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文衡续集卷七

译遗留下的百姓和后代不再有所归附之心了，这难道不值得畏惧吗？这难道不值得畏惧吗！臣愚昧，冒死进言，私下认为圣上虽然还没有过失，但帝王之学不可不熟读讲习。朝政虽然还没有缺失遗漏，但修明内政、抵御外患的计策不可不早做决定。利害休戚虽然不可能全部防备列举，但根本之地不可不加以重视。大概学问不讲习，过失就会萌生；计策不决定，缺失就会变大；根本不端正，那么末流的弊端就不可胜数了【以上三事各自具备本类壬午年应诏封事孝宗新政】

译说今天应当在这三件事上果断地努力实行。

根据先生的书信，其中论述讲学的道理，多在于警戒君心，确定修攘的计策，大多排斥和议；至于说到任用贤才的要旨，又指斥亲近的宠臣，颇违逆当时的舆论，于是再次获得祠禄官职。

这段专门论述初政端正根本、匡正开端的意思。

大概天下的事情，到了今天，没有一样不弊端的，而且多得无法一一陈述。因为进言的人很多，或许已经能够大致说尽了。然而寻求那所谓紧要的道理、优先的事务而不能延缓的，就是这三件事。讲学，是用来阐明事理而在前引导；定计，是用来涵养士气而在后督促；任贤，是用来修明政治而在其中经纬统筹。天下的事情，没有超出这三者的。恳请陛下趁着这初政，端正根本、匡正开端，在自我赋予明智命运的时候，顺应时势、遵循道理，把握乘势有所作为的契机。对这三点言论，深入考察采纳，果断努力实行，以造福天下，那么那些所谓无法一一陈述的事情，凡是见于议论者之言而符合义理公论、切合利害计算的，自然会依次涉及，各得其所。如果不这样，虽然有求治的心，却得不到治理的方法；虽然有治理的方法，却得不到施行的次序。一天到晚恭敬节俭、劳苦忧勤过度，有所不能承受而不见成效，那么最终也会因循怠惰而一无所成。这难道是天下之人伸长脖子踮起脚跟盼望陛下的初心吗？到了那时，即使想后悔，臣恐怕会更加劳烦圣虑，而成效不可期待了。况且旱灾蝗灾，环绕数千里。陛下起初清明，行为没有过失，而天戒赫然如此严重，必定有它的道理。臣愚昧地认为，这是天心仁爱陛下深厚，不等到政事有过失、行为有失误就先给予警戒之意，以启发圣心，使圣德大美始终纯全，无可非议。像商朝中宗、周朝宣王因灾异而修德以致中兴，因此应当在这三件事上屡次反省并急切谋划，以顺应民心，以符合天意。以陛下的圣明，必定有处理此事的办法。愚臣所忧虑的，只是担心议论的人不深思其中的缘故，认为其间不免有所更改，或许不符合太上皇帝的心意，是陛下不应该做的，以违背亲志。臣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恭敬地想到太上皇帝至公无私，德行与天地相合，临朝执政三十多年，艰难中百废待举，他用人做事，都因时循理，以应对事变，不曾拘泥于一定的说法，先后始末的不同，像春夏秋冬的变化相反，以成就岁功，存神过化，而没有丝毫私意凝滞于其间。他之所以能够超然远引，视万乘之尊如敝屣而不以为难，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推究他传位给陛下的本意，难道不是认为陛下必定能发扬帝学，以继承尧禹的足迹吗？难道不是认为陛下必定能复仇开土，以增光祖宗吗？难道不是认为陛下必定能任贤修政，以惠泽安抚百姓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臣所陈述的，正是为了大大奉行太上皇帝遗谋燕翼的圣心，而助成陛下尊亲承志的圣孝。议论的人却想要固守一时偶然的事迹，一一遵循，以此作为太上皇帝的本心？这就是用事物有形的粗浅，来谈论天地变化的神妙，难道不错误吗？况且古代禅让的美德，没有比尧舜更盛大的，而舜接受尧的禅让二十八年之间，他在礼乐刑政上的更改很多。其中大的方面，举用十六相，都是尧没有举用的；罢黜四凶，都是尧没有罢黜的。然而舜不以此为嫌，尧不以此为罪，天下人不以此为非。记载在《虞书》中，孔子收录它，作为大典，垂范万世。何况臣所陈述的，不是想要完全取用太上皇帝的约束而纷纷更改，不是抬高他所看轻的、看轻他所看重的，而全部更换。因革损益，只看义理如何罢了，又有什么不可以呢？而陛下有什么可忌讳的呢？希望早日谋划，以造福天下，不要怀疑臣的计策。至于战守的机宜，形势的制约，臣没有学过，不敢妄加陈述。然而私下听说上游的督帅，声望一向轻浅，升降失当，效果已在尝试中显现；下游的戍兵，直接丢弃淮甸长江的险要，与敌人共享。这是古今共同担忧的，愚者智者共同困惑的。臣虽然鄙陋昏暗，也私下怀疑。况且现在秋气已高，敌情难以预测，传闻纷纷，都说或许会有去年那样的举动。虽然虚实不可知，但这两者确实关系到强弱安危的形势，呼吸俯仰之间，不足以比喻其紧急。希望陛下一并留意圣意，臣不胜大愿。

