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纂朱子全书卷六十三

译而没有丝毫的牵累。这就是做学问之所以没有比穷究事理更优先的了。至于论及天下的道理，其精妙深奥之处，各有其恰当的位置，从古至今，不可改变。那些清晰可见的迹象、必然产生的效果，大概都完备地记载在经书训诂和历史典籍之中。想要穷尽天下的道理，却不从这些典籍中去探求，那就如同正对着墙壁站立一样（一无所见）。这就是穷究事理之所以必须在于读书的原因。

至于读书，那些不喜欢读书的人，固然因为懈怠疏忽、时断时续而无所成就；那些喜欢读书的人，又难免贪多务广，往往还没有开始就急于想要探究终局，还没有研究透彻这一处，忽然心思又转向了别处，因此虽然整天勤劳，不得休息，但心意匆忙，没有从容沉浸、玩味其中的乐趣。孔子所说的“想要快速反而不能通达”，孟子所说的“进取太锐利的人退步也快”，正是说的这种情况。如果确实能以此为鉴并加以纠正，使心志专一，长久不转移，所读的书自然逐渐浸润透彻，心与道理相契合，那么对善行的劝勉就会深入，对恶行的警戒就会真切。这就是循序渐进以达到精微之所以成为读书方法的原因。

至于达到精微的根本，则在于心。心这种东西，极其虚空、极其灵妙，常常作为一身的主宰，来提挈万事的纲领。一旦不自觉，心神就驰骋飞扬，在躯体之外顺从物欲，那么一身就没有主宰，万事就没有纲领，即使在俯仰顾盼之间，大概已经不自觉身体身在何处，更何况能反复研读圣人的言论，参考万事万物，以求得义理最恰当的归宿呢？孔子所说的“君子不庄重就没有威严，学问就不能稳固”，孟子所说的“学问的道理没有别的，就是把放失的本心找回来罢了”，正是说的这种情况。如果确实能严肃恭敬、敬畏谨慎，常存此心，使它整天庄重严肃，不被物欲侵扰混乱，那么用它来读书，用它来观察事理，将没有不通达的地方；用它来处理事务，用它来待人接物，将没有不恰当的地方。这就是居敬持志之所以成为读书根本的原因。

译记诵华丽的辞藻，并不是用来探究治理的根本并得出治国之道的；追求虚无寂灭的境界，也不是用来贯通事物的本末并确立中正之道的。因此，古代圣帝明王的学问，必定要通过格物致知，来穷尽事物的变化，使那些已经发生的事物，其中所蕴含的义理，无论多么细微都能完全洞察，在心中清晰明了，不容许有一丝一毫的隐藏，那么自然就能意念真诚、心志端正，而用来应对天下事务的方法，就像数一二、辨黑白一样清楚明白【壬午应诏封事】

天下的利弊，关系到百姓的忧喜。百姓的忧喜，关系到地方长官的贤良与否。然而，监司是地方长官的纲领；朝廷是监司的根本。想要让百姓都能各得其所，其根本所在，也就在于朝廷罢了【壬午应诏封事】

邪正的表现，显现在外部的，没有比家人更早的，其次才波及到身边的人，然后才能传达至朝廷并影响到天下。如果宫闱之内，端庄齐肃，后妃具备《关雎》那样的美德，后宫没有因宠幸过度而招致非议，像鱼贯一样顺序井然，没有一个人敢凭借恩宠私情来扰乱典章常制，接受贿赂并代为请托，这就是家庭的端正。退朝之后，从容休息，皇亲国戚和近臣，带着仆役和宦官，陪侍在左右，各自恭敬地履行职守，没有一个人敢勾结内外，窃取威福，招揽权势、谋求宠幸来扰乱朝政，这就是身边人的端正。从内廷到外朝，这两者之间，明显没有任何丝毫私邪的夹杂，然后发布号令，众人听从而不怀疑，进用贤人、斥退奸佞，众心都信服，纲纪得以振作而没有侵扰的祸患，政事得以修明而没有偏私的过失，这就是为什么朝廷百官、六军万民，没有谁敢不归于正道，从而治国之道得以完备。心一旦不正，那么这几件事本来就无法得到端正。这几件事一旦有不正，却说心是正的，那又哪有这种道理呢？因此，古代的圣王兢兢业业，持守这颗心，即使在繁华动荡之中，或在独处放纵之地，用来精纯它、专一它、克制它、恢复它的方法，就像面对神明，像临近深渊山谷，未曾敢有片刻的懈怠，然而还担心在隐微之处或许有差错而不自知，因此设立师保的官职来自我开导明理，设置谏诤的职位来自我规劝纠正，而凡是饮食酒浆、衣服住所、器用财物，以及宦官宫妾的管理，没有一项不由冢宰统领，使得他左右前后的一举一动，无不受到有司法度的制约，而没有丝毫的缝隙，瞬间的功夫得以隐藏丝毫的私心，大概虽然以一人之尊贵，深居九重宫阙之中，却常常敬畏地好像站立在宗庙之中、朝廷之上，这就是先王的治理之所以由内及外，从细微到显著，精粹纯白，没有少许瑕疵，而其遗风余烈仍然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度【周礼·天官·冢宰一篇，是周公辅导成王，垂范后世，用意最深切的地方，想要了解三代君主正心诚意的学问，在这里考察就可以看见其实质。○戊申封事】

天下如此广阔，百姓如此众多，人人都有自己的意欲，实行私利，而善于治理的人，却能总揽并整顿他们，使他们各自遵循道理，而不敢不按照我的意愿行事？这是因为先有纲纪在上面持守，而后有风俗在下面驱使。什么叫纲纪？辨别贤良与否以确定上下的名分，考核功过以公正地施行赏罚。什么叫风俗？使人们都知道善值得羡慕而一定要去做，都知道不善可耻而一定要去除。然而纲纪之所以能振作，是因为宰执秉持而不敢失误，台谏补察而没有私心，君主又用他大公至正的心，在上恭敬自持而照耀监察，因此贤者必定上升，不肖者必定下降，有功者必定奖赏，有罪者必定刑罚，而万事的统绪没有缺失。纲纪既已振作，那么天下的人自然会各自振奋，互相劝勉，去恶从善，大概不需要贬黜升迁、刑罚奖赏一一施加在他们身上，而礼义的风气、廉耻的习俗就已经大大改变了。只有至公的道理不在上面施行，因此宰执、台谏任用不得其人，贬黜升迁、刑罚奖赏多出于私意，而天下的风俗于是变得萎靡不振，不知道名节行检的可贵，而只以阿谀奉承、圆滑世故、奔走钻营、交结权贵为务，一旦有人在其中直言正色，那么众人讥讽排斥，必定让他在这世上无处容身才罢休。这种形势就像即将倒塌的房屋，虽然装饰华丽，外面看不出变化，但木材内部已经蛀蚀腐烂而不能再支撑了【已酉拟上封事】

