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纂朱子全书卷三十六
崩、薨、卒、葬，亦无意义。」
春秋有书天王者，有书王者，此皆难晓。或以为王不称天，贬之。某谓若书天王，其罪自见。宰咺以为冢宰，亦未敢信。其他如莒去疾、莒展舆、齐阳生，恐只据旧史文。若谓添一个字、减一个字便是褒贬，某不敢信。威公不书秋冬，史阙文也。或谓贬天王之失刑，不成议论，可谓乱道。夫子平时称颜子不迁怒、不贰过，至作《春秋》却因恶鲁威而及天子，可谓桑树着刀、谷树汁出者，鲁威之弑天王之不能讨，罪恶自着，何待于去秋冬而后见乎？又如贬滕称子，而滕遂至于终《春秋》称子，岂有此理？今朝廷立法，降官者犹经赦叙复，岂有因滕子之朝威，遂并其子孙而降爵乎？
译“崩、薨、卒、葬”这些用词，也没有特别的含义。”《春秋》中有记载“天王”的，有记载“王”的，这些都难以理解。有人认为是因为周王不称“天”，所以予以贬低。我认为如果记载为“天王”，其罪过自然显现。将宰咺解释为冢宰，也不敢确信。其他如莒去疾、莒展舆、齐姜阳生等人，恐怕只是依据旧史的原文。如果说增加一个字、减少一个字就是褒贬，我不敢相信。《春秋》不记载鲁僖公时期的秋冬，是史官遗漏了文字。有人说是为了贬斥天王失刑，这种说法不成体统，可以说是胡言乱语。孔子平时称赞颜回不迁怒、不贰过，到了作《春秋》时，却因为厌恶鲁僖公而牵连到天子，这可以说是像桑树被刀砍、谷树流出汁液那样牵强附会。鲁僖公弑君而天王不能讨伐，罪恶自然显著，何必等到删去“秋冬”二字后才显现呢？又如贬低滕国称“子”，而滕国于是直到《春秋》结束都称“子”，哪有这种道理？如今朝廷立法，被降职的官员尚且经过赦免后恢复原职，哪有因为滕子朝见鲁僖公，就连带他的子孙一起降爵位的呢？
春秋所书，如某人为某事，本据鲁史旧文，笔削而成。今人防《春秋》必要谓某字讥某人，如此则是孔子专任▯意，妄为褒贬。孔子但据直书，而善恶自着。今若必要如此推説，湏是得鲁史旧文参校笔削异同，然后为可见，而亦岂复可得也。
或论及春秋之凡例，先生曰：“春秋之有例，固矣，奈何非夫子之为也？”昔尝有人言及命格，予曰：“命格谁之所为乎？”曰：“善谈五行者为之也。”予曰：“然则何贵设？若自天而降，具言其为羙为恶，则诚可信矣。今特出于人为，乌可信也？”知此则知春秋之例矣。又曰：“季子来归，以为季子之在鲁，不过有立僖之私恩耳，初何有大功于鲁？又况通于成风与庆父之徒，何异？然则其归也，何足喜？盖以启季氏之事而书之乎？”
或人论《春秋》，以为多有变例，所以前后所书之法多有不同。曰：“此乌可信？圣人作《春秋》，正欲褒善贬恶，示万世不易之法。今乃忽用此説以诛人，未几又用此説以赏人，使天下后世皆求之而莫识其意。是乃后世弄法舞文之吏之所为也。曾谓大中至正之道而如此乎？”
林问先生论《春秋》一经，本是明道正谊，权衡万世典刑之书。如朝聘、防盟、侵伐等事，皆是因人心之敬肆为之详略，或书字，或书名，皆就其事而为。之义理最是斟酌毫忽不差。后之学《春秋》多是较量齐鲁短长，自此以后，如宋襄、晋悼等事，皆是论伯事业，不知当时为王道作耶？为伯者作耶？若是为伯者作，则此书岂足为义理之书？曰：大率本为王道，正其纪纲。防已前《春秋》文字虽觕，尚知有圣人明道正谊道理，尚可防。近来止説得伯业权谲底意思，更开眼不得。此义不可不知。
问《春秋》一经，夫子亲笔，先生不可使此一经不明于天下后世。曰：“某实防不得问，以先生之髙明，防如何难？”曰：“劈头一个‘王正月’，便説不去。”刘曰：“六经无建子月，唯是《礼记·杂记》中有个‘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先王’，其他不见説建子月。”曰：“惟是孟子出来作閙，‘七八月之间，旱则苖槁矣’，便是而今五六月，此句又可鹘突。‘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是而今九月十月。”
今之作《春秋》义，都是一般巧説，专是计较利害，将圣人之经作一个权谋机变之书。如此，不成圣经，却成一个百将传。因説前辈作《春秋》义，言辞虽粗率，却説得圣人大意出。年来一味巧曲，但将「孟子，何以利吾国」句説尽一部《春秋》。这文字不是今时方恁地，自秦师垣主和议一时去趋媚他，《春秋》义才出会夷狄处。此最是《春秋》诛絶底事，人却都作好説防来。此书自将来作文字不得，才説出便有忌讳。常劝人不必作此经，他经皆可作，何必去作《春秋》？这处也是世变。如二程未出时，便有胡安定、孙泰山、石徂徕他们説经，虽是甚有疏略处，观其推明治道，直是凛凛然可畏。《春秋》本是严底文字，圣人此书之作，遏人欲于横流，遂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寓其褒贬，恰如大辟罪人事在款司，极是严紧，一字不敢胡乱下。使圣人作经有今人巧曲意思，圣人亦不解作得。
程子所谓「春秋大义数十炳如日星者」，如「成宋乱宋灾故」之类，乃是圣人直着诛贬，自是分明。如胡氏谓「书晋侯为以常情待晋襄，书秦人为以王事责秦穆」处，却恐未必如此。须是巳之心果与圣人之心神交心契，始可断他所书之防，不然则未易言也。程子所谓「微辞隠义，时措从宜者」为难知耳。
或问伊川《春秋》序后条曰：「四代之礼乐，此是经世之大法也。《春秋》之书，亦经世之大法也。然四代之礼乐，是以善者为法；《春秋》是以不善者为戒。」又问：「孔子有取乎五霸，岂非时措从宜？」曰：「是。」又曰：「观其予五霸，其中便有一个夺底意思。」
国秀问三传优劣曰：「左氏曾见国史，攷事颇精，只是不知大义，专去小处理防，往往不曾讲学。公谷考事
译《春秋》所记载的，如某人做了某事，原本是根据鲁国史书的旧文，经过笔削加工而成。现在的人防备《春秋》，必定要说某个字是讥讽某人，这样就是认为孔子专门凭主观臆断，妄加褒贬。孔子只是依据事实直书，而善恶自然显现。现在如果一定要这样推论解说，必须得到鲁国史书的旧文来参校笔削的异同，然后才能看清，但这也哪里还能得到呢。
有人谈论到《春秋》的凡例，先生说：“《春秋》有凡例，固然如此，但怎么不是孔子所做的呢？”从前曾有人谈论到命格，我说：“命格是谁做的呢？”回答说：“是善于谈论五行的人做的。”我说：“既然这样，那为什么值得设立呢？如果是从天而降，详细说出它是善是恶，那确实可信。现在只是出于人为，怎么可以相信呢？”知道这一点，就知道《春秋》的凡例了。又说：“季子来归，认为季子在鲁国，不过有拥立僖公的私恩罢了，起初有什么大功劳于鲁国？何况他与成风、庆父之流相通，有什么不同？那么他的归来，有什么值得欣喜的？大概是因为开启了季氏专权的事而记载的吧？”
有人谈论《春秋》，认为多有变例，所以前后所记载的方法多有不同。先生说：“这怎么可以相信？圣人作《春秋》，正是要褒扬善行、贬斥恶行，展示万世不变的法度。现在却忽然用这种说法来诛责人，不久又用这种说法来奖赏人，使天下后世都寻求却不知其意。这是后世玩弄法律、舞文弄墨的官吏所做的事。难道大中至正的道理是这样的吗？”
林问先生论《春秋》这一经，本来是阐明大道、端正义理，权衡万世典刑的书。如朝聘、会盟、侵伐等事，都是根据人心的恭敬或放肆来决定详略，或书字，或书名，都是就其事而为之。义理最是斟酌毫厘不差。后来学习《春秋》的人多是较量齐鲁的短长，从此以后，如宋襄公、晋悼公等事，都是谈论霸业，不知道当时是为王道而作呢？还是为霸者而作呢？如果是为霸者而作，那么这本书岂足以成为义理之书？先生说：大抵本来是为王道，端正其纪纲。以前《春秋》文字虽然粗略，尚知有圣人明道正谊的道理，尚可防备。近来只说得霸业权谋的意思，更睁不开眼了。这个义理不可不知。
