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文衡后集卷十九
道分裂，太甚似亦有病。
礼运》以五帝之世为大道之行，三代以下为小康之世，亦略有些意思。此必粗有来歴，而传者附益，失其正意耳。如程子论尧舜事业，非圣人不能；三王之事，大贤可为也。恐亦微有此意，但记中分裂太甚，几以二帝三王为有二道，此则有病耳。胡公援引太深，诚似未察也。《周礼类》
译“道”被分裂开来，太过分了，这确实是有弊病的。《礼运》篇把五帝时代看作是大道实行的时代，把夏商周三代以后看作是小康时代，这也略微有些道理。这必定是原本大致有依据，但传述者加以附会增益，从而丧失了它的本意罢了。比如程子论述尧舜的事业，非圣人不能做到；三王的事功，大贤也可以做到。恐怕也略微含有这种意思，只是记载中分裂得太厉害，几乎把二帝和三王看作是有两种不同的道，这确实是有弊病的。胡公援引得过于深远，确实像是没有仔细考察啊。《周礼类》
论周礼三徳之説
大全文
此段谓周之教人三徳三行，不可偏废。
或问师氏之官，以三徳教国子：一曰至徳，以为道本；二曰敏徳，以为行本；三曰孝徳，以知逆恶。何也？曰：至徳云者，诚意正心，端本清原之事，道则天人性命之理，事物当然之则，脩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术也。敏徳云者，强志力行，畜徳广业之事，行则理之所当为，日可见之迹也。孝徳云者，尊祖爱亲，不忘其所由生之事，知逆恶则以得于己者笃实深固，有以真知彼之逆恶而自不忍为者也【至徳以为道本，明道先生以之；敏徳以为行本，司马温公以之；孝徳以知逆恶，则赵无愧、徐仲车之徒是也】凡此三者，虽曰各以其材品之髙下，资质之所宜而教之，然亦未有专务其一而可以为成人者也。是以列而言之，以见其相须为用而不可偏废之意。盖不知至徳，则敏徳者散漫无统，固不免乎笃学力行而不知道之讥；然不务敏徳而一于至，则无以广业而有空虚之弊。不知敏徳，则孝徳者仅为匹夫之行，而不足以通于神明；然不务孝徳而一于敏，则又无以立本而有悖徳之累。是以兼陈备举而无所遗，此先王之教所以本末相资，精粗兼尽而不倚于一偏也。其又曰：教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何也？曰：徳也者，得于心而无所勉者也；行则所行之法而已。葢不本之以其徳，则无所自得而行，不能以自脩；不实之以其行，则无所持循而徳，不能以自进。是以既教之以三徳，而必以三行继之，则虽其至末至粗，亦无不尽而徳之脩也不自觉矣。然是三者，似皆孝徳之行而已，至于至徳、敏徳则无与焉。葢二者之行本无常师，必恊于一，然后有以独见而自得之，固非教者所得而预言也。唯孝徳则其事为可指，故又推其类而兼为友、顺之目，以详教之，以为学者虽或未得于心，而事亦可得而勉使其行。之不已而得于心焉，则进乎徳而无待于勉矣。况其又能即是而充之，以周于事，而泝其原则，孰谓至徳敏徳之不可至哉？或曰：「三徳之教，大学之学也；三行之教，小学之学也。」乡三物之为教也，亦然而已，详。
论周礼冡官之职
答潘恭叔
此段谓冡宰兼领膳服嫔御，此最是设官之深意。
周礼恐五峰之论太偏，只如冡宰一官，兼领王之膳服嫔御，此最是设官者之深意。葢天下之事，无重于此，而胡氏乃痛诋之，以为周公不当治成王燕私之事，其误甚矣。胡氏《大纪》所论井田之属，亦多出臆断，不及注疏之精宻，常恨不曽得见薛、陈诸人，不知其説又如何也。又按李方子録云：「周礼一书，好看广大精宻，周家法度在里，但未敢令初学看。」
春秋类
论春秋正朔
与南轩书【己丑四月一日】
此段谓古史皆不着时，孔子作《春秋》，然后以时加正月之上，以明上奉天时，下正王朔之义。伊川刘质夫之意，亦是如此。
春秋正朔，事比以书考之。凡书月，皆不着时，疑古《史记》事例只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后以天时加正月，以明上奉天时，下正王朔之义。而加「春」于建子之月，则行夏时之意，亦在其中。观伊川先生刘质夫之意，似是如此。但「春秋」两字，乃鲁史之旧名，又似有所未通。幸更与晦叔订之。