天下万事有大的根本，而每件事之中又有各自紧要的地方。所谓大的根本，固然不出于君主的心术；而所谓紧要的地方，则必定是根本既已确立，然后可以推演而看见。比如谈论任用贤相、杜绝私门，这是建立政事的要点；选择良吏、减轻赋役，这是养育百姓的要点；公正选拔将帅、不任用亲信，这是治理军队的要点；乐于听取警戒、不喜欢引导阿谀，这是听取言论、任用人才的要点。推演这几端，其余的都可以看见。然而没有根本不确立而可以做好这些事的。这就是古代想要平定天下的人，之所以急切于正心诚意以确立其根本的原因。如果只说正心而不足以认识事物的要点，或者精核事情而特别蒙昧于根本的归宿，那么这就是腐儒迂阔的言论，俗士功利的谈论，都不足以和他们讨论当世的政务了【答张敬夫】

古代圣贤谈论治理，必定以仁义为先，而不以功利为急。至于

译难道故意发表这种迂腐空泛、毫无用处的言论，来欺骗世俗，而甘愿承受实际的祸患吗？大概天下的万事，都源于一个心，而所谓仁，就是指这个心的存养。这个心既然存养了，就能有所节制；而所谓义，就是指这个心的节制。假使这种学说在天下得以阐明，那么从天子到平民，人人都能凭借自己的本心来节制万事，没有一件不合适的，有什么困难而不能成功呢？不知道从这方面着手，却说要事情只求可行，功业只求成功，我只是采取权宜之计罢了。这正是申不害、商鞅、吴起、李斯这些人，之所以使别人的国家灭亡，而自身也遭到毁灭的原因。国家虽然富裕，百姓必定贫困；军队虽然强大，国家必定衰败；利益虽然近在眼前，它造成的祸害必定深远。只是不去考察罢了。

译王霸

我曾经说，“天理”与“人欲”这两个字，不必去古今王霸的事迹中寻求，只要反求于自己内心义利、邪正之间，体察得越精密，那么认识得就越明白；持守得越严格，那么行动得就越勇猛。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大概是在收敛于规矩准绳、不敢越轨妄为之中，而那种自觉承担天下重任的气概，即使是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也不能动摇它。这难道是才能和血气所能做到的吗？老兄看看汉高祖、唐太宗的所作所为，并考察他们的内心，究竟是出于义呢？还是出于利呢？是出于邪呢？还是出于正呢？只不过因为他们能够假借仁义来实行自己的私欲，而当时与他们争夺天下的人，才能智术既不如他们，又不知道有仁义可以假借，所以汉高祖、唐太宗胜过他们，从而能够成就功业罢了。如果因为汉高祖、唐太宗能够建立国家，传之久远，就认为他们得到了天理的正道，这正是在以成败论是非，只看重他们猎获禽兽之多，却不以他们采用不正当手段而感到羞耻。一千五百年之间，正因为如此，所以只是勉强敷衍、修补度日，其间虽然有时出现小范围的安定，但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曾有一天能在天地之间真正实行过。【答陈同父】

天、地、人之所以称为三才，本来不曾有两种不同的道理。然而天地没有私心，而人有私欲，因此天地的运行无穷无尽，而在人身上却有时不能与之相似。因为义理之心，如果顷刻间不存，那么人道就停息了；人道停息，那么天地的大用虽然未曾停止，但在我们身上的体现就固然因此而不能实行了。不能只是看到苍穹高远的天常常运行于上，厚重的大地常常安处于下，就认为人道无时无刻不确立，并以此作为天地依赖人道而存在的证据。说道的存亡在于人，而不能离开人来谈道，正是说道未曾灭亡，而人用来体现道的方式有彻底和不彻底的区别，并不是说只要有这个身体，道就自然存在，一定要没有这个身体，道才会灭亡。天下固然不能人人都成为尧，但必须尧的道得以施行，然后人伦纲纪才能修明，天地才能确立。天下固然不能人人都成为尧，但也并非一定要人人都成为桀，然后人伦纲纪才不可修明，天地才不可确立。只是主张此道的人，在一念之间不像尧而像桀，那么在这一念之间就是勉强敷衍度日、修补过时了。因为道未曾停息，而是人自己使之停息，所谓“不是道灭亡了，而是幽王、厉王不遵循它”，正是指这个意思。只有圣人能穷尽人伦，只有王者能穷尽制度，这固然不是普通人所能达到的，但立心的根本应当以穷尽者为法则，而不应当以不穷尽者为标准。所以说：“不用舜侍奉尧的态度来侍奉君主，就是不敬重君主；不用尧治理百姓的方法来治理百姓，就是残害百姓。”更何况说他们并非完全欺骗世人，认为人伦并非完全欺罔世人来制定制度，那么即使根据来信的辩驳，也并不能说他们完全没有欺人罔世之心。欺骗别人的人，别人也会欺骗他；欺罔别人的人，别人也会欺罔他。这就是汉唐的治世虽然极其兴盛，但人们内心不服，最终不能无愧于夏商周三代盛世的原因。现在如果一定要撤去界限，不分古今，那么不如深入考察尧舜相传的心法，汤武反求的功夫作为准则，并在自身寻求，就在汉高祖、唐太宗心术细微之处痛加防范和削减，选取他们偶然符合道义的地方并考察其来源，摒弃他们悖逆乖戾的地方并探究其起因，或许天地常行的经义、古今通行的道理，能够在我这里有所获得，不应当空谈过去的事迹，追补修饰已经发生的错误，就指着他们偶然相同的地方当作全部，并说他们真的与古代的圣贤没有不同。【答陈同父】

