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纂朱子全书卷六十一
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武王胜殷，杀纣，分眀是不及文王。泰伯三以天下让，其可谓至徳也矣。分眀太王有翦商之志，是太王不及泰伯。葢天下有万世不易之常理，又有权一时之变者。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常理也，有不得已处，即是变也。然毕竟还那常理底是。今却要以变来压着那常底说，少间只见说不行，说不通了。若是以常人去比圣贤，则说是。
译天下拥有三分之二却仍臣服侍奉殷商，武王战胜殷商，诛杀纣王，这分明是武王不及文王。泰伯三次将天下让出，这可以说是极致的德行了。分明太王有剪除商朝的志向，这是太王不及泰伯。大概天下有万世不变的常理，也有权宜一时的变通。比如“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这是常理；遇到不得已的情况，就是变通。但终究还是那常理才是根本。现在却要用变通来压制那常理的说法，不久就会发现这种说法行不通，讲不通了。如果是以常人来比较圣贤，那么这种说法是对的。
与不是不得。若以圣贤比圣贤，则自有是与不是处。湏与他分个优劣。今若隠避囬互不说，亦不可。又云：如可与立，可与权。若能可与立时，固是好。然有不得已防，只得用权。盖用权是圣人不得已处，那里是圣人要如此？又问：尧舜揖逊，虽是盛徳，亦是不得已否？曰：然。
汤武之征伐，只知一意恻怛救民而已，不知其他。问武未尽善，曰：「若不见得他性之反之不同处，又岂所谓闻其乐而知其徳乎？」舜与武王固不待论，今且论汤武，则其反之至与未至，虽非后学所敢议，然细读其书，恐亦不待闻乐而知之也。请问曰：「以书观之，汤毕竟反之工夫极细宻但以仲虺称汤处观之，如以礼制心，以义制事等语，又自谓有惭徳觉见不是，往往自此益去加功。如武王大故踈其数纣之罪，辞气▯厉，如汤便都不如此【以上语类四条】
舜纪所论三事，其一许由者，是已然，当全载史迁本语，以该卞随、务光之流，不当但斥一许由而已也。然太史公又言，箕山之上有许由冡，则又眀其实有是人，亦当时之髙士，但无尧让之事耳，此其曲折之意，苏子亦有所未及也。其一，瞽象杀舜，葢不可知其有无，今但当知舜之负罪引慝，号泣怨慕，象忧亦忧，象喜亦喜，与夫小杖则受，大杖则走，父母欲使之，未甞不在侧，欲求杀之，则不可得而已耳，不必深辨瞽象杀舜之有无也。其一，舜禹避朱均而天下归之，则苏子虑其避之足以致天下之逆，至益避启而天下归启，则苏子又讥其避之为不度而无耻，于是凡孟子、史迁之所传者，皆以为诞妄而不之信，今固未暇质其有无，然苏子之所以为说者，类皆以世俗不诚之心度圣贤，则不可以不之辨也。圣贤之心，淡然无欲，岂有取天下之意？防顾辞让之发，则有根于所性而不能已者，茍非所据，则虽巵酒豆肉，犹知避之，况乎秉权据重，而天下有归己之势，则亦安能无所惕然于中而不逺引以避之哉？避之而彼不吾释，则不获已而受之，何病于逆？避之而幸其见舍，则固得吾本心之所欲，而又何耻焉？惟不避而强取之，乃为逆，偃然当之而彼不吾归，乃可耻耳。如苏子之言，则是凡世之为辞让者，皆隂欲取之而阳为逊避，是以其言反于事实，至于如此而不自知其非也。舜禹之事，世固不以为疑，今不复论；至益之事，则亦有不能无惑于其说者，殊不知若太甲贤而伊尹告归，成王冠而周公还政，宣王有志而共和罢，此类多矣，当行而行，当止而止，而又何耻焉？苏子葢贤共伯，而尚何疑于益哉？若曰受人之寄，则当遂有之而不可归，归之则为不度而无耻，则是王莾、曹操、司马懿父子之心，而杨坚夫妇所谓骑虎之势也，乃欲以是而语圣。贤之事，其亦误矣【古史余论】
以伊尹为天民，葢以其事言之。如耕莘、应聘之事，即分眀见得有此踪迹也。治亦进，乱亦进，是指五就汤、五就桀而言。乃是就汤之后，以汤之心为心，非不待可行而遽行之谓也。傅说是大贤，比伊尹湏少贬。其见可而后行，虽同，但所以行者或不及耳。周、孔又髙，直是正己而物正之事。可行而行，亦有所不足道矣【答冯作肃】
文王之事纣，惟知以臣事君而已，都不见其他，兹其所以为至徳也。若谓三分天下，纣尚有其一，未忍轻去臣位，以商之先王徳泽未忘，厯数未终，纣恶未甚，圣人若之何而取之？则是文王之事纣，非其夲心，葢有不得已焉耳。若是，则安得谓之至徳哉？至于武王之伐纣，观政于商，亦岂有取之之心？而纣罔有悛心，武王灼见天命人心之归己也，不得不顺而应之。故曰：「予弗顺天，厥罪惟均。」以此观之，足见武王之伐纣，顺乎天而应乎人，无可疑矣【荅范伯崇○以上文集三条】
春秋
周自东迁之后，王室益弱，畿内疆土皆为世臣据袭，莫可谁何。而畿外土地亦皆为诸侯争据，天子虽欲分封，而不可得。如封郑桓公，都是先用计指射郐地，罔而取之，亦是无讨土地处。此后王室子孙，岂复有疆土分封？某甞以为，郡县
译与不是不得。若以圣贤比圣贤，则自有是与非之处。须与他分个优劣。今若隐避回互不说，亦不可。又云：如“可与立，可与权”。若能可与立时，固是好。然有不得已处，只得用权。盖用权是圣人不得已处，哪里是圣人要如此？又问：尧舜揖让，虽是盛德，亦是不得已否？曰：然。
汤武之征伐，只知一意恻隐救民而已，不知其他。问武王未尽善，曰：“若不见得他性之反之不同处，又岂所谓‘闻其乐而知其德’乎？”舜与武王固不待论，今且论汤、武，则其反之至与未至，虽非后学者所敢议，然细读其书，恐亦不必闻乐而知之也。请问曰：“以《书》观之，汤毕竟反之工夫极细密，但以仲虺称汤处观之，如‘以礼制心，以义制事’等语，又自谓有惭德，觉见不是，往往自此益加功夫。如武王大故疏数纣之罪，辞气严厉，如汤便都不如此。”【以上语类四条】
舜纪所论三事，其一许由者，是说已然之事，当全载史迁本语，以概括卞随、务光之流，不当只斥责一个许由而已。然而太史公又说，箕山之上有许由冢，则又明白其实有此人，也是当时的高士，只是没有尧让位之事罢了，此其曲折之意，苏子也有所不及。其二，瞽瞍、象杀舜，大概不可知其有无，今但当知舜之负罪引愆，号泣怨慕，象忧亦忧，象喜也喜，与夫小杖则受，大杖则跑，父母欲使之，未尝不在侧，欲求杀之，则不可得罢了，不必深辨瞽瞍、象杀舜之有无。其三，舜、禹避朱、均而天下归之，则苏子顾虑其避之足以导致天下之逆，至益避启而天下归启，苏子又讥其避之为不度而无耻，于是凡是孟子、史迁之所传者，皆以为荒诞虚妄而不信，今固未暇质其有无，然而苏子之所以为说者，类皆以世俗不诚心度圣贤，则不可以不辨也。圣贤之心，淡然无欲，岂有取天下的意思？况且辞让之发，则有根于本性而不能已者，苟非所据，则虽一杯酒、一块肉，犹知避之，况乎秉权据位，而天下有归己之势，则亦安能心中无所警惕而不远引以避之哉？避之而彼不释我，则不得已而受之，何病于逆？避之而庆幸其见舍，则固得吾本心之所欲，又何耻焉？惟不避而强取之，才为逆，安然当之而彼不归我，才可耻耳。如苏子之言，则是凡世之为辞让人者，皆阴欲取之而阳为逊避，是以其言论反于事实，至于如此而不自知其非也。舜、禹之事，世固不以为疑，今不复论；至于益之事，则亦有不能无惑于其说者，却不知若太甲贤而伊尹告归，成王加冠而周公还政，宣王有志而共和废止，此类多矣，当行而行，当止而止而又何耻焉？苏子大概贤于共伯，而尚何疑于益哉？若说受人之寄，则当遂有之而不可归还，归还则为不度而无耻，则是王莽、曹操、司马懿父子之心，而杨坚夫妇所谓的骑虎之势也，乃欲以是而言圣贤之事，其亦误矣【古史余论】
以伊尹为天民，大概以其事言之。如耕莘、应聘之事，即分明见得有此踪迹也。治亦进，乱亦进，是就汤、五就桀而言。乃是就汤之后以汤之心为心，非不待可行而遽行也。傅说是大贤，比伊尹须少贬。其见可而后行，虽同，所以行者或不及耳。周、孔又高，直是正己而物正之事。可行而行亦有所不足道矣【答冯作肃】
文王之事纣，惟知以臣事君，都不见其他，兹其所以为至德也。若谓三分天下，纣尚有其一，不忍轻去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泽未忘，历数未终，纣恶未甚，圣人若何而取之？则是文王之事纣非其本心，盖有不得已焉耳。若是，则安得谓之至德哉？至于武王之伐纣，观政于殷，亦岂有取之之心？而纣罔悛心，武王灼见天命人心之归已也，不得不顺而应之。故曰：“予弗顺天，厥罪惟均。”以此观之，足见武王之伐纣顺乎天而应乎人，无可疑矣【答范伯崇○以上文集三条】
春秋
周自东迁之后，王室益弱，畿内土地皆为世臣据袭，莫可奈何。而畿外土地亦皆为诸侯争据，天子虽想分封，而不可得。如封郑桓公都是先用计指射郐地，诱骗而取之，也是无处可讨土地。此后王室子孙，岂复有土地分封？某尝以为，郡县
楚地最广，今之襄、汉皆是，尽是强大。齐、晋若不更伯，椘必吞周而有天下。縁他极强大，所以齐威、晋文责之皆是没▯要底事。威公岂不欲将僣王猾夏之事责之？但恐无収杀，故只得如此。至如晋文城濮之战，依旧委曲还他许多礼数，亦如威公之意。然此处亦足以见先王不忍戕民之意未泯也。设使威、文所以责之者不少，假借他定不肯服，兵连祸结，何时而已？到得战国，斩首动是数万，无复先王之意矣。
管仲内政，士乡十五乃战士也。所以教之孝悌忠信，尊君亲上之义。夫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故虽覇者之道，亦必如此。
问：晋伐原以示信，大搜以示礼，此是信礼否？曰：此是假礼信之名以欺人，欲举而用之，非诚心也。如汤之于葛，葛云无以供粢盛，汤使亳众往为之耕；葛云无以供牺牲，汤使人遗之牛羊，至于不得已而后征之，非是以此饵之而圗以杀之也。又云：司马迁云，文王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禄，皆是降隂徳以分纣之天下，不知文王之心诚于为民者若此。又云：汉髙祖取天下，所谓仁义者，岂有诚心哉？其意本谓项羽背约，及到新城，遇三老董公遮道之言，方假此之名以正彼之罪，所谓缟素发防之举，其意何在？似此之谋，看当时未必不是欲项羽杀之而后罪之也。
因论▯武子义，刚言春秋时识义理者多曰：“也是那时多世臣，君臣之分宻，其情自不能相舍。”非是皆晓义理，古时君臣都易得相亲，天下有天下之君臣，一国有一国之君臣，一家有一家之君臣，自秦汉以来便都辽絶，今世如士人犹略知有君臣之分，若是田夫去京师动数千里，他晓得甚麽君臣？
子升问伍子胥曰：「父不受诛，子复讐，可也，谓之乱臣贼子，亦未可。」又问：「还是以其出亡在外而言，亦可以为通论否？」曰：「古人自有这般事，如不为旧君服之义，可见后世天下一家事体又别。然亦以其出亡之故，若曽臣事之，亦不可也。」又问：「父死非其罪，子亦可仕否？」曰：「不可。」「孙曽如何？」曰：「世数渐逺，终是渐轻，亦有可仕之理，但不仕者正也，可仕者权也。」
越都防稽，土地只如今濶狭，后并吴了，却移都平江，亦名防稽。秦后于平江立防稽郡。吴越国势人物，亦不争多。越尚着许多气力，今敌何止于吴？所以圗之者，又不及越，如何济事？今做时亦湏着吃些艰辛，如越始得。范蠡、文种未是难，二人皆在越笼络中，此是难。某在绍兴，想像越当时事，亦自快人。越只一小国，当时亦未甚大叚富贵，在越自克如此，亦未是难事。然自越之后，后来不曽见更有一人似之，信立事之难也【以上语类七条】
战国
义刚论田子方贫贱骄人之说，虽能折子击，却非知道者之言。不成我贫贱便可凌人，此岂忘乎贫贱富贵者哉？陈仲亨不以为然，次日请问先生曰：「他是为子击语意而发，但子方却别有个意思。他后面说『言不用行，不合则纳履而去』，此是说我只是贫贱，不肯自诎。『说大人则藐之』，孟子也如此说。虽曰圣人无小大，无敢慢，不肯如此说，但视那为富贵权势所移者，有间矣。圣人气象固不如此，若大贤以下，则未免如是。」
