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部志稿卷四十六

译乐中派遣翰林院修撰陈循前往南京，提取内阁所贮藏的古今各类书籍，无论是一部还是百部以上，各提取一部北上，其余全部封存标记，照旧收藏贮存。这样两京就都有藏书了。如今天下的书籍都归内府收藏，两京国子监虽然设有典籍官，但所掌管收藏的只是历代朝廷颁降的书籍以及原本贮藏的书板，没有其他书籍，这些官职几乎形同虚设。请在内阁现存书籍中查核有副本多余的，各分送一本到两京国子监典籍官处收藏掌管。仍命令两京内外守备大臣会同南京司礼监、礼部和翰林院官员查核清点永乐年间原本留在南京内府的书籍有多少、缺少多少，上疏奏报，酌情提取留存，分拨凑补。那些正本只有一本而没有副本的，将原书下发给国子监，命令祭酒、司业调派监生抄录，字迹不必工整，只求端正楷法。抄录完毕后分发给各堂教官校对，不许有差错。每卷末尾注明誊写监生和校对教官的官衔姓名。师生只按常例领取俸禄和廪食，没有额外支给。依次差遣拨派如常，所需刊刻、折页、刷印的工匠以及提供笔墨的费用，令各相关衙门酌情拨给办理，不限年月。书籍装订完成后，陆续送到两监典籍官处掌管。这样一本书就有数本，收藏贮存的地方不同，就永远没有散失的担忧了。

译一、我太祖高皇帝圣德神功超出万古帝王之上，在位三十年，多有创制，皆出自御笔亲书，不像前代帝王借手于词臣那样。如今颁行天下的，只有《皇明祖训》《大诰》《武臣资世通训》《三编》《太诰》《御制诗文》。虽然已经编辑刻板，收藏在内府，但天下臣民能够见到的尚且很少。如今编类在内阁书目中的，有《御注洪范》《御注尚书》、《御注道德经》《文华宝鉴》《昭鉴录》、《外戚事鉴》《存心录》、《精诚录》《省躬录》、《志戒录》《永鉴录》、《忠义录》《为政要录》、《彰善瘅恶录》《武臣鉴》、《醒贪简要录》《务农技艺简要》、《女戒》《务本之训》等书籍，这些都是我圣祖精神所运用、心画所体现、手泽所沾溉的。保存它们足以规范百代君王，流传下去足以鉴戒万代。其中虽然有的成于众人之手，哪一样不是本于圣心呢？至于《大明帝纪》《皇明宝训》《大明宝训》《洪武圣政纪》《大明日历》等书，则是当时儒臣编纂成卷的。现在都收藏在内阁，天下臣民没有途径得以见到。臣私下认为，帝王若有我圣祖制作的一二，作为子孙的无不刻在玉版上，颁布天下，传给将来，以此给父祖扬名。而我圣祖的功德，万世如见，固然不假借言语文字来流传。然而圣子神孙继承发扬的孝心、显扬的心意，则有不能停止的。臣请求敕令内阁大臣督领翰林官属，将秘阁所收藏已编成卷的逐一校对无误，雕刻印刷颁行。如果其言辞浅近质朴，不能流传久远；卷帙浩繁，难以全部颁布。请仿照洪武六年翰林学士詹同、宋濂等编纂日历作为宝训的先例，仿效唐人《贞观政要》的体制，将前项书籍撮取精要，举出宏纲，分门别类，编成一部书，命工匠刻版，颁布天下，垂范后世，使学校用来教导人，科举用来选拔士人，朝廷用来辅助治理，那么圣祖的圣德神功就能与六经并行，同天地一样长久。

