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文衡后集卷十二
以为经。」督，旧以为中。盖人身有督脉，循脊之中，贯彻上下【见医书】故衣背当中之缝，亦谓之督【见深衣注】皆中意也。老庄之学，不论义理之当否，而但欲依阿于其间，以为全身避患之计，正程子所谓「闪奸打讹」者。故其意以为：为善而近名者，为善之过也；为恶而近刑者，亦为恶之过也。唯能不大为善，不大为恶，而但循中以为常，则可以全身而尽年矣。然其「为善无近名」者，语或似是而实不然。盖圣贤之道，但教人以力于为善之实，初不教人以求名，亦不教人以逃名也。盖为学而求名者，自非为己之学，盖不足道。若畏名之累已而不敢尽其为学之力，则其为心亦已不公，而稍入于恶矣。至谓「为恶无近刑」，则尤悖理。夫君子之恶，恶如恶恶臭，非有所畏而不为也。今乃择其不至于犯刑者而窃为之，至于刑祸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而不敢犯，此其计私而害理，又有甚焉。乃欲以其依违茍且之两闲为中之所在而循之，其无忌惮亦益甚矣。客尝有语予者曰：「昔人以诚为入道之要，恐非易行，不若以中易诚，则人皆可行而无难也。」予应之曰：「诚而中者，君子之中庸也；不诚而中，则小人之无忌惮耳。」今世俗茍偷恣睢之论，盖多类此，不可不深察也。或曰：「然则庄子之意，得无与子莫之执中者类耶？」曰：「不然，子莫执中，但无权耳，盖犹择于义理而误执此一定之中也。」庄子之意，则不论义理，专计利害，又非子莫之比矣。盖迹其本心，实无以异乎世俗乡原之所见，而其揣摩精巧，校计深切，则又非世俗乡原之所及，是乃贼徳之尤者。所以清谈盛而晋俗衰，盖其势有所必至，而王通犹以为非老庄之罪，则吾不能识其何说也。
译（老庄）把“中”当作常道。督，旧注认为是中。大概人身有督脉，沿着脊背正中，贯通上下【见医书】，所以衣服背当中的缝，也叫作督【见《深衣》注】，都含有“中”的意思。老庄的学问，不讨论义理是否正当，只想在其中依违阿附，作为保全自身、躲避祸患的计策，这正是程子所说的“闪奸打讹”。所以他们的意思是：行善而接近名声，是行善的过错；作恶而接近刑罚，也是作恶的过错。只有不大大地行善，不大大地作恶，只是遵循中道作为常法，就可以保全自身而享尽天年了。然而他们说的“行善不要接近名声”，这话或许看似有理，其实并不正确。因为圣贤之道，只教导人致力于行善的实质，起初并不教导人去追求名声，也不教导人去逃避名声。因为为学问而追求名声，自然不是为己之学，本来就不值得说。如果因为害怕名声拖累自己而不敢尽全学问之力，那么他的用心也已经不公，而且稍微陷入恶行了。至于说“作恶不要接近刑罚”，那就更加违背道理了。君子厌恶恶行，就像厌恶恶臭一样，并不是因为有所畏惧而不做。现在却选择那些不至于触犯刑罚的恶行而偷偷去做，至于刑罚祸患所在的地方，就巧妙地寻找途径来躲避，而不敢触犯，这种算计私利而损害义理的行为，更加严重了。竟然想把他那依违苟且、模棱两可的中间状态当作中道而遵循，他的肆无忌惮也就更加严重了。曾经有客人对我说：“古人把诚作为入道的关键，恐怕不容易实行，不如用中代替诚，那么人人都可以实行而没有困难。”我回答说：“诚且中，是君子的中庸；不诚而中，则是小人的肆无忌惮。”现在世俗苟且偷安、放纵凶暴的言论，大多像这样，不能不深入考察。有人问：“那么庄子的意思，难道和子莫执持中道类似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子莫执持中道，只是没有权变罢了，大概还是在义理中选择了这个固定的中道而错误地执持。”庄子的意思，则是不论义理，专门计算利害，又不是子莫能比的了。大概考察他的本心，其实和世俗乡原的看法没有不同，而他的揣摩精巧，计较深切，又是世俗乡原所达不到的，这才是败坏道德最严重的人。所以清谈盛行而晋代风俗衰败，大概是形势必然如此，而王通还认为这不是老庄的罪过，那么我就不能理解他是什么说法了。
