殆知阁
字典 摘录
儒藏经济文衡四十

经济文衡后集卷十四

儒藏 · 语录 · 已译 · 第 163–168 段

于此。

所论新法大槩亦是如此。然介甫所谓胜流俗者,亦非先立此意以压诸贤,只是见理不明,用心不广,故至于此。若得明道先生与一时诸贤自源头与之商量,令其胷中见得义理分明,许多人欲客气,自无处着,亦不患其不改矣。若便以不可与有为待之,而不察其所欲胜之流俗,亦真有未尽善处,则亦非所以为天下之公,而自防于一偏之说矣。顷见赵丞相所编诸公奏议,论新法者自有数卷,其言虽不为不多,然真能识其病根而中其要害者殊少。无惑乎彼之以为流俗之浮言而不足恤也。至如祧庙一事,当时发言盈庭,多者累数千字,而无一言可以的当与介甫争是非者。但今人只见介甫所言,便以为非;排介甫者,便以为是。所以徒为竞辨,而不能使天下之论卒定于一也。此说甚长,非面论未易究。

译关于这一点。

所讨论的新法大致也是如此。然而王安石所说的超越世俗,并非预先确立这种意图来压制各位贤人,只是他明理不透彻,用心不宽广,所以到了这种地步。如果能让明道先生与当时的各位贤人从源头上与他商量,使他的心中对义理看得分明,许多人的虚浮之气,自然没有施展的地方,也不必担心他不改正了。如果就以不可有所作为的态度来对待他,而不考察他想要超越的世俗,也真有不尽善之处,那么也就不是为了天下的公道,而是自己防范于偏颇的言论了。近来看到赵丞相所编纂的各位公卿的奏议,论述新法的自有好几卷,其中的言论虽然不算少,但真正能认识其病根而击中要害的却很少。难怪他认为那是世俗的浮言而不足以忧虑。至于祧庙一事,当时满朝议论纷纷,多的长达数千字,却没有一句话能够恰当并与王安石争辩是非的。只是现在的人只要看到王安石所说的,就认为不对;排斥王安石的,就认为正确。所以只是徒然争辩,而不能使天下的议论最终统一。这话很长,不是当面论述不容易穷尽。

论荆公得君之故

  答沈庄中

此段谓神宗之时,逢介甫出来,作坏。

问荆公得君之故,曰:“神宗聪明絶人,与羣臣说话,往往领略不去,才与介甫说,便有‘于吾言无所不说’底意思,所以君臣相得甚懽。”向见何一之方少年时所着数论,其间有一说云:“本朝自李文靖公、王文正公当国以来,庙论主于安静,凡有建明,便以生事归之,沿至后来,天下弊事极多。”此说甚好。且如仁庙是甚次第时节,国势却如此缓弱,事多不理。英宗即位,已自有此性气要改作,但以圣躬多病,不久晏驾,所以当时谥之曰“英宗”。神宗继之,性气越▯,尤欲更新之,然天下事难得恰好,却又撞着介甫出来承当,所以作坏得如此。又曰:“介甫变法,固有以召乱,后来又却不别去整理,一向放倒将去,亦无缘治安。”

  论荆公欲富国强兵之意

  竹林精舎录

此段谓李文靖当国,积得弊事,激得荆公出来,要一齐整顿。

温公忠厚,故称荆公无奸邪,只不晓事。防来,荆公亦有邪心夹杂他,却将《周礼》来卖弄,有利底事便行,之意欲富国强兵,然后行礼义。不知未至富强,人才风俗已先坏了。向见何一之有一小论,称荆公所以办得尽行许多事,缘李文靖为相日,四方言利害者尽皆报罢,积得许多▯事,所以激得荆公出来,一齐要整顿过。荆公此意,便是庆厯范文正公诸人要做事底规模。然范文正公等行得尊重,其人才亦忠厚,荆公所用之人一切相反。

  论东坡荆公之学

  杨道夫录

此段谓东坡见得荆公之失,所以都自改了。

蜚卿问荆公与坡公之学曰:「二公之学皆不正,但东坡之徳行那里得似荆公?东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其患不甚于荆公。但东坡后来见得荆公狼狈,所以都自改了。初年论甚生财,后来见青苗之法行得狼狈,便不言生财。初年论甚用兵,如曰:『用臣之言,虽北取契丹可也。』后来见荆公用得狼狈,遂更不复言兵。他分明有两截底议论。」

