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纂朱子全书卷五十八

译确实如此。比如张良为韩国向秦国报仇，怂恿高祖进入关中；等到项羽杀害韩王成，他又促使高祖平定项羽，这两次报仇，都不是亲自去做。后来在确定太子一事上，他也把自己置于闲散之地，只是让四位老人出面来定夺。

译问杨氏：“杨朱主张爱身，他的学问也浅近，但举世都尊崇崇尚他，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他的学问并不浅近，自有好处，其实就是老子的学问。现在看老子的书，自有许多道理，人怎么不爱呢？他的学问也要出来治理天下，主张清虚无为。所谓‘因循是君主的纲领’，事事只是顺应自然而为，像汉文帝、曹参就是运用老子学说的效果。然而他们只用了老子学说的皮毛，凡事只是包容因循下去。老子的学说最讲究隐忍，他闲时像个虚无卑弱的人，不要让他紧要关头发作出来，更让你抵挡不住，像张良就是这样。张良都运用老子的学说，比如在峣关之战，与秦将讲和了，忽然趁其松懈攻击他；鸿沟之约，与项羽讲和了，忽然回军杀他。这就是他柔弱之处的发作，可怕可怕。他的计谋防备不需要多，只要两三次，这样高祖的基业就成就了。”

问杨朱像老子吗？近来见先生这样说，看来杨朱比较放达退隐，老子反而要以此治国，以此夺取天下。回答说：大概气象相似，像说“致虚极，守静笃”之类，老子起初也只是要放达退隐，不要放出那无状的样子来。等到反过来一想，才说以无事夺取天下，像说“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之类的话。

杨朱的学问出自老子，大概是杨朱曾经向老子学习过，所以《庄子》《列子》的书都说杨朱。孟子辟斥杨朱，就是辟斥庄老了。佛教有一种低下的，像梁武帝是得其低下的，他们初入中国时还没有，后来到了中国，却窃取老庄之徒许多说话，显得都很高深。《新唐书》赞李蔚说得好。

义刚问：“原壤看来也是学老子。”回答说：“他也不像老子，老子却不那样。”庄仲说：“却像庄子。”回答说：“是便是，夫子时已有这样的人了。”庄仲说：“庄子虽以老子为宗，然而老子的学问尚要出来应世，庄子却不这样。”回答说：“庄子说得较开阔，较高远，然而却较虚，走了老子的意思。若在老子当时看来，也不很喜欢他这样说。”

问老子与乡原如何？回答说：老子是出人理之外，不好声，不好色，又不做官，然而害伦理；乡原犹在人伦中，只是个无见识的好人。

问老子《道可道》章，有人想把“常无常有”作为句读，而把“欲”字属下句，这样如何？回答说：先儒也有这样断句的，不妥贴。问“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无”是车之坐处吗？回答说：恐怕不是这样。如果把坐处当作“无”，那么上文自然是就辐毂而言，与下文户牖、埏�是一类话。我曾经思考过，“无”是毂中空处，只有其中空，所以能受轴而运转不穷。就像伞柄上的木管子，众骨所防护的不知名，为什么管子中空，又可以受伞柄而开阖上下？车的毂也是这样。庄子所谓“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也是这个意思。

正淳问：“谷神不死，是为玄牝？”回答说：“谷虚，谷中有神，受声所以能响应，受物所以能生物。”

问谷神，回答说：“谷只是虚而能受，神谓无所不应。”他又说：“虚而不屈，动而愈出。”有一物之不受，则虚而屈了；有一物之不应，是动而不能出了。问玄牝，有人说：“玄是众妙之门，牝是万物之祖。”回答说：“不是这样说，牝只是木孔承笋，能受的物事。”如今门闩谓之牡，环则谓之牝，锁管便是牝，锁须便是牡。雌雄谓之牝牡，可见玄者谓是至妙的牝，不是那一样的牝。问老子的言语似有可取处，回答说：“他做许多言语，如何无可取？像佛教也尽有可取，但归宿门户都错了。”

问谷神不死，回答说：谷之虚也，声达焉则响应之，乃是神化之自然，是谓玄牝，玄妙也。牝是有所受而能生物者，至妙之理，有生生之意焉，程颐之所以取老氏之说也。

玄牝盖言万物之感而应之不穷，又如言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契有左右，左所以衔右，言左契受之义也。

沈庄仲问：“常有欲以观其徼”，徼之义如何？回答说：“徼是那边的徼，像边界相似，说那应接处。向来人皆作‘无常有’解，不如只作‘常有欲无欲’解。”又问道：“可道如何解？”回答说：“道而可道，则非常道；名而可命，则非常名。”又问：“玄之义？”回答说：“玄只是深远而至于黑窣窣地处，那便是众妙所在。”

张以道问：“载营魄与抱一能无乎”之义，回答说：“魄是一，魂是二，一是水，二是火。二抱一，火守水，魂载魄，是动守静也。”

专气致柔，只看他这个什么工夫，专非守之谓也。只是专一无间断，致

译柔和达到那柔顺的极致，〇只要有一丝一毫显露出来，便是刚强，这气便粗重了。

译郭德元问老子说：“礼，是忠信衰薄的表现，是祸乱的开端。”孔子又向老子请教礼，不知是什么缘故？回答说：“他懂得礼的曲折细节，只是他说这是无关紧要的东西，不把它当作正经事。”我起初怀疑有两个老聃，张横渠也认为可能是这样，现在看起来不是这样。他曾经担任柱下史，所以礼自然能够理会，因此与孔子谈论得如此好。只是他又说这个东西不用也可以，好像圣人用礼时，反而显得多事，所以这样说。《礼运》中“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等话，便自有这个意思。

问：“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回答说：老子说话都是这个意思。因为他看透了天下事变的规律，都从反面做起。比如人刚强咆哮跳跃不停，其气势必然有时而屈。所以他只务求柔弱。刚弱时，却蓄积了精刚完全。等到发作时，自然不可抵挡。所以张文潜说：老子因为静，所以能知道变化。然而其气势必然导致忍心无情，视天下之人如泥土。偶尔内心都冷冰冰了，便是杀人也不顾惜。所以其流弊多陷入变诈刑名。太史公把他与申不害、韩非同传，不是强行安排其源流，确实是这样。