论荀扬立说之偏
辅汉卿录
此段谓荀子说麄，扬子只是走入庄子窠窟。
问诸子百家书，亦有说得好处。如荀子曰：“君子大心则天而道，小心则畏义而节。”此二句说得好。曰：“防得，荀子也是个刚明底人。”曰：“只是麄，他那物事皆未成个模様，便将来说。”云：“扬子工夫比之荀子，恐却细。”曰：“扬子说到深处，止是走入那老庄窠窟里去，如清浄寂寞之说，皆是也。”又如太元中所说【灵根之说】云云，亦只是老庄意。云：“程子却取之是如何？”曰：“然，但恐他意思正是那养生底工夫耳。”至于佛徒，其初亦只是以老庄之言驾说耳。
论汉儒训诂之学
答刘淳叟
此段谓汉儒窥见些小，终不曾见得大体。
问汉儒何以溺训诂而不及理？答曰：汉初诸儒专治训诂，如教人亦只言某字训某字，令自寻义理而已。至西汉末年，儒者渐有求得稍亲者，终是不曾见全体。问何以谓之全体？答曰：全体须彻头彻尾见得方是。且如匡衡论时政，亦及治情性之说，及到得他入手做时，又却只修得些小宗庙礼而已。翼奉言「见道知王治之象，见经知人道之务」，亦自好了，又却只教人主以隂阳日辰、贪狼廉贞之类辨君子小人，以此观之，他只是复窥见得些子，终不曾见得大体也。唯董仲舒三篇说得稍亲切，终是不脱汉儒气味，只对江都易王云「仁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方无病，又是儒者语。
论扬子事莽之罪
答尤延之
此段谓扬雄畏死贪生，而其迹不免于诛絶之罪。
垂论扬雄事，足见君子以恕待物之心。区区鄙意，正以其与王舜之徒所以事莽者虽异，而其为事莽则同，故窃取赵盾许止之例，而槩以莽臣书。之所以着万世臣子之戒，明虽无臣贼之心，但畏死贪生而有其迹，则亦不免于诛絶之罪。此正《春秋》谨严之法。若温公之变例，则不知何所据依。晩学愚昧，实有所不敢从也。
论扬雄韩愈文中子优劣
潘时举录
此段谓扬韩各自有长处，文中子好处亦多。
立之问扬子与韩文公优劣如何？先生曰：各自有长处。韩文公见得大意已分明，但不曾去子细理防。如《原道》之类，不易得也。扬子为人深沉，防去思索，如隂阳消长之妙，他直是去推求。然而如《太▯之类，亦是拙底工夫，道理不是如此。盖天地间只有个竒偶，竒是阳，偶是隂春是少阳，夏是太阳，秋是少隂冬是太隂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只恁推去，自走不得。而扬子却添两作三，谓之天地人事，事要分作三才。又且有气而无朔，有日星而无月，恐不是道理。亦如孟子既说性善，荀子既说性恶，他无可得说，只得说个善恶混。若有个三底道理，圣人想自说了，不待后人说矣。防他里面推得辛苦，却就上面说些道理，亦不透彻。防来其学似本于老氏，如「惟清惟浄惟渊惟默」之语，皆是老子意思。韩文公于仁义道徳上防得分明，其纲领已正，却无他这个近于老子底说话。又问文中子如何？曰：文中子之书，恐多是后来人添入，真伪难见。然好处甚多，但一一似圣人，恐不应恰限有许多事相凑得好。如见甚荷蓧隠者之类，不知如何得恰限有这人？若道他都是妆防来【缺】
论仲舒子云仲淹退之优劣
沈僴录
此段谓仲舒，子云两人不须说，只文中子、韩退之更详防。
先生令学者评董仲舒、扬子云、王仲淹、韩退之四子优劣，或取仲舒，或取退之。曰：董仲舒自是好底，扬子云不足道，这两人不须说，只有文中子、韩退之这两人疑似。试更评防，学者亦多主退之。曰：防来，文中子虽云根脚浅，然却是以天下为心，分明是要见诸事业，天下事他都一齐入思虑来，虽是卑浅，然却是循规蹈矩要做事业底人，其心却公。如韩退之，虽是见得个道之大用是如此，然却无实用功处，他当初本只是要讨官职做，始终只是这心，他只是要做得言语似六经，便以此为传道。至其每日工夫只是做诗、博奕、酣饮、取乐而已，观其诗便