  论王苏欧马之学

  答汪尚书

此段谓欧阳司马皆不失儒者所守,玉苏不能无议。

又防教喻,以两苏之学不可与王氏同科,此乃浅陋辞,不别白指,不分明之过,请复陈之于后。而来教又以欧阳司马同于苏氏,则某亦未能不以为疑也。盖欧阳司马之学,其于圣贤之髙致,固非末学所敢议,然其所存所守,皆不失儒者之旧,特恐有所未尽耳。至于王氏、苏氏,则皆以佛老为圣人,既不纯乎儒者之学矣【非恶其如此,特于此可验其于儒者之学无所得】而王氏支离穿凿,尤无义味,至于甚者,义类俳优,本不足以惑众,徒以一时取合人主,假利势以行之,至于已甚,故特为诸老先生之所排抵【▯山与胡文定书及答萧子庄书可见其意矣】在今日则势穷祸极,故其失人人得见之。至若苏氏之言髙者,出入有无而曲成义理【如易说性命隂阳,书之人心道心,古史之中一性善,老子之道器中和】下者指陈利害而切近人情【苏氏此等议论不可殚举,且据论语则东坡之论见阳货,子由之论取子西,皆以利害言之也】其智识才辨,谋为气槩,又足以震耀而张皇之,使聴者欣然而不知倦,非王氏之比也。然语道学则迷大本【如前注性命诸说多出私意,杂佛老而言之,性命之说尤可笑,某尝辨老子说中一段可见其梗槩矣】论事实则尚权谋【如阳货子西事乃以北论圣人,可见其底蕴矣】衒浮华,恶本实,贵通达,贱名检,此其害天理,乱人心,妨道术,败风教,亦岂尽出王氏之下也哉?但其身与其徒皆不甚得志于时,无利势以辅之,故其説虽行而不能甚久。凡此患害人未尽见,故诸老先生得以置而不论。使其行于当世,亦如王氏之盛,则其为祸不但王氏而已,主名教者亦不得恝然而无言也【▯山集中杂说数段为苏氏发也,当时固已虑此矣,程氏语录中论贤良处亦似有所指】盖王氏之学,虽谈空虚,而无精彩;虽急功利,而少机变。其极也,陋如薛昻之徒而已。蔡京虽名推尊王氏,然其淫侈纵

译论王安石得君的原因

答沈庄中

这段是说神宗时期,恰逢王安石出来,把事情搞坏了。

问王安石得君的原因,回答说:“神宗聪明过人,与群臣谈话,往往不能领会,才与王安石谈话,就有‘对我所说的话没有不喜欢的’那种意思,所以君臣相处非常欢洽。”以前看到何一之年轻时写的几篇论文,其中有一篇说:“本朝自李文靖公、王文正公执政以来,朝廷议论主张安静,凡是有建议的,就归咎于他们生事,沿袭到后来,天下的弊病极多。”这个说法很好。且如仁宗是什么次第的时候,国势却如此缓弱,事情多不处理。英宗即位,已经有这种性气想要改革,但因为圣躬多病,不久就去世了,所以当时谥号为‘英宗’。神宗继承他,性气更加强烈,尤其想要更新,然而天下事难得恰好,却又撞着王安石出来承担,所以搞坏得如此。又说:“王安石变法,固然有招致混乱的原因,后来又却不另外去整理,一直放任下去,也没有办法治安。”

论王安石想要富国强兵的意思

竹林精舍录

这段是说李文靖执政,积下了弊病,激得王安石出来,要一齐整顿。

司马光忠厚,所以称赞王安石没有奸邪,只是不懂事。想来,王安石也有邪心夹杂其中,却拿《周礼》来卖弄,有利的事情就实行,意思是要富国强兵,然后行礼义。不知道还没达到富强,人才风俗已经先坏了。以前看到何一之有一篇小论,称王安石之所以能办得尽行许多事,是因为李文靖做宰相时,四方言利害的人全都罢免,积下了许多弊病,所以激得王安石出来,一齐要整顿。王安石这个意思,就是庆历年间范文正公等人要做事的规模。然而范文正公等人行得尊重,他们的人才也忠厚,王安石所用的人一切相反。