陈仲亨问合从便不便，曰：「温公是▯合从为六国之便，观当时合从时，秦也是惧。葢天下尽合为一，而秦独守关中一片子地也，未是长策。但他防个心难一，如何有个人兜揽得他，也是难。这个却湏是如孟子之▯方得，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人皆引领而望之。师文王，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于天下。孟子只是责办于己，设使当时有仁政，则如大旱之望云霓，民自归之，秦虽强，亦无如我何。」义刚问：「苏秦激怒张仪，如秦人皆说他术髙，窃以为正是失策处。」曰：「某谓未必有此事。所谓激怒者，只是苏秦当时做得称意后，去欺那张仪。而今若说是苏秦怕秦来败从，所以激怒张仪入秦，庶秦不来败从。那张仪与你有甚人情，这只是苏秦之徒，见他做到了这一着
译楚地最为广阔，如今的襄阳、汉中一带都属于它，因此非常强大。齐国、晋国如果不能再次称霸，楚国必定会吞并周王室而拥有天下。因为楚国极其强大，所以齐桓公、晋文公责备它，都是没有实际效果的事。齐桓公难道不想责备楚国僭越王号、扰乱华夏的罪行吗？只是恐怕没有收场的手段，所以只能这样。至于晋文公在城濮之战中，依旧委婉地给予楚国许多礼数，也如同齐桓公的心意。然而这里也足以看出先王不忍伤害百姓的心意尚未泯灭。假如齐桓公、晋文公责备楚国的言辞很多，楚国一定不肯服从，战争连绵，祸患不断，何时才能结束？等到战国时期，斩首动辄数万，再也没有先王的心意了。
管仲治理内政，士乡中的十五人就是战士。因此教导他们孝悌忠信、尊崇君主亲近上级的道义。孔子说：“让没有受过教化的百姓去作战，这就叫抛弃他们。”所以即使是霸者的治国之道，也必须如此。
问：晋国攻打原国以显示信用，举行大阅兵以显示礼制，这是真正的信和礼吗？答：这是借礼和信的名义来欺骗人，想要借此推行自己的主张，并非诚心。比如商汤对待葛国，葛国说没有粮食供奉祭祀，商汤就让亳地的百姓去替他们耕种；葛国说没有牲畜供奉祭祀，商汤就派人送牛羊给他们，直到不得已才征伐他们，并不是用这些来引诱他们然后图谋杀害他们。又说：司马迁说，周文王治理岐地，耕种者实行九分抽一的税制，做官者世代享有俸禄，这些都是降低阴德来分割商纣王的天下，不知道文王诚心为民竟到了这种地步。又说：汉高祖夺取天下，所谓的仁义，难道有诚心吗？他的本意是认为项羽违背盟约，等到在新城遇到三老董公拦路进言，才借这个名义来正当化对项羽的定罪，所谓穿着丧服出兵的行动，他的意图何在？像这样的谋略，看当时未必不是想先让项羽杀了刘邦，然后再定罪他。
因为讨论到赵武子的道义，刚说春秋时期懂得义理的人多，说：“那是因为那时多有世袭的大臣，君臣关系密切，他们的情义自然不能互相舍弃。”并不是大家都懂得义理，古代君臣都容易亲近，天下有天下的君臣，一国有国君的君臣，一家有一家主的君臣，自从秦汉以来就都疏远了，现在世人如士人还略微知道有君臣的名分，如果是农夫去京城动辄数千里，他们懂得什么君臣？
子升问伍子胥说：“父亲没有被依法处死，儿子报仇，是可以的，称他为乱臣贼子，也不可以。”又问：“还是因为他出亡在外来说，也可以作为通行的道理吗？”答：“古人自有这样的事，比如不为旧君服丧的道理，可见后世天下一家的体制又不同。然而也是因为他出亡的缘故，如果曾经臣事过他，也是不可以的。”又问：“父亲死得没有罪，儿子也可以做官吗？”答：“不可以。”“孙子曾孙怎么样？”答：“世数逐渐久远，终究是逐渐减轻，也有可以做官的道理，但不做官是正道，可以做官是权变。”
越国都城在会稽，土地只像现在这样狭窄，后来兼并了吴国，却迁都到平江，也叫会稽。秦朝以后在平江设立会稽郡。吴越两国的国势和人物，也差不多。越国尚且费了这么多气力，现在的敌人何止是吴国？所以图谋越国的人，又比不上越国，怎么能成事？现在做事也需要吃些艰辛，像越国那样才行。范蠡、文种并不难，两人都被越国笼络住，这才是难处。我在绍兴，想象越国当时的事，也自觉得痛快。越国只是一个小小的国家，当时也并没有非常富贵，在越国自己克制自己，也不是难事。然而自从越国之后，后来不曾再见到有一个人像他，确实立事很难【以上语类七条】
战国
义刚讨论田子方贫贱而傲视权贵的说法，虽然能驳倒魏击，却不是懂得大道的人说的话。难道我贫贱就可以凌驾于人之上，这难道是忘记了贫贱富贵的人吗？陈仲亨不以为然，第二天请教先生曰：“他是针对魏击的话而发的，但子方却另有一番意思。他后面说‘言论不被采纳，行为不合，就穿上鞋子离去’，这是说我只是贫贱，不肯自己委屈。‘劝说大人就藐视他’，孟子也这样说。虽然说圣人没有大小之分，不敢怠慢，不肯这样说，但看待那些被富贵权势所动摇的人，是有区别的。圣人的气象固然不是这样，如果是大贤以下的人，则难免如此。”
陈仲亨问合纵是否方便，曰：“温公认为合纵是六国的便利，观察当时合纵时，秦国也是害怕的。大概天下都联合在一起，而秦国独自守住关中这一小块土地，并不是长久之策。但他们的心思难以统一，如何有个人能兜揽得住他们，也是难的。这个却必须像孟子那样才行，如果有不喜好杀人的人，那么天下的人都会伸长脖子盼望他。效法文王，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定能在天下执政。孟子只是要求自己做到，假如当时有仁政，那么就像大旱时盼望云霓一样，百姓自然归附，秦国虽然强大，也对我无可奈何。”义刚问：“苏秦激怒张仪，像秦人都说他的计谋高明，我私下认为这正是失策之处。”曰：“我认为未必有这事。所谓激怒，只是苏秦当时做得称心如意后，去欺骗张仪。而现在如果说苏秦怕秦国来破坏合纵，所以激怒张仪入秦，希望秦国不来破坏合纵。那张仪与你有什么人情，这只是苏秦的门徒，见他做到了这一步
赵武灵王也是有英气，所以做得恁地，也缘是他肚里事防恁地做得，但他不合只倚这些子，如后来立后一乖，也是心不正，后感召得这般事来。
问乐毅伐齐，文中子以为善藏其用，东坡则责其不合，妄效王者事业以取败，二说孰是？曰：这是他们爱去立说，后都不去考校子细。这只是那田单防守后，不奈他何。当时乐毅自是兼秦、魏之师，又因人怨湣王之暴，故一旦下齐七十余城。及既杀了湣王，则人心自是休了。他又怕那三国来分他底，连忙发遣了他。以燕之力量也，只做得恁地。乐毅也只是战国之士，又何尝是王者之师？他当时也恣意去卤掠，正如孟子所谓毁其宗庙，迁其重噐，不过如此举措。他当时那鼎也去扛得来，他岂是不要他底？但是田单与他皆防，两个相遇，智勇相角，至相持三年，便是乐毅也煞费气力。及骑刼用，则是大叚无能。后被田单使一个小术数子，便乗势杀将去。便是国不可以无人，如齐但有一田单，尽死节恁地守，便不奈他何。
常先难而后易，不然则难将至矣。如乐毅用事，始常惧难，乃心谨畏，不敢忽易，故战则虽大国坚城，无有不破者。及至胜，则自骄胆大，而恃兵强，固去攻二城，亦攻不下。
义刚曰：「蔺相如其始能勇于制秦，其终能和以待亷颇，可谓贤矣。但以义刚观之，使相如能以待亷之术待秦，乃为善谋。葢柔乃能制刚，弱乃能胜强。今乃欲以匹夫之勇，持区区之赵而闘强秦，若秦奋其虎狼之威，将何以处之？今能使秦不加兵者，特幸而成事耳。」先生曰：「子由有一叚说，大故取他说他不是战国之士，此说也太过。其实他只是战国之士。▯山亦有一说，大概与公说相似，说相如不合要与秦争那璧。要之恁地说，也不得和氏璧也是赵国相传以此为寳。若当时骤然被人将去，则国势也解不振。古人传国，皆以寳玉之属为重。若子孙不能谨守，便是不孝。当时秦也是强，但相如也是料得秦不敢杀他，后方恁地做。战国时如此等也多，黄歇取椘太子也是如此。当时被他取了，秦也不曽做声，只恁休了。」
春秋时相杀甚者，若相骂然。长平坑杀四十万人，史过言不足信，败则有之，若谓之尽坑四十万人，将防多所在，又赵卒都是百战之士，岂有四十万人肯束手受死，决不可信。又谓秦十五年不敢出兵窥山东之类，何甞有此等事，皆史之溢言【以上语类七条】
秦
问关中形胜，周用以兴，到得后来，秦又用以兴。曰：此亦在人做当。春秋时，秦亦为齐、晋所轧，不得伸。到战国时，六国又皆以夷狄摈之，使不得与中国防盟。及孝公因此发愤，致得商鞅而用之，遂以强大。后来又得恵文、武、昭、襄，皆是防做底，故相继做起来。若其间有一二君昏庸，则依旧做壊了。以此见得形胜也湏是要人相副。因言昭王因范雎倾穰侯之故，却尽収得许多权柄，秦遂益强，岂不是防？
商鞅先以帝王说孝公，此只是大拍头挥他底，他知孝公必不能用得这说话，且说这大话了，却放出那本色底来。
仲亨问开阡陌曰：阡陌便是井田陌百也，阡千也。东西曰阡，南北曰陌；或曰南北曰阡，东西曰陌，未知孰是？但却是一个横，一个直耳。如百夫有遂，遂上有涂，这便是陌。若是十个涂恁地直在横头，又作一大沟，谓之洫。洫上有路，这便是阡。阡陌只是疆界，自阡陌之外有空地，则只恁地闲在那里。所以先王要如此者，也只是要正其疆界，怕人相侵互。而今商鞅却开破了，遇可做田处，便垦作田，更不要恁地齐整。这「开」字，非开创之「开」，乃开辟之「开」。《蔡泽传》曰：「破壊井田，决裂阡陌。」观此可见。这两句自是合掌说，后人皆不晓。唐时却说寛鄊为井田，狭乡为阡陌。
伯恭言秦变法后，后世虽屡更数易，终不出秦。如何曰？此意好。但使伯恭为相，果能尽用三代法度否？问后有圣贤者出，如何？曰：必湏别有规模，不用前人硬本子。
黄仁卿问：「自秦始皇变法之后，后世人君皆不能易之，何也
译赵武灵王也有英气，所以能做成那样，也是因为他心里盘算着那样做，但他不该只依赖这些，像后来立王后一事出了差错，也是心术不正，后来感召来那样的灾祸。
问：乐毅攻打齐国，文中子认为他善于隐藏自己的作用，苏东坡则指责他不该妄图效仿王者的事业而导致失败，这两种说法哪个对？回答说：这是他们喜欢立论，后来都不去仔细考证。这只是在田单防守之后，拿他没办法罢了。当时乐毅自然是联合了秦、魏的军队，又趁着人们怨恨齐湣王的暴政，所以一下子攻下了齐国七十多座城池。等到杀了齐湣王，人心自然就安定了。他又怕那三国来瓜分他的战果，连忙打发他们走了。以燕国的力量，也只能做到这样。乐毅也只是战国时期的士人，又何曾算是王者的军队呢？他当时也肆意掠夺，正如孟子所说的毁坏宗庙、迁移重器，不过就是这样的举措。他当时连鼎都扛走了，他难道是不想要那些东西吗？只是田单与他相持，两人相遇，智勇相争，相持了三年，乐毅也耗费了极大的气力。等到骑劫上任，则是大大地无能。后来被田单用了一个小计谋，就乘势杀将过去。这就是国家不可以没有人才，像齐国只要有一个田单，拼死守节，就没办法对付他。
通常先经历艰难而后才容易，不然艰难就要来临了。像乐毅用事，起初常畏惧艰难，于是内心谨慎敬畏，不敢轻忽，所以作战时即使是大国坚城，没有不攻破的。等到胜利了，就自己骄傲胆大，倚仗兵力强大，固守去攻打两座城，也攻不下来。
义刚说：“蔺相如起初能勇于制约秦国，最终能和以待廉颇，可以说贤能了。但依义刚看来，如果相如能用对待廉颇的方法来对待秦国，才是善谋。大概柔能制刚，弱能胜强。现在却想用匹夫之勇，拿着小小的赵国去对抗强大的秦国，如果秦国奋起虎狼之威，将怎么处置呢？现在能让秦国不加兵，只是侥幸成功罢了。”先生说：“子由有一段话，大抵采纳他说他不是战国之士，这话说得太过了。其实他只是战国之士。〇山也有一段话，大概与公说的相似，说相如不该要与秦国争那块璧。总之那样说，也不对。和氏璧也是赵国相传以此为宝。如果当时骤然被人拿走了，那么国势也会不振。古人传国，都以宝玉之类为重。如果子孙不能谨守，便是不孝。当时秦国也是强，但相如也是料定秦国不敢杀他，后来才那样做。战国时像这样的事也多，黄歇救楚太子也是如此。当时被他救走了，秦国也不曾作声，就这样算了。”
春秋时相杀很厉害，好像相骂一样。长平坑杀四十万人，史书的话不足信，战败是有的，如果说尽坑四十万人，将有多少地方，而且赵卒都是百战之士，难道有四十万人肯束手受死，决不可信。又说秦国十五年不敢出兵窥视山东之类，何曾有这等事，都是史书的夸大之词【以上语类七条】
秦
问关中形胜，周用以兴，到后来，秦又用以兴。回答说：这也在于人做得当。春秋时，秦国也被齐、晋所压制，不得伸展。到战国时，六国又都把它当作夷狄排斥，使它不能与中国会盟。等到孝公因此发愤，招致商鞅而任用他，于是变得强大。后来又得到惠文、武、昭、襄，都是会做事的君主，所以相继兴盛起来。如果中间有一两个君主昏庸，就依旧做坏了。由此可以看出形胜也需要人来相辅。因此说到昭王因为范雎倾覆穰侯的缘故，却尽收了那些权柄，秦国于是更加强大，难道不是会做事吗？
商鞅先用帝王之道游说孝公，这只是大拍头挥动他，他知道孝公必定不能用这些话，且说这大话了，却放出那本色来。
