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文衡后集卷二十三

译确实如此。虽然他的下文未能尽善尽美，但仅凭这几句话，就已经不是近世那些儒者所能企及的了。可惜他从一开始做学问的功夫就没有次序，没有经过实际的历练，不能看清根本与枝节一一恰当合理，只是因为天资恬静，没有其他外在的贪慕，所以在这根本的大处窥测到了一些迹象。到了这个地步正好应当着力，他却堕落进佛老的门径中去，不能在圣贤指示的地方确立修身治人的正当规范，并体现在事业上，传授给学者，只是空谈这个意思，而他看重的，最终只停留在文字言语之间。他的门徒虽然极力推崇他，但竟然没有人提出这个话题，来建立宗派规范，这也是令人遗憾的。他评论司马迁的过失，认为他浅近而不学，疏略而轻信，这两句话也切中了要害。不知道近日推崇《史记》的人，曾经稍微加以辨析吗？

译论《史记》、《汉书》与《通鉴》的疑问

答曹子野

这段文字认为，《史记·功臣表》与《汉书·功臣表》不同，不应当认为《史记》是错误的，比如淮阴侯韩信的事，就应当以《史记》为准。至于说尧、舜都出自黄帝，又说商汤与周王季处于同一时代，那就非常荒谬了。它与《通鉴》不同的地方，则不必怀疑。

您给我看《史记》中几条可疑之处，我先前曾考证过。关于功臣表，与《汉书》功臣表相比，户数先后及姓名多有不同。两部史书各有是非，应当用列传来证实，不应当完全认为《史记》所记载的不是真实情况。比如韩信担任连敖、典客，《汉书》写成票客。颜师古说“票”是轻疾的意思，用对待宾客的礼节来对待他。韩信逃亡，是因为他没有受到汉朝的礼遇。萧何追赶他并向汉王推荐，他才成为大将。如果已经用宾客的礼节对待他，韩信为什么要逃亡呢？这里《史记》的记载是正确的，这是《汉书》疏漏荒谬的地方，没有什么可怀疑的。因为其他说法行不通。如果说尧、舜都出自黄帝，那就是同姓之人，尧固然不应当把两个女儿嫁给虞舜。舜又怎么能够接受尧的两个女儿，而安于同姓之间没有区别呢？又说商汤与周王季处于同一时代，从商汤到商纣共有十六代，从王季到周武王才两代而已。这就是说周文王作为第十五代祖先去侍奉第十五代孙子商纣，周武王作为第十四代祖先去取代他，这难道不是非常荒谬悖理吗？《通鉴》先后记载不同的地方，却不必怀疑。史家叙述事情，有时根据时间来记录，有时根据事件来呈现。田和迁康公，《通鉴》记载在周安王十一年，这是根据时间来记录的。《史记》记载在周安王十六年，这是根据事件来呈现的，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只有伐燕这一节，《史记》认为是齐湣王，《通鉴》认为是齐宣王。《史记》是考证了它的源流，《通鉴》只是凭信《孟子》。司马光平生不喜欢《孟子》，到这里却又相信它，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张敬夫说《通鉴》有未尽之处，像这一节也是可疑的。只是两种说法现在都没有证据，不知道谁对谁错，可以反复详细探究。

论《史记》几件事不足信

答吕子约

这段文字的标题各自见于文中

您论述五帝纪所取内容多以《古文尚书》及《大戴礼记》为主，这是知道所考证可信的。然而伏羲、神农见于《易·大传》，是孔子圣人的话，而八卦列于六经，是万世文字的始祖，不知道司马迁为什么唯独遗漏而不记录，致使《史记》一书像人有身体而没有头，这还能算是知道所考证可信的吗？太史公洋洋洒洒的美德，就像苏黄门说的“驺虞窃脂”，看他的下文全书，不知道还能支撑得起这几句话吗？学者对于圣人的道理，只是习惯于听闻其外在的文辞，而不考察其中的实质，往往像这样。王安石之所以迷惑君主而误害百姓，也只是这类话语罢了，怎么可以因此就认为是极致的言论，而将他列入圣贤之列，托付以道的传承呢【把这类议论当作极致，就是自己对于圣贤的道理没有看得分明，被他吓倒了】认为司马迁能把卜式和桑弘羊并列贬斥，又能不把管仲、李克视为深知功利之害的人，不知道《六国表》所说的“世异变成功大，议卑易行不必上古”，《货殖列传》讥讽长久贫贱而好谈仁义为可羞，又是什么意思呢？《伯夷列传》辩驳许由的事固然好，然而他论述伯夷的心，正与“求仁得仁”者相反，他看待苏氏的《古史》，谁更能考证孔子的话呢？说司马迁记载公孙弘以儒学显贵，而讥讽公孙弘不足以称为儒者，不知道他真的有这个意思吗？他本来就说儒者博杂而缺乏要领，劳苦而功效少，所以他的行事难以完全遵从，那么他所说的儒者，意思究竟是怎样的呢？您所示的几条，来不及全部辩驳，如果把司马迁与班固并列讨论，那么班固不无优劣，而他的书数十万言，难道没有好处吗？只是论其大略，那么苏氏的两句话，恐怕司马迁复活也不能自我辩解免除。现在却讳言他的短处，羡慕他的长处，认为没有一处不合圣人的心意，推崇尊崇奖赏，甚至与六经并列，听说有人议论他的过失，就愤愤不平地表现在言辞脸色上，挥拳捋臂，想要起来驳斥他，为什么所见如此低矮呢【这件事不仅见解偏颇、见识浅薄，取舍差错，被明眼人嘲笑，也正好犯了子夏厌恶苗硕的戒律，大为心术之害，不可不知道】

