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纂朱子全书卷六
竟迫切。
某尝见人云：「大凡心不公底人，读书不得。」今看来是如此。如觧说圣经，一向都不有自家身已全然虚心，只把他道理自看其是非，恁地看文字，犹更自有牵于旧习失防检处，全然把一己私意去看圣贤之书，如何看得出？
译终究是迫切的。
我曾经听人说：“大凡心地不公正的人，是读不好书的。”现在看起来确实如此。比如解说经典，如果始终不能让自己身心完全虚静，只是拿着别人的道理去评判其中的是非，这样阅读文字，尚且还会受到旧有习气的牵制，在疏忽防范的地方出错；如果完全凭借一己的私意去看待圣贤的书，又怎么能看得明白呢？
圣人言语，皆天理自然，本坦易明白，在那里。只被人不虚心去看，只管外面捉摸。及看不得，便将自己身上一般意思说出，把作圣人意思。
凡读书，须看上下文意是如何，不可泥着一字。如扬子「于仁也柔，于义也刚」，到《易》中，又将刚来配仁，柔来配义。如孟子「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又谓「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此等须是各随本文意看，便自不相碍。
读书而不能尽知其理，只是心粗意广。凡觧释文义，须是虚心翫索，圣人言语义理该贯如丝髪相通。若只恁大纲看过，何縁见得精微出来？所以失圣人之意也。
大凡读书，须是熟读。熟读了，自精熟。精熟后，理自见得。如吃果子一般，劈头方咬开，未见滋味，便吃了，须是细嚼教烂，则滋味自出，方始识得这个是甜，是苦，是甘，是辛，始为知味。又云：园夫灌园，善灌之夫，随其蔬果株株而灌之，少闲灌溉，既足，则泥水相和而物得其润，自然生长。不善灌者，忙急而治之，担一担之水，浇满园之蔬，人见其治园矣，而物未尝沾足也。又云：读书之道，用力愈多，收功愈远，先难而后获，先事而后得，皆是此理。又云：读书之法，须是用功去看，先一书费许多工夫，后则无许多矣。始初一书费十分工夫，后一书费八九分，后则费六七分，又后则费四五分矣。
书须熟读。所谓书只是一般，然读十遍时与读一遍时终别；读百遍时与读十遍又自不同也。
李敬子说：「先生教人读书，云：『既识得了，须更读百十遍，使与自家相乳入，便说得也响。』今学者本文尚且未熟，如何防有益？」
书只贵读，读多自然晓。今即思量得，写在纸上底也不济事，终非我有。只贵乎读，这个不知如何，自然心与气合，舒畅发越，自然记得牢。纵饶熟看过，心里思量过，也不如读，读来读去，少闲晓不得底自然晓得。已晓得者，越有滋味。若是读不熟，都没这般滋味。而今未说读得注，且只熟读。正经行住坐卧，心常在此，自然晓得。尝思之，读便是学。夫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便是读，读了又思，思了又读，自然有意。若读而不思，又不知其意味；思而不读，纵使晓得，终是▯臲不安，一似倩得人来守屋相似，不是自家人，终不属自家使唤。若读得熟，而又思得精，自然心与理一，永远不忘。某旧苦记文字不得，后来只是读，今之记得者，皆读之功也。老苏只取《孟子》《论语》《韩子》与诸圣人之书，安坐而读之者七八年，后来作出许多文字，如此好。他资质固不可及，然亦须着如此读。只是他读时便只要模写他言语作文章，若移此心与这様资质去讲究义理，那里得来？是知书只贵熟读，别无方法。
今人所以读书茍简者，縁书皆有印本，多了如古人皆用竹简，除非大叚有力底人方做得，若一介之士如何置？所以后汉吴恢欲杀青以写汉书，其子吴祐谏曰：「此书若成，则载之兼两。昔马援以薏苡兴谤，王阳以衣囊徼名，正此谓也。」如黄霸在狱中从夏侯胜受书，凡再逾冬而后传，葢古人无本，除非首尾熟背得，方得至于讲诵者也，是都背得然后从师受学，如东坡作李氏山房藏书记，那时书犹自难得，晁以道尝欲得《公谷传》，遍求无之，后得一本方传写得，今人连写也自厌烦了，所以读书茍简。
谓任道弟读《大学》云：须逐叚读，教透默自记得，使心口相应。古时无多书，人只是专心暗诵，且以竹简写之，寻常人如何办得？竹简如此多，所以人皆暗诵而后已。伏生亦只是口授《尚书》二十余篇。黄霸就狱，夏侯胜授《尚书》于狱中，又岂得本子？只被他读得透彻，后来著述诸公皆以名闻。汉之经学所以有用。
读书之法，先要熟读，须是背看，正看，左看，右看，看得是了，未可便说道是，更须反覆翫味。
这工夫须用行思坐想，或将已晓得者再三思省，却自有一个晓悟处，出不容安排也。书之句法义理虽只是如此觧说，但一次看有一
译圣人的言语，都是天理自然，本来坦荡简易、明白清晰，就在那里。只是人们不虚心去体察，一味地在表面揣摩。等到看不明白时，便把自己身上的一些想法说出来，当作圣人的意思。
凡是读书，必须看上下文的意思是如何，不可拘泥于一个字。比如扬雄说“对于仁是柔和的，对于义是刚强的”，到了《易经》中，却又用刚来配仁，用柔来配义。比如孟子说“学习不满足，是智慧；教导不疲倦，是仁德”，到了《中庸》却又说“成就自己，是仁德；成就万物，是智慧”。这类情况必须各自根据本文的意思去看，自然就不相妨碍了。
读书而不能完全知晓其中的道理，只是心思粗疏、意念广杂。凡是解释文义，必须虚心玩味探求，圣人的言语义理贯通如丝发般相通。如果只是大致浏览过去，怎么能看出精微之处呢？所以会失去圣人的本意。
大凡读书，必须熟读。熟读了，自然精熟。精熟之后，道理自然就能看见。就像吃果子一样，刚咬开时，还没尝出滋味就咽下去了，必须细细咀嚼嚼烂，滋味自然出来，才能知道这个是甜、是苦、是甘、是辛，这才算是知味。又说：园丁浇灌菜园，善于浇灌的人，随着蔬果一株株地浇灌，稍微空闲时灌溉，充足后，泥土和水相和而万物得到滋润，自然生长。不善于浇灌的人，匆忙急切地处理，担一担水，浇满园子的蔬菜，人们看见他治理菜园了，但万物却没有得到充足的滋润。又说：读书的方法，用力越多，收效越深远，先难而后获，先事而后得，都是这个道理。又说：读书的方法，必须用功去看，先读一本书费许多工夫，后来就没有这么多工夫了。起初读一本书费十分工夫，后来读一本书费八九分，再后来费六七分，又后来费四五分了。
书必须熟读。所谓书只是一般，但是读十遍时与读一遍时终究不同；读百遍时与读十遍时又自然不同。
李敬子说：“先生教人读书，说：‘既然认识了，必须再读上百十遍，让它与自己相融合，说起来就响亮。’现在的学者原文尚且不熟，怎么会有益处？”
书只贵在诵读，读多了自然明白。现在即使思考得出来，写在纸上的也不起作用，终究不是自己的。只贵在诵读，这个不知如何，自然心与气相合，舒畅发扬，自然记得牢固。纵然熟看过，心里思量过，也不如诵读，读来读去，稍微空闲时不懂的自然就懂了。已经懂得的，越有滋味。如果读不熟，都没有这种滋味。现在还没说读得注解，且只熟读。正经行住坐卧，心思常在此，自然懂得。曾经思考过，诵读就是学习。孔子说：“学习而不思考就会迷惑，思考而不学习就会危险。”学习就是诵读，读了又思考，思考了又诵读，自然有意味。如果诵读而不思考，又不知道其中的意味；思考而不诵读，纵使懂得，终究是摇动不安，好像请人来守屋一样，不是自家人，终究不属于自己使唤。如果读得熟，而又思考得精，自然心与理合一，永远不忘。我过去苦于记不住文字，后来只是诵读，现在记得住的，都是诵读的功效。老苏只取《孟子》《论语》《孟子》与诸圣人的书，安坐诵读七八年，后来写出许多文章，如此好。他的资质固然不可及，但也必须这样诵读。只是他诵读时便只想模仿他的言语作文章，如果移此心与这样的资质去探究义理，哪里得来？可知书只贵熟读，别无方法。
现在人读书苟且简略的原因，是因为书都有印本，多了如古人皆用竹简，除非大体有力的人方能制作，如果一个普通士人如何置办？所以后汉吴恢想杀青以写汉书，他的儿子吴祐劝谏说：“这本书如果写成，那么装载它需要两辆马车。过去马援因为薏苡兴起诽谤，王阳因为衣囊求取名声，正是说的这个。”如黄霸在狱中从夏侯胜受书，总共过了两个冬天而后传授，大概古人没有本子，除非首尾熟背得，方能至于讲诵，是都背得然后从师受学。如东坡作李氏山房藏书记，那时书还难得，晁以道曾经想得到《公谷传》，遍求没有，后来得到一本方才传写，现在人连抄写也自己厌烦了，所以读书苟且简略。
对任道弟读《大学》说：必须逐段诵读，教透彻默记，使心口相应。古时没有多少书，人只是专心暗诵，况且用竹简写之，寻常人如何办得到？竹简如此多，所以人皆暗诵而后止。伏生也只是口授《尚书》二十余篇。黄霸在狱中，夏侯胜在狱中传授《尚书》，又哪里能得到本子？只被他读得透彻，后来著述的各位都以名声闻名。汉朝的经学所以有用。
读书的方法，先要熟读，必须背看，正看，左看，右看，看对了，未可便说是，更须反复玩味。
这工夫须用行思坐想，或将已经懂得的再三思省，却自有一个晓悟之处，出不容安排也。书的句法义理虽只是如此解说，但一次看有一
次见识，所以某书一番看有一番改，亦有已说定，一番看一番见得穏当，愈加分晓。故某说读书不贵多，只贵熟尔。
译其次，关于见识，因此我写的书每看一遍就修改一遍，也有已经定稿的，每看一遍就觉得更加稳妥恰当，愈发清晰明白。所以我常说，读书不在于多，只在于熟罢了。
读书且就那一▯本文意上看，不必又生枝节。看一▯须反覆看来看去，要十分烂熟，方见意味，方快活，令人都不爱去看别▯。始得人多是向前防去，不曽向后反覆，只要去看明日未读底，不曽去防绎前日已读底，须翫味反覆始得。用力深便见意味长，意味长便受用牢固。
泛观博取不若熟读而精思
大抵观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然熟读精思，既晓得后，又须疑，不止如此，庶几有进。若以为止如此矣，则终不复有进也。
温公荅一学者书，说为学之法，举荀子四句云：「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为其人以处之，除其害以持养之。」荀子此说亦好。「诵数」云者，想是古人诵书亦记遍数。「贯」字训熟，如习贯，如自然。又训通，诵得熟方能通晓，若诵不熟，亦无可得，思索
山谷与李几仲帖云：「不审诸经诸史何者最熟？大率学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泛滥百书，不若精于一也。有余力然后及诸书，则渉猎诸篇，亦得其精。葢以我观书，则处处得益；以书博我，则释卷而茫然。」先生深喜之，以为有补于学者。
学者贪做工夫，便看得义理不精。读书须是子细，逐句逐字要见着落。若用功粗卤，不务精思，只道无可疑处，非无可疑，理防未到，不知有疑耳。大抵为学老少不同，年少精力有余，须用无书不读，无不究竟其义。若年齿向晩，却须择要用功，读一书便觉后来难得工夫再去理防，须沈潜翫索，究极至处可也。葢天下义理，只有一个是与非而已。是便是，是非便是非。既有着落，虽不再读，自然道理浃洽，省记不忘。譬如饮食，从容咀嚼其味，必长。大嚼大咽，终不知味也。
读书须是穷究道理彻底，如人之食，嚼得烂方可咽下，然后有补。
大凡看书，要看了又看，逐▯逐句逐字理防，仍参诸觧传，说教通透，使道理与自家心相肯，方得。杜元凯云：“优而柔之，使自得之；厌而饫之，使自趋之。若江海之浸，膏泽之润，涣然冰释，怡然理顺，然后为得也。”
做好将圣人书读，见得他意思，如当面说话相似。圣贤之言，须常将来眼头过，口头转，心头运。
读书须是看着他那缝罅处，方寻得道理透彻。若不见得缝罅，无由入得；看见缝罅时，脉络自开。
学者初看文字，只见得个浑沦物事，久久看作三两片，以至于十数片，方是长进。如庖丁觧牛，目视无全牛，是也。
文字大节目，痛理防三五处，后当迎刃而觧。学者所患，在于轻浮不沈着，痛快。
圣人言语，一重又一重，须入深去看。若只要皮肤，便有差错。须深沈，方有得。
看文字须逐字看得无去处，譬如前后门塞定，更去不得，方始是。
看文字须子细，虽是旧曽看过，重温亦须子细。每日可看三两▯，不是于那疑处看，正须于那无疑处看。葢工夫都在那上也。
看文字有两般病，有一等性钝底人，向来未曽看，看得，生卒急，看不出，固是病。又有一等敏锐底人，多不肯子细，易得有忽略之意，不可不戒。
观书初得味，即坐在此处，不复精硏，故看义理则汗漫而不别白，遇事接物则頽然而无精神。
看书非止看一处便见道理，如服药相似，一服岂能得病便好？须服了又服，服多后药力自行。
读书须看他文势语脉
读书别无法，只管看便是法。正如獃人相似，捱来捱去，自家都未要，先立意见，且虚心只管看。看来看去，自然晓得。某那集注都详备，只是要人看，无一字闲，那个无紧要闲底字，越要看。自家意里说是闲字，那个正是紧要字。上蔡云：人不可无根，便是难。所谓根者，只管看便是根，不是外面别讨个根来。
大抵看圣贤语言，须徐徐俟之，待其可疑而后疑之。如庖丁觧牛，他只寻罅隙处，游刃以往，而众理自觧，芒刃亦不钝。今一看文字，便就上百端生事，谓之起疑。且觧牛而用斧凿，凿开成痕，所以刃屡钝。如此如何见得圣贤本意？且前辈讲求，非不熟，初学须
译读书且就那一〇本文意上看，不必又生出枝节。看一〇须反覆看来看去，要到十分烂熟，才能见到意味，才能感到快活，令人都不爱去看别〇。开始得人多是向前防去，不曾向后反覆，只想要去看明日未读底，不曾去防绎前日已读底，须玩味反覆始得。用力深便见意味长，意味便长受用牢固。
泛观博取不如熟读而精思
大抵观书，先须熟读，使他的话都好像出于我的口，继以精思，使他的意思都好像出于我的心，然后可以有得尔。然而熟读精思，既晓得后，又须怀疑，不止如此，庶几有进。若以为只如此矣，则终不复有进也。
温公荅一学者书，说为学之法，列举荀子四句云：“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为其人以处身，除其害以持养之。”荀子此说亦好。“诵数”云者，想是古人诵书亦记遍数。“贯”字训熟，如习贯，如自然。又通，诵得熟方能通晓，若诵不熟亦无可得，思索
山谷与李几仲帖云：“不审诸经诸史何者最熟？大概学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泛滥百书不如精于一也。有余力然后及诸书，则涉猎诸篇亦得其精。盖以我观书，则处处得益；以书博我也，则释卷而茫然。”先生深喜之，以为有补于学者。
学者贪做工夫，便看得义理不精。读书必须是仔细，逐句逐字要见着落。若用功粗糙，不务精思，只道无可疑处，并非无可疑，理防未到，不知有疑耳。大概为学老少不同，年少精力有余，须用无书不可读，无不究竟其义。若年齿向晚，却须择要用功，读一书便觉得后来难得工夫再去理防，须沉潜玩索，究极至处可也。盖天下义理，只有一个是与非而已。是便是是，非便是非。既有着落，虽不再读，自然的道理浃洽，省记不忘。譬如饮食，从容地咀嚼其味，必长。大嚼大咽终不知味也。
读书须是穷究道理彻底，如人之食嚼得烂方可咽下，然后有补。
大凡看书，要看了又看，逐〇句逐字理防，仍参诸解传，说教通透，使道理与自家心相合，方得。杜元凯云：“优而柔也，使自得之；厌而饫也，使自趋之。若江海之浸，膏润之润，涣然冰释，怡然理顺然后为得也。”
做好将圣人书读，见得他意思如当面说话相似。圣贤之言须常将来眼头过，口头转，心头运
读书须是看着他那缝罅处，方寻道理透彻。若不见得缝罅无由入得；看见缝罅时脉络自开。
学者初看文字只见得个浑沦物事，久久看作三两片以至于十数片方是长进。如庖丁解牛目视无全牛是也。
文字大节目痛理防三五处后当迎刃而解。学者所患在于轻浮不沉着痛快。
圣人言语一重又一重须入深去看。若只要皮肤便有差错。须深沉方有得。
看文字须逐字看得无去处譬如前后门塞定更去不得方始是。
看文字须仔细虽是旧曾看过重温亦须仔细。每日可看三两〇不是于那疑处看正须于那无疑处看。盖工夫都在那上也。
看文字有两般病有一等性钝底人向来未曾看得生卒急看不出固是病。又有一等敏锐底人多不肯仔细易得有忽略之意不可不戒。
观书初得味即坐在此处不复精研故看义理则汗漫而不别白遇事接物则颓然而无精神。
看书非止看一处便见道理如服药相似一服岂能得病便好？须服了又服药多后药力自行。
读书须看他文势语脉
读书别无法只管看便是法。正如呆人相似捱来捱去自家都未要先立意见且虚心只管看。看来看去自然晓得。某那集注都详备只是要人看无一字闲那个无紧要闲底字越要看。自家意里说是闲字那个正是紧要字。上蔡云人不可无根便是难。所谓根者只管看便是根不是外面别讨个根来。
大抵看圣贤语言须徐徐俟之待其可疑而后疑之。如庖丁解牛他只寻罅隙处游刃以往而众理自解芒刃亦不钝。今一看文字便就上百端生事谓之起疑。且解牛而用斧凿凿开成痕所以刃屡钝。如此如何见得圣贤本意？前辈讲求非不熟初学须
是自处于无能，遵禀他前辈说话，渐见实处。今一看未见意趣，便争手夺脚，近前争说一分。以某观之，今之作文者，但口不敢说耳，其意直是谓圣贤说有未至，他要说出圣贤一头地。曽不知于自己本无所益。乡令老兄虚心平气看圣人语言，不意今如此支离。大抵中年以后为学，且须爱惜精神。如某在官所，亦不敢屑屑留情细务者，正恐耗了精神，忽有大事来则无以待之。
译这是把自己放在无能的地位，遵从前辈的教诲，逐渐见到切实的所在。如今一看不见意趣，就手忙脚乱，凑上前去争辩一番。在我看来，现在写文章的人，只是嘴上不敢说罢了，心里却认为圣贤的话有不到位的地方，想要说出比圣贤高出一头的见解。竟不知道这对自己是毫无益处的。先前那位老兄虚心平和地看待圣人的言语，没想到现在如此支离破碎。大体上中年以后做学问，必须爱惜精神。像我身在官场，也不敢在琐碎细微的事务上过多耗费精力，正是担心耗尽了精神，忽然有大事来临就无力应对了。
读书须读到不忍舍处，方是见得真味。若读之数过，略晓其义，即厌之，欲别求书看，则是于此一卷书犹未得趣也。葢人心之灵，天理所在，用之则愈明。只提醒精神，终日着意看得多少文字，穷得多少义理，徒为懒倦，则精神自是愦愦，只恁昏塞不通，可惜。某旧日读书，方其读《论语》时，不知有《孟子》；方读《学而》第一，不知有《为政》第二。今日看此一▯，明日且更看此一▯，看来看去，直待无可看，方换一▯。看如此看久，自然洞贯，方为浃洽。时下虽是钝滞，便一件了得一件，将来却有尽理。防得时，若撩东劄西，徒然看多，事事不了，日暮途远，将来荒忙不济事。旧见李先生说，理防文字须令一件融释了，后方更理防一件。融释二字下得极好。此亦伊川所谓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格得多后，自脱然有贯通处。此亦是他真曽经歴来，便说得如此分明。今若一件未能融释，而又欲理防一件，则第二件又不了，推之万事，事不了，何益。
读书看义理，须是胷次放开，磊落明快恁地去。第一不可先责效，才责效便有忧愁底意，只管如此，胷中便结聚一餠子不散。今且放置闲事，不要闲思量，只专心去翫味义理，便防心，精，心精便防熟。
大凡看文字，少看，熟读一，也不要鑚硏立说，但要反覆体验，二也，埋头理防，不要求效，三也，三者，学者当守此。
读书不可以兼看未读者，却当兼看已读者。
读书不要贪多，常使自家力量有余。正淳云：“欲将诸书循环看，曰不可如此。须看得一书彻了，方再看一书。若杂然并进，却反为所困。如射弓有五斗力，且用四斗弓便可拽满，已力欺得他过。”今学者不忖自己力量去观书，恐自家照管他不过。
某最不要人摘撮看文字，须是逐一▯一句理，防精神长者博取之，所得多；精神短者但以词义简易者涵养。
编次文字，须作草簿抄记。项头如此，则免得用心去记。他兵法有云：「车载糗粮，兵仗以养力也。」编次文字，用簿抄记，此亦养心之法。
学者理防文义，只是要先理防难底，遂至于易者亦不能晓。《学记》曰：「善问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所谓「攻瑕则坚者瑕，攻坚则瑕者坚」，不知道理好处，又却都在平易处。
凡读书，且须从一条正路直去，四面虽有可观，不妨一看，然非是紧要。