论苏轼、王安石之学

杨道夫录

这段是说苏轼看到了王安石的过失,所以都自己改了。

蜚卿问王安石与苏轼之学,说:“两人的学问都不正,但苏轼的德行哪里比得上王安石?苏轼早年如果得用,未必他的祸患不亚于王安石。但苏轼后来看到王安石狼狈,所以都自己改了。早年谈论生财,后来看到青苗法行得狼狈,便不再谈论生财。早年谈论用兵,如说:‘用我的计策,即使北取契丹也可以。’后来看到王安石用得狼狈,于是再也不谈论兵事。他分明有两截的议论。”

论王、苏、欧、马之学

答汪尚书

这段是说欧阳修、司马光都不失儒者所守,王、苏不能没有议论。

又承教喻,以两苏之学不可与王安石同科,这是浅陋之辞,不分别指陈,不分明之过,请再陈述于后。而来教又以欧阳修、司马光同于苏氏,则我也未能不以为疑。盖欧阳修、司马光之学,其对于圣贤的高致,固然不是末学所敢议论的,然而他们所存所守,都不失儒者的旧规,只怕有所未尽罢了。至于王安石、苏氏,都以佛老为圣人,已经不纯乎儒者之学了【不是厌恶他们如此,只是在此可以验证他们对于儒者之学无所得】,而王安石支离穿凿,尤其没有义理意味,至于甚者,义类俳优,本不足以迷惑众人,只是以一时取合人主,假借利势来实行,以至于已甚,所以特别被各位老先生所排斥【朱熹与胡文定书及答萧子庄书可见其意思了】,在今日则势穷祸极,所以其过失人人得见。至于苏氏之言高者,出入有无而曲成义理【如《易》说性命阴阳,《书》之人心道心,古史之中一性善,老子的道器中和】,下者指陈利害而切近人情【苏氏此类议论不可尽举,且据《论语》则苏轼之论见阳货,苏辙之论取子西,都以利害言之】,其智识才辨,谋为气概,又足以震耀而张皇之,使听者欣然而不知倦,不是王安石可比。然而语道学则迷大本【如前注性命诸说出自私意,杂佛老而言之,性命之说尤其可笑,我曾辨老子说中一段可见其梗概了】,论事实则尚权谋【如阳货、子西事乃以利害论圣人,可见其底蕴了】,炫耀浮华,厌恶本实,贵通达,贱名检,这害天理,乱人心,妨道术,败风俗教化,难道完全在王安石之下吗?但其身与其徒都不甚得志于时,没有利势来辅助,所以其学说虽行而不能很久。凡此患害人未尽见,所以各位老先生得以置而不论。假使其行于当世,也如王安石之盛,则其为祸不但王安石而已,主持名教的人也不能安然无言【朱熹集中杂说数段为苏氏发也,当时固然已虑此了,程氏语录中论贤良处也似有所指】。盖王安石之学,虽谈空虚,而无精彩;虽急功利而少机变。其极也,陋如薛昂之徒而已。蔡京虽名推尊王安石,然而其淫侈纵

欲,所以败乱天下者,不尽出于金陵也【▯山所论鳬鹭诗,乃其所假以为号耳】若苏氏,则其律身己不若荆公之严,其为术要未忘功利,而诡秘过之。其徒如秦观、李廌之流,皆浮诞佻轻,士类不齿。相与扇纵横捭阖之辨,以持其说,而涣然不知礼义廉耻之为何物。虽其势利未能有以动人,而世之乐放纵、恶拘检者,已翕然向之。使其得志,则凡蔡京之所为,未必不身为之也。世徒据其已然者论之,是以苏氏犹得在近世名卿之列,而君子乐成人之美者,亦不欲逆探未形之祸,以加议贬。至于论道学邪正之际,则其辨有在于毫厘之间者,虽欲假借而不能私也。今乃欲专贬王氏,而曲贷二苏,道术所以不明,异端所以益炽,实由于此。愚恐王氏复生,未有以默其口而厌其心也。

