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三

译○论略 有人说：“班固称赞周代的成王、康王，谈到汉代则称文帝、景帝，这种说法正确吗？”虞世南说：“成王、康王承继文王、武王留下的基业，以周公、召公为相，教化深厚淳朴的百姓，凭借长期积累的仁德，政令如疾风吹过，草木随之倒伏，尚且不足以超过他们。至于汉高祖开创基业时，连一天的时间都顾不上休息，秦朝灭亡后的弊病仍有遗留。太宗承继这种仁爱宽恕的精神，遵行清静无为，洗涤秦、项的酷烈，恢复轩辕、昊天时代的淳厚风俗，几乎达到刑罚搁置不用的境地，这确实很难做到。假如他不沉溺于新垣平的邪说，不采信邓通的梦兆，就近乎可以达到王道了。景帝所达到的成王、康王的境界，仍然还有可惭愧之处。” 有人说：“汉武帝有雄才大略，可以和前代哪一位君主相比？”虞世南说：“汉武帝承继六代积累的基业，天下富足，又有高明卓越的资质，所以能够总揽英雄、驾驭豪杰；对内兴举礼乐，对外开拓边疆，制度法令和典章完备辉煌，足以载入史册。拿他和秦始皇相比，他是更优秀的。但说到骄奢、暴虐，两人可以相提并论；他的功业有余，而德行不足。” 有人说：“汉宣帝处理政事明察，难道可以和光武帝相提并论吗？”虞世南说：“汉宣帝出身民间，知道百姓的疾苦，因此留心听取政事，提拔任用贤能。他推究名分、责求实际，严峻法令，这种作风实在源自申不害、韩非。古语说：‘谋求王道没有成功，留下的弊端还足以成就霸业；谋求霸业没有成功，留下的弊端又将怎样呢？’光武帝施行仁义，是谋求王道的君主；宣帝依靠刑名法术，是谋求霸业的君主。现在把两人相提并论，恐怕不是同类。” 有人说：“汉元帝才艺出众而温文雅正，他是守成的君主吗？”虞世南说：“君主的才能，只在于文德和武功罢了。文治就是治理天地、制定辞令典策；武功就是禁止暴乱、停止战争，使人民安定、众人和睦，这才是君临天下的宏大事业。至于弹琴吹箫、调和声音、按曲演奏，那只是乐官的职务，难道是天子所应致力的吗？” 有人说：“看那伪新王莽，谦逊恭敬、讲礼让人，难道不是一代的名士吗？到了任宰相、身居尊位以后，却骄横淫逸、残暴虐害，为什么前后反差如此之大？”虞世南说：“王莽天性惨毒，是个奸诈虚伪的人。在没有显达以前，他追逐名声、求取赞誉；得志以后，夸耀才能、傲视他人。外在的伪饰耗尽了，而本来的性情便显露出来。他拒绝规谏，自以为高明，最终也没有改变醒悟；天下遭受冤屈和酷刑，反而成为光武帝驱除他的原因。” “夏少康和汉光武帝都是中兴之君，谁最为杰出？”虞世南说：“这两位帝王都复兴先人的事业，光大启发王业，名义相同，实际却不同。为什么呢？光武帝的时代，凭借厌恶动乱的百姓，诛灭残暴贼臣王莽，取乱亡之国而代之，取得成功相对容易。至于少康，夏氏灭亡已经两代了（后羿和寒浞）。他只是夏王室遗留下来的微弱血脉，父亲死时自己还在胎中，母亲逃亡，他出生在别国，来不及接受父亲的庭训，甚至没有强近的亲属；遭逢离乱之灾，连藏身之处都不属于自己，却能在丧乱中艰难行进，最终成就与上天相配的功业。中兴之君，应当以他为第一。” （缺）虞世南说：“帝王和老师相处，王者和朋友相处，霸主和臣下相处。汉高祖的臣子，就是三杰；光武帝的辅佐，就是二十八将。怎么能把邓禹、吴汉同张良、韩信相提并论呢？然而汉高祖的功臣，都因功高势盛而被诛灭；光武帝的辅佐大臣，全都凭借优厚的俸禄和爵位得以安全终老。君臣之间的关系，实在值得称道；若取长补短，光武一方大概还是略逊一筹。” “后汉的衰败动乱，是由于桓帝、灵帝；这两位君主谁的凶恶德行更严重？”虞世南说：“桓帝赫然发怒，诛灭梁冀，有刚强果断的一面。然而宦官专擅君命，党锢之祸兴起，祸乱的根源不是别的，正是始于桓帝。古语说：‘天下百姓哀号，新君就有了凭借。’灵帝承接疲敝百姓之后，本来很容易施行善政，百姓都侧耳期待，人人希望中兴；可是灵帝重蹈覆辙，毒害超过前代，倾覆国家社稷，这完全是灵帝造成的。他能在天年终结时去世，已经是很大的幸运了。” “自汉室衰微、天下分崩以来，曹孟德挟持天子号令诸侯，刘玄德凭借蜀汉的险阻，孙仲谋依靠江淮的坚固，三分天下，鼎足而立，都开始建立王业、光大霸业。三方君主，谁优谁劣？”虞世南说：“曹公用兵机谋和智略，几乎难有敌手，所以能够开创基业，居中担任宰相，确实有英雄之才。然而他诡诈反复，雄猜多疑，至于杀害伏皇后，用毒酒害死荀彧，诛杀朱融，杀戮崔琰，娄圭因一句话而死，桓邵却因下拜而获罪；他抛弃德行而任用刑罚，残虐已经太过分了。把他坐着议论成周文王，实在不是那样的人。许劭所说的‘太平时代的能臣，乱世中的奸雄’，这话说得恰当。刘公以宾客之礼对待刘璋，委任诸葛亮而不疑忌，作为君主的德行，在这里表现得很美好。孔明是应时而出的奇才，和伊尹、吕尚相当；君臣同心，以鱼水作比喻。只是因为国家小、军队弱，偏处一隅，分别抵抗两方，和中原大国抗衡。假如让他和曹公互换处境，施展他的深谋远虑，发挥关羽、张飞的武勇，用尽诸葛亮的文才，那么霸王之业就能成就了。孙主凭借他哥哥留下的基础，任用前朝的辅佐之臣，又依靠天然险阻，才仅仅能够自保。和前面两人相比，按道理是赶不上的。（以上《长短经》二） 公子说：“诸葛亮是冠绝一代的奇才，立志谋取中原；若不是宣帝的雄才大略和奇谋妙算，谁能抵挡这样的强敌呢？”先生说：“宣帝出身书生，参与辅佐帝业，拯救时局、平定祸难，能够清明地推行王道，在文武谋略方面，确实有值得称道之处。然而他多依靠阴谋，不遵循仁义；猜忌轻忽、诡诈多变的情状，充满胸怀。至于向李胜故意说错话，把审讯案件交给何晏处理，内心有愧、违背义理，这难道是君子所应做的吗？凭这种虚伪的心术来对待天下万物，假如双方力量相当、势力相敌，同时在中原交战，以司马懿的奸谋对付孔明的节制，我恐怕两人并不是同类。”