论伊川春秋之传
答韩无咎
此段谓传，为按经为断，以传考经之事迹，以经别传之真伪。
和靖两书，昔尝见之。其谨于传疑之意，则是，而遂欲禁絶学者，使不复观，则恐过矣。如以《春秋》改用夏时为无此説，以传为案，经为断，为背于理，则疑其考之未精，或未尽闻他人所闻，而欲一以己所闻者槩之之失也。《春秋》传乃伊川所自着，其词有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时以立义耳。”若果无改用夏时之意，则此説复何谓乎？况序文所引《论语》之言，尤为明白，不可谓初未尝有意也。又门人所记有答黄聱隅之语，谓以传考经之事迹，以经别传之真伪者，葢见于两家之书，是亦犹
译论周礼三德之说
大全文
这段论述周朝教导国子具备三德三行，不可偏废。
有人问：师氏这个官职，用三德来教导国子：一是至德，作为道的根本；二是敏德，作为行的根本；三是孝德，用来知晓逆恶。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所谓至德，是诚意正心、端正根本、澄清本源的事情，道则是天人性命的道理、事物应当如此的准则，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法。所谓敏德，是意志坚强、努力践行、积累德行、广展事业的事情，行则是理所应当做的、日常可见的痕迹。所谓孝德，是尊崇祖先、爱护亲人、不忘记自己从何而来的事情，知晓逆恶，是因为对自己所得到的道理笃实深固，从而真正知道那些逆恶之事，自己便不忍心去做【至德作为道的根本，明道先生以此为主；敏德作为行的根本，司马温公以此为主；孝德用来知晓逆恶，则是赵无愧、徐仲车等人所主张的】。这三者，虽然说是根据每个人材性品格的高下、资质的适宜来教导，但也没有专门致力于其中一项就能成为完人的。因此将它们并列陈述，以显示它们相互依赖、不可偏废的意思。大概不知道至德，那么敏德就会散漫没有统摄，固然难免遭到笃学力行却不懂道的讥讽；然而不致力于敏德而只专注于至德，就无法广展事业，而有空虚的弊端。不知道敏德，那么孝德就仅仅是普通人的行为，不足以通达神明；然而不致力于孝德而只专注于敏德，又无法确立根本，而有违背德行的累赘。因此兼陈并举而没有遗漏，这就是先王的教化之所以根本与末节相互资助，精微与粗浅兼顾而不偏向一边的原因。文中又说：教导三行：一是孝行，用来亲近父母；二是友行，用来尊重贤良；三是顺行，用来侍奉师长。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德，是内心获得而无需勉强做到的；行则是所遵循的行为规范。大概如果不以德为根本，就没有内心的自得，行为就不能自我修养；如果不实行具体的行为，就没有持守遵循的依据，德行就不能自我增进。因此既用三德来教导，又必定用三行来接续，那么即使是最细微最粗浅的方面，也没有不详尽的，德行的修养也就不知不觉地完成了。然而这三者，似乎都只是孝德的行为罢了，至于至德、敏德则与之无关。大概至德和敏德的行为本来没有固定的老师，必须协调统一，然后才能独自见解而自得，这本来就不是教导者所能预先说明的。只有孝德的事情是可以指出的，所以又推及其同类，兼列为友行、顺行的条目，来详细教导，认为学者虽然可能还没有内心自得，但事情也可以勉强使其行为。行为不止而内心自得，那就进入德的境界而不需要勉强了。况且又能由此扩充，以周全于事务，并追溯其本源，谁说至德敏德不能达到呢？有人说：“三德的教化，是大学的学问；三行的教化，是小学的学问。”乡三物作为教化，也是如此，详见下文。
论周礼冡官之职
答潘恭叔
这段论述冡宰兼管膳食、服饰、嫔妃、侍从，这正是设置官职的深意所在。
周礼恐怕五峰先生的论述太偏颇，仅以冡宰这一官职为例，兼管国王的膳食、服饰、嫔妃、侍从，这最体现设官者的深意。大概天下的事务，没有比这更重要的，而胡氏却极力诋毁，认为周公不应当处理成王燕私之事，他的错误太大了。胡氏《大纪》所论述的井田等事，也多出于臆断，不如注疏的精密，常遗憾没能见到薛、陈等人，不知道他们的说法又是怎样的。又查李方子记录说：“《周礼》一书，好看其广大精密，周家的法度都在里面，但不敢让初学者看。”
