，无不敢驰驱”。问“渝”字怎么解释？答：“变也”。就像迅雷风烈，一定是变化的变，但还未达到愤怒的程度。
道夫说：“昨天所论‘昊天曰明【云云】至游衍’这个意思，莫非只是说人之所以为人，都是天所造就的，所以即使在起居动作的片刻，所谓的天也未曾不在。”答：“你说天体物不遗，既然说得对，那么所谓仁体事而无不在的，也不过如此。现在之所以理路防闲不透，只是把天与仁当作两回事。现在必须将圣贤言仁之处，就在自己身上思量，久了自然明白【以上《语类》二条】
荡
时举说：“首章前四句有怨天的言辞，后四句是解释前四句，说天命降下本来无不善，只是人不以善道自终，所以天命也不能终，就像疾威而多邪僻一样。”这一章的意思既然如此，所以从次章以下借文王的话说纣王，而都从君主身上说，让他知道这不是天的过错，像“女兴是力”、“尔德不明”、“与天不湎尔以酒”、“匪上帝不时”之类，都是自我阐发首章的意思。先生点头表示赞同【《语类】
抑
《抑》不是讽刺厉王吗？只是自我警戒。曾经考证卫武公生于宣王末年，怎么会有讽刺厉王的诗？根据《国语》，只是自我警戒。诗中词气，如果当作自我警戒，很有道理；如果当作讽刺厉王，全然不顺。伯恭却说《国语》不对。
卫武公作《抑》诗作为美好的警戒。中间有“于乎小子”等语，是自我称呼而告诫自己。其警戒持守如此，所以诗人赞美他如切如磋【以上《语类》二条】
云汉
问：“《云汉》诗，是他人叙述宣王的意思，然而责己的地方太少。”答：“是的【《语类】
烝民
问《烝民》诗的解释说：“仲山甫大概是以冢宰兼任太保，怎么知道的？答：他说‘式是百辟’，那么是宰相就可以知道；他说‘保兹天子王躬’，是保，那么是太保就可以知道。这正是召康公的旧职。”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答：只是上文“肃肃王命，仲山甫将之；邦国若是，仲山甫明之”，就是明哲。所谓明哲，只是通晓天下事理，顺理而行，自然灾祸不及其身，可以保住禄位。现在的人用邪心读诗，说明哲是见几知微，先去占取便宜，像扬子云说“明哲煌煌，旁烛无疆，逊于不豫，以保天命”，就是占便宜的说法，所以他一生
被这几句误。然「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那舍生取义处，又不如此论【以上语类二条】
译被这几句话误导了。然而“明哲保身”也只是通常的法则，如果到了舍生取义的地步，就不能这样说了【以上《语类》两条】
颂
周颂清庙
问：或疑《清庙》诗是祀文王之乐歌，然初不显颂文王之徳，止言助祭诸侯既敬且和，与夫与祭执事之人能执行文王之徳者，何也？某曰：文王之徳不可名言，凡一时在位之人所以能敬且和与执行文王之徳者，即文王盛徳之所在也。必于其不可容言之中，而见其不可掩之实，则诗人之意得矣。读此诗，想当时闻其歌者，真若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又何待多着言语委曲形容而后足哉？妄意如此，不知是否？曰：此説是【荅潘子善○文集】
昊天有成命
昊天有成命，诗，成王不敢康。诗传皆断以为成王诵。某问下武，言成王之孚如何？曰：这个且只得做武王説【语类】
我将
问：我将乃祀文王于明堂之乐章？诗传以谓：物成形于帝，人成形于父。故季秋祀帝于明堂，而以父配之，取其成物之时也。此乃周公以义起之，非古礼也。不知周公以后，将以文王配耶？以时王之父配耶？曰：诸儒正持此二议，至今不决。看来只得以文王配。且周公所制之礼，不知在武王之时，在成王之时？若在成王，则文王乃其祖也，亦自可见。又问：继周者如何？曰：只得以有功徳之祖配之【语类】
敬之
日就月将，是日成，月长，就成也，将大也【语类】