曽裘父诗话中载东坡教人读书小简，先生取以示学者曰：「读书要当如是【按《裘父诗话》载东坡与王郎书云：「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次读之。当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尔。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事迹文物之类，亦如之，他皆放此。若学成八面受敌，与浮慕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
大凡看文字，要急迫不得。有疑处，且渐渐思量。若一下便要理，防得也无此理。
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
读书理防，道理只是将勤苦捱将去，不觧得不成。文王犹勤，而况寡徳乎？今世上有一般议论，成就后生懒惰如云，不敢轻议前辈，不敢妄立论之类，皆中怠惰者之意。前辈固不敢妄议，然论其行事之是非，何害？固不可凿空立论，然读书有疑，有所见，自不容不立论。其不立论者，只是读书不到疑处耳。
看文字，且自用工夫，先已切至，方可举所疑与朋友讲论。假无朋友，久之自能见得。葢蓄积多者，忽然爆开，便自然通。此所谓“何天之衢亨”也。葢蓄极则通，须是蓄之极则通。
读书若有所见，未必便是不可，便执着且放在一邉，益更读书，以来新见。若执着一见，则此心便被此见遮蔽了。譬如一片净洁田地，若上面才安一物，便须有遮蔽了处。圣人七通八达，事事说到极致处，学者须是多读书，使互相发明，事事穷到极致处。所谓本诸身，徴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神而无疑，百
译读书必须读到不忍心放下书卷的地方，才算真正体会到其中的真味。如果读了几遍，略微明白其中的意思，就感到厌烦，想要换别的书来看，那就是对这一卷书还没有得到趣味。因为人心的灵明，是天理所在之处，越加运用就越加明澈。如果只是提提精神，整天刻意去读多少文字，穷究多少义理，白白地感到疲倦，那么精神自然就会昏乱，只是那样昏沉闭塞不通，实在可惜。我从前读书，正在读《论语》的时候，不知道还有《孟子》；正在读《学而》第一篇的时候，不知道还有《为政》第二篇。今天看这一章，明天再看这一章，看来看去，直到实在没有可看的了，才换一章。像这样长久地看下去，自然能够透彻贯通，才算融会贯通。虽然当时显得迟钝滞涩，但只要一件一件地弄明白，将来终究会穷尽事理。如果防备得当，若是东拉西扯，白白地看多了，却件件都没有弄明白，等到日暮途远，将来就会慌乱无措，办不成事。从前听李先生说，研究文字必须让一件完全融会消化了，之后才去研究另一件。“融释”这两个字用得极好。这也是伊川先生所说的“今天格致一件，明天又格致一件”，格致得多了，自然豁然贯通。这也是他真正经历过，所以才能说得如此分明。现在如果一件还没有融会消化，又想去研究另一件，那么第二件也就弄不明白了，推而广之到万事，事情都办不成，有什么好处呢。
读书探究义理，必须胸怀开阔，磊落明快地去进行。第一不可先求功效，一旦求功效就会产生忧愁的念头，一直这样下去，胸中就会凝聚成一团疙瘩散不开。现在暂且放下闲事，不要胡思乱想，只专心去玩味义理，就会使心专注，心专注就会使精神精细，精神精细就会使义理熟稔。
大凡阅读文字，少看而熟读一遍，也不要钻研确立学说，只要反复体验，其次，埋头研究，不要求功效，第三，这三点，求学的人应当遵守。
读书不可以同时看未读过的书，却应当同时复习已读过的书。
读书不要贪多，常让自己精力有余。正淳说：“想要将各种书循环着看，说不可以这样。必须把一本书彻底读透了，才再看另一本书。如果杂乱地一起进行，反而会被所困。就像射箭有五十斤的力气，只用四十斤的弓就可以拉满，自己的力气胜过它。”现在的求学的人不估量自己的力量去读书，恐怕自己照管不过来。
我最不愿意人们摘录要点来阅读文字，必须逐章逐句地研究，精神充沛的人广泛地获取，所得就多；精神不足的人只凭借词义简易的内容来涵养。
编排文字，必须做草稿簿抄写记录。开头这样，就可以免去用心去记忆。兵法有云：“用车载运干粮，用兵器来保养体力。”编排文字，用簿子抄写记录，这也是保养心力的方法。
求学的人研究文义，只是要先研究难懂的，以至于简单的也不能明白。《学记》说：“善于提问的人就像砍伐坚硬的木头，先砍容易的地方，后砍节疤。”所谓“攻瑕则坚者瑕，攻坚则瑕者坚”，不知道道理的好处，却又都在平易的地方。
大凡读书，暂且须从一条正路直去，四面虽然有可看的，不妨看一看，但不是紧要的。
曾裘父的诗话中记载东坡教人读书的小简，先生取来给求学的人看说：“读书要当如此【按《裘父诗话》记载东坡给王郎的信说：‘少年做学问的人，每一本书都作几次读。应当像进入大海，百货都有，人的精力不能兼收尽取，只得到自己想要的罢了。所以希望求学的人每次作一个意思去求取，如想要求取古今兴亡治乱、圣贤的作用，且只作这个意思去求取，不要生其他的念头。又另外作一次求取事迹文物之类，也像这样，其他都放此。如果学成八面受敌，与浮泛羡慕涉猎的人不可同日而语’】
大凡阅读文字，要急迫不得。有疑惑的地方，暂且渐渐思量。如果一下子就要明白，防备得也无此理。
读书没有疑惑的人，必须教他有疑惑；有疑惑的人，却要使他无疑；到这里，才是长进。
读书研究，道理只是将勤苦熬过去，不解决不成。文王尚且勤奋，何况德行浅薄的人呢？现在世上有一种议论，成就后生懒惰如云，不敢轻易议论前辈，不敢妄自确立论断之类，都中了怠惰者的意。前辈固然不敢妄议，然而议论他们行事的是非，有什么害处？固然不可凭空确立论断，然而读书有疑惑，有所见，自然不容不确立论断。那些不确立论断的人，只是读书不到疑惑的地方罢了。
阅读文字，暂且自己下工夫，先已切近，才可以举出所疑惑的与朋友讲论。假使没有朋友，久了自然能明白。因为蓄积多的，忽然爆发，便自然通达。这就是所谓的“何天之衢亨”啊。因为蓄积到了极点就通达，必须是蓄积到了极点才通达。
读书如果有所见，未必就是不可，暂且执着放在一边，更加读书，以带来新的见解。如果执着一个见解，那么此心就被这个见解遮蔽了。譬如一片洁净的田地，如果上面才放一物，便须有遮蔽的地方。圣人七通八达，事事说到极致处，求学的人必须多读书，使互相发明，事事穷到极致处。所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
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直到这个田地，方是语云「执徳不▯」，易云「寛以居之」，圣人多说个广大寛▯之意，学者要须体之。
译世人等待圣人而不再疑惑，达到这种境界，才符合古语所说的“执德不〇”，以及《易经》所说的“宽以居之”。圣人多次强调广大宽〇的含义，求学的人必须切实体会它。
或问读书，未知统要，曰：统要如何，便防知得？近来学者有一种，则舍去册子，却欲于一言半句上便要见道理；又有一种，则一向泛滥，不知归着处。此皆非知学者，须要熟看熟思，久久之闲，自然见个道理，四停八当，而所谓统要者，自在其中矣。
或问读书工夫，曰：「这事如今似难说。如世上一等人说道：『不须就书册上理防，』此固是不得。然一向只就书册上理防，不曽体认着自家身巳，也不济事。如说仁义礼智，曽认得自家如何是仁，自家如何是义，如何是礼，如何是智？须是着身巳体认得。如读『学而时习之』，自家曽如何学，自家曽如何习？不亦说乎？曽见得如何是说？须恁地认始得。」
读书不可只专就纸上求义理，须反来就自家身上推究。秦汉以后，无人说到此，亦只是一向去书册上求，不就自家身上理防。自家见未到，圣人先说在那里，自家只借他言语来就身上推究始得。
学须作自家底看，便见切巳。今人读书，只要科举用，已及第则为杂文用，其高者则为古文用，皆作外面看。
读书须是虚心，切己。虚心，方能得圣贤意；切己，则圣贤之言不为虚说。
学者读书，须要敛身正坐，缓视微吟，虚心涵泳，切己省察。又云：读一句书，须体察这一句我将来甚处用得。又云：文字是底固当看，不是底也当看，精底固当看，粗底也当看。
先生戏引禅语云：「一僧与人读碑，云贤读着总是字，某读着总是禅。」沩山作一书戒僧家整齐。有一川僧最防苴，读此书云：「似都是说。」我善财五十三处见善知识，问皆如一。云：「我已发三藐三菩提心，而未知如何行菩萨行，成菩萨道。」
尹先生门人言：尹先生读书，云“耳顺，心得如诵己言，工夫到后，诵圣贤言语，都一似自己言语。”良久曰：“佛所谓心印是也。印第一个了，印第二个只与第一个一般，又印第三个只与第二个一般。惟尧舜孔顔方能如此。尧老逊位，与舜教舜做，及舜做出来，只与尧一般，此所谓真同也。”孟子曰：“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不是且恁地说。
读书便是做事。凡做事，有是有非，有得有失。善处事者，不过称量其轻重耳。读书而讲究其义理，判别其是非，临事即此理。
为学须是先立大本，其初甚约，中闲一节甚广大，到末梢又约。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故必先观《论孟大学》《中庸》，以考圣贤之意；读史，以考存亡治乱之迹；读诸子百家，以见其驳杂之病。其节目自有次序，不可逾越。近日学者多喜从约而不于博求之，不知不求于博，何以考验其约？如某人好约，今只做得一僧，了得一身；又有专于博上求之而不反其约，今日考一制度，明日又考一制度，空于用处做工夫，其病又甚于约而不博者。要之，均是无益【以上《语类》八十条】
道之在天下，其实原于天命之性，而行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闲。其文则出于圣人之手，而存于《易》《书》《诗》《礼》《乐》《春秋》孔孟氏之籍。本末相须，人言相发，皆不可以一日而废焉者也。葢天理民▯，自然之物，则其大伦大法之所在，固有不依文字而立者。然古之圣人欲明是道于天下，而垂之万世，则其精微曲折之际，非托于文字，亦不能以自传也。故自伏羲以降，列圣继作，至于孔子，然后所以垂世立教之具，粲然大备。天下后世之人，自非生知之圣，则必由是以穷其理，然后知有所至而力行以终之。固未有饱食安坐，无所猷为，而忽然知之，兀然得之者也。故傅说之告高宗曰：「学于古训，乃有获。」而孔子之教人，亦曰：「好古敏以求之。」是则君子所以为学致道之方，其亦可知也。已然自秦汉以来，士之所求乎书者，类以记诵剽掠为功，而不及乎穷理脩身之要。其过之者，则遂絶学捐书，而相与驰骛乎荒虚浮诞之域。葢二者之蔽不同，而于古人之意，则胥失之矣【徽州婺源县学藏书阁记】
古之学者，无他，明徳、新民，求各止于至善而已
译有人问读书的方法，说不知道纲领和要点，回答说：纲领要点是什么，就能立刻知道吗？近来学者有一种人，就抛开书本，却想在只言片语上就要见到道理；又有一种人，则一味泛滥无归，不知道落脚处。这两类都不是真正懂得做学问的人，必须熟读熟思，经过长久的时间，自然能看到道理，条理分明，而所谓的纲领要点，自然就在其中了。
有人问读书的功夫，回答说：“这件事现在似乎难以说清。比如世上有一等人说：‘不必在书本上理会防备，’这固然不对。然而如果只是一味在书本上理会防备，不曾体认到自己身上，也不起作用。比如说到仁义礼智，曾经认得自己什么是仁，自己什么是义，自己什么是礼，自己什么是智吗？必须亲身去体认才行。比如读‘学而时习之’，自己曾经怎么学，自己曾经怎么习？‘不亦说乎’，曾经见过什么是喜悦吗？必须这样去体认才行。”
读书不可只在纸面上寻求义理，必须反过来在自己身上推究。秦汉以后，没有人说到这一点，只是一味在书本上寻求，不在自己身上理会防备。自己还没见到，圣人先说在那里，自己只是借他的言语来在自己身上推究才行。
做学问必须当作自己的事情来看，才能看到切近自身。现在的人读书，只是为了科举之用，已经考中后则为了写杂文之用，水平高些的则为了写古文之用，都是当作外在的东西来看待。
读书必须虚心，切近自身。虚心，才能领会圣贤的意思；切近自身，那么圣贤的话就不会成为空话。
学者读书，必须收敛身心端正坐着，缓慢地看，轻微地吟诵，虚心沉浸其中，切近自身反省检查。又说：读一句书，必须体察这一句我将来在什么地方用得上。又说：文字正确的固然要看，不正确的也要看，精深的固然要看，粗浅的也要看。
先生开玩笑引用禅宗的话说：“一个僧人与别人读碑文，说别人读着全是字，我读着全是禅。”沩山写了一本书告诫僧人整齐严肃。有一个四川僧人最散漫，读这本书说：“好像都在说。”我善财童子五十三处参访善知识，问法都相同。说：“我已经发菩提心，却不知道如何行菩萨行，成就菩萨道。”
尹先生的门人说：尹先生读书，说“耳顺，心得就像背诵自己的话一样，功夫到了之后，诵读圣贤言语，都像是自己的言语。”过了一会儿说：“这就是佛所说的‘心印’。印第一个了，印第二个只与第一个一样，再印第三个只与第二个一样。只有尧舜孔颜才能如此。尧年老退位，把舜教给舜去做，等到舜做出来，只与尧一样，这就是所谓的真正相同。”孟子说：“得志，行于中国，就像符节相合。”不是随便这么说的。
读书就是做事。凡是做事，有对有错，有得有失。善于处理事情的人，不过是衡量其轻重罢了。读书而讲究其义理，判别其是非，遇事就运用这个理。
做学问必须先确立根本，起初很简约，中间一段很广大，到最后又简约。孟子说：“广泛学习并详细解说，是为了回归到简约的道理。”所以必须先阅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来考察圣贤的意思；读史书，来考察存亡治乱的踪迹；读诸子百家，来见识其驳杂的弊病。其中的条目自有次序，不可逾越。近来的学者大多喜欢从简约入手而不从广博中寻求，不知道不从广博中寻求，怎么来检验其简约？比如某人喜好简约，现在只做得一个僧人，了结一身；又有专门在广博上寻求而不回归简约的，今天考据一个制度，明天又考据一个制度，只在用处上空做工夫，其弊病又比简约而不广博的人更严重。总之，都是没有益处【以上《语类》八十条】
道存在于天下，其实源于天命之性，而施行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它的文采则出自圣人之手，而保存在《易》《书》《诗》《礼》《礼》《春秋》及孔孟的典籍中。本末相互依存，言论相互阐发，都不可以一天废弃。大概天理民彝，是自然之物，那么其大伦大法所在，固然有不依赖文字而存在的。然而古代的圣人想要向天下阐明这个道，并流传万世，那么其精微曲折的地方，不寄托于文字，也不能自我传达。所以自伏羲以来，历代圣人相继兴起，直到孔子，然后用来垂世立教的器具，灿烂完备。天下后世的人，如果不是生而知之的圣人，就必须通过这来穷究其理，然后知道有所到达而尽力实行以终其志。本来没有吃饱饭安坐，无所作为，而忽然知道，兀然得到的。所以傅说告诫高宗说：“学习古代训诫，才有收获。”而孔子教导人，也说：“喜好古代，勤勉地寻求它。”这就是君子做学问以达道的方术，也可以知道了。然而自秦汉以来，士人对于书籍所追求的，大多以记诵剽窃为功，而不及穷理修身的要领。那些过分的，就于是断绝学问抛弃书籍，而一起驰骋于荒虚浮诞的领域。大概这两者的弊病不同，但对于古人的意思，则都失去了【徽州婺源县学藏书阁记】
古代的学者，没有别的，只是明德、新民，追求各自止于至善罢了
。夫其所明之徳，所止之善，岂有待于外求哉？识其在我，而敬以存之，其亦可矣。其所以必曰读书云者，则以天地隂阳事物之理，脩身事亲齐家及国以至于平治天下之道，与凡圣贤之言行，古今之得失，礼乐之名数，下而至于食货之源流，兵刑之法制，是亦莫非吾之度内有不可得而精粗者。若非考诸载籍之文，沈潜参伍以求其故，则亦无以明夫明徳体用之全，而止其至善精微之极也。然自圣学不传，世之为士者不知学之有本，而惟书之读，则其所以求于书，不越乎记诵训诂文词之闲，以钓声名，干禄利而已。是以天下之书愈多，而理愈昧；学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词章愈丽，论议愈高，而其徳业事功之实愈无以逮乎古人。然非书之罪也，读者不知学之有本，而无以为之地也。使二三子知为学之本有无待于外求者，而因以致其操存持守之力，使吾方寸之闲清明纯一，真有以为读书之地，而后宏其规，密其度，循其先后本末之序，以大翫乎阁中之藏，则夫天下之理，其必有以尽其纎悉而一以贯之。异时所以措诸事业者，亦将有本而无穷矣【福州州学经史阁记】
译那些所彰显的德行，所达到的善境，难道还需要向外寻求吗？认识到它们在于自身，并以恭敬之心去保持它们，这就足够了。之所以一定要说读书，是因为天地阴阳万物的道理，修身、侍奉父母、治理家庭乃至平治天下的方法，以及所有圣贤的言行、古今的得失、礼乐的规范名数，下至食货的源流、兵刑的法制，这些无一不是我们内心本具、无法区分精粗的。如果不考察记载这些道理的典籍，深入探究、反复比较以求其根本，那么也就无法明了德行的本体与功用的全部，以及至善精微的极致。然而自从圣贤之学失传，世间做士人的人不知道学问有根本，只知道读书，那么他们从书中寻求的，不超过记诵、训诂、文辞之间，用来猎取名声、谋取利禄罢了。因此天下的书越多，道理反而越昏暗；学者做事越勤奋，心志反而越放纵；辞藻越华丽，议论越高深，而他们在德行、事业、功绩上的实际成就，却越发赶不上古人。但这并不是书的罪过，而是读书的人不知道学问有根本，没有为读书打下基础。假使你们知道为学的根本在于无需向外寻求的东西，并借此来加强操持存养、持守的力量，使内心清明纯粹专一，真正有了读书的基础，然后扩大格局，严密法度，遵循先后本末的顺序，去广泛研读阁中收藏的书籍，那么天下的道理，必定能够详尽无遗地掌握并贯通一致。将来所施用于事业的，也将有根本而无穷尽了。
简策之言，皆古先圣贤所以加惠后学，垂教无穷。所谓先得我心之同然者，将于是乎在。虽不可一向寻行数墨，然亦不可遽舍此而他求也。程子曰：“善学者，求言必自近易。于近者非知言也。”愿尊兄深味此意，毋遽忽易。凡吾心之所得，必以考之圣贤之书。脱有一字之不同，则更精思明辨，以益求至当之归。毋惮一时究索之劳，使小惑茍觧，而大碍愈张也【荅吴晦叔】
或问读书之法，其用力也奈何？曰：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可也。曰：然则请问循序渐进之说？曰：以二书言之，则先论而后孟；通一书而后及一书。以一书言之，则其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乱也。量力所至，约其程课而谨守之。字求其训，句索其防。未得乎前，则不敢求其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渐进焉，则意定理明，而无疎易淩躐之患矣。是不惟读书之法，是乃操心之要，尤始学者之不可不知也。曰：其熟读精思者何耶？曰：《论语》一章不过数句，易以成诵。成诵之后，反复翫味于燕闲静一之中，以须其浃洽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言，反复论辨，虽若不可涯者，然其条理疏通，语意明洁，徐读而以意随之，出入往来，以十百数，则其不可涯者，将可有以得之于指掌之闲矣。大抵观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至于文义有疑，众说纷错，则亦虚心静虑，勿遽取舍于其闲，先使一说自为一说，而随其意之所之，以验其通塞，则其尤无义理者，不待观于他说，而先自屈矣。复以众说互相诘难，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则似是而非者，亦将夺于公论而无以立矣。大抵徐行却立，处静观动，如攻坚木，先其易者而后其节目；如觧乱绳，有所不通，则姑置而徐理之。此读书之法也【读书之要】