春秋类
论春秋正朔
与南轩书【己丑四月一日】
这段论述古史都不记载季节，孔子作《春秋》，然后在正月之上加上季节，以表明上奉天时、下正王朔的意义。伊川先生和刘质夫的意思，也是如此。
春秋正朔之事，比照书籍考证。凡是记载月份，都不记载季节，怀疑古《史记》的体例只是这样。到了孔子作《春秋》，才将天时加在正月之上，以表明上奉天时、下正王朔的意义。而在建子之月加上“春”字，那么行夏时的意思，也包含在其中。看伊川先生和刘质夫的意思，似乎是这样。但“春秋”两个字，是鲁史旧有的名称，又似乎有些不通。希望再与晦叔商定。
论伊川春秋之传
答韩无咎
这段论述传，是用来按照经文作为判断，用传来考证经文的事迹，用经文来辨别传的真伪。
和靖的两封信，以前曾经见过。他谨慎对待传中可疑之处的意思，是对的，但想要禁止学者，使他们不再观看，恐怕就过分了。如果认为《春秋》改用夏时是没有这种说法，以传为案、经为断是违背道理，那么怀疑他考证得不精细，或者没有完全听到别人的说法，而想要用自己听到的来一概而论的错误。《春秋》传是伊川先生自己写的，其中有句话：“周正月，不是春，是假借天时来确立义理罢了。”如果确实没有改用夏时的意思，那么这种说法又是什么意思呢？况且序文中引用的《论语》的话，尤为明白，不能说最初没有这个意思。又门人所记载的有回答黄聱隅的话，说用传来考证经文的事迹，用经文来辨别传的真伪，这见于两家的书中，这也如同
所谓传为案，经为断之意，而岂三人所记不期而皆误乎？推此两条，则凡和靖所谓“非先生语”者，恐特他人闻之，而和靖亦未闻耳。今疑信未及而不复思绎，遽以一偏之説尽废众人所传之书，似不若尽存其説，而深思熟讲，以考其真伪得失之为善也。况明道行状云：“其辨析精微，稍见于世者，学者之所传耳。”观此，则伊川之意，亦非全不令学者看语录，在人自着眼看耳。如《论语》之书，亦是七十子之门人纂录成书，今未有以为非孔子自作而弃不读者。
译所谓“传”作为案据、“经”作为裁断的意思，难道会是那三个人所记载的不约而同都出错了吗？推究这两条理由，那么凡是和靖所说的“不是先生的话”，恐怕只是别人听到了，而和靖并没有听到罢了。现在对怀疑与相信尚且没有深入思考，就不再仔细推究，竟然用一种片面的说法完全废弃众人所传述的书籍，这似乎不如全部保留这些说法，深入思考并反复讲习，以考证其真伪得失更为妥当。况且明道的行状中说：“他辨析精微的道理，稍为世人所见的，只是学者所传述的罢了。”看这句话，那么伊川的意思，也并非完全不让学者看语录，而在于人们自己留心阅读罢了。就像《论语》这本书，也是由七十子的门人编纂记录成书的，现在并没有人因为不是孔子亲自撰写而抛弃不读的。
论小国自贬其爵之义
答程可久【逈】
此段专以程言为最得《春秋》小国之情。
春秋列目拜贶甚厚，其间议论小国自贬其爵以从杀礼，最为得其情者。顷年每疑胡氏滕子朝桓之説，非春秋恶恶短之义，今已释然。葢后来郑大夫亦有「郑伯男也，而使从诸侯之赋」之説，则当时诸侯之愿自贬者固多，但霸主必以此礼责之，故有不得而自遂尔。然其他尚有欲请教者，便遽未暇。大抵此经简奥，立説虽易而贯通为难，以故平日不敢措意。其间假以数年，未知其可学否尔。
论春秋先后之学
答魏元履
此段谓春秋乃学者最后一段事，若先看论语，则余经可迎刃而解。
欲为春秋学，甚善。但前辈以为此乃学者最后一段事。葢自非理明义精，则止是较得失、考同异，心绪转离，与读史传、摭故实无以异。况如老兄心中本閙，恐非所以矫失而趋中也。愚意以为不若只看《论语》，用年嵗工夫，却看证候浅深，别作道理。然但《论语》中看得有味，余经亦迎刅而解矣。圣人之言，平易中有精深处，不可穿凿求速成，又不可茍且闲看过。直须是置心平淡慤实之地，玩味探索，而虚恬省事以养之。迟久不懈，当自觉其益。切不可轻易急迫之心，求旦暮之功。又不可因循偷惰，虚度光隂也。语録中一两段説此事处，别纸上呈，可见此非臆説，亦见《春秋》之未易学也。