说应当谨慎初政以重视自我革新。

先生刚被任命为主管太乙宫，兼任崇政殿说书。恰逢光宗即位，催促入朝召对。先生曾起草奏章，大概有十件事，想以此作为新政的辅助。当时执政者有不合意的，于是极力辞谢新命。改任秘阁修撰，仍然奉命担任外祠官，于是没有能够上奏。

这段专门论述十件事不可缺一的道理。

臣私下认为皇帝陛下有聪明睿智的资质，有孝友温恭的德行，有宽仁博爱的气度，有神武不杀的威严。在春宫修养德行，将近二十年，一旦受命，慈皇亲自传位大宝，龙飞虎变，登基当天。凡在天地之间，稍有血气的生物，没有不伸长脖子踮起脚跟，观望德行、倾听风声的。而臣恰逢此时，首先蒙受催促召见，并且辱承赐对，得以接近日月之光，感幸之深，其

译怎敢不陈述一番，以效愚忠的一二呢？大概臣听说古代的圣贤，穷究事理，尽人性之极，具备大道，完善德行，他们所做的，虽然无不合乎义理，然而却从未有过丝毫自满之心。因此他们平时用来操持存养、反省审视，从而达成克制愤怒、遏制欲望、向善改过的功夫，本来就没有一念间断。等到他们自身所处的境遇发生重大变革时，就必定因此而在内心产生极大的警觉震动，以此来谨慎开端、重视自我更新。伊尹告诫太甲说：“如今君王继承他的德行，没有不在开始的时候。”又说：“如今继位的君王刚开始承受天命，只有更新他的德行。”召公告诫成王说：“就像生孩子，没有不在刚出生时，自己给予明智的命运。现在上天赋予明智，赋予吉祥，防止命运历经多年，知道我现在刚开始执政，所以君王应当迅速恭敬地修德。”大概深深以此期望他们的君主，其心意也已经非常恳切了。现在陛下从储君登上至尊之位，从监国抚政转为独自决断政事，这种身位的变革，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呢？那么凡是用来警觉震动内心、谨慎开端自我更新的措施，估计已经无不竭尽全力了。而臣的愚见仍然私下有所担忧，确实是害怕万一有一项用来警觉自我更新的条目，或许没有全部列举出来，那么祸患的萌芽将在细微之间产生，出于防范预料之外，因此就忘了自己疏远卑贱的身份，妄以平日私下忧虑过度计议所及之处，为陛下深深筹划。那么如讲习学问以端正内心，如修养自身以整顿家庭，如疏远宠幸之人以亲近忠诚正直之士，如抑制私恩以伸张公道，如阐明义理以杜绝邪祟奸佞，如选择老师以辅佐皇储，如精选官员以明确体制纲常，如振兴纲纪以激励风俗，如节约财用以巩固国家根本，如修明政事以抵御外敌。这十件事，都是陛下应当警觉自我更新，而不可有一项缺失的。