《易经》不言有无，老子说“有生于无”，便不对了。

多藏必厚亡，老子也是说得好。

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是一句话，谓用跑马去拉粪车。前不久在江西，见到有所谓粪车，才明白此语【今本无“车”字，不知先生所见何本】

俭德极好，凡事节俭就很少失误。老子说治理人事奉养上天，没有比吝啬更好的。只有吝啬，这就叫做早复。早复这就叫做重积德。被他说得曲尽其妙。早复，是说能吝啬就不远而复，便在此处。重积德，是说先前已有所积，再用吝啬来涵养，这是又加积了。比如修养的人，此身未有所损失，而又加以吝啬涵养，这就叫做早复而重积。如果等到已经受损后再涵养，那么涵养的刚好足以弥补所损，不能叫做重积了。所以贵在早复，早复者，是早觉未损而吝啬它。比如我此身已衰耗，像破屋相似，东扶西倒，虽然想修养，又能有什么益处呢？今年收到季通的信，说近来深晓养生之理，尽得其法，只是城郭不完整，无处施展其功。看来是这样【以上语类二十二条】

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贵，是重视的意思。说宠辱细故，得到它尚且像受惊一样。如果是世上的大患，则更应当重视它，而不可触犯，像爱惜自己的身体一样。宠为下者，宠人者是上位者，是施予于人的人。受宠于人者，是下位者，是接受于人的人。这是辱固然不用说，而宠也不值得崇尚。现在得到它尚且像受惊，何况大患与身体合为一体，可以不重视吗？如果让人对于大患，都像它将及于身体一样，而重视它，则一定不敢轻易让身体深陷于天下之事了。得到这样的人，而把天下托付给他，则他对天下一定能谨慎守护，像爱惜自己的身体，哪里会有祸败降临呢？老子说道的真意以治身，又说身与名哪个更亲，而他所说的外其身、后其身，其实乃是所以先而存之。他爱身到了极点，这其学说的流传，所以流变为杨氏的为我。苏子由却以忘身为言，这是佛家梦幻泡影的遗意，而不是老子的本真了【答邱子服】

出生入死章，诸家说法都不让人满意，恐怕未必得到老子的本意。现在只从“夫何故”以下看，则语意自分明。大概说人之所以自生而趋向死亡，是因为养生太厚罢了。声色臭味，居处奉养，权势利欲，都是养生的东西。只有在此太厚，所以物得以害之。善于摄生的人，远离这些累赘，就没有死地了。这却只是目前日用之事，便可受持。他既然难以阐明，似乎也不必深究了。如何如何【答邱子服○以上文集二条

列子平淡疏旷【以下论列子○语类

问：“横耳所闻，无非妙道。”回答说：横耳所闻，是列子的话，与圣人的意思不能相入。圣人只说“耳顺”，是因为到了这个境界，全是道理，闻见之间，无非至理【称为至理，便与妙道不同】，自然不见其他，虽有逆耳之言，也都随理冰释，而初无横耳的意思。只此便可见圣人之学，与异端之学的不同处，其辨别如此，只在毫发之间【答张敬夫】

先前所说的未发者，即列子所说的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尝终结。形之所形者，实矣；而形形者未曾有。这难道是子思中庸的旨意吗？丙申腊日，因读列子书，这又观其言：“精神入其门，骨骸返其根，我尚何存者？”即是佛书“四大各离，今者妄身，当在哪里”之所由出。他这类话很多，暂且记下其一二于此，可见剽掠的端倪【观列子偶书○以上文集二条

庄周是个大秀才，他都理会得

译只是不把做事看。观其第四篇《人间世》及《渔父篇》以后，多是说孔子与诸人语，只是不肯学习孔子所说的“知者过之”的道理。像说“《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等话，后来的人如何能理解？他简直是像快刀利斧劈截而去，字字有着落。公晦说：庄子比起老子，较为平正贴切一些。回答说：老子极为劳碌纷扰，庄子稍微有些乖戾。庄子跌宕不羁，老子收敛克制。老子齐脚敛手，庄子却将许多道理翻腾来说，不拘泥于规矩法度。【以下论庄子】

译列御寇和庄周原本师承杨朱的学说，所以他们的书中多引用杨朱的话。庄子说：“子女对于父母，是命运，心中无法解脱；至于臣子对于君主，则是道义，在天地之间无处可逃。”这是他认为君臣之间的道义似乎无法逃避，不得不臣服吗？他并没有将君臣视为自然一体之处，奇怪的是，所以孟子认为庄子是无君论者，这类观点就是如此。

“因”是君主的纲领。道家学说最重视这一点。这个“因”，万事万物都凭借它来运作。引用《史记·老子传赞》说：“虚无因应，变化于无穷。”回答说：“‘虚无’是本体，‘因应’二字应当连读。大概‘因应’是功用，即顺着事物而应对的意思。”

讨论庖丁解牛这一段，讲到“恢恢乎其有余刃”时，说：“‘理’这个概念得名于此，因为眼中所见没有完整的牛，是因为熟练了。”

问：“‘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这是什么意思？”回答说：“他是说九万里高空的风，这个‘息’是指鼻息出入之气。”

先生说：“‘天在运转吗？地在静止吗？日月在争夺位置吗？谁在主宰这些？谁在维系这些？谁在无所事事却推行这些？大概是有机关束缚而不得不如此吧？大概是运转而不能自行停止吧？云变成雨吗？雨变成云吗？谁在施加这些？谁在无所事事却纵情享乐并鼓励这些？’庄子这几句话很好，是他见识到了才说到这个地步。他的才高如老子《天下篇》，说诗用来表达志向，书用来记述事迹，礼用来引导行为，乐用来调和情感，易用来阐明阴阳，春秋用来辨明名分。如果见解不透彻，敢这样说道的要旨吗？他的毛病是我虽然明白了，只是不去做。又说：‘《庄子》《老子》两本书注解的人很多，竟然没有一个人能说出他的本义，只是依据自己的臆测。我如果点出就不同，只是不想这样做。’（以上语录六条）