仲亨问开阡陌说：阡陌就是井田，陌是百，阡是千。东西叫阡，南北叫陌；或者说南北叫阡，东西叫陌，不知道哪个对？但只是一个横，一个直罢了。像百夫有遂，遂上有涂，这就是陌。如果是十个涂那样直在横头，又作一个大沟，叫作洫。洫上有路，这就是阡。阡陌只是疆界，自阡之外有空地，就只那样闲在那里。所以先王要这样，也只是要正其疆界，怕人互相侵犯。而今商鞅却开破了，遇到可做田的地方，就垦作田，不要再那样齐整。这“开”字，不是开创的“开”，乃是开辟的“开”。《蔡泽传》说：“破坏井田，决裂阡陌。”看这个可见。这两句自是合掌说，后人都不懂。唐时却说宽乡为井田，狭乡为阡陌。
伯恭说秦国变法后，后世虽然屡次更易，终究不出秦国。如何说？这意思好。但使伯恭为相，果真能尽用三代法度吗？问后有圣贤者出，如何？说：必须别有规模，不用前人硬本子。
黄仁卿问：“自秦始皇变法之后，后世人君皆不能改变它，为什么呢？”
？」曰：「秦之法，尽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后世不肯变。且如三皇称皇，五帝称帝，三王称王，秦则兼皇帝之号，只此一事后世如何肯变？」又问：「贾生仁义攻守之说，恐秦如此，亦难以仁义守之。」曰：「他若延得数十年，亦可扶持整顿，只是犯众怒多，下面逼得来，▯所以不旋踵而亡。如三皇五帝三王以来，皆以封建治天下，秦一切扫除，不防种子。秦视六国之君如坑婴児，今年捉一人，眀年捉两人，絶灭都尽，所以犯天下众怒。当时但闻秦字，不问智愚男女，尽要起而亡之，更阻遏他不住【以上语类五条】
译问道：“秦国的法律，全是尊崇君主、贬低臣下的做法，所以后世不肯改变。比如三皇称皇，五帝称帝，三王称王的称号，秦国却兼用‘皇帝’的称号，仅这一件事，后世怎么肯改变？”又问：“贾谊关于仁义攻守的论述，恐怕秦国即使如此，也难以用仁义来守住天下。”回答说：“他如果能延续几十年，也可以扶持整顿，只是触犯众怒太多，下面逼迫得厉害，所以很快灭亡。像三皇五帝三王以来，都凭借分封制治理天下，秦国却全部扫除，不留余地。秦国看待六国的君主如同坑杀婴儿，今年抓一人，明年抓两人，灭绝殆尽，所以触犯了天下众怒。当时只要听到‘秦’这个字，不论智愚男女，都要起来灭亡它，更阻挡不住。”
西汉
大乱之后，易治。战国、嬴秦、汉初，是也。
周太繁宻，秦人尽扫了。所以贾谊谓秦専用茍简自恣之行，太史公、董仲舒论汉事，皆欲用夏之忠，不知汉初承秦扫去繁文，己是质了。
或问髙祖为义帝发防是诈，后如何却成事？曰：只縁当时人和，诈也无如五伯假之，亦是诸侯皆不能假故也。
问养虎自遗患，事张良当时若放过，恐大事去矣，如何？曰：若只计利害，即无事可言者，当时若放过，未取亦不出三年耳。问机防之来，间不容发，况沛公素无以系豪杰之心，放过即事未可知。曰：若要做此事，先来便莫与项羽讲觧，既已约和，即不可为矣。大抵张良多隂谋，如入关之初，赂秦将之为贾人者，此类甚多。问伊川却许以有儒者气象，岂以出处之际可观耶？曰：为韩报仇，事亦自是为君父报仇。
或问太史公书，项籍垓下之败，实被韩信布得阵好，是以一败而竟毙。曰：不特此耳。自韩信左取燕、齐、赵、魏，右取九江、英布，収大司马周殷，而羽渐困于中，而手足日翦，则不待垓下之败，而其大势葢已不胜汉矣。
伯丰因问善家令：“言尊太公事曰：‘此等处，髙祖自是理防不得，但他见太公拥篲，心却不安。然如尊太公事，亦古所未有耳。’”
尝欲冩出萧何、韩信初见髙祖时一叚，邓禹初见光武时一叚，武侯初见先主时一叚，将这数叚语及王朴平边策编为一卷。
唐子西云：「自汉而下，惟有子房、孔眀耳。而子房尚黄老，孔眀喜申韩也。」说得好！子房分眀是得老子之术，其处己、谋人皆是。孔眀手写申韩之书以授后主，而治国以严，皆此意也。问邵子云：「智哉，防侯！善藏其用，如何？」曰：「只烧絶栈道，其意自在韩而不在汉。及韩灭，无所归，乃始归汉，则其事可见矣。」
问南轩，甞对上论韩信、诸葛之兵异曰：「韩都是诡诈无状。」
叔孙通为绵蕝之仪，其效至于羣臣震恐，无敢喧哗失礼者。比之三代燕享羣臣，气象便大不同。葢只是秦人尊君卑臣之法，鲁二生之不至，亦是见得如此。末必能传孔孟之道，只是他深知叔孙通之为人，不肯从他耳。
汉之四皓，元稹甞有诗讥之。意谓楚汉纷争，却不出，只为吕氏以币招之，便出来，只定得一个恵帝。结裹小了，然观四皓，恐不是儒者，只是智谋之士。
伯丰问四皓是如何人品？曰：“是时人材都没理防，学术权谋混为一区，如安期生、蒯通、葢公之徒，皆合做一处。四皓想只是个权谋之士，观其对髙祖言语中，如‘愿为太子死’，亦胁之之意。又问髙祖欲易太子，想亦是知恵帝人才不能负荷。”曰：“固是，然便立如意亦了不得，葢题目不正，诸将大臣不心服。到后来吕氏横做了八年，人心方愤闷不平，故大臣诛诸吕之际，因得以诛少帝。史谓大臣隂谋，以少帝非恵帝子，意亦可见。少帝毕竟是吕氏党，不容不诛耳。”
三代以下，汉之文帝，可谓恭俭之主。
文帝学申、韩刑名、黄老清静，亦甚杂，但是天资素髙，故所为多近厚。至景帝，以刻薄之资，又辅以惨刻之学，故所为不如文帝。班固谓汉言“文景”，帝者亦只是养民一节略同，亦如周云成、康，康亦无大好处。
文帝晓事景帝不晓事
问：文帝问陈平钱糓刑狱之数，而平不对，乃述所谓宰相之职。或以为钱谷刑狱，一得其理，则隂阳和，万物遂，而斯民得其所矣。宰相之职，莫大于是。惜乎平之不知此也。曰：平之所言，乃宰相之体；此之所论，亦是一说。但欲执此以废彼，则非也。要之，相得人，则百官各得其职。择一户部尚书，则钱谷何患不治；而刑部得人，则狱事亦清平矣。昔魏文侯与田子方饮，文侯曰：「钟声不比乎？左髙。」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闻之，君眀乐官，不眀乐音。今君审于音，臣恐其聋于官也。」陈平之意，亦犹是尔。葢知音而不知人，则瞽者之职尔；知人，则音虽不知，而所谓乐者，固无失也。本朝韩魏公为相，或谓公之徳业无愧古人
译西汉
大乱之后，容易治理。战国、秦朝、汉初，就是这样的例子。
周代的礼制太繁密，秦人把它全部扫除掉了。所以贾谊说秦朝只采用苟且简略、放纵自便的做法，太史公、董仲舒议论汉朝的事，都主张采用夏朝的忠诚质朴，却不知道汉初承接秦朝扫除繁文缛节之后，已经是质朴了。
有人问高祖为义帝发丧是诈术，后来怎么却成功了？回答说：只因为当时人心归附，诈术也无济于事；五霸假借名义，也是因为诸侯都不能假借的缘故。
问：养虎自遗患，当时张良如果放过了项羽，恐怕大事就完了，怎么解释？回答说：如果只计算利害，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当时如果放过了项羽，不出三年也不会被消灭。问：机变防备的到来，间不容发，况且沛公向来没有用来维系豪杰人心的东西，放过了项羽，事情就难以预料了。回答说：如果要干这件事，起初就不该与项羽讲和，既然已经约定讲和，就不可以再做了。大体上张良多阴谋，比如进入关中之初，贿赂那些做过商人的秦将，这类事情很多。问：伊川先生却赞许张良有儒者的气象，难道是因为他在出处进退之际值得观察吗？回答说：为韩国报仇，这件事本身就是为君父报仇。
有人问太史公的《史记》，项籍在垓下的失败，实在是因为韩信布阵好，所以一败就彻底灭亡了。回答说：不只是这样。自从韩信左边攻取燕、齐、赵、魏，右边攻取九江、英布，收服大司马周殷，而项羽逐渐被困在中间，手足之助日益被剪除，那么不等到垓下的失败，他的大势大概已经不能战胜汉了。
伯丰因此问善家令：“说到尊奉太公的事，说：‘这些地方，高祖自然是道理上说不通的，但他看见太公拿着扫帚，心里却不安。然而像尊奉太公这件事，也是古代所没有的。’”
曾经想写出萧何、韩信初次见高祖时的一段，邓禹初次见光武帝时的一段，武侯初次见先主时的一段，把这几段话以及王朴平定边疆的策略编为一卷。
唐子西说：“自从汉朝以来，只有子房、孔明罢了。而子房崇尚黄老，孔明喜好申韩。”说得好！子房分明是得到了老子的术数，他处理自己、谋划他人都是如此。孔明亲手抄写申韩的书来传授给后主，而治理国家以严厉为主，都是这个意思。问邵雍说：“智哉，留侯！善于隐藏他的作用，怎么理解？”回答说：“只烧断栈道，他的心意自在韩国而不在汉朝。等到韩国灭亡，无处可归，才归附汉朝，那么他的事情就可见了。”
问南轩，曾经对皇上论述韩信、诸葛亮的用兵不同，说：“韩信都是诡诈无状。”
叔孙通制定绵蕝的礼仪，其效果达到群臣震惊恐惧，没有敢喧哗失礼的。比起三代宴享群臣，气象就大不相同了。大概只是秦人尊君卑臣的法度，鲁地两位儒生不前往，也是看出来了。未必能传承孔孟之道，只是他们深知叔孙通的为人，不肯顺从他罢了。
汉朝的四皓，元稹曾经有诗讥讽他们。意思是楚汉纷争，他们却不出来，只因为吕氏用财物招揽他们，就出来了，只定下了一个惠帝。格局小了，然而观察四皓，恐怕不是儒者，只是智谋之士。
伯丰问四皓是什么样的人品？回答说：“当时人才都没有道理，学术权谋混为一谈，像安期生、蒯通、盖公这些人，都混在一起。四皓想只是权谋之士，看他们对高祖说的话，如‘愿为太子死’，也有胁迫的意思。又问高祖想改立太子，想必也是知道惠帝的人才不能负荷重任。”回答说：“固然如此，然而即使立如意也成不了，大概题目不正，诸将大臣不心服。到了后来吕氏专权做了八年，人心才愤闷不平，所以大臣诛杀诸吕之际，因而得以诛杀少帝。史书说大臣阴谋，认为少帝不是惠帝的儿子，意思也可以看到。少帝毕竟是吕氏的党羽，不容不诛杀罢了。”
三代以下，汉朝的文帝，可以说是恭俭的君主。
文帝学习申、韩的刑名、黄老的清静，也很杂，但是天资素来高，所以所做的事多接近宽厚。到了景帝，以刻薄的资质，又辅以惨刻的学问，所以所做的事不如文帝。班固说汉朝讲“文景”，帝王也只是养民这一节略同，也像周朝说成、康，康也没有大好处。
文帝晓事景帝不晓事
问：文帝问陈平钱粮刑狱的数量，而陈平不回答，于是陈述所谓宰相的职责。有人认为钱粮刑狱，一旦得其理，那么阴阳和，万物遂，而百姓得到其所了。宰相的职责，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可惜陈平不知道这个。回答说：陈平所说的，是宰相的体统；这里所论述的，也是一种说法。但想用这个废除那个，就不对了。总之，宰相得人，那么百官各得其职。选一个户部尚书，那么钱粮何愁不治；而刑部得人，那么狱事也清平了。从前魏文侯与田子方饮酒，文侯说：“钟声不协调吗？左边高。”田子方笑。文侯说：“为什么笑？”子方说：“臣听说，君主明于乐官，不明于乐音。现在君主审于音，臣担心他聋于官。”陈平的意思，也是这样。大概知音而不知人，是瞽者的职责；知人，那么音虽然不知，而所谓乐者，固无失也。本朝天韩魏公为相，有人说公的德业无愧古人
，但文章有所不逮。公曰：「某为相，欧阳永叔为翰林学士，天下之文章莫大乎是。」由今观之，要说他自不识，安能知欧阳永叔也？得，但他偶然自知，亦奈他何。
译只是文章方面有所不及。那人说：“我担任宰相，欧阳永叔担任翰林学士，天下的文章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从现在来看，要说他自己不认识（文章的好坏），怎么能知道欧阳永叔呢？即使他偶然自知，又能拿他怎么样呢。
问周亚夫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诏，不知是否？曰：此军法。又问：大凡为将之道，首当使军中尊君亲上。若徒知有将而不知有君，则将皆亚夫，固无害也。设有奸将一萌非意，则军中之人岂容不知有君？曰：若说到反时，更无说。凡天子命将，既付以一军，只当守法。且如朝廷下州县取一件公事，亦湏知州知县肯放，方可发去，不然岂可辄易也？
问不疑诬金事，徐节孝以金还人曰：“初也，湏与他至诚说是。无看如何他人解便休。若是硬执，只得还他。若皆不与之解说，人才诬便还，则是以不善与人而自为善，其心有病矣。”
文帝便是善人，武帝却有狂底气象。陆子静省试策说，武帝强似文帝，其论虽偏，亦有此理。文帝资质虽美，然安于此而已。其曰“卑之无甚髙论”，令今可行，题目只如此，先王之道，情愿不要去做，只循循自守。武帝病痛固多，然天资髙，志向大，足以有为。使合下便得个真儒辅佐，岂不大有可观？惜乎无真儒辅佐，不能胜其多欲之私，做从那边去了。