译时政类

所谓应当严辨天理与人心。

在此之前，先生被任命为江西提刑，到今年正月元旦，催促他奏报事务。六月，先生入朝在延和殿应对，皇上奖赏慰喻非常优厚。当天，先生被任命为兵部郎官，但在这之前几天，他与本部侍郎林栗言论不合，于是先生请求担任祠禄官，被任命为直宝文阁，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

这篇文章专门以天理、人欲来辨析君主德行与治国之道的得失，归结于“敬”这一个字，学问功力精深透彻，不是浅薄末流所能达到的。

臣私下认为，陛下拥有大有作为的资质，奋发大有作为的志向，即位之初，慷慨激昂，恭俭勤劳，致力于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将清扫陵庙、恢复疆土作为自己的责任。像这样已经二十七年了，然而因循苟且，岁月流逝，日积月累地丧失，毫无尺寸之效，可以上报酬圣上的志向，下安慰人民的期望。不知道陛下是否也曾半夜思考，寻求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呢？如果认为所任用的人不是合适的人选，那么陛下的神明圣智，难道可以说所任用的全是错误的人吗？如果认为所遵循的不是正确的道路，那么陛下的仁德圣明，难道可以说所遵循的全是错误的道路吗？如果认为规模没有确定，那么陛下的规模曾经确定过；如果认为志气没有树立，那么陛下的志气曾经树立过。然而还是这样，为什么呢？臣确实愚昧卑贱，私下为陛下感到困惑，所以曾经反复思考。莫非在闲暇安逸之中，虚明应事之地，所谓的天理有所不纯，所谓的人欲有所未尽，因而如此吗？天理有所不纯，因此行善常常不能充分发挥其分量；人欲有所未尽，因此除恶常常不能铲除其根源。行善而不能充分发挥其分量，除恶而不能铲除其根源，因此虽然只是一念之间，公私、邪正、是非、得失的关键，未曾不分裂对立，在心中交战。所以陛下对待臣下的礼遇，并非不优厚，而谄媚逢迎的私党，却得以深得腹心之寄；陛下日夜思慕豪杰英才，并非不迫切，而柔邪庸劣之辈，却得以长久窃据朝廷大权；并非不喜欢听天下公正的议论，而有时却不能容纳；并非不想杜绝天下的邪说恶行，而也难免误听；并非不想报复陵庙的仇耻，而有时不免于畏怯苟安的计谋；并非不想爱惜百姓的财力，而也难免叹息愁怨之声。凡是这类事情，不胜枚举。因此所用的人虽然不至于全是错误的人，但也不能完全得到合适的人；所遵循的道路虽然不至于全是错误的道路，但也不能完全符合正确的道路；规模曾经稍微确定，但最终归于不确定；志气曾经稍微树立，但最终归于不树立。虚度岁月以至于今天，不仅不足以导致大治，反而足以招致祸乱；不仅不足以谋划他人，实在不足以自守；不仅天下人为陛下惋惜，臣知道陛下的心，也不能不以此为恨。近来天启圣心，日日更新盛德，奋发英明决断，整顿纲纪法度，大概有意使天理纯粹，人欲断绝。然而臣私下从事情来看，则还担心未免有交战的祸患。查究传写泄露文字的罪责，那么谄媚逢迎之流知道畏惧了。然而离去的人不久又回来，留下的人更加进用而势力更盛，就知道陛下亲近宠幸这类人的心意没有衰减。罢免多年窃据权位、操纵权柄的奸臣，那么柔邪庸劣之党知道畏惧了。然而希望依次补缺的人沿袭其迹侥幸求取而不加呵斥，负有言责的人怀有私心缄默不言而不加过问，就知道陛下委任这类人的心意还在。增设谏官，斥退疏远奸邪佞幸，那么兼听的美德确实有不同于往日之处。然而可以进谏的端绪无穷，那么他们或许接连进谏而更加急切，不知道陛下果真能采纳并使用吗？辨明诬枉，慰抚孤直之士，那么烛照幽微的明察确实有不同于往日之处。然而造作谣言的人没有责罚，那么他们或许更加巧妙，不知道陛下果真能疏远并断绝他们吗？谢绝傲慢的使者，嘉奖壮丽的宏图，似乎可以激励苟安之志。而置将的权力旁落宦官，军政败坏，士卒愁怨，恐怕还没有应对天下变局的准备。开仓赈济，免除租税，严禁科扰，似乎可以宽缓疲困百姓的劳力。而监司不择人，守令贪残，政令烦苛赋税沉重，百姓失职，恐怕还没有巩固国家根本的办法。从这几件事来看，那么所谓的天理虽然似乎稍微占上风，而所谓的人欲终究没有完全清除。以陛下神圣仁明，临政之久，图治之切，应当安然高拱享受功成治定的长久安宁。然而岁月流逝，四顾茫然，阴阳正在争斗，胜负未决，不知道再过何日何时才可以粗略见到圣治的成功呢？听说近来士大夫进献言论的很多。然而不探究根本而只指出末节，不先做困难的事而暂且做容易的事，细举天下的琐事而不以陛下自身为本，忙碌奔波于事务利害的末流。臣担心这不足以端正治国的根本，澄清应事之源，以辅佐陛下正大宏远的宏图，而使天下之事都符合圣志所愿。从前舜、禹、孔子、颜回之间，曾经对此感到忧虑并加以讲论。舜告诫禹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执守其中。”并且紧接着说：“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用，谨慎你的职位，恭敬修治你所愿行的。四海