一、汉、唐、宋创业之君，在承平战乱之后，没有不先搜集图籍的。中世以后，稍有散失遗缺，就派遣使者分行天下，搜访悬赏以购买，授官以酬谢。即使是五代战乱之世，尚且不废，何况如今百年承平，内外无事，国家还有余力，采辑佛道之书，作为藏经，用良木雕刻，用文绫装饰，遍赐天下寺观，储存在髹红函匮中，载在金碧轮藏里。何况儒家经训书籍，乃是自古帝王传心的要道，经世的大典，天地山川、人物风俗之所存，礼乐刑罚、制度文为之所具，怎么可以吝惜细微的费用而不做长久之计，以留下千古的感叹呢？臣请求敕令内阁将考校现有的书籍，详细开具目录，交给礼部抄写，分送两直隶十三布政司提督学校宪臣，张榜告示该管地方官吏军民之家，以及官府、学校、寺观和书坊、书铺收藏的古今经史子集，下至阴阳艺术、稗宫小说等项文书，不分旧板新刻以及抄本未刻的，属于内阁开去目录中没有的，以及虽有但不全的，允许一个月内送官。其有王府处的，启知借录，多方派人询访，设法搜求，期望尽获无遗。仰所在有司将各处赃罚纸札，并给官钱借办笔墨之费，分发给各处儒学生员誊写，只取成字，不拘工拙，但不允许潦草失真，就令各学教官校对，完毕后以原本归还主人，不许损坏不还。其所得书目，先行开具，陆续呈进，通行各处互相质对，中间有重复的，只令一处抄录，录毕装成卷帙具本差人解送赴京。自古帝王将国史藏在金柜石室之中，大概因为金石之物，坚固耐久，不是土木可比，又能抵御水火，使不为患。有天下者，凿石以为室，锢金以为柜，凡是国家有秘密之记、精微之言，以及典章事迹可以贻谋传远的，没有不收贮其中的，以防意外之虞。其处心积虑，可以说深且远了。后世徒有金柜石室之名，而无其实典守虽设官，藏贮虽有所，然而没有御灾备急之具，不幸一旦有不测之事出于常虑之外，遂使一代治体事功、人文国典，因而散失。后之秉笔史者，无所凭据，往往求之于草泽，访之于传闻，简牍无存，真伪莫辨。不是没有大功异政，不得记载；而明君贤臣被人诬捏的，也多有。因此古之君子忧深思远者，常在无事之时为先事之虑。当平宁时，无缘无故而为急切之语，固若不识忌讳者，原其心则不失为忠爱之深。仰惟我朝得国之正，三代以来所未有的。列圣相承，承平百余年，圣德神功，如天

译天地日月，巍峨而光辉灿烂。之所以能将其传承给天下后世，完全依赖于实录这类书籍。如今内阁所收藏的，有太祖高皇帝实录一部共二百五册，宝训十五册；太宗文皇帝实录一百三十四册，宝训十五册；仁宗昭皇帝二十一册，宝训六册；宣宗章皇帝一百十六册，宝训十册；英宗睿皇帝三百六十一册，宝训十二册；宪宗纯皇帝的实录二百九十三册，宝训十册。此外，每朝在内阁另藏一部，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副本了。既然没有刻石铸金以保存书籍的器具，又没有将副本藏于名山之中的制度。臣愚昧地过度忧虑，恳请朝廷在文渊阁附近便利的地方，另外建造一座高楼，不使用木材，专门用砖石堆砌而成，就像民间建造的土库那样，用来收藏重要文书，以防备意外之患。恳请敕令内阁儒臣商议，督令内阁办事的中书舍人等官员，在处理本职文书稍有闲暇时，不妨分头抄写历代实录各一部，不限定完成时间。书写完成后，装入铜柜，放置在楼的上层。凡是内府各衙门收藏的涉及国家大事的文书，如玉牒之类，都一并存放于此。至于制敕房的各种文书，如诏书、册文、制诰、敕书等的草稿，行礼仪注、应制诗文等的底本，前朝遗留的文章旧事等杂录，也令书办官员在闲暇时陆续抄录，不限定完成时间。书写完成后，装入铁柜，存放在楼的下层。凡是内府各衙门所藏的文书，可供日后编纂一代全史使用的，如永乐年以前的文武官员贴黄之类，都一并存放于此。这样，祖宗的功德将在万世永远流传，真实可信且无疑问，国家的典章制度将垂范百代，相继沿袭而有根本。议论的人说文书浩繁，书办人员数量少，岁月容易流逝，何时才能完工？臣请求在楼建成后，先将现存的应藏文书暂时放置其中，待日后陆续写完新本，再替换出旧本，仍存放在原处，以备查考使用。太宗皇帝在事务繁杂的时期，尚且聚集上千人，编纂《永乐大典》，以供学者考究。以此相比，哪个重要哪个轻贱呢？恳请陛下明察。