译论荀子、扬雄立论的偏颇
辅汉卿记录
这段是说荀子的学说粗疏，扬雄只是落入了庄子的窠臼。
问：诸子百家的书，也有说得好的地方。比如荀子说：“君子心胸开阔就能顺应天道，小心谨慎就能敬畏道义而有所节制。”这两句说得好。回答说：“确实，荀子也是个刚直明达的人。”回答说：“只是粗疏，他的那些东西都还没形成完整的体系，就拿来谈论。”说：“扬雄的功夫比起荀子，恐怕更细致些。”回答说：“扬雄说到深处，只是落入了老庄的窠臼，比如清净寂寞的说法，都是如此。”又如《太玄》中所说的【灵根之说】等等，也只是老庄的意思。说：“程子却采纳它，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是的，但恐怕他的意思正是那养生的功夫罢了。”至于佛教徒，起初也只是用老庄的话来附会罢了。
论汉代儒者训诂之学
答刘淳叟
这段是说汉代儒者只窥见了一些细枝末节，终究没有见到根本的大体。
问：汉代儒者为什么沉溺于训诂而不能通达义理？回答说：汉初的儒者专门研究训诂，比如教导别人也只是说某个字解释为某个字，让人自己去寻找义理罢了。到了西汉末年，儒者渐渐有求得稍微亲近义理的人，终究还是没有见到全体。问：什么叫全体？回答说：全体必须从头到尾都看清才是。比如匡衡议论时政，也涉及治理情性的说法，等到他着手去做时，却又只修习了一些宗庙礼仪罢了。翼奉说“见到道就知道王治的征兆，见到经就知道人道的要务”，这也算不错了，却又只教君主用阴阳日辰、贪狼廉贞之类来辨别君子小人，由此看来，他们只是复又窥见了一些细末，终究没有见到大体啊。只有董仲舒的三篇文章说得稍微亲切些，终究还是脱不掉汉代儒者的气味，只对江都易王说“仁人端正其义而不谋取私利，明其道而不计较功效”，这才没有毛病，又是儒者的话。
论扬雄侍奉王莽的罪过
答尤延之
这段是说扬雄畏死贪生，而他的行迹不免于诛绝的罪过。
垂询扬雄的事，足以看出君子以宽恕之心对待事物的态度。我浅陋的意见，正因为他与王舜等人侍奉王莽的方式虽然不同，但他们侍奉王莽这件事是相同的，所以借用赵盾、许止的例子，而一概以王莽臣子的身份书写。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给万世臣子立下警戒，表明即使没有臣贼之心，但只要畏死贪生而有此行迹，也就免不了诛绝的罪过。这正是《春秋》谨严的法则。如果像司马光那样改变体例，就不知依据什么。后学愚昧，实在不敢遵从。
论扬雄、韩愈与文中子的优劣
潘时举记录
这段是说扬雄、韩愈各自有长处，文中子的好处也很多。
立之问：扬雄与韩文公谁优谁劣？先生说：各自有长处。韩文公对大意的认识已经分明，但没有去仔细推究。比如《原道》之类的文章，是不容易得到的。扬雄为人深沉，去推究思索，比如阴阳消长的奥妙，他确实是去推求。然而像《太玄》之类的东西，也是笨拙的功夫，道理不是这样的。大概天地间只有奇偶，奇是阳，偶是阴；春是少阳，夏是太阳，秋是少阴，冬是太阴；从二到四，从四到八，只是这样推演下去，自然走不通。而扬雄却添两作三，称为天地人三才，事要分作三才。而且有气而没有朔，有日星而没有月，恐怕不符合道理。也就像孟子既说了性善，荀子既说了性恶，他无话可说，只得说个善恶混。如果有三的道理，圣人想必自己说了，不必等后人说。推究他里面推得辛苦，却在上面说些道理，也不透彻。看来他的学问似乎本于老子，比如“惟清惟净惟渊惟默”的话，都是老子的意思。韩文公在仁义道德上推究得明白，纲领已经端正，却没有他这种近于老子的话。又问：文中子怎么样？回答说：文中子的书，恐怕多是后来人添入的，真伪难以分辨。然而好处很多，但一一都似圣人，恐怕不应该恰好有许多事凑得这么巧。比如见到荷蓧隐者之类，不知怎么恰好有这人？如果说他都是装造出来的【缺】