译欲望,是败坏扰乱天下的根源,并不全出自金陵【〇山所论《凫鹭》诗,不过是苏氏借以自喻的别号罢了】。至于苏氏,他约束自身尚不如王安石严格,其治术本质上仍未忘却功利,且诡秘程度更甚。他的门徒如秦观、李廌等人,都轻浮虚妄、轻佻浅薄,被士人阶层所不齿。他们互相鼓吹纵横捭阖的辩说,来支持苏氏的主张,从而使人涣散,不知礼义廉耻为何物。虽然他们的权势利禄未能足以打动世人,但世上那些喜好放纵、厌恶拘束检点的人,已经一致趋向于他们。假使他们得志,那么凡是蔡京所做的坏事,未必不会由他们亲自去做。世人只根据已经发生的事实来评判,因此苏氏仍得以位列近世名卿之中,而那些乐于成全他人美名的君子,也不愿预先推测尚未显现的祸患,从而加以指责贬斥。至于在辨析道学邪正的关键时刻,其辨别往往在于毫厘之间,即使想要偏袒借重,也无法徇私。如今却想要专门贬低王氏,而宽贷二苏,道术之所以不能彰明,异端之所以更加猖獗,实在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担心王安石若再生,也不会因此闭口不言而心满意足。

再论两苏王氏之学

  同前【甲申十二月既望】

  此段专谓苏学之失

濂溪、河南授受之际,非末学所敢议。然以其迹论之,则来教为得其实矣。但《通书》《太极圗》之属,更望暇日试一研味,恐或不能无补万分。然后有以知二先生之于夫子,非若孔子之于老耼、郯子、苌▯也。惟是苏学邪正之辨,终未能无疑于心。盖某前日所陈,乃论其学儒不至,而流于诐淫邪遁之域。窃味来教,乃病其学佛未精,而滞于智虑言语之间。此所以多言而愈不合也。夫其始之辟禅学也,岂能明天人之蕴,推性命之源,以破其荒诞浮虚之说,而反之正哉?如《大悲阁》《中和院记》之属,直掠彼之粗以角其精,据彼之外以攻其内。是乃率子弟以攻父母,信枝叶而疑本根,亦安得不为之诎哉?近世攻释氏者,如韩、欧、孙、石之正,▯山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况之如苏氏以邪攻邪,是束緼灌膏而往赴之也。直以身为烬而后已耳。来教又以为苏氏乃习气之▯,虽不知道而无邪心,非若王氏之穿凿附防以济其私邪之学也。某窃谓学以知道为本,知道则学纯而心正,见于行事,发于言语,亦无往而不得其正焉。如王氏者,其始学也,盖欲凌跨杨、韩,掩迹顔、孟,初亦岂遽有邪心哉?特以不能知道,故其学不纯,而设心造事,遂流入于邪。又自以为是,而大为穿凿附防以文之,此其所以重得罪于圣人之门也。苏氏之学,虽与王氏若有不同者,然其不知道而自以为是,则均焉。学不知道,其心固无所取,则以邪为正,又自以为是而肆言之,其不为王氏者,特天下未被其祸而已。其穿凿附防之巧,如来教所称《论成佛》《说老子》之属,盖非王氏所及,而其心之不正,至乃谓汤、武簒弑而盛称荀彧以为圣人之徒,凡若此类,皆逞其私邪,无复忌惮,不在王氏之下。借曰不然,而原情以差其罪,则亦不过稍从未减之科而已,岂可以为当然而莫之禁乎?书曰:「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此刑法之本意也。若天理不明,无所准则,而屑屑焉惟原情之为务,则无乃狥情废法,而纵恶以启奸乎?」杨朱学为义者也,而偏于为我;墨翟学为仁者也,而流于兼爱。本其设心,岂有邪哉?皆以善而为之耳,特于本原之际,微有毫厘之差,是以孟子推原其祸,以为无父无君,而陷于禽兽,辞而辟之,不少假借。孟子亦岂不原其情,而过为是刻核之论哉?诚以其贼天理,害人心于几微之间,使人陷溺而不自知,非若刑名狙诈之术,其祸浅切而易见也。是以拔本塞源,不得不如是之力。《书》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予弗顺天,厥罪惟均。」孟子之心,亦若是而已尔。以此论之,今日之事,王氏仅足为申、韩、仪、衍,而苏氏学不正,而言成理,又非杨、墨之比。愚恐孟子复生,则其取舎先后,必将有在,而非如来教之云也。区区僭越辨论,不置非敢,自谓工诃古人而取必于然诺,实以为古人致知格物之学,有在于是,既以求益,而亦意其未必无补于髙明也。

  再论苏氏学术之失

  同前【己丑岁】

此段谓文本道,道之不明,文何取焉?

