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纂朱子全书卷四
此，且从易见底克去，又却理会难见底。如剥百合，湏去了一重，方始去那第二重。今且将义利两字分个界限，紧紧走从这边来，其闲细碎工夫，又一面理会。如做屋柱一般，且去了一重粗皮，又慢慢出细。今人不曽做得第一重，便要做第二重工夫去。如中庸说：‘戒谨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谨其独。此是寻常工夫都做了，故又说出向上一层工夫，以见义理之无穷耳。不成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处不谨，便只去谨独，无此理也。
译这，暂且从容易看清的地方入手，将其去除，然后再去处理那些难以看清的地方。就像剥百合一样，必须先去掉一层，才能开始去除第二层。现在暂且将“义”和“利”这两个字划清界限，紧紧从“义”这一边走来，那些细微琐碎的功夫，则另一方面再去理会。这就像制作屋柱一样，先去掉一层粗皮，再慢慢显露出细致的部分。如今的人还没做好第一层的功夫，就要去做第二层的功夫了。就像《中庸》所说：“在没人看见的地方保持警惕，在没人听到的地方心怀敬畏。没有比隐蔽之处更明显的，没有比细微之处更显著的。”所以君子在独处时也要谨慎。这是因为平常的功夫都已经做到了，所以才说出更上一层的功夫，以显示义理是无穷无尽的。难道在十只眼睛注视、十只手所指的地方不谨慎，却只去谨慎独处时的行为吗？没有这样的道理。
天理、人欲，无硬定底界。至是两界分上工夫，这边工夫多，那边不到，占过来；若这边工夫少，那边必侵过来。
人只有个天理、人欲，此胜则彼退，彼胜则此退，无中立不进退之理。凡人不进便退也。譬如刘、项相拒于荥阳、成臯闲，彼进得一歩则此退一歩此进一歩则彼退一歩初学则要牢劄定脚，与他捱，捱得一豪去，则逐旋捱将去。此心莫退，终湏有胜时。胜时甚气象。
尝言：「坐即靠倚，后来捱三四日，便坐得。先生云：『气不从志处，乃是天理人欲交战处也。』」
克己亦别无巧法，譬如孤军猝遇强敌，只得尽力舍死向前而已，尚何问哉？
义利之辨，初时尚相对在。若少闲，主义功深后，那利如何着得？如小小窃盗，不劳而却矣。
问：「而今欲到无欲田地，莫只是刬除，熟后自会如此否？」曰：「也只是刬除熟。而今人于身上不好处，只是常刬去之，才发便刬，自到熟处。」
问伊川云：「敬则无己可克。」曰：「孔门只有个顔子，孔子且使之克己，如何便会不克？」此语意味长。
问持敬与克己工夫曰：「敬是涵养操持，不走作；克己则和根打并了，教他尽净。」
问伊川：“言目畏尖物，此理湏克去。室中率置尖物，必不刺人，此是如何？”曰：“疑病每如此。尖物元不曽刺人，他眼病只管见尖物来刺人耳。”伊川又一处说此稍详：“有人眼病，常见狮子。伊川教他见狮子则捉来，其人一面去捉，捉来捉去，捉不着，遂不见狮子了【以上语类十一】
【条】
茍欲闻过，但当一一容受，不当复计其虚实，则事无大小，人皆乐告，而无隐情矣。若切切计较，必与辩争，恐非告以有过则喜之意也【荅陈明仲】
问：舜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恐只是无气禀物欲之累，故吾心之理与闻见脗然相契，其决如此。顔子不违如愚，亦是如此。若子路有闻云云，则其立志虽勇，然用力亦似觉难，恐亦未免为气禀物欲所累也。曰：是【荅余国秀】
所谕气质过刚，未能自克，而欲求其所以转移变化之道。夫知其所偏而欲胜之，在吾日用之间，屡省而痛惩之耳。故周子有「自易其恶，自至其中」之说，是岂他人所得而与于其闲哉？然此亦或有说焉：不明于理，而徒欲救其偏，亦恐矫枉之过，而反失夫中也【荅孙吉甫】
所谕平生大病，最在轻弱，人患不自知耳。既自知得如此，便合痛下工夫，勇猛舍弃，不要思前算后，庶能矫革。所谓药不瞑▯，厥疾不瘳者也【荅孙季和】
既知其病，即内自讼而亟改之耳。何暇呫呫诵言，以咎既往之失，而求改过之名哉？今不亟改而徒言之，又自表其未有改之之实也。则是病中生病，名外取名，不但无益而已【荅杜仁仲】
所谕已悉，但区区方持此戒，不欲辄破之，故不敢承命。亦为贤者虑之，恐只中甚自愧，便是病根。不若从此痛自斩絶，毋以此等为愧，而深求可愧之实，不必更为月攘之计，以俟来年。庶乎于迁善改过有日新之功，而胷中之浩然者无所不慊而日充矣。如其不然，则平日讲论徒为虚语，临事之际依旧只是平日气习世俗常情，某实惧焉【荅蔡季通】
所谓一剑两叚者，改过之勇固当如此。改过贵勇，而防患贵怯，二者相湏，然后真可以脩慝辨惑而成徙义崇徳之功。不然，则向来窃聆悔过之言，非不切至，而前日之书顿至于此，亦可验矣。自今以往，设使真能一剑两叚，亦不可以此自恃，而平居无事，常存祗畏警惧之心以防其源，则庶乎其可耳【荅蔡季通】
所谕义利之闲，诚有难择者，但意所疑，以为近利者，即便舍去可也。向后见得亲切，却看旧事，只有见未尽，舍未尽者，不解有过当也【荅符复仲】
人有是身，则有耳目鼻口四肢之欲，而或不能无害。夫仁人既不仁，则其所以灭天理而穷人欲者，将益无所不至。此君子之学，所以汲汲于求仁，而求仁之要，亦曰去其所以害仁者而已。盖非礼而视，人欲之害仁也；非礼而听，人欲之害仁也；非礼而言且动焉，人欲之害仁
译天理与人欲，并没有固定不变的界限。在这两界的分际上用功，这边用功多，那边就达不到，这边就占了上风；如果这边用功少，那边必定会侵过来。
人只有天理和人欲，这一方胜了，另一方就退；另一方胜了，这一方就退，没有中立而不进退的道理。凡人如果不进步，就会退步。譬如刘邦、项羽在荥阳、成皋之间相持，对方进了一步，这边就退一步；这边进了一步，对方就退一步。初学者就要牢牢站稳脚跟，与对方相持，只要挤过去一点点，就逐步挤过去。这颗心不要退，终究会有胜利的时候。胜利时是什么样的气象呢？
曾经有人说：“坐着就靠倚着，后来坚持了三四天，就能坐得住了。”先生（朱熹）说：“气不能服从意志的地方，就是天理与人欲交战的地方。”
克制私欲也没有别的巧妙方法，譬如孤军突然遭遇强敌，只能尽力舍命向前罢了，还问什么呢？
义与利的辨别，开始时还相对存在。如果稍微空闲，主于义的功夫深厚后，那利怎么容得下呢？就像小小的窃盗，不费力就退却了。
问：“现在想要达到无欲的境界，难道只是铲除私欲，熟练后自然就会这样吗？”回答说：“也只是铲除私欲到熟练罢了。现在人对于身上不好的地方，只是常常铲除它，刚一萌发就铲除，自然就会达到熟练的境界。”
问伊川先生（程颐）说：“恭敬就没有私己可以克制了。”回答说：“孔门只有颜回，孔子还让他克制私己，怎么就会不克制呢？”这话意味深长。
问持敬与克己的功夫，回答说：“敬是涵养操持，不跑偏；克己则是连根铲除，让它完全干净。”
问伊川先生：“说眼睛害怕尖物，这个道理必须克制掉。房间里到处放置尖物，必定不会刺人，这是怎么回事？”回答说：“疑病往往如此。尖物本来不曾刺人，只是他眼病只管看见尖物来刺人罢了。”伊川先生在另一处说得稍为详细：“有人眼病，常看见狮子。伊川教他看见狮子就去捉，那人一面去捉，捉来捉去，捉不到，于是就不见狮子了。”【以上出自《朱子语类》卷十一】
【条】
如果想要听到别人的过错，就应当一一容纳接受，不应当再去计较其虚实，那么事情无论大小，人们都乐于告知，而没有隐瞒的情况了。如果急切地计较，必定与之辩争，恐怕不符合听到有过错就高兴的意思吧。【答陈明仲】
问：“舜听到一句善言，见到一件善行，就像决开江河一样，恐怕只是没有气质和物欲的牵累，所以我的本心之理与闻见完全契合，其决断如此。颜回不违背孔子，好像愚笨，也是这样。如果子路听到善言善行，虽然立志勇猛，但用力似乎也觉得困难，恐怕也难免被气质和物欲所牵累吧。”回答说：“是的。”【答余国秀】
您所说的气质过于刚强，不能自我克制，而想寻求转移变化的方法。知道自己的偏颇而想要战胜它，在我们日常用事之间，多次反省并严厉惩戒罢了。所以周敦颐有“自己改正恶习，自己达到中道”的说法，这难道是别人所能参与其中的吗？然而这也或许有说法：不明白道理，而只想补救自己的偏颇，恐怕矫枉过正，反而失去中道。【答孙吉甫】
您所说的平生大病，最在于轻浮软弱，人们患难在于不自知罢了。既然自己知道如此，就应当痛下工夫，勇猛舍弃，不要思前想后，或许能够矫正革除。所谓药不让人昏睡，疾病就不能痊愈。【答孙季和】
既然知道自己的毛病，就应当在内心自我责备并迅速改正罢了。哪有空闲喋喋不休地诉说，来归咎过去的过失，而求取改过的名声呢？现在不迅速改正而只是说说，又自己表明没有改正的实际行动。这就是病中生病，名外取名，不仅没有益处罢了。【答杜仁仲】
您所说的我已经明白，只是我刚才持守这个戒律，不想轻易破坏它，所以不敢接受您的命令。也为贤者考虑，恐怕只是心中自愧，就是病根。不如从此痛下决心斩断，不要以这些为愧，而深入探求真正可愧的实质，不必再搞那每天偷一只鸡的打算，来等待来年。或许在迁善改过上有日新之功，而胸中的浩然之气无所不满而日益充实。如果不这样，那么平日讲论只是空话，临到事情时依旧只是平日的气习世俗常情，我实在害怕啊。【答蔡季通】
所谓一剑两断，改过的勇气固然应当如此。改过贵在勇，而防患贵在怯，二者相辅相成，然后真正可以修除恶念、辨别迷惑，而成就迁善改过、崇尚德行的功夫。不然，那么先前私下听到悔过的话，不是不真切，而前日的书信竟然到了这种地步，也可以验证了。从今以后，假使真能一剑两断，也不可以此自恃，而平时无事，常存敬畏警惧之心以防患于未然，那么或许可以吧。【答蔡季通】