庄子说：“行善不要接近名声，作恶不要接近刑罚。顺着中道作为常法，‘督’旧解为‘中’。”大概人身有督脉，沿着脊柱中间，贯通上下（见医书），所以衣服背当中之缝，也称为督（见《深衣注》），都是取“中”的意思。老庄的学说，不论义理是否正当，只想在其中依顺迎合，作为保全自身、躲避祸患的计策，正是程子所说的“闪奸打讹”。所以他的意思是：行善而接近名声，是行善的过错；作恶而接近刑罚，也是作恶的过错。只有不大行善，不大作恶，而只顺着中道作为常法，就可以保全自身而终其天年了。然而他说的“行善不要接近名声”，话语似乎有理而实际上不对。大概圣贤之道，只教人致力于行善的实质，起初不教人追求名声，也不教人逃避名声。大概为学而追求名声的人，自然不是为己之学，不值一提。如果害怕名声拖累自己而不敢尽为学的努力，那么他的用心已经不公，而稍入于恶了。至于说“作恶不要接近刑罚”，则更加违背道理。君子的恶，厌恶恶就像厌恶臭气，不是有所畏惧而不做。现在却选择不至于触犯刑罚的恶而偷偷去做，至于刑罚祸患所在，巧妙地避开而不敢触犯，这种算计私利而损害义理的行为，更加严重。却想把他那依违苟且的中间状态当作中道而顺从，他的肆无忌惮也就更加严重了。客人曾经对我说：“过去的人以诚作为入道的关键，恐怕不容易实行，不如用中代替诚，那么人人都可以实行而没有困难。”我回答说：“诚而中，是君子的中庸；不诚而中，则是小人的肆无忌惮。”现在世俗苟且偷安、放纵恣肆的言论，大多类似这样，不可不深入考察。有人说：“那么庄子的意思，难道和子莫执中的情况类似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子莫执中，只是没有权变罢了，大概还是在义理中选择而错误地执守这个固定的中。”庄子的意思，则不论义理，专门计算利害，又不是子莫能比的。大概考察他的本心，实在与世俗乡原的见解没有不同，而他的揣摩精巧，计较深切，则又是世俗乡原所不及的，这是贼害德行的尤甚者。所以清谈盛行而晋代风俗衰败，大概其势必然如此，而王通还认为这不是老庄的罪过，那么我就不能理解他是什么说法了。既然作了《皇极辨》，因为感慨与此意有相似之处，随意写在后面。（《养生主说》）

指示说读庄周的书，泛泛观看没有害处，只是不必深留意罢了。如果说自己已经知道为学的大端，而自比于明道，恐怕未必如此。明道乃是当时已经见到大意，而尚且怀疑他的学说，所以起初虽然广泛吸取，最终却抛弃了。向来相聚见到德粹，似乎对此理见得不够确切，而且尚且对释子的言论不能无疑。现在如果再用庄周的学说助长，恐怕会被其漂荡而无法自立。况且今日诸先生的议论流传于世，得失已经分明，又不是当日可比呢？如果论泛泛观看，那么世间文字都需要看过，又不只是庄子。（答滕德粹○以上文集两条）

墨子，管子，孔丛子（子华子附），申韩。

杨朱和墨翟都是邪说，但墨子的学说尤其出于矫饰虚伪，不近人情而难以实行。孔墨并称，是韩愈的错误。然而也未见到《原道》之作，孰先孰后呢。（论墨子）

《管子》不是管仲所著，管仲

译当时他执掌齐国的政事，事务非常多，稍微空闲时，又沉溺于“三归”的享乐之中，决不是有空闲工夫著书的人。著书的人，都是不被任用的。《管子》一书中也有老子和庄子的言论，想来只是战国时期的人搜集整理管仲当时的行事言语之类，并附上了其他书籍的内容。

译《家语》只是王肃编纂的古代杂录，这本书虽然有很多毛病，但并非王肃所作。《孔丛子》则是王肃所注，是后人伪托之作。读其开头的几章，都是《左传》的句子，当时就已怀疑它。等到读了后面的序言，才说作者喜好《左传》，这就可见【以下论述《孔丛子》】

汉卿问：“孔子顺从许多话却好？”回答说：“这些话出自《孔丛子》，不知是否真实？只是《孔丛子》里的言辞大多类似东汉人的文风，气势软弱，完全不像西汉人的文风。况且如果西汉初年就有这类话，为什么在贾谊、董仲舒的著作中略无体现？偏偏到东汉才突然冒出来，这都不可理解【以上《语类》四条】

会稽官府刻印的书版中有《子华子》一书，说是程本字子华的人所作，就是孔子与他倾盖而语的那位。喜好新奇的人大多喜欢称引它。在我看来，它的言辞故意写得艰涩，而语意其实浅近；它的体式务求高古，而气势其实轻浮。它的道理多取自佛老医卜之言，它的用语多采用《左传》《汉书》中的字句。它的粉饰涂泽、俯仰姿态，只像近年后生巧于模拟变造者所为。不仅决非先秦古书，也不是百十年前的文字。推究它之所以如此，只是因为《家语》等书有孔子与程子倾盖而言一事，却不见他们所说的是什么。所以好事者妄意此人既为先圣所赞许，必是当时的贤者，可以假托声势，迷惑世人，于是伪造此书以附会之。正如麻衣道者，本无言语，只因小说有陈希夷问钱若水骨法一事，于是南康军戴师愈伪造《正易心法》一书以托名于他。麻衣易，我也曾辨析过。然而戴生粗陋，我曾认识他，他的书鄙俚不足惑人。这《子华子》，推测必是一位能文之士所作，其言辞精丽远超《麻衣易》。如论河图之二与四抱九而上跻，六与八蹈一而下沉，五居其中，据三持七，巧妙极了。正因其甚巧，所以知其非古书。又把洛书当作河图，也沿袭了刘牧的错误，更足以见其为近世之作。有人说王铚字性之、姚宽字令威多作伪书，二人皆居越地，恐怕出自他们之手，但又恐怕非他们所能企及。如《子华子》者，现在也未暇详细论述其言辞的得失，只看其书数篇与前后三序，皆是一手文字。其前一篇托为刘向所作，却全然不像刘向其他书籍；后两篇乃无名氏岁月，而皆托名为之，号称类似世上的匿名书。至于其首篇“风轮水枢”之说，正是并缘释氏之说。其卒章“宗君二祥、蒲璧等事”，皆剽窃他书附会为说。其自叙出处，又与《孔丛字》所载子顺事略相似【《孔丛子》也是伪书】又说有大造于赵宗者，即指程婴而言以《左传》考之，赵朔既死其家内乱，朔之诸弟或放逐或死亡，而朔之妻乃晋君之女，故赵武从其母畜于公宫，安得有所谓大夫屠岸贾者兴兵以灭赵氏，而婴与杵臼以死卫之的说法呢？况且其曰“有大造者”，又用吕相绝秦语，其不足信，明显得很。而近年以来，老成该洽之士，亦或相信它，固已可怪。至引其说以自证其姓氏之来源，则又诬其祖矣。大抵学问不知根本，而又贪多务得，又每每务欲出于众人之所不知者，以为博学，是以其弊必至于此，可不戒哉【论述《子华子》○偶读漫记○文集】