《通鉴纲目》类

论《纲目》书法的条例

答蔡西山

这段文字认为当时臣子的言辞以及内廷的言辞，不应当施加于异代，更须另外考证。

《通鉴》东汉以后，却用得不当。然而昨天略看，还有一个条例：比如君主称“上”，称“车驾”，行“幸”，都是臣子的言辞；“我师”“我行”人之类，都是内廷的言辞，都不适宜施加于异代。这类更须另外考证。只是无道的君主，无故进入臣子家中，没有言辞可以书写，只应当称“幸”，以显示其出于私恩罢了。

《纲目》这几天看过了吗？高帝纪中几道诏书极佳，比如立口赋法及求贤诏，都应当收入，更烦请您推究这类添加进去。

论《纲目》书写扬雄、荀彧的方法

答尤延之

这段文字专门论述扬雄、荀彧两件事

承蒙指教，扬雄、荀彧两件事。查考司马光旧

译按史书体例，凡是王莽的臣子都记载为“死”，比如太师王舜等人，唯独对扬雄隐瞒了他所接受的王莽朝廷官职，而用“卒”来记载，这似乎涉及曲笔，不免还是按照本例记载为：“王莽大夫杨雄死”，以此足以警戒那些因畏死而丧失节操的人，而最初也没有改变司马光直笔的正统体例。荀彧是汉朝的侍中、光禄大夫，并参与丞相军事，他的死是自杀，所以只据实记载为：“某官某人自杀”，并系于曹操攻打孙权至濡须之下，并非故意将荀彧视为汉臣。然而全部记载他的官职，也显示出他确实是汉天子的近臣，而依附贼寇不忠的罪过，并非因为他身为汉臣。这些地方在当时极费斟酌，不知最终能否免于后世的公论？胡氏评论荀彧是曹操的谋臣，而胁迫迁都、九锡这两件事，都是董昭首先发起的，所以想要稍微延缓九锡的议论，以等待日后慢慢自行发起，事情没有成功而自杀，属于刘穆之这一类，而宋齐丘在南唐的事也相似。这个评论我认为符合荀彧的真实情况，不知您的意见以为如何？

译文集类

论文字疑误当正

答张南轩

这段是说文字的讹误，只应当探求义理的是非，不可以人来论断。

昨天看到共父家的疑问，认为两位先生文集中的错字。老兄认为曾经经过文定公的手，就再不可更改。我的意思不明白所谓。文定公固然有不可更改的地方，比如尊崇君父、排斥夷狄、讨伐乱臣、诛杀贼子这样的大伦大法，即使是圣贤再次出现也不能更改。至于文字的讹误，怎么知道不是当时所传也有未尽善之处，而没有得到善本来校正呢？至于特别更改的几处，我私下以义理来探求，恐怕也不如先生旧文的好。如果像老兄所论，那么就是伊川所说的“过去来不及做的，现在不得再做；以前不安心的，后来不得再纠正”的情况，又将在今日兴起了。只比如近世各位先达，听闻道理固然有深浅，涵养固然有厚薄，扩充运用固然有广狭，但也难免各有偏颇之处。只要公正地以我的心去玩味他们的气象，自然能看到应当矫正的地方，不可以用火助火，用水助水，而加重他们的弊病。