译“困穷，天禄永终。”孔子告诫颜渊，既说“克制私欲、回复礼制就是仁”，又说“一旦能够克制私欲、回复礼制，天下的人都会称许你是仁人”。做仁人取决于自己，难道还取决于别人吗？又进一步强调说：“不符合礼的不看，不符合礼的不听，不符合礼的不说，不符合礼的不做。”既然已经告诉他要考察夏、商、周、汉四代礼乐的增减损益，又进一步强调说：“摒弃郑国的靡靡之音，远离奸佞之人。郑声淫乱，奸佞之人危险。”唉！这就是千圣相传心法的要领，它之所以能穷尽天理的全体，而洞察人欲的细微，是因为它兼顾了根本与枝节、重大与细微的所有方面。自两汉以来，并非没有愿意治理好国家的君主，只是没有人能立志于此，因此虽然有时顺应时势去追求功名，但最终不能参与帝王治世的盛大局面。有的人以做平庸的君主为耻，想在这条道上用力，却又难免被老子、佛教的学说所蒙蔽，静修时只以虚无寂灭为乐，却不知道有实在天理的根源；行动时只以随缘无碍为通达，却不知道有善恶的关键。因此在日常行事中，内心与外在背离，不能相互为用，反而妨害了政事。大概所谓千圣相传心法的要领，在这个时候就不再被讲求了。臣愚笨不才，私下希望陛下就当今的治理，效法追溯而上，去探求其所以然的缘故，而对舜、禹、孔子、颜渊所传授的心法，稍加留意。从今往后，念头刚一萌生，就必须谨慎地省察：这是天理呢？还是人欲呢？如果是天理，就恭敬地推广它，不让它稍有阻塞；如果是人欲，就恭敬地克制它，不让它稍有凝滞。推而广之，在言语动作之间，用人处事之际，没有不以此作为裁断标准的。知道它是正确的就实行，实行时只怕不够努力，而不应当担忧努力过度；知道它是错误的就摒弃，摒弃时只怕不够果断，而不应当担忧果断太过；知道他是贤能的就任用，任用时只怕不够专一，聚集时只怕不够众多，而不应当担忧他们结党；知道他不肖就罢黜，罢黜时只怕不够迅速，清除时只怕不够彻底，而不应当担忧自己有偏见。这样，圣明的心就豁然开朗，内外交融，没有一丝一毫的私欲夹杂其间，而天下的大事，只要陛下想要去做，就没有不称心如意的。