译公子说：“晋景帝、晋文帝兄弟先后担任宰相，两人的功德谁在前、谁在后？”先生说：“景帝年轻时就有声名和气节，受到当时人的推重。因此何平叔说：‘正因为深沉，所以能够通晓天下人的志向，这就是夏侯玄；正因为能洞察事物的先机，所以能够成就天下的事业，这就是司马师。’由此可知，王佐之才在过去已经显现。到了诛杀曹爽的时候，他的智谋已经充分展现；毌丘俭、文钦起兵作乱，他独自率军取胜，这足以看出他的英明谋略。虽然他的道德声望盛于三分天下的时代，却终身向君主北面称臣；威名震动君主，而臣节没有亏损；最终以侯爵身份保全自身，这一点很美好。太祖继起之后，能够平定祸乱，向南平定淮海，向西平定庸、蜀，战事没有超过时限，功劳很大。到了高贵乡公即位，他聪明早慧，朝野上下都满怀欣喜；如果能比拟周文王、周武王，竭尽忠诚、协力辅佐，追踪伊尹、周公的事业，本来可以如此。可是他竟然假称杀死彦士（高贵乡公的字），把罪过推给成济，自己招来叛逆的罪名，最终留下恶名。这句话中的污点，是不可取的。” 公子说：“武帝攻克平定江南，统一天下，可以称为晋朝的明主吗？”先生说：“武帝统一天下，谁能说不是这样；但说到开创基业、传承国统，他的治道就有所欠缺。帝王必须树立德行、建立功业，使事业能够宏大而长久；以仁义治理，以文武辅佐，巩固根基，留给子孙后代；一言一行都作为法则，流传万代而不可改变。武帝平定吴国以后，懈怠于政事，受邪佞之臣蒙蔽迷惑，把心思放在宫内宠爱上，听信冯姓之人的谗言，拒绝和峤的正直劝谏，使有智慧的人长叹，有见识的人寒心。把这样的国政传给平庸的后代，于是坟土还没有干，四海就已经沸腾；士大夫和官僚遭到灭绝，天下土地分崩离析。何曾的话，到这时果然应验了。他距离明主，难道不是很远吗？”},{ 公子说：“晋惠帝时，张华、裴▯竭尽忠诚于王室，扶助危局、挽救灾难，尚且足以南面为君，为什么却坐视国势败坏危急而不加以挽救呢？”先生说：“晋朝自太康末年起，风俗教化日益衰败，民风浇薄已经很久了。何况晋惠帝禀性愚昧至极，贾后天性凶狠狡诈；以凶狠狡诈的性情，驱使极其愚昧的君主，犹如放纵烈火在原野上焚烧。杨骏被灭以后，诛杀接连不断，八王争权，戎狄窥伺，纲纪颓败而法网疏漏，顷刻之间全面崩溃；若不是应天命而出的英雄，不能加以匡正。张华、裴▯虽有儒雅之才，又哪里足以任用呢？” 公子说：“中宗正值天下崩溃离散之时，在江左创建基业，与前代的中兴之主相比，他的功德怎样？”先生说：“元帝身居藩王府邸时，年少之时便少有美名；等到制定南渡的方略，承继将亡的国统、接续断绝的宗祀，委任宏大而得当，安抚新旧臣民，所以能够继承晋统、配享上天，确实是有原因的。然而他以仁慈宽恕为怀，刚强果断的情性不足，因此王敦得以放纵暴虐，几乎危及国家；使国土受到压迫而又舒缓祸患，他大概可以和周平王相比吧？” 公子说：“东晋自元帝以下，谁是贤明的君主？”先生说：“晋朝迁都江左以后，强臣擅自发号施令，君主垂衣拱手在南面临朝，政事并不出自自己。王敦凭借宗室藩屏的身份，处在长江上游，倚仗才能、夸耀地势，胸怀冲击而问鼎天下的志向；若不是明帝的雄才果断和王导的忠贞，晋朝的国统恐怕已经转移到别的宗族了。假使寿命延长，能够长久任用群贤，依靠▯、涧一带的遗民，乘刘裕、石勒衰败的时机，复兴中原，并不是难以谋划的事。” 公子说：“中兴时期的政绩都归于大臣，只有孝武帝亲自掌握君权，威势和恩宠都出自自身，对外击败强敌，使百姓安定、官吏严肃。与明帝相比，功业如何？”先生说：“孝武帝能够平定外部祸难，是谢安的力量，并不是君主本人的功劳。至于把政事委托给会稽王时，国家的栋梁已经弯曲；殷王出镇以后，祸乱的根源便由此产生，‘昌明’的谶语，在这里得到了应验。加上他晚年沉溺宴饮，最终导致覆亡；与前代贤哲相比，又相差多远呢？”公子说：“谢安做宰相，可以和什么人相比？”先生说：“从前顾雍受封列侯那天，家里人还不知道，所以前代称赞他的贤能。东晋衰微，江左凋敝，戎狄交相侵犯，边境每天都令人震惊，何况前秦苻坚这位英主亲自率领百万大军，苻融这位名将手执兵器在前面开路；又有厉窦衡的锋芒，施展张蚝的锐利兵器，先修筑宾馆，准备迎接晋人。若论强弱，即使拿鸿毛和泰山相比，也不足以作比喻。文静坚决拒绝桓冲的援助，也不喜欢谢玄的书信，那么胜败的定数，本来就已经在他的心中了。这样的人，难道会因区区万户的封赏而动摇心志吗？若论他的气度，从古以来还没有见过可以和他匹敌的人。” 可惜他没有与八元、三杰那样的人并列比肩，齐头并进，昂首登上太阶，共同辅佐太平盛世的功业。公子说：“桓玄聪明而早有才智，具有奇异的才能和长远的谋略，也是一个时代的非凡人物，却终于灭亡，国运不能长久，这是为什么呢？”先生说：“做君主的人，器量必须宏大深远，能够谦虚自处、应对万物，像天地一样承载覆盖天下；信守誓言，使言语与寒暑运行相合，然后万民才会乐于拥戴而不感到厌倦。