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文衡后集卷六
平其心，以断千古之是非，宜其指铁爲金，认贼爲子而不自知其非也。若夫防铁成金之譬，施之有敎无类，迁善改过之事，则可。至于古人已往之迹，则其爲金爲铁，固有定形，而非后人口舌议论所能改易久矣。今乃欲追防功利之铁，以成道义之金，不惟费却闲心力，无补于既往，正恐碍却正知见，有害于方来也。若谓汉唐以下便是真金，则固无待于防化，而其实又有大不然者。盖圣人者，金中之金也。学圣人而不至者，金中犹有鐡也。汉祖唐宗，用心行事之合理者，鐡中之金也。曹操、刘裕之徒，则鐡而已矣。夫金中之金，乃天命之固然，非由外铄，淘择不尽，犹有可憾。今乃无故必欲弃舍自家光明宝藏，而奔走道路，向鐡炉边查矿中拨取零金，不亦悮乎。
译平正自己的心，来评判千古的是非，难怪他会指铁为金、认贼为子，而自己却不知道错了。至于用“防铁成金”的比喻，施行在有教无类、迁善改过的事情上，是可以的。至于古人已经过去的行迹，那么它是金是铁，本来就有固定的形态，并不是后世人的口舌议论所能改变的，这已经很久了。现在却想要追防功利之铁，来成就道义之金，不仅耗费了闲心力，对过去毫无补益，正恐怕阻碍了正确的知见，对将来有害。如果说汉唐以下便是真金，那么本来就不需要防化，而实际上又有大不相同的地方。大抵圣人，是金中之金。学习圣人而没有达到圣人境界的，金中还夹杂着铁。汉高祖、唐太宗，用心行事合乎道理的部分，是铁中之金。曹操、刘裕之流，则只是铁罢了。金中之金，是天命本来如此，不是由外力强加的，即使淘洗选择不尽，还有可遗憾之处。现在却无缘无故一定要舍弃自家光明的宝藏，而在道路上奔走，向铁炉边、矿渣中拨取零碎的金子，不也是错了吗。
论汉祖唐宗之起不同
答沈僴
此段谓高祖起自匹夫，唐是爲隋之官。
汉高祖与唐太宗之起不同，髙祖是起自匹夫，取秦，所以无愧；唐却是爲隋之官，因其资而取之，所以负愧。也要之，自秦汉而下，须用作两节看。如太宗，都莫看他初起一节，只取他那边济世安民之志。他这意思，又却多。若要检防他初起时事，更不通看。或曰：「若以义理看，太宗更无三两分。」人曰：「然。」
论汉文帝除田租之令
文集井田类说
此段谓汉収百一之税，逾足以优豪强。
汉文帝十三年六月除田租。荀氏论曰：古者什一而税，以爲天下之中正也。今汉民或百一而税，可谓鲜矣。然豪强富人占田逾侈【此处疑有阙字】输其赋大半，官收百一之税，民收大半之赋，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于豪强也。今不正其本，而务除租税，适足以资富强。夫土地者，天下之大本也。《春秋》之义，诸侯不得专封，大夫不得专地。今豪民占田，或至数百千顷，富过王侯，是自专封也；买卖由已，是自专其地也。孝武时董仲舒尝言，宜限民占田。至哀帝时，乃限民占田不得过三十顷，虽有其制，卒不得施。然三十顷有不平矣。且夫井田之制，宜于民众之时，地广民稀，勿爲可也。然欲废之于寡，立之于众，土地既富，列在豪强，卒而规之，并起怨心，则生纷乱，制度难行。由是观之，若高帝初定天下，及光武中兴之后，民人稀少，立之易矣。就未悉备井田之法，宜以口数占田爲立科，限民得耕种，不得买卖，以赡贫弱，以防兼并，且爲制度张本，不亦宜乎？虽古今异制，损益随时，然纪纲大略，其致一也。汉景帝类
论文帝敎景帝术数之失
答叶贺孙
此段谓文帝用鼂错敎景帝术数，卒啓七国之变。