问《春秋》这一经，夫子亲笔，先生不可使这一经不明于天下后世。先生说：“我实在防备不了问，以先生的高明，怎么难？”先生说：“劈头一个‘王正月’，就说不过去。”刘说：“六经中没有建子月，只有《礼记·杂记》中有一个‘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所于先王’，其他不见说建子月。”先生说：“只有孟子出来作乱，‘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就是现在的五六月，此句又可含糊。‘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 ’，是现在的九月十月。”
现在作《春秋》义，都是一般巧说，专是计较利害，将圣人的经当作一个权谋机变的书。这样，不成圣经，却成一个百将传。因此说前辈作《春秋》义，言辞虽然粗率，却说得圣人大意出来。年来一味巧曲，但将‘孟子，何以利吾国’一句说尽一部《春秋》。这文字不是现在才这样，自从秦师垣主和议一时去趋媚他，《春秋义》才出会夷狄处。这最是《春秋》诛绝底事，人却都作好说来。此书自将来作文字不得，才说出便有忌讳。常劝人不必作此经，其他经皆可作，何必去作《春秋》？这里也是世变。如二程未出时，就有胡安定、孙泰山、石徂徕他们说经，虽然甚有疏略处，观其推明治道，真是凛凛然可畏。《春秋》本是严密的文字，圣人此书之作，遏人欲于横流，于是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寓其褒贬，恰如死刑罪人事在款司，极是严紧，一字不敢胡写下。使圣人作经有今人巧曲意思，圣人也解不得作。
程子所谓“春秋大义数十炳如日星者”，如“成宋乱宋灾故”之类，乃是圣人直接诛贬，自是分明。如胡氏谓“书晋侯为以常情待晋襄，书秦人以为王事责秦穆”处，却恐未必如此。须是自己之心果与圣人之心神交心契，始可断定他所书之意，不然则未易言也。程子所谓“微辞隐义，时措从宜者”为难知耳。
有人问伊川《春秋》序后条说：“四代之礼乐，此是经世之大法也。《春 秋》之书，亦经世之大法也。然四代 之礼乐，是以善者为法；《春秋》是 以不善者为戒。”又问：“孔子有取乎五霸，岂非时措从 宜？”说：“是。”又说：“观其予五霸，其中便有一个夺的意思。”
国秀问三传优劣说：“左氏曾见国史，考事颇精，只是不知大义，专去小处理会，往往不曾讲学。公谷考事”
李丈问《左传》如何？曰：《左传》一部载许多事，未知是与不是，但道理亦是如此，今且把来参考。问《公谷如何？曰：防他説亦是有那道理，但恐圣人当初无此等意。如孙明复、赵啖、陆淳、胡文定皆説得好道理，皆是如此。但后世因《春秋》去考时，当如此区处。若论圣人当初作《春秋》时，其意不解有许多説话。择之説，文定説得理太多，尽堆在里面。曰：不是如此底，亦压従这理上来。
孔子作《春秋》，当时亦湏与门人讲説，所以《公谷左氏》得一个源流，只是渐渐讹舛。当初若是全无传授，如何凿空撰得？
问《公谷传》大槩皆同曰：「所以林黄中説，只是一人，只是防他文字疑，若非一手者？或曰：疑当时皆有所传授，其后门人弟子始笔之于书耳。曰：想得皆是齐鲁间儒，其所着之书，恐有所传授，但皆杂以己意，所以多差舛。其有合道理者，疑是圣人之旧。」
问《春秋》胡文防之説如何？曰：寻常亦不满于胡説。且如觧经不使道理明白，却就其中多使故事，大与作时文荅筞相似。
问胡氏传《春秋》盟誓处，以为《春秋》皆恶之，杨龟山亦尝议之矣。自今观之，岂不可因其言盟之能守与否而褒贬之乎？今民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诅盟之时，而遽责以未施信，而民信之事，恐非化俗以渐之意。曰不然，盟诅毕竟非君子之所为，故曰：“君子屡盟，乱是用长。”将欲变之，非去盟崇信，俗不可得而善也。故伊川有言：“凡委靡随俗者，不能随时；惟刚毅特立，乃所以随时。”斯言可见矣。
昔楚相作燕相书，其烛暗而不明。楚相曰：举烛。书者不察，遂书举烛字于书中。燕相得之曰：举烛者，欲我之明于举贤也。于是举贤，退不肖，而燕国大治。故曰：不是郢书，乃成燕説。今之説《春秋》者，正此类也【以上语类十八条】
春秋例目，拜贶甚厚。其间议论，小国自贬其爵以从杀礼，最为得其情者。顷年每疑胡氏“滕子朝桓”之説，非《春秋》恶恶短之义，今已释然。盖后来郑大夫亦有“郑伯男也，而使従诸侯之赋”之説，则当时诸侯之愿自贬者固多，但霸主必以此礼责之，故有不得而自遂耳。然其他尚有欲请教者，便遽未暇。大抵此经简奥，立説虽易，而贯通为难，以故平日不敢措意。其间假以数年，未知其可学否耳【荅程可乆】
所示春秋大防甚善，此经固当以类例相通，然亦先须随事观理，反复涵泳，令胸次开濶，义理贯通，方有意味。若便一向如此排防説杀，正使在彼分上断得十分的当，却于自巳分上都不见得个従容活络受用，则亦何益于事耶？大抵不论防书与日用工夫，皆要放开心胸，令其平易广阔，方可徐徐旋防道理，浸灌培养。切忌合下便立己意，把捉得太紧了，即气象急廹，田地陿隘，无处着工夫也。此非独是读书法，亦是仁卿分上变化气质底道理也。然防春秋外，更诵论孟及防近思録等书，以助其趣，乃佳。若只如此，实恐枯燥难见功耳【荅黄仁卿】
春秋之説，向日亦尝有意，而病于经文之太畧，诸説之太烦，且其前后抵牾非一，是以不敢妄为必通之计，而姑少缓之。然今老矣，竟亦未敢再读也。来谕以为他处皆可执其一説以为据，独即位之説为难通。愚恐其所执之説未必圣人之真意，而非独即位之説为无防也。若只欲为塲屋计，则姑取其近似而不害理者用之；若欲真实为学，则不若即他书之易知者而求之，庶明白而不差也【荅龚惟微】
所谕春秋难读，固然。大抵今所可见者，但程先生所谓大义数十，炳如日星然。亦时有所谓隐之于心而未能惬当者，况其精微之意乎？此须异时别商量也【荅李守约】
某之先君子好左氏书，每夕读之，必尽一卷乃就寝，故某自幼未受学时，已耳熟焉。及长，稍从诸先生长者问春秋义例，时亦窥其一二大者，而终不能有以自信于其心，以故未尝敢辄措一词于其间，而独于其君臣父子大伦大法之际为有感也。近刻易、诗、书于郡帑，易用吕氏本，古经传十二篇，而
译李丈问《左传》怎么样？回答说：《左传》一部记载了许多事情，不知道是对是错，但其中的道理也是这样，现在暂且拿来参考。问《公羊传》《谷梁传》怎么样？回答说：防备它们所说的也有那道理，但恐怕圣人当初没有这些意思。像孙明复、赵啖、陆淳、胡安国都说得好道理，都是这样。但后世因为《春秋》去考证时，应当如此处理。如果论圣人当初作《春秋》时，他的意思不会有许多说法。择之说，胡安国说得理太多，都堆在里面。回答说：不是这样的，也压制从那理上来。
孔子作《春秋》，当时也必须与门人讲解，所以《公羊传》《谷梁传》《左传》得到一个源流，只是渐渐错乱。当初如果完全没有传授，怎么能凭空编造呢？
问《公羊传》《谷梁传》大概都相同，回答说：“所以林黄中说，只是一个人，只是防备他们的文字可疑，如果不是同一人所写？有人说：怀疑当时都有所传授，其后门人弟子才开始写在书上。回答说：想都是齐鲁间的儒者，他们所写的书，恐怕有所传授，但都夹杂自己的意思，所以多错乱。其中有符合道理的，怀疑是圣人的旧说。”
问《春秋》胡安国的说法怎么样？回答说：平常也不满意胡安国的说法。且如解释经义不使道理明白，却在其中多用故事，大与作时文答策相似。
问胡氏传《春秋》盟誓处，认为《春秋》都厌恶它，杨龟山也曾议论过。从现在看来，难道不可以因为他的话盟能守与否而褒贬吗？现在百姓混乱，不中于信，以覆诅盟之时，而立即责备以未施信，而民信之事，恐怕不是化俗以渐的意思。回答说：不然，盟诅毕竟不是君子所为，所以说：“君子屡次盟誓，乱是用长。”将要改变它，非去盟崇信，俗不可得而善。所以伊川有言：“凡委靡随俗者，不能随俗；惟刚毅特立，乃所以随俗。”这话可见了。
昔楚相作燕相书，其烛暗而不明，楚相说：举烛。书者不察，遂书“举烛”字于书中。燕相得之说：举烛者，欲我之明于举贤。于是举贤，退不肖，而燕国大。所以说：不是郢书，乃成燕说。今之说《春秋》者，正此类也。