译一处藏书之所，分为三个地方，两个在京城，一个在南京，这样一本书就有三本。如果不幸其中一个地方丢失了，还依靠另外两个地方的保存。存放在国子监的书籍，按照内阁的惯例，装在橱柜里，放置在典簿防载道所中，责成典籍掌管，祭酒、监丞等官员时常监督防范。然而他们只掌管外门的钥匙，以及防备水火盗贼罢了。至于橱柜的锁钥，则收存在内阁。每年三伏天，像宋朝曝晒书籍那样，供给酒食费用之类，事先奏请翰林院，酌情委派堂上官一两名，带着僚属前往国子监晒晾书籍，从而进行检查。事情完毕后封存标记并上锁，每年以此为例。南京国子监的钥匙则交给南京翰林院掌印官收管，其曝晒书籍供给酒食，也像北京国子监的惯例。都不允许国子监官员擅自打开橱柜取书观看，并转借给别人。内外大小衙门因为事务想要查考的，必须申请调阅，违反者按违制之罪论处。奏疏呈入，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

请便殿亲政疏

隆庆元年，礼部尚书高仪等人说：“君主继承大统，是顺应天命维新的时候，也是臣民观察教化的时候。只有我们皇上继承皇位，到现在已经四个月了。一时群臣感遇昌明时期，都竭尽忠诚，谋划进言，惟恐落后。如大学士陈以勤首先效忠进献，分条陈述十件事，作为圣明君主保大嗣服的辅助，已经得到温和的嘉奖采纳。其他科道官员有论奏，也各自奉有允准。臣等详细阅览各位大臣的奏疏，中间条例虽然不同，至于请求御临文华殿会见辅臣，当面询问，亲自裁决政务这一件事，则对圣治很有裨益。当今紧要事务，确实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臣等深切认为唐虞时代的君臣，聚集在一堂，都俞吁咈，情意没有隔阂。他们引导下属的话，就说‘我有过错你辅正’；又担心他们不尽言，就说‘你不要当面顺从’。所以君臣道合，血脉流通，古今称为盛世治理的，没有比得上我朝的。列圣相继，每每接见辅弼，延访大臣，或者一同游咏，或者宴饮应对，没有时候不体现明君良臣的美好，各种事务都兴盛。国家万世太平的基业，正由此开始。只有我们皇上登基几天，就出御门朝见群臣，威仪已经恢复祖宗的旧制。但在大庭之上，体统森严，拜起应答，形势相互悬隔，如果只循例具文。上有怀想而不能向下询问，下有见解而不敢向上陈述。私下担心情意既然不相接，见闻不免日益壅塞。各衙门的奏牍，中外事机，怎么能一一完全明白于圣心？现在山陵工程已毕，典礼就绪，经筵日讲又赐举行，只有便殿亲政还没有来得及。希望皇上仰借列圣的盛典，俯纳各位大臣的忠言。从今开讲以后，每天朝会结束，就御临文华殿。除了内阁辅臣每日侍奉讲读，自然应当随入供职，那六部都察院大臣，仍请求皇上不时点名召见。即将阅览过的题奏，关系重大赏罚、重大黜陟、重大典礼、重大刑狱、重大军机、重大边防，以及一切重大政令，应当斟酌详议的，特别降下清问，允许部院官员陈述始末，内阁辅臣随即拟议可否，皇上加以睿断，亲自赐予裁答。如果有疑难，即使再三商讨确定，然后答复，也没有不可以的。科道掌印官每次各留两人随进。如果各位大臣陈述不详细，拟议不恰当，允许共同评正。至于辅臣讲读之余，仍请求皇上亲自发出玉音，咨询治道，或者以章疏应票的。命令就在御前看详，当面请求宸断。这样，那么万机之理日益熟练于圣心，四海之内可以运诸掌上了。”皇上批复同意。

