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文衡后集卷五
再论五霸假仁之说
答蔡西山
此段谓孟子非予五霸之辞
道间思久假之说，欲下语云：「五霸假之而至于功施当时，名显后世，则是久假而不归矣。人亦安能知其本非真有哉？」孟子之言，盖疾矫僞之乱真，伤时人之易惑，而非予五霸之辞也。烦爲呈似元礼可大二兄，商量看如何？今日因思此义，偶得一法。大抵思索义理到纷乱窒塞处，须是一切扫去，放敎胷中空荡地，了却举起一看，自觉得有下落处。此说向见李先生曾说来，今日方真实验得如此，非虚说也。
论霸者刑政德礼之事
答叶贺孙
此段谓霸者只是借德礼之名
或问侯氏云政刑霸者之事，曰：“专用刑政，只是霸者事。”问威文亦须有德礼，如左传所云：“曰他只是借德礼之名，如大搜以示之礼，伐原以示之信，出定襄王以示之义，他那曾有躬行德礼之实，正是有所爲而爲之也。”圣人只见得自家合着恁地躬行，那待临时去做些？又如汉高祖爲义帝发丧，那曾出于诚心，只是因董公说，分明这些欺天下，看他本意也，只要项羽杀了他，却一意与项羽做头底。
春秋类
论卫蒯聩父子之义
答范伯崇
此段谓卫辄之心，但当以父子之亲爲大。
蒯聩父子之事，其进退可否，只看辄之心如何尔。若辄有拒父之心，则固无可论；若有避父之心，则卫之臣子以君臣之义，当拒蒯聩而辅之。若其必辞，则请命而更立君可矣。试或辄贤而国人不听其去，则爲辄者又当权轻重而处之，使君臣父子之间道并行而不相悖，亦必有道。茍不能然，则逃之而已矣。义至于此已极精微，但不可有毫髪私意于其间耳。来喻以谓蒯聩之来，诸大夫当身任其责，请命于天子而以逆命讨之，是矣【已尝有天子之命而蒯聩违之则不请命亦可】但又云辄不与谋其事，避位而听于天子，则恐不免有假手于大夫以拒父，而隂幸天子之与己之心焉，掩耳盗钟，爲罪愈大【许多私意都在，只是免得自家犯手，情理尤不好也】又云遽然兴师以脇其父，于人子之心安乎？自卫国言之，则兴师以拒父，得罪于先君，而不当立之世子，义也；自辄言之，则其己不与谋而听大夫之所爲，请命于天子而讨之，亦何心哉？来意本欲臣子之义两得，立意甚善，但推而言之便有此病，似是于辄之处心▯要处看得未甚洒落，所以如此【孟子所谓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者此也】故愚窃谓辄之心，但当见父子之亲爲大，而不可一日立乎其位。自始至终，自表至里，只是一个逃而去之，便无事，都不见其他方是直截。
论楚越吴相破之由
答叶贺孙
此段谓楚地最广，皆越之部落散在诸处。
越栖会稽，本在平江。楚破越，史记其种散落，故后号爲百越。此间处处有之。山上多有小小城郭故垒，皆是诸越旧都邑也。春秋末，楚地最广，盖自初间并吞诸蛮而有其地，如淮南之舒、宿、亳、六、蓼皆是。初间若不得齐威、管仲看他气势，定是并吞周室。以此观之，孔子称管仲之功，岂溢美哉？吴所以得破楚也，是楚平以后日就衰削，又恰限使得伍子胥如此。先又有申公巫臣往吴敎之射御战陈，两人所以不向齐晋那边去，也是见得齐晋都破壊了。兼那时如阖闾、夫差、勾践几人，皆是蛮夷中之豪杰。今浙间是瓯越地，平多旷；闽越、东越地狭多阻。南丰送李栁州，谓栁爲南越。史记南越居南海番禺，战国类。
论孟子答伐燕之言
文集读余隐之辩，温公疑孟子上。
此段谓孟子之言，惟决于燕民之悦与否而已。