论春秋讲贯之防
答黄仁卿【东】
此段谓看《春秋》当随事观理，反复防泳，方有意味。
所示春秋大防甚善，此经固当以类例相通，然亦先须随事观理，反复防泳，令胷次开阔，义理通贯，方有意味。若便一向如此安排説杀，正使在彼分上断得十分的当，却于自已分上都不见得个从容活络受用，则何益于事耶？大抵不论看书与日用功夫，皆要放开心胷，令其平易广阔，方可徐徐旋看，道理浸灌培养。切忌合下便立己意，把捉得太▯了，即气象急迫，田地陿隘，无处着功夫也。此非独是读书法，亦是仁卿分上变化气质底道理也。然看春秋外，更诵论语及看近思录等书，以助其趣，乃佳。若只如此，实恐枯燥难见功耳。
仪礼类
论刋弟子职女诫传
答建守傅尚书
此段谓弟子职，女诫，皆当以温公杂仪附其后。
前日所禀，弟子职、温公襍仪，谨纳上字，已不小似，可便刋《女诫》本传中有一序，恐可并刋。此印行纸内上数幅字数疎宻，须令作一様写乃佳，仍乞早赐台防，当不日而就也。刻成之日，当以《弟子职》《女诫》各为一帙，而皆以杂仪附其后。葢男女之教虽殊，此则当通知者，使其流行，亦辅成世教之一事也。
论脩正仪礼之书
答李季章
此段谓仪礼一书有助世教
累年欲脩仪礼一书，厘析章句，而附以传记。近方了得十许篇，似颇可观。其余度亦嵗前可了。若得前此别无魔障，即自此之后便可块然兀坐，以毕余生，不复有世间念矣。元来典礼淆讹处，古人都已説了，只是其书滚作一片，不成段落，使人难看。故人不曽看，便为憸人舞文弄法，迷国误朝。若梳洗得此书头面出来，令人易看，则此辈无所匿其奸矣。扵世亦非少助也。
论仪礼附记之义
答潘恭叔
此段谓《礼记》须与《仪礼》相叅通，作一书乃可观。
仪礼》附记，似合只依《徳章》本子，葢免得拆碎记文本篇。如要逐段叅照，即于章末结云「右第几章」，《仪礼》即云「记某第几篇章」，当附此【不必载其全文，只如此亦自便于检阅】礼记》即云「当附《仪礼》某篇第几章」，又如此。《大戴礼》亦合收入，可附《仪礼》者附之，不可者分入五类。如《管子》《弟子职》篇，亦合附入《曲礼》类。其他经传类书説礼文者，并合编集，别为一书。《周礼》即以祭礼、宾客、师田、防纪之属事别为门，自为一书。如此即礼书大备，但功力不少，须得数人分手乃可成耳。
分为五类，先儒未有此説。第一类，皆上下大小通用之礼；第二类，即国家之大制
译论小国自贬其爵之义
答程可久【逈】
这段专门以程氏的说法为最能体会《春秋》中小国的情状。
《春秋》中列举名目、拜受赏赐的记载很丰富，其中议论小国自贬爵位以遵循杀礼的，最为能得其情状。近年我常怀疑胡安国关于滕子朝见桓公的说法，不符合《春秋》厌恶恶行而贬抑其名的义理，如今已经释然。大概后来郑国大夫也有“郑伯是男爵，却让他跟随诸侯缴纳赋税”的说法，那么当时诸侯中愿意自贬爵位的本来很多，只是霸主必定用这种礼制来责求他们，所以他们不能自行实现罢了。然而其他还有想要请教的地方，便匆忙间来不及详述。大体上这部经典简奥深奥，建立学说虽然容易，但贯通理解却很难，因此平时不敢轻易置评。如果假以数年，不知是否还能学得会呢。
论春秋先后之学
答魏元履
这段说《春秋》是学者最后阶段要学的，如果先看《论语》，那么其他经典就可以迎刃而解。
想要学习《春秋》学，很好。但前辈认为这是学者最后阶段的事。大概如果不是义理明白、精微，那就只是比较得失、考辨同异，心思反而分散，与读史传、搜集旧事没有什么不同。况且像老兄心中原本纷扰，恐怕不是用来矫正过失而趋向中正的方法。我的意思认为不如只看《论语》，用几年的时间，再看证候的深浅，另外做打算。然而只要在《论语》中看得有滋味，其他经典也就迎刃而解了。圣人的言语，在平易中有精深的地方，不可穿凿附会追求速成，也不可苟且随意看过。必须把心放在平淡诚实的地方，玩味探索，并且以虚静恬淡、减少事务来涵养它。长久坚持不松懈，自然会觉得有益。切不可用轻率急迫的心，追求早晚之间的功效。又不可因循苟且、偷懒懈怠，虚度光阴。语录中有一两段说这件事的地方，另外写在纸上呈上，可见这不是凭空臆测，也可见《春秋》是不容易学的。
论春秋讲贯之防
答黄仁卿【东】
