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文衡后集卷二十五

译宋 滕珙 撰

井田类

井田类说

大全文

此篇专门论述古代设立制度的公正性。

《本志》说：古代建立步长和亩制，六尺为一尺步，一百步为一亩，一百亩为一夫，三夫为一屋，三屋为一井，一井方圆一里，这就是九夫。八家共同耕种，一夫一妇分配私田一百亩，公田十亩，总共八百八十亩，剩余二十亩用来建造房屋。出入时互相等候，守望时互相接应，生病时互相救助。百姓受田：上等田一夫一百亩，中等田一夫二百亩，下等田一夫三百亩，每年轮换耕种，更换地点（何休说：司空仔细区分田地的高下优劣，分为三个等级，上等田一年开垦一次，中等田两年开垦一次，下等田三年开垦一次，肥沃的土地不能独自享受，贫瘠的土地不能独自受苦，三年一次轮换土地和住所）。家中多余的男子称为余夫，也按人口受田，这样士、工、商家庭受田五口，才相当于农夫一人。有赋有税，赋是指按人口征收财物（这六个字是班固《汉书·食货志》颜师古的注），税是指公田的十分之一以及工商衡虞的收入。赋用于供给车马、兵甲、士兵的役使，充实府库和赏赐的费用；税用于供给郊庙百神的祭祀，天子的奉养、百官的俸禄，以及各项事务的费用（“充实府库”以下都是班志的原文）。百姓二十岁受田，六十岁归还田地。种植谷物必须混合五种，以防备灾害，田中不得种树，以免妨碍五谷。努力耕种多次除草，收获时像防备盗贼到来一样警惕。环绕房屋种植桑树，蔬菜有畦地，瓜瓠果蓏种植在田界旁，鸡豚狗豕不失去饲养的时节。女子从事养蚕织布，五十岁可以穿丝织品，七十岁可以吃肉。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原文此处似有脱漏，依常理及下文推断，应为“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乡有一万二千五百户，比长的职位是下士，从此往上每级提升一级，到乡长就是大夫了。于是闾有学校叫序，乡有学校叫庠，序用来阐明教化，庠用来举行礼仪并观察教化效果。春天命令百姓全部到野外劳作，他们的诗歌说：“带着我的妻子儿女，去南亩送饭，田官来了很高兴。”冬天则全部回到城邑，他们的诗歌说：“带着我的妻子儿女，说是要改岁，进入这室内居住。”春天外出时，百姓的闾胥天刚亮就坐在左塾，比长坐在右塾，全部出去后才回来，晚上也是如此。进入城邑的人必须携带柴火，轻重互相分担，头发花白的老人不提重物（何休说：晚出误时的不得出，傍晚不带柴火的不得入）。冬天百姓已经进入城邑，同巷的妇女夜间纺绩，女工一个月工作四十五天，工作必须互相跟随，这是为了节省烛火费用，统一工拙并符合习俗。男女有不得其所的，就互相歌咏来表达情感。这个月余子也在序室（未被征发服役的称为余子）。八岁进入小学，学习六甲、四方、五行、书写计算的事情，开始知道家庭长幼的礼节（“开始知道”以下是班志的原文）。十五岁进入大学，学习先王的礼乐，从而知道朝廷君臣的礼节。其中有优秀异才的，转移到乡学；乡学中优秀的，转移到国学。在小学学习的，诸侯每年向天子贡送小学中的优秀者；在太学学习的，其中有优秀的，称为造士，品行相同而才能相当，用射箭来区别（“在乡学”以下根据何休的说法增删修定）。然后授予爵位和任命。孟春之月，人群聚集将散，行人摇动木铎在路上巡行，采集诗歌献给太师，协调其音律，让天子听闻（何休说：男子六十岁、女子五十岁没有子女的，官府供给衣食，让他们在民间求取诗歌，乡转移到邑，邑转移到国，国上报给天子）。耕种三年就剩余一年的积蓄，所以三年有成，成就这个功业。所以王者三年考核政绩，耕种九年剩余三年的粮食，进步称为登，所以三次考核升降官职，两次登称为平，剩余六年的粮食，三次登称为泰平，二十七年剩余九年的粮食，然后至德流行融洽，礼乐成就。所以说如果有王者，必须经过一代人然后才能施行仁政，是由此道而来（“九年”以下都根据班志修定）。《尚书》说天有秩序有礼，天有惩罚有罪，所以圣人根据天的秩序制定五礼，根据天的惩罚制定五刑，建立司马的官职，设置六军的军队，根据井田制度制定军赋，地方一里为井，十井为通，十通为成，成方圆十里，十成为众（班志都作“终”字），十众为同，同方圆百里，十同为封，十封为畿，畿方圆千里，地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十六井有戎马一匹，牛三头，四个丘为甸，六十四井有戎马四匹，战车一乘，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兵七十二人，干戈齐备，这就是司马的法度。一同方圆百里，总共有万井，除去山川坑堑城池邑居园囿街路三千六百井，实际出赋六千四百井，戎马四百匹，战车百乘，这是卿大夫采地最大的，称为百乘之家。一封方圆三百一十六里，总共有十万井，实际出赋六万四千井，戎马四千匹，战车千乘，这是诸侯最大的，称为千乘之国。天子畿方圆千里，总共有百万井，实际出赋六十四万井，戎马四万匹，战车万乘，战车和步兵，干戈平时就具备。春天振旅以搜，夏天拔舍以苗，秋天治兵以狝，冬天大阅以狩。在农闲时讲习军事。五国为属，属有长官；十国为连，连有统帅；三十国为卒，卒有正官；二百一十国为