祀典疏

议覆南京祀典疏

成化八年，南京太常寺少卿刘宣说：“自古圣帝明王，没有不谨慎于祭祀事务的。我们祖宗定都金陵，各种祭祀都举行。等到北都以后，南京祀典有的保存有的废除，礼制也多沿袭旧讹，而没有完备的。谨分条陈述十二件事。”

一、太庙自太祖以上五庙帝后的冠服宝座都齐全。太宗有冠服而没有宝座，文皇后则都齐全。仁宗、宣宗只有宝座没有冠服。昭皇后、章皇后以及英宗的宝座冠服都没有完备。这是因为太宗在位时，文后已进入太庙；英宗嗣位时，两宫尚享孝养，于是导致因循礼制偏废。请求先制成宝座，慢慢请求列圣遗衣奉安。一、孝陵等的祭祀，专门任命驸马都尉赵辉；先师孔子的主祭，专门任命国子监祭酒，或者由礼部堂上官代替。假使临期有故不及奏请，想更换其他官员，则没有成命。请在五府六部大臣内各增加一人，遇到有事故就代替行事。

一、北京都城隍，每年郊祀及祭祀太岁等神，都能附祭。五月十一日，又派遣太常寺官员在其庙祭祀。现在南京都城隍，则两种祭祀都没有。神明护卫生灵，两京既然没有不同的报祀典礼，应该没有差异。请求像北京例子那样祭祀。

一、我朝依据古礼祭祀用太牢，但必须是小牛犊，大概是取茧栗之义。现在南京内外各衙门，动辄因为牛小而鞭打责罚养牲的人，特别违背礼制。一、孝陵祭祀，凡是文武官员无论大小，都应当参加，而各衙门近来不赴，请让御史稽查其怠惰。

译一、在郊祀地的军民大多放纵牲畜在其中放牧，请求敕令守臣严加禁止革除。又有一个建议，太常寺按惯例每年荐新八次，所载物品大多不超过百斤，而黄船沉重庞大，导致沿途搁浅，常常延误期限，应当改造小船，以便快速送达。

译每年祭祀黄蜡，按例从内帑支取，劳民伤财，弊端滋多，应当就近由附近州县办理缴纳，这样更为便利。

每年解送到供祭祀用的牺牲，多因为租赁的地面狭窄，加上递交文书拖延滞留，导致牺牲受损，应当暂时安置在牺牲所，等待验收。

功臣庙墙壁上绘制的高皇帝及诸将战功图，旨在向后世展示创业的艰难，近来逐渐磨灭，请求修缮装饰，并略述其事，刻印其图，上报朝廷，使身处九重宫阙的皇帝以及四海之内的人，都能知晓祖宗垂裕后昆的用心和崇报功臣的盛况。

本寺厨役人数不过三百，却要清扫郊庙十余处，每月必须三次，况且大小祭祀一年没有间断的日子，他们也颇为辛劳，所以按例每人每月供给米六斗，有家属的供给一石，后来都减少了供给数量，没有赡养，导致很多人逃亡。又因为这批役夫出自上元、江宁两县的只有十几户，所以按例免除他们的家役，这是为了重视祭祀事务。现在有关部门多不遵循旧例，往往将他们混杂在其他杂役中，请求都按照旧例给予优免。

神乐观的乐舞生人数很少，近来因未受度牒而退闲的有五六十人，请求不以此为常例，全部发给度牒，使他们相继补充空缺。此事下交礼部商议，诏令祖宗已尊祀于京师太庙，宝座尚未完备的予以增补，冠服不必再设，功臣画壁保持原样，都城隍和太常寺在八月中旬举行岁祭，其余各项都准许施行。

议祀典三事疏

治四年，南京左通政郑纪陈述三件事。

古代天子有鼎献之礼，数量随之而定。我朝太庙所行的礼仪，似乎过于简略。现在拟定初献，请求皇上亲自前往皇祖考神位前，连续进献三爵酒完毕，然后读祝文，回到原位。亚献，如果皇太子已成年，由未就藩的亲王代替，否则由贵戚大臣也可以。终献，则由贵戚大臣或内阁儒臣也可以。每次献酒的次数，都依照初献的礼仪，大概可以仿效古人的九献之礼了。