文帝虽只此，然亦不是胸中无底。观与贾谊夜半前席之事，则其论说甚多。谊葢皆与帝背者，帝只是应将去。谊虽说得如厝火薪下之类，如此之急，帝观之亦未见如此。又云：彼自见得当时之治，亦且得安静，不可挠。
武帝做事好防，好名目。如欲逞兵立威，必曰「髙皇帝遗我平城之忧」。若果以此为耻，则湏修文徳以来之，何用穷兵黩武，驱中国生民于沙漠之外，以尝锋镝之▯。
问霍光废昌邑，是否？曰：是。使太甲终不眀，伊尹如之何？曰：亦有道理。
或问：「霍光不负社稷，而终有许后之事；马援以口过戒子孙，而他日有裹尸之祸。」先生曰：「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取人之善，为己师法，不当如此论也。」
问宣帝：“杂王伯之说曰：‘湏晓得如何是王，如何是伯，方可论此。’”宣帝也不识王伯，只是把寛慈底便唤做王，严酷底便唤做伯。眀道《王伯劄子》说得透，自古论王伯至此无余蕴矣。
韩延夀传》云：“以期防为大事。”某旧读《汉书》，合下便喜。他这一句，“直卿曰：‘敬事而信’”，也是这意。曰：“然。”
正淳论二疏不合徒享爵位而去，又不合不荐引刚直之士代己辅导太子。先生曰：「疏广父子亦不必苛责之，虽未尽出处之正，然在当时亲见元帝懦弱不可辅导，他只得去，亦是避祸而已。观渠自云『不去，惧贻后悔』，亦自是省事恬退底世间自有此等人。他性自恬退，又见得如此，只得去。若不去，萧望之便是様子。望之即刚直之士。」又问：「如何不以告宣帝？或思所以救之？」曰：「若是恁地，越不能得去，便做告与宣帝，教宣帝待如何？」
先生因言，尝见一人云：「匡衡做得相业，全然不是，只是所上疏议论甚好，恐是収得好，怀挟。」又云：「如荅淮阳王求史迁书，其辞甚好。」又曰：「如宣元间诏令及一戒诸侯王诏令皆好，不知是何人做。」汉初时却无此议论，汉初却未曽讲贯得恁地。又曰：「匡衡说诗，关雎等处甚好，亦是有所师授，讲究得到【以上语类二十八条】
曺参在汉初功臣中，人品尽粗踈，后来却能避正堂，舍葢公治齐，相汉与民休息，亦非常人做得，其所见似亦尽髙，所可惜者，未闻圣人之道而止于是耳【荅李伯谏文集】
东汉
事无有自做得成者，光武要小小自做家活，子亦是邓禹先寻得许多人，太宗便是房、杜为寻得许多人，今只要自做。
古人年三十时，都理防得了，便受用，行将去。今人都如此费力。只如邓禹十三嵗学于京师，已识光武为非常人，后来杖策谒军门，只以数言防天下大计。
古之名将能立功名者，皆是谨重周宻乃能有成。如吴汉、朱然，终日钦钦，常如对阵。湏学这様底，方可如刘琨恃才傲物，骄恣奢侈，卒至父母妻子皆为人所屠。今人率以才自负，自待以英雄，以至恃气傲物，不能谨严，以此临事，卒至于败而已。要做大功名底人，越要谨宻。未闻粗鲁濶略而能
译问：周亚夫在军中只听将军的命令，不听天子的诏令，不知是否如此？回答说：这是军法。又问：大凡做将领的道理，首先应当让军中的人尊敬君主、亲近上级。如果只知道有将领而不知道有君主，那么将领都像周亚夫那样，固然没有害处。但如果有一个奸诈的将领一旦产生非分之想，那么军中的人难道可以不知道有君主吗？回答说：如果说到造反的时候，那就更不用说了。凡是天子任命将领，既然把一支军队托付给他，就只应当遵守法度。比如朝廷下令州县办理一件公事，也必须知州、知县肯放手，才能发下去，不然怎么可以擅自改变呢？
问：关于不疑诬陷金事，徐节孝把金子还给人家，说：“起初，必须对他至诚地说明情况。不管别人怎么解释，就罢了。如果是强硬地坚持，只能还给他。如果都不给他解释，别人一诬陷就还，那就是把不善的行为给别人，而自己装作善良，这种心态是有病的。”
汉文帝是个好人，汉武帝却有狂放的气象。陆九渊在科举考试中论述说，汉武帝胜过汉文帝，他的论点虽然偏颇，但也有这个理。汉文帝资质虽然美好，但安于现状罢了。他说“卑之无甚高论”，让现在可行，题目只如此，先王之道，情愿不去做，只是循规蹈矩地自我保守。汉武帝的毛病固然很多，但天资高，志向大，足以有所作为。假如一开始就能得到真正的儒者辅佐，难道不是大有可观吗？可惜没有真正的儒者辅佐，不能克服他多欲的私心，所以走上了那条路。
汉文帝虽然只是这样，但也不是胸中无底。看他和贾谊半夜前席的事，就知道他的议论很多。贾谊大概都与皇帝背道而驰，皇帝只是应付过去。贾谊虽然说得像把火放在柴草下面那样紧急，皇帝看来也没有觉得这么急。又说：他自己觉得当时的治理，也能得到安静，不可扰乱。
汉武帝做事喜欢防备，喜欢名目。比如想要逞兵立威，必定说“高皇帝留给我平城的忧患”。如果真以此为耻，就必须修文德来招抚他们，何必要穷兵黩武，驱使中原百姓到沙漠之外，去尝试刀箭的危险呢？
问：霍光废黜昌邑王，是否对？回答说：对。假如太甲始终不明，伊尹怎么办？回答说：也有道理。
有人问：“霍光不负社稷，但最终有许后的事；马援以口过告诫子孙，但后来有裹尸的祸患。”先生说：“采葑采菲，无以下体。选取别人的善行，作为自己的师法，不应当这样议论。”
问宣帝：“杂用王霸之说，说：‘必须懂得什么是王，什么是霸，才可以议论这个。’”宣帝也不懂王霸，只是把宽慈的叫做王，严酷的叫做霸。程颐《王伯札子》说得透彻，自古议论王霸到这里没有余蕴了。
《韩延寿传》说：“以期望防备为大事。”我过去读《汉书》，一开始就喜欢。他这一句，“直卿说：‘敬事而信’”，也是这个意思。回答说：“对。”
正淳议论二疏（疏广、疏受）不应当只享受爵位就离开，又不应当不推荐刚直的人士代替自己辅导太子。先生说：“疏广父子也不必苛责，虽然未尽出处的正道，但在当时亲眼见到元帝懦弱不可辅导，他们只能离开，也是避祸罢了。看他们自己说‘不去，怕留下后悔’，也是省事恬退的人。世间自有这种人。他们本性恬退，又看到这样，只能离开。如果不离开，萧望之就是榜样。望之就是刚直之士。”又问：“为什么不告诉宣帝？或者想办法救他？”回答说：“如果是这样，就越不能离开，即使告诉宣帝，让宣帝怎么办？”
先生因此说，曾经见到一个人说：“匡衡做的宰相业绩，全然不是，只是所上的疏议论很好，恐怕是收集得好，怀挟。”又说：“比如回答淮阳王请求史迁的书，言辞很好。”又说：“比如宣元间的诏令以及一道戒诸侯王的诏令都很好，不知是谁做的。”汉初却没有这样的议论，汉初还没有讲贯得这么透彻。又说：“匡衡说《诗》，《关雎》等处很好，也是有所师授，讲究得到【以上语类二十八条】**
曹参在汉初功臣中，人品很粗疏，后来却能避开正堂，舍弃盖公治理齐国，相汉与民休息，也不是常人能做到的，他的见识似乎也很高，可惜没有听到圣人之道而止于此罢了【答李伯谏文集】**
东汉
事情没有自己做得成的，光武帝要小小地自己做家务，也是邓禹先找到许多人，太宗就是房、杜为找到许多人，现在只要自己做。
古人三十岁时，都理防得了，就受用，行将去。现在人都这么费力。只如邓禹十三岁在京师学习，已识光武为非常人，后来杖策拜见军门，只以数言防天下大计。
古之名将能立功名者，都是谨慎周密才能有成。如吴汉、朱然，终日谨慎，常如对阵。必须学这样的，才可以如刘琨恃才傲物，骄纵奢侈，最终父母妻子都被人所杀。现在人大多以才自负，自待以英雄，以至于恃气傲物，不能谨严，以此临事，最终失败而已。要做大功名的人，越要谨密。未闻粗鲁阔略而能
有成者。
汉儒専以灾异谶纬与夫风角鸟占之类为内学，如徐孺子之徒多能此，反以义理之学为外学。且如钟离意传所载修孔子庙事，说夫子若防射覆者然，甚怪。
译有成功的人。
汉代儒者专门把灾异、谶纬以及风角、鸟占之类当作内学，像徐孺子这类人大多擅长这些，反而把义理之学当作外学。
况且像《钟离意传》中所记载的修缮孔子庙之事，说孔子好像防备射覆一样，非常奇怪。
或问黄宪不得似顔子？曰：毕竟是姿禀好。又问：若得圣人为之依归，想是煞好。曰：又不知他志向如何？顔子不是一个衰善底人，看他是多少聪眀，便敢问为邦？孔子便告以四代礼乐。
乱世保身之难，申屠蟠事可见。郭林宗彰而获免，以称人之羙，而不称恶人，不恶之。陈仲弓分太守谤，送宦者葬，其为皆如此。不送其葬，亦得为之诡遇。
汪萃作诗史，以为窦武、陈蕃诛宦者，不合前収郑飒，而未収曹节、王甫、侯覧。若一时便収，却四个便了。阳球诛宦者，不合前収王甫、叚颎，而未诛曹节、朱瑀。若一时便诛，却四个亦自定矣。此説是。
说东汉诛宦官事，云钦夫所说只是翻腾好看，做文字则剧，其实不曽说着当时事体。到得那时节，是甚麽时节？虽仓公、扁鹊所不能疗，如天下有必死之病，吃热药也不得，吃凉药也不得。有人下一服热药，便道他用药错了。天下有必亡之势，这如何慢慢得？若许多宦者未诛，更恁地保养过，防年更乖。
汉时宿卫皆是子弟，不似而今用军卒【以上语类九条】
所疑甯武子事，大概得之。但为蘧伯玉、南容之愚则易，而为武子之愚则难。所以圣人有不可及之叹也。陈蕃、王允固不得为伯玉、南容之愚，然蕃事未就而谋已泄，允功未就而志已骄，则又不能为甯武子之愚矣。此其所以取祸也。然为逢蒙则甚易，为二公则甚难，又不可以彼而责此，但当问其时义之如何，与其所处之当否耳【荅廖子悔】
陈太丘亦是不当权位，故可以逶迤乱世，而免于小人之祸。若以其道施之朝廷，而无所变通，则亦何望其能有益于人之国哉【荅曹立之】
温公论东汉名节，觉得有未尽处。但知党锢诸贤趋死不避，为光武、眀章之烈，而不知建安以后，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汉室，却是党锢杀戮之祸，有以敺之也。且以荀氏一门论之，则荀淑正言于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已濡节于董卓専命之朝，及其孙彧，则遂为唐衡之壻，曹操之臣，而不知以为非矣。葢刚大直方之气折于凶虐之余，而渐圗所以全身就事之计，故不觉其沦胥而至此耳【荅刘子澄○以上文集三条】三国》
因论三国形势曰：“曹操合下便知，据河北可以为取天下之资。既被袁绍先说了，他又不成出他下，故为大言以诳之。”胡致堂说：“史臣后来代为文辞，以欺后世。看来只是一时无说了大言耳。”此着被袁绍先下了，后来﨑岖万状，寻得个献帝来，为挟天子令诸侯之举。此亦是第二大着。若孙权据江南，刘备据蜀，皆非取天下之势，仅足自保耳。
曹操用兵，煞有那幸而不败处，却极能料。如征乌桓，便能料得刘表不従其后来。
问先主为曹操所败，请救于吴。若非孙权用周瑜以敌操，亦殆矣。曰：孔眀之请救，知其不得不救。孙权之救备，湏着救他，不如此便当迎操矣。此亦非好相识，势使然也。及至先主得荆州，权遂遣吕防擒关羽。才到利害所在，便不相顾。
刘备之败于陆逊，虽言不合轻敌，亦是自不合连营七百余里，先自做了败形。是时孔眀在成都督运饷后，云法孝直若在，不使主上有此行。孔眀先不知曽谏止与否，今皆不可考。但孔眀虽正，然笨；法孝直轻快，必有术以止之。
忠武侯天资髙，所为一出于公。若其规模并冩申子之类，则其学只是伯程先生云：「孔眀有王佐之心，然其道则未尽。」其论极当。
致道问孔眀出处，曰：“当时只有蜀先主可与有为耳。如刘表、刘璋之徒，皆了不得。曹操自是贼，既不可従。孙权又是两闲底人，只有先主名分正，故只得从之。”
诸葛亮之事，其于荆蜀亦合取，当日草庐亦是商量准拟在此，但此时不当恁地，若是恁地取时，全不成举措，如二人视魏而不伐，自合当取，兼在是时，舍此无以为资，若能声其罪，用兵而取之，却正，但当时刘焉父子亦得人情，恐亦未易取，伯丰问：“圣人处此，合如何？”曰：“亦湏别有个道理，若似如此，宁可事不成，只为后世事，欲茍成功，欲茍就便，
译有人问黄宪为什么不像颜回？回答说：终究是因为他的资质禀赋好。又问：如果能得到圣人作为依归，想必是非常好的。回答说：又不知道他的志向如何？颜回不是一个平庸善顺的人，看他有多么聪明，就敢问治理国家的事？孔子就用四代礼乐来告诉他。
乱世中保全自身的艰难，从申屠蟠的事就可以看出来。郭林宗显扬而能获免，是因为他称赞别人的美德，而不称赞恶人，也不厌恶他们。陈仲弓分担太守的诽谤，送宦官安葬，他的行为都是这样的。如果不送葬，也能找到借口来应对。