春秋例目，拜赐甚厚。其间议论，小国自贬其爵以从轻礼，最为得其情者。近年每疑胡氏“滕子朝桓”之说，非《春秋》恶恶短之义，现在已释然。盖后来郑大夫也有“郑伯男也，而使从诸侯之赋”之说，则当时诸侯之愿自贬者固多，只是霸主必以此礼责之，故有不得而自便耳。然其他尚有欲请教者，便急未暇。大抵此经简奥，立说虽易，而贯通为难，以故平日不敢置意。其间假以数年，未知其可学否。
所示春秋大纲甚善，此经固当以类例相通，但也先须随事观理，反复涵泳，让胸次开阔，义理贯通，方有意味。如果便一向如此排比说杀，正使在彼分上断得十分恰当，却于自己分上都不见得个从容活络受用，则亦何益于事呢？大抵不论读书与日用工夫，皆要放开心胸，让其平易广阔，方可徐徐旋究道理，浸灌培养。切忌合下便立己见，把捉得太紧了，即气象急迫，田地狭隘，无处着工夫也。此非独是读书法，也是仁卿分上变化气质的道理。然读春秋外，更诵《论语》《孟子》及《近思录》等书，以助其趣，乃佳。如果只如此，实恐枯燥难见功。
春秋之说，往日也曾有意，而病于经文太略，诸说太烦，且其前后抵牾非一，所以不敢妄为必通之计，而姑且少缓之。然今老矣，竟也未敢再读。来谕以为他处皆可执一说以为据，独即位之说为难通。愚恐其所执之说未必圣人之真意，而非独即位之说为无据。如果只欲为场屋计，则姑取其近似而不害理者用；如果欲真实为学，则不若即他书易知者而求之，庶明白而不差。
所谕春秋难读，固然。大抵今所见者，但程先生所谓大义数十，炳如日。亦时有所谓隐之于心而未能惬当，况其精微之意乎？此须异日别商量。
某之先君子好《左氏传》，每夕读之，必尽一卷乃就寝，所以某自幼未受学时，已耳熟。及长，稍从诸先生长者问春秋义，时亦窥其一二大者，而终不能自信于其心，以故未尝敢辄措词于其间，而独于其君臣父子大伦大处为有感。近刻《易》《诗》《书》于郡帑，易用吕氏本，古《易》传十二篇，而
绌诗书之序，置之经后，以晓当世，使得复见古书之旧，而不锢于后世诸儒之説。顾三礼体大，未能绪正，独念春秋大训，圣笔所刊，不敢废塞。而河南邵氏皇极经世学，又以易、诗、书、春秋为皇帝王霸之书，尤不可以不备，乃复出左氏经文，别为一书，以踵三经之后。其公谷二经所以异者，类多人名地名，而非大义之所系，故不能悉具。异时有能放吕氏之法，而为三经之音训者，尚有以成吾之志也哉【书临漳所刊四经后○以上文集五条】
译降低《诗》《书》的次序，把它们放在《易经》之后，是为了让当世人知晓，使他们能够重新见到古书的本来面貌，而不被后世儒者的学说所拘束。只是《三礼》篇幅宏大，未能整理校正，唯独想到《春秋》的大义训诫，是圣人笔削所定，不敢废弃阻塞。而河南邵雍的《皇极经世》之学，又把《易》《诗》《书》《春秋》视为帝王王霸之书，尤其不可不备，于是又刊出《左传》经文，单独编为一书，以接续在《三经》之后。至于《公羊》《谷梁》二经与《左传》不同的地方，大多涉及人名地名，而不关乎大义，所以不能全部具备。将来如果有能仿效吕氏的方法，为《三经》作音韵训诂的人，或许还能成就我的志向吧。
经【传附】
隠公
某亲见文防公家説《文定春秋説》：夫子以夏时冠月，以周正纪事。谓如公即位，依旧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恁地时二百四十二年，夫子只证得个「行夏之时」四个字。据今《周礼》有正月，有正岁，则周实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谓「行夏之时」，只是为他不顺，欲改従建寅【元年○语类】
春秋正朔，事比以书攷之。凡书月，皆不着时，疑古史记事例，只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后以天时加王月，以明上奉天时，下正王朔之义。而加「春」于建子之月，则行夏时之意，亦在其中。观伊川先生刘质夫之意，似是如此。但「春秋」两字，乃鲁史之旧名，又似有所未通。幸更与晦叔订之，以见教也【元年○与张敬夫】
春秋书正，据伊川説，则只是周正建子之月，但非春而书春，则夫子有行夏时之意，而假天时以立义耳。文防引商书「十有二月」、汉史「冬十月」为证，以明周不改月，此固然矣。然以孟子攷之，则七八月乃建午、建未之月，暑雨苖长之时，而十一月、十二月乃建戍、建亥之月，将寒成梁之候【国语引夏令曰「十月成梁】又似并改月号，此又何耶？或是当时二者并行，唯人所用。但春秋既是国史，则必用时王之正，其比商书不同者，盖后世之弥文，而秦汉直称十月者，则其制度之濶略耳【注家谓「十月乃后人追改，当更攷之】愚意如此，未知是否【元年○荅吴晦叔】
前书所谕周正之説，终未稳当。孟子所谓七八月，乃今之五六月；所谓十一月十二月，乃今之九月十月。是周人固已改月矣。但天时则不可改，故书云「秋大熟未获」，此即止是今时之秋。盖非酉戌之月，则未有以见夫岁之大熟而未获也。以此攷之，今春秋月数乃鲁史之旧文，而四时之序则孔子之微意。伊川所谓「假天时以立义」者，正谓此也。若谓周人初不改月，则未有明据。故文定只以商、秦二事为证，以彼之博洽精勤，所取犹止于此，则无他可攷必矣。今乃欲以十月陨霜之异证之，恐未足以为不改月之验也。盖陨霜在今之十月则不足怪，在周之十月则为异矣。又何必史书八月然后为异哉？况鲁史不传，无以必知其然，不若只以孟子、尚书为防之明且审也。若尚有疑，则不若且阙之之为愈，不必强为之説矣【诗中月数又似不曾改，如「四月维夏」「六月徂暑」之类，故某向者疑其并行也。○元年○荅吴晦叔】
三代正朔以元祀十有二月攷之，则商人但以建丑之月为岁首而不改月号【时亦必不改也】以孟子七八月十一月十二月之説攷之，则周人以建子之月为正月而不改时【改月者后王之弥文，不改时者天时不可改，故祭祀田猎犹以夏时为正】以书“一月戊午，厥四月哉生明”之类攷之，则古史例不书时，以程子“假天时以立义”之云攷之，则是夫子作春秋时特加此四字以系年，见行夏时之意。若如胡传之説，则是周亦未尝改月，而孔子特以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月下所书之事却是周正建子月事，自是之后月与事常相差两月，恐圣人制作之意不如是之纷更烦扰，其所制作亦不如是错乱无章也。愚见如此，而攷之刘质夫説亦云：“先书‘春王正月’，而后书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天理也。”似亦以“春”字为夫子所加【王”字亦非史防旧文】但鲁史本谓之“春秋”，则又似元有此字；而杜元凯《左传》后序载汲冢竹书，乃晋国之史，却以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则又似胡氏之説。可为据，此间无竹书烦为见拙斋扣之，或有此书借录一两年示及，幸甚，幸甚。又《汉书》元年冬十月，注家以为武帝改用夏时之后，史官追正其事，亦未知是否，此亦更烦子细询攷也【元年○荅林择之○以上文集四条】
春秋一发首，不书即位，即君臣之事也。书仲子，嫡庶之分，即夫妇之事也。书及邾盟，朋友之事也。书郑伯克叚，即兄弟之事也。一开首人伦，便尽在【元年】
惠公仲子，恐是惠公之妾；僖公成风，却是僖公之
译经【传附】
隐公
我曾亲耳听到文定公讲述《文定春秋说》：孔子用夏历的四季名称来冠于月份之前，用周历的正朔来记载史事。比如“公即位”，实际上还是周历的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为“春正月”。我对此不敢轻信。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在二百四十二年间，孔子仅仅证明了“行夏之时”这四个字。根据现今的《周礼》，有“正月”，有“正岁”，那么周朝实际上是以建子之月为元，改称为“春正月”。孔子所说的“行夏之时”，只是因为周历不顺，想要改从建寅之月【元年○语类】