这段说看《春秋》应当随着事件观察义理，反复涵泳，才有意趣。
所示《春秋》的大纲很好，这部经典固然应当以类例相通，但也必须先随着事件观察义理，反复涵泳，使胸襟开阔，义理贯通，才有意趣。如果一开始就这样安排说死，即使在那方面断得十分恰当，却在自己这方面都看不出从容灵活受用的地方，那对事情有什么益处呢？大体上不论看书与日常功夫，都要放开心胸，使其平易广阔，才可以慢慢逐步观看，道理逐渐浸润培养。切忌一开始就树立自己的意见，把持得太紧了，就会气象急迫，田地狭隘，无处下功夫。这不仅是读书的方法，也是黄仁卿方面变化气质的道理。然而看《春秋》之外，再诵读《论语》及看《近思录》等书，以助长其趣味，才好。如果只这样，实在恐怕枯燥难见功效。
仪礼类
论刊弟子职女诫传
答建守傅尚书
这段说《弟子职》《女诫》，都应当以司马光的《杂仪》附在后面。
前日所禀告的，《弟子职》、司马光《杂仪》，恭敬地加上字，已经不小了，可以便刊刻《女诫》。本传中有一序，恐怕可以一并刊刻。这印行纸张内上面几幅字数疏密，须令写成一样才好，仍乞早日赐下台谕，当不久就能完成。刻成之日，当以《弟子职》《女告诫》各为一卷，而都以《杂仪》附在后面。大概男女的教育虽然不同，这是应当通晓的，使其流行，也是辅助成就世教的一件事。
论脩正仪礼之书
答李季章
这段说《仪礼》一书有助于世教
多年想要脩正《仪礼》一书，厘析章句，而附上传记。最近刚完成了十篇左右，似乎颇可观。其余估计也在年前可以完成。如果在此之前没有别的魔障，那么从此之后就可以安然静坐，以度过余生，不再有世间念头了。原来典礼混淆错误之处，古人都已经说了，只是那书混作一片，不成段落，使人难看。所以人没有看，就被奸人舞文弄法，迷惑国家误伤朝廷。如果梳理出这本书的头面，使人易看，那么这类人就没有地方隐藏他们的奸诈了。对于世道也不是没有帮助的。
论仪礼附记之义
答潘恭叔
这段说《礼记》须与《仪礼》相互参通，作一书才可观。
《仪礼》附记，似乎应当只依照《德章》本子，大概免得拆碎《礼记》本篇。如果要逐段参照，就在章末结云“右第几章”，《仪礼》就说“记某第几篇章”，应当附在此【不必载其全文，只这样也自便于检阅】《礼记》就说“当附《仪礼》某篇第几章”，又这样。《大戴礼》也应当收入，可附《仪礼》的附之，不可的分入五类。如《管子》《弟子职》篇也应当附入《曲礼》类。其他经传类书记说礼文的，都应当编集，别为一书。《周礼》就以祭礼、宾客、师田、旌纪之类事别为门，自为一书。这样礼书就大备了，但功力不少，须得数人分工才能成。
分为五类，先儒没有这种说法。第一类，都是上下大小通用之礼；第二类，就是国家的大制
度；第三类，乃礼乐之説；第四类，皆论学之精语；第五类，论学之粗者也【大戴礼亦可依此分之】
译第二类；第三类，是关于礼乐的论述；第四类，都是论学的精辟言论；第五类，是论学的粗浅内容【《大戴礼记》也可以按照这种方式来分类】
孝经类
论孝经疑误之多
大全文【淳熈丙午八月】
此段谓前辈读书精审，疑皆可信。
某旧见衡山胡侍郎《论语説疑》《孝经》引诗非经本文，初甚骇焉。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言为信，而《孝经》之可疑者，不但此也。因以书质之沙随程可久丈，程答书曰：「顷见玉山汪端明，亦以为此书多出后人傅防。」于是乃知前辈读书精审，其论固已及此，又窃自幸有所因述，而得免于凿空妄言之罪也。因欲掇取他书之言，可发此经之防者，别为外传【如冬温夏清、昏定晨省之类，即附始于事亲之传】顾未敢耳。
孔丛子》亦伪书，而多用《左氏》语者，但《孝经》相传已久，葢出于汉初，《左氏》未盛行之时，不知何世何人为之也。《孔丛子》叙事至东汉，然其词气甚卑，近亦非东汉人作。所载孔臧兄弟往还书疏，正类《西京杂记》中伪造汉人文章【西京杂记》之缪，匡衡传注中顔氏已辨之，可考】皆甚可笑。所言不肯为三公等事，以前书考之，亦无其实，而《通鉴》皆误信之。其他此类不一，欲作一书论之，而未暇也，姑记于此。
