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文衡续集卷二十一

译您所询问的事情，其得失的大致情况已经可以看清了。至于台官史官的说法，谬误荒诞之处极多。从礼制来说，《礼记》中有记载说：“死者头朝北，生者面朝南，都遵循着朔方（北方）的原则。”又说：“葬在北方，头朝北，这是夏、商、周三代通行的礼制。”这就是说古代安葬死者，必定是坐北朝南，因为南面为阳，北面为阴，孝子的心意，不忍心让亲人死去，所以即使安葬在墓中，还希望他们背靠阴面而怀抱阳面，哪有坐南朝北、反而背阳向阴的道理呢？如果从风水术数来说，凡是选择墓地，必须先讨论主山形势的强弱，风气的聚散，水土的深浅，穴道的偏正，地力的完备与否，然后才能比较这块地的好坏。即使确实有“国音”（以五音配姓氏定方位）的说法，也必须先具备这五个条件，得到形势优越的地方，然后才能推演其术数。现在却完全不讨论这些，而直接相信那些平庸荒诞的片面说法，仅仅用五音来归类所有姓氏，并说陵墓住宅的朝向各有适宜之处，这是极其不合常理的说法。不仅先前的儒者已经极力辩驳，而且近世民间也大多不采用。现在却认为这是祖宗以来世代遵守的法度，顺从就吉祥，违背就凶险，那么暂且不问其道理如何，只拿事实来检验，它的谬误不攻自破。自从永安陵迁奉以来，已经遵用此法，而在九代之间，国家统绪两次断绝：靖康之变，宗庙社稷化为废墟；高宗中兴，匹马南渡；寿皇（光宗）又从旁支入继大统，至于思陵（宁宗），也使用此法。而寿皇倦于勤政之后，随即去世；太上皇（光宗）患病日久，以至于退位；赤山陵（宁宗）也使用此法，而庄文太子、魏王相继去世。如果说吉凶由人决定，不在于地理，那么没有废弃旧法，国家怎能兴盛？那么“国音”的说法自然就是无用的空谈。遵从它未必是福，不遵从它未必是祸。为什么相信得如此坚定，而遵守得如此严格呢？如果说此法确实灵验，不可更改，那么洛阳、越州（绍兴）的各座陵墓无不坐南朝北，本来已经符合“国音”了。为什么吉祥的少而凶险的多呢？台官史官的言论，进退都没有依据，大都像这样。试着加以诘问，让他们回答，一定没有言辞来自我辩解。如果从地理来说，绍兴的各座陵墓，臣未曾亲眼看见，不敢轻易议论。然而赵彦逾确实说旧定的神穴土质浅薄，向下挖五尺，下面有水石，难以安葬。而荆大声却说新定的东顿穴，比起先定的神穴，高一尺一寸五分，向下挖九尺，就没有水石。臣曾经详细考察两人的说法，反复计算，新穴比起旧穴，只高一尺一寸五分，那么新穴挖到六尺一寸五分，就和旧穴五尺以下有水石的地方，高低相等。为什么却能挖到九尺，而其下二尺八寸五分的地方却没有水石呢？况且大声既然知道有这个无水吉穴，当时就应当指定，为什么却定在土质浅薄下面有水石的地方作为神穴？直到今天，前面的说法泄露无遗，没有地方可以安葬，然后才说出来呢？他反复无常、谬误荒诞，是小人的常态。虽然似乎不值得深责，然而他的奸诈之心是想把寿皇的棺椁，放置在水中，而稍微不顾忌，那么他欺君误国、大逆无道的罪过，是不容赦免的。即使他的话另有曲折，然而这一片山坡之地，它的宽广有多少？昭慈圣献皇后已经用过了。徽宗一帝一后，又用过了。高宗一帝一后，又用过了。计算那里的地气已经发泄殆尽，而巡行视察的官员之类，又有非常迫狭的地方，不可移动减少。现在只是就那空余的地方，就作为穴，东西稍微挪动，或远或近，起初没有定论。大概地理之法，譬如针灸，自有一定穴位，而不能有毫厘之差。假使医生施针艾灸，都像今天台官史官确定宅兆那样，那么攻一个穴位而全身都受伤了。这又怎么能得到穴道的正确呢？如果确实除此之外别无他求，那么也就无可奈何。而现在两浙数州都作为近郊，三二百里的范围，难道没有一处可以供选择？而唯独迁就迫狭在这几步之间吗？即使一定要求得离山坐南朝北的地方，也应当先广泛寻找壮厚高平可以安葬的地方，然后选择其中符合此法的。况且那谬误荒诞不合常理的说法，本来就不值得相信呢？臣从南方来，经过严州富阳县，看见那里的江山胜景，雄伟非常。大概富阳是孙氏居住的地方，而严州是高宗受命的邦国。说的人又说，临安县是钱氏故乡，山川形势宽平深邃严密，而臣未曾看见。这几处地方，臣虽然不敢断定它们一定可用，然而以臣已经见闻的来逆推那未见未闻的，怎么知道没有更好的地方，远远胜过这里而明显可用的呢？只是现在偏信台官史官的话，固执绍兴的说法而不肯寻求罢了。如果想要寻求，那么臣私下看见近年地理之学，出自江西福建的尤其兴盛。即使未必都精通，然而难道没有一个人粗略知道大概，平稳优于那一两个台官史官的吗？希望圣明深思此理，斥退荆大声，将他置于法，即日下达两浙帅臣监司，迅速搜访，量支路费，多派人员兵马轿马津遣赴阙，令在近郊广泛查看，得到五七处，然后派遣官员巡视，命令使者复核，不拘官职品级，只取通晓地理之人，参互考较，选择一个最吉的地方，以