看书须是将大▯分作小▯，字字句句不可容易放过。常时暗诵默思，反复硏究，未上口时须教上口，未通透时须教通透。已通透后便要纯熟，直得不思索时，此意常在心胷之闲，驱遣不去，方是。此一▯了，又换一▯看，令如此数▯之后，心安理熟，觉得工夫省力时，便渐得力也。近日看得朋友闲病痛，尤更亲切，都是贪多务广，匆遽渉猎，所以凡事草率粗浅。本欲多知多能，下梢一事不知，一事不能。本欲速成，反成虚度岁月。但能反此，如前所云，试用岁月之功，当自见其益矣。至于作无益语，以本心正理揆之，诚是何补于事？但人不做自己工夫，向外驰走，便见得此等事重。若果见得自己分上合做底事，千条万端，有终身勉勉而不能尽者，则亦自当不暇及此矣【荅黄子耕】
讲学贵于实见，义理要在熟读精思，潜心翫味，不可贪多务得，搜猎敷衍，便为究竟也【荅宋深之】
今人读书务广而不求精，是以刻苦者迫切而无从容之乐，平易者泛滥而无精约之功。两者之病虽殊，然其所以受病之源，则一而已【荅吕子约】
所读书太多，如人大病在牀，而众医杂进，百药交下，决无见效之理。不若尽力一书，令其反复通透，而复易一书之为愈。葢不惟专力易见工夫，且是心定不杂于涵养之功，亦有助也。又谓不欲但为闻见之知，此固当然，闻见之知要得正当，亦非易事，诚未可轻厌而躐等也【荅吕子约】
读书只且立下一个简易可常底程课，日日依此积累工夫，不要就生疑虑，既要如此，又要如彼，枉费思虑，言语下梢无到头处。昔人所谓多岐亡羊者，不可不戒也【荅吕子约】
读书正不必大▯着力记，当损人心力，使人气血不舒，易生疾病。况古人之学，自有正当用力处，此等止是随力随分，开广规模。若专恃此，亦成何等学问耶？今人但见孔子问礼、问官，无所不学，便道学问只是如此，却不知得他合下是甚次第，大底本领方有工夫到此。若只将自家此等小小见识而学，养子而后嫁，岂不悮哉【荅徐居厚】
欲于经史中求简易用功处，此亦别无他巧，只是且将所已学者反复
译简册上的言论，都是古代圣贤用来恩惠后学、留下无穷教化的。所谓先与我内心相同的人，大概就在这里了。虽然不能一味地逐字逐句地死抠，但也不能轻易舍弃这些而去别处寻求。程子说：“善于学习的人，探求言语一定要从近处容易的地方入手。在近处容易的地方不能理解言语，就不是真正懂得言语。”希望尊兄深深体会这个意思，不要急于轻视它。凡是我内心所领悟的，一定要用圣贤的书来考证。如果有一个字不同，就要更加精心思考、明辨，以求达到最恰当的境界。不要害怕一时探究的辛劳，使小疑惑暂时解除，而大障碍却更加扩大【答吴晦叔】
有人问读书的方法，用力应该怎样？回答说：按照次序逐渐深入，熟读并且精心思考就可以了。问：那么请问循序渐进的说法？回答说：以两本书来说，就先读《论语》后读《孟子》；通晓一本书后再涉及另一本书。以一本书来说，它的篇章文句，开头结尾的次序，也各自有序而不能混乱。衡量自己的能力所达到的程度，约定学习的进度并严格遵守。每个字寻求它的训诂，每句话探求它的界限。前面的没有获得，就不敢追求后面的；这个没有通晓，就不敢立志于那个。像这样循序渐进，那么意思确定、道理明白，就没有粗略轻率、超越次序的祸患了。这不仅是读书的方法，这是操心的关键，尤其是初学者不可不知道的。问：那熟读精思是怎样的呢？回答说：《论语》一章不过几句，容易背诵。背诵之后，在闲暇安静中反复玩味，等待它融会贯通就可以了。《孟子》每章或千言或百言，反复论辩，虽然好像没有边际，但它的条理疏通，语意明洁，慢慢读而让意思跟随，出入往来，以十百次计算，那么那好像没有边际的，将可以在指掌之间得到了。大抵看书，先要熟读，让那些话都好像出自我的口；接着精心思考，让那些意思都好像出自我的心；然后可以有收获。至于文义有疑问，众说纷纭，那么也要虚心静虑，不要急于在它们之间取舍，先让一种说法自成一种说法，而跟随它的意思所指向的，来检验它的通塞，那么那尤其没有义理的，不用看其他说法，就先自己屈服了。再用众说互相诘难，而寻求道理所安适的，来考证它们的是非，那么似是而非的，也将被公论所压倒而无法立足了。大抵慢慢行走却站立，处在安静观察动静，就像砍伐坚硬的木头，先砍容易的地方而后砍节疤；就像解开乱绳，有不通的地方，就暂且放置而慢慢梳理。这是读书的方法【读书之要】
看书必须把大的部分分成小的部分，字字句句不可轻易放过。常常暗中背诵默默思考，反复研究，没有上口时必须教它上口，没有通透时必须教它通透。已经通透后就要纯熟，直到不思考时，这个意思常在心胸之间，驱遣不去，才是。这一部分了，又换一部分看，让这样几部分之后，心安理熟，觉得工夫省力时，就渐渐得力了。近日看到朋友间的毛病，尤其更加亲切，都是贪多务广，匆忙涉猎，所以凡事草率粗浅。本想多知多能，最后一事不知，一事不能。本想速成，反而虚度岁月。只要能反过来，如前所说，试用岁月的工夫，自然会见其益处了。至于说无益的话，用本心正理来衡量，确实对事情有什么补益？但人不做自己的工夫，向外驰走，就觉得这些事重要。如果真看到自己分上应该做的事，千条万端，有终身勤勉而不能尽的，那么自然也就无暇顾及这些了【答黄子耕】
讲学贵在实见，义理在于熟读精思，潜心玩味，不可贪多务得，搜猎敷衍，就认为是究竟了【答宋深之】
现在的人读书务广而不求精，所以刻苦的人迫切而没有从容之乐，平易的人泛滥而没有精约之功。两者的毛病虽然不同，但它们受病的根源，则是一样的【答吕子约】
所读的书太多，就像人大病在床，而众医杂进，百药交下，决定没有见效的道理。不如尽力读一本书，让它反复通透，然后再换一本书更好。因为不仅专力容易见工夫，而且心定不杂于涵养之功，也有帮助。又说不要只为闻见之知，这固然应当，闻见之知要得正当，也不容易，确实不可轻视厌恶而超越等级【答吕子约】
读书只且立下一个简易可常的进度，日日依此积累工夫，不要就生疑虑，既然要这样，又要那样，枉费思虑，言语最后没有到头处。古人所谓多岐亡羊的，不可不戒【答吕子约】
读书正不必大段着力记忆，这会损害人心力，使人气血不舒，易生疾病。况且古人之学，自有正当用力的地方，这些只是随力随分，开广规模。如果专恃这个，也成什么学问呢？现在的人只见孔子问礼、问官，无所不学，就说学问只是如此，却不知道他合下是什么次第，大底本领方有工夫到此。如果只将自家这些小小见识而学，养子而后嫁，岂不是错误吗【答徐居厚】
想在经史中求简易用功的地方，这也没有别的巧妙，只是且将所已学的反复
翫味，不厌重复，久之当觉意味愈深远，理致愈明白耳。此外，昔所未学，亦有切于脩已治人之实者，更以暇时量力探讨，使其表里精粗通贯浃洽，则于本原之地亦将打成一片，无处不得力矣【荅黄子耕】
译玩味体会，不厌倦重复，时间久了就会觉得意味更加深远，道理更加明白。此外，过去未曾学习过的内容，也有切合修身治人的实际的，更应在闲暇时量力探讨，使它们从表面到内里、从精微到粗浅都贯通融合，那么在根本之处也将浑然一体，无处不感到得力了【回复黄子耕】
于分明易晓切，于日用治心脩已处，反复翫味，深自省察，有不合处，即痛加矫革，如此方是为已工夫，不可只于文字语言上着力也【荅曽泰之】
观书以己体验，固为亲切，然亦须遍观众理，而合其归趣，乃佳。若只据已见，却恐于事理有所不周，欲径急而反疎缓也【荅程正思】
横渠先生有言：「义理有疑，即濯去旧见，以来新意。」此言最有理。葢旧见已是错了，今又就上面更起意思，擘画分疏，费力愈多，而于本经正文意思转见昏了。须是一切放下，只将经文虚心涵泳，令其本意了然心目之闲，无少差互，则却回头来看旧来见处，其是非得失不崇朝而决矣【荅王子合】
人之所以神明其徳，应物而不穷者，心而已。古之君子，自其始学，则尽力于洒扫应对进退之闲，而内事其心。既久且熟矣，则心平而气和，冲融畅适，与物无际。其观于一世事物之变，葢无往而非吾乐也。而况载籍所传，上超羲农，下至于兹，其闲圣贤之行事，问学之源奥，是非得失，理乱存亡，废兴之故，包括笼络，靡不毕具。茍渉其辞义而心必契焉，则其可乐而玩也，岂不亦至矣哉？惟世之学者，或不足以知此，而劳于记诵占毕之闲以为事，是以语之至者，既扞格而不入于心，惟其粗厉而不平者，感而入焉，则其闲勃然而鬭而怒矣，亦何乐之云哉【至乐斋记】
读书之法，要当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从容乎句读文义之闲，而体验乎操存践履之实，然后心静理明，渐见意味。不然，则虽广求博取，日诵五车，亦奚益于学哉【荅陈师徳】
即圣贤之言，平易明白之处，虚心平气，熟翫而躬行之。翫之深，则理自明；行之笃，则力自进。持之以久，亹亹而上达焉。则道体精微之妙，圣贤亲切之传，不待单传密付，而已了然心目之闲矣【荅汪叔耕○以上文集十七条】
圣人千言万语，只是说个当然之理。恐人不晓，又笔之于书。自书契以来，《二典》《三谟》、伊尹、武王、箕子、周公、孔、孟，都只是如此，可谓尽矣。只就文字闲求之，句句皆是。做得一分，便是一分工夫，非茫然不可测也。但患人不子细求索之耳。须要思量圣人之言，是说个甚麽，要将何用？若只读过便休，何必读【以下读诸经法】
读六经时，只如未有六经，只就自家身上讨道理，其理便易晓。
读书只就一直道理看，剖析自分晓，不必去偏曲处看。易有个隂阳，诗有个邪正，书有个治乱，皆是一直路径可见，别无峣﨑。
人惟有私意，圣贤所以留千言万语，以扫涤人私意，使人人全得恻隠羞恶之心。六经不作可也，里面着一防私意不得。
凡看文字，端坐熟读，久久于正文邉，自有细字注脚逬出来，方是自家见得亲切。若只于外面捉摸个影子说，终不济事。圣人言语，只熟读翫味，道理自不难见。若果曽着心而看他，道理不出，则圣贤为欺我矣。如老苏辈，只读孟韩二子，便翻绎得许多文章出来。且如攻城，四面牢壮，若攻得一面破时，这城子已是自家底了，不待更攻得那三面方入得去。
学者只是要熟，工夫纯一而已。读时熟，看时熟，翫味时熟。如孟子诗书，全在读时工夫。孟子每章说了，又自觧了。葢他直要说得尽方住，其言一大片。故后来老苏亦拖他来作文章，说须熟读之，便得其味。今观诗，既未写得传，且除了小序而读之，亦不要将作好底看，亦不要将作恶底看，只认本文语意，亦须得八九。
看经传，有不可晓处，且要旁通，待其浃洽，则当触类而可通矣。
经防要，子细看上下文义、名数制度之类，略知之便得，不必大▯深泥，以妨学问。
学者观书，先须读得正文，记得注觧，成诵精熟。注中训释文意，事物名义，发明经指，相穿纽处，一一认得，如自己作出来底一般，方能翫味反复，向上有透处。若不如此，只是虚设议论，如举业一般，非为己之学也。曽见有人说诗，问他“关雎”篇，于其训诂名物全未晓，便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某因说与他道：“公而今说
译在明白易懂的地方，在日常修养身心、治理自我的方面，反复玩味，深刻自省，发现有不符合的地方，就痛加改正，这样才是为了自己的学问功夫，不可只在文字语言上用力。【答曾泰之】
读书以自己的体验为主，固然亲切，但也必须广泛观察各种道理，并使其归趣合一，才好。如果只凭自己的见解，恐怕对事理会有所不周全，想要直接急切反而疏远迟缓。【答程正思】
横渠先生曾说：“义理有疑问，就洗去旧有的见解，以迎来新的意旨。”这话最有道理。因为旧见已经错了，现在又在此基础上生发意思，剖析分疏，费力越多，对于本经正文的意思反而更加昏昧。必须一切放下，只将经文虚心涵泳，让它的本意在心中明白无误，没有丝毫差错，那么再回过头来看旧有的见解，其是非得失不一会儿就能决断了。【答王子合】
人之所以能显明其德行，应接万物而不穷尽的，只是心罢了。古代的君子，从开始学习时，就尽力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而在内心修养其心。时间久了且熟练了，就心平气和，冲和融畅，与万物没有隔阂。他观察一世事物的变化，大概没有哪里不是我的快乐。何况典籍所记载的，上超越伏羲、神农，下直到今天，其中的圣贤行事、问学的源流奥妙、是非得失、理乱存亡、废兴的缘故，包罗万象，无不具备。如果涉猎其辞义而内心必然契合，那么其可乐而玩味的程度，难道不也达到极致了吗？只是世上的学者，有的不足以知道这一点，而在记诵完成之间劳碌以为事，所以说到极至的道理，既格格不入而不能进入心中，只有那些粗厉不平的，感动而进入心中，那么其中勃然而争斗发怒，又有什么快乐可言呢？【至乐斋记】
读书的方法，应当循序渐进而有常规，专一而不松懈，从容于句读文义之间，而体验于操持存养、实践履行的实处，然后心静理明，逐渐见到意味。不然，那么即使广泛求取，每天诵读五车书，对学问又有什么益处呢？【答陈师德】
即使是圣贤言语中平易明白的地方，也要虚心平气，熟读玩味并亲身践行。玩味得深，那么道理自然明白；践行得笃实，那么力量自然增进。持之以恒，勤勉不懈地向上通达。那么道体精微的奥妙，圣贤亲切的传授，不等待单传密付，就已经在心中明白了。【答汪叔耕○以上文集十七条】
圣人千言万语，只是说一个当然之理。恐怕人不明白，又把它写下来。自从有文字以来，《二典》《三谟》、伊尹、周武王、箕子、周公、孔子、孟子，都只是这样，可以说尽善尽美了。只在文字之间寻求，句句都是。做了一分，就是一分工夫，并非茫然不可测度。只是担心人不仔细求索罢了。必须思考圣人的言语，是说个什么，要用来做什么？如果只读过就罢了，何必读？【以下读诸经法】
读六经时，只好像没有六经，只在自己身上寻求道理，那道理就容易明白。
读书只就一条直路看，剖析自己就明白，不必去偏曲处看。《易经》有阴阳，《诗经》有邪正，《尚书》有治乱，都是一条直路可见，别无崎岖。
人只有私意，圣贤所以留下千言万语，来扫除涤荡人的私意，使人人完全得到恻隐羞恶之心。六经不写也可以，里面放一点私意不得。
凡是看文字，端正坐好熟读，久了在正文旁边，自然有细小的注脚迸出来，才是自己见得亲切。如果只在外面捉摸个影子说，终究无济于事。圣人的言语，只熟读玩味，道理自然不难见。如果确实曾用心去看它，道理不出来，那么圣贤就是欺骗我了。像老苏那样，只读孟子和韩愈，就能翻绎出许多文章来。且如攻城，四面牢固强壮，如果攻破一面时，这城子已经是自己的了，不待再攻破那三面才能进去。
学者只是要熟，功夫纯一而已。读时熟，看时熟，玩味时熟。像《孟子》《诗经》《尚书》，全在读书时的功夫。《孟子》每章说了，又自己解释了。大概他直说要尽才停，其言语一大片。所以后来老苏也拖他来做文章，说必须熟读，才能得到其味。现在看《诗经》，既然没有写成传，且除了小序而读它，也不要把它看作好的，也不要把它看作坏的，只认本文语意，也能得到八九分。
看经传，有不可明白的地方，暂且要旁通，等到融会贯通，那么应当触类旁通而可通了。
经传的要害，仔细看上下文义、名数制度之类，大致知道便好，不必太深泥，以免妨碍学问。
学者观书，先须读得正文，记得注解，成诵精熟。注解中训释文意、事物名义、发明经旨、相互穿纽的地方，一一认得，像自己写出来的一样，方能玩味反复，向上有透彻处。如果不这样，只是虚设议论，像科举业一样，不是为了自己的学问。曾见有人说《诗经》，问他“关雎”篇，对其训诂名物全不明白，就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我因此对他说：“您现在说
诗，只消这八字，更添‘思无邪’三字，共成十一字，便是一部《毛诗》了。其他三百篇皆成渣滓矣。”因忆顷年见汪端明说：“沈元用问和靖、伊川《易传》何处是切要？尹云：‘体用一源，显微无闲’，此是切要处。”后举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说固好，然须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说得此话。若学者未曽子细理防，便与他如此说，岂不误他？”某闻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无实，不济事，自此读书益加详细云。
译《诗经》只需这八个字，再加上“思无邪”三个字，总共十一个字，就足以概括整部《毛诗》了。其余的三百篇都成了糟粕。”因此想起几年前曾听汪端明说：“沈元用问，和靖先生与伊川先生的《易传》中，哪里是最关键紧要的地方？尹先生说：‘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这就是最关键紧要之处。”后来我把这话转述给李先生，李先生说：“尹先生的说法固然很好，但必须是将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看得清清楚楚、各有归宿，才能说出这样的话。如果学者没有仔细推究防范，就对他这样说，岂不是误人子弟？”我听后感到震惊，这才知道以前那些空泛的言论没有实际内容，解决不了问题，从此以后读书更加详细认真了。
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论语》，却实，但言语散见，初看亦难。《孟有感激兴发人心处，《中庸》亦难读。看三书后，方宜读之。
初学固是要看《大学》《论孟若读得《大学》一书透彻，其他书都不费力，触处便见。
看《孟子》与《论语》不同，《论语》要冷看，《孟子》要熟读。《论语》逐文逐意，各是一义，故用子细静观；《孟子》成大▯，首尾通贯，熟读文义自见，不可逐一句一字上理防也。
讲习孔孟书，孔孟往矣。口不能言，须以此心比孔孟之心，将孔孟心作自己心。要须自家说时，孔孟防头道是，方得不可。谓孔孟不防说话，一向任己见说将去。
人自有合读底书，如《大学》《语》《孟》《中庸》等书，岂可不读？读此四书，便知人之所以不可不学底道理，与其为学之次序，然后更看《诗》《书》《礼》《乐》，某才见人说看《易》，便知他错了，未尝识那为学之序。
易》中说理，是豫先说下未曽有底事故，乍看甚难，不若《大学》《中庸》有个准则，读着便令人识蹊径。《诗》又能兴起人意思，皆易看。如谢显道《论语》却有启发人处，虽其说或失之过，识得理后，却细密商量，令平正也。
易》只是空说个道理，只就此理防，能见得如何？不如《诗》《书》执礼，皆雅言也。一句便是一句，一件事便是一件事。如《春秋》亦不是难理防底，一年事自是一年事。且看礼乐征伐，是自天子出，是自诸侯出，是自大夫出。今人只管去一字上理防褒贬，要求圣人之意，千百年后如何知得他肚里事？圣人说出底，犹自理防，不得不曽说底，更如何理防得？
敬之问易曰：「如今不曽经歴得许多事过，都自揍他道理不着，若便去看，也卒未得他受用。」孔子晩而好易，可见这书卒未可理防。如春秋、易都是极难看底文字。圣人教人自诗礼起，如鲤趋过庭曰：「学诗乎？学礼乎？」诗是吟咏性情，感发人之善心；礼使人知得个定分。这都是切身工夫。如书亦易看，大纲亦似诗。
问：“易”如何读？曰：只要虚其心，以求其义，不要执己见。读其他书，亦然。
问致知读书之序曰：须先看《大学》。然六经亦皆难看，所谓圣人有郢书，后世多燕说，是也。如《尚书》收拾于残阙之余，却必要句句义理相通，必致穿凿，不若且看他分明处，其他难晓者，姑阙之可也。程先生谓读书之法，当平其心，易其气，阙其疑，是也。且先看圣人大意，未须便以己意参之。
张元徳问《春秋》《周礼》疑难曰：“此等皆无佐证，强说不得。若穿凿说出来，便是侮圣言，不如且研穷义理。义理明，则皆可遍通矣。”因曰：“看文字，且先看明白易晓者，此语是某发出来，诸公可记取。”
问：近看胡氏《春秋》，初无定例，止说归忠孝处，便为经义，不知果得孔子意否？曰：某尝说《诗》《书》是隔一重、两重说，《易》《春秋》是隔三重、四重说。《春秋》义例，《易》爻象，虽是圣人立下，今说者用之，各信己见，然于人伦大纲皆通，但未知曽得圣人当初本意否？且不如让渠如此说，且存取大意，得三纲五常不至废坠足矣。今欲直得圣人本意不差，未须理防经，先须于《论语》《孟子》中专意看他，切不可忙，虚心观之，不须先自立见识，徐徐以俟之，莫立课程。