译鉴于这份奏疏已经呈上，皇上全都嘉许采纳。其中所说的“设置将领的权力旁落于宦官手中”，是指陈甘升误国的缘故；至于“任用贤良、去除奸邪”的学说，论述得非常详尽。这都是因为人欲没有去除，才导致这样的局面。先生出行时，有人在路上要求他端正心意、真诚意念，但皇上对此感到厌烦，告诫他不要再说。先生说：“我平生所得，只有‘正心诚意’这四个字，怎么可以含糊其辞来欺骗我的君主呢？”

又说，当今的事势，应当先做那些困难的事。

先前，先生在延和殿奏事，因脚疾逼迫，于是请求另外具写密封奏章呈报。不久请求主管祠禄回乡，这年秋天九月又被召回，冬天十一月催促入朝应对。到这时再次推辞，于是连同密封奏章投入匦中进呈。奏疏进入皇宫时已是夜里漏刻七刻，皇上已经就寝，急忙起身读完全文。第二天，任命先生主管太乙宫，兼任崇政殿说书。

这篇文章开头指出天下的根本在于君主的心，其次指出当今的急务，就是辅佐太子、选任大臣、振作纲纪、改变风俗、爱护休养民力、修明军政，这六项就是。最后一段涉及的大意，专门请求正心克己，以谋求真实的功效。