您所说的义利之间，确实有难以选择的地方，但心里怀疑，认为接近利的，就应当舍弃。往后看得亲切，再看旧事，只有见识未尽、舍弃未尽的，不会有过当的。【答符复仲】
人有这具身体，就有耳目鼻口四肢的欲望，而有时不能没有害处。仁人如果不仁，那么他灭天理而穷尽人欲的做法，将更加无所不至。这是君子之学，所以急切地追求仁，而追求仁的关键，也只是去掉那些害仁的东西罢了。大概非礼而视，是人欲害仁；非礼而听，是人欲害仁；非礼而言且动，是人欲害仁
也。知人欲之所以害仁者，在是，于是乎有以拔其本，塞其源，克之，克之，而又克之，以至于一旦豁然欲尽而理纯，则其胷中之所存者，岂不粹然天地生物之心，而蔼然其若春阳之温哉！默而成之，固无一理之不具，而无一物之不该也。感而通焉，则无事之不得于理，而无物之不被其爱矣。呜呼！此仁之为徳，所以一言而可以尽性情之妙，而其所以求之之要，则夫子之所以告顔渊者，亦可谓一言而举也与【克斋记○以上文集九条】
译也。知道人的欲望之所以妨害仁德的原因在于此，因此能够从根本上拔除它，堵塞其源头，克制它，克制它，再克制它，直到某一天忽然开朗，欲望尽除而天理纯粹，那么他胸中所存留的，难道不是纯粹地体现天地化生万物的本心，并且和乐地如同春日阳光般温暖吗！静默中成就它，本来没有哪一条天理不具备，也没有哪一种事物不被涵盖。感应而通达，那么就没有哪件事不符合天理，也没有哪一种事物不被他的仁爱所覆盖。唉！这就是仁作为德行，之所以能用一句话概括性情奥妙的原因，而寻求仁的关键，也就是孔子告诉颜回的那句话，也可以说是用一句话就全都举出了吧【克斋记○以上文集九条】
有是理，方有这物。事如草木，有个种子，方生出草木。如人有此心去做这事，方始成这事。若无此心，如何会成这事【以下论立心处事】
多是要求济事，而不知自身已不立；事决不能成人。自心若一豪私意未尽，皆足以败事。如上有一点黑，下便有一扑黑；上有一豪差，下便有寻丈差。今若见得十分透彻，待下梢遇事转移，也只做得五六分。若今便只就第四五着理会，下梢如何？
且湏立个粗底根脚，却正好着细处工夫。今人于无义理底言语，尽说了；无义理底事，尽做了。是于粗底根脚，犹未立，却求深微。纵理会得，干已甚事。
人湏是有廉耻。孟子曰：「耻之于人大矣。」耻便是羞恶之心。人有耻则能有所不为。今有一様人，不能安贫，其气销屈，以至立脚不住，不知廉耻，亦何所不至？因举吕舍人诗云：「逢人即有求，所以百事非。」
学者当常以志士不忘在沟壑为念，则道义重而计较死生之心轻矣。况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义犯分，役心役志，营营以求之耶？某观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于违其本心者众矣，可不戒哉？
困阨有轻重，力量有小大。若能一日十二辰点检自己念虑动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怍。如此而不幸填沟壑，丧躯殒命，有不暇恤，只得成就一个是处。如此则方寸之间全是天理，虽遇大困厄，有致命遂志而已，亦不知有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是而已。
天下事不可顾利害。凡人做事多要趋利避害，不知才有利必有害。吾虽处得十分利，有害随在背后，不如且就理上求之。孟子曰：「如以利，则枉防直尺而利，亦可为与？」且如临难致死，义也。若不明其理而顾利害，则见危致命者反不如偷生茍免之人。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不作褚渊生。民之秉彝，不可磨灭。如此。
做事若顾利害，其终未有不陷于害者。
古人临事，所以要回互时，是一般国家大事，系死生存亡之际，有不可直情径行处，便要权其轻重而行之。今则事事用此，一向回互，至于枉寻直尺，而利亦可为，与是甚意思？
周旋回防底议论最害事
问程子避嫌之说曰：「合当委曲，便是道理，当如此。且如避嫌，亦不能无。如作通判与太守是亲戚也，合当避嫌。第五伦之事，非不见得如此，自是常有这心在，克不去。今人这様甚多，只是徇情恁地去，少间将这个作正道理了，大是害事。所以古人于诚意正心上更着工夫，正怕到这处。」
将天下正大底道理去处置事，便公；以自家私意去处之，便私。
为气血所使者，只是客气。惟于性理说话，涵泳自然，临事有别处。
悔字难说，既不可常存在胷中以为悔，又不可不悔。若只说不悔，则今番做错且休，明番做错又休，不成说话。问如何是着中底道理？曰：不得不悔，但不可留滞。既做错此事，他时更遇此事，或与此事相类，便湏惩戒，不可再做错了。
人固有初学未有执守，应事纷杂，暂于静处少息，也只是略如此。然做个人，事至便着应如何？事至且说道，待自家去静处，当怒即怒，当喜即喜，更无定时，只当于此警省：如何是合理？如何是不合理？如何要将心顿放在闲处？得事父母，便有事父母许多酬酢；出外应接，便有出外许多酬酢。
有一朋友微讽先生云：「先生有天生徳于予底意思，却无微服遇宋之意。」先生曰：「某又不曽上书自辩，又不曽作诗谤讪，只是与朋友讲习古书，说这道理，更不教做，却做何事？」因曰：《论语》首章言「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断章言「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今人开口亦解「一饮一啄，自有定分」，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趋避计较之心。古人刀锯在前，鼎镬在后，视之如无物者，盖缘只见得这道理，都不见那刀锯鼎镬。又曰：「死生有命，如合在水里死，湏是溺杀。」此犹不是深奥底事，难晓底话。如今朋友都信不及，觉见此道日孤，令人意思不佳。
其默足以容，只是不去击鼔讼寃，便是默不成；屋下合说底话，亦
译有了这样的理，才会有这样的物。事情就像草木，有了种子，才能生出草木。人有了这样的念头去做这件事，才能做成这件事。如果没有这样的念头，怎么可能会做成这件事？【以下论述立心处事】
大多是想要把事情办成，却不知道自己的心志已经不能确立；事情绝对不能由人来成全。自己的心中如果有一丝一毫的私意没有去除干净，都足以败坏事情。就像上面有一点黑，下面就会有一大片黑；上面有一丝差错，下面就会有巨大的差错。现在如果看得十分透彻，等到最后遇事需要变通时，也只能做到五六分。如果现在就只在第四五个步骤上理会，最后会怎么样呢？
必须先确立一个粗浅的根本，然后才好下精细的功夫。现在的人，没有义理的言语，全都说了；没有义理的事情，全都做了。这是在粗浅的根本还没有确立的情况下，却去追求深奥精微。纵然理会得，对自己又有什么用处呢？
人一定要有廉耻。孟子说：“羞耻心对于人来说太重要了。”羞耻心就是羞恶之心。人有羞耻心就能有所不为。现在有一种人，不能安于贫困，意气消沉委屈，以至于立脚不住，不知道廉耻，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因此引用吕舍人的诗说：“逢人就有求乞，所以百事皆非。”
学者应当常常以志士不忘记可能死在沟壑中为念，那么道义就显得重，而计较死生的心就轻了。况且衣食是最微小的事情，得不到未必会死，又何必违背义理和名分，劳役心志，忙碌地去谋求它呢？我看现在的人因为不能咬得菜根，而违背本心的很多，难道可以不警惕吗？
困顿厄难有轻重，力量有小大。如果能一天十二个时辰点检自己的念头、思虑和动作，都是合宜的，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像这样如果不幸死在沟壑中，丧失躯体性命，也没有闲暇顾及，只是成就了一个“是”处。像这样方寸之间全是天理，即使遇到大的困厄，也只有献出生命以实现志向罢了，也不知道人的是非向背，只追求“是”罢了。
天下的事情不能只顾利害。凡人做事大多想要趋利避害，不知道才有利必然有害。我虽然处得十分有利，有害的跟在背后，不如且在理上寻求。孟子说：“如果以利为准则，弯曲防直尺而得利，也可以做吗？”况且像临难致死，是义。如果不明白理而顾念利害，那么见危致命的人反而不如偷生苟免的人。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不做褚渊生。百姓秉持的常道，不可磨灭。就是这样。
做事如果顾念利害，最终没有不陷入害处的。
古人临事，之所以要迂回曲折时，是因为这是一般国家大事，关系到死生存亡之际，有不能直情径行的地方，就要权衡轻重而行。现在却事事都用这一套，一向迂回曲折，以至于弯曲寻丈而直尺，利也可以做，这是什么意思？
周旋回护的议论最害事。
问程子关于避嫌的说法说：“应当委曲，就是道理，应当如此。况且像避嫌，也不能没有。比如做通判与太守是亲戚，应当避嫌。第五伦的事，不是不见得如此，是自己常有这颗心在，克制不掉。现在的人这样很多，只是顺从情欲那样去做，不久把这个当作正道理了，大大地害事。所以古人在诚意正心上更下功夫，正是怕到这个地方。”
用天下正大的道理去处置事情，就是公；用自家的私意去处置，就是私。