鲁颂閟宫
太王翦商，武王所言“中庸”言，武王缵太王、王季、文王之绪，是其事素定矣。横渠亦言，周之于商，有不纯臣之义。盖自其祖宗迁豳、迁邰，皆其僻逺自居，非商之所封土也【语类】
商颂
伯丰问：“商颂，恐是宋作？”曰：“宋襄一伐楚而已，其事可考，安有‘莫敢不来王’等事？”又问：“恐是宋人作之，追述徃事，以祀其先代？若是商时所作，商尚质，不应商颂反多于周颂。”曰：“商颂虽多，如周颂，觉得文势自别。周颂虽简，文自平易。商颂之辞，自是奥古，非宋襄可作【语类】
那
问：那绥我思成，《集传》郑氏所引《礼记》之説，程子则曰：“此特孝子平日思亲之心耳。若齐则不容有思，有思非齐也。”必大窃谓：“人心不容无思，齐之日，特齐其不齐者耳。若思其居处之类，乃致其诚意以交乎神者，盖未害其为齐也。”未知是否？曰：“郑氏所引者常法也，程子之义则益精矣【荅吴伯丰○文集】
长发
汤降不迟，圣敬日跻。天之生汤，恰好到合生时节。汤之脩徳，又无一日闲断【语类】
御纂朱子全书卷三十五
<子部,儒家类,御纂朱子全书》>
钦定四库全书
御纂朱子全书卷三十六
春秋
纲领
春秋只是直载当时之事，要见当时治乱兴衰，非是于一字上定褒贬。初间王政不行，天下都无统属，及五伯出来扶持，方有统属，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到后来五伯又衰，政自大夫出。到孔子时，皇帝王伯之道扫地，故孔子作春秋，据他事实写在那里，教人见得当时事是如此，安知用旧史与不用旧史？今硬説那个字是孔子文，那个字是旧史文，如何验得？更圣人所书好恶自易见，如葵邱之会，召陵之师，践土之盟，自是好，本末自是别。及后来五伯旣衰，湨梁之盟，大夫亦出与诸侯之会，这个自是差异不好。今要去一字两字上讨意思，甚至以日月爵氏名字上皆寓褒贬，如王人子突救衞，自是衞当救，当时是有个子突孔。
子因存他名字，今诸公解却，道王人本不书字，縁其救衞，故书字。孟子説：“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説得极是了。又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此等皆防得地歩濶，圣人之意只是如此，不觧恁地细碎。
问《春秋》曰：「此是圣人据鲁史以书其事，使人自观之以为鉴戒耳。其事则齐威、晋文有足称，其义则诛乱臣贼子。若欲推求一字之间，以为圣人褒善贬恶，专在于是，窃恐不是圣人之意。如书即位者，是鲁君行即位之礼，继故不书即位者，是不行即位之礼。若威公之书即位，则是威公自正其即位之礼耳。其他
译颂
周颂·清庙
问：有人怀疑《清庙》这首诗是祭祀文王的乐歌，然而起初并不明显地歌颂文王的德行，只是说助祭的诸侯既恭敬又和谐，以及参与祭祀、执行事务的人能够践行文王的德行，这是为什么呢？我回答说：文王的德行无法用言语确切形容，当时在位的人之所以能够恭敬和谐并践行文王的德行，这正是文王盛大德行的体现。必须在那些无法用言语包容的深处，看到那无法掩盖的真实，这样才能领会诗人的用意。读这首诗，想象当时听到歌声的人，真好像文王浩大的德行弥漫在上空，仿佛就在他的左右，哪里还需要多用言语曲折形容才觉得满足呢？我胡乱推测如此，不知道对不对？回答说：这种说法是对的【答潘子善○文集】
昊天有成命
昊天有成命，这是诗；成王不敢康，这也是诗。《诗传》都断定为成王诵读。我问《下武》中说成王的诚信如何？回答说：这个暂且只能当作是武王来说【语类】
我将