论董仲舒、扬雄、范仲淹、韩愈的优劣
沈僴记录
这段是说董仲舒、扬雄两人不必多说，只文中子、韩愈更详细推究。
先生让学者评定董仲舒、扬雄、范仲淹、韩退之四人的优劣，有人推崇董仲舒，有人推崇韩退之。先生说：董仲舒自然是好的，扬雄不值一提，这两人不必说，只有文中子、韩退之这两人难以判断。试着再评定一下，学者也多推崇韩退之。先生说：看来，文中子虽然根脚浅，然而却是以天下为心，分明是要在事业上有所表现，天下事他都一齐纳入思虑，虽然卑浅，然而却是循规蹈矩要做事业的人，他的心是公的。比如韩退之，虽然见到道的大用是这样，然而却没有实际用功的地方，他当初本只是要谋求官职做，始终只是这颗心，他只是要做得言语像六经，便以此为传道。至于他每天的功夫只是做诗、博弈、酣饮、取乐而已，看他的诗便
可见，都衬贴那《原道》不起。至其做官临政，也不是要为国家做事，也无甚可称，其实只是要讨官职而已。
译由此可见，全都衬托不出那篇《原道》的价值。至于他做官处理政务，也不是为了替国家办事，也没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实际上只是想要谋求官职罢了。
论文中子好名欲速之心
文集王氏续经说
此段谓王氏续经，非能真有见于古昔圣人之道。
道之在天下，未尝亡，而其明晦通塞之不同，则如昼夜寒暑之相反。故二帝三王之治，诗书六艺之文，后世莫能及之。盖非功效语言之不类，乃其本心事实之不侔也。虽然，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彼所谓道者，则固未尝亡矣。而大学之教，所谓明徳、新民、止于至善者，又已具有明法，若可阶而升焉。后之读其书、考其事者，诚能深思熟讲以探其本，谨守力行以践其实，至于一旦豁然而晦者明，塞者通，则古人之所不可及者，固已倐然而在我矣。夫岂患其终不及哉？茍为不然，而但为模仿假窃之计，则不惟精粗悬絶，终无可似之理。政使似之，然于其道亦何足以有所发明？此有志为己之士，所以不屑而有所不暇为也。王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读古圣贤之书，而粗识其用，则于道之未尝亡者，盖有意焉；而于明徳、新民之学，亦不可谓无其志矣。然未尝深探其本，而尽力于其实，以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顾乃挟其窥觇想像之彷佛，而谓圣之所以圣，贤之所以贤，与其所以修身、所以治人，而及夫天下国家者，举皆不越乎此。是以一见隋文，而陈十二防，则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为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为汤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问而告，则又轻其道以求售焉。及其不遇而归，其年盖亦未为晚也。若能于此反之于身，以益求其所未至，使明徳之方、新民之具，皆足以得其至善而止之，则异时得君行道，安知其卒不逮于古人？政使不幸终无所遇，至于甚不得已而笔之于书，亦必有以发经言之余蕴，而开后学于无穷。顾乃不知出此，而不胜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乎日以著书立言为己任，则其用心为己外矣。及其无以自托，乃复捃拾两汉以来文字言语之陋，功名事业之卑，而求其天资之偶合，与其窃取而近似者，依仿六经。次第采辑，因以牵挽其人，强而跻之二帝三王之列。