问《史记》云：申子卑卑，施于名實；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刻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回答说：张文潜的说得对。有人说：东坡谓商鞅、韩非得老子，所以轻视天下者，是以敢为残忍而无疑。回答说：也是这个意思。总之，只是孟子所谓“杨氏为我，是无君也”的意思。老子是个占便宜不肯担当做事的人，自守在里，防你外面天翻地覆都不顾，此岂不是少恩？道夫说：若柳下惠之不恭，莫亦至然否？回答说：下惠其流必至于此。又说：老子著书立言，皆有这个意思【论述申韩○《语类》】

荀子 董子 杨子 文中子 韩子

有人说性，谓荀卿亦是教人践履。先生说：须是有是物，而后可践履。今于源头处既错，又如何践履【以下论述荀子】

不要看杨子，他说话无好处，议论亦无实处。荀子虽然是有错，到说得处也实，不如他说得恁地虚胖。

仲舒所立甚高，后世之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义功利关不透耳【以下论述董子】

仲舒识得本原，如云正心修身，可以治国平天下，如云仁义礼乐皆其具，此等说话皆好。若陆宣public之论事，却精密，第恐本原处不如董舒，然董舒施之临事，又却恐不如陆宣公也。

贾谊之学杂他本，是战国纵横之學，只是较近道理，不至如仪、秦、範、蔡之甚

译他。他在这一方面的道理见识得稍微多一些，所以讲得比较好，但终究还是有纵横家的习气，因为他的根基只是从战国时期来的，所以如此。汉代儒者中只有董仲舒纯粹，他的学问非常端正，不是其他人能比的，只是显得困顿而没有神采，极精妙之处也不过体现在“正义”、“明道”这两句话上。这些诸子都不值得称道，像张良、诸葛亮固然端正，只是太过粗疏。

译问：“所谓‘正其义’，凡是处理这一件事，只应当处置得合宜，而不可以有谋取利益、占便宜的心。所谓‘明其道’，那么处理这件事就合乎义，这就是所谓‘明其道’，而不可以有计较日后功效的心。正其义而不谋利，是在处事之前；明其道而不计功，是在处事之后。这样看，可以说‘这么说’吗？也可以。他本来是合掌说的，看来也须微有先后的次序。”

杨子云的出处不对，当时善于离去，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论杨子】

文中子的议论很多，中间暗藏了一段，没有分明其间。弟子问答的姓名多是唐代的辅相，恐怕也不是这样。因为这些人没有一句话提到他们的老师，人们认为王通与长孙无忌不和睦，所以这些人畏惧无忌而不敢说话，也没有这样的道理。像郑公难道是畏惧别人的人吗？《中说》的主旨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用“七制”来命名。这一定是因为他在续书中曾经采集七位君主的事迹来写成书，而命名为《七制》，如同《二典》的体例。现在无法考证，大率多是模仿而作。比如把董常比作颜子，那就是以孔子自居，说各位公卿可以做辅相之类，都是编撰而成，要安排七制中的君主作为他的尧舜。考察他们的事迹也大多不合。刘禹锡写歙池江州观察王公的墓碑，那是王仲淹四代祖的碑，其中记载祖先的名讳大多不同，以及阮逸所注，并记载关朗等事，也大多不真实。王通在大业年间去世，自然不是同时代的人，如果推说十七代祖，也不应该遥远到如此程度。唐李翱已经在《中说》里论述，可以比作《太公家教》，那么这本书的出现也已经很久了。伊川说文中子有些格言被后人添入破坏了，看来一定是阮逸等公增补夸大，借显赫的人来增加分量。现在的伪书很多，比如镇江府印的《关子明易》，以及《麻衣道者易》都是伪书。至于世传的《繁露》、《玉杯》等书，都不是真实的。大抵古今文字都可以考证，古文自然是庄重。至于孔安国的《书序》以及注中的话，大多不是孔安国所作。因为西汉的文章虽然粗犷但也劲健，现在的《书序》只是六朝软慢的文体。因此举出《史记》所载的《汤诰》以及武王伐纣的言辞不典雅，不知道是什么齐东野人的话【以下论文中子】

天下都忧虑，我独自能不忧虑吗；天下都怀疑，我独自能不怀疑吗。又说：乐天知命，我有什么可忧虑的？穷理尽性，我有什么可怀疑的？大概有应当忧虑怀疑的，有不应当忧虑怀疑的，但都是心的作用。文中子认为有心迹的分别，所以伊川批评他。又说：正因为没有一己的忧虑怀疑，所以能忧虑怀疑天下；正因为忧虑天下，怀疑天下，所以没有一己的忧虑怀疑【以上语类九条】