关于春秋正朔的问题，应当通过史料来考证。凡是记载月份，都不标注季节，怀疑古代史书记载的体例，原本就是如此。直到孔子作《春秋》，才在王的月份前加上天时，以表明上奉天时、下正王朔的意义。而在建子之月加上“春”字，那么行夏时的意思，也就包含在其中了。观察伊川先生和刘质夫的意思，似乎是这样的。但是“春秋”这两个字，是鲁国史书的旧名，又似乎有些不通畅。希望能再与晦叔商讨，以得到指教【元年○与张敬夫】
《春秋》记载“正”，根据伊川的说法，只是周历建子之月，但并非春季却记载为“春”，那么孔子有行夏时的意思，是借用天时来确立义理。文定引用《尚书》中的“十有二月”、汉史中的“冬十月”作为证据，以说明周朝没有更改月份名称，这固然不错。然而根据《孟子》来考证，那么七八月是建午、建未之月，是暑雨禾苗生长的时节，而十一月、十二月是建戌、建亥之月，是将要寒冷、修筑桥梁的时节【《国语》引用《夏令》说“十月成梁”，又似乎连同月份名称都改了，这又是为什么呢？或许是当时两种历法并行，随人所用。但《春秋》既然是国史，那么必定使用当时天子的正朔，它与《尚书》不同的原因，大概是后世文饰的增多，而秦汉直接称十月的，则是制度粗疏的缘故【注家认为“十月”是后人追改的，应当再考证】我的意见如此，不知道是否正确【元年○答吴晦叔】
前信所论述的周历正朔之说，终究不够妥当。《孟子》所说的七八月，是现在的五六月；所说的十一月十二月，是现在的九月十月。这说明周人确实已经更改了月份名称。但是天时不能更改，所以《尚书》说“秋大熟未获”，这就是指现在的秋季。如果不是酉、戌之月，就无法体现岁末丰收却尚未收获的情况。由此考证，如今《春秋》中的月份数目是鲁国史书的旧文，而四季的顺序则是孔子的微言大义。伊川所说的“假天时以立义”，正是指这个。如果说周人起初没有更改月份，那么没有明确的证据。所以文定只以商、秦两件事作为证据，以他那样的博洽精勤，所取用的证据还仅限于此，那么没有其他可考证的必定无疑。现在想要用十月陨霜的灾异来证明，恐怕不足以作为没有更改月份的验证。因为陨霜在现在的十月并不奇怪，在周历的十月则是灾异了。又何必一定要史书记载八月然后才算灾异呢？况且鲁国史书没有流传下来，无法必然知道它是这样，不如只以《孟子》、《尚书》作为防备更为明白审慎。如果还有怀疑，那么不如暂且存疑更好，不必强行解释【《诗经》中的月份数目又似乎没有更改，如“四月维夏”、“六月徂暑”之类，所以我之前怀疑是两种历法并行。○元年○答吴晦叔】
三代正朔，通过“元祀十有二月”来考证，那么商人只是以建丑之月为岁首而没有更改月份名称【季节也必定没有更改】；通过《孟子》七八月、十一月、十二月的说法来考证，那么周人以建子之月为正月而没有更改季节【更改月份的是后王的文饰，不更改季节的是因为天时不可更改，所以祭祀田猎仍然以夏历为准】；通过《尚书》“一月戊午，厥四月哉生明”之类的记载来考证，那么古代史书惯例不记载季节；通过程子“假天时以立义”的说法来考证，那么是孔子作《春秋》时特意加上这四个字来系年，体现行夏时的意思。如果像胡氏传注的说法，那么是周朝也没有更改月份，而孔子特意以夏历建寅之月为岁首，月份下所记载的事情却是周历建子月的事情，从此以后月份与事情常常相差两个月，恐怕圣人制作经书的意思不像这样纷乱烦扰，他所制作的经书也不像这样错乱无章。我的见解如此，而考证刘质夫的说法也说：“先书‘春王正月’，而后书二百四十年的事情，都是天理。”似乎也认为“春”字是孔子所加【“王”字也不是史官旧文】但是鲁国史书本来称为“春秋”，那么又似乎原本就有这个字；而杜预《左传》后序记载汲冢竹书，是晋国的史书，却以夏历建寅之月为岁首，那么又似乎胡氏的说法可以作为依据。这里没有竹书，烦请向拙斋询问，如果有此书借录一两年给我看，那就太好了，太好了。又《汉书》元年冬十月，注家认为是武帝改用夏历之后，史官追正其事，也不知道是否正确，这也烦请仔细询问考证【元年○答林择之○以上文集四条】
《春秋》一开始，不记载即位，就是君臣之事；记载仲子，嫡庶之分，就是夫妇之事；记载与邾国结盟，就是朋友之事；记载郑伯克段，就是兄弟之事。一开头人伦关系，就全部包含在内了【元年】
惠公的仲子，恐怕是惠公的妾；僖公的成风，却是僖公的
陈仲蔚问东莱：“论颍考叔之説是否？”曰：“古人也是重那盟誓。”又问：“左传于释经处但畧过，如何？”曰：“他释经也有好处，如叔叚不弟，故不言弟；称郑伯，讥失教也。这样处説得也好，盖説得阔。”又问：“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穆公，其子享之。这也不可谓知人？”曰：“这样处却説得无巴鼻。如公羊説宣公却是宋之罪脑。左氏有一个大病，是他好以成败论人，遇他做得来好时便説他好，做得来不好时便説他不是，却都不折之以理之是非。这是他大病。叙事时，左氏却多是公谷，却都是胡撰。他去圣人逺了，只是想像胡説。”或问：“左氏果邱明否？”曰：“左氏叙至韩魏赵杀智伯事，去孔子六七十年，决非邱明【元年】
陈仲蔚説公矢鱼于棠，云或谓矢如皐陶矢厥谟之矢，曰便是乱説。今据传曰，则君不射，则矢鱼是将弓矢去射之，如汉武帝亲射江中蛟之类。何以见得夫子作春秋，征只书征伐只书伐，不曾恁地下一字？如何平白无事？陈鱼不只写作陈字，却要下个矢字？则麽遂徃陈鱼而观之。这几句却是左氏自説，防他上文则无此意【五年】
郑人来渝平，渝变也。盖鲁先与宋好，郑人却来渝平，谓变渝旧盟以従新好也。公谷作输平，胡文定谓以物而求平也，恐不然。但言输，则渝之义自在其中。如秦诅楚文云：“变输盟。”刺若字义，则是如此。其文意则只是“渝”字也【六年○以上语类五条】
桓公
问洽寻常如何理防？是胥命曰：「尝攷之矣，当从刘侍读之説。自王命不行，则诸侯上僣之事由阶而升，然必与势力之不相上下者【池録作如歴阶而升以至于极，盖既无王命，必择势力之相敌者】共为之所以布于众而成其僣也。齐衞当时势敌，故齐僖自以为小伯，而黎人责衞以方伯之事。当时王不敢命伯，而欲自为伯，故于此彼此相命以成其私也。及其乆也，则力之能为者专之矣，故威公遂自称伯，以至战国诸侯各有称王之意，不敢独称于国，必与势力之相侔者共约而为之。魏齐防于苴泽以相王，是也。其后七国皆王，秦人思有以胜之，于是使人致帝于齐，约共称帝，岂非相帝自相命，而至于相王自相王，而至于相帝？僣窃之渐，势必至此【池录云：春秋于此盖纪王命不行而诸侯僣窃之端也】岂非其明证乎？」曰：「然则左传所谓胥命于弥何也？」曰：「此以纳王之事相逊相先也。」曰：「説亦有理【三年】
桓公有两年不书秋冬。説者谓以喻时王不能赏罚。若如是，孔子亦可谓大迂阔矣。某尝谓説《春秋》者，只好独自説，不可与人论难。盖自説则横説竪説皆可，论难着便説不行【四年七年】
春秋书蔡人杀陈佗，此是夫子防鲁史书之。佗之弑君，初不见于经者，亦是鲁史无之耳【六年○以上语类三条】
庄公
问鲁桓公为齐襄公所杀，其子荘公与桓公防而不复讐，先儒谓《春秋》不讥，是否？曰：他当初只是防事，如此写在，如何见他讥与不讥？当桓公被杀之初，便合与他理防，使上有明天子，下有贤方伯，便合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兴复讐之师。只缘周家衰弱，无赴愬处，荘公又无理防，便自与之主婚，以王姬嫁齐。及到桓公时，又自隔一重了。况到此事体又别，桓公率诸侯以尊周室，荘公安得不去？若是不去，却不是叛齐，乃是叛周【十三年○语类】
闵公
成风事季友，与敬嬴事防仲一般。春秋何故褒季友？如书“季子来归”是也。人杰谓季子既归，而闵公被弑，庆父出奔，李子不能讨贼，是其意在于立僖公也。先生曰：纵失庆父之罪小，而季子自有大恶。今春秋不贬之，而反褒之，殆不可晓。盖如髙子、仲孙之徒，只是旧史书之。圣人因其文而不革，所以书之者，欲见当时事迹，付诸后人之公议耳。若谓季子为命大夫，则叔孙婼尝受命服，何为书名乎【元年○语类】