译州，州有州牧，州牧有连帅。每年考核车兵与步兵，每三年考核徒兵与马匹，每五年大规模考核车兵与徒兵。这是先王为国立武、充实兵力的总体方略。

译论井田车赋之制

黄义刚记录

这段讲的是井田制度的方法。

陈安卿问：张横渠主张恢复井田制的说法怎么样？先生回答说：这件事，我都不敢深入考证。现在仅仅是差役制度还有成千上万难以推行的地方，何况还要夺取百姓的田地，他们岂肯答应？比如宋高宗初年曾下令让官户也担任保正，当时蒋侍郎担任保正，于是让人写“保正蒋芾”。后来这道命令最终没有实行。况且如今有一个寄居在官府的人担任保正，县道怎么敢去追拿他的家人？又有人说用钱向富人买田来平均分配，不知从哪里弄来这么多钱。荀悦就说实行井田制必须是在大乱之后，像汉高祖、光武帝那样杀得人口稀少之后，田地没有归属，从而能够平均分配。这种说法也是合乎道理的。黄义刚问：苏东坡限制田产的说法怎么样？先生说：那只是胡乱说的。如今立法如同霹雳般严厉，过三五年就会放松了。现在设立限田法，直接延续二三十年，事情到那时，人不知会怎样？如今如果要实行井田制，那就干脆火速去做。如果不实行，就暂且依照现在的样子。那限田之说只是个戏论，不可实行。林勋撰写《本政书》，一生留意这件事，后来他守广中郡，也画出了几处井田。广中人烟稀少，可以这样。陈安卿问：都鄙地区四丘为一甸，甸由六十四井组成，出一辆战车，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不知乡遂地区的车赋制度如何？回答说：乡遂地区也有战车，但看不到它的制度。六乡一家出一人排门当兵，都鄙地区七家出一兵。在内地的役重而赋轻，在外地的役轻而赋重。六军只是六乡的民众，六遂不参与。六遂也有军队，但看不到它的数量。侯国三军只是三郊的民众，大国三郊，次国二郊，小国一郊蔡季通说一辆战车不止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这是轻车用马奔驰的，还有二十五人将重车跟在后面，用牛装载干粮、戈甲、衣装。见于《七书》如《鲁颂》中“公徒三万”，已经与他的说法不同。黄义刚问：侯国也仿照乡遂都鄙的制度吗？回答说：郑氏说侯国使用都鄙法，然而看鲁国人三郊三遂以及孟子请求“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那么应当也是乡遂制度。又问：畿内的采地只是仕于王朝而食禄，退职后就没有了吗？回答说：采地不世袭，所谓外诸侯是继承爵位，内诸侯是领取俸禄。但后来也各自占据其地，竞相侵削，天子只剩下乡遂而已。又问：《司马法》中车乘士徒的数量与《周礼》不同，怎么解释？回答说：古制不明，都不可考证。这只见郑氏在《七书》注中提及，而《司马法》又不是。这是林勋《本政书》说错了，以为是文王治理岐山的政令。陈安卿说：有人认为《周礼》是平时的常数，《司马法》是调发时的数量。回答说：不通的地方怎么硬要通？不必这样思量，枉费心力。又说：唐代口分田是二分，世业田是八分。有口就有口分田，寡妇都不超过十二家，则有世业田。古人想来也类似这样。有人问：士人受田如何？回答说：上士、中士、下士，是有爵命的士，已经有俸禄。如《管子》中一乡十五人，是未受爵命的士。如果百姓都成为士，就没有农民了。所以十五人也受田，但不多，所谓士田就是如此。