圣贤之心，如明镜止水，来者照之，然亦照其面我者而已矣，固不能探其背而还照之也。沈同之问以私，而不及公，问燕而不及齐，惟以私而问燕，故燕之可伐，孟子之所宜知也；惟不以公而问齐，故齐之不可伐，孟子之所不宜对也。温公疑孟子坐视齐伐燕而不谏，隐之以爲孟子恐不免贻祸，故不谏。温公之疑固未当，而隐之又大失之。观孟子言：“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悦，
译再论五霸假仁之说
答蔡西山
这段文字是说孟子并非赞许五霸的言辞。
道间思考“久假不归”的说法，想要下笔写道：“五霸凭借假借仁义而达到功业施于当时、名声显扬于后世，这就是长期假借而不归还了。人们又怎么能知道他们本来并非真正拥有仁义呢？”孟子的话，大概是痛恨矫饰虚伪扰乱真实，哀伤当时的人容易迷惑，而不是赞许五霸的言辞。麻烦您呈给元礼、可大二位兄长，商量看看如何？今天因为思考这个义理，偶然得到一个方法。大体上，思索义理到了纷乱阻塞的地方，必须全部扫除，让胸中空旷虚灵，然后举起一看，自然觉得有落脚之处。这个说法以前听李先生说过，今天才真正验证了确实如此，不是空话。
论霸者刑政德礼之事
答叶贺孙
这段文字是说霸者只是借德礼的名义。
有人问侯氏说政刑是霸者的事，回答说：“专用刑政，只是霸者的事。”问威文说也必须有德礼，如《左传》所说：“他只是借德礼的名义，比如大阅兵以示礼，攻打原国以示信，护送周襄王复位以示义，他哪里曾亲身实行德礼的实质，正是有所为而为之啊。”圣人只看到自己应当如此亲身实行，哪里会等到临时去做些样子？又如汉高祖为义帝发丧，哪里出于诚心，只是因为董公的话，分明是欺骗天下，看他的本意，也只是因为项羽杀了义帝，却一心想与项羽争天下。
春秋类
论卫蒯聩父子之义
答范伯崇
这段文字是说卫辄的心，只应当以父子之亲为大。
蒯聩父子之事，其进退是否可行，只看辄的心如何罢了。如果辄有抗拒父亲的心，那么固然无可讨论；如果有避让父亲的心，那么卫国的臣子依据君臣之义，应当抗拒蒯聩而辅佐辄。如果辄坚决推辞，那么请求天子命令而另立君主是可以的。假如辄贤能而国人不同意他离去，那么作为辄又应当权衡轻重来处理，使君臣父子之道并行而不相违背，也一定有办法。如果不能这样，那么逃跑罢了。义理到这里已经极其精微，只是不可在其中有丝毫私意。来信说蒯聩到来，各位大夫应当亲身承担责任，向天子请求命令而以违抗命令的罪名讨伐他，这是对的【已经曾有天子命令而蒯聩违抗，那么不请求命令也可以】。但又说辄不参与谋划此事，避让君位而听从天子，恐怕不免有借大夫之手抗拒父亲，而暗中庆幸天子支持自己的心思，掩耳盗铃，罪过更大【许多私意都在，只是免得自己亲手犯事，情理尤其不好】。又说突然兴兵胁迫他的父亲，作为人子的心安吗？从卫国来说，兴兵抗拒父亲，得罪先君，而不应当立为世子，是义的；从辄来说，他自己不参与谋划而听从大夫所为，向天子请求命令而讨伐，又有什么心思呢？来信本意想让臣子之义两全，立意很好，但推演下去就有这个毛病，似乎对于辄的用心要害之处看得不够洒脱，所以如此【孟子所谓“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的就是这个】。所以我认为辄的心，只应当看到父子之亲为大，而不能一天立于君位。自始至终，由表及里，只是一个逃跑离去，便无事，都不见其他，才是直截了当。
论楚越吴相破之由
答叶贺孙
这段文字是说楚地最广，都是越的部落散在各地。