论程集中所言三事

同前

这封信论述，称侄以及给富公、谢帅的信，以及《春秋序》等说法。

称侄固然不妥，称犹子也不合礼法【先生原文称侄，胡本作犹子】。查考礼制有从祖、从父的名分，那么也应当有从子、从孙的称谓了。以此作为称呼，似乎称稳当，考虑到偶尔涉及此处，因此来请教，不敢议论更改先生的文章。给富公及谢帅的信，全篇反复论述，无非是义理，结尾的话，正是直言义理的效果，感应的常道。比如《易经》六十四卦，无非说吉凶祸福；《尚书》四十八篇，无非说灾祥成败；《诗经》的雅颂，极力陈述福禄寿考的盛况，以感动他们的君主，而像告诫一样的尤其不少【卷阿尤为显著】。孟子最不讲利，然而对梁王也说：“没有行仁义而遗弃其君亲的。”回答宋牼也说：“然而不称王的，没有这样的事。”这哪里是以利害来打动他们呢？只是人自己以私心计算，便认为是利，所以不肖的人就起贪欲之心，贤者就有避嫌之意，所趋向的虽然不同，然而他们处心的私意则是一样的。至于圣贤以大公至正的心，发出大公至正的话，推究本原要终，无非是至理，又有什么嫌疑可以避的呢？如果让先生全篇的主意专用此说，那么确实有害于理了【以前所见的教诲，同行异情的说法，在这里也可以看到了】。《春秋》序两处，看其语脉文势，似乎我所依据的本子是对的。“先天”二字，卷中论述已详，难道没有害于理吗？理既然无害，文意又协调，为什么不可以遵从呢？圣人之用下着“心”字，语意才充足，尤其见到亲切主宰之处。下文所说的“得其意者”就是如此。不能窥探他的用心，那么他的用岂容易说呢？所以得其意，然后能法其用，语序如此。其精微曲折，大概有不随便如此的了。如果说用心不是用来言说圣人的，那么《孟子》《易传》中言说圣人之用心的多了。大概人的用处，无不是心，从圣人到下愚是一样的。只是所以用心的，有精粗邪正的不同，所以有圣贤下愚的区别。不可以说圣人全不用心，又不可以说圣人无心可用，只是他的用妙异于常人之用罢了。然而又须知即心即用，不是有是心而又有用之的。

论文词去取之义

答吕伯恭

这段说文海条例，不可专以文胜，应当取其义理之正。

文海条例很当今想已有次第，但一种文胜而义理乖谬的，恐怕不可取，只为虚文而不说义理的，却不妨碍。佛老文字，恐怕须像欧阳公《登真观记》、曾子固《仙都观菜园记之类，才可以收入，其他赞邪害正的，文词虽然工巧，恐怕都不可取。盖此书一成，便为永远传布，主持去取之权的人，其所担当，也不减纲目，不是小事。况且在今日，将以为从容说议，开发聪明的助益，尤其不可置异端邪说于其间。

论作文之法

答王近思

这段说人之为文，当考前贤用力处，不专为科举。

以前所寄论笔势甚可观，但缺少主宰，着眼目多被题目转却，已经是大病。又多用庄子语，虚浮无骨。筋试，取孟、韩、子、班、司马书大议论处熟读之。及后世欧、苏、曾、老苏文字，也应当细考，乃见为文用力处。今人多看见出庄子题目便用庄子语，殊不知这正是千人一律。文章若出庄子题目，自家却从别地方做将来，方是出众文字。老钝久不为文，如此主张，未知是否正确？再思考。况且人之为学，也不专为科举。不知吾友近来于为己之学，也曾致意否？

论文词要达意

答曾景建

这段说文词不徒务乎高妙，而当得于理

夫文词之设，要以达吾之意而已。即使极其高妙，而于理

译如果得不到什么益处，那么对我自身又有什么好处，对当今社会又有什么用处呢？往昔的前辈，大概是因为天资超群特异，偶然间自然能做到，未必专门以此为追求。所以公家舍人曾对王荆公说：“写文章不必刻意造语或模仿前人，孟子、韩愈的文章虽然高妙，也不必刻意去模仿他们。”况且圣贤道统的正统传承，在经传中记载的，起初没有一句话涉及这些呢？至于读书，那确实是我们不可停止的事情。然而看古今圣贤立言垂训，也没有不以孝悌忠信、收敛身心作为首要任务的，然后就在我们日常行事之中，参照以往训诫的规范，反复推究，以求得道理所在，使我们内心虚静明澈，没有丝毫遗漏，然后意念真诚、心志端正，修养自身并推广到治理他人，没有哪里不能得其正道。如果只是泛泛地广泛阅览并笼统议论，认为这样就是学习，这样就是道，那么我担心它会没有归宿，无法受益，反而会被那些以本心为根本、讲解头绪的人所嘲笑。