那桓玄，不过有浮浅狡诈的小聪明，却没有宽宏博大的德行；正逢晋室衰败动乱、威势不能达到下层，所以能够肆意施展爪牙，一时之间篡夺帝位，却从未听说他有安定德政、治理百姓的作为。凭借侥幸得来的才能，遇上神武之君所造成的时势，最终被消灭，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以上出自《通历》第四卷） 公子说：“宋高祖诛灭桓玄，使晋室再次兴盛；若与前代相比，谁可以和他相提并论？”先生说：“梁代裴子野当时认为自己有良史之才，把宋高祖比作魏武帝、晋宣帝。考察这两位君主，我恐怕认为他们并不是同一类人。”公子说：“魏武帝是一代英杰，晋宣帝屡次建立大功，能够和这两人相比，已经是很高的评价了。你说处于季、孟之间，为什么又说不是同类？”先生说：“魏武帝是曹腾的孙子，祖上几代都显贵，在汉室任职显达三十多年；等到董卓作乱，才和山东豪杰一起起兵，诛灭元凶，并不是凭借自己的力量。晋宣帝历任卿相，官位达到台鼎，掌握天下的权势，处在大势已安的局面中，奉明诏诛杀叛逆，以高屋建瓴作比，也不足以形容。宋高祖以平民身份挺剑而起，首先创建大业，短短十个月左右，重新安定晋室；他占有半州之地，驱使一郡的军队，在庸蜀斩杀谯纵，在崤函擒获姚泓，在青州击败慕容超，在岭外斩杀卢循；军旗所指，无往而不胜。看他的豁达宏远，有汉高祖的风度；论其决胜时的胸襟，又可与光武帝相匹敌。可惜他的国祚短促，志向和才能还无法完全估量。”

译公子说：“宋文帝是宽厚明察的君主，享有国位的时间很长，却遭遇弑逆之祸，这究竟是由什么造成的？有善行却没有得到报偿，难道不是命运吗？”先生说：“立身为人的道理，在于仁和义。仁有爱护养育的功效，义有决断割舍的作用；宽厚与严厉相互配合，然后才能成为善政。文帝在废立太子的关键时刻迟疑不决，又沉溺于宠妃之间，该决断时不能决断，最终给自己招来了祸患。祸根是自己造成的，哪里是命运呢？” 公子说：“孝武帝和明帝两人，谁更贤明？”先生说：“这两位皇帝本性残忍，虽形体不同而心意相同；他们诛杀贤良，剪除宗室枝叶，内无像陈平、周勃那样的宰相，外又缺少像晋文公、郑庄公那样的亲近支持者，却把如此重大的帝位交给昏庸幼稚之人。因此齐氏乘着这个空隙，控制了天下，不到一年，帝位的龟玉便被转移；即使封缄和囊袋再牢固，也只不过成为大盗的资粮。各种谋虑全都造成过失，实在令人长叹；帝业倾覆，并不是偶然的不幸。” 公子说：“齐建元、永明年间，号称是太平之世，确实有这样的事情吗？”先生说：“齐高帝是创建基业的君主，知道农耕劳作的艰难，而且立身俭朴，深知治国之道；即位以来，致力于保持简约。武帝后来留意后宫，雕饰过度；然而他委任王俭，法度典章都由此制定，礼乐兴盛，大家都称为永明之治。宰相任用得人，这就是美善之处。” 公子说：“齐明帝从藩王宗枝起身，最终登上帝位，这是时势带来的机运，历数正归于他，也是众人的愿望所达到的结果；他难道是背负着这种形势而奔赴帝位的吗？”先生说：“《左传》说：‘上天生下季氏，是为了使他辅佐鲁侯。’时运和天命所集中之处，已经很久了。齐高帝、齐武帝的诸子，如花萼相互辉映，都居于藩国，并且分封茅土、建立社稷；宗室枝派如磐石，并非没有秀异贤能之人。齐明帝怀有猜忌之心，忧虑自己死后，于是诛杀残害，吞并宗室，兰草和艾草一同被焚毁。他把重任交给东昏侯，希望延续七百年的国运；这与宋孝武帝的做法，在不同朝代却采取了同样的规矩。哪里知道，秦朝灭亡是由于胡人，并不能说全是人为之事。‘宝卷’这个名字，冥冥中的定数已经显露；这是借他人之手加以清除，作为后代可以熔铸取法的教训。公子说：“宋、齐两个朝代，被废黜的君主共有五人，他们全都骄纵淫逸、狂妄暴虐，前后并非一个；有的本人遭到杀戮，有的使宗庙社稷倾覆，这难道是他们本性顽劣凶恶，自己招致了非正常死亡，还是上天所抛弃他们，借此使国家大业灭亡呢？”先生说：“木材的性质本来是直的，木匠揉曲它把它制成车轮；金属的性质本来刚硬，工匠加工它把它制成器物。这哪里是天性呢，只是人为的结果罢了。只有上等智慧的人和下等愚昧的人，才是特别禀受了不同的气质；中等资质的人，都取决于后天的训导习染。自宋、齐以来，东宫的师傅只是充数任职而懒惰怠慢，贵贱、礼乐的教导（一本作‘礼制隔绝’），没有途径进献规谏，而且大多凭官位升迁，很少因德行进用。贾谊的话说得好：‘从前成王年幼，还在襁褓之中，召公担任太保，周公担任太傅，太公担任太师；太保保育他的身体，太傅教导他的德行仁义，太师引导并教诲他，这就是三公的职责。又设置三少，称为少师、少保、少傅，是用来辅佐太子的。因此，等到孩子开始有了知觉，三公、三少就应当明确地以仁、孝、礼、义引导和教习他，逐步赶走邪恶之人，不让太子看见他们的恶行；选取天下正直、孝悌、博学多闻而有道术的人来辅佐保卫太子，使他们与太子共同居住。’ 因此太子一出生，看到的就是正当的事情，听到的就是正直的言论，所处左右前后全都是正人君子。一个人习惯于和正人居处，不可能不正，就像生长在齐地，不可能不说齐地的方言；习惯于和不正派的人居处，就像生长在楚地，不可能不说楚地的话。秦朝让赵高教导胡亥，教给他的都是诉讼和刑狱；他所学习的无非是斩首、割鼻、断肢，以及夷灭罪犯三族。因此胡亥今天登上帝位，第二天就射杀人；忠诚进谏的人被说成诽谤，深谋远虑的人被说成妖言惑众；他把杀人看得如同割除野草。这难道是胡亥天性邪恶吗？是因为引导教诲他的人所教的不是正理。