黄老之术，文帝犹善用之。如南越反，则卑辞厚礼以诱之；吴王不朝，赐以几杖等事，都是术数。到他敎太子鼂错爲家令，他谓太子亦好学，只欠识术数，故以鼂错辅之。到后来七国之变，弄成一塲纷乱。看文景许多慈祥恺悌处，都只是术数。然景帝用得不好，如削之则反，不削亦反者是也。
经济文衡后集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
经济文衡后集卷七
宋 滕珙 撰
东汉类
论东汉党锢之祸
答刘子澄
此段谓建安后，士夫不知有汉，皆党锢杀戮之祸，敺之。
近看温公论东汉名节处，觉得有未尽处。但知党锢诸贤趋死不避，爲光武、明、章之烈，而不知建安以后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汉室，却是党锢杀戮之祸有以敺之也。且以荀氏一门论之，则荀淑正言于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已濡迹于董卓专柄之朝，及其孙彧，则遂爲唐衡之壻，曹操之臣，而不知其爲非矣。盖刚大直方之气折于凶虐之余，而渐图所以全身就事之计，故不觉其沦胥而至此耳。想其当时父兄师友之间，亦自有一种议论文饰盖覆，使骤而听之者不觉其爲非，而真以爲是。必有深谋奇防，可以活国救民于万分有一之中也。邪说横流，所以甚于洪水猛兽之害，孟子岂欺予哉？
汉光武类
论光武不当爲成哀立庙
答何叔京
此段谓立伯升子以奉私庙之说爲当。
光武之事，始者特疑其可以义起耳，非以爲正法当然也。所论立伯升之子，以奉私庙，此最得之。但成哀以下，即陵爲庙，似已允当。盖彼皆致冦亡国之君，又未尝命光武以兴复，自不当更立庙于京师也。如汉献帝、晋懐帝，又不同，盖昭烈、元帝尝受二帝之命矣。此等事乃礼之变节，须精于义理，乃能于毫厘之间处之不差。若只守常执一，便不相应。如温公、伊川论濮园事之不同，亦可见矣。
论光武激厉士夫以亷耻
答叶贺孙
此段论汉兴以寛厚致废弛，故光武又损益其制。
汉兴，虽未尽变亡秦之政，如高、文之寛仁恭俭，皆是因秦苛刻骄侈而损益其制也。大纲恁地寛厚，到后便易得废弛，便有强臣簒夺之祸。故光武起来
译论汉高祖与唐太宗起事的不同
答沈僴
这段是说汉高祖起于平民，唐太宗则是隋朝的官员。
汉高祖与唐太宗起事的情况不同，高祖是从平民起事，夺取秦朝天下，所以没有愧疚；唐太宗却是隋朝的官员，凭借隋朝的基业夺取天下，所以心中愧疚。总之，从秦汉以后，必须分作两个阶段来看。像唐太宗，都不要看他起事之初的那一段，只取他那边济世安民的志向。他这种心意，却又很多。如果要检点防备他起事之初的事情，那就更不值得看了。有人说：“如果从义理上看，唐太宗更没有几分道理。”别人说：“是的。”
论汉文帝免除田租的命令
文集井田类说
这段是说汉朝收取百分之一的税赋，反而足以优待豪强。
汉文帝十三年六月免除田租。荀氏评论说：古代实行十分之一的税赋，被认为是天下的中正之道。现在汉朝百姓有的只交百分之一的税，可以说是很少了。然而豪强富人占有的田地更加奢侈【此处疑有缺字】，他们缴纳的赋税占了大半，官府收取百分之一的税，百姓缴纳大半的赋税，官家的恩惠优于夏商周三代，豪强的暴虐酷于亡秦。这是上面的恩惠不能通达，威福分给了豪强。现在不纠正根本，而致力于免除租税，恰好足以资助富强之人。土地是天下的大根本。《春秋》的道义，诸侯不得私自分封，大夫不得私自占有土地。现在豪民占有田地，有的多达数百千顷，财富超过王侯，这是私自分封；买卖由自己决定，这是私自占有土地。