然而我又私下听说，当今士大夫的议论，与臣不同的不止一种。等到探究其实质，都是所谓似是而非的。那些乐于因循守成、无所事事的人说：“陛下的年纪渐渐增高，而天下也幸好无事。年纪渐渐增高，那么血气不能不衰退；天下无事，就不应该再被庸人扰乱。”那些想要奋发有为的人又说：“祖宗积累的不满不可以不抒发，中原的故土不可以不恢复，以此作为要务，那么圣心不待劝勉就会自强。舍弃这些不图谋，那么即使想要奋发有为，也没有所向往的目标。以此作为标准，最终也归于萎靡不振罢了。”这两种说法，似乎都有道理，而臣却都认为不对。因为乐于因循的人，知道圣人的血气有时而衰，却不知道圣人的志气无时而衰。知道天下有事不可以苟且偷安，却不知道天下无事尤其不可以稍微懈怠。况且今天的天下，又不能说没有事呢？就拿卫武公来说，他年纪九十五岁了，还在国内警戒，以求规劝，并作《抑》诗来自我警戒，让人早晚诵读，不离身边。他的年纪难道不是很高吗？而他戒慎恐惧的心，难道因此就稍微衰退了吗？况且陛下比起武公的年纪，三分还不到其二，而责任之重、地位之高，又有百倍千万倍于武公的地方。臣虽然不才，又怎么敢先把陛下置于武公之下，而直接说陛下不能呢？况且天下的事，不是艰难多事值得忧虑，而是安逸享乐如饮毒酒值得畏惧。即使功成治定，没有一件事可做，还应当朝夕兢惕，居安思危，不可以稍微懈怠。况且今天天下虽然好像没有眼前的急务，然而百姓贫困、财力匮乏，士兵懒惰、将领骄横，外有强暴的夷虏，内有愁怨的军民，其他难以言说的祸患，隐藏在耳目所不及、思虑所不接的地方，近在堂奥之间，远在数千里之外，哪里能数得尽？追溯过去，既没有可见的功效，回顾将来，又没有可守的规矩，怎么能就说无事，而就用安逸享乐来对待呢？那些想要奋发有为的人，又只知道恢复不可延缓、颓堕不可长久，然而不知道不世的大功容易建立，而极细微的本心难以保持。中原的戎虏容易驱逐，而一己的私意难以去除。如果真的能先做那些困难的事，那么那些容易的事将不用多说就自然办成。不先做困难的事，而只想侥幸于容易的事，那么即使早晚谈论不绝于口，这也只是空谈，以取悦一时之意罢了。又况且这件事的失误，已在隆兴初年，不该突然罢兵讲和，于是使安逸享乐如饮毒酒的祸害日益滋长，而坐薪尝胆的志向日益疏远。因此数年以来，纲纪松弛，祸患萌生，区区东南的事，还有不能胜任忧虑的，何况恢复大业可以图谋呢？所以臣不敢随例迎合，苟且说大话来欺骗陛下，而所希望的，只是希望陛下先以东南未治为忧，而正心克己以端正朝廷，修明政事，或许真实的功效可以逐渐达到，不至于另外产生祸害以妨碍远大的图谋。大概所谓善于变易的人不谈变易，而真正有志于恢复的人，果然不在于抚剑抵掌之间。【戊申封事，孝宗朝】据李国录撰写的先生年谱说：先生在孝宗朝陛对三次【癸未年召赴行在，冬天入对垂拱殿；辛丑年改任浙东提举，冬天十一月奏事延和殿；丁未年任江西提刑，戊申年六月奏事延和殿】，上封事三次【壬午、庚子、戊申】。起初固然以讲学穷理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后来则直指天理人欲的区别，精一克复的意义。起初固然以当世急务一二项为言，后来则直指心术言禁，时政风俗，披肝沥肺，极其忠诚刚直。孝宗也开怀容纳，广泛编纂校勘，秘省郎曹的任命，大概是将他引荐到身边。守南康，持浙东江西的节度，又知道不能强行挽留而授予他。到这时又有经帷的任命，先生的尽忠，孝宗的受言，也不能说不遇。然而先生进言都痛陈大臣近习，孝宗的眷顾愈厚，而嫉妒的人愈深，因此一天不能在朝廷上安身，而孝宗内禅了。