僖公
问齐侯侵蔡，亦以私如何？曰：齐谋伐楚，已在前本是伐楚，特因以侵蔡耳，非素谋也。问《国语》《左传》皆是左
译陈仲蔚问东莱：“关于颍考叔的议论，是否正确？”东莱说：“古人也是重视那些盟誓的。”又问：“《左传》在解释经文的地方只是略过，这是怎么回事？”东莱说：“他解释经文也有好处，比如‘叔段不弟’，所以不称‘弟’；称‘郑伯’，是讥讽他失教。这样的地方说得也好，大概是因为说得比较宽泛。”又问：“宋宣公可以说是知人善任了，立穆公，他的儿子享受了君位。这也不能说是知人吗？”东莱说：“这样的地方却说得不着边际。比如《公羊传》说宣公却是宋国的罪魁祸首。《左传》有一个大毛病，就是喜欢以成败论人，遇到他做得好时就说他好，做得不好时就说他不对，却都不用道理的是非来衡量。这是它的大毛病。在叙事时，《左传》却多是《公羊》《谷梁》的内容，却都是胡乱编撰。它离圣人远了，只是凭空想象胡说。”有人问：“《左传》真的是左邱明写的吗？”东莱说：“《左传》叙述到韩、魏、赵三家杀智伯的事，距离孔子已有六七十年，决不是邱明写的。”
陈仲蔚说“公矢鱼于棠”，有人说“矢”如同皋陶“矢厥谟”的“矢”，东莱说：“这就是胡说。现在根据《传》所说，君主不射箭，那么‘矢鱼’就是用弓矢去射鱼，就像汉武帝亲自射江中蛟龙之类。怎么见得夫子作《春秋》，征伐只写‘征’，讨伐只写‘伐’，不曾这样下一个字？怎么平白无故？‘陈鱼’不只写‘陈’字，却要下一个‘矢’字？那么于是就去陈列鱼而观看它。这几句却是《左传》自己说的，如果防备上文，就没有这个意思。”
郑人来渝平，渝是改变的意思。大概鲁国先与宋国交好，郑国人却来改变和平，意思是改变旧的盟约以顺从新的交好。《公羊》《谷梁》作“输平”，胡文定认为这是用物品来求和平，恐怕不对。只说“输”，那么“渝”的意思自然就在其中。比如秦诅楚文说：“变输盟。”刺探若字的含义，就是这样。其文意只是“渝”字罢了。
问：“‘胥命’平常怎么理解？是‘胥命’说：‘曾经考察过了，应当采纳刘侍读的说法。自从王命不行，那么诸侯上僭越的事就由阶梯而上升，但必定与势力不相上下的诸侯共同做这件事，以便布告众人而成其僭越。齐、卫当时势力相当，所以齐僖公自以为是小伯，而黎人责备卫国以方伯之事。当时周王不敢任命伯，而想要自己为伯，所以在这里彼此相命以成其私。等到时间久了，那么有力能做的人就专擅了，所以桓公遂自称伯，以至于战国诸侯各有称王的意思，不敢独自在国内称王，必定与势力相当的诸侯共约而为之。魏、齐在苴泽相王，就是这样。其后七国都称王，秦人想有办法胜过他们，于是派人致帝于齐，约定共称帝，岂不是相帝自相命，而至于相王自相王而至于相帝？僭越窃取的渐进，势必至此，岂不是明显的证据吗？’”问：“那么《左传》所谓‘胥命于弥’是什么意思？”答：“这是以纳王之事相逊相先。”问：“这话也有道理。”
桓公有两年不书秋冬。解说者认为这是比喻当时的王不能赏罚。如果这样，孔子也可以说是大迂阔了。我曾经说解说《春秋》的人，只好独自解说，不可与人论难。因为独自解说则横说竖说都可以，论难着便说不行。
《春秋》书“蔡人杀陈佗”，这是夫子防备鲁史书之。佗之弑君，起初不见于经文的，也是鲁史没有记载罢了。
问：“鲁桓公被齐襄公所杀，他的儿子庄公与桓公会盟而不复仇，先儒说《春秋》不讥，是否正确？”东莱说：“他当初只是会盟的事，这样写在，怎么见他讥与不讥？当桓公被杀之初，就应当与他理防，使上有明天子，下有贤方伯就应当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兴复仇之师。只缘周家衰弱，无处赴愬，庄公又无理防，便自与之主婚，以王嫁齐。及到桓公时，又自隔一层了。况且到此事体又别，桓公率诸侯以尊周，庄公安得不去？若是不去，却不是叛齐，而是叛周。”
成风事季友，与敬嬴事庆父一般。《春秋》何故褒季友？如书“季子来归是也。人杰说季子既归，而闵公被弑，庆出奔，李子不能讨贼，是其意在于立公也。先生说：纵失庆父之罪小，而季自有大恶。今《春秋》不贬之，而反褒之，殆不可晓盖如高子、仲孙之徒，只是旧史书之圣人因其文而不革，所以书之者欲见当时事迹，付诸后人之公议耳若谓季子为命大夫，则叔孙尝受命服，何为书名乎
问：“齐侯侵蔡，也是以私吗？”东莱说：“齐谋伐楚，已在前本是伐楚，特以侵蔡耳，非素谋也。”问：“《国语》《左传》皆是左
氏编，何故载齐桓公于《国语》而不载于《左传》？曰：不知二书作之先后。温公言先作《国语》，次作《左传》。又有一相识言先《左传》，次《国语》。《国语》较老，如《左传》后防之，似然【四年】
译《国语》这部书，为什么记载了齐桓公的事迹，而《左传》却没有记载呢？回答说：不知道这两部书哪一部先写成。司马光说先写成《国语》，接着才写成《左传》。又有一位相识的人说先有《左传》，接着才有《国语》。《国语》显得更为古老，如果像《左传》后来加以防备补充那样，似乎也是合理的。
壮祖尝闻长上言：「齐威公伐楚，不责以僣王之罪者，盖威公每事持重，不是一个率然不思后手者。当时楚甚强大，僣王已非一日。威公若以此问之，只宜楚即罪服，不然齐岂遽保其必胜楚哉？」及闻先生言及，亦以为然【四年】
或问《春秋》书“晋杀其大夫荀息”，是取他否？曰：荀息亦未见有可取者，但始终一节，死君之难，亦可取耳。后又书“晋杀其大夫里克”，者不以弑君之罪讨之也。然克之罪，则在中立。今《左传》中却不见其事，《国语》所载甚详【十年】
问里克、丕郑、荀息三人，当初晋献公欲废太子申生，立奚齐，荀息便谓：“君命立之，臣安敢贰？”略不能谏君以义，此大叚不是里克、丕郑谓“従君之义，不从君之惑”，所见甚正，只是后来却做不彻。曰：“他倒了处，便在那中立上。天下无中立之事，自家若排得他退，便用排退；他若奈何他不得，便用自死。今骊姬一许他中立，他事便了，便是他只要求生避祸。正如隋髙祖簒周，韦孝寛初甚不平，一见众人被杀，便去降他，反敎他添做几件不好底事。”防史到此，使人气闷。或曰：“防荀息亦有不是处。”曰：“全然不是，岂止有不是处，只是办得一死，亦是难事。”文蔚曰：“里克当献公在时，不能极力理防，及献公死后，却杀奚齐，此亦未是。”曰：“这般事，便是难説。献公在日与他説不听，又怎生奈何得他？后来亦用理防，只是不合杀了他【十年】
吴楚盟会，不书王。恐是吴楚当时虽自称王于其国，至于诸侯盟会，则未必称也【二十一年】
诸侯灭国，未尝书名。衞侯燬灭邢，説者以为灭同姓之故。今经文只隔夏四月癸酉一句，便书卫侯燬卒，恐是因而传写之悮，亦未可知。又曰：鲁君书薨，外诸侯书卒。刘原父荅温公书，谓薨者臣子之词，温公亦以为然。以卒为贬词者，恐亦非是【二十五年○以上语类六条】
问侵曹伐卫，再称晋侯【先生侧邉批云：此正是晋文谲处】恐非贬辞。盖围宋之役，二国虽不与，而其従楚则一也。晋文不先加兵于陈、蔡、郑、许，而先侵曹伐卫，或是当时事势有未可者？岂有楚人暴横诸侯，皆南向従楚，而得一诸侯用兵，以张中国之威，《春秋》遂遽贬之乎【先生侧批云：康节论五霸功罪之意得之】今以楚人救衞为善，楚贬晋而成。凡书救者，未有不善之例。则文公九年，楚人伐郑，公子遂防晋人、宋人、卫人、许人救郑为罪，赵盾何也？既罪赵盾，何以又书救乎？学《春秋》者，固不可执定例以害大义也。至于下书执曹伯畀宋人，卫侯出奔复归，与元咺等事，则晋侯无所逃责矣。曰有难言者【二十八年○荅万正淳○文集】
宣公
宣公十五年，公孙归父防楚子于宋。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春秋之责宋、郑，正以其叛中国而従夷狄耳。中间讳言此事，故学者不敢正言。今犹守之而不变，此不知时务之过也。罪其贰霸，亦非是。春秋岂率天下诸侯以从三王之罪人哉？特罪其叛中国耳【十五年○语类】