孔子的祭祀尤其应当尊崇重视。自从宪宗朝，因为祭酒周洪谟进言，将笾豆从十增加到十二，佾舞从六增加到八，与十二冕服相称，尊崇重视的意思到了极点。但不加帝号，是说孔子是周人，应当用周制，他所谓的王，是天王的王，不是国王的王，恐怕这不是通论。孔子虽然生于周朝，但封王实际上始于唐朝，周朝没有帝号，所以有天王之称。唐朝既有帝号，那么当时所谓的王不过是国王而已。假如孔子在周朝受封，称为天王是可以的；既然在唐朝受封，怎么可以用周朝的制度来诬蔑他呢？请求推衍宪宗尊崇重视的意思，改变他的王号，加上帝号。不然，章服礼乐已经僭越使用，怎么能让先师在天之灵安心呢？

圣贤的教化，没有比明辨人伦更先的，而人伦中没有比父子更先的。颜渊、曾参、子思，实际上是颜路、曾晳、孔鲤的儿子。儿子坐在大殿上，父亲排列在两廊，恐怕事死如生的道理，不是这样的。纵然三位父亲受制于圣门品第的压制，限于历代封命的限制，无所顾惜，但三位儿子的心能安吗？现在国子监文庙旁门向北的房屋，宋元以来，从祀的诸儒多坐其中。请求将他们移到两廊的末端，东西相对，而用颜路、曾晳、孔鲤的牌位补上他们的位置。通行天下，都仿照这个制度。这样既不影响孔子的偏正地位，也不影响配享哲人的尊卑压制，大概公私恩礼都能尽到而没有嫌隙了。奏疏呈入，下交有关部门知晓。

议饬孔庙祀典疏

治十二年十月，刑科给事中吴世忠因为阙里发生火灾，陈述六件事。

孔子是万世帝王的老师，固然应当用天子之礼祭祀。现在礼仪使用天子之礼，而称号还称王。解说的人说孔子是周的陪臣，所以应当称王，而不应当称皇、称帝。不知道尊卑的名称，只有君主可以任命。请求加封为“文祖大成至圣帝”，大概尊崇的典礼，就没有遗憾了。

儿子虽然齐圣，也不先于父亲进食。现在颜子、曾子、子思既在配享的位置，而他们的父亲颜无繇、曾晳、孔鲤还排列在两廊。儿子在前面进食，父亲在后面进食。儿子避讳姓氏，父亲称呼名字。假如三位儿子有知觉，必定不会享用这祭祀。现在孔庙正殿后有启圣殿，请求让颜无繇、曾晳、孔鲤作为陪祭。后来儒者的父亲，如程珦、朱松，也可以排列在他们后面。封谥仪物，一律视同他们的儿子。祭祀在二丁日，前一天行礼。

宋朝将孟子、曾子、子思升为配享，而十哲的数量没有升有若，却升了子张。近代以及我朝罢黜王安石、扬雄，而淫侈的马融、奢浊的范甯还没有罢黜。请求在十哲中去掉子张而将有若升为两庑。像公孙龙、公伯寮、荀况、王弼之类的人，也应当去掉；而马融、范甯二人则坚决去掉。

程朱之后，如上蔡的谢良佐，洛阳的尹焞，蓝田的吕大临，建阳的游酢，蔡元定，剑浦的罗从彦，延平的李侗，金谿的陆九渊，闽县的黄干，龙溪的陈淳，清江的张洽，卭州的魏了翁，金华的何基、王柏，元朝容城的刘因，本朝崇仁的吴与弼，河东的薛瑄。他们的道和功，比起程朱虽然不及，至于他们平生刻苦，举动依从圣训，比起唐太宗所升的汉晋诸儒，不仅没有惭愧而已。请求各自让他们从祀于其乡学，一定要有所分别，那么将李侗、罗从彦其余的一并祀于郡学，尤其好。