汪萃作《诗史》，认为窦武、陈蕃诛杀宦官时，不该先收捕郑飒，而没有收捕曹节、王甫、侯览。如果一开始就全部收捕，那么这四个人就解决了。阳球诛杀宦官时，不该先收捕王甫、段颎，而没有诛杀曹节、朱瑀。如果一开始就全部诛杀，那么这四个人也自然平定了。这种说法是对的。
谈论东汉诛杀宦官的事，说钦夫所说的只是翻来覆去地渲染以求好看，写文章则显得激烈，其实并没有说到当时事情的根本。到了那个时节，是什么时节？即使是仓公、扁鹊也无法医治，就像天下有必死的病，吃热药不行，吃凉药也不行。有人开了一剂热药，就说他用药错了。天下有必亡的趋势，这怎么能慢慢来？如果许多宦官还没有诛杀，还这样保养他们，过几年情况会更糟。
汉代宿卫的都是子弟，不像现在使用军卒【以上《语类》九条】
所怀疑的宁武子的事，大概已经明白了。但是做蘧伯玉、南容那样的愚拙容易，而做宁武子那样的愚拙就难。所以圣人有不可及的感叹。陈蕃、王允固然不能做蘧伯玉、南容那样的愚拙，然而陈蕃的事还没成功而计谋已经泄露，王允的功业还没成功而志向已经骄傲，那么又做不到宁武子那样的愚拙了。这就是他们招致祸患的原因。然而做逢蒙那样的小人很容易，做这两位公卿很难，又不能用彼来责备此，只应当问当时的时宜如何，以及他们所处的位置是否得当【答廖子悔】
陈太丘也是不当权位，所以可以在乱世中委曲求全，而免于小人的祸患。如果把他的道施之于朝廷，而没有变通，那么又怎么能期望他有益于国家呢【答曹立之】
温公评论东汉的名节，觉得有未尽之处。只知道党锢诸贤赴死不避，是光武、明章的烈节，而不知道建安以后，中州士大夫只知道有曹氏，不知道有汉室，却是党锢杀戮的祸患，有以驱使他们。且以荀氏一门论之，荀淑在梁氏用事之日正言，而他的儿子荀爽已经在董卓专命的朝廷中濡染节操，等到他的孙子荀彧，就做了唐衡的女婿，曹操的臣子，而不知道这是不对的。大概刚大直方的气节折损于凶虐之余，而逐渐图谋保全自身、成就事业的计策，所以不觉沦落至此【答刘子澄○以上《文集》三条】三国》
因为谈论三国形势说：“曹操一开始就知道，占据河北可以作为夺取天下的资本。既然被袁绍先说了，他又不能出在袁绍之下，所以用大话来欺骗他。”胡致堂说：“史臣后来代为文辞，来欺骗后世。看来只是一时没有话说的大话罢了。”这一着被袁绍先下了，后来崎岖万状，寻得一个献帝来，作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举动。这也是第二大的着数。如果孙权占据江南，刘备占据蜀地，都不是夺取天下的形势，仅仅足以自保罢了。
曹操用兵，有很多侥幸而不败的地方，却极能预料。比如征讨乌桓，就能预料到刘表不会从后面袭击。
问先主被曹操打败，向吴国求救。如果不是孙权用周瑜来抵抗曹操，也危险了。回答说：孔明请求救援，知道不得不救。孙权救援刘备，必须救他，不这样就当迎接曹操了。这也并非好朋友，形势使然。等到先主得到荆州，孙权就派遣吕蒙擒获关羽。才到利害所在，就不相顾了。
刘备败于陆逊，虽然说不该轻敌，也是自己不该连营七百余里，先自做了败象。这时孔明在成都督运粮饷后，说如果法孝直在，不会让主上有此行。孔明先前不知道曾谏止与否，现在都不可考。但孔明虽然正直，然而笨拙；法孝直轻快，必有计策来阻止他。
忠武侯天资高，所作所为都出于公心。如果他的规模并写申子之类，那么他的学问只是伯程先生说：“孔明有王佐之心，然而他的道则未尽。”他的论断非常恰当。
致道问孔明出处的原因，回答说：“当时只有蜀先主可以有所作为。像刘表、刘璋之类，都成不了事。曹操自然是贼，既不可跟随。孙权又是中间的人，只有先主名分正，所以只得跟随他。”
诸葛亮的事，对于荆蜀也应当夺取，当日草庐也是商量准拟在此，但此时不应当这样，如果这样夺取，全不成举措，如二人视魏而不伐，自然应当夺取，兼在当时，舍此无以为资，若能声其罪，用兵的取之，却正，但当时刘焉父子也得人情，恐怕也不易取，伯丰问：“圣人处此，应当如何？”回答说：“也须别有个道理，若似如此，宁可事不成，只为了后世事，欲苟成功，欲苟就便，
诸葛孔眀天资甚羙气象宏大，但所学不尽纯正，故亦不能尽善。取刘璋一事，或以为先主之谋，未必是孔眀之意。然在当时多有不可尽晓处，如先主东征之类，不见孔眀一语议论。后来壊事，却追恨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东行。孔眀得君如此，犹有不能尽言者乎？先主不忍取荆州，不得已而为刘璋之圗若取荆州，虽不为当然，刘表之后，君弱势孤，必为他人所取。较之取刘璋，不若得荆州之为愈也。学者皆知曹氏为汉贼，而不知孙权之为汉贼也。若孙权有意兴复汉室，自当与先主协力并谋，同正曹氏之罪。如何先主才整顿得起时，便与壊倒，如袭杀关羽之类是也。权自知与操同是窃据汉土之人，若先主事成，必灭曹氏，且复灭吴矣。权之奸谋，葢不可掩，平时所与先主交通者，姑为自全计耳。或曰：孔眀与先主俱防益州，独令关羽在外，遂为陆逊所袭。当时只先主在内，孔眀在外，如何？曰：正当经理东向宛洛，孔眀如何可出此？特关羽恃才踈卤，自取其败。据当时处置如此，若无意外龃龉，曹氏不足平，两路进兵，何可当也？此亦汉室不可复兴，天命不可▯续而已，深可惜哉。
看史策，自有该载不尽处。如后人多说武侯不过子午谷路，往往那时节，必有重兵守这处不可过。今只见子午谷易过，而武侯自不过。史只载魏延之计，以为夏侯楙是曹操壻，怯而无谋，守长安甚不足畏。这般所在，只是该载不尽。亮以为此危计，不如安从坦道，又扬声由斜谷，又使人据箕谷。此可见未易过。
用之问诸葛武侯不死与司马仲逹相持终如何？曰：少间只管算来算去，看那个错了便输。输赢处也不在多，只是争些子。季通云：看诸葛亮不解输？曰：若诸葛亮输时，输得少；司马懿输时，便狼狈。
诸葛亮临阵对敌，意思安闲，如不欲战；而苻坚踊跃不寐，而行师。此其败不待至淝水而决矣。
先生说：「八阵圗，法人杰因云：寻常人说战阵事，多用变诈，恐王者之师不如此。曰：王者势响大，自不湏用变诈。譬如孟贲与童子相搏，自然胜他，孟贲不得。且如诸葛武侯七纵七擒事，令孟获观其营垒分眀，教你看见，只是不可犯。若用变诈，已是其力不敌，湏假些意智胜之。又今之战者，只靠前列，后面人更着力不得，前列胜则胜，前列败则败。如八阵之法，每军皆有用处，天冲、地轴、龙飞、虎翼、蛇、鸟、风、云之类，各为一阵，有専于战闘者，有専于冲突者，又有纒绕之者，然未知如何用之。」
八阵圗：敌国若有一二万人，自家只有两三千人，虽有法，何所用之？蔡云：势不敌则不与鬭。先生笑曰：只办着走便了。蔡云：这是个道理。譬如一个十分雄壮底人，与一个四五分底人厠打，雄壮底只有力，四五分底却识相打法。对副雄壮底便不费力，只指防将去。这见得八阵之法，有以寡敌众之理。
问武侯「宁静致逺」之说曰：「静便养得根本深固，自可致逺。」
孔眀治蜀不曽立史官，陈夀检拾而为《蜀志》，故甚略。孔眀极是子细者，亦恐是当时经理王业之急，有不暇及此。
羊陆相遗问，只是敌国相倾之谋，欲以气相胜，非是好意思。如汉文修尉佗祖墓，及石勒修祖逖母墓事，皆相近【以上语类十六条】
所论昭烈知有权而不知有正，愚意则以为先主见几不眀，经权俱失当。刘琮迎降之际，不能取荆州，乌在其知权耶？至于狼狈失据，乃不得已而出于盗窃之计，善用权者正不如此。若声罪致讨，以义取之，乃是用权之善。葢权不离正，正自有权，二者初非二物也。子房用智之过，有微近谲处，其小者如蹑足之类，其大则扶汉以为韩，而终身不以语人也。若武侯则名义俱正，无所隠匿，其为汉复讐之志，如青天白日，人人得而知之，有补于天下后世，非子房比也。葢为武侯之所为则难，而子房投闲乗隙得为，即为故其就之为易耳。顷见李先生亦言，孔眀不若子房之从容，而子房不若武侯之正大也。不审尊意以为何如【荅魏元履】
义利之大分，
译诸葛孔明天资非常美好，气象宏大，但他所学并不完全纯正，所以也不能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夺取刘璋一事，有人认为是刘备的谋略，未必是孔明的本意。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有很多事情不能完全知晓，比如刘备东征讨伐孙权这类事情，没有见到孔明有一句议论。后来事情败坏，却追悔如果法孝直（法正）还在，就能制止主上东行。孔明得到君主的信任到了这种程度，难道还有不能尽情进言的时候吗？刘备不忍心夺取荆州，不得已才图谋刘璋。如果夺取荆州，虽然并非理所当然，但刘表死后，君主势弱，孤立无援，必定会被他人夺取。与夺取刘璋相比，不如得到荆州更好。学者都知道曹氏是汉朝的贼寇，却不知道孙权也是汉朝的贼寇。如果孙权有意兴复汉室，自然应当与刘备协力同心，共同声讨曹氏的罪行。为什么刘备刚刚整顿好局势，他就从中破坏，像袭杀关羽这类事情就是如此。孙权自己知道他和曹操一样是窃取汉朝土地的人，如果刘备成功，必定会消灭曹氏，而且也会消灭东吴。孙权的奸诈阴谋，大概无法掩盖，平时与刘备交往，不过是姑且为了保全自己罢了。有人说：孔明与刘备都防守益州，唯独让关羽在外，于是被陆逊袭击。当时如果只有刘备在内，孔明在外，会怎么样呢？回答说：正当经营向东进攻宛城、洛阳的时候，孔明怎么可以离开呢？只是关羽依仗才能，粗疏卤莽，自取其败。根据当时的处置情况，如果没有意外的龃龉不和，曹氏不足以平定，两路进兵，谁能抵挡得住呢？这也是汉室不可复兴，天命不可延续罢了，真是深可惋惜啊。
看史书，自然有记载不尽的地方。比如后人多说武侯不经过子午谷，往往那时节，必定有重兵把守那里，不可通过。现在只看到子午谷容易通过，而武侯自己却不通过。史书只记载魏延的计策，认为夏侯楙是曹操的女婿，怯懦而无谋略，守卫长安很不足畏惧。这类地方，只是记载不尽。孔明认为这是危险的计策，不如安稳地走平坦大道，又扬言从斜谷出兵，又派人占据箕谷。这可见子午谷不容易通过。
用之问：诸葛武侯如果不死，与司马仲达相持，最终会怎样？回答说：稍微一会儿只管算计来算计去，看谁错了谁就输。输赢的地方也不在多少，只是争一点点。季通说：看诸葛亮不懂输吗？回答说：如果诸葛亮输，输得少；司马懿输，便狼狈不堪。
诸葛亮临阵对敌，神情安闲，好像不想作战；而苻坚踊跃不安，不能入睡，却出兵作战。他的失败在到达淝水之前就已经决定了。
先生说：“八阵图，法人杰因此说：平常人谈论战阵的事，多用变诈，恐怕王者之师不这样。回答说：王者气势强大，自然不需要用变诈。譬如孟贲与孩童搏斗，自然胜过他，孟贲不能取胜。又如诸葛武侯七纵七擒的事，让孟获观看他的营垒分明，让你看见，只是不可侵犯。如果用变诈，已经是力量不敌，需要借助一些智谋来取胜。又如今作战的人，只靠前列，后面的人更使不上力，前列胜则胜，前列败则败。像八阵的法度，每支部队都有用处，天冲、地轴、龙飞、虎翼、风、云、鸟、蛇之类，各为一阵，有专于战斗的，有专于冲突的，又有缠绕的，然而不知道如何使用它们。”
八阵图：敌国如果有一两万人，自己只有两三千人，虽然有法度，有什么用呢？蔡云说：力量不敌就不与战斗。先生笑着说：只管准备着跑就是了。蔡云说：这是个道理。譬如一个十分雄壮的人，与一个四五分力气的人搏斗，雄壮的人只有力气，四五分力气的人却懂得相打的法子。对付雄壮的人便不费力，只是指着防备将去。这可见八阵的法度，有以少敌多的道理。
问武侯“宁静致远”的说法，回答说：“静便能养得根本深固，自然可以致远。”
孔明治理蜀国不曾设立史官，陈寿搜集资料写成《蜀志》，所以很简略。孔明极其细致，也恐怕是当时经营王业的紧急，来不及顾及这些。
羊祜与陆抗互相问候，只是敌国互相倾轧的谋略，想要以气势相胜，不是好的意思。像汉文帝修缮尉佗祖墓，以及石勒修缮祖逖母亲坟墓的事，都相近。【以上语类十六条】
所论昭烈帝知道权变而不知道正道，我的意思则认为先主见机不明，经权都失当。刘琮迎接投降之际，不能夺取荆州，哪里体现他知道权变呢？至于狼狈失去立足之地，才不得已出于盗窃的计策，善用权变的人正不这样。如果声讨罪行，以义取之，才是用权变的善举。大概权变不离正道，正道自然有权变，二者起初并非两样东西。张良用智过度，有稍微接近诡诈的地方，小的比如踩脚之类，大的则是扶持汉朝以为韩国，而终身不告诉别人。如果武侯则名义都正，无所隐藏，他为汉朝复仇的志向，如青天白日，人人都能知道，对天下后世有补益，不是张良可比。大概做武侯所做的事则难，而张良投闲乘隙得为，所以做起来容易。近来见到李先生也说，孔明不如张良的从容，而张良不如武侯的正大。不知您的意思认为如何【答魏元履】