道在天下，未曾消亡，而其明暗通塞的不同，就像昼夜寒暑的相反。所以二帝三王的治理，《诗》《书》六艺的文章，后世没有人能赶得上。大概不是功效言语的不类似，而是其本心事实的不相等。虽然如此，维天之命，于穆不已。那所谓的道，则本来未曾消亡。而《大学》的教导，所谓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的，又已经有明显的方法，好像可以阶梯而上升。后来读那书、考察那事的人，如果真的能深思熟讲以探求其根本，谨守力行以实践其实，至于一旦豁然开朗，晦暗的变明，阻塞的变通，那么古人的不可及之处，本来已经忽然在我身上了。哪里会担心最终赶不上呢？如果不这样，而只是做模仿假窃的打算，那么不仅精粗悬殊，终究没有相似的道理。即使相似，然而对于其道又有什么足以明白的呢？这是有志于为己的士人，所以不屑而有所不暇做的。王仲淹生在百世之下，读古圣贤的书，而粗略认识其用，那么对于道未曾消亡的，大概有意了，而对于明德新民的学问，也不能说没有志向。然而未曾深探其根本，而尽力于其实，以求必定得到至善而停止，反而挟持其窥探想象的仿佛，而说圣之所以为圣，贤之所以为贤，与其修身、治人，以及天下国家的，全都超越不了这个，所以一见隋文帝，就陈述十二策，那么既不自量力之不足以做伊尹周公，又不知道其君不可以做汤武，而且不等待其招唤而前往，不等待其询问而告诉，那么又轻视其道以求售。等到其不遇而归，其年龄大概也不算晚。如果能在此反求于身，以益求其所未至，使明德的方法、新民的器具，都足以得到至善而停止，那么异时得君行道，安知最终不赶得上古人？即使不幸终究无所遇，至于甚不得已而笔之于书，也必定有以经言之余蕴，而开后学于无穷。反而不知道出此，而不胜其好名欲速的心，汲汲乎日以著书立言为己任，那么其用心为己外了。等到其无以自托，乃复捃拾两汉以来文字的陋劣，功名事业的卑下，而求其天资的偶合，与其窃取而近似者，依仿六经常次采辑因以牵挽其人，强而跻之二帝王三王之列。现在其遗编虽然不可见，然而考之中说，而得其规模之大略。那么彼之赞易，是岂足以

译懂得先天与后天互为体用吗？而高祖、文帝、武帝、宣帝所制定的制度，难道有精一执中的传承吗？曹植、刘桢、颜延之、谢灵运的诗篇，难道有遵循事物法则、秉持常道的训诫吗？叔孙通、公孙述、曹褒、荀勖所制定的礼乐，又怎能与伯夷、后夔、周公的美德相比呢？至于宋、魏以来，一南一北，衡量功绩、估量德行，大概都没有足以确立君臣名分的依据。那么，天命人心的向背，正统继承的偏正，又哪里值得讨论呢？却想要伸臂介入其中，夺取那边的给予这边的，以将自己列入孔子《春秋》的评判之中呢？大概既不知道自己的学问不足以成为周公、孔子那样的人，又不知道两汉的不足以为三王（夏禹、商汤、周文王）那样的人，却只想要凭借这微不足道的东西，在形似影响之间加以比拟效仿，傲慢地自认为足以继承千位圣人而训诫百代君王。却不知道他们起初不足以供给儿童的一次游戏，又恰好因此将自己招致吴、楚僭越称王的诛讨。使得后世懂得大道的君子，虽然有时采纳他们的言论，但最终不能不对此感到遗憾，这也是可悲的啊。至于借用占卜来附会《论语》，并强行引用唐初的文武名臣作为弟子，这是李福郊、李福畤所做的事，而不是李仲淹的本意。然而推究其本源，乃是李仲淹平日好高自大的心态有所启发，那么也不能说他没有罪过了。有人说：那么李仲淹的学问，确实不能与孟子相提并论了吗？他看待荀子、扬雄、韩愈，也有可以比较优劣的地方吗？回答说：荀子的学问，混杂了申不害、商鞅的法家思想；扬雄的学问，本源于黄老道家；而他们著书的意图，大概也只是姑且依托空洞的文字来表现自己罢了。不像李仲淹的学问，颇为接近正道，而且粗略地有可以实用的内容。至于韩愈的《原道》等篇章，对于大道的根本源头，似乎有荀子、扬雄、李仲淹所不及的地方。然而考察韩愈平生志向所在，终究不免于文士浮华放浪的习气，当时世俗对富贵利达的追求；而他观察古今的变化，将要付诸事业的做法，恐怕也不如李仲淹那样恳切而有条理。因此我对李仲淹独自深感惋惜，而对于那三位（荀子、扬雄、韩愈）则无暇顾及，这也是《春秋》责备贤者要求完备的遗意，真是令人感叹啊【王氏续经说○文集】

译《遗书》第一卷论及韩愈，称其为近世的豪杰，认为扬雄哪里能比得上韩愈？而第六卷却说：扬雄的学问，实际上就是韩愈的学问。韩愈才华横溢，但涉入道体较浅，这两种说法在取舍上似乎相互矛盾。回答说：如果仅从论性这一点来看，扬雄“善恶混”的说法，其见解仅仅足以与告子相比。至于韩愈，他看到的道理，却非常峻拔绝异。他将人性分为三品，这正是论述气质之性。直到程门点破了“气”字，方才有了着落。这就是韩愈难以企及的原因，而第二种说法并未得其真实。【以下论述韩愈】

问：韩愈关于人性三品的说法是否正确？回答说：韩愈论性，只用仁义礼智来解释，这便是他见识高明的地方。至于论述三品，也是如此。但在我看来，人的本性，难道只有三品吗？应当有百千万品。韩愈的论述，却缺少了一个“气”字。程子说：“论性不论气，不全面；论气不论性，不明晰。”这些都是前人未曾阐发的。比如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如果只说这一句，便行不通。又如“人生而静，静固是性”，只要加上一个“生”字，便是带着气质而言了，只是未曾明确说出“气”字。只有周敦颐的《太极图》，却有气质之性的意思。程子的论述，又是从《太极图》中体现出来的。

问：韩文公说：“人之所以为性者五”，是他确实见识到了才这样说的呢？还是偶然说得恰当？回答说：“看他文集中的说法，大多是闲散度日时的议论，不见他做功夫的地方，想来只是才华高超，偶然见得如此。等到说到精微之处，却又错了。”接着说：“只有孟子讲义理，说得精细明白，活泼泼地。比如荀子空谈许多，让人看起来像吃糙米饭一样。”

问：仁与义是定名，道与德是虚位，虚位的含义如何？回答说：“这也讲得通。因为仁义礼智是实有的，而‘道’‘德’二字是贯通上下而言的，却是虚的。比如有仁之道、义之道，仁之德、义之德，这‘道’‘德’只是随着仁义来说，所以是虚位。他又自己说：‘有君子小人之德，有凶有吉。吉人就是吉德，凶人就是凶德。君子实行就是君子之道，小人实行就是小人之道。’比如‘道有二，仁与不仁，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之类。如果是‘志于道，据于德’，那才是好的，才是道德的正统。”