译敬奉神圣的皇灵，保佑万世安宁。虽然已逼近七月之期，但此事重大且体统庄严，不容苟且简略。孙逢吉所说的“稍微宽限时日，另求吉兆，最为上策”这十个字，实在是至理名言。希望陛下采纳并施行，或许能稍微安慰天下臣子的心，以此作为为国家祈求上天永保国运的举措。臣本是儒生，不懂术数，不敢妄用淫邪巫师和盲目史官的话来迷惑圣听，从而自取讥讽嘲笑。实在是因为不忍心将寿皇尊贵的圣体，托付给水泉沙砾之中、残破浅薄之地，因此痛愤激切，为陛下陈述一番。譬如乡邻亲友之间，遇到这样的大事商量，我若明知此事的利害关系，必定会如此，却不尽情告知对方，对方必定认为我是不忠不信之人，何况臣子对于君父，又怎忍心有所顾虑观望而沉默不言呢。希望陛下详细审视，果断施行，那么天下万世将不胜庆幸。

译说是不应违背天意人心，以致招致灾异变化。

先生留在讲筵，上奏四件事，认为这是极大的担忧，这居其中之一。讲完后上奏，皇上因此感动。

这段专门说不要让台官史官得以实现他们荒谬的言论。

至于占卜陵寝，偏听台官史官固执荒谬的言论，落入他们交结营私的计谋，不再广泛咨询术士以求吉地。只想在祐思等陵墓旁边，凑合迁就，苟且了事。既不为寿皇体魄安宁考虑，又不为宗庙社稷血食长远谋划。那么从宰相执政侍从到军民，都知道这不合适，却不敢极力争辩。凭着寿皇的丰功盛烈，百世不忘，而安葬他竟如此草率。这难道不是大大违背天意人心，以致灾异频繁发生，留下无穷祸患吗？这也是臣极大担忧的【经筵两陈四事札子·宁宗初政】

　　防制类

　　说三年通丧

先生在经筵，既上奏疏勉励皇上进德，又上奏礼律：“儿子为父亲、嫡孙承重，都服斩衰三年。历代都不能实行，只有寿皇圣帝在易月之外，还坚持通丧。遗诏敕令颁布，失于详细商议，致使已经实行的礼仪举而复废。应命令礼官查考，预先制定。”