像管仲的功业，伊尹、吕尚以下，谁能比得上他？但他的内心是利欲之心，事迹是利欲的事迹，所以圣人虽然称赞他的功业，但孟子、董仲舒都秉持法度义理来裁断他，毫不宽假。因为圣人的眼界固然宏大，心胸固然平和，但在根本切近的地方，天理人欲的分别，则有毫厘必计、丝发不差的原则。这就是后来的贤人之所以秘密传授、谨慎守持，以等待后来者，只怕他们一旦舍弃我们道义的正统，去顺从那些利欲的私心。现在不这样做，却急忙想要扩大眼界、平和心胸，来判定千古的是非，难怪他们指铁为金、认贼为子而不知道自己错了。至于点铁成金的比喻，用在有教无类、迁善改过的事情上，是可以的。至于古人已经逝去的事迹，那么它们是金是铁，本来就有定形，而不是后来人口舌议论所能改变的，这已经很久了。现在却想要追溯功利之铁，来铸成道义之金，不仅白费闲心劳力，对过去毫无补益，只怕妨碍了正确的知见，对将来有害。来信又说，凡是提出这种论调的，正是想要发掘儒者未曾完备的地方，以堵住后世英杰的口并夺其气势，使他们知道千条路万条辙，最终都要走向圣人的样子，不能以愚见看待。只怕不必如此费力，只要自己看得道理分明，守得正当，后世到达此地的人，自然如同符节相合，不假言传。那些到达不了的人，又何必与他们争辩呢？况且这类议论，正是推波助澜，纵风助火，使他们更加轻视圣贤而更加肆无忌惮，又怎么能堵住他们的口并夺去他们的气势呢？【答陈同甫○以上文集三条】

封建

封建实在不可行。如果论及夏商周三代的时候，那么封建的好处就是君民感情亲近，可以长久安定而没有祸患。不像后世的郡县制，一两年就更换，

译即使有贤能的人施行善政，也做不成。

译问后世实行分封制与郡县制，哪一种更为得当？回答说：论国家的治乱，关键并不在于此。从道理上看，分封制的本意，是圣人不把天下当作自己的私产，而是分给亲属和贤能之人共同治理。但其制度弊端在于势力过大，这正是它可取之处（指其初衷）。贾谊在汉代提出，应多封诸侯以削弱他们的力量。后来主父偃窃取了他的说法，用在汉武帝身上。

柳宗元的《封建论》则完全认为分封制是错误的，胡明仲等人驳斥他的观点，则专门认为分封制是正确的。总之，天下的制度没有只有利益而没有害处的道理，只看利害的比例如何。分封制则根本较为稳固，国家可以倚仗；郡县制则截然容易控制，但官员来来去去没有长久之意，不能倚仗它来稳固国家。

于是论及分封制说：“这也难以实行，让那些富贵子弟不学习就居于百姓之上，他们的危害难道有尽头吗！”况且看汉代的诸王，他们荒淫放纵、淫乱暴虐到了这种地步，怎么可以用来治理百姓？所以主父偃劝汉武帝分封王子弟，而让官吏治理他们的封国，因此祸患没有波及百姓。所以后来的诸王也都善良软弱，大概是逐渐熏陶的结果。积累到魏代的诸王，于是让人监视看守，连饮食也都禁止限制，更无法存活。等到晋代吸取教训，诸王各自让他们掌管大的藩镇，统领强兵互相屠杀，逐渐导致大乱。僴说：“监视防备太严密，就有魏代伤害恩情的弊端；如果放宽约束，又有晋代的祸乱。恐怕都是因为没有古人教养的方法的缘故。”回答说：“那个即使教育，也没有人能奈何得了他们？”有人说现在的州县长官也善良，回答说：“却没有前代尾大不掉的祸患，只是州县的权力太轻，突然发生变故，更支撑不住。”僴于是列举祖宗官制沿革中说：“祖宗时州郡禁军的数额极多，又有各种名目的钱可以赡养。等到王安石做宰相，凡是州郡的兵力和财力都收归朝廷，而州县更加空虚，所以后来的变故，天下瓦解，是因为州郡没有兵力和财力的缘故。”回答说：“只是祖宗时州郡已经自身轻弱了。比如仁宗朝京西群盗横行，攻破州县屠杀百姓，无可奈何。淮南盗王伦攻破高邮，郡守晁仲约因为郡里无兵无财，于是开门犒劳他们，让他们离去。富弼听说后大怒，想诛杀守臣，说：‘哪有担任千里重任，不能抵御贼寇，反而贿赂他们的？’范仲淹争辩说：‘州郡无兵无财，让他们拿什么抵御？现在守臣能权宜应变，保全一城百姓的生命，也可以了，怎么可以反而认为他有罪呢？’既然那时州郡已经如此虚弱，怎么能归咎于王安石？王安石只是搜刮得太厉害【以上语类四条】

《秦始皇本纪》论说分封制不可恢复，他的论述虽然详细，但大意只是说没有故国的依靠罢了。试着考察一下，商周之初，大赏赐所富有的，都已经都是善人，而且他们的土地广狭，随时符合法度，没有尾大外强的祸患。君王世世代代修养德行来统治他们，又都长久安宁，没有仓促倾覆动摇的变故，所以诸侯的封国都能传世长久而不可动摇，不是因为有所依靠的故国帮助才这样的。秦朝到了无道的地步，决没有长久存在的道理。即使采纳公卿的建议，采用淳于越的说法，并封子弟以自为藩屏，也不过成为陈胜、吴广、刘邦、项羽宰割的资本。即使有所依靠的故国帮助，又怎么能以此自安呢？至于汉代、晋代的事情，则有的因为地广兵强而叛逆的念头萌生，有的因为君主昏庸政治混乱而骨肉相残，又不是因为有所依靠的故国帮助而灭亡的。苏洵考察这些，已经不够详细了。至于又说后世的实行分封制的人，举荐没有根基的人，寄居在官吏百姓之上，君民不亲近，一旦有变故，就会漂泊卷走离去，这与秦朝的郡县制有什么不同？如果秦朝能宽刑薄赋，与民休息，而用郡县制治理，即使与夏商周三代相比肩也是可以的。用君民不亲近而有漂泊卷走的祸患，作为不同于郡县制的理由，这固然认为分封制优于郡县制，只是后世的分封制不能像古代的分封制，所以其利害与郡县制没有不同罢了。而又一定要说用郡县制善于治理，还可以与三代相比肩，至于分封制则固认为不可以，难道分封制就不可以善于治理，而一定要用郡县制才可以善于治理吗？如果以没有根基为忧虑，那么我又有理由反驳他。天生众民，有物就有法则，君臣的道义，根植于情性的自然，不是人为所能造成的。所以称为君，就一定知道安抚他的百姓；称为民，就一定知道拥戴他的君主。像夫妇的相合，朋友的相求，既然已经联结在一起，那么他们的位置名号自然足以互相感动而互相扶持，不担心他们不亲近。像太公对于齐国，伯禽对于鲁国，难道他们有根基吗？而康叔对于卫国，又合并了再世的深仇而君临他们，然而都传世数十代，卫国乃是后周数十年才开始灭亡，难道一定要有根基然后才能长久吗？至于项羽初起，就在河北作战，他作为鲁公，未必曾经有一天亲临他的百姓，而他灭亡时，鲁人还为他城守不降，直到听说他死了然后才投降。以至彭越对于梁地，张敖对于赵地。他们作为君主，也是暂时的。而栾布、贯高等人，争着为他们死。以至汉、魏之后，已经是郡县制很久了。而牧守有难以对付的掾属，还以死捍卫他们。这难道是有根基才这样的吗？君臣的道义，本来就是这样。如果秦朝时，六国强大