问：《我将》是祭祀文王于明堂的乐章？《诗传》认为：万物在上帝那里成形，人在父亲那里成形。所以季秋在明堂祭祀上帝，而以父亲配享，取的是万物成形的时节。这是周公根据义理创立的，不是古礼。不知道周公以后，是用文王配享呢，还是用当时国君的父亲配享呢？回答说：各位儒者正持这两种意见，至今没有决断。看来只能以文王配享。况且周公所制定的礼，不知道是在武王时期，还是在成王时期？如果在成王时期，那么文王就是他的祖父，自然显而易见。又问：继承周朝的人怎么样？回答说：只能以有功德的祖先配享【语类】
敬之
日就月将，是日成，月长，“就”是成，“将”是大【语类】
鲁颂·閟宫
太王翦商，武王所说的“中庸”之言，武王继承太王、王季、文王的基业，这件事早已确定了。横渠也说，周对于商，有不纯臣的道义。大概自从他们的祖先迁到豳、迁到邰，都是他们偏僻遥远地自居，不是商朝所分封的土地【语类】
商颂
伯丰问：“《商颂》，恐怕是宋国作的？”回答说：“宋襄公只伐楚一次而已，他的事迹可以考证，怎么会有‘莫敢不来王’等事？”又问：“恐怕是宋国人作的，追述往事，用来祭祀他们的先代？如果是商朝时所作，商朝崇尚质朴，不应该《商颂》反而比《周颂》多。”回答说：“《商颂》虽然多，像《周颂》那样，觉得文势自然不同。《周颂》虽然简略，文字自然平易。《商颂》的文辞，自然是深奥古朴，不是宋襄公所能作的【语类】
那
问：那绥我思成，《集传》中郑氏所引用的《礼记》的说法，程子则说：“这只是孝子平日思念亲人的心罢了。如果斋戒时就不容许有思念，有思念就不是斋戒了。”必大私下认为：“人心不容许没有思念，斋戒的日子，只是整顿那些不整齐的东西罢了。如果思念他的居处之类，乃是致以诚意来与神灵交接，大概不妨碍它是斋戒。”不知道对不对？回答说：“郑氏所引用的是常法，程子的义理则更加精微了【答吴伯丰○文集】
长发
汤降不迟，圣敬日跻。上天降生汤，恰好到了该降生的时节。汤修养德行，又没有一天间断【语类】
御纂朱子全书卷三十五
<子部,儒家类,御纂朱子全书>
钦定四库全书
御纂朱子全书卷三十六
春秋
纲领
《春秋》只是直接记载当时的事件，要让人看到当时治乱兴衰的情况，并不是在每一个字上确定褒贬。起初王政不行，天下都没有统属，等到五霸出来扶持，才有统属，礼乐征伐由诸侯发出。到了后来五霸又衰落，政令由大夫发出。到了孔子时，皇帝王伯之道扫地以尽，所以孔子作《春秋》，根据事实写在那里，让人看到当时的事是这样的，哪里知道用的是旧史还是不用旧史？现在硬说那个字是孔子的文字，那个字是旧史的文字，怎么验证呢？况且圣人所书写的好恶自然容易看见，如葵邱之会，召陵之师，践土的盟约，自然是好的，本末自然是不同的。等到后来五霸已经衰落，湨梁的盟约，大夫也参与诸侯的会盟，这自然是差异不好。现在要去一个字两个字上讨意思，甚至认为日月爵氏名字上都寓含褒贬，如王人子突救卫，自然是卫应当救，当时是有个子突孔。子因为保存他的名字，现在各位先生解释却说，王人本来不书字，因为救卫，所以书字。孟子说：“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父者有之。”孔子恐惧，作《春秋》，说得极是了。又说：“《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了。”这些都能防备地步宽阔，圣人的意思只是如此，不会那样细碎。
问《春秋》说：“这是圣人根据鲁史来书写其事，让人自己观看作为鉴戒罢了。其事则齐威、晋文有值得称道的，其义则诛杀乱臣贼子。如果要想推求一字之间，认为圣人褒善贬恶，专门在于此，私下恐怕不是圣人的意思。如书写即位者，是鲁君行即位之礼，继承故不书即位者，是不行即位之礼。如果威公之书即位，则是威公自己正其即位之礼罢了。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