被气血所驱使的，只是客气。只有在性理的话语中涵泳自然，临事才有区别。
“悔”字难说，既不能常常存在胸中作为悔，又不能不悔。如果只说不悔，那么这次做错了且罢，下次做错了又罢，不成说话。问什么是中道的道理？回答说：不得不悔，但不可留滞。既然做错了这件事，以后再遇到这件事，或者与这件事相类似，就必须惩戒，不能再做错了。
人固然有初学时没有执守，应对事情纷杂，暂时在静处稍作休息，也只是略微如此。然而做个人，事情来了就应当如何应对呢？事情来了且说，等自己去静处，应当怒就怒，应当喜就喜，更没有定时，只应当在这里警醒：什么是合理？什么是不合理？为什么要把心顿放在闲处？得到侍奉父母，就有侍奉父母的许多应酬；出外应接，就有出外的许多应酬。
有一个朋友微微讽刺先生说：“先生有天生德于予的意思，却没有微服遇宋的意趣。”先生说：“我又不曾上书自辩，又不曾作诗谤讪，只是与朋友讲习古书说这道理，更不教做，却做什么事？”因此说：《论语》首章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断章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现在的人开口也懂得“一饮一啄，自有定分”，等到遇到小小的利害，就产生趋避计较的心。古人刀锯在前，鼎镬在后，看它们如同没有东西一样，大概是因为只见到这道理，都不见那刀锯鼎镬。又说：“死生有命，如果合在水里死，必须是溺死。”这还不是深奥的事情，难懂的话。如今朋友都信不及，觉得见此道日益孤立，让人心情不好。
他的沉默足以包容，只是不去击鼓讼冤，就是沉默不成；屋下该说的话，也
不敢说也。
或有人劝某，当此之时，宜略从时。某荅之云：「但恐如草药煆炼，得无性了，救不得病耳。」
译我不敢说。
有人劝我，在这个时候，应当稍微顺应时势。我回答说：“只怕像草药经过煆炼，失去了本性，反而治不了病罢了。”
某看人也，湏是刚。虽则是偏，然较之柔不同。易以阳刚为君子，阴柔为小人。若是柔弱不刚之质，少间都不会振奋，只会困倒了。
湏是慈祥和厚为本，如勇决刚果虽不可无，然用之有处所。
学者湏要有廉隅墙壁，便可担负得大事去。如子路，世间病痛都没了。亲于其身，为不善，直是不入。此大者立也。
人未说为善，先湏疾恶。能疾恶，然后能为善。今人见不好事，都只恁不管他。民之秉彝，好是懿徳。不知这秉彝之良心，做那里去？也是可怪。
轻易是非，他人最学者，大病是是，他是非，是他非，于我何所预？且管自家。
味道问：「死生是大闗节处，湏是日用间虽小事亦不放过，一一如此用工夫，当死之时方打得透。」曰：「然。」
杨问：“胆欲大而心欲小，如何？”曰：“胆大，是‘千万人吾往’处，天下万物不足以动其心，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皆是胆大。心小，是畏敬之谓。文王小心翼翼，曽子战战兢兢，临深履薄，是也。”
胆欲大，而心欲小，战战兢兢，如临深渊，方能为赳赳武夫，公侯干城之事。
每常令儿子们做事，只是说个大纲与他，以为那小小处置处也易晓，不湏说也。得后来有做得不满人意处，未有不由那些子说，不要区处处起。
学，常要亲细务，莫令心粗。江西人大抵用心粗。
直卿劝先生且谢賔客，数月将息病。先生曰：「天生一个人，便湏着管天下事，若要不管，湏是如杨氏为我，方得。某却不曽去学得这般学。」
择之劳先生人事之繁，荅曰：大凡，事只得耐烦做将去，才起厌心，便不得。”
因论人好习古今治乱典故等学曰：“亦何必苦苦于此用心？古今治乱，不过进君子，退小人，爱人利物之类。今人都看巧去了。”
季绎劝蔡季通酒，止其泉南之行。蔡决于先生，先生笑而不荅。良久云：「身劳而心安者为之，利少而义多者为之。」
会做事底人，必先度事势，有必可做之理，方去做。审微于未形，御变于将来，非知道者孰能？
事豫吾内，事未至而先知其理之谓豫。
论世事曰：「湏是心度，大方包裹得过，运动得行。」
吾辈不用有忿世疾恶之意，当常自体此心寛明，无系累则日充日明，岂可涯涘耶？泛爱亲仁，圣人忠恕，体用端的如此。
问：待人接物，随其情之厚薄轻重而为酬酢耶？一切不问，而待之以厚耶？曰：知所以处心持己之道，则所以接人待物，自有准则。
侍先生到唐石，待野叟樵夫如接賔客，略无分豪畦町。某因侍立久之，先生曰：「此一等人，若势分相絶，如何使他得以尽其情？」唐石有社仓，往往支发不时，故彼人来告。先生云：「救▯之道，在今日极是要严。不严，如何得实恵及此等细民？」
因说：人心不可狭小，其待人接物，胷中不可先分厚薄，有所别异。曰：惟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放令规模寛阔，使人人各得尽其情，多少快活。
古人尊贵奉之者愈备，则其养徳也愈善。后之奉养备者，贼之而已矣。
人最不可晓，有人奉身俭啬之甚，充其操，上食槁壤，下饮黄泉，底却只爱官职；有人奉身清苦，而好色，他只缘私欲不能克，临事只见这个重，都不见别个了。或云：似此等人分数胜已下底，曰：「不得如此说！」才有病便不好，更不可以分数论。他只爱官职，便弑父与君也敢。
因说贫曰：「朋友若以钱相恵，不害道理者，可受，分明说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礼，斯孔子受之。若以不法事相委，却以钱相恵，此则断然不可。」
耻有当忍者有不当忍者
先生爱说恰好二字，云：「凡事自有恰好处。」
圣贤劝人做底，必是人有欠阙处；戒人莫为底，必是自家占得一分在其间。
这一边道理熟，那一边俗见之类自破。
行夫问：“为己者，无所为而然。曰：有所为者，是为人也。这湏是见得天下之事实是已所当为，非吾性分之外所能有，然后为之，而无为人之弊耳。”且如哭死而哀，非为生者。今人吊人之丧，若以为亡者平日与吾善厚
译我观察人，必须刚强。虽然刚强可能有些偏颇，但与柔弱相比却截然不同。《易经》以阳刚为君子，以阴柔为小人。如果是柔弱不刚的资质，稍有不慎就振奋不起来，只会陷入困顿。
必须以慈祥和厚道为根本，像勇猛决断、刚毅果敢虽然不可缺少，但使用它们要有恰当的场合。
做学问的人必须有棱角和原则，这样才能担当起大事。比如子路，世间所有的毛病都没有了。亲近他的人，如果做不善的事，坚决不接纳。这就是“大者立”啊。
人还没说要行善，首先必须痛恨恶行。能够痛恨恶行，然后才能行善。现在的人看到不好的事，都只管不管它。百姓秉持的天性，是喜好美德。不知道这秉持天性的良心，跑到哪里去了？这也是可怪的。
轻易评判是非，是学者最大的毛病。这是非，是他非，跟我有什么关系？只管好自己就行。
味道问：“生死是大关节处，必须在日常小事中也不放过，一一如此用功，等到死的时候才能打得透。”先生说：“对。”
杨问：“胆欲大而心欲小，是什么意思？”先生说：“胆大，是‘千万人吾往矣’的地方，天下万物不足以动摇他的心，贫贱不能改变他的志向，威武不能使他屈服，这些都是胆大。心小，是说敬畏。文王小心翼翼，曾子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就是这个意思。”
胆要大，心要小，战战兢兢，如临深渊，这样才能成为勇武的武夫，担当公侯干城的重任。
平时让儿子们做事，只是告诉他们大纲，以为那些细微的处理也容易明白，不需要多说。后来发现做得不合人意，没有不是从那些细微之处、不需要区分的细节上出问题的。
做学问，常要亲自处理细微的事务，不要让心变得粗疏。江西人大多用心粗疏。
直卿劝先生先谢客，休息几个月养病。先生说：“天生一个人，就必须去管理天下事，如果要不管，必须像杨朱那样为我，才行。我却没学过这种学问。”
择之抱怨先生人事繁杂，回答说：“大凡事情，只能耐烦去做，才起厌烦之心，就做不好。”
因为讨论人喜欢学习古今治乱典故等学问，先生说：“又何必苦苦在这方面用心？古今治乱，不过是进用君子，斥退小人，爱人利物之类。现在的人都看巧去了。”
季绎劝蔡季通喝酒，阻止他前往泉南。蔡季通向先生决断，先生笑而不答。很久才说：“身体劳累而心安的去做，利益少而义多的去做。”
会做事的人，必先估量事势，有必须做的道理，才去做。在细微处未成形时审察，在变化将来时抵御，不是懂道的人谁能做到？
事豫吾内，事情还没到来就预先知道它的道理，这就叫豫。
讨论世事说：“必须用心度量，才能大方地包容得下，运动得开。”
我们不必有愤世嫉恶的意思，应当常常体会此心宽明，没有牵累，就会日益充实日益光明，哪里会有尽头呢？泛爱亲仁，圣人的忠恕，体用确实如此。
问：“待人接物，是随着对方情谊的厚薄轻重来应酬呢？还是一切不问，都以厚道对待呢？”回答说：“知道处心持己的道理，那么待人接物，自然有准则。”
侍奉先生到唐石，对待野老樵夫像接待宾客一样，没有丝毫区别。我因为侍立很久，先生说：“这一类人，如果势位相差悬殊，怎么让他得以尽情表达？”唐石有社仓，往往发放不及时，所以那些人来告急。先生说：“救济之道，在今天极需要严格。不严格，怎么能让实惠落到这些细民身上？”
因为说：人心不可狭小，待人接物，胸中不可先分厚薄，有所区别。说：“只有君子才能通达天下人的意志，让规模宽宏，使人人各得尽其情，多么快乐。”
古人尊贵，奉养他的人越完备，那么他修养德行就越善。后来奉养完备的人，只是贼害罢了。