译如果确实不能用来治理国家，那就罢了。既然有幸能够统一天下，就应当延续其宗庙祭祀，而分割其土地，用来分封子弟和功臣，让他们交错分布其间。从道义上说，这样既能保全灭亡的国家，又能延续断绝的世系，获得这种美德；从形势上说，即使出现如苏洵所担忧的问题，那么故国的援助、根本的稳固，也可以在此一举两得，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只是秦朝极其无道，实行分封制固然不能等待其长久相安；而实行郡县制，也很快败亡。大概利害得失的算计，起初并不取决于这一点。苏洵却凭着他浅陋狭隘的心胸、习以为常的见解，轻率地立论，本来就没有考察天理民彝本有的常性，而对于古今的变化、利害的实情、人所共知且容易看见的道理，也如此违背常理。这不仅是他的穷究事理之学没有达到本源，也是他晚年精力有所不及的缘故。有人问：“那么对于现在的计策，一定要实行分封制才能治理好国家吗？而揣度当时的形势，也一定能够实行而没有弊端吗？”回答说：“不一定非要实行分封制才能治理好国家。但论及治国的体制，就必须像这样，然后才能以天下为公作为心意，而将君臣的道义通达于天下，使得恩惠礼制足以相互顾及，情意足以相互沟通。并且让拥有国家的人，各自爱惜自己的土地和人民，谨慎地守护祖先的基业，作为留给子孙的打算。而凡是对于宗庙社稷的供奉、基层组织的规划、法制度数的遵守，也都能够长久地继承，而不像今天这样早上建立晚上就毁坏。如果还担忧他们或许会放纵自己而废弃法度，或者强大而难以控制，那么在郡县之间混合建立分封，又让方伯、连帅分别统领他们，考察那些尊敬上级而体恤下级的，以及违背礼制而超越法度的，来施行庆赏和让贤的典章，那么有什么弊端而有好处呢？

译论官

从前周公建立制度时，许多官制都有统摄和连属的关系。自从秦汉以来，都是针对一件事设立一个官职，便没有统摄连属的关系了。

周朝不设置三公的官职，只是由冢宰以下的六卿来担任。周公曾经以冢宰担任太师，在顾命时一同召见太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注解说这六卿，称公就是三公了。

古代君主的左右侍从，负责提拿执持等贱役，像虎贲、缀衣之类，都是士大夫日常亲近的人。所谓侍从仆役，没有不是正直的人，早晚辅佐君主，出入起居，没有不恭敬的，发布号令，没有不善美的。不像现在这样极其隔绝，君主极其尊严，真像神明；臣子极其卑屈，在庭下望拜，不交谈一句话就退下。汉代宫禁中的侍卫，也是士大夫。以孔安国这样的大儒却拿着唾盂，即使是仪盆也是由士人拿着。

汉宣帝惩诫霍光的专权，凡事必定亲自处理，又有宦官恭显。后来光武帝惩诫王莽的专权，不任用三公，政事归于台阁。尚书、御史大夫、谒者，称为三台。

有人问东宫的官属说：“《唐六典》记载东宫官制非常详细，像一个小朝廷。设置詹事来统管众务，就像朝廷的尚书省。设置左右二春坊来统领众局，就像中书门下省。左右春坊又都设有官职，有各自率领其属下的意思。崇文馆就像朝廷的馆阁，赞善大夫就像朝廷的谏议大夫。其官职一律参照朝廷而降低等级，这样的制度还好。现在东宫的官属极其苟且简略，左右春坊旧制都用贤德的人担任，现在却用武职中稍有才能的人，其次只有几个讲读官而已。像赞善大夫等官，又只是作为阶官，并非实际有职事。神宗用《唐六典》改革官制，却有疏略的地方，像东宫官属的不完备就是这样。”

现在朝廷只需设置一位宰相，三位参政兼任六曹（如吏部兼任礼部，户部兼任工部，兵部兼任刑部），枢密院可以废除。这样事情就容易通达。又如宰相选择长官，长官却选择其僚属。现在铨选部门注拟小官繁杂剧务，又不能选择贤能，每道只让监司差除也好。每道仍然只用一位监司。人杰因此引用陆宣公的话说：“哪有担任台阁长官却不能选择一两个属吏，担任宰相却能选择千百个僚属的？”说：“这个说法极是。”当时像沈既济也有这个说法的意思。

曾经和刘枢说：“我任职时，且精选一位吏部尚书，让他能尽搜罗天下人才。各部官长可以自行辟除属官，却要经过中书吏部尚书考察。朝官没有空缺时，也不得推荐。等到依次有空缺，才让侍从以下各举荐一人。二人只举荐一两人，他们也不敢进用大段非才的人。现在常常推荐人，一切都淡薄了。又合并天下监司一路，只设一位漕司、一位宪司，茶盐将兼任。”