韩退之说：“磨礲去圭角，浸润着光精。”又说：“沈浸醲郁。”又说：“沈潜乎训义，反复乎句读。”杜元凯说：“优而防之，使自求之；餍而飫之，使自趋之。若江海之浸，髙泽之润，涣然冰释，怡然理顺，这样才算得到。”而现在的学者都不见这种意思。又说：“磨礲去圭角，易晓；浸润着光精。”这句话最好，人多不知。又说：“只是将圣人的言语只管浸灌，不久自然生出光精，气象自然不同。”

问：荀子、扬雄、王通、韩愈这四个人，凡人著书，自有其规模，自有其作用处。有的流于申不害、韩非的法家，有的归于黄老道家，有的有体而无用，有的有用而无体，不能一概而论。比如王通这个人，在世务变故、人情物态、施为作用方面，极见得分明。只是在他所知晓的作用处，却有毛病。韩退之则在大体上见得，而在作用施为处却不明白。比如《原道》一篇，自孟子之后无人像他那样见得透彻。郊祭则天神降临，庙祭则人鬼享用，以此为人则爱而公，以此用心则和而平，以此治理天下国家，无处而不恰当，说得极无瑕疵。只是空见得本原如此，下面的功夫都空疏，更没有事物支撑衬垫，所以在用处不甚让人满意。因为他费工夫去作文，所以读书的人只为作文而用。从早到晚，从少到老，只是火急地去弄文章，而对于经纶实务不曾究心，所以作用不得。每天只是招引几个诗酒秀才和尚度日，有些工夫只用来磨炼文章，所以没工夫来做这边的事。兼且他说“我这个便是圣贤事业了”，自己不知道这不是。比如论文章说：“自屈原、荀卿、孟轲、司马相如、扬雄之徒”，却把孟轲与这几人同等议论，可见没有见识，都不成议论。荀卿则完全是申韩的法家，看《成相》一篇可见。他见当时庸君昏主、战争不息、愤闷恻怛，深深想要提耳教诲他们，所以作此篇。但其要旨最终归于明法制、执赏罚而已。他那粗浅的做法，怎么比得上王通？扬雄则完全是黄老道家。我曾说扬雄最无用，真是一个腐儒。他到了危急处只是投靠黄老，如《反离骚》以及《老子》道德之言，可见这人更无说法，自身性命尚且奈何不下，如何理得别的事？如《法言》一卷，议论不明快，不果断。如其为人，他见识全低，语言极呆，甚好笑。荀扬二人自然不可与王韩二人同日而语。问王通的毛病如何？回答说：这人于作用处知晓，急切想要见之于用，所以便要做周公的事业，便去上书要兴太

译平。等到知道时势不可为，做不了周公的事业，就急忙退下来续写《诗经》《尚书》和《元经》，又要做孔子的事业。却不知道孔子所处的时代，承接夏商周三代，有许多典谟训诰的文章，有许多礼乐法度名物度数，几代圣人的典章制度都在那里，选取并继承叙述，才能做成这个家当。成王通达的时候，有什么典谟训诰，有什么礼乐法度，却想拿汉魏以下的东西来作为书，那么就想用七制命议之类作为续《书》【高祖、文帝、武帝、宣帝、光武帝、明帝、章帝七位皇帝的诏制，大概是用来比拟《尧典》《舜典》的】；诗则想取曹植、刘桢、沈约、谢灵运等人的作品作为续《诗》。续成这样那样的诗书，能阐明什么道理呢？自汉代以来，诏令中稍微值得看的不过几篇，如高帝求贤诏虽然好，却又不够纯粹；文帝劝农、武帝荐贤、武帝轮台之悔的诏书，只有这几篇稍微好一些，此外没有哪一篇比得上典谟训诰。即使想找一篇像《君牙》《冏命》、《秦誓》那样的也没有。曹植、刘桢、沈约、谢灵韵的诗，又哪能有一篇像《鹿鸣》《四牡》《大明》《文王》《关雎》《鹊巢》那样的？也有学习四句古诗的，但多是称颂之词，言语都超过实际，不足以取信。乐怎么会有《云英》《咸》《韶》《濩》《武》那样的音乐？礼又怎么会有伯夷、周公制定的礼仪？他只是急着要做个孔子，又没有佐证，所以装扮几个人来做尧舜汤武，都说经过我删述，便显得我是圣人。像《中说》这一本书，都是要学习孔子。《论语》说泰伯“三次把天下让给别人”，他就说陈思王善于谦让；《论语》说殷代有三仁，他就说荀氏有二仁。又抓几个公卿大夫来互相问答，便比作当时的门人弟子。正如梅圣俞说欧阳永叔那样，他自己要做韩退之，却把我比作孟郊。王通就是这样，他自己要做孔夫子，便胡乱抓别人来作为圣人和贤人。却不知道秦汉以下的君臣人物分量已经确定，你怎么能加重？《中说》这一本书，固然是后人假托，不是王通自己写的，但毕竟是王通平生喜欢自我夸大，续诗续书，纷纷著述，所以引起后人假托的缘故。后世子孙见他学习周公孔子，学不成就冷淡了，所以又取当时显赫的公卿大夫来编纂附会而成。毕竟是王通有这种意思在，虽然不是他的过错，也是他有所启发的。像世人说坑焚之祸起于荀卿，荀著书立言，何曾教人焚书坑儒？只是看他无所顾忌，敢于发表异论，那么他的末流就有坑焚的道理。然而王通比荀子、扬雄又远不相同。王通极其开朗，说得广阔，因为他对事情讲究得精微，所以对世变兴亡、人情物态的更革沿袭、施为作用的先后次序都晓得，识得仁义礼乐都有用处，若用于世必然可观，只可惜不曾向上透进一步，在大体处有所欠缺，所以如此。如果再晓得高处一着，哪里得来？只要细看他的书便见，他极有好处，不仅是荀子、扬雄道不到，即使韩退之也道不到。韩退之只知道个大纲，下面的工夫都空虚，要做更无下手处，他的作用处全疏漏，怎么敢望王通？然而王通之所以如此，他的毛病也只在于不曾仔细读书，他只看见圣人有个六经，便想另做一本六经，把圣人的腔子填满里面。如果仔细读书，知道圣人所说的义理无穷，自然没工夫闲做。他死时极年轻，只得三十多岁，他却火急要做许多事。有人说：如果多给他几年寿命，必然可观。回答说：不然，他气局促狭，只如此了。他作许多书时才二十多岁，孔子七十岁才系《易》、作《春秋》，而王通不到三十岁都做了圣人许多事业气象，去不得了，适宜他死。又说：《中说》一书像子弟记录他的言行，很有好处。虽然说是后人假托，不妨假托得许多，须真有个人坯模如此，方能装扮得成。假使凭空撰得一人如此，那么能撰之人也自大有见识，非凡人了。