成公
问胡氏传栾书弑晋厉公事，其意若许栾书之弑，何也？曰：旧亦尝疑之，后见文防之甥范伯逹而问焉。伯逹曰：文防之意，盖以为栾书执国之政，而厉公无道，如此亦不得坐视。为书之计，厉公可废而不可杀也。洽言传中全不见此意。曰：文防既以为当如此作传，虽不可明言，岂不可微示其意乎？今累数百言，而其意絶不可晓，是亦拙于传经者也【十八年】
杨至之问晋悼公曰：「甚次第，他才大叚髙观。当初人去周迎他时，只十四岁，他説几句话，便乖，便有操有纵，才归晋做得便别。当时厉公恁地弄得狼当，被人撺掇，胡乱杀了，晋室大叚费力。及悼公归来，不知如何，便被他做得恁地好，恰如乆雨积隂，忽遇天晴，光景便别，赫然为之一新。」又问：「胜威文否？」曰：「尽胜。但威文是白地做起来，悼公是见成基址。某尝谓晋悼公、宇文周武帝、周世宗三人之才一般，都做得事，都是一做便成，及才成
译壮祖曾经听长辈说：“齐桓公讨伐楚国，不追究他僭越称王的罪责，大概是因为桓公每件事都持重谨慎，不是一个轻率行事、不考虑后患的人。当时楚国非常强大，僭越称王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桓公如果以此责问楚国，只适合楚国立即认罪服罪，否则齐国怎能立刻保证一定能战胜楚国呢？”等到听到先生说到这一点，也认为是对的。【四年】
有人问《春秋》记载“晋国杀了大夫荀息”，这是肯定他吗？回答说：荀息也没有看到有什么值得肯定的地方，只是他始终如一，为君主的危难而死，这也值得肯定罢了。后来又记载“晋国杀了大夫里克”，这不是以弑君的罪名来讨伐他。然而里克的罪过，在于他持中立态度。现在《左传》中却看不到这件事，《国语》所载非常详细。【十年】
问里克、丕郑、荀息三个人，当初晋献公想要废掉太子申生，立奚齐，荀息就说：“君命立他，臣怎敢有二心？”完全不能用道义来劝谏君主，这大体上是不对的。里克、丕郑说“遵从君主的道义，不遵从君主的迷惑”，见解很正确，只是后来却没有做到彻底。回答说：“他们出错的地方，就在那个中立上。天下没有中立这回事，自己如果能排挤他退位，就应当排挤他退位；他如果奈何不了他，就应当自杀。现在骊姬一允许他们中立，他们的事就了结了，这就是他们只求保全性命、躲避祸患。就像隋高祖篡夺周朝，韦孝宽起初非常不平，一见众人被杀，就去投降他，反而教他多做了几件不好的事。”读史书到这里，使人感到气闷。有人说：“防备荀息也有不对的地方。”回答说：“完全不对，岂止是有不对的地方，只是能办到一死，也是难事。”文蔚说：“里克在献公在世时，不能极力防备，等到献公死后，却杀了奚齐，这也不对。”回答说：“这种事，就是难以说清。献公在世时跟他说不听，又怎么奈何得了他？后来也应当防备，只是不该杀了他。”【十年】
吴楚盟会，不记载王。恐怕是吴楚当时虽然在国内自称王，至于诸侯盟会，则未必称王吧。【二十一年】
诸侯灭国，未曾书写名字。卫侯燬灭掉邢国，解说者认为是因为灭同姓的缘故。现在经文只隔了夏四月癸酉一句，就记载卫侯燬去世，恐怕是因而传写错误，也未可知。又说：鲁君去世记载为薨，外诸侯去世记载为卒。刘原父回复司马光的信，说薨是臣子的用词，司马光也认为如此。以卒为贬义词的，恐怕也不是对的。【二十五年○以上语类六条】
问侵曹伐卫，再次称晋侯【先生旁边批注说：这正是晋文公诡诈之处】恐怕不是贬义词。大概围宋的战役，两国虽然不参与，但他们跟随楚国是一致的。晋文公不先对陈、蔡、郑、许用兵，而先侵曹伐卫，或许是当时事势有不可行的地方？难道有楚人暴虐横行诸侯，都向南跟随楚国，而得到一个诸侯用兵，以张扬中原的威势，《春秋》就立刻贬斥他吗【先生旁边批注说：康节论五霸功罪的意思得到了】现在以楚人救卫为善，楚贬晋而成。凡是记载救的，没有不善的例子。那么文公九年，楚人伐郑，公子遂防备晋人、宋人、卫人、许人救郑是罪过，赵盾又是什么罪呢？既然罪责赵盾，为什么又记载救呢？学习《春秋》的人，固然不能固执定例而损害大义。至于下面记载执曹伯交给宋人，卫侯出奔又返回，与元咺等事，那么晋侯就无处逃避责任了。回答说有难以言说的地方。【二十八年○答万正淳○文集】
宣公
宣公十五年，公孙归父在宋国会见楚子。夏五月，宋人和楚人和好。《春秋》责备宋、郑，正因为他们背叛中原而跟随夷狄。中间忌讳谈论这件事，所以学者不敢直言。现在还守着它不变，这是不知时务的过错。罪责他们背叛霸主，也不是对的。《春秋》难道率领天下诸侯去跟随三王的罪人吗？只是罪责他们背叛中原罢了。【十五年○语类】
成公
问胡氏传栾书弑杀晋厉公的事，他的意思好像允许栾书弑君，为什么呢？回答说：以前也曾怀疑过，后来见到文公的外甥范伯达而问他。伯达说：文公的意思，大概是认为栾书执掌国家政事，而厉公无道，这样也不能坐视不管。为栾书打算，厉公可以废黜而不可以杀。洽言传中完全看不到这个意思。回答说：文公既然认为应当这样作传，虽然不能明说，难道不能稍微暗示他的意思吗？现在几百句话，而他的意思完全不可理解，这也是拙于传经的人啊。【十八年】
杨至之问晋悼公说：“什么次序，他才大体上高瞻远瞩。当初人去周朝迎接他时，只有十四岁，他说几句话，就乖觉，就有操有纵，才回到晋国做得便不同。当时厉公那样弄得狼狈，被人撺掇，胡乱杀了，晋国大体上费力。等到悼公归来，不知如何，便被他做得那样好，恰如久雨积阴，忽遇天晴，光景便不同，赫然为之一新。”又问：“胜过威文吗？”回答说：“完全胜过。但威文是白手起家，悼公是现成的基业。我曾经说晋悼公、宇文周武帝、周世宗三人的才能一般，都做得事，都是一做便成，等到才成
襄公
杨至之问《左传》“元者体之长”等句，是左氏引孔子语，抑古有此语？曰：或是古已有此语，孔子引他，也未可知。《左传》又云：“克己复礼，仁也。”“克己复礼”四字，亦是古已有此语【九年】
问左氏驹支之辩，刘侍读以为无是事，曰：“某亦疑之。既曰言语衣服不与华同，又却能赋青蝇，何也？又太子申生伐东山臯落氏，撺掇申生之死，乃数公也。申生以闵二年十二月出师，衣之偏衣，佩之金玦，数公议论如此。献公更举事不得便，有逆诈亿不信底意思。左氏一部书都是这意思，文章浮艳，更无事实。盖周衰时自有这一等迂阔人，观《国语》之文可见，周之衰也。某尝读宣王欲籍千畆事，便心烦。及战国时人却尚事实，观太史公《史记》可见。公子成与赵武灵王争胡服，甘龙与卫鞅争变法，其他如苏张之辩，莫不皆然。衞鞅之在魏，其相公叔痤劝魏君用之，不然须杀之。魏君不从，则又与鞅明言之。鞅以为不能用，我焉能杀我。及秦孝公下令，鞅西入秦。然观孝公下令数语如此气势，乃是吞六国规模。鞅之初见孝公，説以帝道王道，想见好笑，其实乃是霸道。鞅之如此，所以坚孝公之心，后来迂阔之説更不能入。使当时无卫鞅，必须别有人出来。观孝公之意，定是不用孟子。《史记》所载事实，左氏安得有此【十四年】
问季札，胡文定公言其辞国以生乱，温公又言其明君臣之大分，曰：“可以受，可以无受【十四年】
问季札观乐，如何知得如此之审？曰：此是左氏妆防出来，亦自难信。如闻齐乐而曰“国未可量”，然一再传而为田氏，乌在其为未可量也？此处皆是难信处【二十九年○以上语类四条】
昭公
或问子产相郑，铸刑书，作邱赋，时人不以为然，是他不逹为国以礼底道理，徒恃法制以为国，故郑国日以衰削。曰：是他力量只到得这里。观他与韩宣子争时，似守得定，及到伯有、子皙之徒挠他时，则度其可治者治之，若治他不得，便只含糊过，亦缘当时列国世卿，每国须有三两族强大，根株盘互，势力相依倚，卒急动他，不得不比。如今大臣才被人论，便可逐去，故当时自有一般议论，如韩献子分谤之説，只是要大家含糊过，不要见得我是，你不是。又如鲁以相忍为国，意思都如此。后来张文潜深取之，故其所着虽连篇累牍，不过只是这一意【六年○语类】