因此，选择太子的左右辅弼和教师，是最紧要的事。这五位君主禀有中庸的性情（一说是“凡庸的性情”），却没有周公、召公那样的老师，也没有远方良友的规劝，反而亲近不肖之人的熏习；凭着这样的低下资质，生来就说楚地的话，最终覆灭国家、丧失自身，也是情理和命数所导致的。（以上《通历》六） 公子说：“梁武帝铲除凶恶、剪除暴乱，成就帝业，面南而王，享国五十多年，确实有文治武功之道。可是他留心佛教经典，像僧人一样修行，以万乘之尊去行匹夫之善，善恶如同薰莸不能分辨（一作‘薰香不能沾染’）；危亡已经临近，难道佛道不正确吗？为什么谦抑修福没有效果呢？”先生说：“佛教，是出离世俗的渡口和桥梁，是超脱尘世的道路；它运用于方寸之心，超越有无之外。尘世的牵累完全消尽，攀缘之心已经止息，然后才能进入解脱之门。至于世俗的修行方法，则有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就是六波罗蜜；它和仁、义、礼、智、信又有什么不同呢？只是所修的是因，所得的报是果。人修习这六种行为，都往往不能完备，缺少其中一项，果报也会随之减少。因此，▯明相貌丑陋而内心贤惠，赵壹才华高而官位低，罗裒富有却没有仁义，原宪贫穷却有道德，他们各不相同。像这样差别悬殊，兴亡得失全都必然由此造成。浅薄之士和平庸之人，看见比干剖心，便认为长期保持忠贞是不可行的；听说偃王因此亡国，便认为仁义不足以效法。”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盗跖在东陵高枕而卧，庄蹻在西蜀悬车养老，能够终其天年，难道就值得尊贵吗？”公子说：“君主修道，和普通百姓有什么不同吗？”先生说：“君主处在尊贵崇高的位置，掌握生杀大权，势力可以挟持风云，力量可以摧毁山岳；他的威势和德行广大，影响运行深远。修行道法的人，应当以广泛救济天下为怀，以仁爱宽恕为根本；如果有一件东西失去应有的位置，就像自己把它投入沟壑。把这种心意推及万物，才是真正得道。如果恩泽连路边的苇草都不能惠及，教化不能沾润海外，只做区区一件个人的善事，又有什么可取呢？” 公子说：“梁元帝聪明而有才学，能够平定祸乱，可是最终没有保住帝业，终于导致覆亡，为什么呢？”先生说：“元帝聪明多才，文武兼备，凭借正义讨伐叛逆，能够消灭家国的仇敌，功成事遂，有值得称道之处。可是正逢国家遭难之后，创伤还没有恢复，他相信强敌的甜言蜜语，又怀抱偏狭的楚国之心；宗室藩屏反而成为自己的仇敌，自己孤立偏远，没有人和他共同忧患，结果自身死亡、帝业覆灭，百姓遭受涂炭，竟把鄢、郢一带全部抛弃，实在令人惋惜。”

译公子说：“陈高祖起于民间，创建帝业，自近代以来，可以和哪一位君主相比？”先生说：“武帝有奇异的才华和深远的谋略，怀有匡正复兴的志向；他像蛟龙跃出海边、豹子在岭外变换，扫除宫阙中的重重阴霾，恢复帝王宝座于紫微宫；向西抵抗周军，向北平定齐国的敌寇，宏大的谋划和长远的计算，每次行动都没有遗漏。这确实是开创基业的贤明君主、拨乱反正的雄才；和宋祖相比还不够，和齐高帝相比则更为优秀。” 公子说：“陈文帝、宣帝二人的功德怎样？”先生说：“梁朝末年动荡，江东凋敝残破，登记在户籍上的齐地百姓，百不存一。武帝开始筹划创建基业，但享国不长，四方仍有阻隔，取代梁朝的事业还没有完全实现。文皇帝聪明睿智，继承宏大的基业，群臣贤能都竭力辅佐，天下得以清平；爵位赏赐没有偏私，刑罚不滥用，政事明察，没有人敢隐瞒实情。国史认为这体现了太平时代的风气，这话说得对。宣帝气度宏大宽广，推诚相待于人，可以说是宽厚仁慈的君主。” 公子说：“长城公为什么灭亡，我已经听说了；这就是人事不足，而不是天道造成的吗？”先生说：“江左之地，国家小、军队弱；自吴、晋以来，历经数百年，只是凭借人和与地险，才得以自我保全。陈朝末年，隋文帝刚刚取得天下，励精图治，训练军队、讲习武备，常怀吞并之心。比较双方强弱，确实不可同日而语。假如有明主贤臣，修养德行、安抚民众，对邻国和敌国增加礼遇，也只能勉强保全四境。何况至德末年任用众多小人，军备废弛，江淮难以固守，连守都守不住，还想求得不灭亡，怎么可能呢？然而这也有时运期限使然。公子说：‘什么叫时运期限？’先生说：‘陈氏永定元年，会稽人史溥任扬州从事。武帝接受禅让后，史溥夜宿黄门侍郎孔宗范家，梦见一人穿着朱衣，从天而下，手持金版，上面有文字。史溥走近观看，文字写道：“陈氏五主三十四年。”看完后，那人凌空而上。醒来后，史溥把梦告诉孔宗范。孔宗范说：“我的年纪已经很大了，如果这个梦应验，忧患就在我的子孙身上。从武帝到后主确实是五位君主，从永定初年至今贞明末年，又正好三十四年，想来可以知道冥冥中的定数已经确定，并不只是人事造成的。”’ 陈朝灭亡的那一年，史溥还活着，所以把这件事详细记录下来，用来记载这件奇异之事。（以上《通历》七） 公子说：“魏道武帝最初建立大号，观察他的器度和作为，足以成为一时的杰出人物吗？”先生说：“道武帝有经营谋划的志向，准备建立霸业的基础，但才能却有所不及。晚年疾病沉重，又加上精于残虐，不能任用臣下，等到祸患临头才醒悟，不是太晚了吗？”（一作“不能任用通达事理的人，却想把崇高的地位移给近臣”等语） 公子说：“魏太祖、太武帝，谁可以和谁相提并论？”先生说：“太祖、太武帝都有非凡人物的资质，所以能够开拓土地、擒获敌人，窥伺江南。