去春赐教,语及苏学,以为世人读之,止取文章之妙,初不于此求道,则其失自可置之。夫学者之求道,固不于苏之文矣,然既取其文,则文之所述,有邪有正,有是,有非,是亦皆有道焉,固求道者之所不可不讲也。讲去其非,以存其是,则道固于此乎在矣,而何不可之有?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复议其理之是非,则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为道,且文而无理,又安足以为文乎?盖道无适而不存者也,故即文以谓道,则文与道两得,而一以贯之,否则亦将两失之矣。中无主,外无择,其不为浮夸险诐所入,而乱其知思也者,几希。况彼之所以自任者,不但曰文章而已,既亡以考其得失,则其肆然而谈道徳于天下,夫亦孰能御之?

  论苏氏与吾道不合

  答程允夫

此段以苏氏之文有非知道君子所

译再论两苏王氏之学

同前【甲申十二月既望】

此段专谓苏学之失

周敦颐、程颢程颐传授学问之际,不是末流学者所敢议论的。然而从他们的行事迹象来看,那么您的来信所论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只是《通书》《太极图》这类著作,更希望您在闲暇时日试着研究品味,恐怕或许对万分之一的不足也能有所补益。然后才能知道这二位先生对于孔夫子,并不像孔子对于老子、郯子、苌弘那样(仅是请教而已)。唯独关于苏氏之学邪正之辨,我心中终究不能没有疑惑。大概我日前所陈述的,是论述他们的儒学修养不够,而流于偏颇、荒淫、邪僻、诡辩的领域。私下体会您的来信,却是忧虑他们佛学修习不精,而滞留在智巧思虑和言语之间。这就是为什么话越多反而越不合拍的原因。他们起初辟斥禅学时,难道能阐明天人的蕴奥,推究性命的本源,以破除那些荒诞浮虚的说法,而使之回归正道吗?像《大悲阁》《中和院记》这类文章,直接掠取对方的粗浅之处来与对方的精微之处角力,依据对方的外在表现来攻击对方的内在实质。这简直是率领子弟去攻击父母,相信枝叶而怀疑根本,又怎能不感到理屈呢?近世攻击佛教的人,像韩愈、欧阳修、孙复、石介那样正直,石介尚且被认为是一杯水去救一车柴的火,何况像苏氏那样以邪攻邪,这是捆束干草浇上油脂而去赴火啊。简直是以自身化为灰烬而后已。您的来信又认为苏氏是习气的毛病,虽然不懂大道却没有邪心,不像王氏那样穿凿附会来助长其私邪之学。我私下认为,学问以懂得大道为根本,懂得大道则学问纯正而心地端正,表现在行事上,发见于言语中,也就无往而不得其正。像王氏那样,他起初求学,大概是想凌驾于杨雄、韩愈之上,掩盖颜回、孟子的踪迹,起初难道就立刻有邪心吗?只是因为他不能懂得大道,所以他的学问不纯正,而用心行事,就流入了邪道。又自以为是,而大肆穿凿附会来掩饰它,这就是他之所以在圣人门下重获罪名的原因。苏氏之学,虽然与王氏似乎有所不同,然而他们不懂大道却自以为是,则是相同的。学问不懂大道,他的心本来就没有可取之处,就把邪当作正,又自以为是而肆意言论,他之所以不像王氏,只是天下还没有遭受他的祸害罢了。他穿凿附会的巧诈,像您来信所称的《论成佛》《说老子》之类,大概不是王氏所能比及的,而他心地不正,以至于说商汤、周武王是篡弑,而盛赞荀彧认为是圣人的门徒,凡是像这类事情,都是逞其私邪,毫无忌惮,不在王氏之下。假使说不是这样,而推究情由以区别罪责,那么也不过是稍微从轻减等处罚而已,难道可以认为理所当然而不去禁止吗?《尚书》说:“上天讨伐有罪之人,五刑五种用法啊?”这是刑法的根本意图。如果天理不明,没有准则,而琐碎地只以推究情由为务,那么岂不是徇情废法,而纵容邪恶以开启奸恶吗?杨朱是学义的,却偏于为我;墨翟是学仁的,却流于兼爱。推究他们的用心,难道有邪吗?都是以善为出发点罢了,只是在根本源头之处,稍有毫厘之差,所以孟子推究其祸害,认为他们无父无君,而陷入禽兽之列,言辞驳斥他们,毫不宽假。孟子难道不推究他们的情由,而过于刻薄吗?实在是因为他们贼害天理,在细微之间危害人心,使人陷溺而不自知,不像刑名权诈之术,其祸害浅近而易见。所以拔除根本堵塞源头,不得不如此用力。《尚书》说:“我敬畏上帝,不敢不端正。”又说:“我不顺从天意,其罪责是相同的。”孟子的心,也是这样的罢了。以此而论,今日之事,王氏仅足以作为申不害、韩非、张仪、苏秦(法家纵横家),而苏氏学问不正,而言论成理,又不是杨朱、墨翟可比。我恐怕孟子再生,那么他的取舍先后,必定有所侧重,而不是像您来信所说的那样。我冒昧辩论,不停止并非敢自认为善于诋毁古人而要求他人必然应允,实在是认为古人致知格物的学问,在于此,既然以求取益处,也意图其未必对高明之人没有补益。