今其遗编虽不可见，然考之中说，而得其规模之大略。则彼之赞易，是岂足以知先天后天之相为体用？而髙文武宣之制，是岂有精一执中之传？曹刘顔谢之诗，是岂有物则秉彞之训？叔孙通、公孙述、曹褒、荀勉之礼乐，又孰与伯夷、后防、周公之懿？至于宋魏以来，一南一北，校功度徳，盖未有以相君臣也。则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统绪继承之偏正，亦何足论？而欲攘臂其间，夺彼予此，以自列于孔子之春秋哉？盖既不自知其学之不足以为周孔，又不知两汉之不足以为三王，而徒欲以是区区者比而效之于形似影响之间，傲然自谓足以承千圣而绍百王矣。而不知其初不足以供儿童之一戏，又适以是而自纳于吴楚僭王之诛。使夫后世知道之君子，虽或有取其言，而终不能无恨于此，是亦可悲也已。至于假卜筮象《论语》，而强引唐初文武名臣以为弟子，是乃福郊、福畤之所为，而非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乃其平日好髙自大之心有以启之，则亦不得为无罪矣。或曰：然则仲淹之学，固不得为孟子之伦矣？其视荀、扬、韩氏，亦有可得而优劣者耶？曰：荀卿之学，杂于申商；子云之学，本于黄老；而其著书之意，盖亦姑托空文以自见耳。非如仲淹之学，颇近于正，而粗有可用之实也。至于退之《原道》诸篇，则于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扬、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意乡之所在，终不免于文士浮华放浪之习，时俗富贵利达之求；而其览观古今之变，将以措诸事业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恳恻而有条理也。是以予于仲淹独深惜之，而有所不暇于三子，是亦《春秋》责备贤者之遗意也。又说《文中子》续经，犹小儿竪瓦屋然。世儒既无髙明广大之见，因遂尊崇其书。
经济文衡后集卷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经济文衡后集卷十三
宋 滕珙 撰
儒释类
论释氏异端之非
答汪尚书
此段专论异端似是而非之失
某于释氏之说，盖尝师其人，尊其道
译论王通好名欲速之心
文集王氏续经说
这段文字是说，王通续写经典，并非真正对古代圣人的大道有独到的见解。
大道存在于天下，从未消亡，但其显明与晦暗、通达与阻塞的不同，就像昼夜寒暑那样相反。所以二帝三王的治理，《诗》《书》六艺的文章，后世没有人能比得上。这大概不是因为功效和言语的不同，而是根本的心意和事实不相等。虽然如此，上天的命令，深远而永不停息。那所谓的大道，本来就没有消亡。而《大学》的教化，所说的“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已经有了明确的法则，好像可以阶梯般逐步登升。后来读这些书、考察这些事的人，如果真能深思熟讲以探求其根本，谨慎坚守并努力践行以实现其实质，直到有一天豁然开朗，晦暗的变得显明，阻塞的变得通达，那么古人所不及的地方，本来就已经忽然存在于自己身上了。难道还担心最终赶不上吗？如果不这样，而只是做模仿和假借窃取的计划，那么不仅精粗相差悬殊，终究没有相似的道理。即使勉强相似，但对于大道又有什么足以阐发发明的呢？这是有志于修身养性的士人，所以不屑于做且无暇去做的原因。王仲淹生活在百世之后，阅读古代圣贤的书，而粗略认识到其用途，那么对于大道未曾消亡这一点，大概是有心意的；而对于“明明德”、“新民”的学问，也不能说没有志向。