经济文衡后集卷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经济文衡后集卷二十
宋 滕珙 撰
四书类
论四书学问根本
答吕子约
此段谓读书不贵乎泛，当审思明辨，以求其防。
今人读书务广而不求精，是以刻苦者迫切而无从容之乐，平易者泛滥而无精约之功。两者虽殊，然其所以受病之源则一而已。《孟子》《中庸》《大学》乃学问根本，尤当专一致思，以求其指意之所在。乃或此或彼，泛然读之，此则尤非所以审思明辨而究圣学之渊源也。愚意此四书者，当以序进，每毕一书，首尾通贯，意味浃洽，然后又易一书，乃能有益。其余亦损其半，然后可以研味从容，深探其立言之防，而无迫切泛滥之累也。
论四书先后之序
大学章句
此段谓学者当以《大学》为先，而《论孟次之。
子程子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徳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
大学类
论大学教人之法
大学章句序
此篇谓大学教人以穷理、正心、脩已治人之道。
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葢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三代之隆，其法寖备，然后王宫、国都以及闾巷，莫不有学。人生八嵗，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脩已、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夫以学校之设，其广如此；教之之术，其次第节目之详又如此；而其所以为教，则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余，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彜伦之外。是以当世之人，无不学其学焉者，无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而各俛焉以尽其力。此古昔盛时所以治隆于上、俗美于下，而非后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贤圣之君不作，学校之政不脩，教化陵夷，风俗頺败。时则有若孔子之圣，而不得君师之位以行其政教，于是独取先王之法诵而传之，以诏后世。若《曲礼》、《少仪》、《内则》、《弟子职》诸篇，固小学之支流余裔；而此篇者，则因小学之成功以着大学之明法，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而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者也。三千之徒，葢莫不闻其説；而曽氏之传独得其宗，于是作为传义以发其意。及孟子没而其传冺焉，则其书虽存而知者鲜矣。自是以来，俗儒记诵词章之习，其功倍于
译孝经类
论《孝经》疑误之多
大全文【淳熙丙午八月】
这段文字是说，前辈读书精审，他们的疑议都值得信赖。
我过去看到衡山胡侍郎《论语说疑》中指出，《孝经》所引用的《诗经》并非《诗经》原文，起初我很震惊。后来仔细考察，才明白胡公的话是可信的，而《孝经》中可疑的地方，不仅仅这一处。于是写信向沙随程可久先生请教，程先生回信说：“前几日见到玉山汪端明，他也认为这本书大多出于后人附会。”于是我知道前辈读书精审，他们的议论本来就已经涉及这些，我又暗自庆幸有所依据和陈述，从而免于凭空妄说的罪过。因此我想摘录其他书中可以阐发这部经典义理的话，另外编撰为外传【比如“冬温夏清”、“昏定晨省”之类，就附在“始于事亲”的传文之后】，只是不敢贸然行事罢了。