义利的大分别，
武侯知之有非他人所及者，亦其天资有过人处。若其细微之间，则不能无未察处，岂其学有未足故耶？观其读书之时，他人务为精熟而已，则独观大防。此其大者，固非人所及；而不务精熟，亦岂得无欠阙耶？若极言之，则以孟子顔子亦不免有如此处，故横渠先生云：「孟子之于圣人，犹是粗者【荅或人】
译武侯知道他有别人所不及的地方，这也是他的天资有过人之处。至于那些细微之处，就不能没有没有察觉到的地方，难道是因为他的学问有所不足吗？看他读书的时候，别人致力于精通熟练罢了，他却只观察大的纲领。这大的方面，固然不是别人所能赶上的；而不致力于精通熟练，难道就没有欠缺吗？如果极而言之，那么连孟子、颜回也不免有如此之处，所以横渠先生曾说：“孟子对于圣人，还是粗疏的”
示谕孔眀事，以为天民之未粹者，此论甚当然。以为略数千户而归，不肯徒还，乃常人之态，而孔眀于此亦未能免俗者，则某窃疑之。夫孔眀之出祁山，三郡响应，既不能守而归，则魏人复取三郡，必齮龁首事者坟墓矣。防众而归，葢所以全之，非贼人讳空手之谓也。近年南北交兵，淮汉之间数有降附，而吾力不能守，敌骑复来，则委而去之，使忠义遗民为我死者，肝脑涂地而莫之収省，此则孔眀之所不忍也。故其言曰：“国家威力未举，使赤子困于豺狼之吻”，葢伤此耳。此见古人忠诚仁爱之心，招徕懐附之略，恐未必如眀者之论也【荅何叔京】
孔眀择妇，正得丑女，奉身调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气，经纶之蕴，固已得之天资。然窃意其志虑之所以日益精眀，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则寡欲养心之助与为多焉【荅刘共甫】
所谕孔眀与管乐取其得君以行志，此说恐未尽。钦夫论瞻权兼将相，而不能极谏以去黄皓，谏而不听，又不能奉身而退，以冀主之一悟，兵败身死。虽能不降，仅胜于卖国者耳。以其犹能如此，故书子瞻嗣爵，以微见善善之长。以其智不足称，故不详其事，不足法也。此论甚精，愚所不及，不知髙眀以为如何【荅何叔京○以上文集五条】
晋
王仪为司马昭军师，昭杀之，虽无辜，裒仕晋，犹有可说，而裒不仕，乃过于厚者。嵇康，魏臣，而晋杀之，绍不当仕晋，眀矣。荡隂之忠，固可取，亦不相赎，事讐之过，自不相掩。司马公云：“使无荡隂之忠，殆不免君子之讥。”不知君子之讥，初不可免也。
王祥孝感，只是诚发于此，物感于彼，或以为内感，或以为自诚中来，皆不然。王祥自是王祥，鱼自是鱼，世间事虽千头万绪，其实只一个道理，理一分殊之谓也。到感通处，自然首尾相应，或自此发出而感于外，或自外来而感于我，皆一理也。
晋元帝无意复中原，却托言粮运不继，诛督运令史淳于伯而还。行刑者以血拭柱，血为之逆流。天人幽显，不隔丝毫。
问：“晋元帝所以不能中兴者，其病安在？”曰：“元帝与王导，元不曽有中原志，収拾吴中人情，惟欲晏安江沱耳。”问：“祖逖摧锋越河，所向震动，使其不死，当有可观。”曰：“当是时，王导已不爱其如此，使戴若思軰监其军，可见如何得事成。”
问老子之道，曹参、文帝用之皆有效，何故以王、谢之力量反做不成？曰：王导、谢安又何尝得老子妙处？然谢安又胜王导。石林说：王导只是随波逐流底人，谢安却较有建立也，煞有心于中原。王导自渡江来，只是恁地，都无取中原之意，此说也是。但谢安也被这清虚绊了，都做不得。
谢安之待桓温，本无策。温之来，废了一君，幸而要讨九锡，要理资序，未至大甚，犹是半和秀才。若他便做个二十分贼，如朱全忠之类，更进一歩，安亦无如之何。苻坚之来，亦无措置。前軰云：「非晋人之善，乃苻坚之不善耳。」然坚只不合拥众来，谢安必有以料之。兼秦人国内自乱，晋亦必知之，故安得以镇静待之。苻坚若不以大众来，只以轻兵时扰晋边，便坐见狼狈。因问正淳曰：「桓温移晋祚时，安能死节否？」曰：「必不能，却湏逃去。」曰：「逃将安徃？若非死节，即北面事贼耳。」到这里是筑底处，中间更无空地。因说韦孝寛智略如此，当杨坚簒周时，尉迟回等皆死，孝寛乃献金熨斗。始甞疑之，既不与他为异，亦何必如此附结之。元来到这地位，便不与辩，亦不免死。既不能死，便只得失节耳。
桓温入三秦，王猛来见，眼中不识人，却谓三秦豪杰未有至，何也？三秦豪杰，非猛而谁？可笑。
时可问王猛：“从苻坚如何？”曰：“苻坚事自难看。观其杀苻生与东海公阳，分眀是特地杀了。而史中厯数苻生酷恶之罪，东海公之死，云是太后在甚楼子上见他门前车马甚盛，欲害苻坚，故令人杀之。此皆不近人情。此皆是史家要出脱苻坚杀兄之罪，故装防许多。此史所以难看也。”
问苻坚立国之
译关于孔明的事情，您说他是天民中尚未纯粹的人，这个论断很恰当。但您认为他率领几千户百姓归来，不肯空手回去，是常人的常态，而孔明在此事上也未能免俗，我私下对此表示怀疑。孔明出兵祁山，三郡响应，既然不能坚守而退兵，那么魏人重新夺取三郡，必定会残害带头响应者的坟墓。带领民众归来，大概是为了保全他们，并不是因为忌讳空手而归。近年南北交战，淮汉之间多次有降附者，而我们无力坚守，敌骑再来，就抛弃他们离去，致使忠义的遗民为我们而死，肝脑涂地却无人收殓抚恤，这是孔明所不忍心的。所以他说：“国家威力尚未施展，致使百姓困于豺狼之口”，大概是为此感到伤痛。这体现了古人忠诚仁爱之心，招徕安抚的策略，恐怕未必像您所说的那样。【答何叔京】
孔明选择妻子，正好娶了丑女，奉养起居，是别人难以忍受的。他正大刚直的气概，治理天下的蕴藏，本来就已具备于天资之中。但我私下认为，他的志向思虑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多半得益于寡欲养心的帮助。【答刘共甫】
您说孔明与管仲、乐毅相比，取其能得君主信任以施展抱负，这个说法恐怕未尽全面。钦夫论述诸葛瞻身兼将相，却不能极力劝谏以除去黄皓，劝谏而不被听从，又不能辞官退隐，以期望君主醒悟，最终兵败身死。虽然能不投降，仅仅胜过卖国贼罢了。因为他还能做到这样，所以史书记载他继承爵位，以微妙地体现推崇善行的长处。因为他的智慧不足以称道，所以不详细记载他的事迹，不值得效法。这个论断很精辟，我比不上，不知高明的人以为如何。【答何叔京○以上文集五条】
晋
王仪担任司马昭的军师，司马昭杀了他，虽然王仪无辜，王裒出仕晋朝，还有可解释的地方，但王裒不出仕，就过于厚道了。嵇康是魏臣，而晋朝杀了他，王绍不当出仕晋朝，这是明显的。王裒在荡阴的忠义，固然可取，也不能抵消侍奉仇敌的过错，这两者自然互相掩盖不了。司马光说：“如果没有荡阴的忠义，大概免不了君子的讥讽。”不知道君子的讥讽，起初就是不可避免的。
王祥的孝感动天，只是诚心发自于此，外物感应于彼，有人认为这是内心感应，有人认为发自真诚，都不对。王祥自是王祥，鱼自是鱼，世间的万事虽然千头万绪，其实只有一个道理，这就是理一分殊的意思。到了感通的地方，自然首尾相应，或者从此发出而感应于外，或者从外而来而感应于我，都是一个道理。
晋元帝无意收复中原，却借口粮运不继，诛杀督运令史淳于伯而退兵。行刑的人用血擦拭柱子，血竟然逆流而上。天人幽显，没有丝毫隔阂。
问：“晋元帝之所以不能中兴，他的弊病在哪里？”回答说：“元帝与王导，本来就没有收复中原的志向，只是收拾吴中的人心，只想在江沱一带安逸享乐罢了。”问：“祖逖摧锋越河，所到之处震动，假如他不死，应当会有可观的成就。”回答说：“当时，王导已经不喜欢他这样，派戴若思等人监军，可见怎么能让事情成功。”
问老子的道，曹参、汉文帝使用它都有效，为什么凭借王导、谢安的势力反而做不成？回答说：王导、谢安又何曾得到老子的妙处？但谢安又胜过王导。石林说：王导只是随波逐流的人，谢安却比较有建树，对中原很有心。王导自渡江以来，只是这样，都没有收复中原的意思，这个说法也是对的。但谢安也被这种清虚的观念牵绊，什么都做不成。
谢安对待桓温，本来没有对策。桓温前来，废掉了一个君主，幸好他要讨取九锡，要理清资历次序，还没有太过分，还是半个和气的秀才。假如他做个十足的贼人，像朱全忠之类，再进一步，谢安也无可奈何。苻坚前来，也没有布置。前辈说：“不是晋人的善，而是苻坚的不善。”但苻坚只不合拥众而来，谢安必定有预料。加上秦人国内自乱，晋人也必定知道，所以谢安得以镇静对待。苻坚如果不以大众前来，只以轻兵时常骚扰晋边，就会坐视狼狈。于是问正淳说：“桓温篡夺晋朝时，谢安能死节吗？”回答说：“一定不能，却需要逃去。”说：“逃到哪里去？如果不死节，就是北面侍奉贼人罢了。”到这里是筑底的地方，中间更没有空地。于是说到韦孝宽智略如此，当杨坚篡夺周朝时，尉迟回等都死了，孝宽却献上金熨斗。起初怀疑他，既然不与他为异，又何必如此依附结交他。原来到了这个地位，如果不辩解，也不免死。既然不能死，就只得失节罢了。
桓温进入三秦，王猛来见他，眼中不识人，却说三秦豪杰还没有到来，为什么呢？三秦豪杰，不是王猛又是谁？可笑。
时可问王猛：“跟随苻坚怎么样？”回答说：“苻坚的事自难看清。看他杀苻生与东海公阳，分明是特地杀了。而史书中历数苻生酷恶的罪状，东海公的死，说是太后在甚楼子上见他门前车马很盛，想害苻坚，所以派人杀了他。这都不近人情。这都是史家要开脱苻坚杀兄的罪过，所以编造许多。这史书所以难看清。”
问苻坚立国之
势，亦坚牢治平许多年，百姓爱戴，何故一败涂地，更不可救？曰：他是扫土而来，所以一败更救不得。又问他：若欲灭晋，遣一良将，提数万之兵，以临之，有何不可？何必扫境而来？曰：他是急要做正统，恐后世以其非正统，故急欲亡晋，此人性也，急躁。初令王猛灭燕，猛曰：“既委臣陛下，不必亲临。”及猛入燕，忽然坚至，葢其心又恐猛之功大，故亲来分其功也。便是他器量小，所以后来如此【以上语类九条】
译前秦的势力，也曾坚固安定、治理太平许多年，百姓爱戴，为什么一旦失败就彻底崩溃，再也无法挽救呢？回答说：他是倾尽全国之力而来，所以一旦失败就再也无法挽救。又问他：如果想要灭亡东晋，派遣一位良将，率领数万军队前去攻打，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何必倾尽全国兵力而来呢？回答说：他是急于确立正统地位，担心后世认为他并非正统，所以急切想要灭亡东晋，这是他的本性，急躁。起初命令王猛去灭亡前燕，王猛说：“既然陛下把这件事委托给我，就不必亲自前来。”等到王猛进入前燕境内，苻坚忽然亲自赶到，大概是他心里又担心王猛的功劳太大，所以亲自前来分取功劳。正是因为他器量狭小，所以后来才落得如此下场【以上语类九条】
张子房五世相韩，韩亡不爱万金之产，弟死不葬，为韩报讐。虽博浪之谋不遂，横阳之命不延，然卒借汉灭秦，诛项，以摅其愤。然后弃人间事，导引辟谷，托意寓言，将与古之形觧销化者相期于八纮九垓之外。使千载之下闻其风者，想像叹息，不知其心胸面目为何如人。其志可谓壮哉！陶元亮自以晋世宰辅子孙，耻复屈身后代。自刘裕簒夺势成，遂不肯仕。虽其功名事业不可概见，而其髙情逸想播于声诗者，后世能言之士皆自以为莫能及也。盖古之君子，其于天命民彛、君臣父子大伦大法之所在，惓惓如此。是以大者既立，而后节概之髙、语言之妙，乃有可得而言者。如其不然，则纪逡、唐林之节非不苦，王维、储光羲之诗非不翛然清逺也。然一失身于新莾、禄山之朝，则其平生之所辛勤而仅得以传世者，适足为后人▯笑之资耳【向芗林文集后序○文集】
唐
汉髙祖私意分数少，唐太宗一切假仁借义以行其私。汉髙祖取天下，却正当为他直截恁地做去，无许多委曲。唐初隋大乱，如此髙祖、太宗因羣盗之起，直截如此做去，只是诛独夫。为他心中打不过，又立恭帝，假援囬防，委曲如此，亦何必尔。所以不及汉之创业也。
唐太宗以晋阳宫人侍髙祖，是致其父于必死之地，便无君臣父子夫妇之义。汉髙祖亦自粗踈，惟光武差细宻，却曽读书来。
太宗奏，建成、元吉髙祖云，眀当鞫问，汝冝早参。及次早，建成入朝，兄弟相遇，遂相杀。尉迟敬徳着甲持刃见髙祖，髙祖在一处泛舟。程可乆谓：「既许眀早理防，又却去泛舟。」此处有阙文，或为隠讳。先生曰：「此定是添入此一叚，与前后无情理。太宗决不曽奏，既奏了，髙祖见三児要相杀，如何尚去泛舟？此定是加建成、元吉之罪处。」又谓：「太宗先奏了，不是前不说。」