然而未曾深入探求其根本，而尽力于其实质，以求必定获得至善而止息，反而凭借那些窥探想象得来的模糊印象，就说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贤人之所以为贤人，以及他们修身、治人，进而治理天下国家的方法，全都离不开这个。因此一见隋文帝，就陈述十二防，既不自量力地认为自己不足以成为伊尹、周公那样的人，又不知道他的君主不可以成为商汤、周武王那样的人，而且不等被招揽就前往，不等被询问就进言，这就又轻视大道以求取功名。等到他不被任用而归来，他的年纪大概也不算晚。如果能在此时反求诸己，以进一步追求那些尚未达到的境界，使“明明德”的方法、“新民”的器具，都足以达到至善而止息，那么将来得到君主施行大道，怎么知道最终赶不上古人呢？即使不幸终究没有遇到明主，到了非常不得已而著书立说，也必定有阐发经典言论未尽之意，从而为后学开辟无穷的门径。反而不知道这样做，而抑制不住好名欲速的心，急切地每天把著书立言当作自己的责任，那么他的用心就在修身之外了。等到他没有什么可以寄托自己，于是又搜集两汉以来文字言语的浅陋，功名事业的卑下，而寻求那些天资偶然相合，以及窃取而近似的内容，依仿六经。依次采辑，借此牵强附会那些人，强行将他们列入二帝三王的行列。现在他的遗篇虽然不可见，但考察《中说》，而得到其规模的大概。那么他赞颂《易》，这难道足以知道先天后天互为体用吗？而推崇文、武、宣的制度，这难道有精一执中的传承吗？曹植、刘桢、颜延之、谢灵运的诗，这难道有遵循事物法则、秉持常道的训诫吗？叔孙通、公孙述、曹褒、荀悦的礼乐，又哪里比得上伯夷、后稷、周公的美德呢？至于宋魏以来，一南一北，比较功劳、衡量德行，大概没有足以称君臣的。那么天命人心的向背，统绪继承的偏正，又哪里值得谈论呢？而想要捋起袖子参与其中，夺此予彼，以把自己列入孔子《春秋》的行列呢？大概既不自知自己的学问不足以成为周公、孔子，又不知道两汉不足以成为三王，而只是想要用这些微不足道的东西在形似影响之间比较效仿，傲慢地自认为足以继承千圣而接续百王。却不知道起初不足以供儿童玩耍，又恰好因此把自己置于吴楚僭越称王的诛杀境地。使得后世懂得大道的君子，虽然有时采纳他的言论，但最终不能不对此感到遗憾，这也可悲啊。至于假借卜筮象《论语》，而强行引用唐初文武名臣作为弟子，这是王福郊、王福畤所做的，而不是王仲淹的本意。然而推究本源，是他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所启发，那么也不能说没有罪过了。有人说：那么王仲淹的学问，本来就不能与孟子相提并论了吗？他比起荀子、扬雄、韩愈，也有可以比较优劣的地方吗？回答说：荀子的学问，混杂了申不害、商鞅的法家思想；扬雄的学问，本于黄老道家；而他们著书的意图，大概也只是姑且依托空泛的文字来表现自己罢了。不像王仲淹的学问，颇为接近正道，而粗略有可用的实质。至于韩愈的《原道》等篇，对于大道的大本大源，好像有荀子、扬雄、王仲淹所不及的地方。然而考察他平生志向所在，终究不免于文士浮华放浪的习气，当时世俗对富贵利达的追求；而他观察古今的变化，将要付诸事业的，恐怕也不如王仲淹那样恳切而有条理。所以我对于王仲淹独自深感惋惜，而对于那三位无暇顾及，这也是《春秋》责备贤者的遗意。又说王通续经，就像小孩子用瓦片搭房子一样。世俗的儒者既然没有高明广大的见识，于是就尊崇他的书。
经济文衡后集卷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经济文衡后集卷十三
宋 滕珙 撰
儒释类
论佛教异端之非
答汪尚书
这段专门论述异端似是而非的错误
我对于佛教的说法，曾经师从其人，尊崇其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