论田赋出乘之义

答廖子晦

这段讲的是四丘之地出一辆战车，乃是十六井七家出一人的役，现在无法确知。

十乘的说法，没有定论。证明《司马法》的说法虽然占地太广，然而用《周礼》来考证，又不止于此。比如说到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郑氏读甸为乘，说四丘之地出一辆战车，乃是十六井。所说的未间七家出一人的役，后来宇文周制定府卫法，乃是七家共出一兵，怀疑于古制也有所考证，然而现在无法确知了。这类事情恐怕应当仔细考证并兼存不同说法，以等待有知者决断，不必自己为之立说。

论乡遂出兵之数

语录

这段讲的是乡遂以十为数，是长连排；井田以九为数，是一个方底物事。

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乡为乡。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酂，四酂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这是制定田里之法。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军为军。这是乡遂出兵之法。所以说：凡起徒役，无过家一人。既然一家出一人，那么兵法应当很多。然而只是拥卫王室，如同现在的禁卫军相似，不令征行。都鄙的法则则是：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井为邑，四邑为邱，四丘为甸。然后出一辆长毂战车，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三人，用五百二十一家而共只出七十五人，那么可以说很少。然而有征行则发此酂鄙之兵，全部调发的不用，而用者不全部调发。这两种方法之所以不同，而贡助之法也不同。大率乡遂以十为数，是长连排列去；井田以九为数，是一个方底物，自然不同。而永嘉学派一定要合并它们，怎么合并得？

译市场防范不征税的制度

与前面相同

这段话是说，市民中从事商业的人多，就征收防税来抑制他们；少就不加防范。

译问：市场只收场地费而不征收货物税，这样的市场在什么地方？回答说：这是都城的市场。国君的都城，像井田那样划分为九个区域，前面是朝廷，后面是市场，左边是祖庙，右边是社稷坛，中间一个区域是国君的宫室。宫室前面的一个区域是外朝，凡是朝会、仓库之类都在那里。后面的一个区域是市场，市场四面有门，每天市门打开，商贾和各类货物就都进入市场。征收场地费，说的是收取市场土地的钱，就像现在民间的铺面租金。从事商业的人多，就征收场地费来抑制他们；人少就不征收场地费，只按照市场官员的法令来管理，以此来招引商人。市场官员的法令，就像《周礼》中司市平抑物价、处理争讼、讥察奇异服饰和言论之类。市场中只有平民才能进入，凡是公卿大夫有爵位的人以及士人都不得进入，进入就要受罚。比如国君经过市场就赦免刑犯，夫人经过市场就处罚她，世子经过市场就处罚他，命夫命妇经过市场就处罚他们。至于帷帐之类，左右各三个区域都是平民居住的地方，而外朝一个区域，左边是宗庙，右边是社稷坛，都在那里。这就是国君都城布局的大致情况。