然而他们善于作战而喜好杀戮，暴虐强悍、勇武过人，禀承了崆峒山一带的刚暴之气。至于残忍杀害无辜，他们和石季龙是同类。” 公子说：“魏献文帝把帝位禅让给自己的儿子，这其中的道理是什么？”先生说：“《易经》说：‘圣人的大宝叫作君位。’又说：‘用什么聚集人民？用财货。’万乘之尊，是显赫的名位；统御四海的权力，是最大的宝物。显赫的名位和最大的宝物，即使三皇五帝那样的君主，也还要谨慎地依循前代制度。献文帝忘却对九州的眷恋，轻轻放下万机，把帝位传给继承者，能够使宏大事业昌盛，洒然漫步于汾水之滨，不也是美事吗？” 公子说：“魏孝文帝可以和哪一位君主相比？”先生说：“非同寻常的人，本来就有非同寻常的功业。像孝文帝，就是非同寻常的人。”公子说：“什么叫非同寻常的人？”先生说：“后魏世代居住在北方荒野，声教达不到那里，而且习惯于当地风俗，遵循边远荒服之地的习俗；孝文帝卓然不群，迁都于▯、涧，解下辫发而穿戴冕旒，脱去毡裘而穿上龙袍，使衣冠制度和号令都与华夏同风。若不是改易时代的才能，怎么能做到这种地步？和赵武灵王实行胡服相比，不是更高明吗？然而治理国家的办法有余，防范约束的礼制不足，君臣都因此失误，这种风气也就流传下去了。至于威仪和技艺，他可以和鲁庄公相匹敌；损害了盛大的德行，实在令人叹惜。” 公子说：“孝明帝的谥号，符合他的行为吗？”先生说：“古人制定谥号，是要用来告诫后代，按照行为授予名号，即使是君主和亲属也不隐瞒。如今的臣子不论名声是否符合实际，只求把谥号定得崇高，这种风气已经败坏很久了。孝文帝处于衰败时运之中，没有早年养成的德行；奸臣专擅权力，女主临朝，魏国的宗社因此倾覆。给他取这样的名号，不正是违背谥法本义吗？” 公子说：“孝庄帝遭逢阳九之厄，准备建立中兴事业，为什么最终没有成功？”先生说：“从前齐桓公有鲍叔牙、隰朋，晋文公有赵衰、子犯，因而能够清理宗国，最终称霸诸侯。孝庄帝身边却没有听闻有英才作为羽翼和心腹；虽然他果断地刺出一剑，最终仍招致覆灭之祸。德行不够强健，实在可悲。” 公子说：“高祖的神武和才略怎样？”先生说：“神武帝在永安年间暗中谋划，在韩陵取得胜利，冲天而起的声势，确实足以称伟大。可是到了玉壁，他如鸟垂翼；在晋阳停留，雄图不能施展，智谋和勇力都陷入困境。然而进则作为为魏国效命的臣子，退则成为开创北齐的君主，他的奇才和大节，也有值得称道之处。”公子说：“文宣帝狂妄悖乱的行径，连桀、纣都没有做过；国家富足、人民丰盛，却没有立即陷入乱亡，为什么？”先生说：“从前齐桓公奢侈淫逸、没有礼法，为人伦所弃，却借助仲父管仲的力量，终于称霸诸侯。文宣帝鄙陋污秽、残忍暴虐，古今无与伦比；他把一切政务交给杨遵彦（杨▯），因此保全了宗国。社稷之所以还能存在，是因为任用的人得当。” 公子说：“武成帝传位，能够和魏献文帝相提并论吗？”先生说：“古人说：‘了解儿子的，没有比父亲更了解的。’献文帝辞谢百官，能够巩固皇家；武成帝把天下政务交付出去，却倾覆了宗庙社稷。对儿子的鉴察，难道不是大不相同吗？”

译公子说：“高纬昏庸混乱，可以和北周天元帝相比；两人谁稍好一些？”先生说：“齐国鼎立之时，世代占据中原，东面越过海岱，西面抵达华山，南面到达江淮，北面临近沙漠；燕地的强弓、冀地的良马，渔阳、上谷的军队，靠近海洋而贡献鱼盐，清漳河流淌着肥沃的水利，国家富足、军队强盛，是另外两方所不能相比的。至于斛律光勇猛，属于将帅中的英雄；兰陵王忠诚严肃，是宗室诸王中的英武之人。忠臣精兵，据守险要、凭借边境；假如有中等才智的君主承继这份旧业，守住而不失，以安静镇定来治理，即使不能越过边疆、震荡天下，也完全可以保全四境，巩固宗庙。可是高纬狂妄愚昧、悖乱无道，毁弃正道、败坏德行，任用群小，诛杀进谏的臣子；宠妃奸孽□□图，羯坚含有天子的法令，宋鹊竟得到乘轩车的宠遇，的卢也蒙受玉食的尊贵；骄奢淫逸、昏庸残暴，他理应灭亡。和天元帝相比，可以说是兄弟之国。”（以上《通历》九） 公子说：“高氏拥有黄河、大海的便利，周人固守崤山、函谷关的险要；论智谋策略，谁更优秀？”先生说：“如果谈论疆域、估量士卒，那么周强而齐弱，不只是略胜一筹。周文帝暗中调兵而取得胜利，以少击众；即使周瑜击败孟德、谢玄击败苻坚，也不能超过他。不然，怎么能亲自混入士卒之间而成就霸业呢？他的奇谋远算，确实有可取之处。只是顾命大臣把年幼君主视为自己的孩子，却彼此吞噬；在识人方面，他的判断却错误了。” 公子说：“宇文护废黜并杀死两位皇帝，想要保全自身，却没有尽到臣节，最终遭到灭族。观察他的内心和行迹，他究竟是逆还是顺？”先生说：“宇文护和晋国的里克、宋国的谢晦没有不同。这三个人都曾在一时之间建立功劳，势力倾动天下；如果想窥伺帝位，他们都有余力。起初他们实际上是想保存国家、安保自身，从容终老，为后人树立德行，以此赎回以前的过错。所以里克回答说：‘如果不废掉旧君，将凭什么兴起新君？’谢晦在表章中说：‘耿弇尚且不把贼人遗留给君父，我对宋室有什么辜负？’他们的真实心情，都表现在这些话里。只是三人的才能比不上伊尹、霍光，所以不能完全成就美名。推究他们本来的志向，难道不是这样吗？” 公子说：“周武帝有雄才武艺，亲自冲在士卒前面；如果上天假以年寿，让他施展尽全部军事谋略，一定能够统一天下，成为一代明主吗？”