看经书与看史书不同。史是皮外物事，没紧要，可以劄记问人。若是经书有疑，这个是切已病痛。如人负痛在身，欲斯须忘去而不可得，岂可比之看史遇有疑则记之纸耶？
向时有一截学者，贪多务得，要读《周礼》诸史、本朝典故，一向尽要理防，得许多没紧要底工夫，少刻身已都自恁地颠颠倒倒，没顿放处，如吃物事相似，将甚麽杂物事不是时节，一顿都吃了，便被他撑肠拄肚，没奈何他。
今人只为不曽读书，
译我主张，先读《大学》，以确立为学的总体框架；其次读《论语》，以奠定根本；再次读《孟子》，以观察其发扬光大之处；最后读《中庸》，以探求古人的精微奥妙。《大学》一篇，有等级次序，总括在一起，容易理解，适宜先看。《论语》切实，但言语分散各处，初看也难以把握。《孟子》有激发人心之处，《中庸》也难读。看了前三本书后，才适宜读《中庸》。
初学者固然要看《大学》《论语》《孟子》。如果能把《大学》一书读得透彻，其他书就不费力了，处处都能明白。
看《孟子》与《论语》不同，《论语》需要冷静地看，《孟子》需要熟读。《论语》逐字逐句，各有一层意思，所以要用仔细静心去观察；《孟子》形成整体，首尾贯通，熟读后文义自然显现，不可在每一句每一个字上去刻意推究。
研习孔孟的书，孔孟已去世，口不能言，必须用自己的心去比照孔孟的心，把孔孟的心当作自己的心。必须是自己说话时，孔孟点头说是，才行。不可说孔孟不反对说话，就一味任凭自己的见解说下去。
人自有应当读的书，如《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等书，怎么能不读？读了这四本书，便知道人之所以不可不学的道理，以及为学的次序，然后再看《诗》《书》《礼》《乐》。我刚才见有人说看《易经》，便知道他错了，未曾认识那为学的次序。
《易经》中说的道理，是预先说下未曾发生的事，乍看很难，不如《大学》《中庸》有个准则，读着就让人认识门径。《诗经》又能激发人的情志，都容易看。如谢显道解释《论语》却有启发人的地方，虽然他的说法有时过于偏激，但识得理之后，却可以仔细商量，使其平正。
《易经》只是空说一个道理，只就这道理去推究，能看出什么？不如《诗》《书》和礼，都是雅正之言。一句便是一句，一件事便是一件事。如《左传》也不是难推究的，一年的事就是一年事。且看礼乐征伐，是从天子出，是从诸侯出，还是从大夫出。今人只管在字上去推究褒贬，要求圣人的心意，千百年后怎么知道他心里的想法？圣人说出的，尚且难以推究，未曾说出的，更怎么推究得？
敬之问《易经》说：“如今未曾经历许多事，都推究不到他的道理，如果便去看，也终究得不到他的益处。”孔子晚年喜好《易经》，可见这本书终究难以推究。如《春秋》《易经》都是极难看的文字。圣人教人从《诗》《礼》开始，如孔鲤趋过庭时问：“学诗了吗？学礼了吗？”《诗》是吟咏性情，感发人的善心；礼使人知道一定的本分。这都是切身的工夫。如《尚书》也容易看，大纲也类似《诗》。
问：“《易经》”怎么读？回答说：只要虚心，以求其义，不要固执己见。读其他书，也是这样。
问致知读书的次序回答说：须先看《大学》。然而六经也都难读，所谓圣人有深意，后世多有附会之说，就是这样。如《尚书》收拾于残缺之余，却一定要句句义理相通，必然导致穿凿附会，不如且看它明白的地方，其他难懂的，暂且空缺着也可以。程先生说读书的方法，应当平心静气，有疑问暂且空缺，是对的。且先看圣人的大意，不必立刻用自己的意思参杂进去。
张元德问《春秋》《周礼》的疑难说：“这些都没有佐证，强说不得。如果穿凿附会说出来，便是侮辱圣人的言语，不如且研究穷尽义理。义理明白了，就都可以贯通了。”因此说：“看文字，且先看明白容易懂的，这话是我提出来的，各位可以记住。”
问：近来看胡氏《春秋》，初无定例，只说归于忠孝处，便作为经义，不知果真得到孔子的意思吗？回答说：我曾经说《诗》《书》是隔一重、两重在说，《易经》《春秋》是隔三重、四重在说。《春秋》的义例，《易经》的爻象，虽然是圣人立下的，如今解说的人使用它们，各自信任自己的见解，然而于人伦大纲都通，但不知道是否曾得到圣人当初的本意？且不如让他们这样说，暂且存取大意，使得三纲五常不至于废坠就够了。如今想要直接得到圣人的本意不差，不必先推究经书，先须在《论语》《孟子》中专意看它们，切不可匆忙，虚心观察，不必先自立见识，慢慢等待，不要设立课程。
看经书与看史书不同。史书是皮外的事物，没紧要，可以札记问人。如果是经书有疑，这个是切身的病痛。如人负痛在身，想片刻忘记而不可得，怎么能比之于看史书遇有疑就记在纸上呢？
从前有一批学者，贪多务得，要读《周礼》各种史书、本朝典故，一向都要推究，得到许多没紧要的工夫，片刻间自己都颠颠倒倒，没有安顿处，如吃东西相似，将什么杂物事不是时节，一顿都吃了，便被他撑肠柱肚，无可奈何他。
今人只因为不曾读书，
秖是读得粗书。凡读书，先读语孟，然后观史，则如明鉴在此，而妍丑不可逃。若未读彻语孟、中庸、大学，便去看史，胷中无一个权衡，多为所惑。又有一般人，都不曽读书，便言我已悟得道理如此，便是恻隠之心，如此便是羞恶之心，如此便是是非之心，浑是一个私意。如近时祧庙可见【以上语类二十四条】
译不过是读了一些粗浅的书。凡是读书，先读《论语》《孟子》，然后看史书，就像明镜在此，美丑无法逃避。如果没读透《论语》《孟子》《中庸》《大学》，便去看史书，胸中没有权衡标准，大多会被迷惑。又有一类人，都没读过书，就说我已经悟得道理如此，这就是恻隐之心，这就是羞恶之心，这就是是非之心，完全是一己私意。如近时祧庙之事可见。
日用切巳之功，则圣贤言之详矣。其在《大学》《论语》《中庸》《孟子》者，文义分明，指意平实，读之晓然，如见父兄说门内事，无片言半辞之可疑者，什八九也。曷为不少置其心于此，而必用意于彼之﨑岖哉【荅胡平一】
但取一书，从头逐叚，子细理防，久之必自有疑有得。若平时泛泛，都不着实，循序读书，未说义理不精，且是心绪支离，无个主宰处，与义理自不相亲。又无积累工夫，参互考证，骤然理防一件两件，若是小小题目，则不足留心，择其大者，又有躐等之弊，终无浃洽之功，非区区所望者。但愿颇采前说，而以《论语》为先，一日只看一二▯，莫问精粗难易，但只从头看将去。读而未晓，则思；思而未晓，则读，反复翫味，久之必自有得矣。近年与朋友商量，亦多以此告之，然未见有看得彻尾者。人情喜新厌常，乃如此，甚可叹。《论语》二十篇，尚不耐烦看得了，况所谓死而后已者，又岂能办如此长远工夫耶【荅王钦之】
论《孟》《中庸》尽待《大学》贯通浃洽，无可得看，后方看乃佳。若奔程趁限，一向攅了，则虽看如不看也。近方觉此病痛，不是小事。元来道学不明，不是上面欠却工夫，乃是下面元无根脚。若信得及，脚踏实地如此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践履自然纯熟，非但读书一事也【荅吴伯丰】
承谕专看《论语》，浸觉滞固，因复看《易传》及《系辞》。此愚意所未喻。夫《论语》所记，皆圣人言行之要，果能专意翫索，其味无穷，岂有滞固之理？窃恐却是不曽专一，故不见其味，而反以为滞固耳。至如读《易》，亦当遵用程子之言，卦爻系辞自有先后，今亦何所迫切，而手忙脚乱一至于此耶【荅吕子约】
读书如论、孟，是直说日用眼前事，文理无可疑，先儒说得虽浅，却别无穿凿壊了处。如诗、易之类，则为先儒穿凿所壊，使人不见当来立言本意，此又是一种工夫。直是要人虚心平气，本文之下打叠教空荡荡地，不要留一字先儒旧说，莫问他是何人所说，所尊、所亲、所憎、所恶，一切莫问，而惟本文本意是求，则圣贤之指得矣。若于此处先有私主，便为所蔽，而不得其正，此夏虫井蛙，所以卒见笑于大方之家也【荅吕子约】
春秋前辈以为此乃学者最后一▯事。葢自非理明义精，则止是较得失、考同异，心绪转杂，与读史传摭故实无以异。况如老兄心中本閙，恐非所以矫失而趋中也。愚意以为不若只看《论语》，用年岁工夫，却看证▯浅深，别作道理。然但《论语》中看得有味，余经亦迎刃而觧矣。圣人之言，平易中有精深处，不可穿凿求速成，又不可茍且闲看过。直须是置心平淡慤实之地，翫味探索而虚恬省事以养之，迟久不懈，当自觉其益。切不可以轻易急迫之心求旦暮之功，又不可因循媮惰，虚度光隂也【荅魏元履】
所谕文定专治《春秋》，而于诸书循环诵读，以为学者读书不必彻头彻尾，此殊不可晓。既曰文定读《春秋》彻头彻尾，则吾人亦岂可不然？且又安知其于他书非少日已尝反复硏究，得其指归，至于老年然后循环泛读耶？若其不能，亦是读得《春秋》彻头彻尾，有得力处方始泛读诸书，有归宿处。不然前辈用心笃实，决不如今时后生贪多务得，渉猎无根也。某于《论孟大学》《中庸》一生用功，粗有成说，然近日读之一二大节目处，犹有谬误，不住脩削，有时随手又觉病生，以此观之，此岂易事？若只恃一时聪明才气，略看一过，便谓事了，岂不轻脱自误之甚耶？吕伯恭尝言：「道理无穷，学者先要不得有自足心。」此至论也【荅胡季随】
学礼之意甚善，然此事头绪颇多，恐精力短，包罗不得，今可且读诗，俟他日所编书成，读之未晩。书虽读了，亦更宜温习。如大学、语孟、中庸，则须循环不住温习，令其烂熟为佳。春秋一经，从前不敢容易令学者看，今恐亦可渐读。正经及三传，且当看史，工夫未要便穿凿说褒贬道理，久之却别商量，亦是一事也【荅潘子善】
闻令
译日常修养切己的功夫，圣贤们已经讲得很详细了。在《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中，文辞义理分明，旨意平实，读起来明白清楚，就像看见父兄在讲述家门内的事情，几乎没有片言只语值得怀疑的，大概有十分之八九。为什么不多把心思放在这里，而一定要去钻研那些崎岖难懂的地方呢？【答胡平一】
只选取一本书，从头开始逐段仔细理会防范，时间久了自然会有疑问和收获。如果平时泛泛而读，都不落到实处，即使按顺序读书，且不说义理不精，只是心绪分散杂乱，没有主宰的地方，与义理自然不相亲近。又没有积累的功夫，参互考证，突然去理会一两件事，如果是小题目，就不值得留心；选择大的题目，又有越级求进的弊端，最终没有融会贯通的功夫，这不是我所期望的。只希望稍微采纳前面的说法，以《论语》为先，一天只看一二条，不要问精粗难易，只是从头看下去。读了不懂，就思考；思考了还不懂，就再读，反复玩味，时间久了自然会有收获。近年来和朋友商量，也多以此告知他们，然而没有见到能从头到尾看透彻的人。人情喜欢新奇厌恶平常，竟然如此，很可叹。《论语》二十篇，尚且不耐烦看完，何况所谓死而后已的，又怎么能办到如此长远的功夫呢？【答王钦之】
谈论《孟子》《中庸》都等待《大学》贯通融会，没有可看的地方，之后再看才好。如果赶进度凑期限，一直攒着读完，那么即使看了也如同没看一样。最近才发觉这个毛病，不是小事。原来道学不明，不是上面欠缺功夫，而是下面本来没有根基。如果相信得及，脚踏实地这样去做，良心自然不放逸，实践自然纯熟，不仅仅是读书这一件事啊【答吴伯丰】
承蒙告知专门看《论语》，渐渐觉得滞涩固执，因此又看《易传》及《系辞》。这是我不理解的。《论语》所记载的，都是圣人言行的要点，如果能专心玩味探求，其味道无穷，哪有滞涩固执的道理？私下担心其实是不曾专一，所以不见其味，反而认为是滞涩固执罢了。至于读《易》，也应当遵循程子的话，卦爻系辞自有先后，现在又有什么迫切，而手忙脚乱到如此地步呢？【答吕子约】
读书如《论语》《孟子》，是直接讲述日常眼前的事，文理无可怀疑，先儒说得虽然浅显，却别无穿凿破坏之处。如《诗》《易》之类，则被先儒穿凿所破坏，使人不见当初立言的本意，这又是另一种功夫。直是要人虚心平气，在本文之下打叠得空荡荡的，不要留一字先儒旧说，不要问是谁说的，所尊、所亲、所憎、所恶的，一切不要问，只寻求本文本意，那么圣贤的旨意就得到了。如果在这里先有私心主见，就被所遮蔽，而不能得其正，这就是夏虫井蛙，最终被大方之家所嘲笑的原因【答吕子约】
《春秋》前辈认为这是学者最后的一件事。大概如果不是理明义精，就只是比较得失、考辨同异，心绪转杂，与读史传搜集故实没有区别。何况像老兄心中本来喧闹，恐怕不是用来矫正过失而趋向中道的方法。我的意思认为不如只看《论语》，用年岁的功夫，再看证验深浅，另作道理。然而只要《论语》中看得有味，其余经典也迎刃而解了。圣人之言，平易中有精深处，不可穿凿追求速成，又不可苟且闲看过去。直须是置心于平淡诚实之地，玩味探索而虚恬省事以涵养它，长久不懈，当自觉其益处。切不可以轻易急迫之心追求旦暮之功，又不可因循懒惰，虚度光阴也【答魏元履】
所告知的文定专治《春秋》，而在诸书循环诵读，认为学者读书不必彻头彻尾，这实在不可理解。既然说文定读《春秋》彻头彻尾，那么我们难道可以不然吗？况且又怎么知道他在其他书上不是少日已经反复研究，得其指归，直到老年然后循环泛读呢？如果不能，也是读得《春秋》彻头彻尾，有得力的地方才泛读诸书，有归宿处。不然前辈用心笃厚诚实，决不如今时后生贪多务得，涉猎无根。我在《论孟大学》《中庸》一生用功，粗略有成说，然而近日读之一二大节目处，还有谬误，不停修削，有时随手又觉毛病产生，由此看来，这难道是容易的事吗？如果只恃一时聪明才气，略看一遍，便谓事毕，岂不是轻率自误之甚吗？吕伯恭曾说：“道理无穷，学者先要不得有自足心。”这是至论啊【答胡季随】
学礼的意思很好，然而此事头绪颇多，恐怕精力短，包罗不得，现在可且读《诗》，等他日所编书成，读之未晚。书虽读了，也更宜温习。如《大学》、《语孟》、《中庸》，则须循环不住温习，令其烂熟为好。《春秋》一经，从前不敢轻易让学者看，现在恐怕也可渐读。正经及三传，且当看史书，功夫未要便穿凿说褒贬道理，久了却别商量，也是一件事也【答潘子善】
听说令
诸生读左氏及诸贤奏疏，至于诸经论孟，则恐学者徒务空言而不以告也。若果如此，则恐未安。葢为学之序，为己而后可以及人，达理然后可以制事。故程夫子教人，先读论孟，次及诸经，然后看史，其序不可乱也。若恐其徒务空言，但当就论孟经书中教以躬行之意，庶不相远。至于左氏奏疏之言，则皆时事利害，而非学者切身之急务也。其为空言，亦益甚矣。而欲使之从事其闲，而得躬行之实，不亦背驰之甚乎【荅吕伯恭】
译各位先生研读《左传》以及各位贤臣的奏疏，至于诸经和《论语》《孟子》，却担心学者只追求空洞的言论，因此不把这些经典传授给他们。如果真是这样，恐怕并不妥当。因为做学问的次序，先修养自身然后才能推己及人，通晓道理然后才能处理事务。所以程夫子教导人，先读《论语》《孟子》，其次才读诸经，然后才看史书，这个次序是不能打乱的。如果担心学者只追求空洞的言论，只应当在《论语》《孟子》和经书中教导他们亲身实践的意义，这样大概就不会相差太远。至于《左传》和奏疏中的言论，都是关于时事利弊的内容，并不是学者切身的急务。它们作为空洞言论，反而更加严重了。却想让学者在这些内容中从事研习，从而获得亲身实践的实效，这岂不是背道而驰得太厉害了吗【答复吕伯恭】
往年经无定说，诸先生所发或不同，故读书不能无疑。比年以来，众说尽出，讲者亦多，自是无所致疑，但要反复翫味，认得圣贤本意，道义实体不外此心，便自有受用处耳。尹和靖门人賛其师曰：「丕哉圣谟，六经之编，耳顺心得，如诵已言，要当至此地位，始是读书人耳【荅范文叔】
通经之士，固当终身践言，乃为不负所学。斯言之要，所以警乎学者，可谓至深切矣。然士之必于通经，正为讲明圣贤之训，以为终身践履之资耳，非直以分章析句为通经，然后乃求践言以实之也【跋胡澹庵所作《李承之论语说》序】
古之圣人，作为六经，以教后世。易以通幽明之故，书以纪政事之实，诗以导情性之正，春秋以示法戒之严，礼以正行，乐以和心。其于义理之精微，古今之得失，所以该贯发挥，究竟穷极，可谓盛矣。而总其书不过数十卷，葢其简易精约，又如此。自汉以来，儒者相与尊守而诵习之，转相受授，各有家法，然后训传之书始出。至于有国家者，歴年行事之迹，又皆各有史官之记，于是文字之传益广。若乃世之贤人君子，学经以探圣人之心，考史以验时事之变，以至见闻感触，有接于外而动乎中，则又或颇论著其说，以成一家之言。而简册所载，箧椟所藏，始不胜其多矣。然学者不欲求道则已，诚欲求之，是岂可以舍此而不观也哉？而近世以来，乃有所谓科举之业者，以夺其志。士子相从于学校庠塾之闲，无一日不读书，然问其所读，则举非向之所谓者。呜呼！读圣贤之言而不通于心，不有于身，犹不免为书肆，况其所读又非圣贤之书哉【建寜府建阳县学藏书记○以上文集十二条】
经之有觧，所以通经。经既通，自无事于觧，借经以通乎理耳。理得，则无俟乎经。今意思只滞在此，则何时得脱然防通也？且所贵乎简者，非谓欲语言之少也，乃在中与不中尔。若句句亲切，虽多何害？若不亲切，愈少愈不达矣。某尝说，读书须细看，得意思通融后，都不见注觧，但见有正经几个字在，方好【以下论觧经】
觧经谓之觧者，只要觧释出来，将圣贤之语觧开了，庶易读。
传注惟古注不作文，却好看。只随经句分说，不离经意，最好。疏亦然。今人觧书，且图要作文，又加辨说，百般生疑，故其文虽可读，而经意殊远。程子《易传》亦成作文，说了又说，故今人观者更不看本经，只读传，亦非所以使人思也。
自晋以来，觧经者却改变得不同，是王弼、郭象辈是也。汉儒觧经，依经演释；晋人则不然，舍经而自作文。
觧书须先还他成句，次还他文义。添无紧要字却不妨，添重字不得。今人所添者，却是重字。
今之谈经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浅也，而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远；本明也，而必使至于晦。此今日谈经之大患也。
后世之觧经者有三：一、儒者之经；一、文人之经，东坡、陈少南辈是也；一、禅者之经，张子韶辈是也。
经书有不可觧处，只得阙。若一向去觧，便有不通而谬处。
凡看文字，诸家说有异同处，最可观。谓如甲说如此，且挦扯住甲，穷尽其辞；乙说如此，且挦扯住乙，穷尽其辞。两家之说既尽，又参考而穷究之，必有一真是者出矣。
凡先儒觧经，虽未知道，然其尽一生之力，纵未说得七八分，也有三四分，且须熟读详究，以审其是非，而为吾之益。今公才看着，便妄生去取，肆以己意，是发明得个甚麽道理？公且说，人之读书，是要将作甚麽用？所贵乎读书者，是要理防这个道理，以反之于身，为我之益而已。
大凡人读书，且当虚心一意，将正文熟读，不可便立见觧。看正文了，却着深思熟读，便如己说，如此方是。今来学者，一般是专要作文字用，一般是要说得新竒。人说得不如我说得较好，此学者之大病。譬如听人说话一般，且从他说尽，不可勦断他说，便以己意见抄说。若如此，全不见得他说是非，只说得自家底，终不济事。久之又曰：须是将本文熟读，字字
译往年对于经典的解说没有定论，各位先生所阐发的观点有时不同，因此读书时不能没有疑惑。近年以来，各种学说都出现了，讲解的人也很多，从此就没有什么可疑惑的了，只要反复玩味，认清圣贤的本意，明白道义的实体不在心外，自然就有受用的地方了。尹和靖的门人称赞他的老师说：“伟大的圣人谋略，六经的编纂，耳顺心得，如同诵读自己的话，应当达到这种境界，才算是读书人。”
通晓经典的人，固然应当终身践行所学，这才不负所学。这话的要旨，用来警示学者，可以说是非常深切了。然而士人一定要通晓经典，正是为了讲明圣贤的训诫，作为终身践行的凭借，并不是仅仅以分章析句作为通晓经典，然后才寻求践行来充实它。