人最不可理解，有人奉养自身极其俭啬，充实他的操守，上食槁壤，下饮黄泉，底下却只爱官职；有人奉养自身清苦，却好色，他只是因为私欲不能克制，临事只见这个重，都不见别的了。有人说：像这种人分数胜过自己以下的，说：“不能这样说！”才有毛病就不好，更不可以分数论。他只爱官职，弑父与君也敢。
因为说贫穷说：“朋友如果以钱相惠，不害道理的，可以接受，分明说其交也。以道相接，以礼，这是孔子接受的。如果以不法事相委托，却以钱相惠，这就断然不可。”
耻有当忍的，有不当忍的。
先生爱说恰好二字，说：“凡事自有恰好处。”
圣贤劝人做的，必是人有欠缺处；戒人莫为的，必是自家占得一分在其中。
这一边道理熟，那一边俗见之类自然破除。
行夫问：“为己者，无所为而然。”说：“有所为者，是为人也。这必须是见得天下之事实是自己所当为，非吾性分之外所能有的，然后为之，而无为人之弊罢了。”且如哭死而哀，不是为生者。现在人吊人之丧，若以为亡者平日与我善厚
，真个可悼，哭之发于中心，此固出于自然者。又有一般人，欲亡者家人知我如此而哭者，便不是，这便是为人。又如人做一件善事，是自家自肯去做，非待人教自家做方勉强做，此便不是为人也【以上语类四十八条】
译确实令人哀悼，哭泣发自内心，这本来就是出于自然。又有一类人，想让逝者的家人知道我是这样哭泣的，这便不对，这就是做给别人看。又如人做一件善事，是自己心甘情愿去做，而不是等到别人教自己去做才勉强去做，这便不是做给别人看。
问所谓行事者，内以处己，外以应物，内外俱尽，乃可无悔。古人所贵于时中者，此也。不然，得于己而失于物，是亦独行而已矣。曰：处己接物，内外无二道也。得于己而失于物者，无之。故凡失于物者，皆未得于己者也。然得谓得此理，失谓失此理，非世俗所谓得失也。若世俗所谓得失者，则非君子所当论矣。时中之说，亦未易言。若如来谕，则是安常习故，同流合污，小人无忌惮之中庸，后汉之胡广是也。岂所谓时中者哉【荅程允夫】
某尝谓圣人之道，简易明白，而学者所以处己接物，大抵以和为贵，故每觉有顺从茍且因循之失，然才着意举一二事，又觉有矫枉过正之病。曰：“既知如此，便速改之，何问之有？凡事亦自有恰好道理，更精察之，则无过直之弊矣【荅余国秀】
吾辈今日事事做不得，只有向里存心穷理，与外人无交渉，然亦不免违条碍贯，看来无着力处，只有更攒近里面安身立命耳【与田侍郎】
恢复之形，一叚切中今日之病。前日更定数语非是，欲茍全正论。盖只此豪厘之间，便是人欲天理同行异情处，不可不精察而明辨也。夫内脩自治，本是吾事所当为，非欲与人为敌，然后为之。而为之之道，必急其实而缓其名，必以深厚渊塞为务，而不为浮薄浅露之态，然后可以蓄可久之徳，而成可大之功。亦非为畏泄其机而固为是不可测也。若谓姑为纯正之论，而其实必用机心，挟阴谋然后可，则是心迹乖离，内外判析。孔子读而仪秦行矣。彼管仲、商君、吴起、申不害，非无一切之功，而所以卒得罪于圣人之门者，正在于此。愿明者之熟察之也【与刘共父】
有本不欲为而卒为之，本欲为而终不能为者，此皆规模不定，持守不固之验。凡事从今更宜审细，见得是当，便立定脚根，断不移易，如此方立得事。若只如此轻易浮泛，终何所成【荅陈肤仲】
自家持守处，固是不可放过。至于应世接物，同异浅深，岂容固必？但看得破，把得定，自不妨各随分量应副将去。何必如此怀不平之心，而浪自苦哉【荅王子合】
问：圣人忧世觉民之心，终其身至死而不忘耶？抑当忧世觉民非其时？此意亦尝在怀，但不戚戚发露也。若终其身常不忘，则不见圣人胷中休休焉和乐处；若时或恬然不戚戚发露，则又不见圣人于斯人其心相关甚切处。若忧世之心与和乐之心并行而不悖，则二者气象又为何如？曰：圣人之心，乐天知命者，其常也；忧世之心，则有感而后见耳【荅陈安卿】
问君子于其所当怒者，正其盛怒之时，忽有当喜事来，则如何？应将应怒了而后应喜耶？抑中间且辍怒而应喜？喜了又结断所怒之事耶？抑当权其轻重也？曰：喜怒迭至，固有轻重，然皆自然而应，不暇权也。但有所养，则其所应之分数缓急，不失轻重之宜耳【答陈安卿】
问古人多处贫困而泰然，不以累其心，不知何道？今值穷困，若一切不问，则理势不容己；若欲办集，则未免有屈志腼顔之事。曰：穷湏是忍，忍到熟处，自无戚戚之念矣。韩退之《盛山诗序》说：“翫而忘之以文辞也。”云云。文辞浅事，茍能翫而乐之，尚可以忘仕进之穷通。况吾日诵圣贤之言，探索高逺如此，而临事全不得力，此亦足以见其翫之未深矣【荅余国秀】
问：顔子在陋巷，而顔路甘旨有阙，则人子不能无忧。顔子方不改其乐，必有处此矣。曰：此重则彼自轻，别无方法，别无意思也【荅王近思】
斯逺殊可念，吾人当此境界，只有固穷两字是着力处。如其不然，即堕坑落堑，无有是处矣。尤是文士巧于言语，为人所说，易入邪径。如近世陈无已之不见章，雷州吕居仁之不荅梁师成，盖絶无而仅有之，为可贵也【荅赵昌甫】
闻季通谪居，却能自适，亦甚不易。归期正不湏闻，旬呈亦不必求免。如陈了翁，曽作谏官，及被谪，犹着白布衫，系麻鞋，赴旬呈。朝廷行遣罪人，正欲以此困辱之。若必求免，是不受君命，也不受君命不受天命也，而可乎【荅林正卿】
素患难，行乎患
译问：所谓行事，对内用来安顿自己，对外用来应对事物，内外都尽到了，才可以没有悔恨。古人所看重的“时中”，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不是这样，对自己有所得而对事物有所失，这也只是独善其身罢了。回答说：安顿自己与接待外物，内外并没有两条不同的道路。对自己有所得而对事物有所失的情况，是不存在的。所以凡是对外物有所失的，都是对自己还没有真正有所得的。然而，这里的“得”是指得此理，“失”是指失此理，并非世俗所说的得失。如果是世俗所说的得失，那就不是君子所应当议论的了。关于“时中”的说法，也不容易说清楚。如果像来信所说的那样，那就是安于常规、习于故旧，随波逐流、同流合污，是小人无所顾忌的中庸之道，后汉的胡广就是这样的人。这难道是所谓的“时中”吗？【答程允夫】
我曾经说，圣人的道理，简易明白，而学者用来安顿自己、接待外物，大体上以和为贵，所以常常觉得有顺从、苟且、因循的过失；然而才刻意举出一两件事例，又觉得有矫枉过正的毛病。回答说：“既然知道这样，就赶快改正，还有什么可问的呢？凡事也自有恰好的道理，再精细地考察，就没有过分或不及的弊病了。”【答余国秀】
我们这一辈人今天什么事都做不成，只有向内存心穷究天理，与外人没有交涉，然而也不免违背条理、阻碍贯通，看来没有用力的地方，只有更加向里面收敛，安身立命罢了。【与田侍郎】
关于恢复中原的形势，有一段话切中今天的弊病。前几天修改的几句话不对，是想苟且保全正确的言论。大概就在这毫厘之间，就是人欲与天理同行而情态不同的地方，不能不精细考察并明确辨别。内在修养、自我治理，本来就是我们应当做的事，并不是想要与人结仇才去做的。而去做的方法，一定要急于实质而缓于名声，一定要以深厚、渊深、闭塞为务，而不做浮薄、浅露的姿态，然后才可以积蓄可以长久的德行，成就可以伟大的功业。这也不是因为害怕泄露机密而故意装作不可测度。如果说姑且发表纯正的言论，而实际上一定要用机心，挟带阴谋然后才行，那就是心迹背离，内外分裂。孔子读的书，张仪、苏秦去实行。那些管仲、商君、吴起、申不害的人，并非没有一切功绩，而他们最终在圣人门下获罪的原因，正在于此。希望明智的人仔细考察。【与刘共父】
有本来不想做而最终做了的，有本来想做而最终不能做的，这都是规模不定、持守不坚固的表现。凡事从今以后更应该审慎细致，看到是应当的，就立定脚跟，坚决不改变，这样才能够立得住事。如果只是这样轻易浮泛，最终能有什么成就呢？【答陈肤仲】
自己持守的地方，固然不可放过。至于应酬世事、接待外物，同异浅深，怎么容许固执己见呢？只要看得破，把得定，自然不妨各自随着分量去应酬。何必如此怀着不平之心，而白白地苦自己呢？【答王子合】
问：圣人忧虑世事、觉悟民众的心，是终身到死都不忘记的吗？还是说忧虑世事、觉悟民众不是时候呢？这个意思也曾放在心上，只是不悲戚地显露出来。如果终身常常不忘记，那就看不到圣人胸中宽宏和乐的样子；如果有时恬然不悲戚地显露，那就又看不到圣人对于这些人内心关切深切的地方。如果忧虑世事的心与和乐的心并行而不违背，那么这两种气象又是什么样的呢？回答说：圣人之心，乐天知命，是常态；忧虑世事的心，则是有所感触而后显现罢了。【答陈安卿】
问：君子对于他应当发怒的事情，正当盛怒之时，忽然有应当欢喜的事情到来，该怎么办？是应当回应了怒事后再回应喜事呢？还是中间暂且停止怒事而回应喜事，等喜事了再决断怒事呢？还是应当权衡轻重呢？回答说：喜怒交替到来，固然有轻重之分，但都是自然地回应，来不及权衡。只要有修养，那么所回应的分寸缓急，就不会失去轻重的适宜。【答陈安卿】
问：古人大多处于贫困而泰然自若，不因此累及内心，不知道是什么道理？现在遇到穷困，如果一切都不问，那么情理和势态不允许；如果想要筹办，就难免有委屈志向、羞愧面颜的事情。回答说：穷困必须忍耐，忍耐到熟练的地步，自然就没有悲戚的念头了。韩愈《盛山诗序》说：“玩味而忘记它，是用文辞。”等等。文辞是浅近的事，如果能够玩味而乐在其中，尚且可以忘记仕途穷通的得失。何况我们每天诵读圣贤的话，探索高远如此，而面临事情完全不得力，这也足以说明玩味得不深了。【答余国秀】
问：颜回住在陋巷，而颜路（颜回之父）的饮食有所欠缺，那么作为人子不能没有忧虑。颜回当时不改变他的快乐，一定有处理这种情况的方法。回答说：这边重，那边自然轻，没有别的方法，没有别的意思。【答王近思】