古代王畿只有千里，然而官属已各自让长官推择。现在天下之大，百官之众，都总归于吏部，下至宰执、干办、使臣、特其家私仆尔，也必须吏部差注。所以只是滚滚地胡乱差遣，何暇论其人的才能与否？现在朝廷举事，三省下达给六部，六部下达给监寺，监寺却上报给六部，六部又备文上报三省，三省又依所上报行下。只是祠祭差官，其人不过是在朝职事官，其姓名也难记吗？然而省中必下达给礼部，礼部行下太常，太方才拟定上报部，部上报省，省才从其所上报差官。不知何用如此迂曲？只是三省事亦然。尚书关文中书取防，中书送门下审覆，门下送尚施行。又如既有六部，即无用九卿。周朝只以六卿分职，汉朝只以九卿厘庶务，事各归一。本国建官重三叠四，多少劳扰，这必须大有为后痛更革之。若但宰相有志，也不能办，必得刚健大有为之君自要做时，才可以。书曰：“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作为民父母，必须是刚明智勇出人意表之君，方能立天下事。”又如今诸路兵将官，有总管、路钤、都监、监押、正、副将，都不曾管一事。厢军既无用，又养禁军禁军又分拣中、不拣中两等然亦无用，又别养大军。今大军也渐如厢禁军了。这是耗蠧，多少通其变，使民不。今变而不通，民皆倦了，所以鼓舞不动。国初缘藩镇强，所以收其兵权，置通判官。今已无昔日可防之患，却依旧守此法，可谓不知变也。

自从秦设置守尉监，汉有郡守刺史。现在监司专主按察，到汉末令刺史掌兵，遂侵郡守权，兼治民事，而刺史权独重。后来或置或否（汉有十二州百三郡，郡有太守州有刺史，历代添置州名愈多，而郡愈少又其后也遂去郡而为州，所以刺史兼治军民，而守废。至隋又设置郡守，后又废守置刺史，而刺史遂成为太守之职）其尝说不用许多监

译司，每路只设置一人，恢复刺史的职权，正式定名为按察使，让他检举揭发州县官吏的过失。在他之下设置几名判官来辅佐他，比如转运判官、刑狱判官、农田判官等。农田判官专门主管婚姻田产，转运判官专门主管财政赋税，刑狱判官专门主管盗贼案件，而刺史总领这一切，稍微加重各位判官的权力。判官的资历等级比照通判，而刺史的资历等级比照太守。判官有事情想要上奏禀报，就由刺史代为上奏。如果刺史不肯发出奏章，就允许判官直接向御史台、尚书省申报，以此来分割刺史的权力。因为如果刺史的权力过于专断，那也不方便。如果那个人昏庸污浊，那么祸害将遗留给一路百姓，百姓无处申诉。所以又需要稍微加重判官的权力。各位判官之下再设置几名属官，比如职幕官之类。这样，重大的权力归于太守治理州内事务，而刺史则检举揭发一路的过失，难道不是简便省事而没有烦扰和损耗弊端吗？

译朝廷只应当选拔监司和太守，其余的职官、幕僚、县令，允许他们各自征召自己所了解的人，这样才能责成天下官吏尽职。必须放开手脚去做，使制度宽缓而有回旋余地，这样才行。

兵制、官制、田制，即使考据得三代、西汉时期十分清楚，然而与当今的形势相比，名义和实际都不可行。比如官制，不如暂且依据当今的官职，裁撤冗员，保留应当保留的，这也自然很好。

我曾说宰相是舜、禹、伊尹、周公那样的人派遣下来的，这也必须像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这类人，才能处理得当天下事务。后世担任此职的人，责怪他们不能担当天下大事，是不对的。这是他人品如此，只是力量有所不足，怎么能勉强呢？

有客人对固始县尉说：“淮甸地区没有防备，情况严重。”先生说：“大臣考虑四方事务，如果位居宰相，必须周全地考虑四方，才行。如今的宰相考虑了一边，就完全忽略了另一边。就像人作为一家之长，一家上下，必须常常都记挂在心里，才行。”

官职无论大小，凡事只有一个“公”字。如果公正，做事就会精彩，即使是小官，人们也会望风畏服。如果不公正，即使是宰相做来做去，也只会落得个没有好结果。

国子司业这样的学官，尚且可以作为天下人才的聚集地，或许能防止有可以讲学成就的人。然而今天设立，明天就应当改作，使士人不以利益为心。如果君主没有尊德乐道的诚意，必定不能任用。

治理越是大地方，就越难担任监司；不如做郡守；做郡守不如做县令。大概这里有仁爱之心，便隔着这一层重要事务，他不去做，便无缘惠及百姓。

因为讨论郡县政治的弊端说：“百姓虽然众多，毕竟只有一个心，很容易感动。”

担任太守、县令，第一是民事为重，其次就是军政。如今的人都不理会。

增减户口，推割田产钱粮，这是治理县政的八字法则。诉状没有情理的，不必判决。

对李思永说：“衡阳的诉讼案件怎么样？”思永说：“没有根据的诉讼很多。”先生说：“跟他们探究道理，分别是非曲直，自然诉讼就少了。如果厌烦诉讼多，不给他们分别，事情反而更多。”

前辈说话值得效法，我曾见吴公路说：“他做县令不敢放旬假，放一天假就积压下一天的事，到最后自己去做，反而增添得繁杂，粗率不仔细，岂不害事？”

我与各位说：“最后去仕宦，不可不知道。必须有旁通历，逐日公事开列项目，逐一记下，就勾销它。未了的，必须处理教完，才不废事。”

先生因泛泛谈论交际之道说：“先人曾有杂录册子，记载李仲和的祖父【现居三衢】同包孝肃一起在一僧舍读书，每次出入必经过一富人家门，两位先生未曾去拜访他。一天，富人等他们过门，邀请他们坐下，两位先生托辞有其他事，不进去。另一天又邀请吃饭，情意很殷切。李想前往，包公正色对他说话说：‘他是富人，我们这些人日后或许守乡郡，现在胡乱与他交往，岂不成为日后的拖累？’最终没有前往。十年后，两位先生果然相继掌管乡郡。先生因此感叹前辈立己接人的严格，大概就是这样。当两位先生还是布衣时，志向已经如此，这就是古人所说的言行必考察其最终结果，顾虑其弊端。”有人说近来有做乡邑长官的，广泛结交部内的士民，像布衣之交，甚至狎昵沉溺，无所不至，后来遇事入手处理，颇有掣肘之处。先生说：“作为邑的长官，这些地方应当有限节，如果脱略绳墨，其末流的弊病，必定会到这一步。包李的事，可以作为效法的榜样。”