越国栖身会稽，本在平江。楚国攻破越国，《史记》记载其种族散落，所以后来号称百越。这里处处都有。山上多有小小城郭故垒，都是各越旧都邑。春秋末年，楚地最广，大概是从初开始并吞各蛮族而拥有其地，如淮南的舒、宿、亳、六、蓼都是。初时若没有齐威、管仲看住他的气势，一定是并吞周室。由此看来，孔子称赞管仲的功劳，难道过分赞美吗？吴国之所以能攻破楚国，是因为楚平王以后日渐衰微，又恰好使得伍子胥如此。先前又有申公巫臣往吴国教他们射御战阵，两人之所以不往齐晋那边去，也是看到齐晋都破坏了。加上那时如阖闾、夫差、勾践几个人，都是蛮夷中的豪杰。现在浙间是瓯越地，平坦多旷；闽越、东越地狭多险阻。南丰送李柳州，说柳州是南越。《史记》南越居南海番禺，战国类。
论孟子答伐燕之言
文集读余隐之辩，温公疑孟子。
这段文字是说孟子的话，只取决于燕民喜悦与否。
圣贤的心，如明镜止水，来者照之，但也只照其面向我者罢了，固然不能探其背而还照之。沈同以私心问，而不涉及公义，问燕而不问齐，只以私心问燕，所以燕可伐，是孟子所应当知道的；只不以公义问齐，所以齐不可伐，是孟子所不应当回答的。温公怀疑孟子坐视齐伐燕而不谏，余隐认为孟子恐怕不免贻祸，所以不谏。温公的怀疑固然不当，而余隐又大失之。看孟子说：“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
则勿取。”然燕之可取不可取，惟决于民之悦否而已。使齐能诛其君，吊其民，拯之于水火之中，则乌乎而不可取哉？
译那么就不要攻取。”然而燕国是否可以攻取，只取决于百姓是否喜悦罢了。假使齐国能够诛杀燕国的君主，慰问燕国的百姓，把他们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那么怎么会有不可攻取的呢？
秦类
论六国当强自治之防
文集古史余论
此段谓苏子论战国及秦皆善，但爲六国之计未当。
苏子论战国之势，以爲当是之时，虽有桓、文之君，假仁义，挟天子以令之，其势将有所不行，必得至诚之君子，自修而不争，如商、周之先王，庶几可以服之。其爲秦计则曰：「因秦之地，用秦之民，按兵自守，修德以来天下之民，彼将襁负其子而至，谁与共守？」此其言皆善矣。其视史迁《六国年表》之云，不啻美玉之视碔砆也。然其爲六国计，但以齐、魏之不受兵爲验，则是不知文侯之时，秦方以戎翟见摈于中国，固未能窥兵于山东；君王后之时，秦方用逺交近攻之术，日以三晋、荆、楚爲事故爲二国者得以少安而无患。若孝公、商鞅之后，始皇、李斯之时，如楚用子兰，齐用后胜，召之防则防，劫之朝则朝，今日割五城，明日献十邑，其事秦岂不甚谨而不争哉？而卒以危亡之不暇，苏子之防亦不足以支矣。然则宜奈何？曰：「其亦强于自治，厚于养民，博求圣贤之佐以自辅，使德之修于已者，秦一己百，秦十己千，固守四封，交邻以道，使其势出可以征，而入可以守，汲汲乎以一世生民涂炭防溺爲己任，而不专以求利于吾国，则亦庶乎其可也。」若姑以自修者借口，而实专主于不争以事秦，吾恐区区之杯水不足以救焦邑灭都之火，而所谓不争者，乃所以稔子兰、后胜之祸也。彼孟子之所以告齐、梁之君者，其本末次第之详爲何如？其终也，又未尝不以无敌于天下爲效，岂若苏子、荀、简备数之言而已哉？
经济文衡后集卷五
<子部,儒家类,经济文衡》>
钦定四库全书
经济文衡后集卷六
宋 滕珙 撰
汉高祖唐太宗类
论汉祖唐宗只是暗合于道
答陈同父
此段谓汉唐之君，全体却只在利欲上。