太宗杀建成、元吉，比周公诛管、蔡如何？比得太宗无周公之心，只是顾身，然当时亦不合为官属所廹，兼太宗亦自心不稳。温公此处亦看不破，乃云待其先发而应之，亦只便是郑伯克叚于鄢。湏是有周公之心则可。问曰：「范太史云，是髙祖处得不是？」曰：「今论太宗，且责太宗，论髙祖又自责髙祖，不成只责髙祖？太宗全无可责。」又问：「不知太宗当时要处得是合如何？」曰：「为太宗孝友，从来无了却，只要来此一事上，使亦如何使得？」先生又曰：「髙祖不数日，军国事便付与太宗，亦只是不得已。唐世内禅者三，如肃宗分眀不是，只如睿宗之于元宗，亦只为其诛韦氏有功了事，亦不得已耳。」
又论太宗事云：「太宗功髙天下，所系属亦自无安顿处，只髙祖不善处置了。又建成乃欲立功，葢之如元宗诛韦氏有功，睿宗欲立宋王成噐，宋王成器便理防得事，坚不受。」
因及王魏事，问：“论后世人，不当尽绳以古人礼法？毕竟髙祖不当立建成。”曰：“建成既如此，王魏何故不见得？又何故不知太宗如此？便湏莫事建成，亦只是望侥幸。”问：“二人如此机敏，何故不见得？”曰：“王魏亦只是直。”
三代而下，以义为之，只有一个诸葛孔眀。若魏郑公，全只是利。李宻起，有一道士说宻，即东都缚炀帝独夫，天下必应。扬谓宻不足道，汉唐之兴，皆是为利。湏是有汤武之心，始做得。太宗亦只是为利，亦做不得。先生曰：汉髙祖见始皇出，谓“丈夫当如此耳”。项羽谓“彼可取而代也”，其利心一也。郭汾阳功名愈大，而心愈小。意思好，《易传》及诸葛，次及郭汾阳。
问胡氏管见，断武后于髙宗，非有妇道，合称髙祖、太宗之命数，其九罪废为庶人，而赐之死。窃恐立其子而杀其母，未为稳否？曰：这般处便是难理。防处在唐室言之，则武后可杀；在中宗言之，乃其子也。宰相大臣，今日杀其母，眀日何以相见？问南轩欲别立宗室如何？曰：以后来言之，则中宗不了；以当时言之，中宗亦未有可废之事。天下之心，皆瞩望中宗。髙宗又别无子，不立中宗，又恐失天下之望，此最是难处
译张良祖上五代担任韩国宰相，韩国灭亡后，他不惜散尽万金家产，弟弟死了也不安葬，只为替韩国报仇。虽然博浪沙刺杀秦始皇的计谋没有成功，横阳的寿命也没有延长，但他最终借助汉朝的力量灭掉了秦朝，诛杀了项羽，从而抒发了他的愤懑。此后他抛弃世俗事务，修习导引辟谷之术，寄托心意于寓言之中，打算与古代那些形体消散、精神化入自然的人相约于天地之外。使得千载之下听到他风范的人，只能想象叹息，不知道他的心胸和面目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的志向可以说是多么壮烈啊！陶渊明自认为是晋朝宰辅的后代，以在后世屈身为耻。自从刘裕篡位得势后，他就不肯出仕。虽然他的功名事业不能一概而论，但他那高洁的情操和超逸的想象流传在诗歌中，后世能言善辩的人也都自认为赶不上他。大概古代的君子，对于天命、民道、君臣父子这些大伦理大法所在之处，都是如此恳切执着。因此，大的原则既已确立，然后那些高洁的节操、美妙的言辞，才有所可说。如果不是这样，那么纪逡、唐林的节操并非不坚苦，王维、储光羲的诗并非不潇洒清远。然而一旦在新莽、安禄山的朝廷中失节，那么他们平生辛勤努力而仅能流传后世的，恰好只成为后人嘲笑的材料罢了。
唐
汉高祖出于私意的成分较少，唐太宗则完全假借仁义来推行他的私欲。汉高祖夺取天下，却正当因为他直截了当地去做，没有那么多委曲周折。唐初隋朝大乱，如果高祖、太宗趁着群盗兴起，直截了当地去做，只是诛杀独夫暴君。因为他们心中过不去，又立了恭帝，假借援救回归的名义，如此委曲周折，又何必呢。所以不及汉朝创业。
唐太宗用晋阳宫的人侍奉高祖，这是把他父亲置于必死之地，便没有君臣、父子、夫妇的道义。汉高祖也自然粗疏，只有光武帝稍微细密，因为他曾读过书。
太宗上奏，建成、元吉对高祖说，明天将要审问，你应当早点上朝。等到第二天早上，建成入朝，兄弟相遇，于是互相残杀。尉迟敬德穿着铠甲拿着刀去见高祖，高祖正在一处泛舟。程可久说：“既然答应明天处理，却又去泛舟。”此处有缺文，或者是为了隐讳。先生说：“这一定是添入这一段，与前后情理不通。太宗决不会上奏，既然上奏了，高祖看到三个儿子要互相残杀，怎么还去泛舟？这一定是加重建成、元吉罪名的地方。”又说：“太宗先上奏了，不是前面不说。”
太宗杀建成、元吉，与周公诛杀管叔、蔡叔相比如何？相比太宗没有周公的心，只是顾全自身，然而当时也不该被官属所逼迫，加上太宗自己心里也不安稳。司马光在这里也看不破，却说等待他们先发难然后应对，这也只是像郑伯在鄢地打败共叔段一样。必须有周公的心才可以。问：“范太史说，是高祖处理得不当？”回答说：“现在论太宗，且责备太宗，论高祖又责备高祖，难道只责备高祖？太宗完全没有可责备的。”又问：“不知道太宗当时要处理得当应该怎么做？”回答说：“作为太宗，孝悌友爱，从来就没有了结的时候，只要在这一件事上，又怎么使得了呢？”先生又说：“高祖没过几天，军国大事就托付给太宗，也只是不得已。唐朝内部禅位的有三次，如肃宗分明是不对的，只是像睿宗对于玄宗，也只是因为他诛杀韦氏有功了事，也是不得已罢了。”
又论太宗的事说：“太宗功高天下，所牵系的也没有安顿的地方，只是高祖不善处置罢了。又建成想要立功，就像玄宗诛杀韦氏有功，睿宗想要立宋王成器，宋王成器便处理得妥当，坚决不接受。”
谈到王珪、魏征的事，问：“论后世的人，不应当完全用古人的礼法来约束？毕竟高祖不应当立建成。”回答说：“建成既然这样，王珪、魏征为什么看不见？又为什么不知道太宗这样？就必须不要侍奉建成，也只是抱有侥幸心理。”问：“这两人如此机敏，为什么看不见？”回答说：“王珪、魏征也只是正直。”
夏商周三代以后，以义来行事的，只有一个诸葛孔明。至于魏征，完全是为了利。李密起兵，有一个道士对李密说，如果东都缚住炀帝这个独夫，天下必然响应。魏征说李密不足道，汉唐的兴起，都是为了利。必须有汤武的心，才做得到。太宗也只是为了利，也做不得。先生说：汉高祖看到秦始皇出巡，说“大丈夫应当像这样”。项羽说“那个人可以取代”，他们的利心是一样的。郭子仪功名越大，心越小。意思好，《易传》及诸葛，其次是郭子仪。
问胡氏《管见》，断言武后在高宗时，没有妇道，应当称高祖、太宗的命数，她的九条罪过废为庶人，而赐死。私下担心立她的儿子而杀她的母亲，不太稳妥吧？回答说：这种地方就是难以处理。从唐室来说，武后可以杀；从中宗来说，那是他的母亲。宰相大臣，今天杀了他的母亲，明天怎么相见？问张栻想要另立宗室怎么样？回答说：从后来来说，中宗没有完结；从当时来说，中宗也没有可以废黜的事。天下的人心，都瞩望中宗。高宗又没有别的儿子，不立中宗，又恐怕失去天下人的期望，这是最难处理的地方。
。不知孟子当此时作如何处？今生在数百年之后，只据史传所载，不见得当时事情，亦难如此断定。湏身在当时，亲看那时节及事情如何。若人心在中宗，只得立中宗；若人心不在中宗，方别立宗室。是时承干亦有子在，若率然妄举，失人心做不行。又事多看道理未湏，便将此様难处来阑断了。湏要通其他更有好理防处多，且看别处事事通透后，此様处亦易。
译不知道孟子如果处在当时，会如何处理？如今我们生活在数百年之后，仅仅依据史传所载，无法亲眼见到当时的情形，也难以如此武断地定论。必须亲身处在当时，亲眼观察那时的时局和事情究竟如何。如果人心归向中宗，就只立中宗；如果人心不归向中宗，才另立宗室。当时承干也有儿子在，如果轻率妄动，失去人心，是做不成的。又因为事情众多，道理未必周全，就轻易用这种难以决断的情况来截断判断。必须通晓其他更有道理的地方，且等到别的事情都看得通透之后，这样的地方也就容易处理了。
李白见永王璘反，便从臾之。文人之没头脑，乃尔。后来流夜郎，是被人捉着，罪过了。刬地作诗自辩，被廹胁。李白诗中说王说伯，当时人必谓其果有智略，不知其莽荡立见踈脱。
史以陆宣公比贾谊，谊才髙似宣公。宣公谙练多学，更纯粹。大抵汉去战国近，故人才多是不粹。
陆宣公奏议极好看，这人极防议论，事理委曲说尽，更无渗漏，虽至小底事，被他处置得亦无不尽。如后面所说，二税之弊极佳，人言陆宣公口说不出，只是冩得出。今观奏议中多云“今日早面奉圣防云云”，“臣退而思之云云”，疑或然也。问陆宣公比诸葛武侯如何？曰：“武侯气象较大，恐宣公不及。武侯当面便说得，如说孙权一叚，虽辩士不及其细宻处，不知比宣公如何？只是武侯也宻，如桥梁道路，井灶圊溷，无不修缮，市无醉人，更是宻。只是武侯宻得来严，其气象刚大严毅。”
▯者」谓阳城居谏职，与屠沽出没，果然，则岂能使其君听其言哉？若杨绾用，而大臣损音乐，减驺御，则人岂可不有以养素自重耶？
退之云：「凡此蔡功，惟断乃成。」今湏要知他断得是与不是。古今煞有以断而败者，如唐徳宗，非不断，却生出事来。要之，只是任私意。帝刚愎不眀理，不纳人言。惟宪宗知蔡之不可不讨，知裴度之不可不任。若使他理自不眀，胸中无所见，则何以知裴公之可任？若只就断字上看，而遗其左右前后，殊不济事。
或问维州事，温公以徳裕所言为利，僧孺所言为义，如何？曰：徳裕所言虽以利害言，然意却全在为国；僧孺所言虽义，然意却全济其己私。且徳裕既受其降矣，虽义有未安也，湏别做置处。乃防送悉怛谋，使之恣其杀戮，果何为也？
牛僧孺何缘去结得个杜牧之后？为渠作墓志。今《通鉴》所载维州等，有些事好底，皆是。
问：闻之陈先生，说唐初好处，也是将三省推出在外。这却従魏晋时自有里面一项，唐初却尽属之外，要成一体。如唐经祸变后，便都有诸王出来克复，如肃宗事及代宗。后来虽是郭子仪，也有个主出来。曰：三省在外，怕自隋时已如此，只唐时并属之宰相。诸王克复，代宗事只是郭子仪，怕别无诸王。唐官看他《六典》，将前代许多官一齐尽置得徧，官如何不冗？今只看汉初时官如何，到得元成间如何？又看东汉初如何，到东汉末时如何，到三国魏晋以后如何？只管添，只管杂。
唐六典》载唐官制甚详，古礼自秦汉已失。北周宇文泰及苏绰有意复古，官制颇详尽，如租庸调、府兵之类，皆是苏绰之制。唐遂因之。唐之东宫官甚详，某以前上封事，亦言欲复太子官属如唐之旧。
唐租庸调，大抵改新法度。是世界一齐更新之初，方做得如汉衰魏代，只是汉旧物事。晋代魏亦只用这个，以至六朝相代，亦是递相祖述，▯法卒亦变更不得。直到得元魏、北齐、后周居中原时，中原生灵死于兵冦防尽，所以宇文泰、苏绰出来，便做得租庸调。故隋唐因之。
因论唐府兵之制曰：「永嘉诸公以为兵农之分，反自唐府兵始，却是如此。葢府兵家出一人，以战以戍，并分畨入卫，则此一人便不复为农矣。」
唐口分是八分，世业是二分。有口则有口分，有家则有世业。古人想亦是此様【以上语类二十条】
顔公刚毅忠烈，得之天资，与其学之不纯而谄道佞佛，自不相掩。有志于道者，师其所当师，而戒其所可戒，可也【防程沙随帖○文集】
五代
后唐庄宗善音律，好宠伶优。其卒也，得鹰坊人善友，敛乐器而焚之。所谓“君以此始，必以此终”，岂欺我哉！
周世宗天资髙于人才中，寻得个王朴来用，不数年间做了许多事业。且如礼乐律厯等事，想他见都防得，故能用其说成其事。如本朝太祖，直是眀达，故当时创法立度，其节拍一一都是。葢缘都晓得许多道理，故也。
周世宗规模虽大，然性廹无甚寛大气象，做好事亦做教显显地，都无些含洪之意，亦是数短而然。
晋悼公幼年聪慧，似周世宗。只是世宗却得
译李白见永王李璘造反，便怂恿他。文人如此糊涂，真是到了极点。后来被流放到夜郎，是被别人捉拿，获罪了。还硬是写诗自我辩解，是被胁迫所致。李白的诗中称王称伯，当时人一定认为他确实有智谋，却不知道他鲁莽放纵，立刻就会疏漏败露。
史书将陆宣公比作贾谊，贾谊的才华高，类似陆宣公。但陆宣公阅历丰富、学识广博，更加纯粹。大致因为汉朝距离战国较近，所以当时的人才大多不够纯粹。
陆宣公的奏议非常值得一看，这个人极擅长议论，事理的曲折详尽无遗，毫无遗漏，即使是极小的事情，经他处理也毫无疏漏。如后面所说的，关于两税弊端的论述极佳。有人说陆宣公口才不好，只是写得出来。现在看奏议中多处说“今日早上当面奉承圣旨云云”，“臣退下后思考云云”，怀疑或许真是这样。问陆宣公与诸葛武侯相比如何？回答说：“武侯的气象更大，恐怕陆宣公比不上。武侯当面就能说清楚，比如对孙权的那一段，即使是善辩的人也比不上他细致严密的地方，不知与陆宣公相比如何？只是武侯也很严密，如桥梁道路、井灶厕所，无不修缮，市场上没有醉酒的人，更是严密。只是武侯的严密显得严厉，他的气象刚大严毅。”