《孔丛子》也是伪书，其中多用《左传》语句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孝经》相传已久，出自汉初，《左传》尚未盛行之时，不知是哪个时代什么人写的。《孔丛子》叙事直到东汉，然而其文辞气势很低微，近来看来也不是东汉人所作。所载孔臧兄弟往来的书信，正像《西京杂记》中伪造的汉代文章【《西京杂记》的错误，匡衡传注中颜氏已经辨明，可以考证】，都非常可笑。书中说孔臧不肯担任三公等事，用前书考证，也没有这回事，而《资治通鉴》都误信了它。其他这类情况不一而足，本想写一本书论述它，但没有空闲，暂且记录在这里。
经济文衡后集卷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经济文衡后集卷二十
宋 滕珙 撰
四书类
论四书学问的根本
答吕子约
这段文字是说，读书不贵在广博，应当审思明辨，以求其义理。
现在的人读书追求广博而不求精深，因此刻苦的人迫切而没有从容的乐趣，平易的人泛滥而没有精约的功效。两者虽然不同，但他们受病的根源则是一样的。《孟子》《中庸》《大学》是学问的根本，尤其应当专一致思，以求其旨意所在。如果这样那样，泛泛地阅读，这就更不是审思明辨而探究圣学渊源的方法了。我的意思是这四部书，应当按照顺序进阶，每读完一部书，首尾贯通，意味融洽，然后再换一部书，这样才能有益。其余的书也减少一半，然后才可以从容研味，深入探究其立言的义理，而没有迫切泛滥的累赘。
论四书学习的先后顺序
大学章句
这段文字是说，学者应当以《大学》为先，而《论语》《孟子》次之。
程子说：“《大学》是孔氏的遗书，是初学入门的阶梯。如今可见古人做学问次第的，只依靠这篇保存；而《论语》《孟子》次之。学者一定要由此而学习，那么差不多就不会差错了。”
大学类
论《大学》教人的方法
大学章句序
这篇文字是说，《大学》教人穷究事理、端正心念、修养自身、治理他人的道理。
《大学》这本书，是古代大学用来教人的方法。大概自从上天降生百姓，就已经赋予他们仁义礼智的本性了。然而他们气质的禀受或许不能齐一，因此不能都认识到自己本性所有而保全它。一旦有聪明睿智能尽全其本性的人出现在其中，那么上天必定任命他作为亿万民众的君主和老师，让他治理并教导百姓以恢复其本性。这就是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之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的职任、典乐的官职之所以设立的原因。三代兴盛之时，其法度逐渐完备，然后王宫、国都以及里巷，没有不设立学校的。人生八岁，那么从王公以下直到平民的子弟，都进入小学，教以洒扫、应对、进退的礼节，礼乐、射御、书数的文化。等到十五岁，那么从天子的嫡长子、众子直到公卿大夫元士的嫡子以及平民中的俊秀，都进入大学，教以穷究事理、端正心念、修养自身、治理他人之道。这又是学校教育大小节度之所以区分的原因。凭借学校设立，如此广泛；教育的方法，其次第细节如此详细；而其用来教育的内容，又都本于人君躬行心得之余，不需要在百姓日常伦理之外去寻求。因此当时的人，没有不学习的，学习的人，没有不认识到自己本性所固有、职分所应当做的，而各自俯首尽力。这就是古代盛世之所以治理隆盛于上、风俗美好于下，而不是后世所能赶上的原因。等到周朝衰微，贤圣的君主不出现，学校的政令不修明，教化衰落，风俗败坏。当时有像孔子这样的圣人，却得不到君师的职位来施行其政教，于是独自选取先王的法度诵读并传述，以告诫后世。像《曲礼》、《少仪》、《内则》，《弟子职》等篇，本来就是小学的支流余裔；而这篇，则是因小学的成就而彰显大学的明法，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内有以尽其细节之详的。三千弟子，大概没有不听到这种学说的；而曾氏的传授独自得其宗旨，于是作传文以阐发其意。等到孟子去世而其传授断绝，那么这本书虽然存在但知道的人很少了。从此以来，俗儒记诵词章的习气，其功夫加倍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