夫人只是这个人，道只是这个道，岂有三代、汉唐之别？但以儒者之学不传，而尧舜禹汤文武以来转相授受之心不明于天下，故汉唐之君虽或不能无暗合之时，而其全体却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尧舜三代自尧舜三代，汉祖唐宗自汉祖唐宗，终不能合而爲一也。今若必欲撤去限隔，无古无今，则莫若深考尧舜相传之心法，汤武反之之功夫，以爲准则，而求诸身，却就汉祖唐宗心术微处痛加绳削，取其偶合而察其所自来，黜其悖戾而防其所从起，庶几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有以得之于我，不当坐谈既往之迹，追饰已然之非，便指其偶同者以爲全体，而谓其真不异于古之圣贤也。且如约法三章固善矣，而卒不能除三族之令，一时功臣无不夷灭；除乱之志固善矣，而不免窃取宫人，私侍其父，其他乱伦逆理之事，往往皆身犯之。盖举其始终而言，其合于义理者常少，而其不合者常多；合于义理者常小，而不合者常大。但后之观者于此根本功夫自有欠阙，故不知其非而以爲无害于理，抑或以爲虽害于理而不害其获禽之多也。
再论古今汉唐之异
答陈同父
此段谓后世只是随其分数多少以有所立。
古之圣贤，从根本上便有惟精惟一功夫，所以能执其中，彻头彻尾，无不尽善。后来所谓英雄，则未尝有此功夫，但在利欲塲中，头出头没。其质美者，乃能有所暗合，而随其分数之多少，以有所立。然其或中或否，不能尽善，则一而已。来喻所谓三代做得尽，汉唐做得不尽者，正谓此也。然但论其尽与不尽，而不论其所以尽与不尽，却将圣人事业去就利欲塲中比并较量，见得彷佛相似，便爲圣人様子，不过如此，则所谓毫厘之差，千里之缪者，其在此矣。且如管仲之功，伊吕以下，谁能及之？但其心乃利欲之心，迹乃利欲之迹，是以圣人虽称其功，而孟子、董子皆秉法义以裁之，不少假借。盖圣人之目固大，心固平，然于本根亲切之地，天理人欲之分，则有毫厘必计，丝髪不差者。此在后之贤所以密传谨守，以待后来，惟恐其一旦舍吾道义之正，以狥彼利欲之私也。今不讲此，而遽欲大其目，
译秦类
论六国应当加强自我治理以防备强敌
文集古史余论
这段文字是说，苏洵评论战国时期及秦国的情况都很有道理，但他为六国谋划的策略却不恰当。
苏洵评论战国时期的形势，认为在那个时候，即使有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君主，假借仁义之名，挟持天子来号令诸侯，那种形势也将行不通，必须得到至诚的君子，自我修养而不与秦国争夺，像商朝、周朝的先王那样，或许才可以使天下归服。他为秦国谋划则说：“凭借秦国的土地，使用秦国的百姓，按兵不动自我防守，修养德行来招徕天下的百姓，他们将会背着孩子前来归附，谁还能与秦国共同防守呢？”这些话都很有道理。他看待司马迁《六国年表》中的言论，简直就像美玉看待碔砆（似玉的美石）一样。然而他为六国谋划，只以齐国、魏国不承受兵祸作为验证，这是不知道魏文侯的时候，秦国正被中原各国排斥视为戎狄，本来就不能窥视山东地区；君王后的时候，秦国正采用远交近攻的策略，每天把三晋、荆楚当作事务来应对，所以这两个国家得以稍微安定而没有祸患。如果到了秦孝公、商鞅之后，秦始皇、李斯的时候，像楚国任用子兰，齐国任用后胜，秦国要求防守就防守，胁迫朝见就朝见，今天割让五座城，明天献出十个邑，他们侍奉秦国难道不是很谨慎而不争夺吗？但最终连危亡都来不及，苏洵的策略也不足以支撑了。那么应该怎么办呢？