这篇专门论述将来起殡发引，应当再用初丧的服饰。

臣听说三年之丧，穿齐衰粗布的衣服，吃稀粥，从天子到平民，没有贵贱的区别。而礼经敕令，儿子为父亲，嫡孙承重为祖父，都服斩衰三年。因为嫡子应当继承父亲的后嗣，以承担大宗的重任，如果不能即位来主持丧礼，那么嫡孙继承统绪代替他，主持丧礼是理所当然的。然而自从汉文帝缩短丧期的律令，历代沿袭，天子于是没有三年之丧。为父亲尚且如此，那么嫡孙承重，就可以知道了。人伦纲纪废坏，三纲不明，一千多年，不能纠正。等到我们已故至尊寿皇圣帝，天性自然，孝诚发自内心，在易月之外，还坚持通丧，朝服朝冠都用粗布，超越千古，革去拘挛牵制的弊端，百王衰陋卑薄的风气盛行，这是他的德行。应当记载在史册，作为世人的法式，子孙遵守，永远不厌倦。而近来遗诏初颁，太上皇帝偶然违逆康豫，不能亲自到丧次，陛下实际上以世嫡的重任，仰承大统，那么所谓承重的服饰，记载在礼律，应当遵循寿皇已经实行的法度。在易月之外，暂且穿布衣布冠视朝听政，以代替太上皇帝亲自执行三年之丧。而一时仓促来不及详细商议，于是使用漆纱浅黄的服饰，不仅上违礼律，无法风化示教天下，而且将使寿皇已经革除的弊端去而复留，已经实行的礼仪举而复坠。臣愚笨不肖，确实私下痛心。然而过去的过失来不及追改，只有将来启殡发引，礼仪应当再用初丧的服饰，那么其变除的节度还有可商议的。希望陛下仰体寿皇圣孝成法，明诏礼官查考礼律，预先指定。其官吏军民男女在丧期之内的礼仪，也应当稍加制定，不要使其过于华丽奢侈，布告郡国，都使知道，庶几逐渐恢复古制，而四海之众有以彰显君臣之义，实在是天下万世的幸运【乞讨论丧服札子宁宗初政】

　　论父在而承国于祖的服饰

根据五服年月格，斩衰三年，嫡孙为祖父【指承重者】法意很明确，而礼经没有文字。但传云“父亲去世而为祖父后嗣者服斩”，然而不见本经，不知何据。但小记云“祖父去世而为祖母后嗣者三年”，可以旁证。至于为祖父后嗣条下疏中所引郑志，才有“诸侯父亲有废疾，不能任国政，不能任丧事”的问，而郑答以“天子诸侯的服饰都服斩”的文字，方才见到父在而承国于祖的服饰。向来入此文字时，无文字可查，又无朋友可问，故大致且以礼律言之，也有怀疑父在不当承重的。时无明白证验，但以礼律人情大意回答，心常不安。归来查考，始见此说，方才无疑。乃知学问不讲究，其害如此。而礼经的文字确实有缺略，不无待于后人。向使无郑康成,则事终未有决断。不可直谓古今定制,一字不可增减也。

　　祭祀类

　　乞以泗水侯从祀先圣

先生守南康，庚子三月，修学申报省，乞以泗水侯孔鲤从祀先圣

这段以泗水侯未在从祀之列，位号应当纠正。

照对本军昨因修葺军学，查得从祀神位名号差舛，曾具状申尚书礼部。续准本部符降，到见行从祀神位名号,本军谨已遵依，彩画题写，奉安讫。某恭睹崇宁元年二月二十五日诏，追封孔鲤为泗水县侯，孔伋为沂水县侯。今按本部降到神位名号,其泗水侯独未得在从祀之列。盖尝考之《论语》，伯鱼过庭,亲承诗礼之训，先圣又尝使学周南、召南。其才虽曰不及颜渊，然亦不应尽出七十子之下。窃意当时礼官一时讨论，偶失编载，非固有所取舍、升黜于其间也。某愚欲望朝廷特赐予详酌，

译将泗水侯列入从祀的位置，排在七十子之后、沂水侯之前，希望孔门的所有贤人都能登上祭祀的典章，以此向上符合崇宁年间圣上诏书褒奖尊崇的本意。

译应当阐明义理，以杜绝神怪奸邪。

具体条目详见《圣学类》第二段。

这一段专门论述巫祝妖人趁虚而入的祸患。

臣听说上天有显明的道，其类别非常显著。行善的人，上天降下百种吉祥；作恶的人，上天降下百种灾殃。因此人的祸福，都是自己招致的。没有不行善却通过谄媚祈祷而得福的，也没有不作恶却因坚守正道而遭祸的。何况帝王诞生，实在承受天命，成为郊庙社稷以及神人君主。如果能够修养德行、施行政令，使亿万百姓安康济助，那么灾害的离去，哪里需要禳除？福禄的到来，哪里需要祈祷？如果与此相反，就会获罪于天，招致人怨神怒。即使想要驱除恶鬼来迎请真人，也没有任何益处。又何况先王制定礼制，从天子到平民，报答根本、祭祀祖先，都有固定的典章。牺牲、祭器、日期、时辰，都有固定的法度。明处有礼乐，幽处有鬼神，一个道理贯通，起初没有间隔。如果礼制中没有记载，就是神灵所不享用的。因此祭祀不该祭祀的鬼神，就是淫祀。淫祀没有福报，经典中有明确的文字。这并不是特意设立这些来禁止，而是事理的自然，不可能改变。如果在恍惚之间，好像有迹象，这是因为心中没有主见，胡乱产生忧虑怀疑，于是被巫祝妖人趁虚而入，施展他们奸诈欺骗迷惑的手段。一旦施行，其造成的祸患，又将无所不至。古今因此导致动乱灭亡的，哪里能数得尽？其鉴戒大概也不遥远。如果不致力于精深的学问，以明晓性命之理，使这颗心透彻明白没有疑惑，应当有的就有，应当没有的就没有，那么又凭什么秉持礼制、执行法度，而断绝妖妄的根源呢？先王的政令，对于执持左道扰乱政事、假借鬼神迷惑众人的，都必定诛杀而不听从。其考虑深远啊。然而传书上说：“通晓天地本性的人，不会被神怪所迷惑；通晓万物实情的人，不会被非同类的事物所蒙蔽。”那么其虚妄，大概也不很难察觉。希望圣明的君主留意，那么天下就幸运了【己酉年拟上给光宗新政的封事】