经过温陵，回以所闻岳侯回答高宗“天下未太平”之问说：“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命，天下应当太平。”在先生面前告知，只笑着说：“后来武官也爱钱【以上语类二十四条】**

一、各州教官，由经明行修登第的人充任，废除试法，如果不足，则令侍从、两省、台谏及各路监司杂举，每年没有定员，有空缺就降指挥令举。○一近制，新改任官职的人并令做县，其举状内只说犯入己赃，甘与同罪，即不说其他。如果本人改官之后，任亲民差遣时，如有疲懦、残酷、违法、害民，就与同罪，因此举者徇私妄举，多不择人，等到败露，又没有谴责。现在请求在举状中添入这项，如有违戾，必罚无赦。○一改官的人虽有引见之法，然而未曾亲奉玉音，询考治行，因此人得妄举，而昏缪不材的人或许与其间。请求今后引见之日，每十人中特宣两人升殿询其前任职事及民间利害，如有庸缪立即退黜，仍将举主降官放罢【有职务名号的即令落职】，那么举者知道畏惧，而庸妄之徒不敢侥幸求进。○一改官的人，假使所举都当然，其才也有大小之不同，而如今的县道也有难易之别。现在铨部的法规未曾为官择人，而使人自择官，因此才高的人审慎于择地，多注优闲易办的县，才短的人昧于所向，多注繁剧难办的县，使人与官两失其所，因此县多不治。

译然而人却有被埋没的才能。请求将天下的各县按难易程度分类，再按规模大小排序，委任尚书将适合担任知县的人仔细考察，分为四等：能胜任繁难大县的为上等，能胜任繁难小县的为次等，能胜任优闲大县的再次之，能胜任小县的为下等。那些已担任繁难县知县的，下一任就安排担任通判；那些担任优闲县知县的，下一任必须再担任一次知县，不得另行安排其他职务，愿意担任县丞的听任其选择，但也以三年为一任。

译做官廉洁谨慎，是我们这类人的本分，不必多言。然而在细微之处，也须照管，不可因循怠惰而忽略。吕氏《童防训》下卷中的几条，关于防范闲杂的道理，甚至都值得佩服。自我约束既不马虎，又能以礼侍奉君主，以诚待人接物，以宽厚治理百姓，以法度驾驭官吏。而在处理文书簿籍、按期汇报等事务时，也没有不竭尽敬意的，那么大概就能很少犯错误了。【答范伯宗】

为政以宽厚为根本，是说其大体规模、意向应当如此罢了。古人观察事理精密，持身严整肃穆，没有偷闲懒惰、嬉戏游乐的时候，所以他们的政令不必故作威严就自然严肃。但其心意是以爱护百姓为根本罢了。等到将其施行于政事，就必须有纲纪法度、关防禁约，界限分明而不可侵犯，这样我所说的宽厚才能随事惠及于人，而没有颓废废弛、政事不举的地方。人们对我所施行的政令，也能通达明白，切实受到恩赐，而没有隔阂欺蔽的祸患。圣人说为政以宽厚为根本，如今反而想要严厉。这就像古乐以和谐为主，而周敦颐反而想要清淡。因为现在所谓的宽厚，其实是放纵松弛；所谓的和谐，其实是淫靡嘈杂。并非古时所谓的宽厚与和谐，所以必须用严厉与清淡来矫正，才能得其平衡。如果不这样，那么即使有爱护百姓的心，但政事没有条理，缓急先后、可否取舍的权力，都不在自己手中，于是奸恶豪强得志，而善良百姓反而得不到恩泽。这件事的利害关系，就在眼前，不必引用书传考证古今才知道。但为政必须有规矩，使奸民猾吏不能行其私欲，然后刑罚可以节省，赋税可以减轻。所谓以宽厚为根本，体现仁爱、养育百姓，哪有比这更大的呢？【答廖子晦○以上文集三条】

用人

问：天地生出一世人，自足以供一世人使用，只是担心人不能尽用天地之才，这是不能大治的原因。如果以当今世道论之，那么可数的人才也可见了，果真足以达到大治吗？答：不是这样。人只是这个人，如果有圣贤出来，只凭他的气焰自然就能薰蒸陶冶无限人才，这个自然争得八九分少，闲散无状者，恶者自然消铄，不敢放肆，各自寻求奋励所长，而化为好人了。而今朝廷意向略微转变，那么天下之人便都变动，何况有大圣贤者出现，什么样的气魄，那个尽薰蒸了小人，自然是不敢放出无状，以其自私自利办事的心，而为上位者所用，都是有用了之人了。

今日人才败坏，都由于诋毁排斥道学。治道必定本于正心修身，确实见得如此，然后从这里做出。如今士大夫只说“据我逐时那样做也做得事业”，说道学、说正心修身，都是闲说话，我自不消得用此。如果是一人义手并脚，便说是矫激，便说是邀名，便说是做崖岸，须是如市井底人拖泥带水，方始是通儒实才。

今日人材，须是得个有见识，又有度量的人，便容受得今日人材。将来截长补短使用。【以上语类三条】

君主以议论宰相为职责，宰相以匡正君主为职责，二者各得其职，然后体统端正而朝廷尊严。天下政令必定出于一途，而没有多门之弊。如果当论相者，求其适合自己而不求其匡正自己，取其可爱而不取其可畏，那么君主就失其职了。当正君者，不以进献可取、替代不可取为事，而以迎合顺从君主心意为能；不以经世宰物为心，而以保全自身、巩固宠幸为术，那么宰相就失其职了。二者都失其职，所以体统不正，纲纪不立，而左右亲近宠幸之人都得以窃取玩弄威权，卖官鬻狱，使政令体制日渐混乱，国家形势日渐衰败。即使有非常之祸潜伏于细微之中，而上层安逸下层嬉戏，也不知道以此为虑，这能不考察其所以然的原因，而反过来去掉所已用的人，而审慎地将要用的人吗？选拔那些能匡正自己而可畏的人，那么必定有自重之士，而我所以任用他不得不重任他。既重任，那么他得以尽献可取、替代不可取的志向，而实行其经世宰物的心，而又公开选拔天下正直、诚信、敢言之士，使他们担任台谏给舍，以参预议论，使我腹心耳目的寄托常在于贤士大夫，而不在于群小。升降赏罚的权柄，常在于朝廷，而不出于私门。这样而君主威仪不立，国家形势不强，纲纪不举，刑政不清，民力不充裕，军政不修明，我不相信。【已酉拟上封事】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中，不染而黑。”所以贾谊说：“与正直的人相处，不能不正直，就像生长在齐地，不能说齐语一样；与不正直的人相处，不能不正直，就像生长在楚地，不能说楚语一样。”所以古时圣贤想要修身以治人，必定远离便嬖而亲近忠直。因为君子小人，如冰炭之不相容，薰莸之不相入。小人进，则君子必退；君子亲近，则小人必疏远。没有可以兼收并蓄而不相害的。能审察此以定取舍，那么其见闻之益、薰陶之助，所以谨慎邪僻之防、安义理之习者，自然不能停止；而其举措刑赏所以