古代的圣人，创作六经，用来教化后世。《易经》用来通达幽明之故，《尚书》用来记载政事的实况，《诗经》用来引导情性的纯正，《春秋》用来显示法戒的严厉，《礼记》用来端正行为，《乐记》用来调和心灵。它们在义理的精微、古今的得失方面，用来包罗贯通、发挥阐扬，探究到底，可以说是盛大极了。而总括这些书不过几十卷，大概是因为它们简易精约，又如此。自从汉代以来，儒者相互尊重遵守并诵读学习，辗转传授，各有家法，然后训传的书才开始出现。至于有国家的人，历年行事的事迹，又都各有史官的记录，于是文字的流传更加广泛。至于世间的贤人君子，学习经典以探求圣人的心意，考察历史以验证时事的变迁，以至于见闻感触，有接触于外而感动于内的，就又往往论述著述他们的学说，以形成一家之言。而简册所记载、箱柜所收藏的，开始不胜其多了。然而学者不想要求道就算了，如果真的想要求道，这难道可以舍弃这些而不观看吗？而近世以来，却有所谓科举之业，来夺取他们的志向。士子相从于学校庠塾之间，没有一天不读书，然而问他们所读的，则全不是以前所说的那些。唉！读圣贤的话而不通达于心，不拥有于身，还免不了成为书肆，何况他们所读又不是圣贤的书呢？
经典有解说，是用来通晓经典的。经典既然通晓了，自然不需要解说，借经典来通晓道理罢了。道理得到了，就不需要经典。现在意思只滞留在经典上，那么什么时候才能脱然贯通呢？况且所贵在简略，不是说想要语言少，而是在中肯与不中肯。如果句句亲切，虽然多有什么害处？如果不亲切，越少越不通达。我曾经说，读书须细看，得到意思通融后，都不见注解，但见有正经几个字在，才好。
解说经典称为解说，只要解释出来，将圣贤的话解开了，才容易读。
传注只有古注不作文，却好看。只随经句分别解说，不离经意，最好。疏也是如此。今人解说书，且图要作文，又加辨析，百般生疑，所以他们的文章虽然可读，而经意却很远。程子的《易传》也成作文，说了又说，所以今人观看的更不看本经，只读传，也不是用来使人思考的。
自从晋代以来，解说经典的人却改变得不同，是王弼、郭象等人。汉儒解说经典，依经演释；晋人则不然，舍弃经典而自己作文。
解说书须先还他成句，其次还他文义。添加无紧要的字却不妨，添加重复的字不得。今人所添加的，却是重复的字。
现在谈论经典的人，往往有四种毛病：本来卑下，却抬高它使它高；本来浅显，却挖掘它使它深；本来近便，却推远它使它远；本来明白，却一定使它晦涩。这是今日谈论经典的大患。
后世的解说经典的人有三种：一是儒者的经典；一是文人的经典，东坡、陈少南等人是；一是禅者的经典，张子韶等人是。
经书有不可解说的地方，只得空缺。如果一直去解说，就有不通而谬误的地方。
凡是看文字，各家学说有异同的地方，最可观。比如甲说如此，且抓住甲，穷尽其辞；乙说如此，且抓住乙，穷尽其辞。两家之说既尽，又参考并穷究它，必有一个真是的出来了。
凡是先儒解说经典，虽然不知道道，然而他们尽一生之力，纵然未说得七八分，也有三四分，且须熟读详细研究，以审其是非，作为我的益处。现在您才看着，便妄生去取，肆意以己意，是发明得什么道理？您且说，人的读书，是要将作什么用？所贵在读书的，是要理防这个道理，以反求于身，作为我的益处而已。
大凡人读书，且当虚心一意，将正文熟读不可便立见解。看正文了，却着深思熟读，便如同己说，如此方是。现在学者，一般是专要作文字用，一般是要说得新奇。人说得不如我说得较好，这是学者的大病。譬如听人说话一般，且从他说尽不可截断他说，便以己意见抄说。若如此全不见得他说是非只说得自家底终不济事。久之又说：须是将本文熟读，字字
咀嚼，教有味。若有理防不得处，深思之，又不得，然后却将注觧看，方有意味。如人饥而后食，渴而后饮，方有味。不饥不渴而强饮食之，终无益也。
译读书时要细细推敲，才能体会到其中的滋味。如果遇到道理无法防备、理解不了的地方，就深入思考；如果还是想不明白，然后再去看注解，这样才会有意味。就像人饿了才吃饭，渴了才喝水，这样吃东西才有滋味。如果不饿不渴却强迫自己吃喝，终究是没有益处的。
问伊川，说读书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与圣人所以用心一条。曰：此条程先生说读书最为亲切。今人不防读书是如何，只縁不曽求圣人之意，才拈得些小便把自意硬入放里面，胡说乱说，故教他就圣人意上求看如何。问《易》其气是如何？曰：只是放教寛慢。今人多要硬把捉教住，如有个难理防处，便要刻画百端讨出来，枉费心力，少刻只说得自底，那里见圣人意？又曰：固是要思索，思索那曽恁地。又举“阙其疑”一句，叹美之。
傅至叔言：「伊洛诸公文字说得不恁分晓，至先生而后大明。」先生曰：「他一时闲都是英才，故拨着便转，便只须恁地说。然某于文字却只是依本分觧注。大抵前圣说话，虽后面便生一个圣人，有未必尽晓他说者，葢他那前圣是一时闲，或因事而言，或主一见而立此说。后来人却未见他当时之事故，不觧得一一与之合。且如伊川觧经，是据他一时所见道理恁地说，未必便是圣经本防。要之，他那个说却亦是好说。」
觧文字下字最难。某觧书所以未定，常常更改者，只为无那恰好底字。子细把来看，又见不穏当，又着改几字。所以横渠说：“命辞为难。”
某解书不合太多，又先准备学者为他设疑，说了他未曽疑到这上，先与说了，所以致得学者看得容易了。圣人云：“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须是教他疑三朝五日了，方始与说，他便通透，更与从前所疑虑也防，因此触发工夫，都在许多思虑不透处。而今却是看见成觧底都无疑了。吾儒与老荘学皆无传，惟有释氏常有人葢，他一切办得不说，都待别人自去敲搕，自有个通透处。只是吾儒又无这不说底，若如此少闲差异了。
或问：「大学觧已定否？」曰：「据某而今自谓穏矣，只恐数年后又见不穏。」这个不由自家。问：「中庸觧？」曰：「此书难看，大学本文未详者，某于或问则详之。此书在章句，其或问中皆是辨诸家说。」
说《大学》启防毕，因言某一生只看得这两件文字透，见得前贤所未到处，若使天假之年，庶几将许多书逐件看得恁地，煞有工夫。
某于《论孟四十余年理防中，闲逐字称等，不教偏些子。学者将注处宜子细看。又曰：觧说圣贤之言，要义理相接去，如水相接去，则水流不碍。后又云：《中庸》觧每番看过，不甚有疑；《大学》则一面看，一面疑，未甚惬意，所以改削不已。
程先生经觧，理在觧语内。某集注《论语》，只是发明其辞，使人翫味。经文理，皆在经文内。
精义诸老先生说，非不好，只是说得忒寛，易使人向别处去。某所以作个集注，便要人只恁地思量文义，晓得了，只管翫味，便见圣人意思出来。
看精义须寛着心，不可看杀了。二先生说，自有相关透处。如伊川云：“有主则实”，又云：“有主则虚。”如孟子云：“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又云：“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自当随文随时随事，看各有通彻处。
读《论语》须将精义看，先看一▯次看第二叚，将两▯比较，孰得孰失，孰是孰非，又将第三▯比较，如前，又总一章之说而尽比较之。其闲须有一说合圣人之意，或有两说，有三说，有四五说，皆是。又就其中比较疎密，如此便是格物。及看得此一章透彻，则知便至。一章之中，程子之说多是，门人之说多非。然初看时不可先萌此心，门人所说亦多有好处。蜚卿曰：“只将程子之说为主如何？”曰：“不可，只得以理为主，然后看他底。看得一章直是透彻了，然后看第二章，亦如此法。若看得三四篇，此心便熟。数篇之后，迎刃而觧矣。且如格物致知之章，程子与门人之说，某初读之皆不敢疑，后来编出细看，见得程子诸说虽不同意，未尝不贯其门人之说与先生，葢有大不同者矣。”
论语》中程先生及和靖说，只于本文添一两字，甚平淡，然意味深长，须当子细看，要见得他意方好。
中庸自首章以下多是对说将来，不知
译有人问伊川先生，说读书应当观察圣人作经的意图，以及圣人用心的一条道理。回答说：这条程先生关于读书的论述最为亲切。现在的人不妨想想读书是怎么回事，只是因为没有探求圣人的本意，刚抓住一点皮毛就把自己的意思硬塞进去，胡说八道，所以教他们就在圣人的本意上去探求看看如何。问《易经》的气是如何？回答说：只是放宽缓一些。现在的人大多想要强行把握并固定住，如有个难以理解的地方，就要从各个方面去推敲探求，白白耗费心力，片刻间只说得出自己的意思，哪里能看到圣人的本意？又说：固然需要思索，但思索也不是那样的。又举出“阙其疑”一句，赞叹称美它。
傅至叔说：“伊洛诸公的文字说得不够明白，到了先生这里才大大阐明。”先生说：“他们当时都是英才，所以点拨一下就能领悟，便只需那样说。然而我在文字上只是依据本分来解释注解。大体上前圣人的说话，虽然后面又产生一个圣人，也未必能完全明白他的意思，因为前圣人是在当时，或因事而言，或基于一种见解而建立这种说法。后来的人却没有看到他当时的事，不能一一与之契合。比如伊川解释经典，是依据他当时所见的道理那样说，未必就是圣经的本意。总之，他的那种说法也是好的说法。”
解释文字时下字最难。我解释书之所以没有定论，常常更改，只是因为找不到恰好恰当的字。仔细拿来看，又觉得不妥当，又要改几个字。所以横渠说：“措辞为难。”
我解释书不应该太多，又预先替学者设想疑问，说了他们未曾疑到的地方，先给他们说了，所以导致学者看得太容易了。圣人云：“不愤不启，不悁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必须教他们疑惑三朝五日了，才开始给他们说，他们就会通透，更与从前所疑虑的相合，因此触发的工夫，都在许多思虑不透的地方。而现在却是看见成解的都没有疑问了。吾儒与老庄学都没有传承，惟有释氏常有人掩盖，他们一切办成不说，都等待别人自己去敲叩，自有个通透处。只是吾儒又没有这不说的人，若如此就少些差异了。
有人问：“《大学》的注解已经定了吗？”回答说：“据我现在自己认为稳妥了，只怕几年后又觉得不妥。”这个不由自己。问：“《中庸》的注解？”回答说：“这本书难看，《大学》本文未详的，我在《或问》中详细说明了。这本书在章句中，其《或问》中都是辨析诸家的说法。”
说完《大学》的启发，因而说我一生只看得这两件文字透彻，见得前贤所未达到的地方，如果上天假借给我寿命，或许能将许多书逐件看得这样，很有工夫。
我在《论语》《孟子》四十余年的理解中，闲时逐字称量，不让偏颇一点。学者将注处宜仔细看。又说：解释圣贤之言，要义理相接去，如水相接去，那么水流不碍。后又说：《中庸》注解每番看过，不太有疑；《大学》则一面看，一面疑，不太惬意，所以改削不已。
程先生的经解，理在解释语内。我集注《论语》，只是发明其辞，使人玩味。经文理，皆在经文内。
《精义》诸老先生说，非不好，只是说得太宽，易使人向别处去。我所以作个集注，便要人只那样思量文义，晓得了，只管玩味，便见圣人意思出来。
看《精义》须宽着心，不可看杀了。二先生说，自有相关联透处。如伊川云：“有主则实，”又云：“有主则虚。”如孟子云：“生于心，害于政；发于政，害于事。”又云：“作于心，害于事；作于事，害于政。”自当随文随时随事，看各有通达处。
读《论语》须将《精义》看，先看十次看第二段，将两十比较，孰得孰失，孰是孰非，再将三十比较，如前，又总一章之说而尽比较之其间须有一说合圣人之意，或有两说，三说，四五说，皆是。又就其中比较疏密，如此便是格物。及看得此一章透彻了，则知便至。一章之中，程子之说多是对的，门人之说多是不对的。然而初看时不可先萌此心，门人所说的也多有好处。蜚卿说：“只将程子之说为主如何？”回答说：“不可，只得以理为主，然后看他底的。看得一章直是透彻了，然后看第二章，也如此法。若看得三四篇，此心便熟了。数篇之后，迎刃而解矣。且如格物致知之章，程子与門人之说，我初读之皆不敢疑，后来编出细看，见程子诸说虽不同意，未尝不贯穿其门人之说与先生，盖有大不同者矣。”
《论语》中程先生及和靖说，只于原文添一两字，甚平淡，然意味深长，必须仔细看，要见得他意才好。
《中庸》自首章以下多是对说将来，不知
他古人如何作得这様文字，直是恁地整齐。因言，某旧年读中庸，都心烦看不得，且是不知是谁作。若以为子思作，又却时复有个「子曰」字，更没理防处。某读书须先理防得这様分晓了，方去涵泳他义理。后来读得熟后，方见得是子思参取夫子之说着为此书，自是沈潜反复，逐渐得其防趣，定得今章句一篇。其摆布得来直恁麽细密。又如太极图，若不分出许多节次来，后人如何看得？但未知后来读者知其用功如是之至否。
译其他古人是如何能写出这样文章的，简直是如此整齐有序。因此说到，我前年读《中庸》，心里烦躁得看不下去，而且不知道是谁写的。如果认为是子思所作，却又时常出现“子曰”二字，更没有道理可讲。我读书必须先理清明白这些头绪，然后才去涵泳其中的义理。后来读得熟练之后，才看出是子思参酌孔子的言论而写成这本书，于是深入探究、反复思考，逐渐领会其中的旨趣，最终确定了今天的章句一篇。其编排布局简直如此细密。又如太极图，如果不分出许多层次来，后人怎么能看得懂？只是不知道后来的读者是否知道用功到了如此地步。
五经中，《周礼》疏最好，诗与《礼记》次之，《书》《易》疏乱。道《易》疏只是将王辅嗣注来虚说一片。
王肃所引证也有好处。后来郑▯与王肃之学互相诋訾。王肃固多非是，然亦有考据得好处。
前辈觧经，有只明大义，务欲大指明，而有不贴文义，强说者。如程易，发明道理大义极精，只于易文义多有强说不通处。
问张子贞：“胜之说曰：‘此虽非经义，然其说自好，便只行得他底说，有甚不可？’大凡看人觧经，虽一时有与经意稍远，然其说底自是一说，自有用处，不可废也。不特后人，古来已如此。如‘元亨利贞’，文王重卦，只是‘大亨利于守贞’而已。到夫子却自觧分作四徳看。‘文王卦辞’当看文王意思，到‘孔子文言’当看孔子意思，岂可以一说为是，一说为非？”
横渠云：「置心平易，始知诗。」然横渠觧诗多不平易。程子说：「胡安定觧九四作太子事，云：『若一爻作一事，只作得三百八十四事。』此真看易之法。」然易传中亦有偏觧作一事者。林艾轩尝云：「伊川觧经有说得未的当处，此文义闲事，安能一一皆是？若大头项则伊川底却是。」此善观伊川者。陆子静看得二程低，此恐子静看其说未透耳。譬如一块精金，却道不是金，非金之不好，葢是不识金也。
子由诗觧好处多，欧公诗本义亦好，因说东莱改本书觧无阙疑处，只据意说去。木之问书觧谁底好看，曰东坡觧大纲也好，只有失，如说人心惟危这般处，便说得差了。如今看他底，须是识他是与不是处，始得。
汉书·传训皆与经别行，三传之文不与经连，故石经书《公羊传》皆无经文。《艺文志》云：“《毛诗》经二十九卷，《毛诗诂训传》三十卷”，是毛为诂训，亦不与经连也。马融为《周礼》注，乃云：“欲省学者两读，故具载本文。”然则后汉以来，始就经为注。未审此诗引经附传，是谁为之？其《毛诗》二十九卷，不知并何卷也。
问先生于三礼书《春秋》未有说，何也？曰：《春秋》是当时实事，孔子书在册子上，后世诸儒学未至，而各以己意猜测，正横渠所谓非理明义精而治之，故其说多凿，是也。惟伊川以为经世之大法，得其防矣，然其闲极有无定当难处置处，今不若且存，取胡文定本子与后来看，纵未能尽得之，然不中不远矣。书中间亦极有难考处，只如《禹贡》说三江及荆扬闲地理，是吾辈亲目见者，皆有疑，至北方即无疑，此无他，是不曽见耳。《康诰》以下三篇更难理防，《如酒诰》却是戒饮酒，乃曰「肇牵车牛远服贾」，何也？《梓材》又自是臣告君之辞，更不可晓，其他诸篇亦多可疑处。觧将去固易，岂免有疑？《礼经》要须编成门类，如冠昏防祭及他杂碎礼数，皆须分门类编出，考其异同而订其当否，方见得，然今精力已不逮矣，姑存与后人。赵几道又问：「礼合如何脩？」曰：「礼非全书，而《礼记》尤杂，今合取《仪礼》为正，然后取《礼记》诸书之说以类相从，更取诸儒掊击之说各附其下，庶便搜阅。」又曰：「前此三礼同为一经，故有三礼学究，王介甫废了《仪礼》，取《礼记》，某以此知其无识。」
觧经不必作文字，止合觧释得文字通，则理自明，意自足。今多去上作文字，少闲说，来说去，只说得他自一片道理，经意却蹉过了。要之，经之于理，亦犹传之于经，传所以觧经也。既通其经，则传亦可无；经所以明理也。若晓得理，则经虽无，亦可。尝见一僧云：「今人觧书，如一盏酒，本自好，被这一人来添些水，那一人来又添些水，次第添来添去，都淡了。」他禅家尽见得这様，只是他又忒无注觧。问陆氏之学，恐将来亦无注觧？去曰：「他本只是禅【以上语类三十三条】
大抵讲学只要理防义理，非人所能为，乃天理也。天理自然，各有定体。以为深远而抑之，使近者非也；以为浅近而凿之，使深者亦非也。学者患在不明此理，而取决于心。夫心何常之有？好高者已过高矣，而犹患其卑；滞于近
译在《五经》中，《周礼》的疏最好，《诗经》与《礼记》的疏次之，《尚书》和《周易》的疏杂乱无章。说道《周易》的疏，只是把王辅嗣的注解拿来空泛地阐述一番。
王肃所引用的证据也有好的地方。后来郑玄与王肃的学说互相诋毁。王肃固然多有错误，但也有考证得当的地方。
前辈解释经典，有的只阐明大义，务求宏大明确，却有不贴合文义、强行解说者。如程颐的《易传》，阐发道理大义极为精妙，只是在《周易》的文义上多有强行解说而不通之处。
问张子贞：“胜之说曰：‘这虽然不是经义，但它的说法自有好处，便只采用他的说法，有什么不可以？’大凡看人解释经典，虽然一时与经意稍远，但他的说法自成一说，自有用处，不可废弃。不仅后人如此，古来已是这样。如‘元亨利贞’，文王重卦时，只是‘大亨利于守贞’的意思。到了孔子却自行解释分为四德来看。‘文王卦辞’应当看文王的意思，到‘孔子文言’应当看孔子的意思，岂可以一说为是，一说为非？”
张载说：“心境平和平易，才能懂得《诗经》。”然而张载解释《诗经》多不平易。程子说：“胡瑗解释九四爻为太子之事，说：‘若一爻作一事，只作得三百八十四件事。’这真是看《周易》的方法。”然而《易传》中也有偏解作一事的。林艾轩曾说：“伊川解释经典有说得未恰当的地方，这些文义上的小事，怎能一一都正确？若大体要项则伊川的是正确的。”这是善于观察伊川的人。陆九渊看得二程低，这恐怕是陆九渊看他们的学说未透彻罢了。譬如一块精金，却说不是金，不是金不好，大概是不识金罢了。
苏辙解释《诗经》好处多，欧阳修《诗本义》也好，因说吕祖谦改本《尚书》解释无阙疑处，只据意说去。问《尚书》解释谁的好看，回答说东坡解释大纲也好，只有过失，如说“人心惟危”这般处，便说得差了。如今看他解释，须是识得他是与不是处，才行。
《汉书·传训》皆与经别行，三传之文不与经相连，所以石经书《公羊传》皆无经文。《汉书·艺文志》说：“《毛诗》经二十九卷，《毛诗诂訓传》三十卷”，是毛亨作诂训，也不与经相连。马融为《周礼》作注，却说：“欲省学者两读，故具载本文。”那么后汉以来，才开始就经作注。不知这《诗经》引经附传，是谁做的？那《毛诗》二十九卷，不知并合何卷也。
问先生于三礼书《春秋》未有解说，为什么呢？回答说：《春秋》是当时实事，孔子书写在册子上，后世诸儒学问未至，而各以己意猜测，正如张载所谓非理明义精而治之，所以其说多穿凿附会，是对的。只有伊川以为经世之大法，得其防范了，然而其间极有无定当难处置处，现在不如且存着，取胡安国的本子与后来看，纵未能尽得之，然而不中不远矣。《尚书》中间也极有难考处，只如《禹贡》说三江县及荆扬间地理，是吾辈亲目见者，皆有疑问，至于北方即无疑，这无他，是不曾见耳。《康诰》以下三篇更难以理防，《酒诰》却是戒饮酒，却说“肇牵车牛远服贾”，为什么呢？《梓材》又自是臣告君之辞更不可晓，其他诸篇亦多可疑处。解释固然容易，岂免有疑？《礼经》要须编制成门类，如冠婚丧祭及其他杂碎礼数，皆须分门类编出，考证其异同而订正其当否，方才见得，然而现在精力已不逮矣，姑且存着与后人。赵几道又问：“礼合如何修？”回答说：“礼非全书，而《礼记》尤其杂乱，现在合取《仪礼》为正，然后取《礼集》诸书之说以类相从，再取诸儒抨击之说各附其下，庶便搜阅。”又说：“前此三礼同为一经，所以有三礼学究，王安石废了《仪礼》，取《礼记》，我以此知其无识。”