先生说：“周武帝勇猛果断，有超出常人的才略；看他谦恭自处、激励士卒、法令严明，即使勾践、司马穰苴也不能超过他。只是说到攻取天下的谋略，他在国内很有声望，而仁慈惠爱的德行，天下却没有听说。这是猛将中的奇才，不是君主应有的器度。”公子说：“他毁灭佛教和道教，这件事对吗，错吗？”先生说：“错。”公子说：“请让我听听其中的道理。”先生说：“释氏的教法，有空寂而无执滞，忘却人我，超出生死，归于寂灭，是超越形象之外的言论。老子的义理，则说谷神不死、玄牝应当长存，能够长生久视；应龙、驽马、仙鹤等说法，是尘世间的教诲。至于停止作恶、崇尚仁爱、战胜残暴、停止杀戮，二教都有益于王道教化，也不违背世俗经典。如今因为僧人触犯戒律、道士违背经书，就说他们的教法可以抛弃、言论可以禁绝，这和因为责备梼杌就废弃尧帝，因为怨恨有穷氏就贬黜禹王，因为看到瓠子决口泛滥就远远堵塞黄河源头，因为看见昆仑山一带正值阳盛便仓促投下金燧，有什么不同？” 却不知道水向下流的功德，利益深远；转变腥秽的作用，功效十分广大。像井蛙一样观察大海，受限于自己的见识，在漫长黑暗的轮回中迷失，自己造成沉溺的痛苦，又使求学者疑惑误入歧途，实在令人痛心。” 公子说：“天元帝所做的事情，超出人的意料，诡诈奇怪，为什么过分到这种程度？”先生说：“泰山将要崩塌，必定先从拔起土壤开始；树木将要折断，都是由于蝎虫蛀蚀；国家将要灭亡，必定先出现妖孽。像天元帝这样的人，就是周朝的妖孽，他的诡诈奇怪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 公子说：“隋文帝出身平民，先取得帝位，向西平定庸、蜀，向南平定江南，和晋武帝相比，可以作为同类吗？”先生说：“隋文帝凭借外戚的显要地位，遇到周室衰败，背负天命图谶而担任宰相，最终接受帝位；他留心政治，致力于施行恩泽，所以能够安抚新旧百姓，使远近安宁；文武制度，都有可观之处。等到平定江淮，统一文字和车轨，天下百姓都仰望太平。自从金陵被灭，王者之心便奢侈放纵；虽然威势施加于四海，心思却从万机政务上坠落。荆山之璧充满内府，吴地美女充斥椒房；仁寿宫雕饰华美，奢侈程度等同于倾宫，使百姓的力量耗尽，宫中人的财产也枯竭。加上猜忌之心兴起，巫蛊之事发生；杀害爱子的妃子，使上相的母亲与之离散；纲纪已经紊乱，礼教也随之灭亡。后妃干预政事，皇族枝叶被剪除殆尽；废黜、黜退等处置接连发生，大量树立所〔文意疑有脱误〕；功臣和贤能辅佐之臣被剪灭，毫无施展余地。晚年的过失超过晋武帝，国运不能长久，难道是上天要亡他吗？”（以上马总《通历》十）

译○左武候将军庞某碑序 从前赤眉彤云承受天命时，有樊哙、灌婴辅佐他的雄图；光武帝在白水乡兴起时，有耿弇、贾复宣扬他的高明谋略。他们都能振翅跃鳞，借风鼓水；发誓于丹书以建立国家，赐予青社以开创基业；居家享有陈列五鼎的尊荣，出行则乘有四匹马的车，功臣的尊贵真是盛大啊！回顾前代功烈，谁能接续他们的脚步、继承这种风尚呢？大概只有安化公吧！” 安化公名讳为某，字为某，是相州邺县人。他的灵秀源流可以追溯到姬水，受封土地则因魏邑而来。有的修习文业，出仕晋朝，光显命服而享有大国；有的学习武艺，游历梁地，掌握兵符而位居上将。自此以来，几代相承，美好的谋略和功业接连不断。洛下的名相，仲达显露了龙章般的才华；襄川的奇伟人物，士元施展了骏马般的才足。高门之家长戟林立，轩车冕服世代相继，把这些事刻在碑铭上，是可以说得清的。曾祖某，任齐朝中散大夫、陈留太守。他登高作赋，凌云的气概已经雄健；下车任职便施布恩德，甘露降临的祥瑞也由此显现。这些事本来已经记载在往代史册、前世文献之中。祖某，任齐襄城王西ト祭酒、镇西将军；父某，任北海郡丞、正议大夫；他们都使德行功业代代相传，家族声望没有衰落，清正的谈论和笃实的学说，芬芳不绝。正因此，才能生出当时的俊杰，继承并昌盛先人的事业。”}], 公的体质承受着景星纬宿般的祥瑞，禀赋英秀灵异，容貌端庄文雅，风采神情秀美不凡。他以忠为资、以孝为行，在幼年时便已显露；武艺雄健、才略卓绝，在军旗之下便已表现出来。他弯弓射箭，百发百中；击剑驰骋，超过千里。于是声势压倒山东，名声驰骋海内，正想驾驭龙媒骏马，施展鸿渐般的才华。哪里只是像《梁父吟》中所歌咏的那样，在高处长声吟啸而已呢！二十岁时任左翼卫。手执兵器侍立武帐，整肃朝笏进入禁闱，很快便成为君王身边的亲信，承担爪牙之任。正值炎德失去光辉、雅正的政教消亡之时，精锐骑兵跟随满月般的军队，雁门排列着阴山般的战阵。公屡次率七萃之士奔驰，从九重宫阙出征；右手能控制六钧强弓，左手挥舞双戟。没有不拔取敌旗、斩获敌首的，或殿后、或先声，勇力冠绝当时，功勋高于幕府诸将。承蒙授任朝散大夫。后来九州迷雾昏暗，尘土飞扬如压过五岳，戎狄交相侵扰，藩镇内部又相互凌辱。公于是收敛声名、隐匿踪迹，心中反复思量而收敛锋芒，随着时势沉浮，在言语或沉默之间观察时局变化。到了钦明之主当政、经纶大业开始之时，孟津会合志同道合之士，沛邑发出大号召之初，人们无不怀抱武器争相趋赴，奉献图籍归顺。公很早便看清兴亡，早早表示诚心，于是带着少量粮食，景从而来，凭借风势振翼前进。当时国运仍然艰难，王者之路尚未畅通，盗窃名号者像刺猬竖起、群蜂飞聚般纷纷而起。公每次都辅佐义师，率领精锐勇士，衔枚缄口，夜间袭击、清晨疾行；沉船焚营，义无反顾，气势压倒九军，作战如同接连取得三次胜利。