译施用于外的人，必定没有偏颇邪曲的过失。一旦有考虑不周之处，那么不仅会胡乱行事、请托求情、窃取玩弄威权，从而危害我们的政事；而且他们引导谄媚、熏染腐蚀，使人不知不觉地与他们同流合污，那么他们危害我们本心的端正与正性的危害，更是说不尽的。然而这类人种类不同，有的原本出身低贱、不懂礼义却稍微通晓文字，有的穿着儒生衣冠、侥幸获得科举功名却实际上毫无品行检点。这些都是国家的大贼，君主的大害。如果不是内心端正、修身养性，能够明察他们的真实情状，像厌恶臭恶之物那样厌恶他们，那么又怎么能远离他们，从而招来忠直之士、期望德业的成功呢【己酉年拟上奏疏】

译前辈曾论及嘉祐、元丰年间兼收并用不同倾向的人，因此当时朋党的祸患没有波及朝廷，世人多认为这是名言。我曾说这不过是不得已的论调，认为与其偏用小人而完全抛弃君子，不如这样尚且好一些。并不是认为君子不可以专任，小人不可以尽去，而是认为这种做法真可以作为万世的法则。假使当时全部任用韩琦、富弼等人，而一并罢黜王安石、蔡确等人，那么他们最终成就庆历新政的宏伟规划，彻底革除熙宁新法的弊政，难道不是尽善尽美吗？后来的人只看到他们的言论而不懂得他们的本心，只知道退守他们不得已的论调，却不知道进取追求尽善尽美的方法，因此国家政论日益卑下，而天下局势最终至于衰败不振。至于元祐年间，其过失在于只知道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不是君子，却不知道与自己意见相同的人未必不是小人，因此祸患产生于内部，最终助长了敌对势力的气势，这也不仅仅是章惇、蔡卞能够给自己招致祸患的原因。那么元祐年间的过失，在于辨别不够精当，而丞相认为太过分了，我私下对此有所不解。

古代的君子有志于天下的人，没有不以致天下贤才为急务的，而他们急于求贤的原因，并不是想要让他们修饰言语、称颂功德以作为一时的观听之美，而是想要扩大他们见闻所不及、思虑所不到的地方，并且考虑到自己在处世接物之间，或许有不尽善之处，而将让他们有所纠正。因此他们求贤不得不广博，礼遇不得不优厚，对待不得不真诚，一定要使天下的贤才无论认识与否，都乐于自己来到我面前，来辅佐我的过失，然后我的德行功业才能无愧于隐微之处，而逐渐达到光大。然而那些贤才，他们的明智足以洞察事理的细微，他们的操守足以遵循圣贤的道路，那么他们自处必然高尚，而不能同流合污以求取声誉；自待必然厚重，而不能陈词修饰以自我推荐；自信必然坚定，而不能趋走唯诺以苟且容身。因此王公大人，虽然有好贤乐善的诚意，却未必能听到他们的姓名、认识他们的面目、了解他们心志的底蕴，更何况起初没有这种心意，而所选取的仅仅在于文字言语之间呢？大概喜好士人而从文字言语之间选取，那么道学德行之士，我就无法听到了；寻求士人而从投书献启之类选取，那么自重有耻之士，我就无法见到了；对待士人而混杂在狂妄庸碌、巧言令色之伍，那么志节慷慨之士，宁愿长揖而去罢了。更何况所谓对偶骈俪、谄媚无实，以求取悦世俗的文章？又是文字的末流，不仅有志于高远的人鄙弃而不为，即使是文士中有见识的人，也没有肯深留意于其间的。而近来私下听闻在下风，似乎听说明公专门想要以此评定天下的士人，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江西旧时多文士，而近年以来，品行志节有闻于世的，也彬彬有礼。希望明公留意选取刚明正直的人来辅佐自己，而又表彰敦厚廉洁退让的人来激励风俗，不要先重文艺而后重器识，那么陈太傅就不能独占前人的美誉，而天下的士人也差不多不会失望于明公了。

古代的大臣，以其一身承担天下的重任，并不是以其一耳目的聪明、一手足的勤力为能够周遍天下之事。他所赖以共同端正君心、共同防备国论的，必然有待于众多贤才的帮助。因此君子将要以其身承担此责的人，必然咨询访问，在无事之时选取，而在有事之日参伍较量使用。大概当责任必然加于自己而尚未到来时，没有早晚仓促的需要，那么观察得以长久；没有利害纷扰的迷惑，那么考察得以精当。诚心素来显著，那么所得之多；岁月长久，那么积蓄之富。自重的人无所顾忌而敢于进言，那么没有幽隐的不尽；想要进言的人无所不为而来，那么没有巧伪的乱真。长久且精当，所以有以知道他们的短长之实而不差错；多且富，所以有以使他们更迭使用而不竭尽。幽隐毕达，那么正直之言日闻，而我的德行修明；取舍不偏，那么声望日隆，而士心归附。这是古代的君子之所以能在当时成就尊主庇民的功业，而其遗风余韵还有称颂思念于后世的原因。现在的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对于天下的士人，固然漠然不以为意了。他们求取的人，又或许得到近处的而不知道遗落远处的，满足于少数的而不知道遗漏多数的，求取完备而不知道失于详审。他们平居闲暇时日所以自任的虽然重，而所以对待天下的士人的不过如此。因此勤劳恻怛虽然尽于鳏寡孤独之情，而未及于本根长久的计议；恩威功誉虽然播于儿童走卒之口，而未喻于贤士大夫之心。这大概是未及于有为，而天下的士人先以訑訑的声音颜色对待他了。至于临事仓促，而所蓄之材不足以待用，才开始想要泛然求取自己所未知的贤才而使用，不也很难吗？有人说：那么未当其任而想要先得天下的贤才，应该怎么办？回答说：权力所及就考察、举荐；礼际所及就亲近、优厚；都不及就称颂、赞誉；又不及就向往、仰慕。