问楚子防诱蔡侯般杀之于申，利其国而诱杀之也，故名。胡氏谓蔡般弑君与诸侯通，防盟十有三年矣。楚子若以大义唱天下，奉词致讨其弑父弑君之罪，谋于蔡众，置君而去，虽古之征暴乱者不越此矣。愚谓诸侯与通会盟者，楚子为之防主也，以弑君之贼防弑君之贼，同恶相求，非惟不能讨其罪，亦不敢讨其罪矣。今欲图其国而杀之，恶人之常态也，是乌可于十有一年之后责楚子以唱大义以讨般？楚子未暇治也，而又责其讨般，典刑紊矣。曰：甚善【十一年○荅万正淳○文集】
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左传》作“形”字觧者，胡説？今《家语》作“刑民”，注云：“伤也。”极分晓，盖言伤民之力以为养，而无餍足之心也。又如《礼记》中説：“耆欲将至，有开必先。”《家语》作：“有物将至，其兆必先。”为是，盖“有”字似“耆”字，“物”字似“欲”字，“其”字似“有”字，“兆”字篆文似“开”字之门，必误无疑。今欲作“有开”觧亦可，但无意思耳。王肃所引证也有好处。后汉郑元与王肃之学互相诋訾，王肃固多非是，然亦有攷援得好处【十二年○语类】
问尝读欧阳公论许世子止之事，未免疑之。及读胡文定公传，未足以破其疑。洽继而攷之，左氏、公羊之传自明。但后人因谷梁「不尝药」之説，遂执此一句以为止之罪如此而已，殊不攷左氏曰：「许悼公疟，饮世子止之药，卒。」公羊曰：「止进药而药杀也。」此可以见悼公之死于药矣。当时之事虽未有明文，而洽尝观近世治疟者，以砒霜鍜而饵之，多愈；然不得法，不
译襄公
杨至之问《左传》中“元者体之长”等句，是左丘明引用孔子的话，还是古已有此语？回答说：也许是古已有此语，孔子引用它，也未可知。《左传》又说：“克己复礼，就是仁。”“克己复礼”这四个字，也是古已有此语【九年】
问左丘明记载驹支的辩辞，刘侍读认为没有这回事，回答说：“我也怀疑这件事。既然说言语衣服不与华夏相同，却又能够赋《青蝇》，这是为什么呢？又如太子申生讨伐东山臯落氏，促使申生致死的，是几位公。申生在闵公二年十二月出兵，穿着偏衣，佩戴金玦，几位公的议论如此。献公做事不得便利，有预先猜疑、不信任的意思。《左传》整部书都是这种意思，文章浮华艳丽，更没有事实。大概周朝衰微时自有这一类迂阔的人，看《国语》的文章就可以知道，周朝衰微了。我曾经读宣王想要籍千亩的事，便心烦。等到战国时的人却尚事实，看太史公的《史记》就可以知道。公子成与赵武灵王争论胡服，甘龙与卫鞅争论变法，其他如苏秦、张仪的辩辞，莫不如此。卫鞅在魏国时，他的相公叔痤劝魏君任用他，不然就须杀他。魏君不听从，公叔痤又与卫鞅明说。卫鞅认为不能用我，我怎么能杀我。等到秦孝公下令，卫鞅西入秦国。然而看孝公下令的几句话如此气势，乃是吞并六国的规模。卫鞅初次见孝公，用帝道王道游说，想见好笑，其实乃是霸道。卫鞅如此，所以坚定孝公的心，后来迂阔的学说更不能进入。假如当时没有卫鞅，必须别有人出来。看孝公的意思，定是不用孟子。《史记》所载的事实，左丘明怎么能得到【十四年】
问季札，胡文定公说他的辞让国家导致生乱，温公又说他的明了君臣的大分，回答说：“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十四年】
问季札观乐，如何知道得如此详审？回答说：这是左丘明粉饰出来的，也自难信。如听到齐国的音乐而说“国家未可限量”，然而一传再传而为田氏，哪里在于未可限量呢？此处都是难信的地方【二十九年○以上语类四条】
昭公
有人问子产相郑，铸刑书，作丘赋，时人不以为然，是他不通为国以礼的道理，徒恃法制以为国，故郑国日益衰削。回答说：是他的力量只到得这里。看他与韩宣子争时，似守得定，等到伯有、子皙之徒扰乱他时，则度其可治者治之，若是治他不得，便只含糊过去，也缘当时列国世卿，每国须有两三族强大，根株盘互，势力相依倚，仓促动他，不得不比。如今大臣才被人议论，便可逐去，故当时自有一般议论，如韩国献子分谤之说，只是要大家含糊过去，不要见得我是，你不是。又如鲁国以相忍为国，意思都如此。后来张文潜深深取法，故他所著虽连篇累牍，不过只是这一意【六年○语录】
问楚子诱骗蔡侯般杀之于申，贪图其国而诱杀他，故名。胡氏说蔡般弑君与诸侯通，盟十有三年了。楚子若以大义号召天下，奉词致讨其弑父弑君的罪，谋于蔡众，置君而去，即使古之征暴乱者不越此了。愚以为诸侯与通会盟者，楚子为之盟主也，以弑君之贼盟弑君之贼，同恶相求，不仅不能讨其罪，也不敢讨其罪了。今欲图其国而杀之，恶人的常态也，这怎么能在十有一年之后责楚子以唱大义以讨蔡般？楚子未暇治也，而又责其讨蔡般，典刑紊乱了。回答说：很好【十一年○答万正淳○文集】
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左传》解“形”字，胡说？今《家语》作“刑民”，注说：“伤也。”极分晓，盖言伤民之力以养，而无餍足之心也。又如《礼记中说：“耆欲将至，有开必先。”《家语作：“有物将至，其兆必先。”是对的，盖“有”字似“耆”字，“欲”字似“物”字，“其”字似“有”字，“开”字篆文似“兆”字之门，必误无疑。今欲作“开”解亦可，但无意思耳。王肃所引证的好处。后汉郑玄与王肃之学互相诋訾，王固多非是，然亦有攷援得处【十二年○语录】
问尝读欧阳公论许世子止的事，未免疑之。及读胡文定公传，不足以破其疑。洽继而考之，左氏、公羊之传自明。只后人因谷梁“不尝药”之说，遂执此一句以为止之罪如此而已，殊不知左氏曰：“许悼公疟，饮世子止之药，卒。”公羊曰：“止进药而药杀也。”此可以见悼公之死于药矣。当时的事虽未有明文，而洽尝观近世治疟的，以砒霜煅而饵之，多愈；然不得法，
愈而反杀人者亦多矣。悼公之死必此类也。不然当时所进非必死之药，止偶不尝而已，则公羊何以谓之「药杀」？世子何为遽弃国而出奔？孟子曰：「杀人以挺与刃，有以异乎？以刃与政，有以异乎？」进药而药杀，可不谓之弑哉？其所以异于商臣、蔡般者，过与故之不同耳。心虽不同，而春秋之文一施之者，以臣子之于君父不可过也。如此观之，似足以正近世经传之失，而破欧公之疑。不识先生以为如何？曰：「胡文定通防中引曾吉父説，如律中「合御药误不如本方」「造御舟误不牢固」之类，已有此意矣。但攷之于经，不见许止弃国出奔之事，不知果何谓也【十九年○荅张元徳○文集】
译病愈后反而杀人的情况也很多。悼公的死，必定属于这一类。如果不是这样，当时进献的并非必死之药，只是偶然没有服用罢了，那么《公羊传》为何称之为“药杀”？世子为何匆忙抛弃国家而逃亡？孟子说：“用木棒杀人和用刀杀人，有什么不同吗？用刀杀人和用政治手段杀人，有什么不同吗？”进献药物而导致药物杀人，难道可以不称为弑君吗？它与商臣、蔡般不同的地方，仅在于过失与故意的区别罢了。虽然主观意图不同，但《春秋》的笔法却同样适用，这是因为臣子对于君父不可以有过失。这样看来，似乎足以纠正近世经传的错误，并破除欧阳修的疑惑。不知道先生认为如何？回答说：“胡文定在《春秋通防》中引用曾吉父的说法，如律法中‘合御药误不如本方’‘造御舟误不牢固’之类，已经有这种意思了。但是考证经书，没有看到许止抛弃国家出奔的记载，不知究竟是什么意思。”
春秋上辛雩，季辛又雩。公羊为昭公聚众以攻季氏，此説非是。昭公失民已乆，安能聚众？不过得游手聚观之人耳。又安能逐季氏？昭公、季氏事见左传，极有首尾。公羊子特传闻想料之言耳，何足为据？或者乃信其説以解春秋，既为谬误，又欲引之以觧论语。樊迟从游舞雩之下一叚问荅，以为为昭公逐季氏而发者，则又误之甚矣。此弊盖原于苏氏问社之説，而近世又增广之也。尝见徐端立文説，曾以苏説问尹和靖，和靖正色乆之，乃言曰：觧经而欲新竒，何所不至？闻之令人悚然汗下【二十五年○偶读谩记○文集】
春秋权臣得政者，皆是厚施于民，故晏子对景公之词曰：「在礼，家施不及国，乃先王防闲之意【二十六年○语类】
定公
问：夹谷之会，孔子数语，何以能却莱人之兵？曰：毕竟齐常常欺鲁，鲁常常不能与之争。却忽然被一个人来以礼问他，他如何不动？如蔺相如，秦王击缶，亦是秦常欺得赵过，忽然被一个人恁地硬掁，他如何不动【十年】