又根据辅广的记录，有人问：“只按法令管理而不收场地费，先生说是按市场官员的法令管理而不征收场地费，这是什么意思？”回答说：“《周礼》中本来就有，比如司市这一类，平抑物价、公正治理、处理争讼、谨慎度量衡等事情，都是它的法令。”又问：“市场只收场地费而不征税，只按法令管理而不收场地费，是怎么回事？”回答说：“市场只收场地费而不征税，是说让住在市场场地的人各自缴纳一定的场地费，就像现在人租赁铺面一样，不再征收货物税。所贩卖的货物，只按法令管理而不收场地费，就只是用市场官员的法令来治理罢了，连场地费也不收取。”又问：“古代设立市场，是为了用拥有的交换没有的，由官吏来治理，这就是《周礼》中市场官员的法令吗？”回答说：“是的。比如汉代的狱市、军市之类，都是古代遗留的制度，大概自有一个地方作为市场，其中自然有许多事情。”

贡助彻类

论三代贡助彻的区别

答林一之【揆】

这段说古代税法难以考证，但应当取其大致通晓的要点。

二十五亩为贡，恐怕是刻本多印了“二十”两个字，这是眼前的事，不应该有这样大的错误。至于实际都是十分取一的说法，记得也是用庐舍折除公田二十亩，像先儒的旧说，但这却只说得百亩而彻罢了。七十亩而助的法令，则必须在公田七十亩中扣除庐舍，而实际计算也可以凑成十分取一。注中必定没有说过这一节，这里没有书，查不到，然而这也是大致依约，不见得古法究竟如何，暂且取其大致通晓的要点也可以。比如来信说商人以七亩为助，这话也疏漏。因为贡助是不同的法令，贡就直接计算五亩的收入，自行赋税给官府；助则必须计算公田之中，八家各助七亩，只得五十六亩，那十四亩必须依古法折除，一家各得一亩若干步作为庐舍，才成为八家各助耕公田七亩。如果说某说商人九分取一，周人十分取一恐怕也不是某的本意。商人九分取一，扣除庐井就是十分取一，如前所说，本来就很清楚。周人则乡遂沟洫用贡法，自行赋税不妨碍十分取一；只有都鄙井田用助法，才是九分取一。然而如前所说，去掉庐井，也不妨碍成为十分取一。周人未曾专用九分取一。张载的遗法不可见，李太伯《平土书集中有，也不在这里。然而这些姑且缓论，也没有害处。正唯有义理的大本和日常亲切的功夫，不可不急于追求。

阡陌类

论秦人阡陌的制度

文集开阡陌辨

这段历论商君破坏的过失

《汉书·地理志》说秦制井田开阡陌，解说者的意思，都以为开是开辟设置的开，说秦废除井田而开始设置阡陌。所以白居易说：“人稀土地空旷的地方适宜修筑阡陌，户口繁多乡里狭窄的地方则恢复井田。”大概也是把阡陌当作秦制，井田当作古法，这恐怕都没有得到事情的真相。查考阡陌，旧说认为是田间道路，大概是依据田地的边界，制定其宽窄，辨别其横纵，以通行人物往来，就是《周礼》所说的遂上的径，沟上的畛，洫上的涂，浍上的道。然而《风俗通》说南北叫阡，东西叫陌。”又说：“河南以东西为阡，南北为陌。”两种说法不同，现在用遂人田亩夫家的数目来考证，则应当以后说为正确。因为陌的意思是百，遂洫纵向而径涂也纵向，则遂间百亩，洫间百夫，而径涂就是陌了。阡的意思是千，沟浍横向而畛道也横向，则沟间千亩，浍间千夫，而畛道就是阡了。阡陌的名称，由此而得。至于万夫有川，而川上的路，环绕其外，以及匠人井田的制度，遂沟洫浍也都四周环绕，则阡陌的名称，怀疑也是因其横纵而命名的。然而遂宽二尺，沟四尺，洫八尺，浼二寻则一丈六尺了。径容牛马，畛容大车，涂容纳乘车，一轨道，二轨路，三轨就将近二丈了。这些水陆占地不能作为田地的很多，先王的意思，不是不惜而虚弃它，所以正经界