因平定霍邑的功劳，承蒙授任开府仪同三司。薛举凭借秦川险阻，凶徒势力十分强盛；仁果继承暴虐，同恶之徒实际很多。于是天降神武之师，奉行上天讨伐。公多次率领精骑，迅速冲击敌军前锋，进入九重地道，越过百仞石城，越过艰难、踏历险阻，奇功尤其多。皇帝舍爵册封功勋，因而嘉奖他，承蒙授任大将军。以冯异谦逊退让的美德，加上卫青那样的荣誉称号，论定功劳、排列爵位，完全符合朝廷典章。适逢马邑城一带战事紧张，侵扰边境，龙庭的酋长为之声援。陈军的边兵还驻扎在参合，卢芳的壮骑有时逼近高柳。乘着折胶般严寒的气势，竭尽引弓射箭之力，元帅亲自出兵讨伐，远至句注。公奖励并率领义勇之士，亲自接受宏大的谋略，身先士卒，奋勇而不顾性命，挥舞雄剑长驱直入，大量歼灭凶恶敌人。王充拥兵作乱，窃据伊阙一带，在河华之间喂养战马，与赵、魏相连。相王在境外宣扬威势，手持斧钺驻于鼎门。公作为前锋，运用左矩之法，以奇兵深入，攻下孙瓒的坚城，截断王离的甬道，元凶得以消灭，他的功劳十分显著。等到在▯州擒取刘闼、在兖邑击破徐贡时，公常常跟随大旗，每次都辅翼辕门，摧毁坚固防线、攻陷敌阵，所向披靡。拔起敌旗，张扬军徽，随机应变；特殊的功勋和丰厚的业绩，使河山大为开拓。承蒙授任上柱国，封真定县开国侯。武德五年，因长期劳苦于戎阵、奇功得以成就，朝廷优厚地增加他的秩禄，以彰显他的勤劳[缺字]，承蒙授任秦王府左三翊卫府右车骑将军。武德七年，授任秦王左一副护军。同年，又补任左内马军副总管。武德九年六月，因他曾参与艰难事业、忠诚功效显著，承蒙授任左卫副率。同年七月，诏授右骁卫将军。同年九月，改封安化郡开国公。皇上承受图录、登临帝位，统治安抚天下，长久追念旧臣，恩宠荣誉更加厚重；作为亲信将领的职责十分紧要，众议都归于公。贞观元年七月，诏授左武候将军。他居处陪侍禁苑，出行导引金舆，戒备仪仗道上的青旗，引领金吾卫的赤黄色骑兵；军中旗帜与文物仪仗，使朝廷内外都显得光辉。他正应当与韩信、吴起并驾齐驱，与卫青、霍去病比功，陪同皇帝封禅，辅佐帝王车驾；然而含珠报瑞的祥兆，不能延续百年；树旁留名，也只能空传千年。弓袋收敛了明月般的光辉，宝剑消灭了连星般的气势；如此精粹的禀赋，为什么竟然如此短促啊！在贞观二年六月某日，公因病在雍州长安县安仁里的住宅中去世，享年三十五岁。皇帝为他的病逝深深悲痛，恩典如同诏令安葬，追赠某官，谥为某公，这是合乎礼制的。公年轻时便以宏大的器量著称，喜怒不形于色，尤其擅长武略，仁慈而有勇气。等到遇上风云际会，建立功勋、成就事业，他谦虚地礼待众人，始终没有改变。即使关羽有国士之风，祭遵怀有儒者的操守，也没有什么能超过他。到了这一年十月甲戌朔二十一日甲午，安葬在雍州长安县某原。遗孤年幼，不能承受如孺子般的悲痛；兄弟之间友爱和睦，更加能够共同承担急难。于是修建丰碑，刻写文字以求不朽，宣扬他的美名不受玷污，使遗留下来的芳德流传久远。于是作铭如下（下缺）（《文馆词林》四百五十三）。○龙泉寺碑 按：此碑《绍兴府志》题作虞世南撰写，不知其依据是什么。姑且保存这一条目录，文章见于《全唐文》，作者佚名。○去月帖 世南从上月二十七、二十八日起，走一两天路，左脚更加疼痛，于是不能参加朝会。到现在还没有痊愈，只能有时到本省去，仍然不能进入内廷。希望过些日子能够自己勉强行动。如果蒙您屈尊询问，希望能够奉答。虞世南谨启。○郑长官帖 郑长官来慰问，情意极为真挚；但那三个人总是不肯放荡不羁，这该怎么办呢？所以承蒙您后来有所责备。○潘六帖 潘六说，司中还没有得到近来的消息。莫邪和几个小奴仆等人，估计不日就会有情况来报。（并见《淳化阁帖》卷四。） ○承示帖 承蒙您给我看名公的书法，我全部观览了，足以顿时使我闭塞的思绪清醒过来，专此致谢。世南再拜。（《绛帖》） ○诏书帖

译世南恭敬地接受三日的诏书，诏书显示陛下在三日内临摹王羲之的书法。我恭敬地把它同先前的手诏相比，往往显出逸少奇妙的笔迹，实在使臣下安心[下缺]。（《汝帖》） ○晴▯需帖 晴▯需在行程中以“含沙射影”为要，究竟定在什么日子？世南近来脚病特别厉害，没能到府上叙别，至今因此凄凉遗憾。（《兰亭续帖》） ●卷十四 ☆李百药 《全唐文》卷一百四十二有他的传记。○洛州都督实轨碑铭并序 大概天地间有时需要补天立极，于是大圣人应运兴起；政治紊乱、朝廷昏暗时，名臣便在此时竭力建功。前代治国施政的踪迹已经宏大，筹划经营天下的时机也正在此时。雷声与风声相互应和，成就教化的是幽深的功业；韶乐与▯乐声调相杂，顺应时势的便是人杰。公名轨，字士则，扶风平陵人。禅让结束、若帝即位之初，大大开创宏伟事业；中兴又恢复禹的功绩，因此承受天命而得到姓氏。广国承继追让的风尚，声名高出外戚；安丰承继功烈之美，义理端正，居于中台。到了大唐，始于强盛的汉代，家门感受神灵赐福，母仪天下。因此在图籍典册上光明显著，冠冕缙绅之中居于首位。经文纬武的才略，照耀百代的重光；列钟鼎的盛大声名，把余庆流传千年。十二代祖先是雁门太守、大将军武的侄子。武因大功未成，被宦官诛杀；统为避难逃亡出塞，代替他成为南部大人，威势震动华夏。七代祖先羽，任魏太尉、辽东京公。适逢魏氏中衰，他总摄朝政，竭尽忠贞以安定社稷，挟持幼主以号令奸雄。曾祖略，任征北大将军、太保、雍州牧、柱国，封建昌孝公。他德高礼盛，成为帝王之师；清正的声名和朴素的规范，镇守并影响雅俗。祖父炽，任魏侍中、周大宗伯、隋太傅、雍州牧、上柱国，封邓恭公。