斯远实在可怜，我们这些人处于这种境界，只有“固穷”两个字是用力的地方。如果不是这样，就会堕入坑堑，没有好的结果了。尤其是文士巧于言语，被人所迷惑，容易走入邪路。如近世陈无已的《不见章》，雷州吕居仁的《不答梁师成》，大概是绝无仅有的，所以可贵。【答赵昌甫】
听说季通被贬谪居住，却能自我安适，也很不容易。归期正不需要打听，旬呈也不必请求免除。如陈了翁，曾做谏官，等到被贬谪，还穿着白布衫，系着麻鞋，去赴旬呈。朝廷处置罪人，正想以此困辱他。如果一定请求免除，就是不接受君命，不接受君命就是不接受天命，这可以吗？【答林正卿】
平时经历患难，在患难中行事
难，吾人平日讲之熟矣。今日正要得力，想为日既久，处之愈安，不以彼此迟速贰其心也【荅蔡季通】
译困难，我们平日里已经讲得很透彻了。如今正是需要着力用功的时候，我想日子久了，处境就会越发安适，不会因为彼此进度的快慢而动摇心意。
今人戚戚不能信命者，固无足道。然谓付之造物，亦非极挚之语。此处尽要见得分明，便不动心，不可只靠一言半句，海上单方便以为足，恐事变之来，抵当不去也【荅吴伯起】
所谕已悉，但事己如此，不若且静以听之。吾人所学，正要此处呈验。若看些利害，便不免开口告人，却与不学之人何异？向见李先生说：「若大叚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难，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则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说，以为何至如此，后来临事却觉有得力处，不可忽也。若閤中不快，亦无可奈何，事已至此，已展不缩，已进不退，只得硬着脊梁与他厮捱，看他如何，自家决定，不肯开口告他。若到任满，便作对移批书离任，则他许多威风都无使处矣，岂不快哉？东坡在湖州被逮时，面无人色，两足俱软，几不能行，求入与家人诀，而使者不听。虽伊川先生谪涪陵时，亦欲入告叔母而不可得。惟陈了翁被逮，闻命即行，使人骇之，请其入治行装，而翁反不听，竒哉竒哉！愿子晦勉旃，毋为后人羞也。此间有吴伯起者，不曽讲学，后闻陆子静门人说话，自谓有所解悟，便能不顾利害。及其作令，才被对移他邑主簿，却不肯行，而百方求免。某尝笑之，以为何至如此？若对移作指使，即逐日执杖子去知府防前唱喏；若对移作押录，即逐日抱文案去知县案前呈覆；更作耆长壮丁，亦不妨与他去做，况主簿乎？吴不能用，竟至愤郁成疾而死。当时若放得下，却未必死，今不免死，而枉陪了许多下情所失愈多。虽其临机失于断决，亦是平日欠了持论也。「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此夫子所以有取于虞人，而孟子亦发明之。李先生说「不忘」二字是活句，湏向这里参取。愚谓若果识得此意，办得此心，则无入而不自得，而彼之权势威力亦皆无所施矣【荅廖子晦】
问贫者举事有费财之浩瀚者不能不计度繁约而为之裁处，此与正义不谋利意相妨否？窃恐谋利者是做这一事更不看道理，合当如何？只论利便于己与不利便于己，得利便则为之，不得则不为。若贫而费财者，只是目下恐口足不相应，因斟酌裁处而归之中，其意自不同否？曰：当为而力不及者，量宜处，乃是义也；力可为而计费吝惜，则是谋利而非义矣【荅陈安卿○以上文集十六条】
义理，身心所自有，失而不知，所以复之。富贵，身外之物，求之惟恐不得，纵使得之，于身心无分豪之益，况不可必得乎？若义理求，则得之，能不丧其所有，可以为圣为贤，利害甚明。人心之公，每为私欲所蔽，所以更放不下。但常常以此两端体察，若见得时，自湏猛省，急摆脱出来【以下理欲义利，君子小人之辩】
徐子融问：「水火，明知其可畏，自然畏之，不待勉强。若是人欲，只缘有爱之之意，虽知之而不能不好之，奈何？」曰：「此亦未能真知而已。」又问：「真知者，还当真知人欲是不好物事否？」曰：「如克伐怨欲，却不是要去就克伐怨欲。上面要知得到，只是自就道理这边看得透，则那许多不待除而自去。若实是看得大底道理，要去求胜，做甚麽？要去矜夸他人，做甚麽？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怨个甚麽？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惟分是安，欲个甚麽？见得大处分明，这许多小小病痛，都是氷消冻解，无有防迹矣。」
有个天理，便有个人欲。盖缘这个天理，湏有个安顿处才安顿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来
问饮食之间，孰为天理，孰为人欲？曰：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
问：饥食渇饮，冬裘夏葛，何以谓之天职？曰：这是天教我如此。饥便食，渇便饮，只得顺他。穷口腹之欲，便不是。盖天只教我饥则食，渇则饮，何曽教我穷口腹之欲？
或问义利之别，曰：“只是为己为人之分。才为己，这许多便自作一边去；义也是为己，天理也是为己。若为人，那许多便自作一边去。”
湏于日用间，令所谓义了然明白。或言心安处便是义，亦有人安其所不当安，岂可以安为义也？
译现在的人忧愁不安而不能相信命运，本来不值得谈论。然而说把一切都交给造物主，也不是最恳切的话。这里必须看得分明，才能不动心，不可只靠一两句空话，以为这就足够了，恐怕变故来临时，无法抵挡得住。【回复吴伯起】
您所说的我已经明白，但事情既然已经这样，不如暂且安静地听任它发展。我们所学的道理，正是要在这种时候检验。如果看到一些利害，就难免开口向人求助，那与不学习的人有什么区别？以前听李先生说：“如果大体上排遣不开，只想想古人所遭受的患难，有更加难以忍受的，拿来与自己比较，那么也可以稍微安心了。”起初我很轻视这种说法，认为何至于如此，后来遇到事情却觉得很有用处，不可轻视。如果家中不痛快，也无可奈何，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已经伸展就不能收缩，已经前进就不能后退，只能硬起脊梁与他周旋，看他如何，自己下定决心，不肯开口向他求助。如果等到任期届满，就写对移的批书离开职位，那么他那些威风就无处施展了，难道不痛快吗？苏东坡在湖州被逮捕时，面无血色，两腿发软，几乎不能行走，请求进入家中与家人诀别，而使者不答应。即使伊川先生被贬到涪陵时，也想进去告诉叔母却做不到。只有陈了翁被逮捕，听到命令就出发，让使者感到惊讶，请求他进去整理行装，而翁反而不答应，奇怪啊奇怪！希望子晦努力，不要成为后人的羞耻。这里有个叫吴伯起的人，不曾讲学，后来听到陆子静门人的话，自认为有所领悟，就能不顾利害。等到他做县令，刚被对移到别的县做主簿，却不愿意去，而千方百计请求免除。我曾经嘲笑他，认为何至于如此？如果对移做指使，就每天拿着手杖去知府面前唱喏；如果对移做押录，就每天抱着文案去知县案前呈报；即使做耆长壮丁，也不妨去做，何况主簿呢？吴伯起不能接受，最终愤郁成病而死。当时如果能放下，却未必会死，现在不免死了，而白白陪了许多下情，损失更多。虽然他在关键时刻缺乏决断，也是平时欠缺持论。「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首，」这是孔子之所以取法虞人，而孟子也阐发这个道理。李先生说「不忘」两个字是活句，必须从这里参悟。我认为如果真正认识到这个意思，办到这个心，那么无往而不自得，而他们的权势威力也就都无处施展了。【回复廖子晦】
问：贫穷的人办事有耗费钱财巨大的，不能不计算繁简而加以裁处，这与正义不谋利的意思相妨碍吗？我担心谋利的人是做这一件事不再看道理，应当如何？只论利于自己还是不利于自己，利于自己就去做，不利于自己就不做。如果贫穷而耗费钱财的人，只是眼前恐怕口足不相应，因此斟酌裁处而归于中道，他的意思自然不同吗？答：应当做而力量不够的，量宜处理，这才是义；力量可以做而计算费用吝惜，这就是谋利而不是义了。【回复陈安卿○以上文集十六条】
义理，是身心所固有的，失去了而不知道，所以要恢复它。富贵，是身外之物，追求它只怕得不到，即使得到了，对身心没有丝毫益处，何况不一定能得到呢？如果追求义理，那么得到它，能不丧失所有，可以成为圣人贤人，利害非常明白。人心的公正，常常被私欲遮蔽，所以更放不下。但只要常常用这两端来体察，如果看到了，自然必须猛省，急忙摆脱出来。【以下理欲义利，君子小人之辩】
徐子融问：“水火，明明知道它们可怕，自然害怕它们，不需要勉强。如果是人欲，只是因为有爱好的意思，虽然知道它却不能不喜好它，怎么办？”答：“这也是没有真正知道而已。”又问：“真正知道，难道当真知道人欲是不好的事物吗？”答：“如克伐怨欲，却不是要去就克伐怨欲上面去。上面要知得到，只是自就道理这边看得透彻，那么那些许多不待去除而自然消失。如果实在是看得大道理，要去求胜，做什么？要去矜夸他人，做什么？求仁而得仁，又有什么怨恨？怨恨什么？耳目口鼻四肢之欲，只有分是安，想要什么？看得大处分明，这些许多小小病痛，都是冰消冻解，没有痕迹了。”
有一个天理，就有一个个人欲。因为这个天理，必须有个安顿处才安顿得不恰好，就有人欲出来。