译子升问仲舒：「文中子说：『仲舒的学问根本纯正，正如他说正心以正朝廷。与命者，是天之令也。』以下的话都很好。班固所说的纯儒，非常恰当。至于天下国家的事业，恐怕仲舒施展未必能达到王通见识的高明。比如他说治体之处极高，但在学问根本处不如古人，如明德、新民、至善等处，都不加理会，却要拼凑汉魏以下的事，整顿为法。这就是低处。总之，文中子论治体之处高似仲舒，而根本不及；仲舒似文中子，而纯正不及。」

立之问扬子与韩文公优劣如何？回答说：各自有长处。韩文公看得大意已分明，但不曾去仔细理会。如《原道》之类，是不容易得到的。扬子云为人深沉，善于思索，如阴阳消长之妙，他直是去推求。然而在《太玄》之类，也是拙劣的工夫，道理不是如此。盖天地间只有奇偶，奇是阳，偶是阴，春是少阳，夏是太阳，秋是少阴，冬是太阴，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只这样推去，都走不得。而扬子却添二作三，谓之天地人事，事要分作三截，又且有气而无朔，有日星而无月，恐怕不是道理。亦如孟子既说性善，荀子既然说性恶，他无可得说，只得说个性善恶混。若有个三的道理，圣人想自说了，不待后人说。看他里面推得辛苦，却就上面说些道理亦不透彻。看来其学似本于老子，如“惟清惟静，惟渊惟默”之语，皆是老子的意思。韩文公于仁义道德上看得分明，其纲领已正，却无他这个近于老子的说话。

先生令学者评董仲舒、扬子云、王通、韩退之四人的优劣，有人取仲舒，有人取退之。先生说：董仲舒自是好人，扬子云不足说，这两人不须说，只有文中子、韩退之这两人相似，试再评看。学者也多主张退之。先生说：看来文中子根基浅，然却是以天下为心，分明是要见诸事业，天下事他都一齐纳入思虑，虽是卑浅，然却是循规蹈矩要做事业的，其心却公。如韩退之，虽然是见得道的大用是如此，然却无实用功处，他当初只是要讨官职做，始终只是这心，他只要做得言语似六经，便以为传道。至于他每日的工夫只是做诗、博弈、酣饮、取乐而已，观其诗便可知，都衬贴那《原道》不起。至于他做官临政，也不是要为国家做事，也无什么可称道的，其实只是要讨官职而已。

欧阳子曰：三代以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三代之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这是古今不易的至论。然而他只知道政事礼乐之不可不出于一，却不知道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于二。古之圣贤，其文可谓盛矣，然而初岂有意学为如是之文哉？有其实于中，则必有是文于外。如天有此气，则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此形，则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圣贤的心，既有此精明纯粹之实，以旁薄充塞乎其内，那么其着见于外的，也必然自然条理分明，光辉发越而不可掩。盖不必托于言语，着于简册，然后谓之文。但自一身接于万事，凡是其语默动静，人所可得而见的，无所适而非文也。姑且举其最而言，则《易》之卦画，《诗》之咏歌，《书》之记言，《春秋》之述事，与夫礼之威仪，乐之节律，都已列为六经，而垂万世。其文之盛盛，后世固莫能及。然而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岂无所自来，世亦莫之识也？故孔子之言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盖虽已决知不得辞其责了，然犹若逡巡顾望而不能无所怀疑。至于推其所以兴衰，则又以为这都是出于天命之所为，而非人力之所及。这其体之甚重，岂世俗所谓文者所能当哉？孟子死后，圣学失传，天下之士背本趋末，不寻求知道养德以充其内，而汲汲乎徒以文章作为事业。然而在战国之时，如申商孙吴之术，苏张范蔡之辩，列御寇庄周荀况之言，屈原之赋，以至秦汉之间，韩非李斯陆贾贾谊董仲舒司马迁刘向班固，下至严安徐乐之类，都还是先有其实而后托之于言。只是因为他们无本而不能一出于道，所以君子犹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扬雄之徒，则一以浮华作为崇尚，而无实之可言了。扬雄的《太玄》《法言》，盖亦长杨校猎之流，而略变其音节，初非实为明道讲学而作也。东京以降，讫于隋唐，数百年间，愈下愈衰，那么其去道益远而无实之文亦无