汉武帝时董仲舒曾经说，应当限制百姓占有田地。到了汉哀帝时，才规定百姓占有田地不得超过三十顷，虽然有这个制度，最终没有施行。然而三十顷也有不平之处。况且井田制度，适宜在人口众多的时候，地广人稀，不实行也可以。然而想在人口少的时候废除，在人口多的时候建立，土地已经富集在豪强手中，突然去规划它，一起产生怨恨之心，就会生出纷乱，制度难以推行。由此看来，如果高祖刚平定天下，以及光武帝中兴之后，百姓稀少，建立井田制度就容易了。即使不能完全具备井田的法度，也应当以人口数量占有田地作为立法的标准，限制百姓可以耕种，不得买卖，以赡养贫弱，防止兼并，并且为制度奠定基础，不也很适宜吗？虽然古今制度不同，增减随时变化，然而纲纪大略，其宗旨是一致的。汉景帝类
论文帝教导景帝权术的过失
答叶贺孙
这段是说文帝用晁错教导景帝权术，最终引发了七国之乱。
黄老之术，文帝还善于运用。比如南越反叛，就用谦卑的言辞和丰厚的礼物去引诱他；吴王不来朝见，赐给他几杖等事，都是权术。到他教导太子，让晁错担任家令，他认为太子也喜好学问，只是缺少识权术，所以用晁错辅佐他。到后来七国之乱，闹成一场纷乱。看文景许多慈祥温和的地方，都只是权术。然而景帝用得不好，比如削藩就反叛，不削藩也反叛就是这样。
经济文衡后集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
经济文衡后集卷七
宋 滕珙 撰
东汉类
论东汉党锢之祸
答刘子澄
这段是说建安以后，士大夫不知道有汉朝，都是党锢杀戮的祸患驱使他们这样。
近来看司马光评论东汉名节的地方，觉得有未尽之处。只知道党锢各位贤人赴死不避，是为了光武、明、章的功业，却不知道建安以后中原士大夫只知道有曹氏，不知道有汉室，却是党锢杀戮的祸患驱使他们这样。就拿荀氏一门来说，荀淑在梁冀用事的日子直言进谏，而他的儿子荀爽已经在董卓专权的朝廷沾染了污迹，等到他的孙子荀彧，就成为了唐衡的女婿，曹操的臣子，而不知道这是不对的。大概刚大正直的气节折损在凶恶残虐的余威之下，而逐渐图谋保全自身、就任官职的计策，所以不知不觉沦落到这个地步。想他们当时父兄师友之间，也自有一种议论文饰掩盖，使突然听的人不觉得这是不对，而真以为是正确的。必定有深谋远虑，可以在万分之一的可能中活国救民。邪说横行，所以比洪水猛兽的危害更甚，孟子难道欺骗我吗？
汉光武类
论光武不应当为成帝哀帝立庙
答何叔京
这段是说立伯升的儿子来奉祀私庙的说法是恰当的。
光武的事情，起初只是怀疑他可以凭义理起事，并不是认为这是正法当然的。所论立的伯升的儿子，来奉祀私庙，这最得当。只是成帝哀帝以下，就在陵墓建庙，似乎已经恰当。因为他们都是导致寇乱亡国的君主，又没有命令光武复兴汉室，自然不应当在京师再立庙。像汉献帝、晋怀帝，又不同，因为昭烈帝、元帝曾经接受过这两位皇帝的任命。这类事情是礼制的变通，必须精通义理，才能在毫厘之间处理得不差。如果只守常规执一端，就不相应。像司马光、程颐议论濮园事情的不同，也可以看到了。
论光武激励士大夫以廉耻
答叶贺孙
这段论汉朝兴起因为宽厚导致废弛，所以光武又增减其制度。
汉朝兴起，虽然没有完全改变亡秦的政治，像高祖、文帝的宽仁恭俭，都是因为秦朝苛刻骄奢而增减其制度。大纲如此宽厚，到后来就容易废弛，就会有强臣篡夺的祸患。所以光武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