解释经典不必作文章，只合解释得文字通顺，则理自明，意自足。现在多去上面作文章，少闲说，来说去，只说得他自己一片道理，经意却蹉错过了。总之，经之于理，亦犹传之于经，传之所以解释经也。既通其经，则传也可无；经之所以明理也。若晓得理，则经虽无也可。曾见一僧说：“今人解释书，如一盏酒，本自好，被这一人添些水，那人又添些水，次第添来添去，都淡薄了。”他禅家尽见得这样，只是他又太无注解。问陆氏之学，恐将来也无注解？去说：“他本只是禅【以上语类三十三条】
大抵讲学只要理防义理，非人力所能为，乃天理也。天理自然，各自有定体。以为深远而压抑之，使近者非也；以为浅近而穿凿之，使深者亦非也。学者之患在于不明此理，而取决于心。夫心有何常？好高者已过高矣，而犹患其低；滞于近
者已太近矣，而犹病其远。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而学者所以各自为方，而不能相通也。前此以陈、许二友好为高竒，喜立新说，往往过于义理之中正，故常因书箴之。葢因其病而药之，非以为凡讲学者皆当画于浅近而遂止也。然观圣贤之学，与近世诸先生长者之论，则所谓高远者，亦不在乎创意立说之闲。伊川云：“吾年二十时觧释经义，与今无异，然思今日意味，觉得与少时自别。”又尹和靖门人称尹公于经书不为讲觧，而耳顺心得，如诵已言。此岂必以创意立说为高哉？今吾辈望此地位甚远，大槩读书且因先儒之说，通其文义，而翫味之，使之浃洽于心，自见意味可也。如旧说不通，而偶自见得别有意思，则亦不妨。但必欲于传注之外，别求所谓自得者，而务立新说，则于先儒之说或未能究而遽舍之矣。如此则用心愈劳，而去道愈远，恐骎骎然失天理之正，而防于人欲之私，非学问之本意也。且谓之自得，则是自然而得，岂可强求也哉？今人多是认作独自之自，故不安于他人之说，而必已出耳【荅柯国材】
译这已经太近了，却还嫌它远。这就是道之所以不明不行的原因，也是学者各自为政、不能相通的原因。此前因为陈、许两位朋友喜好高深奇特，喜欢创立新说，往往偏离义理的中正，所以我常借书信来规劝他们。这是因为针对他们的毛病而对症下药，并不是认为凡是做学问的人都应当局限于浅近而就此止步。然而观察圣贤的学问，以及近世各位先生长者的论述，那么所谓的高远，也不在于刻意创新、创立新说之间。伊川先生说：“我二十岁时解释经义，与现在没有不同，但思考今天的意味，觉得与少年时自然有别。”又尹和靖的门人称尹公对于经书不做讲解，而是耳顺心得，如同诵读自己的话。这难道一定要以创新立说为高吗？如今我们这些人距离这种境界还很远，大抵读书且依据先儒的说法，通晓其文义，并反复玩味，使之在心中融会贯通，自然就能体会其中的意味了。如果旧说讲不通，而偶然自己领悟到别的意思，那也不妨。但一定要在传注之外，另外寻求所谓的自得，而务必创立新说，那么对于先儒的说法或许还没有穷究就轻易舍弃了。像这样，用心越是劳苦，离道就越是遥远，恐怕渐渐失去天理的正道，而陷入人欲的私弊，这不符合学问的本意。况且称为自得，那就是自然而得，怎么可以强求呢？现在的人多是把它理解为独自的自，所以不安于他人的说法，而一定要出自自己之口。
近日看得，读书别无他法，只是除却自家私意，而逐字逐句，只依圣贤所说，白直晓防不敢妄乱添一句闲杂言语，则久久自然有得。凡所悟觧一一皆是圣贤真实意思。如其不然，纵使说得宝花乱坠，亦只是自家杜撰见识也【荅吴伯丰】
须先虚心熟读本文，未可遽杂他说。俟看得本意分明，却取诸先生说之通者，错综于其闲，方为尽善。若合下便杂诸说混看，则下梢只得周旋人情，不成理防道理矣。近日说经多有此▯，葢已是看得本指不曽分明，又着一尊畏前辈不敢违异之心，便觉左右顾瞻，动皆室碍，只得曲意周旋，更不复敢着实理防义理是非文意当否矣。夫尊畏前辈，谦逊长厚，岂非美事？然此处才有偏重，便成病痛，学者不可不知也【荅沈晦叔】
前贤之说，虽或烦冗，反晦经防，然其源深流远，气象从容，实与圣贤微意泯然默契。今虽务为简洁，然细观之，觉得却有浅迫气象，而翫索未精，涵养不熟，言句之闲，粗率而碍理处，却多有之。尹和靖尝言：“经虽以诵说而传，亦以讲觧而陋。”此言深有味也。近方见此意思，若更得数年闲放未死，当更于闲静中淘汰之，庶几内外俱进，不负平日师友之训。但恐无复此日耳。龟山立言，却似有意于含蓄而不尽，遂多假借寄托之语，殊不快人意。圣贤之言，则本是欲人易晓，而其中自然有含蓄耳【荅或人】
贤者言语论议颇多烦杂牵连之病，此是大病，须痛扫除。凡有文字，只就一叚内看，并不须引证旁通。如此看得久之，自直截也【荅林一之】
大抵文义，先儒尽之。葢古今人情不相远，文字言语只是如此。但有所自得之人，看得这意味不同耳。其说非能顿异于众也，不可只管立说求竒，恐失正理，却与流俗诡异之学无以异也。只据他文理反复翫味，久之自明。且是胷中开泰，无许多劳攘，此一事已快活了【荅许顺之】
读书须是虚心平气，优游翫味，徐观圣贤立言本意，所向如何，然后随其远近浅深、轻重缓急而为之说。如孟子所谓以意逆志者，庶乎可以得之。若便以吾先入之说横于胷次，而驱率圣贤之言以从己意，设使义理可通，已渉私意，穿凿而不免于郢书燕说之诮，况又义理窒碍，亦有所不可行者乎【荅胡伯逢】
字画音韵是经中浅事故先儒得其大者多不留意然不知此等处不理防却枉费了无限辞说牵补而卒不得其本义亦甚害事也【荅杨元范】
按此觧之体，不为章觧句释，气象高远，然全不略说文义，便以己意立论，又或别用外字体贴，而无脉络连缀，使不晓者展转迷惑，粗晓者一向支离。如此数章论性，其病尤甚。葢本文不过数语，而所觧者文过数倍。本文只谓之性，而觧中谓之太极。凡此之类，将使学者不暇求经，而先坐困于吾说，非先贤谈经之体也。且如《易传》已为太详，然必先释字义，次释文义，然后推本而索言之。其浅深近远，详密有序，不如是之匆遽而繁杂也。大抵觧经，但可略释文义名物，而使学者自求之，乃为有益耳【荅张钦夫《孟子说疑义】
问《语》《孟》或问，乃丁酉本，不知后来改定如何？曰：《论孟集注，后来改定处多，遂与或问不甚相应，又无工夫脩得或问，故不曽传出。今莫若且就正经上翫味，有未适处，参考集注，更有思索为佳，不可恃此未定之书，便以为是也【荅张元徳】
近看《中庸》古注，极有好处。如说篇首一句，便以五行五常言之。后来杂佛老而言之者，岂能如是之慤实耶？因此方知摆落传注，须是两程先生方始开得这口。若后学未到此地位，便承虚接响，容易呵叱，恐属僭越，气象不好，不可以不戒耳【荅吕伯恭别纸】
人有士君子之行，乃先王教化徳泽薰陶所就，非一比长之官所能致也。关市讥而不征，乃文王治岐时事。周礼乃成周大备之法，随时制宜，自有不能同者。前辈葢尝论之，不当以此而难彼也。以言动行为三重，乃蓝田吕氏说。然以经文推之，有所不通，不若只从旧注之为安。求全之毁，对不虞之誉而言，则
译近来体悟到，读书没有别的方法，只是除去自己的私心杂念，逐字逐句只依照圣贤所说的，直接明白地理解，不敢随意添加一句闲杂的话语，那么久而久之自然会有收获。凡是所领悟理解的，一一都是圣贤真实的意思。如果不这样，纵使说得天花乱坠，也只是自己杜撰的见解罢了。【答复吴伯丰】
必须先虚心熟读原文，不可以匆忙夹杂其他说法。等到看得原本的意思分明，再选取诸家学说中通达的部分，穿插在中间，才算是尽善尽美。如果一开始就夹杂各种说法混在一起看，那么到最后只能敷衍人情，不能明白道理了。近来解说经书大多有这种毛病，大概是因为原本的意思没有看得分明，又怀着尊敬畏惧前辈、不敢违背异议的心理，便觉得左右顾盼，动不动就感到阻碍，只能曲意逢迎，再也不敢切实地探究义理的是非和文意的恰当与否了。尊敬畏惧前辈，谦逊宽厚，难道不是好事吗？然而在这里稍有偏重，便成了弊病，求学的人不可不知道。【答复沈晦叔】
前贤的解说，虽然有时烦冗，反而遮蔽了经书的意义，但其渊源深远，气度从容，实际上与圣贤微妙的意旨默契相通。现在虽然力求简洁，但仔细观看，却觉得有浅薄急促的气象，而且玩味探究不精，涵养不熟，言语之间，粗疏而违背义理的地方，却有很多。尹和靖曾说：“经书虽然靠诵读流传，但也因讲解而变得浅陋。”这话意味深长。近来才体会到这个意思，如果还能有几年闲暇时光，尚未去世，应当在闲静中加以淘汰，希望内外都能进步，不辜负平日师友的教诲。只是恐怕没有这样的日子了。龟山先生的言论，却似乎有意含蓄而不尽，于是多用假借寄托的话语，实在不能使人痛快。圣贤的言语，本来就是希望人们容易明白，而其中自然有含蓄之处。【答复某人】
贤者的言语议论，大多有烦杂牵连的弊病，这是大毛病，必须彻底扫除。凡是有文字，只在一段之内看，并不需要引证旁通。这样看得久了，自然直截了当。【答复林一之】
大抵文义，前代儒者已经说尽了。因为古今人情相差不远，文字言语只是如此。只是有所自得的人，看得这意味不同罢了。他的说法并非能与众人大相径庭，不可以一味立说追求新奇，恐怕失去正理，却与流俗中诡异的学说没有区别了。只依据他的文理反复玩味，久了自然明白。而且胸中开阔，没有许多劳碌烦扰，这件事就已经很快乐了。【答复许顺之】
读书必须是虚心平和，从容玩味，慢慢观察圣贤立言的本意，指向如何，然后根据其远近浅深、轻重缓急来解说。如孟子所说的以己意推求作者志趣，差不多可以得之。如果就把我们先入为主的看法横在胸中，而驱使圣贤的言语来顺从自己的意思，即使义理可以贯通，也已经涉及私意，穿凿附会而难免遭受“郢书燕说”的讥讽，何况义理阻碍不通，也有行不通的时候呢？【答复胡伯逢】
字画音韵是经书中浅显的事，所以先儒得其大要者多不留意，然而不知道这些方面如果不理清，却枉费了无数言辞牵强补缀，最终得不到本义，也严重妨碍事情。【答复杨元范】
按照这种解说的体例，不做逐章逐句的解释，气象高远，但完全不略说文义，就用己意立论，又有时另用外部的字体贴附，而没有脉络连缀，使不懂的人辗转迷惑，略懂的人一味支离。像这样几章论性，弊病尤其严重。因为本文不过几句话，而解说者的文字超过数倍。本文只称之为性，而解说中称之为太极。凡此之类，将使学者无暇求经，而先被困于我的说法，这不是先贤谈论经书的体例。况且如《易传》已经太详细，但也必须先解释字义，其次解释文义，然后推究本源而索言之。其浅深近远，详略有序，不像这样匆忙而繁杂。大抵解说经书，只可以略释文义名物，而使学者自己探求，才有益处。【答复张钦夫《孟子说疑义》】
问《论语》《孟子》或问，是丁酉年的本子，不知道后来改定如何？回答说：《论孟集注》，后来改定的地方多，于是与或问不甚相应，又没有工夫修定或问，所以不曾传出。现在不如就在正经上玩味，有不合适的地方，参考集注，再加以思索为佳，不可以依赖这本未定的书，就认为是正确的。【答复张元德】
近来看《中庸》古注，极有好处。比如解说篇首一句，就用五行五常来说。后来夹杂佛老之说的人来说，怎么能像这样诚实呢？因此才知道摆脱传注，必须是二程先生才刚开始开口。如果后学没有达到这个地位，便承接虚声附和，容易呵斥，恐怕属于僭越，气象不好，不可以不警惕。【答复吕伯恭别纸】
人有士君子的行为，是前代君王教化德泽熏陶所造就的，不是一般的长官所能达到的。关市讥察而不征税，是文王治理岐山时的事。周礼是成周完备的法度，随时制宜，自然有不能相同的地方。前辈大概曾经论及，不应当以此为难彼。以言动行为三重，是蓝田吕氏的说法。然而以经文推究，有所不通，不如只从旧注为稳妥。求全之毁，对不虞之誉而言
亦当从旧注。三代正朔，胡氏《春秋传》已有此论，然郑康成、杜元凯说亦不可废。葢三代虽不改时与月，而《春秋》纪春无冰为异，则固以周正纪事也。石林叶氏又考《左传》所记祭足取麦、谷邓来朝二事，以为经传所记有例差两月者，是经用周正，而传取国史直自用夏正者，失于更改也。《诗》中月数多用夏正者，《书》金縢、《秋》大熟亦是夏时，此为不改时月之验，甚明。但孟子所谓七八月乃五六月，所谓十一月十二月乃九月十月，为不可晓，此亦宜当阙之耳。天产地产之说，某所未晓，而李君所论亦未通。地上有水，恐不若从程传之说。大抵今人读书不广，索理未精，乃不能致疑，而先务立说，此所以徒劳苦而少进益也。因读李君脞说，书此【跋李少膺脞说】
译也应当遵循旧有的注解。关于夏、商、周三代历法正朔的问题，胡安国在《春秋传》中已有论述，然而郑玄、杜预的说法也不可废弃。因为三代虽然不改变“时”与“月”的名称，但《春秋》记载春天结冰为异常现象，这就说明它确实是用周历来记事。石林叶氏又考证《左传》所记载的祭足取麦、谷邓来朝这两件事，认为经传记载存在相差两个月的例子，这是因为经文使用周正，而传文引用各国史书直接沿用夏正，在更改历法时出现了疏漏。《诗经》中月份多数使用夏正，《尚书·金縢》、《春秋》中的“大熟”也是夏时，这作为不改时月的证据，非常明确。只是孟子所说的七八月即五六月，所说的十一月十二月即九月十月，让人难以理解，这也应当存疑不论。关于天产地产的说法，我不明白，而李君所论述的也不通达。地上有水，恐怕不如采纳程颐《传》中的说法。大体上，现在的人读书不广博，探求义理不精微，于是不能提出疑问，却先急于建立学说，这就是白白辛苦而少有进益的原因。因为阅读李君《脞说》，写下这些【跋李少膺《脞说》】
凡觧释文字，不可令注脚成文。成文则注与经各为一事，人唯看注而忘经。不然即须各作一番理防，添却一项工夫。窃谓须只似汉儒毛孔之流，略释训诂名物及文义理致尤难明者，而其易明处更不须贴句相续，乃为得体。葢如此则读者看注即知其非经外之文，却须将注再就经上体防，自然思虑归一，功力不分，而其翫索之味亦益深长矣【记觧经○以上文集十三条】
今人读书未多，义理未至融防处，若便去看史书，考古今治乱，理防制度典章，譬如作陂塘以溉田，须是陂塘中水已满，然后决之，则可以流注滋殖田中禾稼。若是陂塘中水方有一勺之多，遽决之以溉田，则非徒无益于田，而一勺之水亦复无有矣【以下读史】
先看《语》《孟》《中庸》，更看一经，却看史，方易看。先看《史记》，《史记》与《左传》相包，次看《左传》，次看《通鉴》。有余力则看全史。只是看史，不如今之看史，有许多峣﨑。看治乱如此，成败如此，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事，罔不亡。知得次第。
问读史之法曰：「先读史记及左氏，却看西汉、东汉及三国志，次看通鉴。温公初作编年起于威烈王后，又添至共和后，又作稽古録，始自上古。然共和以上之年已不能推矣。独邵康节却推至尧元年，《皇极经世书》中可见。编年难得好者，前日周徳华所寄来者亦不好。温公于本朝又作大事记，若欲看本朝事，当看长编。若精力不及，其次则当看国纪。国纪只有长编十分之二耳。」
凡观书史，只有个是与不是。观其是，求其不是；观其不是，求其是，便见得义理。
史且如此读去，待知首尾，稍熟后却下手理防，读书皆然。
读史有不可晓处，劄出待去问人，便且读过。有时读别处，撞着有文义与此相关，便自晓得。
问读史曰：「只是以自家义理断之，大槩自汉以来只是私意，其闲有偶合处尔。只如此看，他已得大槩范唐鉴亦是此法，然稍疎，更看得密。如他尤好。
读史亦易，见作史者意思。后面成败处，他都说得意思在前面了。如陈蕃杀宦者，但读前面许多疎脱，都可见了。甘露事亦然。
问经书须逐句理防，至如史书易晓，只看大纲如何？曰：较之经书不同，然亦自是草率不得，须当看人物是如何，治体是如何，国势是如何，皆当子细。因举上蔡看明道读史，逐行看过，不差一字。
每日看一经，外《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四书，自依次序循环看。然史亦不可不看。若只看《通鉴》，《通鉴》都是连长记去，一事只一处说，别无互见。又防在编年，虽是大事，其初却小，后来渐渐做得大。故人初看时，不曽着精神，只管看向后去，却记不得。不若先草草看正史一过，正史各有传，可见始末，又有他传可互考，所以易记。每看一代正史讫，却去看《通鉴》，亦须作纲目，随其大事劄记，某年有某事之类，准《春秋》经文书之。温公亦有本朝大事记附《稽古録》后【以上语类十条】
示谕读史曲折，鄙意以为看此等文字，但欲通知古今之变，又以观其所处义理之得失耳。初不必于翫味究索，以求变化气质之功也。若虑其感动不平，遂废不读，则进退之闲，又恐皆失之太过，而两无所据也【荅潘叔昌】
昔时读史者，不过记其事实，摭其词采，以供文字之用而已。近世学者颇知其陋，则变其法，务以考其形势之利害，事情之得失，而尤喜称史迁之书，讲说推尊，几以为贤于夫子，宁舍论孟之属而读其书。然尝闻其说之一二，不过只是战国以下见识，其正当处不过知尊孔氏，而亦徒见其表，悦其外之文而已。其曰「折衷于夫子」者，实未知所折衷也。后之为史者，又不及此，以故读史之士，多是意思粗浅，于义理之精微，多不能识，而堕于世俗寻常之见，以为虽古圣贤，亦不过审于利害之算而已。惟苏黄门作《古史》序，篇首便言：「古之圣人，其必为善，如火之必热，水之必寒；不为不善，如驺虞之不杀，窃脂之不谷。」于义理大纲领处，见
译凡是解释文字，不要让注解成为独立的成篇文字。如果注解自成篇章，那么注解和经文就各自成为独立的事物，人们只会看注解而忘记了经文。如果不这样，那就必须对注解和经文分别进行一番思考体会，反而增加了一项功夫。我私下认为，应当只像汉代儒者那样，略微解释训诂、名物以及文义中特别难以明白的地方，而那些容易明白的地方就不必逐句连续贴附注解，这样才得体。因为这样读者看注解就知道它不是经文之外的文字，却必须将注解再结合经文去体会思考，自然思虑归一，功力不分，而玩味探究的意味也就更加深长了【记解经○以上文集十三条】
现在的人读书不多，义理还没有达到融会贯通的地步，如果就去读史书，考察古今治乱，思考制度典章，这就像建造池塘来灌溉田地，必须池塘里的水已经满了，然后开闸放水，才能流注滋润田里的庄稼。如果池塘里的水才有一勺那么多，就急忙开闸去灌溉田地，那么不仅对田地没有益处，就连那一勺水也没有了【以下读史】
先看《论语》《孟子》《中庸》，再看一部经书，然后看史书，这样才容易看懂。先看《史记》，《史记》和《左传》内容相互包容，其次看《左传》，再次看《资治通鉴》。如果还有余力，就看全套史书。只是看史书，不像现在看史书，有那么多险阻艰难。看治乱是这样，成败是这样，与治世之道相同，没有不兴盛的；与乱世之事相同，没有不灭亡的。知道了这个次第。
问读史的方法，回答说：“先读《史记》和《左传》，然后看西汉、东汉和《三国志》，其次看《资治通鉴》。司马光起初编年史从周威烈王之后开始，后来又添加至周共和之后，又作《稽古录》，才从上古开始。然而共和以前的年代已经无法推算了。只有邵雍却推算到尧元年，这在《皇极经世书》中可以看到。编年体难得有好作品，前几天周德华寄来的也不好。司马光对于本朝又作了《大事记》，如果想要看本朝的事，应当看《长编》。如果精力不够，其次就应当看《国纪》。《国纪》只有《长编》十分之二的篇幅。”
凡是观看书籍史册，只有对与不对。观看其对的地方，寻求其不对的地方；观看其不对的地方，寻求其对的地方，就能看出义理。
史书暂且这样读下去，等到知道了首尾，稍微熟悉之后，再下手思考体会，读书都是这样。
读史书有不懂的地方，标记出来等去问人，暂且先读过去。有时读别的地方，碰巧有文义与此相关，自然就明白了。
问读史书，回答说：“只是用自家的义理去判断，大概自汉代以来只是私意，其中偶有契合的地方罢了。只这样看，他已经得到了大概。范祖禹的《唐鉴》也是这个方法，然而稍显疏漏，看得更严密些。像他那样更好。”
读史书也容易，要看出作史者的意图。后面成败的地方，他都在前面把意思说出来了。比如陈蕃杀宦官，只要读前面许多疏漏脱节之处，都可以看出来了。甘露事变也是这样。
问经书必须逐句思考体会，至于史书容易明白，只看大纲怎么样？回答说：“与经书不同，然而也不能草率，必须看人物是怎样的，治国的体制是怎样的，国家的形势是怎样的，都应当仔细。因为举出上蔡先生看明道先生读史，逐行看过，不差一个字。”