问饮食之间，哪个是天理，哪个是人欲？答：饮食，是天理；要求美味，是人欲。
问：饥食渴饮，冬裘夏葛，为什么称为天职？答：这是天教我这样。饥就食，渴就饮，只得顺从它。穷尽口腹之欲，就不是了。因为天只教我饥则食，渴则饮，何曾教我穷尽口腹之欲？
有人问义利的区别，答：“只是为己为人的分别。才为己，这些便自作一边去；义也是为己，天理也是为己。（注：此处原文逻辑似有转折，通常义利之辨中，义利对应公私，此处可能意指义虽看似为己实合天理，或原文有脱漏，依字面直译）若为人，那些便自作一边去。”
必须在日用间，让所谓的义了然明白。有人说心安处便是义，也有人安于他不应当安的地方，难道可以把安当作义吗？
事无大小，皆有义利。今做好底事了，其间更包得有多少利私在。所谓以善为之，而不知其道，皆是也。
译事情无论大小，都包含义与利。如今做了一件好事，其中又夹杂着多少私利呢。所谓用善心去做事，却不知道其中的道理，都是这种情况。
问程子曰：“义安处便为利？只是当然而然便安否？”曰：“是也。只万物各得其分便是利。君得其为君，臣得其为臣，父得其为父，子得其为子，何利如之？此利字即《易》所谓‘利者义之和’，利便是义之和处。然那句解得不似此语，却亲切，正好去解那句。‘义’初似不和而却和，截然不可犯，似不和，分别后万物各得其所，便是和。不和生于不义，义则和而无不利矣。”
才有欲顺适底意思即是利
或问公私之别，曰：“今小譬之，譬如一事，若系公众，便心下不大叚管；若系私己，便只管横在胷中，念念不忘。只此便是公私之辨。”
人只有一个公私，天下只有一个邪正。
为己者，无所为而然。无所为，只是见得自家合当做，不是要人道好。如甲兵、钱谷、笾豆有司，到当自家理会便理会，不是为别人了。理会，如割股、庐墓，一则是不忍其亲之病，一则是不忍其亲之死。这都是为己。若因要人知了去恁地，便是为人。器逺问：“子房以家世相韩，故从少年结士，欲为韩报仇，这是有所为否？”曰：“他当初只一心欲为国报仇，只见这是个臣子合当做底事，不是为别人，不是要人知。”
戴少望云：「洪景卢、杨廷秀争配享，俱出可谓无党。曰：不然，要无党，湏是分别得君子小人分明。某尝谓凡事都分作两边，是底放一边，非底放一边，是底是天理，非底是人欲，是即守而勿失，非即去而不留，此治一身之法也。治一家则分别一家之是非，治一邑则分别一邑之邪正，推而一州、一路以至天下，莫不皆然，此直上直下之道。若其不分黑白，不辨是非，而猥曰无党，是大乱之道。」
凡一事便有两端，是底即天理之公，非底乃人欲之私。湏事事与剖判极处，即克治扩充工夫，随事着见。然人之气禀有偏，所见亦往往不同。如气禀刚底人，则见刚处多，而处事必失之太刚；柔底人，则见柔处多，而处事必失之太柔。湏先就气禀偏处克治。
天理人欲几微之间
今之言持敬者，只是说敬，非是持敬。若此心常在躯殻中为主，便湏常如烈火在身，有不可犯之色。事物之来，便成两畔去，又何至如是缠绕【以上语类十七条】
知言曰：天理人欲，同体而异用，同行而异情，进脩君子，宜深别焉。某按：此章亦性无善恶之意，与「好恶性也」一章相类似，恐未安。盖天理莫知其所始，其在人则生而有之矣。人欲者，梏于形，杂于气，狃于习，乱于情，而后有者也。然既有而人莫之辨也，于是乎有同事而异行者焉，有同行而异情者焉。君子不可以不察也。然非有以立乎其本，则二者之几微，瞹万变，夫孰能别之？今以天理人欲混为一区，恐未允当。吕祖谦曰：天理人欲，同体而异用者，却似未失。盖降衷秉彝，固纯乎天理。及为物所诱，人欲滋炽，天理泯灭，而实未尝相离也。同体异用，同行异情，在人识之尔。某再详此论，胡子之言，盖欲人于天理中拣别得人欲，又于人欲中便见得天理，其意甚切。然不免有病者，盖既谓之同体，则上面便着「人欲」两字不得。此是义理本原极精微处，不可少差。试更子细翫索，当见本体实然，只一天理，更无人欲。故圣人只说「克己复礼」，教人实下工夫去却人欲，便是天理，未尝教人求识天理于人欲汨没之中也。若不能实下工夫去却人欲，则虽就此识得未尝离之天理，亦安所用乎【胡子知言疑义】
来教谓不知自何而有此人欲，此问甚紧切。某窃以为，人欲云者，正天理之反耳。谓因天理而有人欲，则可谓人欲亦是天理，则不可。盖天理中本无人欲，惟其流之有差，遂生出人欲来【荅何叔京】
来书方论董子功利之语，而下句所说曽无疑事，依旧是功利之见。盖天下只有一理，此是即彼非，此非即彼是，不容并立。故古之圣贤，心存目见，只有义理，都不见有利害可计较。日用之间，应事接物，直是判断得直截分明，而推以及人，吐心吐胆，亦只如此，更无回互。若信得及，即相与俱入圣贤之
译问程子说：“义安处便为利？只是当然而然便为安吗？”程子说：“是的。万物各得其分便是利。君做得君的样子，臣做得臣的样子，父做得父的样子，子做得子的样子，还有什么利比得上这个呢？这个‘利’字就是《易经》所说的‘利者义之和’，利就是义相和合的地方。然而那句解释得不如这句话亲切，正好用来解释那句。‘义’起初似乎不和却和，截然不可侵犯，看似不和，分别之后万物各得其所，便是和。不和产生于不义，义则和而无不利了。”
只要有顺适的意思就是利。
有人问公私的区别，程子说：“现在打个比方，譬如一件事，如果关乎公众，心里就不大在意；如果关乎私己，就总是横在胸中，念念不忘。这也就是公私的区别。”
人只有一个公私，天下只有一个邪正。
为自己的人，没有什么目的而那样做。没有什么目的，只是觉得自家应当做，不是要人说好。比如甲兵、钱谷、笾豆这些事务，轮到自家该管便管，不是为了别人。比如割股、庐墓，一则是不忍心亲人患病，一则是不忍心亲人去世。这都是为自己。如果因为要让人知道才那样做，就是为别人。器远问：“张良因为家世辅佐韩国，所以从少年起结交士人，想为韩国报仇，这是有所为吗？”程子说：“他当初只是一心想要为国报仇，只看见这是臣子应当做的事，不是为了别人，也不是要让人知道。”
戴少望说：“洪景卢、杨廷秀争论配享，都可以说是无党。”程子说：“不对，要无党，必须分别得君子小人分明。我曾经说凡事都分作两边，对的放一边，错的放一边，对的是天理，错的是人欲，对的坚守而不失，错的去除而不留，这是治理自身的法则。治理一家就分别一家的对错，治理一县就分别一县的邪正，推广到一州、一路乃至天下，没有不是这样的，这是直上直下的道理。如果不分黑白，不辨是非，而泛泛地说无党，这是大乱的根源。”
凡事都有两端，对的就是天理的公，错的就是人欲的私。必须事事剖析到极点，克治扩充的工夫，随事显现。然而人的气质禀赋有偏颇，所见往往不同。比如气质刚强的人，看见刚强的地方多，处事必定失之太刚；气质柔弱的人，看见柔弱的地方多，处事必定失之太柔。必须先就气质偏颇的地方克治。
天理人欲细微之间
现在说持敬的人，只是说敬，不是持敬。如果此心常在躯壳中为主，就必须常像烈火在身，有不可侵犯的神色。事物到来，就分成两畔，又何至于如此纠缠。
《知言》说：天理人欲，同体而异用，同行而异理，进修的君子，应当深切辨别。我按：这一章也有性无善恶的意思，与“好恶性也”一章相类似，恐怕不妥。因为天理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它在人身上则是生来就有的。人欲是被形体束缚，混杂于气质，习惯于习俗，扰乱于情感，然后才有的。然而既然有了而人不能辨别，于是就有同做一件事而行为不同的，有同样行为而情感不同的。君子不可以不察。然而如果没有确立根本，那么这两者的细微差别，面对万变，谁能辨别呢？现在把天理人欲混为一谈，恐怕不妥当。吕祖谦说：天理人欲，同体而异用的说法，似乎没有失误。因为禀受天命，本来纯是天理。等到被外物诱惑，人欲滋长，天理泯灭，但实际上未曾分离。同体异用，同行异理，在于人识别罢了。我再详细考察这个论点，胡子的话，大概是让人在天理中拣别出人欲，又于人欲中便见得天理，用意很急切。然而不免有毛病，既然说同体，那么上面就加不得“人欲”两个字。这是义理本原极精微的地方，不可稍有差错。试着再仔细玩味探索，应当看见本体确实如此，只有一天理，更没有人欲。所以圣人只说“克己复礼”，教人切实下工夫去除人欲，便是天理，未曾教人在人欲淹没之中求识天理。如果不能切实下工夫去除人欲，那么即使就此识得未曾分离的天理，又有什么用呢。
来信说不知道从哪里产生这人欲，这个问题很紧要。我私下认为，所谓人欲，正是天理的反面。说因为天理而有人欲，那么可以说人欲也是天理，这就不可以。因为天理中本来没有人欲，只是流衍有偏差，于是生出人欲来。
来信刚才讨论董仲舒功利的言论，而下句所说的曾无疑事，依旧是功利的见解。因为天下只有一理，这是对那便错，那错这便对，不容并立。所以古代的圣贤，心存目见，只有义理，都不看见有利害可计较。日用之间，应事接物，真是判断得直截分明，而推及他人，吐心吐胆，也只如此，更没有回护。如果信得过，就一起进入圣贤的境界。
域；若信不及，即在我亦无为人谋而不尽底心。而此理是非昭著明白，今日此人虽信不及，向后他人湏有信得及底，非但一时之计也。若如此所论，则在我者未免视人顔色之可否以为语默，只此意思，何由能使彼信得及乎？然此亦无他，只是自家看得道义自不能端的，故不能真知是非之辨，而为此回枉不是说时病痛，乃是见处病痛也【荅刘季章】