译值得讨论。韩愈出现后，才开始觉察到前人的浅陋，感慨激昂地向世人宣告，想要去除陈旧的言辞，以创作《诗》《书》及六艺那样的作品，然而他耗费精神、虚度岁月，比前世那些人的做法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幸好他大致知道没有根据、缺乏实质内容是不可靠的，因此颇为追溯本源，并有所防范。于是《原道》等篇章开始写成，他说：“根基茂盛，果实才能成熟；油脂丰润，光芒才能明亮。仁义的人，他的言语温和美好。”他的门徒附和他说：“没有不深谙大道却能写好文章的人，这样大概算是贤能了。”然而现在读他们的书，那些出于阿谀奉承、嬉戏游乐、放纵无度而缺乏实质内容的，自然不在少数。至于他们所追溯的大道，也只是空谈其大体，并未见到他们深入探究并身体力行的成效。如果他们的文章都必然由此产生，那么他们评论古人时，竟直接将屈原、孟轲、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归为一类，而且认为他们还不如董仲舒、贾谊。他们评论当世之人，仅仅因为辞藻没有超过自己，就发出神明逝去、圣人隐没的感叹。至于他们门徒的议论，也仅仅把剽窃抄袭视为文章的弊病。大力振兴衰颓的文风，教导人们自立，这是韩愈的功劳。那么在他们师生传授之间，大概难免将“道”与“文”割裂为两样东西，而在轻重缓急、本末主次的区分上，又难免颠倒错置。从此以后，文风又再度衰微。过了几十上百年，欧阳修出现，他文章的精妙，大概已不逊色于韩愈。而他所说的“治道出于统一”之类的话，则自荀子、扬雄以下都赶不上，韩愈也未曾听闻。这似乎像是合乎大道了。但考察他一生的言论，以及他行为的实际，恐怕他也难免有韩愈那样的弊病。我又曾拿他门徒的说法来考察，诵读他言论的人，一方面说：“我年老将要休息，把这文章托付给你了。”另一方面又说：“我所说的文章，必定与道同在。”他们推崇他，一方面说：“他是当今的韩愈。”另一方面又引用“文不在兹乎”来张扬他们的学说。从前一种说法来看，道与文，我不知道它们究竟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从后一种说法来看，文王、孔子的文章，我又不知道它们与韩愈、欧阳修的文章，果真如此相提并论吗？唉！学问不被讲求已经很久了，习俗的错误，哪里说得尽呢！我读《唐书》有所感慨，因此写下这些议论来加以订正。

译御纂朱子全书卷五十八

子部，儒家类，《御纂朱子全书》

钦定四库全书

御纂朱子全书卷五十九

诸子二

苏氏、王氏

在策问中讨论苏氏与程氏的学问，这两家常常互相排斥。苏氏认为程氏是奸邪，程氏认为苏氏是纵横家。以我看来，只有王安石修《仁宗实录》时，说老苏的书，大体都是纵横家的流派。程子并没有这样说。比如《遗书》中关于贤良的一段，接着讲得志与不得志的说法，恐怕是说苏东坡在黄州猖狂放纵。不得志的说法，恐怕是指这个而言。道夫问：“苏东坡苦苦与伊洛学派相排斥，不知是什么原因？”朱子说：“他喜好放纵，看到端正的君子以礼法自我约束，却担心他们来检举防范，所以那样诋毁。”道夫说：“苏东坡气节有余，然而过度防范也是从这里来的。”朱子说：“确实如此。”又说：“老苏辨奸，起初只是私意如此。后来王安石做不成事，于是应验了他的话。然而王安石的气习，本来就是一个想要超脱形骸、脱离世俗的样子。吃东西不知饥饱，曾记得一本书记载王安石对饮食完全没有嗜好，只有靠近面前的必定吃完。左右的人怀疑他喜好，第二天换作其他食物而把这种食物放在远处，他就不吃了。往往在吃饭时，不曾知道味道。至于吃钓饵，当时人认为是诈术，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近世吕伯恭也是这样，脸脏身污，似乎不关心，饮食也不知多少。总之，这就是放心。辨奸把这类人当作奸邪，恐怕不对。老苏出仕，当时人们很敬重他，只有王安石不以为然，所以他的父子都切齿痛恨。然而老苏的诗说：‘老态尽从愁里过，壮心偏傍醉而来。’如此没有操守，难道不被王安石所笑？如上书韩公求取官职，这样的行为，难道不被王安石所轻视？至于苏东坡的著述，当时如果让他完全实行所学，那么事情也未可知。跟随他的人，都是一时的轻薄之辈，少有品行检点。其中如秦少游，就是最突出的。各位看到他说的通顺，就不再考察。当时如果让他们都聚集在朝廷上，那么天下怎么能太平？更是苏东坡首先成为无稽之谈的游从者，从而附和，难道不害事？只是他用的时间不久，所以他许多败坏的事情没有显现。加上后来群小用事，又费力像他，所以觉得他好。

两苏既然没有致道的才能，又没有遇到人指示，所以都糊涂没有对的地方。人难道可以凭自己的一孔之见，只管钻研，说这是我自得，不是听别人说的。

胡问：“东坡兄弟如果得用，都对天下国家没有益处吗？”朱子说：“就他们的限度而言，也各有用处。论其极致，也不能济事。”

蜚卿问王安石与苏东坡的学问说：“两公的学问都不正，但东坡的德行哪里能像王安石？东坡初年如果得用，未必他的祸患不亚于王安石。只是东坡后来看到王安石狼狈，所以都自己改了。初年谈论生财，后来看到青苗法行得狼狈，便不再谈论生财。初年谈论用兵，如说：‘用我的计策，即使北取契丹也可以。’后来看到王安石用兵用得狼狈，更不再谈论用兵。他分明有两截的议论。”

有人问东坡如果与明道同朝，能顺从吗？朱子说：“这也未必见得。明道终究是和粹，不太严厉。东坡称赞濂溪，只是在他之前，不与同时同事。因此说当时各位公卿的争论，看当时如此，不当论相容与不相容，只看在因什么不同。各家所争是争什么？东坡与王安石固然是争新法，东坡与伊川是争什么？只看这曲直自然显然可见，何用别商量？只看东坡所记说：‘当时得与他打破这敬字。看这说话，只要奋力捋臂，放意肆志，无所不为，就是。’只看这处是非曲直，自然容易看见。

东坡天资高明，他的议论文词自然有人达不到的地方，如《论语》说，也有好的地方，但中间须有些漏绽出来，如作《欧公文集序》，先说得许多天来大那样好了，到结尾处却只如此，盖不止龙头蛇尾了，当时如果让他虚心屈己煆炼得成，甚次第来。

问东坡与韩公如何？朱子说：“平正不及韩公，东坡说得高妙处只是说佛，其他处又都粗。”又问欧公如何？朱子说：“浅。”久之，又说：“大概都以文人自立，平时读书只当作考证，古今治乱兴衰的事要做文章，都不曾向身上做工夫，平日只是以吟诗饮酒戏谗度日。”

草堂刘先生曾见元城说：“旧尝与子瞻同在贡院，早起洗面后，绕诸房去胡说乱说，被他搅得不成模样，人都不得看卷子。及夜乃归，张烛一看，几百副。在赣上相逢，坐时已自瞌睡，知其不永了。不知当时许多精神，哪里去？”二公都归自岭海【东坡曾知贡举】

东坡聪明，岂不晓？觉得他晚年自知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