圣人隳三都，亦是因季氏厌其强也。正似唐末五代罗绍威，其兵强于诸镇者，以牙兵五千人也。然此牙兵又不驯于其主，罗甚恶之，一日尽杀之。其镇遂弱，为隣镇所欺，乃方大悔【十二年○以上语类二条】
问太子蒯聩得罪灵公，出奔晋赵氏。灵公尝游于郊，谓公子郢曰：“我将立若为后。”灵公卒，夫人奉遗命而立郢。郢以辄在为辞，于是国人立辄。辄立十二年，辄出亡，蒯聩入，是为荘公。荘公立三年而出奔。友恭窃详此事，妄意谓辄不顾其父而自立，固已失父子之义矣。蒯聩得罪于父而出奔，乃因竖良夫及孔悝母劫悝升台而盟立之，是不用先君之遗命，父子君臣之义俱失之矣。然则宗国所宜立者何人？其必郢乎？当郢辞国之日，国人立辄之时，辄能逃去，则郢无得而辞，蒯聩亦无复君衞之意。及夫蒯聩旣入，良夫、悝母相与劫悝，是时悝能守之以死，则蒯聩安得而立哉？惜乎孔悝不知出此，一切付之无可奈何，此蒯聩所以立也。虽然，天下岂有无父子君臣之国哉？宜乎蒯聩未几而复奔也。曰：“此论大槩得之，但谓辄逃去则蒯聩无复君衞之意，及蒯聩既立而复奔者非是。盖輙自当逃去，非欲为是以拒蒯聩之来也。蒯聩脱或能守其国，亦不可知，但义理自不是耳，不必如此牵合也。”又问：“孔悝有母不能禁而使之为乱，及为衞之臣，又不能有所立。以子路之贤，为其家臣，其事如何？心甚疑之，亦何所见而如此？乞赐敎。”曰：“圣人之门不使人逃世避人以为洁，故羣弟子多仕于乱邦。然若子路、冉有之徒，亦太不择矣。此学者所当深戒也【十四年○荅潘端叔○文集】
御纂朱子全书卷三十六
<子部,儒家类,御纂朱子全书》>
钦定四库全书
御纂朱子全书卷三十七
礼一
仪礼
总论
今《仪礼》多是士礼，天子诸侯丧祭之礼皆不存其中，不过有些小朝聘燕飨之礼。自汉以来，凡天子之礼皆是将士礼来增加为之。河间献王所得礼五十六篇，却有天子诸侯之礼，故班固谓「愈于推士礼以为天子诸侯之礼者」。班固作《汉书》时，此礼犹在，不知何代何年失了，可惜。
鲁共王壊孔子宅，得古文《仪礼》五十六篇，其中十七篇与髙堂生所传十七篇同。郑康成注此十七篇，多举古文作某，则是他当时亦见此壁中之书。不知如何只解此十七篇，而三十九篇不解，竟无传焉。
仪礼》是经，《礼记》是解。《仪礼如仪礼》有冠礼，《礼记》便有《冠义》；《仪礼》有昏礼，《礼记》便有《昏义》，以至燕射之类，莫不皆然。只是《仪礼》有《士相见礼》，《礼记》却无《士相见义》，后来刘原父补成一篇。
陈振叔亦尽得其説。仪礼云，此乃是仪，更湏有礼书。仪礼只载行礼之威仪，所谓威仪三千是也。礼书如云：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士二之类，是説大经处。这是礼湏自有个文字【以上语类四条】
知防仪礼有绪，甚善。此书虽难读，然却
译春秋时期，在上辛日举行求雨祭祀，在季辛日又举行求雨祭祀。《公羊传》认为这是昭公聚集众人去攻打季氏，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昭公失去民心已经很久了，怎么能聚集众人呢？不过是得到一些游手好闲、聚集围观的人罢了。又怎么能驱逐季氏呢？昭公与季氏的事情在《左传》中有记载，始末非常清楚。《公羊传》的作者不过是道听途说、凭空推测的话罢了，哪里足以作为依据？有人竟然相信这种说法来解释《春秋》，这已经是谬误了，又想引用它来解释《论语》。樊迟跟随孔子在舞雩台下的一段问答，被解释为是针对昭公驱逐季氏而发的，这就更是大错特错了。这种弊端大概源于苏轼关于“问社”的说法，而近世又加以扩充。曾见过徐端立的文集，记载他曾拿苏轼的说法去问尹和靖，尹和靖神色严肃地沉默了很久，才说道：“解释经典却想要新奇，那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听到这话，令人惊恐得冷汗直流。
春秋时期掌握政权的权臣，都对百姓施以厚恩，所以晏子回答景公的话说：“按照礼制，家族的恩惠不应施及国家，这是先王防范的意思。”
问：夹谷之会，孔子说了几句话，为什么能击退莱人的军队？答：毕竟齐国常常欺负鲁国，鲁国常常不能与之争辩。忽然有一个人用礼来质问他们，他们怎么能不震动呢？就像蔺相如让秦王击缶一样，也是因为秦国常常欺负赵国太过分，忽然有一个人这样强硬地对抗，他们怎么能不震动呢。
圣人毁坏三都，也是因为季氏厌恶其势力强大。正像唐末五代时期的罗绍威，他的兵力比各镇都强，是因为有五千名牙兵。然而这些牙兵又不听命于他，罗绍威非常厌恶他们，有一天把他们全部杀了。他的镇地于是变弱，被邻近的镇所欺负，这才大大后悔。
问：太子蒯聩得罪了卫灵公，出逃到晋国的赵氏那里。灵公曾经在郊外游玩，对公子郢说：“我将立你为继承人。”灵公去世后，夫人奉行遗命要立郢。郢以辄还在为由推辞，于是国人立了辄。辄立了十二年，辄出逃，蒯聩进入卫国，这就是卫庄公。庄公立了三年就出逃了。友恭私下详细考察这件事，妄自推测认为辄不顾其父而自立，固然已经失去了父子之义。蒯聩得罪了父亲而出逃，却依靠竖良夫和孔悝的母亲胁迫孔悝登上高台盟誓而拥立他，这是不遵从先君的遗命，父子君臣之义都丧失了。那么宗国应该立谁呢？一定是郢吧？当郢辞让国家、国人立辄的时候，如果辄能逃走，那么郢就没有理由推辞，蒯聩也就没有再君临卫国的意思了。等到蒯聩已经进入卫国，良夫和孔悝的母亲互相胁迫孔悝，这时如果孔悝能守节而死，那么蒯聩怎么能被拥立呢？可惜孔悝不知道这样做，一切都听之任之无可奈何，这就是蒯聩得以被拥立的原因。虽然如此，天下哪有没有父子君臣之道的国家呢？难怪蒯聩不久后又出逃了。答：“这个论述大体上是对的，但说辄逃走那么蒯聩就没有再君临卫国的意思，以及蒯聩被拥立后又出逃的说法是不对的。大概辄本来就应该逃走，并不是想用这个来抗拒蒯聩的到来。蒯聩如果真能守住国家，也未可知，只是从义理上讲本来就不对，不必这样牵强附会。”又问：“孔悝有母亲却不能禁止她作乱，等到做了卫国的臣子，又不能有所建树。以子路的贤德，做他的家臣，事情会怎样？心里很疑惑，也看不出他这样做的依据是什么，请赐教。”答：“圣人的门下不让人逃避世俗、躲避他人来标榜高洁，所以众弟子多在混乱的国家做官。然而像子路、冉有这些人，也太不择地而仕了。这是学者应当深深警戒的。”
《御纂朱子全书》卷三十六
<子部,儒家类,御纂朱子全书>
钦定四库全书
《御纂朱子全书》卷三十七
礼一
仪礼
总论
现在的《仪礼》大多是士的礼仪，天子诸侯的丧祭之礼都不在其中，不过有一些小的朝聘、宴飨之礼。自汉朝以来，凡是天子的礼仪，都是用士的礼仪增加而成的。河间献王得到的礼有五十六篇，却有天子诸侯的礼仪，所以班固说“胜过用推演士礼来制定天子诸侯之礼的人”。班固写《汉书》时，这些礼还在，不知道哪个朝代哪一年丢失了，真可惜。
鲁共王毁坏孔子住宅，得到古文《仪礼》五十六篇，其中十七篇和高堂生所传的十七篇相同。郑康成注释这十七篇，多处举出古文作某，那么他当时也见过这壁中之书。不知道为何只解释这十七篇，而三十九篇不解释，最终没有流传下来。
《仪礼》是经，《礼记》是解释。《仪礼》有冠礼，《礼记》就有《冠义》；《仪礼》有昏礼，《礼礼》就有《昏义》，以至于燕射之类，没有不是这样的。只是《仪礼》有《士相见礼》，《仪礼》却没有《士相见义》，后来刘原父补写了一篇。
陈振叔也完全掌握了这种说法。《仪礼》说，这乃是仪，还需要有礼书。《仪礼》只记载行礼的威仪，所谓“威仪三千”就是如此。礼书比如：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二庙之类，是讲述大经的地方。这是礼必须自有文字记载的。
知道防备《仪礼》有头绪，很好。这本书虽然难读，然而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