回答说：“也应当加强自我治理，厚待养育百姓，广泛寻求圣贤作为辅佐来辅助自己，使自己在德行修养上，秦国做一分自己就做十分，秦国做十分自己就做百分，坚固地守卫疆界，以道义结交邻国，使得自己的势力出去可以征伐，进来可以防守，急切地把当代百姓遭受苦难视为自己的责任，而不专门追求有利于自己国家的利益，那么也就差不多可以了。”如果只是以自我修养为借口，而实际上专门主张不争夺来侍奉秦国，我恐怕区区一杯水不足以救灭都城的大火，而所谓的不争夺，正是酿成子兰、后胜那样祸患的原因。孟子告诉齐国、梁国君主的那些话，其本末次序的详细情况是怎样的？最后，孟子也没有不以无敌于天下作为效验，哪里像苏洵、荀简那样凑数的言论呢？
经济文衡后集卷五
<子部,儒家类,经济文衡>
钦定四库全书
经济文衡后集卷六
宋 滕珙 撰
汉高祖唐太宗类
论汉高祖唐太宗只是暗中符合道义
答陈同父
这段文字是说，汉唐的君主，整体却只在利欲上。
人只是这个人，道只是这个道，难道有夏商周三代与汉唐的区别吗？只是因为儒者的学问没有传承，而尧舜禹汤文武以来辗转传授的心法没有显明于天下，所以汉唐的君主虽然有时不能没有暗中符合道义的时候，但其整体却只在利欲上，这就是为什么尧舜三代自成尧舜三代，汉高祖唐太宗自成汉高祖唐太宗，最终不能合而为一的原因。现在如果一定要撤去界限，不分古今，那么不如深入考察尧舜相传的心法，汤武返本开新的功夫，作为准则，而在自身寻求，却要在汉高祖唐太宗心术细微的地方痛加绳削，取其偶然符合道义的地方并考察其来源，摒弃其悖逆道义的地方并防范其起源，或许天地常存的法则，古今通行的义理，能够在我身上得到体现，不应当空谈过去的迹象，追补修饰已经发生的错误，便指着那些偶然相同的地方作为整体，而说他们真的与古代的圣贤没有区别。而且像约法三章固然很好，但最终不能废除夷三族的法令，一时的功臣无不被诛灭；平定乱世的志向固然很好，但不免窃取宫人，私下侍奉其父，其他乱伦逆理的事情，往往都亲身犯下。大概举其始终来说，符合义理的地方常常很少，而不符合的地方常常很多；符合义理的地方常常很小，而不符合的地方常常很大。只是后来的观察者在这方面根本功夫自有欠缺，所以不知道他们的错误而认为无害于理，或者认为虽然有害于理但不妨碍他们获得很多战利品。
再论古今汉唐的不同
答陈同父
这段文字是说，后世只是随着其分数多少而有所建立。
古代的圣贤，从根本上就有惟精惟一的功夫，所以能够执守中道，从头到尾，没有不尽善尽美的。后来所谓的英雄，则没有这种功夫，只是在利欲的场合中，头出头没。其中资质美好的，能够有所暗中符合，而随着其符合程度的多少，有所建立。然而他们有时符合有时不符合，不能尽善尽美，则是一样的。来信所说的夏商周三代做得尽善尽美，汉唐做得不尽善尽美，正是指这个。但是只论其尽与不尽，而不论其所以尽与不尽的原因，却把圣人的事业放到利欲的场合中去比较较量，见得仿佛相似，便认为圣人的样子也不过如此，那么所谓毫厘之差，千里之谬，就在这里了。而且像管仲的功劳，伊尹、吕望以下，谁能比得上？但他的心是利欲之心，迹是利欲之迹，所以圣人虽然称赞他的功劳，而孟子、董仲舒都秉持法义来裁断他，一点也不假借。大概圣人的眼界固然宏大，心胸固然平和，但在根本亲切的地方，天理人欲的区分，则有毫厘必计，丝发不差的情况。这是后来的贤人所以秘密传授谨慎守护，以待后来者，只担心他们一旦舍弃我们道义的正统，去顺从那些利欲的私心。现在不讲这个，而急忙想要扩大眼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