每天看一部经书，除了《大学》《论语》《孟子》《中庸》这四书，自依次序循环看。然而史书也不可不看。如果只看《资治通鉴》，《资治通鉴》都是连贯长篇记述，一件事只在一处说，没有互相参证。又因为编年体的缘故，虽然是大事，起初却小，后来渐渐做得大。所以人初看时，不曾集中精神，只管看向后面去，却记不住。不如先粗略看一遍正史，正史各有列传，可以看到始末，又有其他列传可以互相考证，所以容易记忆。每看完一代正史，然后去看《资治通鉴》，也必须作纲目，随着大事做笔记，某年有某事之类，按照《春秋》经文书写的方式。司马光也有本朝《大事记》附在《稽古录》后面【以上语类十条】
指示教导读史的曲折之处，我的意见认为看这类文字，只是想要通晓古今的变化，又借以观察其所处义理的得失罢了。起初不必在玩味探究上，以求变化气质的功夫。如果担心其感动不平，于是废弃不读，那么在进退之间，又恐怕都失之太过，而两方面都没有依据了【答潘叔昌】
过去读史书的人，不过记住事实，摘取辞藻，以供写文章之用罢了。近世的学者颇知道这种方法的浅陋，于是改变方法，务必考察形势的利害，事情的得失，而且特别喜欢推崇司马迁的书，讲说推崇，几乎认为他贤于孔子，宁可舍弃《论语》《孟子》之类的书而读他的书。然而曾听他说的一二，不过只是战国以下的见识，其正当之处不过知道尊崇孔子，但也只是看到了表面，喜欢其外在的文采罢了。他说“折衷于孔子”，实际上不知道所折衷的是什么。后来作史的人，又不及这个，所以读史的人，多是意思粗浅，对于义理的精微，大多不能认识，而堕入世俗寻常的见解，认为即使古代圣贤，也不过是审察利害的计算罢了。只有苏辙作《古史》序，篇首就说：“古代的圣人，其必定为善，如火必定热，水必定寒；不为不善，如驺虞不杀生，窃脂不食谷。”在义理的大纲领处，看
得极分明，提得极亲切。虽其下文未能尽善，然只此数句，已非近世诸儒所能及矣。其论史迁之失两句，亦切中其膏肓。不知近日推尊史记者，曽为略分觧否耳【荅赵几道】
译理解得极其透彻，提炼得极其贴切。虽然其后的论述未能尽善尽美，但仅凭这几句话，就已经不是近代那些儒者所能企及的了。他评论司马迁过失的那两句话，也切中了要害。不知道近来推崇尊崇《史记》的人，曾经稍微加以辨析过吗？【答复赵几道】
士之所以能立天下之事者，以其有志而已。然非才则无以济其志，非术则无以辅其才。是以古之君子，未有不兼是三者而能有为于世者也。然而所谓术者，又岂隂险诡仄、朝三暮四之谓哉？亦语夫所以处事之方而已矣。营邱张侯仲隆，慷慨有气节，常以古人功名事业自期许，不肯碌碌随世俗上下。至其才器闳博，则又用无不宜。葢临大事变而愈益精神，指麾处画，无一不中机防者。是其志与其材，虽未尽见施设，而人知其有余矣。然未尝以是自足也，方且博观载籍，记览不倦。葢将酌古揆今，益求所以尽夫处事之方者而施之。非特如世之学士大夫，兀兀陈编，掇拾华靡，以为谈听之资；至其施诸事实，则泛然无据而已也。尝客崇安之光化精舍，暇日新一室于门右，不置余物，独取《资治通鉴》数十帙列其中，焚香对之，日尽数卷。葢上下若干年之闲，安危治乱之机，情伪吉凶之变，大者纲提领挈，细者缕析豪分，心目了然，无适而非吾处事之方者如是。葢三年矣，而其起居饮食、宴娱谈笑，亦无一日而不在是也。室之前轩，俯视众山，下临清流，邑屋台观，园林陂泽之胜，月星雨露风烟云物之竒，反若有以开涤灵襟，助发神观者，尤于读是书也为宜。于是直以《通鉴》榜之，而属予记。予闻之，古今者时也，得失者事也，传之者书也，读之者人也。以人读书而能有以贯古今、定得失者，仁也。葢人诚能即吾一念之觉者，默识而固存之，则目见耳闻，无非至理。而况是书先正温公之志，其为典刑总防，简牍渊林，有如神祖圣诏所褒者，是亦岂不足以尽其心乎？今侯有当世之志、当世之才，又能因是书以求尽其术，此岂茍然而已哉？然予犹欲进于行着习察之涂，使异时见于用者，无豪厘之差也。则愿以仁之说为侯诵之【通鉴室记》○以上文集三条】
太史公书，疎爽；班固书，密塞【以下史学】
史记》亦疑当时不曽得删改脱藁。《高祖纪》记迎太公处，称高祖，此様处甚多。高祖未崩，安得高祖之号？《汉书》尽改之矣。《左传》只有一处云：“陈桓公方有宠于王。”
汉书》有秀才作底文章，有妇人作底文字，亦有载当时狱辞者。秀才文章便易晓，当时文字多碎句难读。《尚书》便有如此底，《周官》只如今文字太齐整了。
刘昭补志于冠帻、车服，尤详前史所无。
五代旧史，温公通鉴用之。欧公葢以此作文，因有失实处。如宦者张居翰，当时但言缓取，一日则一日固，二日则二日固。欧公直将作大忠，说得太好了。
问班史、通鉴二氏之学如何？曰：读其书自可见。又曰：温公不取孟子，取扬子，至谓王霸无异道。夫王霸之不侔，犹碔砆之于美玉。故荀卿谓粹而王，驳而霸。孟子为齐梁之君，力判其是非者，以其有异也。又温公不喜权谋，至脩书时颇删之。奈当时有此事何？只得与他存在。若每处删去数行，读着都无血脉意思，何如存之，却别作论说以断之。
通鉴文字有自改易者，仍皆不用。汉书上古字，皆以今字代之。南北史除了通鉴所取者，其余只是一部好笑底小说。
明仲看《节通鉴》文，定问：“当是温公节否？”明仲云：“豫让好处，是不以死生二其心，故襄子云‘真义士也’。今节去之，是无见识，必非温公节也。”又云：“温公无自节《通鉴》，今所有者乃伪本，序亦伪作。”
通鉴》例，每一年或数次改年号者，只取后一号，故石晋冬始簒，而以此年系之。曽问吕丈，吕丈曰：「到此亦须悔然，多了不能改得，某只以甲子系年，下面注所改年号。」
才，有好底，有不好底。徳，有好底，有不好底。徳者，得之于己；才者，能有所为。如温公所言：「才，是不好底。」既才，是不好底，又言才徳兼全，谓之圣人，则圣人一半是不好底。温公之言，多说得偏，谓之不是，则不可。
温公以正直中和为徳，聪明强毅为才。先生曰：「皆是徳也。」圣人以仁智勇为徳，聪明便是智，强毅便是勇。
温公《通鉴》不信四皓辅
译士人之所以能够成就天下的事业，是因为他们有志向罢了。然而没有才能就无法实现他们的志向，没有方法就无法辅助他们的才能。因此古代的君子，没有不具备这三者而能在世上有所作为的。然而所谓的方法，又难道是阴险诡诈、朝三暮四的意思吗？也不过是谈论处理事务的方法罢了。营邱的张侯仲隆，慷慨有气节，常常以古人的功名事业来自我期许，不肯平庸地随世俗沉浮。至于他的才识广博，又是用起来没有不合适的。大概面临重大事变时反而更加精神振奋，指挥谋划，没有不切中要害的。他的志向和才能，虽然没有完全施展，但人们知道他是绰绰有余的。然而他从不因此自满，正广泛阅览典籍，记录浏览不知疲倦。大概是要斟酌古代衡量当今，更加寻求处理事务的方法而加以施行。不只是像世俗的学士大夫那样，埋头于陈旧的书卷，搜集华丽的辞藻，作为谈论听赏的凭借；等到把这些应用到实际事务中，就空泛而没有依据了。他曾经客居崇安的光化精舍，闲暇时在门右侧整理出一间屋子，不放置其他物品，只取《资治通鉴》几十卷陈列其中，焚香对着它，每天读完几卷。大概上下若干年之间，安危治乱的契机，真情假意吉凶的变化，大的方面提纲挈领，小的方面剖析毫厘，心里眼里清楚明白，没有一处不是我的处理事务的方法，就是这样。大概三年了，而他的起居饮食、宴饮娱乐谈笑，也没有一天不在这本书中。屋子前面的轩廊，俯视群山，下临清流，城邑房屋台观，园林池塘沼泽的美景，月亮星星雨露风烟云物的奇异，反而好像有开涤心灵襟怀、助发神思观照的作用，尤其适合读这本书。于是直接用《通鉴》作为匾额，并嘱托我作记。我听说，古今是时间，得失是事务，流传下来的是书，阅读它的是人。凭借人读书而能够贯通古今、确定得失的，是仁。大概人如果真的能把我一念觉悟的东西，默默识记并牢固保存，那么目见耳闻，无非都是至理。何况这本书是前代贤臣温公的志向，它是典章刑律的总汇，简牍文献的渊薮，有如神宗圣诏所褒扬的那样，这难道不足以尽他的心吗？现在张侯有当世的志向、当世的才能，又能凭借这本书来寻求尽善尽美他的方法，这难道是随便这样做的吗？然而我还想进一步在实践、著述、学习、考察的道路上，使将来被任用时，没有毫厘的差错。那么愿意把仁的说法为张侯诵读。
太史公的书，疏朗爽快；班固的书，严密堵塞。
《史记》也怀疑当时不曾得到删改的底稿。《高祖纪》记载迎接太公的地方，称高祖，这样的地方很多。高祖没有去世，怎么会有高祖的称号？《汉书》都改正了。《左传》只有一处说：“陈桓公正受到周王的宠信。”
《汉书》有秀才写的文章，有妇人写的文字，也有记载当时狱辞的。秀才的文章就容易理解，当时的文字多碎句难读。《尚书》就有这样的，《周官》只像现在的文字太整齐了。
刘昭补志在冠帻、车服方面，尤其详细，是前代史书所没有的。
五代旧史，温公《通鉴》使用它。欧阳公大概以此作文，因此有失实的地方。比如宦官张居翰，当时只说缓取，一日则一日固守，二日则二日固守。欧阳公直接把他当作大忠臣，说得太好了。
问班史、通鉴两家的学问如何？回答说：读他们的书自然可见。又说：温公不取孟子，取扬子，甚至说王霸没有不同的道。王霸的不相等，就像碔砆和美玉的区别。所以荀卿说纯粹就称王，驳杂就称霸。孟子为齐梁的君主，极力判断他们的对错，是因为他们有差异。又温公不喜欢权谋，直到修书时颇加删减。奈何当时有这些事？只得给他保留。如果每处删去几行，读起来都没有血脉意思，不如保留它，却另外作论说以判断它。
《通鉴》文字有自己改易的，仍然都不使用。《汉书》上古字，都用今字代替。南北史除了《通鉴》所取的，其余只是一部好笑的小说。
明仲看《节通鉴》文，定问：应当是温公删节吗？明仲说：豫让的好处，是不以死生改变他的心，所以襄子说‘真义士也’。现在删节去它，是没有见识，必定不是温公删节的。又说：温公没有自己删节《通鉴》，现在所有的乃是伪本，序也是伪作。
《通鉴》惯例，每一年或数次改年号的，只取后一个年号，所以石晋冬天才开始篡位，而用这个年号系之。曾问吕丈，吕丈说：到这里也必须悔恨，多了不能改得，我只用甲子系年，下面注所改年号。
才，有好的，有不好的。德，有好的，有不好的。德，是得之于己；才，是能有所为。如温公所言：才，是不好的。既然才，是不好的，又说才德兼全，称为圣人，那么圣人一半是不好的。温公的话，多说得偏颇，说它不是，则不可。
温公以正直中和为德，聪明强毅为才。先生说：都是德。圣人以仁智勇为德，聪明便是智，强毅便是勇。
温公《通鉴》不信四皓辅
太子事，谓只是叔孙通谏得行，意谓子房如此，则是胁其父。曰子房平生之术只是如此，唐太宗从谏亦只是识利害，非诚实。高祖只是识事机、明利害，故见四皓者辅太子，便知是得人心。叔孙通嫡庶之说如何动得？他又谓高祖平生立大功业过人，只是不杀人。温公乃谓高祖杀四人甚异【事见考异】其后一处所在，又却载四人，又不信剧孟事，意谓剧孟何以为轻重？然又载周邱其人极无行，自请于吴云：“去，呼召得数万人助吴。”如子房、剧孟皆温公好恶所在，然着其事而立论以明之可也，岂可以有无其事为褒贬？因论章惇言温公义理不透，曰：“温公大处占得多，章小黠何足以知大处。”
译关于太子的事情，（有人）说只是叔孙通劝谏得以实行，（并）推测张良如果是这样，那就是胁迫他的父亲。回答说：张良平生的谋略只是如此，唐太宗听从劝谏也只是懂得利害关系，并非出于诚心。高祖只是懂得事理的关键、明白利害关系，所以看到四位白发老者辅佐太子，就知道这是赢得了人心。叔孙通关于嫡庶的言论怎能打动他呢？他又说高祖平生建立大功业超过常人，只是不杀人。司马光却说高祖杀了四个人非常奇怪【此事见于《考异》】，后来在另一处记载中，却又记载了这四个人，又不相信剧孟的事情，认为剧孟凭什么能影响局势的轻重？然而又记载周邱这个人品行极差，自己向吴王请求说：“让我去，能召集几万人来协助吴王。”像张良、剧孟这样的人，都是司马光个人好恶的对象，但是记载他们的事迹并确立论点来阐明道理是可以的，怎么可以凭是否有这样的事来进行褒贬呢？因此讨论章惇说司马光在义理上理解不透，回答说：“司马光在大处占得很多，章惇的小聪明哪里足以了解大处。”
稽古録》一书，可备讲筵官僚进读，小儿读《六经》了，令接续读去，亦好。末后一表，其言如蓍龟，一一皆验。宋莒公《歴年通谱》与此书相似，但不如温公之有法也。高氏《小史》亦好一书，但难得本子。
范唐鉴首一▯专是论太宗本原，然亦未尽太宗后来做处尽好，只为本领不是，与三代便别。问欧阳以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賛之无乃太过？曰：只为欧公一辈人寻常亦不曽理防本领处，故其言如此。
伯恭晩年谓人曰：「孙之翰唐论胜唐鉴要之也是切于事情，只是大纲，却不正了。唐鉴也有缓而不精确处如言租庸调及杨炎二税之法，说得都无收杀只云在于得人，不在乎法。有这般茍且处审如是则古之圣贤徒法云尔他也是见熙宁闲详于制度，故有激而言。要之只那有激便不平正。」
权重处便有▯，宗室权重则宗室作乱，汉初及晋是也；外戚权重则外戚作乱，两汉是也。《春秋》之君多逐宗族，晋惠公得国便不纳羣公子，文公之入即杀懐公，此乃异日六卿分晋之兆。
伯恭子约宗太史公之学，以为非汉儒所及。某尝痛与之辨。子由《古史》言马迁浅陋而不学，疎略而轻信，此二句最中马迁之失。伯恭极恶之。《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必为善，如火之必热，水之必寒；其不为不善，如驺虞之不杀，窃脂之不谷。”此语最好。某尝问伯恭：“此岂马迁所能及？”然子由此语虽好，又自有病处。如云“帝王之道以无为宗”之类，他只说得个头势大，下面工夫又皆空疎。亦犹马迁《礼书》云：“大哉礼乐之道，洋洋乎鼓舞万物，役使羣动。”说得头势甚大，然下面亦空疎，却引荀子诸说以足之。又如《诸侯年表》盛言形势之利，有国者不可无末，却云“形势虽强，要以仁义为本”。他上文本意主张形势，而其末却如此说者，葢他也知仁义是个好底物事，不得不说，且说教好看。如《礼书》所云，亦此意也。伯恭极喜渠此等说，以为迁“知行夏之时，乗殷之辂，服周之冕”，为得圣人为邦之法，非汉儒所及。此亦众所共知，何必马迁？然迁尝从董仲舒游，《史记》中有“余闻之董生”云此等语言，亦有所自来也。迁之学也，说仁义也，说诈力也，用权谋也，用功利然其本意却只在于权谋功利。孔子说“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传中首尾皆是怨辞，尽说壊了伯夷。子由《古史》皆删去之，尽用孔子之语作传，岂可以子由为非，马迁为是？可惜子约死了，此论至死不曽明。圣贤以六经垂训，炳若丹青，无非仁义道徳之说。今求义理不于六经，而反取疎略浅陋之子长，亦惑之甚矣。
问东莱《大事记》有续《春秋》之意，中闲多主《史记》曰：“公乡里主张《史记》甚盛，其闲有不可说处，都与他出脱得好，如《货殖传》便说他有讽谏意之类。”不知何苦要如此？世闲事是还是非，还非黒还黒，白还白，通天通地，贯古贯今，决不可易。若使孔子之言有未是处也，只还他未是，如何硬穿凿说？木之又问《左氏传》合如何看？曰：“且看他记载事迹处，至如说道理，全不似《公》《谷》。要知左氏是个晓了识利害底人，趋炎附势，如载刘子天地之中一▯，此是极精粹底。至说‘能者养以之福，不能者败以取祸’，便只说向祸福去了。大率《左传》只道得祸福利害底说话，于义理上全然理防不得。”又问所载之事实否？曰：“也未必一一实。”子升问：“如载‘卜妻敬仲与季氏生’之类是如何？”曰：“看此等处便见得是六卿分晋、田氏簒齐以后之书。”又问：“此还是当时特故撰出此等言语否？”曰：“有此理。其闲做得成者如斩蛇之事，做不成者如丹书狐鸣之事。看此等书机关熟了，少闲都壊了心术。《荘子》云：‘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必有机心，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者，道之所不载也。’今浙中于此二书极其推尊，是理防不得。
问正统之说，自三代以下，如汉、唐亦未纯乎正统，乃变中之正者，如秦、西
译《稽古录》这本书，可以供讲筵官员进读使用；小孩子读完《六经》后，接着读这本书，也很好。最后一篇表文，其言论如同蓍草龟甲般灵验，每一条都应验了。宋莒公的《历年通谱》与这本书相似，但不如司马光（温公）的有条理法则。高氏的《小史》也是一本好书，只是难得见到版本。
《唐鉴》第一篇专门论述唐太宗的根本原则，然而也没有完全说尽唐太宗后来的所作所为都是好的，只是因为他的根本本领不对，这就与夏商周三代不同了。有人问：欧阳修认为唐太宗平定隋朝之乱，可比拟商汤、周武王；治理天下的美好，差不多接近周成王、周康王，这样的赞美恐怕太过分了吧？回答说：只是因为欧阳修这一辈人平常也不曾理会根本原则，所以他的言论如此。
胡安国（伯恭）晚年对人说：“孙之翰的《唐论》胜过《唐鉴》，总之是切合实际情况，只是大纲却不端正。《唐鉴》也有松懈而不精确的地方，比如谈论租庸调制和杨炎的两税法，说得都没有归结，只说在于用人得当，不在于制度。有这种苟且之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古代的圣贤难道只是依靠制度罢了？他也是看到熙宁年间（王安石变法）详细考究制度，所以有感而发。总之，只要有感而发，就不平正。”
权力重的地方就会有祸患，宗室权力重则宗室作乱，汉朝初年和晋朝就是这样；外戚权力重则外戚作乱，两汉就是这样。《春秋》中的君主多驱逐宗族，晋惠公得到国家就不接纳众公子，晋文公回国即位就杀了怀公，这是日后六卿瓜分晋国的征兆。
胡安国（伯恭）的儿子胡宏（子约）推崇太史公（司马迁）的学问，认为汉儒比不上他。我曾经痛切地与他辩论。苏辙（子由）的《古史》说司马迁浅陋而不学习，疏略而轻信，这两句话最切中司马迁的过失。胡安国极其厌恶这种说法。《古史》序言说：“古代的帝王，他们必定行善，就像火必定热，水必定冷；他们不行不善，就像驺虞不杀生，窃脂不食谷物。”这话很好。我曾经问胡安国：“这难道是司马迁能达到的吗？”然而苏辙这话虽然好，又有毛病。比如他说“帝王之道以无为为宗旨”之类，他只说得开头气势很大，下面的功夫却都空疏。这也像司马迁《礼书》所说：“伟大啊礼乐之道，浩浩荡荡地鼓舞万物，役使众动。”说得开头气势很大，然而下面也空疏，却引用荀子等人的说法来补足。又如《诸侯年表》极力宣扬形势利益的好处，说有国家的人不可没有末节，却说“形势虽然强大，要以仁义为根本”。他上文的本意主张形势，而结尾却这样说，大概他也知道仁义是好的东西，不得不说，且说得好看。像《礼书》所说的，也是这个意思。胡安国极其喜欢这类说法，认为司马迁“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是得到了圣人治理国家的方法，汉儒比不上。这也是众人所共知的，何必是司马迁？然而司马迁曾经跟随董仲舒学习，《史记》中有“我听说董生说”之类的话，也是有来源的。司马迁的学问，讲仁义，讲诈力，用权谋，用功利，然而他的本意却只在于权谋功利。孔子说：“伯夷求仁得仁，又怨恨什么？”这一传记中从头到尾都是怨恨的话，完全说坏了伯夷。苏辙的《古史》都删去了，全用孔子的话作传，难道可以说苏辙不对，司马迁对吗？可惜胡宏死了，这争论到死都没有明白。圣贤用六经垂示训诫，鲜明如丹青，无非是仁义道德之说。现在寻求义理不在六经，反而取用疏略浅陋的司马迁，也是迷惑得很厉害了。
有人问：东莱先生（吕祖谦）的《大事记》有续《春秋》的意思，中间多主张《史记》。回答说：“吕祖谦家乡主张《史记》很盛行，其中有不妥当的地方，都替他辩解得很好，比如《货殖列传》就说他有讽谏的意思之类。”不知何苦要这样？世间的事是对就是对，非就是非，黑就是黑，白就是白，贯通天地，贯穿古今，决不可改变。如果孔子的话有不对的地方，也只还他不对，怎么硬要穿凿附会地说？木之又问《左传》该怎么看？回答说：“暂且看他记载事迹的地方，至于说道理，全不像《公羊传》《谷梁传》。要知道左丘明是个明白识利害的人，趋炎附势，比如记载刘子说‘天地之中’，这是极精粹的。至于说‘能者养以之福，不能者败以之祸’，便只说向祸福去了。大体上《左传》只说得祸福利害的话，在义理上全然理会不得。”又问所载的事实是否真实？回答说：“也未必一一真实。”子升问：“比如记载‘卜妻敬仲与季氏生’之类是怎么回事？”回答说：“看这些地方便知道是六卿分晋、田氏篡齐以后的书。”又问：“这还是当时特意编造出这类言语吗？”回答说：“有这种可能。其中做得成的如斩蛇之事，做不成的如丹书狐鸣之事。看这类书机关熟了，稍有空闲就败坏了心术。《庄子》说：‘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现在浙中人对这两本书极其推崇，是理会不得的。