他以忠诚淳厚的资质，运用神明般的智慧，道德尊崇超过三代，义理尽归于一心。父亲某，任周大宫伯、襄州与亳州总管、上柱国，封[缺字]国公。他出自将相之家，胸怀栋梁之才，官位因功勋而显贵，名声因实际德行而崇高。公凭借深厚福祉的资质，禀受英秀灵异的福命；感应白云而协成众多功业，接受璜玉而掌握兵法谋略。年幼时便树立风采神情，很早就显露名誉节操，志向崇高远大，在人伦之中独秀。以老成的管仲、乐毅为期望，以儿戏看待韩信、彭越；超越云罗在沮泽中的限制，追赶电驰的车驾于要道之上。隋仁寿年间，因任献皇后挽郎，授朝请郎，升任资阳郡东曹掾。收纳湘地、吞并汉地，事业开始时不过如涓涓细流；后来蔽日冲天，仍然能从极小之处积成大业。正当风云激荡之际，他心中愤懑，洞察天人之理；石立的祥兆由此显现，土崩的征兆也已得到验证。公家就是涂山一族，婚姻又与渭水一带相连。想到白狐带来的吉庆，按义理应当越过门户相亲；仰望黄鸟之旗，预先参加同德之会。等到群星聚集于秦地、闪电掩过商郊，军队驻扎蒲城，公便手持宝剑请求谒见。太上皇见到公非常高兴，谈及平生之事，公详尽献上忠诚，即使卢绾出入卧内、邓禹留宿禁中，也不能超过这种信任。命公任渭南道大使，负责招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便宜行事。他取来永丰的粮食，比汉军取食敖仓更加充足；攻下华阴诸县，如同周军占据修武。既有了预先储备的粮食，又完成了补充咽喉要地的事业。因功授金紫光禄大夫，封赞皇县公。他又招募英勇之士五万多人，跟随军队进入京师，辅佐成就大业。扬州的精锐铠甲，也不足以同他的仪容相拟；蓟市的强兵，又哪里能比得上呢。军队逼临九地，气势使百座城楼都为之衰竭。任命公为东面大将。当时四方夷族如云聚集，声威传播万里；彭越、濮阳一带的名将并肩而来，樊哙、灌婴般的将领接踵而至，但全都在公麾下，只能参与偏将之职。如此重大的任用，世上很少有第二人。平定平城时，公实际首先登城，升授光禄大夫，即上柱国，又授大丞相府谘议参军事。军中掌管谋议的祭酒，就是这样的人；霸府洞开，公首先承受最高的选任。不久稽胡侵犯铁勒，几乎遍及京畿附近，公于是受命专门出征，大破凶党。又命公乘胜长驱，讨伐薛举残余的奸猾势力。武德元年，拜太子詹事。总管事务的职位重要，任用与官署长官相称；才华与门第都很显赫，正合乎当时的期望。不久升任使持节总管陇右诸军事、秦州刺史，兼任秦州道行军元帅。秦陇形势险要，控制遥远地域，虽与京畿接壤，但当地人多属异类。西戎已经归顺的地方，仍有丛生的阻碍；北狄背弃义理的部众，时常点燃烽火报警。朝廷把总管和牧守的职责一并交付给他，文武事务兼理，只有公最适合承担。于是用威刑剪除盗寇暴虐，用平和的典章整顿风俗。宽厚与严厉相互调济，教化在一月之间便告成功。这一年，进封[缺字]国公，食邑连同原有共三千户。武德二年，因邛▯刚刚平定，命公持节巡察，以陇蜀道安抚大使身份出行。武德三年，拜益州道行台尚书左仆射。这一任命可以比拟文昌诸官，礼仪和法度足以作为左右丞相的表率，实在是特别超出常例。又率行台军队参与平定伊洛。然而神旗所指之处，百姓迫切盼望复苏，供给军队和牧养百姓的劳苦，还要依靠他的心力。公处在帷幄之中，也身在行阵之间；运筹帷幄、亲执兵器，功劳冠绝各部。武德四年，平定王充，擒获窦建德，仍随同旌节回京献捷。凯旋宴乐之时，五位将领同列，元帅居于首位，只有圣上能够如此；这样的荣宠，古今未曾听闻。武德七年，废除行台省，仍权摄检校益州大都督。武德九年，朝廷大规模评议自义旗举起以来对王室有大功的人，一并赐给实封食邑；公于是另获益州封户、书社六百家。贞观初年，拜使持节大都督益、绵、嘉、邛、陵、雅、简、眉八州及[缺字]南、会宁三郡诸军事、益州刺史。公自从持节镇守华阳，历经多年，怀柔荒远、安抚民众的勤劳，平定笮地、保全邛地的功效，已经使夜郎归附边境、昆弥率众服从；如果不是借助安抚蜀地的文告，哪里还需要劳烦渡过泸水出兵呢！俘获的敌众常常献于宗庙朝廷，宾客贡赋之多充满王府。公为国家殉劳、使国家受益，实在说不尽。自秦昭王平定蜀地以来，经过这么长久的岁月，有人分掌条令、刺举政事，有人统领州部共同施行教化；我私下拿他们同公的明德相比，他们都深感惭愧。王襄所作的《乐职》篇，不过是小技；王尊叱责车夫前进的举动，也不能说是大忠。文翁兴修学校，才不过是劝诱人才；李冰沉石镇江神，更是远远比不上公的义烈。其余微小功劳，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不久入朝任右卫大将军，加授左光禄大夫。文昌的上将，位列天庭；轩禁钩陈之中，仪仗如震动星象，只有公居于此位，威严足以抵敌一国。贞观二年，拜使持节行都督洛、郑、伊、怀四州诸军事、洛州刺史，左光禄大夫照旧。这里是阴阳交会之地，是山川形成的旧都，先王曾在此占卜建立都邑，当今皇帝又在这里分陕治理。居处此地，实在深得皇帝的简拔。公持道公平，义在正直，启发万物、阐明教化，救急难而把安逸让给别人。他训导五方杂处的百姓，教化三川机巧的风俗；源头清澈，水流迅急，风行之处草木随即倒伏。贞观四年，因病死于官舍，享年[缺字]。贞观五年，葬在某处，谥为某公，这是合乎礼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