译界限；如果对方信任不到家，那么在我这方面，也没有替人谋划而不竭尽全力的道理。而其中的道理是非分明、昭然若揭，今天这个人虽然信任不到家，往后其他人总会有信任得过的，这不仅仅是权宜之计。如果按照这种说法，那么在我这方面，未免会看别人的脸色来决定是否说话，仅仅凭这种心思，怎么能让对方信任到家呢？然而这也没有其他原因，只是自己对于道义的认识不够端正，所以不能真正明辨是非，因而产生这种迂回曲折的毛病。这不是说话时的毛病，而是见解上的毛病【答复刘季章】
孟子说：「未有仁而遗其亲，未有义而后其君。」便是仁义未尝不利。然董生却说：「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又是仁义未必皆利，则自不免去彼而取此。盖孟子之言虽是理之自然，然到直截剖判处，却不若董生之有力也【荅刘季章】
将古今圣贤之言，剖析义利处，反覆熟读，时时思省。义理何自而来？利欲何从而有？二者于人，孰亲孰疎？孰轻孰重？必不得已，孰取孰舍？孰缓孰急？初看时似无滋味，久之湏自见得。合剖判处，则自然放得下矣【荅时子云】
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平时岂不讲论及此？今欲措辞断事，而茫然不知所以为说，无乃此身自坐在里许而不之察乎？此深可惧者【与延平李先生书】
大凡论学，当先辨其所趋之邪正，然后可察其所用之能否。茍正矣，虽其人或不能用，然不害其道之为可用也。如其不正，则虽有管仲、晏子之功，亦何足以称于圣贤之门哉？且古之君子，所以汲汲于学者，不为其终有异于物而勤，故亦不为其终无异于物而肆也。不为其有名而劝，故亦不为其无名而沮也。不为其有利而为，故亦不为其无利而止也。是其设心，盖傥然一无有所为者，独以天理当然而吾不得不然耳【荅吕一道】
大率天下只有一是、一非、是者湏还他、是非者湏还他、非方是自然之平。若不分邪正、不别是非、而但欲其平、决无可平之理。此元祐之调停、元符之建中、所以败也【与田侍郎】
世间喻于义者，则为君子；喻于利者，即是小人。而近年一种议论，乃欲周旋于二者之间，回互委曲，费尽心机，卒既不得为君子，而其为小人，亦不索性，亦可谓悮用其心矣【与杨子直○以上文集九条】
今人皆不能脩身，方其为士，则役役求仕；既仕，则复患禄之不加，趋走奔驰，无一日闲。何如山林布衣之士？道义足于身，道义既足于身，则何物能婴之哉【以下论出处】
诸葛武侯未遇先主，只得退藏，一向休了，也没奈何。孔子弟子不免事季氏，亦事势，不得不然，舍此则无以自活。如今世之科举亦然，如顔、闵之徒，自把得住，自是好，不可以一律论。人之出处最可畏，如汉、魏之末，汉末之所事者，止有个曹氏；魏末之所事者，止有个司马氏，皆逆贼耳。直卿问子路之事辄，与乐正子从子敖相似，曰不然，从子敖更无说。
如说圣人无忧世之心，固不可；谓圣人视一世未治，常恁戚戚忧愁无聊过日，亦非也。但要出做不得，又且放下其忧世之心。要出仕者，圣人爱物之仁，至于天命未至，亦无如之何。如云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若就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上看恰似一向没理会，明知不可以行道，且漫去做看，这便不得。湏看行其义也，便自是去就出处之大义，亦在这里。
孟子之时，时君重士，为士者不得不自重，故必待时君致敬尽礼而后见。自是当时做得个规模如此定，了如史记中列国之君拥篲先迎之类，却非是当世轻士，而孟子有意于矫之以自高也。
伊尹、孔明必待三聘、三顾而起者，践坤顺也。
有言世界无人管，久将脱去。凡事未到手，则姑晦之，俟到手然后为有。诘之者曰：“若不幸未及为而死，吾志不白，则如之何？”曰：“此亦不奈何，吾辈盖是折本做也。”先生曰：“如此则是一部《孟子》，无一句可用也。”尝爱《孟子》荅淳于髠之言曰：“嫂溺，援之以手；天下溺，援之以道。子欲手援天下乎？”吾人所以救世者，以其有道也。既自放倒矣，天下岂一手可援哉？观其说缘饰得来，不好，安得似陆子静堂堂自在说成一个物事乎？
当官勿避事，亦勿侵事【以上语类七条】
逢时报主深悉雅志。此在高明，必已有定论，非他人所得预。然所谓不能自为时者，则又非区区所敢闻也。但愿老兄毋出于先圣规矩准绳之外，而用力于四端之微，以求乎兖公之所乐。如其所以告于巍巍当坐之时之心，则其行止忤合付之时命，有不足言矣。就其不遇，独善其身，以明大义于
译孟子说：“没有施行仁德却遗弃自己父母的，没有施行义理却怠慢自己君主的。”这就是说仁义未尝没有利益。然而董生却说：“端正其义而不谋求其利，阐明其道而不计较其功。”这又是说仁义未必都有利，于是就不免舍弃彼而选取此。大概孟子的话虽然是天理的自然流露，但在直截了当的剖析处，却不如董生的话有力【答刘季章】
将古今圣贤关于义利的言论，反复熟读，时时思考反省。义理是从哪里来的？利欲是从哪里产生的？这两者对人来说，哪个亲近哪个疏远？哪个轻哪个重？如果迫不得已，哪个该取哪个该舍？哪个缓哪个急？刚开始看时似乎没有滋味，时间久了自然就能看出来。到了需要剖析决断的地方，就自然能放得下了【答时子云】
义利的学说，是儒者第一重要的道理。平时难道不讲究议论这些吗？如今想要措辞断事，却茫然不知道怎么说，莫非是自己身处其中却没有察觉吗？这是非常值得恐惧的【与延平李先生书】
大凡论学，应当先辨别其趋向的邪正，然后才能考察其能力的有无。如果趋向端正，虽然这个人可能没有能力，但这不妨碍其道是可以施行的。如果趋向不正，那么即使有管仲、晏子那样的功绩，又怎么足以在圣贤的门下称道呢？况且古代的君子，之所以急切地求学，不是因为最终要与万物不同而勤奋，所以也不是因为最终要与万物相同而放肆。不是因为有名而勉励，所以也不是因为无名而沮丧。不是因为有利而去做，所以也不是因为无利而停止。他们存心，大概坦然一无所求，只是认为天理当然如此，而我不得不如此罢了【答吕一道】
大抵天下只有一个对、一个错，对的必须还给他对，错的必须还给他错，这才是自然的公平。如果不分辨邪正，不区别是非，而只想要公平，绝对没有能够公平的道理。这就是元祐年间调停、元符年间建中所以失败的原因【与田侍郎】
世间明白义理的人，就是君子；明白利益的人，就是小人。而近年有一种议论，想要周旋在这两者之间，迂回曲折，费尽心机，最终既不能成为君子，而成为小人，也不干脆，也可以说是误用了心思【与杨子直○以上文集九条】
现在的人都不能修养自身，当他还是士人时，就忙碌地追求做官；做了官后，又担心俸禄不增加，奔走忙碌，没有一天空闲。哪里比得上山林中的布衣之士？道义足以充实自身，道义既然足以充实自身，那么什么东西能侵害他呢【以下论出处】
诸葛武侯在没有遇到先主之前，只能退隐藏身，一直休息，也没有办法。孔子的弟子不免侍奉季氏，也是形势所迫，不得不如此，除此之外就没有办法养活自己。如今世上的科举也是这样，像颜回、闵子骞那样的人，自己把持得住，自然是好的，不可以用同一标准来论断。人的出仕与退隐最可畏惧，比如汉、魏末年，汉末所侍奉的，只有曹氏；魏末所侍奉的，只有司马氏，都是逆贼罢了。直卿问子路侍奉辄，与乐正子跟随子敖相似，我说不是，跟随子敖更没有说法。
如果说圣人没有忧虑世道的心，固然不可以；说圣人看到世道没有治理好，常常那样忧愁无聊地过日子，也不是。只是想要出仕却做不了，就暂且放下那忧虑世道的心。想要出仕的人，圣人爱物的仁心，到了天命没有到来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如说君子出仕，是实行其义。道的不能施行，已经知道了。如果从“道的不能施行，已经知道了”上面看，似乎一直不去理会，明知不可以行道，姑且随便去做看，这就不对了。必须看“实行其义”，便自然有去就出处的大义，也在这里。
孟子的时代，当时的君主尊重士人，做士人的不得不自重，所以一定要等君主致敬尽礼然后才去见。自从当时做出了这样的规矩，就像《史记》中列国之君拿着扫帚在前面迎接之类，却不是当时轻视士人，而孟子有意以此来矫饰自己显得清高。
伊尹、孔明一定要等到三次聘请、三次拜访才起用的，是践行坤卦的顺从之道。
有人说世界没有人管，久将脱去。凡事没有到手，就姑且隐藏起来，等到到手然后才算是拥有。质问的人说：“如果不幸还没有做到就死了，我的志向不能表白，那怎么办？”回答说：“这也无可奈何，我们这一辈大概是做亏本生意的。”先生说：“这样的话，一部《孟子》，没有一句可以用了。”我曾经喜爱《孟子》回答淳于髡的话说：“嫂子溺水，用手去拉；天下溺水，用道去救。你想用手去拉天下吗？”我们之所以能救世，是因为有道。既然自己倒下了，天下难道一只手可以拉起来吗？看他的说法粉饰得来，不好，怎么能像陆子静那样堂堂正正自在地说成一个道理呢？
做官不要回避事情，也不要侵夺别人的事情【以上语类七条】
逢时侍奉君主，深深了解高雅的志向。这在高明的人，一定已经有定论，不是别人所能预料的。然而所谓不能自己为自己做主的时候，又不是我敢听闻的。只希望老兄不要超出先圣规矩准绳之外，而在四端的细微处用力，以求达到兖公所喜悦的。如果像他在巍巍当坐之时所告的心，那么他的行止违逆或顺从就交给时命，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即使不遇，独善其身，以阐明大义于
天下，使天下之学者皆知吾道之正，而守之以待上之使令。是乃所以报不报之恩者，亦岂必进为而抚世哉？佛者之言曰：“将此身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而杜子美亦云：“四邻耒耜出，何必我家？”操此言皆有味也。夫圣贤固不能自为时，然其仕久、止、速，皆当其可，则其所以自为时者，亦非他人之所能夺矣。岂以时之不合而变吾所守以徇之哉【荅陈同甫】