译因为（人才）还不够，又在同类中去寻求，不因为小的恶行掩盖大的善德，不因为众多的短处抛弃一个长处，大概就是这样罢了。我又听李文公说过这样的话：“有人告诉（君主）说：某地有女子，是国色。天下的人一定会竭尽全力去寻求她，没有什么吝惜的。有人告诉（君主）说：某地有国士，天下的人却不能争先恐后地去拜访他。这难道不是喜好德行不如喜好美色吗？唉！想要承担天下重任的人，如果确实反过来这样去寻求人才，那么也不用担心贤士不来了。”

译人才衰微稀少、风俗败坏颓废的时候，士人只要有一点善行，就应当扶持接纳、引导诱导，以成就他的才业，这也是我们这类人将来切身的利害所在。因为士人如果不平时培养，临到事情仓促，才去寻求，这不是为国家做长远考虑，而在委任之间能不失误吗？【答郑自明】

朝廷设立官职寻求贤才，所以在上位的人不应当因为请托而推荐人。士人应当有礼义廉耻，所以在下位的人不应当自我炫耀卖弄而谋求推荐。我平生坚守这种愚见，所以做小官时不敢谋求推荐；后来侥幸担任举荐之职，也不敢为了顺应人情而随意举荐或削去人名。官吏也不敢挟带书信谋求推荐。我在闲居时，并非没有亲戚故旧，在任上也未曾敢替别人写信谋求推荐。只有那些年老资深、仕途滞涩，确实有才能德行的人，大家认为应当尽力举荐的，我才敢以公论告知【答卓周佐○以上文集七条】

御纂朱子全书卷六十三

<子部,儒家类,御纂朱子全书>

钦定四库全书

御纂朱子全书卷六十四

治道二

财赋

现在想要实行古代的制度，想要效法夏商周三代，相差实在太远了。现在说为百姓减免赋税，什么时候能减免到他们原本的承受限度呢？比如转运使每年征收十万贯，如果大幅度减轻，减到五万贯，可以说是大恩。然而那未减免的五万贯，还是名目之外的额外钱，必须从百姓的正税中，凡是所有增加的名目，全部除尽，百姓才能彻底解脱。这里才可以商议实行古制。如今百姓生活日益困苦，头上的负担只管越来越重，更无法承受。作为君主和臣子，又不把它当作急务，又不了解实情，怎么能好呢？这必须是上位的人彻底扫除虚妄的耗费，卧薪尝胆，集合天下的智力和财力，日夜谋划寻求，一举更新，才行得通。我在行在（临时都城）不久，如果在那里稍久一些，必定更能看到事态可畏的地方。不知那些名园丽圃的费用有多少，日费用有多少？下面的百姓搜刮聚敛以供给上层的索取。又有既不属于天子，也不属于百姓，只是在中间白白消耗掉的，有多少呢？

现在上下都匮乏，势必先要整顿田界。赋税收入既然公正，总括起来看清数目，根据收入来安排支出，罢去多余的耗费，而全部除去名目之外的赋税，这样才能把百姓从水深火热中救出来。如果不把百姓当作自家的百姓，就不会体恤。

荀悦说：“田制必须在大乱之后，才可以确定。”

杨通老来相见，谈论缴纳米粮的事。先生说：“今天有一件事最不好，州县多向百姓索取，监司知道，应当禁止。却还要分取一部分，这是什么道理？”又谈论广西盐务说：“那法令也不严密，比如规定六斤不得超过一百文钱。不知道在离海远的地方搬运担子所费沉重，这是许行的做法。但应当任由它流通，随其所向，那么价格自然公平。天下的事情之所以可以权衡，正是说轻重不同。现在一定其价格，怎么能不混乱呢？”

问：“差役、雇役，哪个方便？”回答说：“各有得失。现在所谓雇役方便的，就是说它不骚扰纳税的人，然而聚集那些浮浪无根底的人在那里，又常常害事。所谓差役方便的，就是说纳税的人自己顾惜，爱惜自己，然而做差役的人，多有破家荡产的祸患。大概因为既然教他做衙前，稍微空闲的库厨，都教他管理，便自备这些物品，以供应官员，大有不便。祖宗时候，却有坊场河渡来弥补，称为优重。”

李文问：“保正可以罢免吗？”回答说：“这个怎么罢得？只要处理得不骚扰百姓就可以了。”问：“这是从王荆公开始的吗？”回答说：“保正自古就有，只是所管的人户数有限。现在只论都，那么人数不等，然而也不关人数多少的事。如果没有骚扰，即使所管千百家，也不为劳苦；如果重重困迫，即使二十家，也受不了【以上语类六条】

汉文帝十三年六月免除田租。荀氏评论说：古代十分取一的赋税，认为是天下的中正。现在汉朝百姓有的百分取一，可以说很少了。然而豪强富人占田超过限度，缴纳他们赋税的大半，官府收取百分之一的税，百姓承受大半的赋税。官家的恩惠优于三代，豪强的暴虐酷于亡秦，这是上恩不通，威福分于豪强。现在不纠正根本而致力于免除租税，正好足以资助富强。土地是天下的大本。《春秋》的道义，诸侯不得专擅封地，大夫不得专擅土地。现在豪民占田有的达到数百千顷，富有超过王侯，这是自己专擅封地；买卖由自己决定，是自己专擅土地。孝武时候董仲舒曾经说，应当限制百姓占田。到哀帝时候，才限制百姓占田不得超过三十顷，虽然有这个制度，最终没有施行。然而三十顷也有不平了。况且井田的制度，适宜在民众众多的时候，地广人稀，不这样做也可以。然而想在人少时废除，在人多时建立，土地既然富集，列在豪强手中，最终图谋夺取，并起怨心，就产生纷乱，制度难以实行。由此看来，如果高帝初定天下，以及光武中兴之后，百姓稀少，建立就容易了。即使没有完全具备井田的法度，适宜以人口数量占田来立科，限制百姓可以耕种，不得买卖，以赡养贫弱，以防备兼并，并且为制度张本，不也很适宜吗？虽然古今制度不同，损益随时，然而纲纪大略，其宗旨是一致的。《本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