再论苏氏学术之失

同前【己丑岁】

此段谓文本道,道之不明,文何取焉

去年春天您赐教,谈到苏学,认为世人读它,只取文章的妙处,起初并不在此求道,那么它的过失自然可以置之不理。学者求道,固然不在苏氏的文章里,然而既然取其文,那么文章所叙述的,有邪有正,有对有错,这也都有道在其中,固然是求道者所不可不研究的。研究去除其错误,以保存其正确,那么道固然就在这里了,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如果说只取其文,而不再议论其理的是非,那么就是道自其道,文自其文。道外有物,固然不足以称为道,况且文章而没有理,又怎么足以称为文章呢?大概道无往而不在,所以即文而言道,那么文与道两得,而一以贯之,不然也将两失。心中没有主宰,外面没有选择,其不被浮夸险僻所侵入,而扰乱其知思的,几乎没有。况且他们自任的,不只是说文章而已,既然无法考察其得失,那么他们肆然谈论道德于天下,又有谁能抵御呢?

论苏氏与吾道不合

答程允夫

此段以苏氏之文有非知道君子所

(注:原文至此中断,故译文亦止于此)

欲闻。

苏氏文辞伟丽,近世无匹。若欲作文,自不妨模范。但其词意矜豪谲诡,亦有非知道君子所欲闻。是以平时每读之,虽未尝不喜,然既喜未尝不厌,往往不能终帙而罢。非故欲絶之也,理势自然,盖不可晓。然则彼醉于其说者,入于吾道之门,岂不犹吾之读彼书也哉?亦无怪其一胡一越而终不合矣。苏、程固尝同朝,程子之贬苏公,嗾孔文仲龁而去之也。使其道杲同,则虽异世,亦且神交意合,岂至若是之戾耶?文仲为苏公所嗾,初不自知,晩乃大觉,愤闷呕血以至于死。见于吕正献公之遗书,尚可考也。

译我想听听您的见解。

苏氏的文章辞藻宏伟华丽,近世无人能比。如果想要写文章,自然不妨以之为楷模。但他的文辞意旨自负豪放、奇异诡谲,也有不符合通晓大道的君子所愿听闻的内容。因此平时每次读他的文章,虽然不曾不喜欢,但喜欢之后又常常感到厌倦,往往没能读完一卷就放下了。这并不是故意要断绝与他著作的联系,而是情理和形势自然如此,大概难以说清。那么,那些沉溺于他学说的人,想要进入我们道学的门径,难道不就像我读他的书一样吗?也不奇怪他们最终会背道而驰、始终无法契合了。苏氏和程氏固然曾在同一朝代做官,程子贬斥苏公,是唆使孔文仲攻击并排挤他所致。如果他们的道义见解相同,那么即使身处不同时代,也应当精神相交、心意相合,怎么会像这样乖戾不合呢?孔文仲被苏公所唆使,起初自己并不知晓,晚年才猛然觉悟,愤懑郁闷到吐血而死。这在吕正献公的遗书中有所记载,还可以考证。

论东坡议论之实

  廖徳明录

此段谓青苗之法,只是东坡兄弟议论得实。

胡文定公之文字,字皆实。但奏议每件,引《春秋》,亦有无其事而迁就之者。大抵朝廷文字,且要论事情利害是非,令分晓。今人多先引故事,如论青苗,只是东坡兄弟说得有精神,他人皆说从别处去。