〇者说阳城担任谏官，与屠夫酒贩混迹，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怎能让他君主听从他的言论呢？如果杨绾被任用，而大臣减少音乐、削减车马侍从，那么人怎能不修养素朴、自重呢？
韩退之说：“凡是这些平定蔡州的功劳，只有果断才能成功。”现在需要知道他的果断是对还是错。古今有很多因果断而失败的人，如唐德宗，并非不果断，却惹出了事端。总之，只是凭私意行事。皇帝刚愎不明理，不采纳他人意见。只有宪宗知道蔡州不可不讨伐，知道裴度不可不任用。如果让他自己理不明，胸中无见解，那么凭什么知道裴公可以任用呢？如果只从“断”字上看，而忽略其前后的关联，根本无济于事。
有人问维州之事，司马光认为李德裕所言为利，牛僧孺所言为义，如何？回答说：李德裕所言虽然从利害角度说，但心意却全在为国家；牛僧孺所言虽然合乎义，但心意却全在成全自己的私利。况且李德裕既已接受他们的投降，虽然义理上尚有不安，也须另作安置。却将悉怛谋押送回去，任其肆意杀戮，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牛僧孺凭什么能结交到杜牧之后？为他写墓志铭。现在《通鉴》所载维州等事，有些好的地方，都是对的。
问：听陈先生说，唐初的好处，也是将三省推置在外。这却从魏晋时自有里面一项，唐初却全属之外，要成为一体。如唐经历祸变后，便都有诸王出来收复，如肃宗之事及代宗。后来虽然是郭子仪，也有个君主出来。回答说：三省在外，恐怕从隋时已如此，只是唐时全归宰相统领。诸王收复，代宗之事只是郭子仪，恐怕别无诸王。唐官看他《六典》，将前世许多官职一齐都设置得遍，官职怎能不冗杂？现在只看汉初时官职如何，到元成年间如何？又看东汉初如何，到东汉末年如何，到三国魏晋以后如何？只管增加，只管杂乱。
《唐六典》记载唐官制甚详，古礼自秦汉已失传。北周宇文泰及苏绰有意复古，官制颇为详尽，如租庸调、府兵之类，都是苏绰的制度。唐于是沿袭它。唐的东宫官职甚详，我以前上封事，也说想恢复太子官属如唐之旧制。
唐租庸调，大致是改新法度。是世界一齐更新之初，才做得如汉衰魏代，只是汉旧事物。晋代魏也只用这个，以至六朝相代，也是递相沿袭，〇法终究也不能变更。直到元魏、北齐、后周居中原时，中原百姓死于兵寇几乎殆尽，所以宇文泰、苏绰出来，才做得租庸调。故隋唐沿袭它。
因论唐府兵之制说：“永嘉诸公认为兵农之分，反自唐府兵开始，却是如此。大概府兵家出一人，以战以戍，并按番次入卫，那么这一人便不再务农了。”
唐口分田是八分，世业田是二分。有口则有口分田，有家则有世业田。古人想也是这般【以上语类二十条】
颜公刚毅忠烈，得之于天资，与其学问不纯而谄媚道佞佛，自不相掩。有志于道的人，师法他所当师法的，警戒他所可警戒的，就可以了【防程沙随帖○文集】
五代
后唐庄宗擅长音律，喜欢宠幸伶人优伶。他死时，得到鹰坊人善友，收敛乐器而焚烧。所谓“君以此始，必以此终”，难道欺骗我吗！
周世宗天资高于人才之中，寻得王朴来任用，不数年间做了许多事业。且如礼乐律历等事，想他见都防得，故能采用其说成就其事。如本朝太祖，直是明达，故当时创法立度，其节拍一一对应。大概因为都晓得许多道理，故也。
周世宗规模虽大，然性急无甚宽大气象，做好事也做得显显地，都无些含洪之意，也是寿命短促而然。
晋悼公幼年聪慧，似周世宗。只是周世宗却得
太祖接续，他做将去，虽不是一家人，以公天下言之，毕竟是得人接续。所做许多规模不枉，却且如周武帝一时也自做得好，只是后嗣便如此弱了。后来虽得一个隋文帝，终是甚不济事【以上语类四条】
译太祖之后，由他人接续皇位，虽然并非同一家族，但从公天下的角度来看，终究是得到了合适的人来继承。他所建立的许多制度基业没有白费，就像周武帝一时也治理得很好，只是他的后代就变得如此衰弱了。后来虽然出现了一个隋文帝，终究也是没什么作为。
御纂朱子全书卷六十一
<子部,儒家类,御纂朱子全书》>
钦定四库全书
御纂朱子全书卷六十二
歴代二
宋
或言太祖受命，尽除五代弊法，用能易乱为治。曰：不然，只是去其甚者，其他法令条目多仍其旧。大凡做事底人，多是先其大纲，其他节目可因则因，此方是英雄手段。如王介甫，大纲都不曾理，防却纎悉于细微之闲，所以弊也【以下事实】
秀才好立虚论，事朝廷才做一事，閧閧地閧过了事，又只休。且如黄河事，合即其处看其势如何，朝夕只在朝廷上閧，河东决西决。凡作一事，皆然。太祖当时亦无秀才，全无许多闲説，只是今日何处看修器械，明日何处看习水战，又明日何处敎阅，日日着实做，故事成。
才卿问：「秦汉以下无一人知讲学明理，所以无善治？」曰：「然。」因泛论歴代，以及本朝太宗、真宗之朝，可以有为而不为。太宗每日看《太平广记》数卷，若能推此心去讲学，那里得来？不过写字作诗，君臣之闲，以此度日而已。真宗东封西祀，糜费巨万计，不曾做得一事。仁宗有意于为治，不肯安于小成，要做极治之事，只是资质慈仁，却不甚通晓。用人骤进骤退，终不曾做得一事。然百姓戴之如父母，契丹初陵中国，后来却服仁宗之德，也是慈仁之效。缘他至诚恻怛，故能动人如此。
亚夫问濮议曰：「欧公说不是，韩公、曾公亮和之，温公、王珪议是，范镇、吕晦、范纯仁、吕大防皆弹欧公。但温公又于濮王一边礼数太薄，须于中自有斟酌可也。欧公之説断不可。且如今有为人后者，一日所后之父与所生之父相对坐，其子来唤所后父为父，终不成又唤所生父为父。这自是道理不可。试坐仁宗于此，亦坐濮王于此，使英宗过焉，终不成都唤两人为父。只缘众人道是死后为▯神，不可考，胡乱呼都不妨，都不思道理不可如此。先时仁宗有诏云：『朕皇兄濮安懿王之子犹朕之子也。』此甚分明，当时只以此为据足矣。」
濮议之争，结杀在王陶，击韩公，蒋之竒论欧公，伊川代彭中丞奏议，似亦未为允当，其后无收杀，只以濮国主其祀，可见天理自然，不由人安排。
神宗鋭意为治，用人便一向倾信。他初用富郑公，甚倾信。及论兵，郑公曰：“愿陛下二十年不可道着用兵二字。”神宗只要做，郑公只要不做，説不合。后来倾信王介甫，终是坐此病，只管好用兵，用得又不着，费了无限财谷，杀了无限人，残民蠧物之政，皆从此起。西番小小扰边，只是打一阵退便了，却去深入侵他疆界，才夺得鄯州等空城，便奏捷。朝廷不审，便命官发兵去守，依旧只是空城，城外皆是番人。及不能得归，朝廷又发兵去迎归，多少费力。熙河之败，丧兵十万，神宗临朝大恸，自得疾而终。后来蔡京用事，又以为不可弃用兵，复不利，又事幽燕，此亦自神宗启之，遂至中朝倾覆。反思郑公之言，岂不为天下至论。
神宗极聪明，于天下事无不通晓，真不世出之主。只是头头做得不中节拍。如王介甫为相，亦是不世出之资，只缘学术不正当，遂悮天下。使神宗得一真儒而用之，那里得来？此亦气数使然，天地生此人，便有所偏了。可惜，可惜。
问荆公得君之故，曰：“神宗聪明絶人，与羣臣説话，往往领略不去，才与介甫説，便有‘于吾言无所不説’底意思，所以君臣相得甚懽。”向见何万一之少年时所着数论，其闲有説云：“本朝自李文靖公、王文正公当国以来，庙论主于安静，凡有建明，便以生事归之，驯至后来，天下弊事极多。”此説甚好。且如仁宗朝，是甚次第时节，国势却如此缓弱，事多不理。英宗即位，已自有性气要改作，但以圣躬多病，不久晏驾，所以当时諡之曰“英”。神宗继之，性气越紧，尤欲更新之，便是天下事难得恰好，却又撞着介甫出来承当，所以做壊得如此。又曰：“介甫变法，固有以召乱，后来又却不别去整理，一向放倒，亦无缘治安。”
神宗其初要结髙丽，去共攻契丹
译御纂朱子全书卷六十一
<子部,儒家类,御纂朱子全书>
钦定四库全书
御纂朱子全书卷六十二
历代二
宋
有人说宋太祖接受天命，完全废除了五代时期的弊政，因此能够将乱世转变为治世。朱子说：不是这样，他只是去除了那些最严重的弊病，其他的法令条目大多还是沿袭旧制。大凡做事的人，多是先抓住纲领，其他细枝末节可以沿袭的就沿袭，这才是英雄的手段。像王安石，根本不曾理清大纲，反而在细微之处过分苛求，所以导致弊端【以下事实】。
读书人喜好树立虚浮的议论，朝廷才做一件事，就吵吵闹闹地把事情搅黄了，然后又停下不做。比如黄河的事，应当到现场去观察水势如何，却整天只在朝廷上争吵，说河东决口还是河西决口。凡是做一件事，都是如此。宋太祖当时身边没有读书人，完全没有这么多闲话，只是今天在这里查看修造器械，明天在那里查看练习水战，又明天在那里检阅军队，天天踏实地做事，所以事情能够成功。
才卿问：“秦汉以后没有一个人懂得讲学明理，所以没有好的治理？”朱子说：“是的。”于是泛论历代，以及本朝太宗、真宗时期，本可以有所作为却没有作为。太宗每天看几卷《太平广记》，如果能将这份心思用于讲学，哪里会这样？不过是写字作诗，君臣之间，以此消磨日子罢了。真宗东封西祀，耗费数以万计，不曾做成一件事。仁宗有意于治理天下，不肯安于小小的成就，想要做达到极致治理的事，只是他资质慈爱仁厚，却不甚通达晓畅。用人时突然提拔又突然罢退，最终不曾做成一件事。然而百姓爱戴他如同父母，契丹起初轻视中原，后来却信服仁宗的德行，这也是慈爱仁厚的效果。因为他至诚恻隐，所以能感动人如此。
亚夫问关于濮议的事说：“欧阳修的说法不对，韩琦、曾公亮附和，司马光、王珪认为对，范镇、吕晦、范纯仁、吕大防备都弹劾欧阳修。但司马光对濮王的礼数又太薄，应当在中间自有斟酌才可以。欧阳修的说法绝对不可行。且如今有为人后嗣的人，一天所过继的父亲与亲生父亲相对而坐，他的儿子来称呼所过继的父亲为父，终究不能又称呼亲生父亲为父。这自然是道理上不可行的。试坐仁宗在这里，也坐濮王在这里，让英宗经过，终究不能都称呼两人为父。只因为众人说是死后为神，无法考证，胡乱称呼都不妨碍，都不思考道理上不可如此。先前仁宗有诏书说：‘朕皇兄濮安懿王的儿子如同朕的儿子一样。’这非常分明，当时只以此为依据就足够了。”
濮议之争，关键在于王陶，他攻击韩琦，蒋之奇弹劾欧阳修，程颐代替彭中丞上奏议，似乎也不恰当，后来没有收场，只以濮国主持祭祀，可见天理自然，不由人安排。
神宗锐意治理天下，用人便一向倾心信任。他起初任用富弼，非常信任。等到讨论用兵，富弼说：“希望陛下二十年不要说用兵这两个字。”神宗只想做，富弼只想不做，意见不合。后来倾心信任王安石，终究是犯了这种毛病，一直喜欢用兵，用得又不恰当，耗费了无限的财粮，杀了无限的人，残害百姓、败坏事物的政令，都从此开始。西番小小骚扰边境，只是打一阵退去就行了，却去深入侵犯他们的疆界，才夺得鄯州等空城，就奏报捷报。朝廷不审察，就任命官员发兵去守，依旧只是空城，城外都是番人。等到不能守住，朝廷又发兵去迎接撤退，费了多少力气。熙河战败，丧失士兵十万，神宗临朝大哭，从此得病而死。后来蔡京掌权，又认为不可放弃用兵，再次不利，又去经营幽燕，这也是从神宗开始的，于是导致中原倾覆。反思富弼的话，难道不是天下的至理名言吗。
神宗极其聪明，对天下事没有不通晓的，真是世间少有的君主。只是每件事都做得不合节拍。像王安石做宰相，也是世间少有的资质，只因为学术不正当，于是误了天下。假使神宗得到一个真正的儒者而任用他，哪里会这样？这也是气数使然，天地生此人，便有所偏颇了。可惜，可惜。
问王安石得到君主信任的缘故，朱子说：“神宗聪明绝人，与群臣说话，往往领会不了，才与王安石说话，便有‘于吾言无所不悦’的意思，所以君臣相得甚欢。”先前看到何万一少年时所写的几篇论，其中有说：“本朝自李文靖公、王文正公掌权以来，朝廷议论主张安静，凡有建议，便以生事归之，逐渐到后来，天下弊事极多。”这说法很好。且如仁宗朝，是什么时节，国势却如此缓弱，事情多不处理。英宗即位，已自有性气想要改革，但因为圣体多病，不久去世，所以当时谥号为‘英’。神宗继位，性气更紧，尤其想要更新，便是天下事难得恰好，却又撞着王安石出来承担，所以做得如此败坏。又说：“王安石变法，固然有招致动乱的原因，后来又不别去整理，一向放任，也没有理由能治安。”
神宗起初想要结交高丽，去共同攻打契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