译论文章应当从学问中产生

答复巩仲至

这段是说圣贤教导人，让人讲明切实的道理，以开启他的良心。

古代圣贤之所以教导人，不过是让人讲明天下的义理，以开发他心中的知识，然后努力实行并牢固坚守，以此终其一生。起初并不是在此之外另有歧路，可以施展巧力来达到文字的华丽靡费，事业的恢弘宏大。所以《易经》的文言在乾卦九三爻，确实阐明了学问的始终。其中所谓“忠信所以进德”，是希望我的心切实明白这道理，而真正的好恶就像喜好美色、厌恶恶臭一样。所谓“修辞立诚以居业”，是希望我谨慎所发出的言论以达到其实质，尤其要先于言语容易放纵而难以收回的情况。它说“修辞”，难道是文章的意思吗？现在有人用“修辞”命名左右斋，我固然不知道他们所谓的含义。然而假如完全符合文言的本意，那么恐怕这件事应当在忠信进德之后，而不能立刻涉及。如果像有人赋诗所咏叹的那样，那么恐怕对于乾卦朝夕警惕的意思，又更加遥远而不相似了。诗词类

论诗词不是切近自身的事

答复谢成之

这段是说为学的要务，治理他人，治理自身，有多少事？

各位的诗也不错，但这类也是白费工夫，不切近自己本分的事。如果论及为学治理自身治理他人，有多少事？至于天文地理，礼乐制度，军旅刑罚，都是切实有用的事业，无非是自己本分内的事。古人六艺的教育，所以游历其心的，正在于此。它与玩弄空言，在篇章之间比较工拙的，其损益相差万倍了。如果只以诗来说，那么陶渊明之所以为高，正在于他超然自得，不费安排的地方。苏东坡却想要篇篇句句依韵而和，虽然他的才高凑得着，似乎不费力，然而已经失去了自然的趣味了。何况现在又出在他之后，即使能因难而见奇，又哪里是用来论诗的呢？苏东坡自己也明白这个，看他所作的《黄子思诗序》论李白杜甫的地方，便自然可见。只是被才气所驱使，又颇要惊动世俗的眼目，所以不免为此俗下的计策罢了。

论古今诗有三等

答复巩仲至

这段是说古人的诗，不求工而自然工，不如今日益巧益密，没有复古人的风范了。

因此偶然记起，往年学道未能专一的时候，也曾询问考证诗的源流。见古今的诗，凡有三变。大概自书传所说的虞夏以来，下到魏晋，自为一等。自晋宋间颜延之、谢灵运以后，下到唐初，自为一等。自沈佺期、宋之问以后，定下律诗，下到今日，又为一等。然而自唐初以前，作诗的固然有高下，但法度还未改变。至于律诗出现以后，雍容仰俯的姿态，那么它的流传应当更远，而使人更加没有遗憾了。

论诗体平淡的含义

同上

这段历数抨击近世是今非古的过失

来信所论“平淡”二字，误尽天下诗人，恐怕不是最恰当的话。而明白人也又不认为不对，这是我深深不明白的。古人的诗，本来哪里有意于平淡呢？只是对比现在的狂怪雕镂、神头鬼面，才显得它平；对比现在的肥腻腥臊、酸咸苦涩，才显得它淡罢了。自有诗的初始，以及魏晋，作者不一，而其高处无不出于此。左右固然自以为也曾看过一遍，而熟悉其升降沿革了，那么难道不察觉于此吗？只怕像李汉所说的：“认为容易以下的是古文，因而认为对今世无所用，不如近体诗可以愉悦人的观听。”是不免有是今非古的意思，于是就不再有意于古人高远的风范韵味了。又说有意于平淡的，就不是纯古，那么无意于现在的不平淡的，能算是纯古吗？又说“水落石出”，自然归于这条路，那么我没见过终身习惯于郑卫的淫靡之声，而能最终自然归于英茎韶濩的雅正之道的。

经济文衡后集卷二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经济文衡后集卷二十四

宋 滕珙 撰

正朔类

论春秋书写正朔的含义

答复胡平一【元衡】

这段是说这类疑议不如空缺不论

所比喻的三代正朔的说法，旧曾怀疑这个，而深入探究，最终至于无法查考，而更加加重所怀疑的，因而放置不论。现在读来信，考究虽然详细，然而反复再三，也没有用来解释所怀疑的。如说周家记年必定以十一月为首，而《春秋》却书写“春正月”，又说未曾改月号，以冬为春，假借夏月而扰乱周典，那么不知道《春秋》所谓“春正月”者，其下所书的事是建子月的事呢？建寅月的事呢？如果说建子月事，那么“春正月”者，难道不是改月号而以冬为春？如果说建寅月事，那么是用夏正月而扰乱周典了，怎么能说未曾【如此】呢？前人大概已经看到这个不通，所以为胡氏之学者为之解释说：“春正月”者，夫子意在行夏之时，而以建寅之月为首，其下所书的事即建子月的事，无其位而不敢自专。这样或许可以不碍，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