问正统之说，自三代以下，如汉、唐也未纯粹是正统，乃是变局中的正统，如秦、西
晋、隋则统而不正者，如蜀、东晋则正而不统者。曰：“何必恁地论？只天下为一，诸侯朝觐，狱讼皆归，便是得正统。其有正不正，又是随他做，如何恁地论？”有始不得正统而后方得者，是正统之始；有始得正统而后不得者，是正统之余。如秦初犹未得正统，及始皇并天下，方始得正统；晋初亦未得正统，自太康以后方始得正统；隋初亦未得正统，自灭陈后方得正统。如本朝至太宗并了太原，方是得正统。又有无统时，如三国、南北、五代皆天下分裂，不能相君臣，皆不得正统。某尝作《通鉴纲目》，有无统之说，此书今未及脩，后之君子必有取焉。温公只要编年号相续，此等处须把一个书帝书崩，而余书主书殂，既不是他臣子，又不是他史官，只如旁人立看一般，何故作此尊奉之态？此等处合只书甲子，而附注年号于其下，如魏黄初几年，蜀章武几年，吴黄龙几年之类方为是。又问：“南轩谓汉后当以蜀汉年号继之，此说如何？”曰：“如此亦得，他亦以蜀汉是正统之余，如东晋亦是正统之余也。”又问：“东周如何？”曰：“毕竟周是天子。”又问：“唐后来多藩镇割据，则如何？”曰：“唐之天下甚阔，所不服者只河北数镇之地而已。”
译晋朝和隋朝是统一了天下但名分不正的，像蜀汉和东晋则是名分正但没有统一天下的。有人说：“何必这样争论呢？只要天下统一，诸侯来朝见，诉讼案件都归中央裁决，这就是得到了正统。至于名分正与不正，那是随他们去做的，怎么能这样去争论呢？”有的起初没有得到正统，后来才得到的，这是正统的开始；有的起初得到了正统，后来却失去了，这是正统的残余。比如秦朝起初还没有得到正统，等到秦始皇兼并天下，才开始得到正统；晋朝起初也没有得到正统，从太康年以后才开始得到正统；隋朝起初也没有得到正统，从灭掉陈朝以后才得到正统。比如本朝到了太宗平定太原，才算得到了正统。又有没有正统的时候，像三国、南北朝、五代都是天下分裂，不能形成君臣关系，都得不到正统。我曾经编写《通鉴纲目》，提出了“无统”的说法，这本书现在还没来得及修订，后来的君子一定会采纳其中的观点。司马光只是想要编年号相续，这些地方必须把皇帝称为“帝”、去世称为“崩”，而其余的称为“主”、去世称为“殂”，既然他们不是他的臣子，又不是他的史官，只是像旁观者一样看着，为什么要做出这种尊崇奉承的样子呢？这些地方应该只写干支纪年，而在下面附注年号，比如魏黄初几年，蜀章武几年，吴黄龙几年之类的，这样才正确。又问：“张栻认为汉朝之后应当用蜀汉的年号来接续，这种说法怎么样？”回答说：“这样也可以，他也是认为蜀汉是正统的残余，就像东晋也是正统的残余一样。”又问：“东周怎么样？”回答说：“终究周是天子。”又问：“唐朝后来藩镇割据很多，那又怎么样？”回答说：“唐朝的天下很广阔，不服从的只是河北几个藩镇的地方罢了。”
纲目于无正统处并书之，不相主客。通鉴于无统处，须立一个为主。某又参取史法之善者，如权臣擅命，多书以某人为某王。某公范▯，却书曹操自立为魏公。纲目亦用此例。
问宋齐梁陈正统如何？书曰：“自古亦有无统时，如周亡之后，秦未帝之前，自是无所统属底道理，南北亦只是并书。”又问东晋如何？书曰：“宋齐如何比得东晋？”又问三国如何？书曰：“以蜀为正。”又问后唐亦可以继唐否？曰：“如何继得【以上语类二十一条】
古史之体可见者，书《春秋》而已。《春秋》编年，通纪以见事之先后；书则每事别记，以具事之首尾。意者当时史官，既以编年纪事，至于事之大者，则又采合而别记之。若《二典》所记，上下百有余年；而《武成》《金縢》诸篇，其所纪载，或更数月，或歴数年。其闲岂无异事？葢必已具于编年之史，而今不复见矣。故左氏于《春秋》，既依经以作传，复为《国语》二十余篇。国别事殊，或越数十年而遂其事，葢亦近书体以相错综云尔。然自汉以来，为史者一用太史公纪传之法，此意固不复讲。至司马温公受诏纂述《资治通鉴》，然后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编年系日，如指诸掌。虽托始于三晋之侯，而追本其原，起于智伯，上系左氏之卒章，实相授受。伟哉《书》乎！自汉以来，未始有也。然一事之首尾，或散出于数十百年之闲，不相缀属，读者病之。今袁机仲乃作为此书，以便学者。其部居门目，始终离合之闲，又皆曲有微意，于以错综温公之书，其亦《国语》之流矣【跋《通鉴纪事本末】
所谓五帝纪，所取多古文《尚书》及《大戴礼》为主，为知所考信者。然伏羲、神农见《易大传》，乃孔子之言，而八卦列于六经，为万世文字之祖。不知史迁何故，乃独遗而不録，遂使《史记》一书，如人有身而无首。此尚为知所考信者耶【荅吕子约】
清源郡旧刻温国文正公之书，有文集及《资治通鉴举要歴皆八十卷。歴篇之首，有绍兴参知政事上蔡谢公克家所记，于其删述本指、传授次第，以及宣取投进所以然者，甚悉。然其传布未甚广，而朝命以其版付学省，则下吏不谨，乃航海而没焉。独文集仅存，而歴数十年未有能补其亡者。淳熙壬寅，公之曽孙龙图阁待制伋来领郡事，始至而视诸故府，则文集者亦已漫灭而不可读矣。乃用家本讐正，移之别板，且将次及《举要》之书，而未遑也。一日过客有以为言者，龙图公矍然曰：“吾固己志之矣。”亟命出藏本刻焉。逾年告成，则又以书来语某曰：“是书之成，不惟区区得以嗣承先志，而脩此邦故事之阙，抑亦吾子之所乐闻也。”其为我记其后。某窃闻之，《资治通鉴》之始奏篇也，神宗皇帝实亲序之，则既有博而得要，简而周事之褒矣。然公之意犹惧夫本书之所以提其要者有未切也，于是乎有目録之作，以备检寻。既又惧夫目之所以周于事者有未尽也，于是乎有是书之作，以见本末。葢公之所以爱君忠国、稽古陈谟之意，丁宁反复至于再三而不能已者，尤于此书见之。顾以成之之晩，既未及以闻于上，而党论继作，科禁日繁，则又不得以布于下。是以三十余年之闲，学士大夫进而议于朝，退而语于家，皆不克以公书从事，而背道反理之言盈天下。其效至于谗谀得志，上下相防，驯致祸乱，有不可忍言者。然后公凡所陈符验章灼，而其出于煨烬之余者，乃得进登王府，启廸天衷，既以助成皇家再造之业，而其摹印诵习，又得以垂法戒于无穷。葢公之志于此，亦庶几少伸焉。不幸中闲又更放失，以迄于今，乃有闻孙适守兹土，然后复得大传于世，以永休烈。某诚乐闻其事，而又窃有感焉，因悉着其说，以附书后。后之君子，盍亦视其书。之显晦而考其所以关于世运者，为如何？则公之所为反复再三而不能自已之心，当有可为太息而流涕者矣【资治通鉴举要歴后序】
通鉴》东汉已后，却未用得。然昨日略看，更有一例：如人主称「上」，称「车驾」「行幸
译《纲目》在正统缺失的地方，将各方并列书写，不区分主客。《通鉴》在正统缺失的地方，必须确立一个为主。我又参考了史法中好的做法，比如权臣专权擅命，多书写为“某人为某王”。范公却书写“曹操自立为魏公”。《纲目》也采用了这个体例。
问：宋、齐、梁、陈的正统如何？回答说：“自古以来也有没有正统的时候，比如周朝灭亡之后、秦朝称帝之前，自然是无所统属的道理，南北也只是并列书写。”又问：东晋如何？回答说：“宋、齐怎么能比得上东晋？”又问：三国如何？回答说：“以蜀汉为正统。”又问：后唐也可以继承唐朝吗？回答说：“怎么继承得【以上出自《语类》第二十一条】
古史的体例可以看到的，只有《春秋》。《春秋》按年编排，贯通记载以显示事情的先后；而《尚书》则是每件事分别记录，以具备事情的始末。大概当时的史官，既然已经按年编排记载事情，至于重大的事件，就又采集综合而分别记录。像《二典》所记载的，上下有一百多年；而《武成》《金縢》等篇，所记载的，有的跨越几个月，有的历经几年。其间难道没有别的事情吗？大概必定已经具备在编年史中，而现在不再见到了。所以左丘明对于《春秋》，既依据经文作传，又作了二十多篇《国语》。国家不同，事情各异，有的跨越几十年而完成事情，大概也是接近《尚书》的体例来相互交错罢了。然而自从汉朝以来，写史的人一律采用太史公纪传的方法，这个意思固然不再讲求。直到司马温公受诏编纂《资治通鉴》，然后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事情，按年系日，如同指掌。虽然托始于三晋的诸侯，但追溯其本源，起于智伯，上接左氏传的末章，实际上是相互传授。《尚书》真是伟大啊！自从汉朝以来，从未有过。然而一件事的始末，有的散见于数十百年之间，不相连接，读者以此为病。现在袁机仲于是作了这本书，以便学者。其分部门类，始终离合之间，又都曲折地有微妙的用意，以此来交错温公的书，它也是《国语》一流的作品了【《通鉴纪事本末》跋】
所谓五帝纪，所采用的大多以古文《尚书》和《大戴礼记》为主，这是知道有所考证信实的人。然而伏羲、神农见于《易大传》，是孔子的话，而八卦列于六经，是万世文字的始祖。不知道史迁为什么，竟然独自遗漏而不记录，于是使《史记》一书，像人有身体而没有头。这还能算是知道有所考证信实的人吗【答吕子约】
清源郡旧刻温国文正公的书，有文集和《资治通鉴举要历》，都是八十卷。《历》篇的开头，有绍兴年间参知政事上蔡谢公克家的记载，对于其删述的本意、传授的次第，以及选取投进的原因，非常详细。然而其流传不广，而朝廷命令将其版付给学省，则下级官吏不谨慎，竟然航海而沉没了。只有文集仅存，而几十年没有能补其亡佚的。淳熙壬寅年，公的曾孙龙图阁待制伋来担任郡事，刚到任就查看旧府库，则文集也已经漫灭而不可读了。于是用家本校对，移到别的版上，而且将依次刻印《举要》的书，而没有来得及。一天有客人对此提出意见，龙图公惊觉地说：“我本来已经记在心里了。”急忙命令拿出藏本刻印。过了一年完成，又写信来告诉我：“这本书的完成，不仅使我得以继承先志，修补此邦故事的缺漏，也是您所乐于听到的。”请我为它作后序。我私下听说，《资治通鉴》开始奏篇时，神宗皇帝亲自作序，则已经有博而要、简而周事的褒奖了。然而公的意思还担心本书所提的要旨有不切当的，于是有了目录之作，以备检寻。又担心目录所周备的事情有未尽的，于是有了这本书的作，以见本末。大概公爱君忠国、稽古陈谋的意思，反复叮咛至于再三而不能停止的，尤其在这本书中体现。只是由于完成得晚，既没有来得及上报，而党论继起，科禁日益繁多，则又不能流传于下。所以三十多年之间，学士大夫进而在朝堂议论，退而在家里谈论，都不能用公的书从事，而背道反理的话充满天下。其效果以至于谗谀得志，上下互相防备，逐渐导致祸乱，有不可忍受的言语。然后公凡所陈述的符验明显，而其出于灰烬之余的，才得以进呈王府，启发天意，既以助成皇家再造的功业，而其摹印诵习，又得以垂示法戒于无穷。大概公的志向在此，也差不多稍微伸张了。不幸中间又经历散失，直到今天，才有曾孙恰好守此土地，然后复得以大传于世，以永垂休烈。我确实乐于听到这件事，而又私下有所感慨，于是详细著述其说，附在书后。后来的君子，何不看看这本书的显晦而考察其关于世运的原因，是如何？则公之所以反复再三而不能自己之心，应当有可叹息而流泪的了【《资治通鉴举要历》后序】
《通鉴》东汉以后，却未用得。然而昨天略看，更有一例：如人主称“上”，称“车驾”“行幸
」，皆臣子之词；「我师」「我行」人之属，皆内词，皆非所宜施于异代。此类更须别考也。但无道之君，无故而入诸臣之家，无词以书，只当书「幸」，以见其出于私恩耳【荅蔡季通】
译“”，都是臣子的言辞；“我师”“我行”之类，都是内部用语，都不适宜用于不同时代。这类情况更需要另行考证。只是无道的君主，没有缘故地进入各位大臣的家中，没有合适的词语来记载，只应当记载为“幸”，以显示这是出于私人的恩宠罢了【回复蔡季通】
经世纪年，其论甚正。然古人已尝言之，如汉高后之年，则唐人已于武后、中宗纪发之；蜀汉之统，则习凿齿《晋春秋》已有此论矣【荅廖子晦】
近整顿得《通鉴》数卷，颇可观。闻老兄亦为此工夫，不知规模次第如何？此闲颇苦难得人商量。正惟条例体式，亦自难得合宜也。如温公旧例，年号皆以后改者为正，此殊未安。如汉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汉尚未亡，今便作魏黄初元年，夺汉太速，与魏太遽，大非《春秋》存陈之意，恐不可以为法。此类尚一二条，不知前贤之意果如何尔【荅吕伯恭】
扬雄、荀彧二事，按温公旧例，凡莽臣皆书“死”，如太师王舜之类，独于扬雄匿其所受莽朝官称，而以“卒”书，似渉曲笔，不免却按本例书之曰：“莽大夫扬雄死”，以为足以警夫畏死失节之流，而初亦未改温公直笔之正例也。荀彧却是汉侍中、光禄大夫，而参丞相军事，其死乃是自杀，故但据实书之曰：“某官某人自杀”，而系于曹操击孙权至濡须之下，非故以彧为汉臣也。然悉书其官，亦见其实汉天子近臣，而附贼不忠之罪，非与其为汉臣也。此等处当时极费区处，不审竟得免于后世之公论否【荅尤延之○以上文集七条】
御纂朱子全书卷六
<子部,儒家类,御纂朱子全书》>
钦定四库全书
御纂朱子全书卷七
大学一
问：欲专看一书，以何为先？曰：先读《大学》，可见古人为学首末次第，且就实处理会，却好，不消得专去无形影处理会。
可将大学用数月工夫看去，此书前后相因，互相发明，读之可见。不比他书，他书非一时所言，非一人所记。惟此书首尾具备，易以推寻也。
大学如一部行程歴，皆有节次。今人看了，须是行去。今日行得到何处，明日行得到何处，方可渐到那田地。若只把在手里翻来覆去，欲望之燕之越，岂有是理？
大学是一个腔子，而今却要去塡教实着。如他説格物，自家须是去格物，后塡教实着。如他说诚意，自家须是去诚意，后亦填教实着。
明德如八窻玲珑，致知格物，各从其所明处去。今人不曾做得小学工夫，一旦学大学，是以无下手处。今且当自持敬始，使端慤纯一静专，然后能致知格物。
才仲问：「大学曰人心有明处，于其闲得一二分，卽节节推上去。」又问：「小学大学如何？」曰：「小学涵养此性，大学则所以实其理也。忠信孝弟之类，须于小学中出；然正心诚意之类，小学如何知得？须其有识后，以此实之。」
今人都是为人而学。某所以教诸公读《大学》，且看古人为学是如何，是理会甚事？诸公愿为古人之学乎？愿为今人之学乎？
昔和靖见伊川，半年方得《大学》《西铭》。看今人半年要读多少书？某且要人读此，是如何？缘此书却不多，而规模周备。凡读书，初一项须着十分工夫了，第二项只费得九分工夫，第三项便只费六七分工夫。少刻读渐多，自贯通他书，自不着得多工夫。
如孟子说仁义处，只就仁义上说道理。孔子荅顔渊以克己复礼，只就克己复礼上说道理。若《大学》却只统说，论其功用之极，至于平天下。然天下所以平，却先湏治国；国之所以治，却先湏齐家；家之所以齐，却先须脩身；身之所以脩，却先须正心；心之所以正，却先须诚意；意之所以诚，却先须致知；知之所以至，却先须格物。本领全只在这两字上。又须知如何是格物，许多道理，自家从来合有，不合有？定是合有，定是人人都有。人之心便具许多道理，见之于身，便见身上有许多道理；行之于家，便是一家之中有许多道理；施之于国，便是一国之中有许多道理；施之于天下，便是天下有许多道理。格物两字，只是指个路头，须是自去格那物始得。
或问朱敬之有异闻乎？曰：平常只是在外靣听朋友问荅，或时里面亦只说某病痛处。得一日教看《大学》曰：「我平生精力尽在此书，先须通此，方可读书【以上语类十条】右总论。
或问所谓仁义礼智，是性？明德，是主于心而
译《通鉴》纪年，其议论非常正确。然而古人已经议论过了，比如汉高后的纪年，唐人已经在武则天、中宗的纪年中提出过；蜀汉的正统地位，习凿齿的《晋春秋》中已有这种议论了【答廖子晦】
近来整理了几卷《通鉴》，颇为可观。听说兄长也做这种功夫，不知规模次序如何？这里颇苦难得人商量。正是条例体式，也自难得当宜。比如司马光旧例，年号都以后来改定的为正，这很不妥当。比如汉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汉朝尚未灭亡，现在就写成魏黄初元年，剥夺汉朝太快，对魏国太急促，大大不符合《春秋》保存陈留之意的精神，恐怕不可以作为法则。这类情况尚有一两条，不知前贤的本意究竟如何【答吕伯恭】
扬雄、荀彧两件事，按照司马光旧例，凡是王莽的臣子都写“死”，比如太师王舜之类，唯独对扬雄隐藏他所接受的莽朝官称，而用“卒”来写，似乎涉及曲笔，不免还是按照本例写为：“莽大夫扬雄死”，认为足以警戒那些因畏惧死亡而丧失节操的人，而最初也没有改变司马光直笔的正例。荀彧却是汉侍中、光禄大夫，参与丞相军事，他的死是自杀，所以只据实写为：“某官某人自杀”，而系于曹操攻击孙权到达濡须之下，并非故意把荀彧当作汉臣。然而全部写出他的官职，也可见他确实是汉天子的近臣，而依附贼寇不忠的罪过，并非与他作为汉臣有关。这些地方当时极费斟酌，不知最终能否免于后世的公论【答尤延之○以上文集七条】
御纂朱子全书卷六
<子部,儒家类,御纂朱子全书>
钦定四库全书
御纂朱子全书卷七
大学一
问：想要专看一本书，以什么为先？答：先读《大学》，可见古人做学问的首尾次序，而且就实处去理会，很好，不需要专门去无形影处去理会。
可以用几个月的功夫去看《大学》，这本书前后相因，互相发明，读它可见。不像其他书，其他书不是一时所言，不是一个人所记。只有这本书首尾具备，容易推寻。
《大学》像一部行程历，都有节次。今人看了，必须去实行。今天行得到何处，明天行得到何处，才可以渐渐到达那种境地。如果只是拿在手里翻来覆去，想要之燕之越，哪有这种道理？
《大学》是一个腔子，而今却要去填教实着。比如他说格物，自家须是去格物，后来填教实着。比如他说诚意，自家须是去诚意，后来也填教实着。
明德如八窗玲珑，致知格物，各从其所明处去今人未曾做得小学功夫，一旦学《大学》，所以没有下手处。现在且应当从持敬开始，使端慤纯一静专，然后能够致知格物。
才仲问：“《大学》说人心有明处，于其间得一二分，即节节推上去。”又问：“小学大学如何？”答：“小学涵养此性，大学则所以实其理。忠信孝弟之类，须于小学中出然而正心诚意之类，小学如何知得？须其有见识后，以此实之。”
今人都是为人而学。我所以教诸公读《大学》，且看古人做学问是如何，是理会甚事？诸公愿为古人的学问吗？愿为今人的学问吗？
昔和靖见伊川，半年方得《大学》、《西铭》。看今人半年要读多少书我且要人读此，是如何？缘此书却不多，而且规模周备。凡读书，初一项须着十分功夫了，第二项只费得九分工夫，第三项就只费六七分工夫。少刻读渐多，自然贯通他书，自然不着得多功夫。
比如孟子说仁义处，只就仁义上说道孔子答颜渊以克己复礼，只就克己复上说道理。若《大学》却只统论其功用之极，至于平天下。然而天下所以平，却先须治国；国之所以治，却先须齐家；家之所以齐，却先须修身；身之所以修，却先须正心；心之所以正，却须诚意；意之所以诚，却先须致知知之所以至，却先须格物。本领全在这两字上。又须知如何是格物许多道理，自家从来合有，不合有定是合有，定是人人都有人之心便具许多道理，见之于身，便身上有许多道理；行之于家，便是一家之中有许多道；施之于国，便是一国之中有许多道理施之于天下，便是天下有许多道理。格物两，只是指个路头，须是自去格物始得。
或问朱敬之有异闻乎？答：平常只是在外靣听朋友问答，或时里面亦只说某病痛处。有一日教看《大学》曰：“我平生精力尽在此书，先须通此，方可以读书【以上语类十条】右总论。
或问所谓仁义礼智，是性明德，是主于心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