经济

译文衡续集卷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济文衡续集卷八

宋 滕珙 撰

储德类

认为应当选拔东宫官员以善于辅导

具体条目详见时政类第二段

这一段专门论述太子是国家的根本，应当教导他正心修身、平治天下的道理，以尽到辅佐教导的要旨。

至于关于辅佐太子的说法，臣日前所说的“数世之仁”，大概已经略微揭开了端绪，不敢详尽陈述。太子是国家的根本，其辅佐教导不可不谨慎，这在《保傅传》中论述得很详细。陛下圣学高明，贯通古今，应当不必臣言就能明白。然而臣曾经私下奇怪陛下对于东宫的调防，为何如此疏略？从前所论述的情况来看，难道是因为陛下自我治理尚且未免疏略，因此也就认为这是理所当然而不加考虑吗？自从王十朋、陈傅良之后，东宫属官的选拔表面上看似得人，而能称职的却很少了。而且时常让奸邪轻薄、庸碌妄为之辈，得以参杂其间。所谓的讲读官，也只是应付文书、凑足人数，未曾听说他们有规劝匡正的效果。至于朝夕陪侍、随从游宴的人，又不过是几名使臣和宦官罢了。皇太子天资聪慧，自幼成就，阅历事理久已熟稔，虽然看似不需要辅导，但人心难以保证，习气容易沾染。习惯于正道就走向正道，习惯于邪道就走向邪道。这是古代圣王教导世子时，必定选择端方正直、道术博闻的人士与他们相处，并且让他们驱逐邪人，不让世子见到恶行，大概是因为常常在细微处谨慎防范，不等到有过错才去规劝。现在三代的制度虽然无法考证，暂且用唐代的《六典》来论述，东宫的官员中，师傅、宾客既负责辅导，而詹事府和两春坊实际上仿照天子的三省，所以由詹事、庶子统领，其选拔非常慎重。现在师傅、宾客既不再设置，而詹事、庶子有名无实，左右春坊就直接由使臣掌管，为何如此轻率且防范如此严重呢？立太子而不设置师傅、宾客，就无法激发他尊崇师长、亲近朋友、尊重道德、乐于道义的心。只让春坊使臣侍奉左右，就无法防止戏弄轻慢、狎昵邪僻杂进的危害，这已经不是小事了。至于皇孙德行品性尚未定型，见闻尚不广博，又不同于皇太子，那么保养他的措施尤其不可以不严。而如今的官属尤其不完备，责任尤其不专一，难道任职的人也有所未考虑吗？认为应当深切诏告大臣，讨论前代的典故，东宫除了现在已设置的官员外，另外设置师傅、宾客之官，让他们朝夕相处，罢免春坊使臣，让詹事、庶子各自恢复其职责。宫中之事，一句话的进入，一道命令的发出，必须通过他们然后才能通达。又设置赞善大夫，仿照谏官以规劝缺失。王府则应当稍仿照《六典》中亲王的制度，设置傅友、咨议以负责训导，设置长史、司马以总管众职，精心选拔年高德劭之人，不混杂其他才能的人，都设置正式员额，不作为兼职，明确其职责，以责求功效，那么其官属就大致完备了。陛下又应当按时召见他们，让他们侍奉宴游，从容启发教导。凡是古代圣王正心修身、平治天下的要旨，陛下所奉行且已见效的，以及努力仰慕而未能达到、羞愧悔恨而未能避免的，全部罗列，全都告知他们，那么圣明的子孙都将能够领悟陛下心传的奥妙，而宗庙社稷的安定、统业之稳固，可以垂范于永远而无穷尽了【戊申年封事，孝宗朝】

认为应当选择师傅以辅佐皇储

具体条目详见圣学类第二段

这一段专门论述三代教养之道

臣听说贾谊作《保傅传》，其中有话说：“天下的命运系于太子，太子的善在于及早教导与选择左右。教导得当且左右端正，那么太子就端正；太子端正而天下就安定了。这是天下的至理名言，万世不可改变的定论。”至于论述其教导的方法，必定以孝、仁、义、礼为根本，而其条目的详细，至于容貌辞气的细微，衣服器用的细碎曲折，都有法度。一旦有过失，史官就记录下来，策宰撤去他的膳食，而且必定有进善的旌旗，诽谤的木牌，敢谏的鼓，瞽者作诗，史官记录，工匠诵读箴言谏辞，士人传述民言，必定使教化与心性相合，合乎正道如同本性，而仍然不敢懈怠。选择左右的方法有三公的尊贵，有三少的亲近，有道、有充、有弼、有承，上者必定得到周公、太公、召公、史佚一流的人才才能胜任，下者也必定选取孝顺悌爱、博闻有道术的人。不幸一旦有邪人夹杂其间，就必定驱逐他，所以太子朝夕所与居处出入左右前后无非正人，未曾见到一件恶行。这是三代的君主所以有道而长久，以至于累数百年而不失天下的原因。在贾谊的时代，固然已经担忧于此法的不完备，然而考察孝昭的诏书，则还知道诵读学习贾谊所说的话而不忘先王的意思。降及近世，帝王教导儿子的方法更加疏略了。大概其教导的不过是记诵书札的工巧，未曾开启仁孝礼义的习尚，至于容貌辞气衣服器用，即使达到邪侈的地步，也未曾有以裁制它们。属官具员而没有保傅的威严，讲读备礼而没有规劝匡正的好处，至于朝夕所与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