译停止侵夺争竞，适时蓄积或排泄（水），防备水旱灾害，作为长久之计，有不得不如此的原因，其用意深远啊。商鞅怀着急切苛刻的心态，推行苟且的政令，只看到田地受阡陌束缚，耕种者限于百亩，就认为人力未能充分发挥；只看到阡陌占地过广，不能成为田地的很多，就认为地利有所遗漏。又正值世道衰败、法制崩坏之时，那么土地归还与授予之际，必然难免有烦扰、欺骗、隐瞒的奸弊，而阡陌之地紧邻民田，又必然有人暗中据为己有，税款不进入官府，因此一旦奋起不顾一切，全部开辟阡陌，完全废除禁令限制，听任百姓兼并买卖，以充分发挥人力开垦荒地，废弃的土地全部变为农田，不让其有丝毫遗漏，以充分发挥地利，使百姓有田即为永久产业，不再归还授予，以杜绝烦扰、欺骗、隐瞒的奸弊，使土地都成为农田且农田都缴纳赋税，以核查暗中据为己有的侥幸，这种计策，正如同杨炎痛恨浮户之弊，于是废除租庸调改为两税法，大概一时的祸害虽然消除，但千古圣贤传授的精微之意，在这里完全丧失了。所以《秦纪》和商鞅传都说：“开辟田地，破除阡陌封疆，从而使赋税公平。”蔡泽也说：“决裂阡陌以安定百姓的产业而统一风俗。”仔细体味这些话，那么所谓“开”，是破坏铲除的意思，而不是创设建立的名词；所谓“阡陌”，是夏商周三代井田制的旧制，而不是秦国所设置的。所谓“赋税公平”，是因为没有欺骗隐瞒、窃据土地的奸弊；所谓“安定百姓的产业”，是因为没有归还授予、索取给予的烦扰。用这几点来印证，其道理可见，而蔡泽的话尤为明白。况且先王治理天下，平均给予百姓，所以田间道路有经有纬，不能没有法度。如果秦国已经废除了井田授予的制度，那么随地开垦为田，随田开辟道路，尖斜曲屈，无所不可，又何必一定要取东西南北的正向作为阡陌，然后才能通行往来呢？这又是从人情事理推断，更加显示其说法无疑。有人认为汉代还有阡陌的名称，因而怀疑它出自秦国所设置，殊不知秦国所开辟的，也是那些空旷偏僻而非通路的阡陌。如果那些正好处于交通要道且便于往来的，又怎么能全部废除呢？只是必定稍加侵削，不使其恢复如先王旧制罢了。又有人认为董仲舒说“富人连接阡陌”而请求限制百姓占有田地，怀疑田制的败坏是由于阡陌，这也不对。大概是指富人一家占有千夫百夫的土地罢了。至于所谓商贾没有农夫的辛苦，却有阡陌的收益，也是以千夫百夫的收成而言。大概当时，距离古代不远，这个名称尚存，而遗迹还有可考证的。只是当时的君臣不能推究寻访并修复它罢了，岂不可惜啊？

译经济文衡后集卷二十五

<子部,儒家类,经济文衡》

钦定四库全书

经济文衡续集卷一

宋 滕珙 撰

圣学类

论古今帝王务学之要

这一年夏五月，先生任满，又请求留任。六月，孝宗皇帝即位，下诏征求直言。先生应诏上书，论述讲学、修攘、任贤三件事，这篇奏疏排在首位。奏疏呈上后，当月便获得祠禄。第二年癸未年，被召赴行在。