《经济文衡续集》二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经济文衡续集》卷二十二

宋 滕珙 撰

褒录忠义类

乞赠陶威公庙额

先生任南康知军时，宣扬教化，敦厚激励风俗，又发文给教授、司户，访寻陶威公陶侃等贤人的遗迹，凡是废弃的祠宇，都加以修缮，于是申报各有关部门，请求核实，奏请赐予庙额。

这篇文章专门陈述公忠义的大节。

根据都昌县税户董翌等人的状子，看到本军榜文询问访查先贤事迹中有一项：晋朝侍中大尉长沙陶威公兴建义旗，恢复帝室，勤劳忠顺，直到去世。谨按图经，公起初家住在鄱阳，后来迁居浔阳，看到在本军都昌县境内有遗迹，以及在本军城内和都昌县有庙貌。遇到水旱灾害祈祷禳除，都有感应。不知上述事迹是否属实，董翌等人是都昌县居民，县境南北确实有两座陶威公庙。其神灵聪明正直，暗中有所助益，庙貌建立年代久远，当时居民商旅祈祷无不感应。以及本县管辖下和邻近州县等地，遇到春夏缺雨，乡民到庙祈求立即有感应。加上本庙旁边临近汇泽大江，水势湍急，漕运船只往来祈祷，风涛自然平静。前后庙记陈述分明，现在董翌等人不敢隐瞒事实，陈述请求详加斟酌，记录陶威公灵应事迹核实奏闻，请求加封号。本军根据前述状子，随即下发都昌县核查，得知董翌等人陈述确实属实，核实后申报本军，以及缴到江南刘羲仲所写的公赞说：“晋太尉陶威公侃，对晋朝有大功。读他的书，凛然好像看见他在武昌倡导义举，攻破石头城，斩杀苏峻，多么壮烈！东坡苏公曾经对我说，威公忠义的节操，横贯秋霜和白日。晋史记载折翼的事，难道是真的吗？况且就他的说法考察，威公梦见生出八翼，登上九重天门，登上第八重门时，用杖击打，坠地折断左翼。等到掌握强兵居于上游，暗中存有窥视皇位的志向，就想起折翼的祥瑞，自我抑制而停止。心所寄托的是志，神所寄托的是梦，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至于他写梅陶称赞机神明鉴，像魏武帝；忠顺勤劳，像诸葛亮。难道不确实吗？魏武帝徒步起兵倡导义兵，不像威公威名显赫。凭借汉朝深厚的恩德，磐石般的稳固，可以折鞭驱策，以平息天下的祸乱，不像成帝衰弱的资质。董卓的祸乱未必大于苏峻，魏武帝的功劳未必超过威公。保全兖州作为稳固，挟持天子作为资本，他的意图在哪里？那么他假托兴复作为名义，这是窥视汉朝的计谋。名分没有比忠孝更大的，本分没有比君臣更大的。如果魏武帝没有忠臣的节操，他所谓的机神明鉴，不过是奸雄罢了。威公哪里能与他相比？”起初苏峻之祸，贼将害死他儿子的是冯铁。冯铁投奔石勒，担任戍将。石勒畏惧威公的强大，杀了冯铁。石勒自认为是一时豪杰，标榜在二刘之间，俯视曹孟德、司马仲达，而且气势超过他们，却畏惧威公如此。威公去世，到现在几千年，各地都建庙祭祀，都昌县南北的庙尤其兴盛。庙屡次废弃又屡次兴起，因为他对百姓的功德深厚啊。又缴到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