  论湖学之盛甲东南

  答薛士龙【季宣】

此段谓熙寜置学宫之后,学政名存实亡。

湖学之盛甲于东南,而其湮废亦已久矣。盖自熙寜设置教官之后,学者不复得自择师,是以学校之政名存实亡,而人才之出不复如当日之盛。今得贤太守,身为之师,其必将有变矣。然尝窃读安定之书,考其所学,盖不出乎言语诵说之间。以近岁学者髙明自得之论校之,其卑甚矣。然以古准今,则其虚实淳漓、轻重厚薄之效,其不相逮至逺,是以尝窃疑之。敢因垂问之及而请质焉,因风见教及此,幸甚。又闻庆厯间尝取湖学规制行之太学,不知当时所取果何事也?求诸故府,必尚有可考者,得令书吏录以见赐。

  再答湖学本末之说

  同上

此段谓湖学得古人洒埽应对进退。

垂谕湖学本末,不胜感叹。而所论胡公之学,盖得于古之所谓洒埽应对进退者,尤为的当,警发深矣。窃谓髙明所以成己成物之要,未尝不在于此,而广大精微之蕴,其所超然而独得者,又非言之所能谕也。

  经济文衡后集卷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经济文衡后集卷十五

  宋 滕珙 撰

  濓溪二程类

  论濓溪黙契道体之妙

  江州濓溪书院记

此段谓道未尝亡,惟托于人,行于世,故有絶续,明晦。

道之在天下者,未尝亡。惟其托于人者,或絶或续。故其行于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为,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夫天髙地下,而二气五行纷纶错糅,升降往来于其间。其造化发育,品物散殊,莫不各有固然之理。而其最大者,则仁义礼智信之端,君臣父子昆弟夫妇朋友之伦是已。是其周流充塞,无所亏间。夫岂以古今为存亡者哉?然气之运也,则有淳漓判合之不齐。人之禀也,则有清浊昏明之或异。是以道之所以托于人而行于世者,惟天所畀。河图出而八卦画,洛书呈而九畴叙。而孔子于斯文之兴丧,亦未尝不推之于天。圣人于此,其不我欺也,审矣。若濓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传者欤?不然,何其絶之久而续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亟也?葢自周衰,孟轲氏没,而此道之传不续。更秦及汉,歴晋隋唐,以至于我有宋,艺祖受命,五星集奎,实开文明之运。然后气之漓者醇,判者合,清明之禀得以全付乎人,而先生出焉。不繇师承,黙契道体,建图属书,根极要领。当时见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扩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伦之着,事物之众,鬼神之幽,莫不洞然毕贯于一,而周公孔子孟氏之传,焕然复明于当世。有志之士得以探讨服行而不失其正,如出于三代之前者。呜呼盛哉!非天所畀,其孰能与于此【已下但叙事更不复载】

  论濓溪程张之学

  荅汪尚书

  此段专论程张契悟之奥

防谕及二程之于濓溪,亦若横渠之于范文正耳。先觉相传之袐,非后学所能窥测。诵其诗,读其书,则周范之造诣固殊,而程张之契悟亦异。如曰仲尼顔子所乐,吟风弄月以归,皆是当时口传心受的当亲切处。后来二先生举似后学,亦不将作第二义看。然则行状所谓反求之六经然后得之者,特语夫功用之大全耳。至于入处,则自濓溪不可诬也。若横渠之于文正,则异于是。葢当时粗发其端耳。受学乃先生自言,此岂自诬者也?大抵近世诸公知濓溪甚浅,如吕氏童防训,记其尝着通书,而曰用意高逺。夫通书太极之説,所以明天理之根源,究万物之终始,岂用意而为之?又何髙下逺近之可道哉?近林黄中自九江寄其所撰祠堂记文,论濓字偏旁以为害道,尤可骇叹。而通书之后次序不伦,载蒲宗孟碣铭全文为害,又甚。以书晓之,度未易入。见谋于此

译论东坡议论之实

廖德明记录

这段是说青苗法的弊端,只有苏东坡兄弟议论得切实。

胡文定公的文章,字字都切实。只是奏议每篇,引用《春秋》,也有没有那件事却牵强附会的。大体上朝廷的文书,且要论说事情的利害是非,让人明白。现在的人多先引用旧例,如论青苗法,只是苏东坡兄弟说得有精神,别人都是从别处去说。

论湖学之盛甲东南

答薛士龙(季宣)