这段首先论述尧舜禹致力于学问的根本，其次论述帝王格物致知的要点，最后说《大学》是孔子的遗书，应当延访真正的儒者以备顾问。

臣听说尧舜禹相互传授时，他们的话说：人心危险，道心微妙，只有精纯专一，才能真诚地执守其中。尧舜禹都是大圣之人，生来就知道道理，按理说无需从事学习了，然而还说“精”，还说“一”，还说“执”，这说明即使是生而知之，也需要借助学习来成就。陛下圣德纯粹茂盛，与古代圣人相合，生而知之，这是臣所不能窥测的。然而私下听说，陛下培育德行的初期，亲自翻阅简编，衡量石量的程度，不过是讽诵文辞，吟咏性情罢了。近年以来，圣心独自领悟，想要探求大道的要领，又颇留意于老子、佛家的书籍，疏远传闻，不知是否可信。然而私下认为，如果果真如此，那就不是用来秉承上天赐予的神圣资质，而使之达到尧舜那样的盛世的方法。因为记诵华丽的辞藻，不能用来探究深泉般的治道；虚无寂灭，不能用来贯通本末而确立大中。所以古代圣帝明王的学问，必定先要格物致知，以穷尽事物的变化，使事物中那些合乎义理的部分，细微之处都完全照亮，了然于心目之间，不容许丝毫隐藏，那么自然心意真诚、心念端正，而用来应对天下事务时，就像数一二、辨黑白一样清楚了。如果是不学习，或者学习了却不以这个为主，那么内外本末就会颠倒错乱，即使有聪明睿智的资质，孝友恭俭的德行，但智慧不足以明辨善道，见识不足以穷尽事理，最终对天下的治乱也没有补益。那么人君学习与不学习，所学的正与不正，在于方寸之间，而天下国家的治与不治，表现在那里如此重大，所关系难道轻微吗！《易经》所说的“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说的就是这类情况。大概致知格物，就是尧舜所说的精一；正心诚意，就是尧舜所说的执中。自古圣人通过口授心传而体现在行事中的，只有这个罢了。至于孔子集其大成，然而进而没有得到职位以施行于天下，所以退而将其记录在六经中，以向后进的治理天下国家的人展示，其中论述本末终始先后次序，尤其详细明白的，就是现在见于戴氏所记的所谓《大学》篇。所以承议郎程颢和他的弟弟崇政殿说书程颐，是近世的大儒，确实得到了孔孟以来不传的学问，都认为这篇是孔子的遗书，是学者应当首先致力研究的，确实是极正确的言论。臣愚昧，恳请陛下抛弃旧习，不用浮华的文章，排斥似是而非的邪说，稍微将圣意留在此处，延访真正明白其防微杜渐之道的儒者，安置在左右，以备顾问研究，充实扩大在至精至一的境地，从而知道天下国家之所以治理的原因，不出于此，然后知道体用同一本源，显微没有间隔，而独自获得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所传的学问。于是用六经的文字来考察，用历代的史迹来借鉴，在心志中加以防范，以应对当世无穷的变化。以陛下的明圣，而用来疏通其源头、辅助其志向的，如此完备，那么所达到的境界，哪里是臣愚昧所能估量的呢【壬午应诏封事·孝宗新政】

谓人主当讲学以正心

在此之前戊申年除夕，先生主管太乙宫，兼崇政殿说书。当时寿皇已有倦勤之意，想以此作为燕翼之谋。先生曾经起草奏疏共十件事，这是其中一件。恰逢执政者有意见不合的，先生于是极力辞去新任命。改任秘阁修撰，仍然奉外祠。奏疏最终没有呈上。

这段专门论述人君应当以讲学正心为本，而学问又有邪正的区别。

臣听说天下的事情，其根本在于一人；而一人的身体，其主宰在于一心。所以人君的心一旦端正，那么天下的事情没有不端正的；人君的心一旦邪僻，那么天下的事情没有不邪僻的。就像表端正影子就直，源头浑浊水流就污浊，其道理有必然性。所以古代哲王想要向天下彰显其德行的，无不以正心为根本。然而本心的善，其体至为微妙，而利欲的攻击不胜其多。曾经试验一日之间，声色臭味，游衍驰驱，土木的华丽，货财的增殖，杂乱地出现在面前，日新月异。其间心体清澈，善端显露的时候，几乎没有而仅有。如果不是讲学的功夫，有以开明其心而不迷惑于是非邪正所在，又必定相信道理在我，不可以片刻离开，那么又怎么能得到此心的端正，战胜利欲的私欲，而应对事物无穷的变化呢？然而所谓学问，又有邪正的区别。品味圣贤的言语，以求义理的恰当；考察古今的变化，以验证得失的契机；而必定反求自身以践行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