译使天下的求学之人，都知道我道的纯正，并坚守它来等待君上的使唤命令。这正是用来报答那无法报答的恩德的方式，难道一定要出仕为官、治理天下才算吗？佛家说：“将这颗身心奉献给尘世的刹土，这就叫做报答佛恩。”杜甫也说：“四邻的农具都出动了，何必一定要我家去呢？”这些话都意味深长。圣贤固然不能独自创造时代，然而他们出仕、隐退、行动或停止，都合乎时宜，那么他们顺应时代的方式，也不是别人所能剥夺的。难道因为时运不合，就改变自己的操守去迎合它吗？【答陈同甫】
湏是先得吾身好，党类亦好，方能得吾君好，天下国家好。而所谓好者，又有虚实、大小、久近之不同。若自吾身之好而推之，则凡所谓好者，皆实、皆大，而又久逺。若不自吾身推之，则弥缝掩覆，虽可以茍合于一时，而凡所谓好者，皆为他日不可之病根矣。盖脩身事君，初无二事，不可作两般看【荅陈同甫】
轻犯世祸，非欲如此，顾恐邂逅蹉跌，亦非所能避耳。要之，惟是不出，可以无事。一行作吏，便如此计较不得。才渉计较回互，便是私意也【荅廖子晦】
某之意以为政烦民困，正有官君子尽心竭力之时，若人人内顾其私，各为自逸之计，则分义废矣【荅詹元善】
静退之说，亦甚善。但今亦非是教人求退，只是要得依本分，识廉耻，不敢自衒自鬻以求知、求进耳。然亦湏是读书穷理，使方寸之间洞见此理，知得不求，只是本分；求着便是罪过。不惟不可有求之之迹，亦不可萌求之之心。不惟不得说着「求」字，亦不可说着「不求」字，方是真能自守，不求人知也【荅方若水】
问程子言仕宦夺人志，或言为富贵所移也。愚意以为不特言此，但才仕宦则于窒碍处有随宜区处之意，浸浸遂入于随时徇俗之域，与初间立心各别，此所谓夺志也。不知程子之意果出于此否？又不知人未免仕宦而有此病，又何以救之？曰：所论夺志之说是也。若欲救此，但当随事省察而审其轻重耳。然几微之间，大湏着精采也【荅赵致道○以上文集六条】
御纂朱子全书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
御纂朱子全书卷五
学五
教人 人伦师友
佛经云：佛为一大事因縁出现于世，圣人亦是为这一大事出来。这个道理虽人所固有，若非圣人，如何得如此光明盛大？你不晓得底，我说在这里教你晓得。你不防做底，我做下様子在此与你做，只是要扶持这个道理，教他常立在世间上，拄天下，拄地，常如此端正。才一日无人维持，便倾倒了。少间脚拄天，头拄地，颠倒错乱，便都坏了。所以说：「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天只生得你，付得这道理，你做与不做，却在你，做得好也由你，做得不好也由你。所以又为之立君师以作成之，既抚养你，又教导你，使无一夫不遂其性。如尧舜之时，真个是宠绥四方。只是世间不好底人，不定叠底事，才遇尧舜。
都安帖平定了，所以谓之克相上帝，盖助上帝之不及也。自秦汉以来，讲学不明，世之人君，固有因其才智做得功业，然无人知明徳新民之事。君道间有得其一二，而师道则絶无矣【以下论教人】
圣人教人，大槩只是説孝弟忠信，日用常行底话。人能就上面做将去，则心之放者自收，性之昏者自着。如心性等字，到子思、孟子方説得详。
圣贤于节文处描画出这様子，令人依本子去学。譬如小儿学书，其始如何便写得好？须是一笔一画都依他底，久久自然好去。
孟子所谓集义，只是一个是字；孔子所谓思无邪，只是一个正字。不是便非，不正便邪。圣贤教人，只是求个是底道理。
如舜命防教胄子，亦只是説个寛而栗、柔而立之法，教人不失其中和之徳而已。初未有许多道理。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亦只要你不失其正而已，不必苦要你知也。
叔器言礼乐射御书数自秦汉以来皆废了。曰：射如今秀才自是不晓，御是而今无车，书古人皆理防得如偏旁义理，皆晓这也是一事。数是算数，而今人皆不理会。六者皆实用，无一可缺。而今人是从头到尾皆无用。小儿子教他作诗对大来，便习举子业得官，又去习启事杂文，便自称文章之士，然都无用处，所以皆不济事。汉时虽不以射取士，然诸生却自讲射，一年一次依仪礼上説防射一番，却尚好。今世以文取士，如义若教他依经防去説些道理，尚得。今却只是体贴字句，就这两三句题目上説去，全无义理。如防若是着实论些时务也尚得，今却只是虚説説得好底刬地不得。包显道言：向前义是先引传注数条，后面却
译必须首先使自身修好，同党同类也修好，然后才能使君主修好，天下国家也修好。而所谓的“好”，又有虚实、大小、久近的不同。如果从自身的修好推广开来，那么凡所说的“好”，都是真实的、宏大的，而且长久深远。如果不从自身推广开来，那么粉饰掩盖，虽然可以暂时苟且迎合，但凡所说的“好”，都将成为日后不可救药的病根。大概修身与事奉君主，起初并没有两件事，不可以看作两回事【答陈同甫】
轻易触犯世间的祸患，并不是想要这样，只是担心偶然失足，也不是所能避免的。总之，只有不出仕，才可以没有事端。一旦做了官吏，便不能这样计较。才涉及计较周旋，便是私意了【答廖子晦】
我的意思是认为政令烦苛、百姓困苦，正是做官的君子尽心竭力的时候，如果人人都只顾自己的私利，各自谋求安逸，那么名分道义就废弛了【答詹元善】
清静退隐的说法，也很美好。但现在并不是教人追求退隐，只是要人依照本分，懂得廉耻，不敢自我炫耀、自我兜售以求取知遇、求取进身罢了。然而也必须读书穷究事理，使内心透彻地明白这个道理，知道不求取只是本分，求取便是罪过。不仅不可以有求取的迹象，也不可以萌生求取的心念。不仅不可以说出“求”字，也不可以说出“不求”字，这才是真正能够自我坚守，不求他人知遇【答方若水】
问：程子说做官会夺去人的志向，有人说这是因为被富贵所移易。我的意思认为不仅仅说这个，但只要做了官，那么在遇到阻碍时就有随宜处理的念头，渐渐就陷入随顺时俗的境地，与当初立下的志向完全不同，这就是所说的夺志。不知道程子的意思是否确实出于此？又不知道人难免要做官而有此弊病，又用什么来救治呢？答：所论述的夺志的说法是对的。如果想要救治这个弊病，只应当在随事省察并审度轻重罢了。然而在细微之处，非常需要精神专注【答赵致道○以上文集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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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经说：佛为了一个重大的因缘出现在世间，圣人也是为了这一重大事情出现。这个道理虽然是人所固有的，如果不是圣人，怎么能如此光明盛大？你不明白的，我说在这里教你明白。你不肯做的，我做下榜样在这里给你做，只是要扶持这个道理，教它常立在世间，支撑天下，支撑大地，常如此端正。才一天没有人维持，便倾倒了。稍后脚撑天，头撑地，颠倒错乱，便都坏了。所以说：“上天爱护下民，为他们设立君主，设立师长。只有他们能够辅佐上帝，宠爱安抚四方。”上天只生下了你，托付了这个道理，你做不做，却在于你，做得好也由你，做得不好也由你。所以上天又为你设立君主和师长来成全你，既抚养你，又教导你，使没有一个人不能顺遂其本性。像尧舜的时候，真的是宠爱安抚四方。只是世间不好的人，不稳定的事，才遇到尧舜。
都安帖平定了，所以称为克相上帝，大概是辅助上帝所不及的地方。自秦汉以来，讲学不明，世间的君主，固然有凭借才智做成功业的，然而没有人知道明德新民的事情。君道间或有一二得之的，而师道则绝无了【以下论教人】
圣人教人，大抵只是说孝悌忠信，日常常行的话。人能在上面去做，那么放逸的心自然收敛，昏昧的性自然显著。像心性这类字，到子思、孟子才说得详细。
圣贤在礼节仪式的地方描画出这个榜样，让人依照本子去学。譬如小孩学写字，开始怎么能写得好？必须一笔一画都依照他的，久了自然就好了。
孟子所说的集义，只是一个“是”字；孔子所说的思无邪，只是一个“正”字。不是便是非，不正便是邪。圣贤教人，只是求个正确的道理。
像舜命令契教导贵族子弟，也只是说个宽厚而严肃、柔和而刚立的法则，教人不失其中和的德行罢了。起初并没有这么多道理。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只是要你不失其正罢了，不必苦苦要你知晓。
叔器说礼乐射御书数自秦汉以来都废弛了。答：射如今秀才自然是不懂，御是如今没有车，书古人皆能理会如偏旁义理，都懂这也是一件事。数是算数，如今人都不理会。这六项都是实用，没有一项可以缺少。如今人是从头到尾都无用。小儿子教他作诗对仗，长大了，便习举子业得官，又去写启事杂文，便自称文章之士，然而都无用处，所以都不济事。汉朝虽然不以射取士，然而诸生却自己讲射，一年一次依照仪礼上讲射一番，却尚好。如今以文取士，如义若教他依照经传去说些道理，尚得。如今却只是体贴字句，就这两三句题目上说去，全无义理。如论若是着实论些时务也尚得，如今却只是虚说得好的全然不得。包显道说：以前的义是先引传注数条，后面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