这段是说熙宁年间设置学宫之后,学政名存实亡。

湖学的兴盛冠绝东南,但它的湮没荒废也已经很久了。自从熙宁年间设置教官之后,求学的人不再能自己选择老师,因此学校的政令名存实亡,而人才的涌现不再像当日那样兴盛。现在得到贤能的太守,亲自作为老师,那必将有变化了。然而我曾私下阅读胡安定的书,考察他的学问,大概不出于言语诵读之间。用近年学者高明自得的言论来比较,那(胡安定的学问)低劣得很了。但用古代的标准来衡量现在,那么那虚实淳薄、轻重厚薄的效果,相差太远,因此我曾私下怀疑。敢趁着垂问涉及此事而请求质问,因为风便告知及此,非常荣幸。又听说庆历年间曾采取湖学的规制在太学实行,不知当时所采取的究竟是什么事?在旧府库中寻求,必定还有可考证的,请让书吏抄录赐给我。

再答湖学本末之说

同上

这段是说湖学得到了古人洒扫应对进退的学问。

垂示湖学的本末,不胜感叹。而所论胡公的学问,大概得到了古人所说的洒扫应对进退的学问,尤为恰当,启发深刻了。我私下认为高明所以成就自己成就万物的关键,未曾不在此,而广大精微的蕴藏,那超然而独自获得的,又不是言语所能说明的。

经济文衡后集卷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经济文衡后集卷十五

宋 滕珙 撰

濂溪二程类

论濂溪默契道体之妙

江州濂溪书院记

这段是说道未曾灭亡,只是寄托于人,施行于世,所以有断绝延续,明暗晦显。

道在天下,未曾灭亡。只是它寄托于人,有时断绝有时延续。所以它施行于世,有时明有时暗。这都是天命所决定的,不是人的智力和能力所能达到的。天高地低,而阴阳二气和五行纷乱交错,升降往来于其间。那造化发育,万物散殊,无不各有必然的道理。而那最大的,就是仁义礼智信的开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的伦理罢了。这是它周流充塞,没有亏损间断。难道因为古今而存亡吗?然而气的运行,则有淳薄判合的不齐。人的禀赋,则有清浊昏明的不同。所以道之所以寄托于人而施行于世,只有天所赋予的。河图出现而八卦画成,洛书呈现而九畴叙定。而孔子对于这文化的兴丧,也未尝不推之于天。圣人在此,他不欺骗我,是确凿的。像濂溪先生,那是天所赋予,而得到这道的传承的吗?不然,为什么断绝很久而延续容易,晦暗很甚而明显急切呢?大概自周朝衰微,孟子去世,而这道的传承不延续。经过秦及汉,历经晋隋唐,以至于我宋朝,太祖受命,五星聚集奎宿,实在开启文明的运数。然后气的薄的变醇,判的变合,清明的禀赋得以完全付于人,而先生出现了。不通过师承,默契道体,建立图书撰写书籍,根究要领。当时见而知之的,有程氏的人,于是扩大而推明它。使得天理的微妙,人伦的显著,事物的众多,鬼神的幽深,无不透彻贯通于一,而周公孔子孟子的传承,焕然复明于当世。有志之士得以探讨奉行而不失其正,如同出于三代之前。呜呼兴盛啊!不是天所赋予,谁能与此【以下只是叙事不再记载】

论濂溪程张之学

答汪尚书

这段专论程张契悟之奥

垂谕及二程对于濂溪,也如同横渠对于范文正一样。先觉相传的秘密,不是后学所能窥测的。诵读他们的诗,阅读他们的书,那么周范的造诣固然不同,而程张的契悟也不同。如果说仲尼颜子所乐的,吟风弄月以归,都是当时口传心受的当亲切处。后来两位先生举示后学,也不当作第二义看。那么行状所谓反求于六经然后得到的,只是语及功用之大全罢了。至于入处,则自濂溪不可诬也。如果横渠对于文正,则不同于此。大概当时粗发其端罢了。受学乃先生自言,这岂是自诬呢?大体近世诸公知道濂溪很浅,如吕氏童蒙训,记载他曾经著通书,而说用意高远。那通书太极之说,所以明天理的根源,究万物的终始,岂是用意而为之?又有什么高下远近可说呢?近林黄中自九江寄他所撰祠堂记文,论濂字偏旁以为害道,尤其可骇叹。而通书之后次序不伦,记载蒲宗孟碣铭全文为害,又更甚。以书晓之,度未易入。现谋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