各处文庙多损坏，祭祀礼仪苟且简略，请求

译命令有关部门进行修缮整理。每四个位置共用一个龛，每一个龛共用一张几案。帘幕经常垂下，门户经常上锁，除非在初一、十五上香，不得擅自打开。

译一、国学之外，礼乐很少施行。请求依照国学的乐器与乐舞的声容节奏数目，刊刻成图说，颁布给各学。选拔学中的舞生，寄籍于道观，用公田的收入供养他们，让其中有能力的人互相教习。二、丁祭，各地都要举行，使穷困偏远的县邑也能看到礼乐的完备。命令下达给相关部门知晓。

厘正从祀称号疏

正德元年，兵部郎中何孟春说：“陛下纪元开治之初，举行幸学、尊崇儒学的典礼，但先圣的称号尚未达到极致的尊崇，各位贤人从祀的情况有应当厘正的地方，应当下达给相关部门详细商议。”

一、孔子庙在汉、晋及隋朝祭祀时，有的称先师，有的称先圣、宣尼、宣父，不超过公的称呼。直到唐玄宗才开始谥号为文宣王，宋真宗加至圣，元朝成宗加大成。本朝初年没有更改。宋真宗曾经诏令礼官定议为帝，李清臣说：“周朝称王，陪臣不应当称帝。”这件事于是停止。孔子之道与天地相配，是万世帝王的老师，何必怀疑他是周的陪臣？而李清臣只从地位上来说，如果真如他所说，公也不能称了。又有人说：“周天子称王，孔子是周人而称王，这是以天子之尊来尊称他了，不应当再改称帝。”自从秦、汉以来，天子称帝，而分封他的宗室臣下中有功劳的为王，大概是认为王卑、帝尊，至今如此。那么所以称孔子为帝，又何必拘泥于周制呢？况且享受八佾的祭祀，到我宪宗皇帝时又增加了，百代之下，谁敢有异议？这追尊为帝的典礼，今日尤其值得期望。

一、孔庙配享以前，只有颜回一人。东汉虽然曾经祭祀七十二弟子，不出阙里。唐开元年间追赠十哲及七十子爵号，天下才开始一并从祀。查《史记》列传七十七人，《索隐》说：“《家语》也是七十七人。”《史记》有公伯寮、秦苴、邬单，《家语》不记载，而另有琴牢、陈亢、悬丰，相当于这三人的数目。然而现在世传的《家语》只有七十七人，《史记》所有的郑国、申党、颜何，《家语》不记载，而记载薛邦、申绩，又是《史记》所没有的。杜佑《通典》记载开元赠典，在《史记》七十七人之外，增入蘧瑗、林放、申枧、陈亢、琴牢、琴张六人。宋朝祥符、大观年间，去掉琴牢，其余都沿袭。悬丰，现在《家语》作悬亶，字子象。《礼记·檀弓篇》中的县子怀疑就是这个人，而现在祀典没有包括他。《家语》薛邦字子徒，申绩效字子周。史记载郑国、申党同姓，这里邦就是国，绩就是党。《论语》释文：“申枧，郑康成说大概是孔子弟子申绩。”《史记》说“申棠”，现在把棠当作党，把绩当作续，那是错写无疑。后汉王政说“无申棠之欲”，是把枧当作棠。《索隐》说文翁图有申枧，现在图中有党无枧，是把党当作枧。唐、宋加封申党、申枧都列入从祀。两个枧就像两个琴一样。薛邦、郑国姓氏相差很远，不祭祀薛邦，而两个申都祭祀，不是太亵渎了吗？请求补赠悬亶，列入从祀，而削除重复祭祀的人，以改正数目。百年的缺典，错误像公伯寮，他是季孙的党羽，不是孔子弟子。蘧伯玉，是孔子所严肃对待的人，不应当在弟子列。宋儒曾经辩驳其错误，臣也认为不应当祭祀。弟子姓氏，没有比《家语》更可信的。拿着《家语》来定封祀，再会有以前的失误吗？

一、儒先从祀孔庙。从唐太宗开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代用他们的书，垂范于国子监，所以在太学祭祀他们。卜子夏，是圣门高弟，这不必多说。左丘明、公羊高、谷梁赤有传经之功，不是世俗儒生可比拟的。至于高唐生以下十八人，他们的著作不超过搜集训诂而已，却都在陪食。大概当时所取的是这些人，所以汉朝有醇儒如董仲舒却不及。子书公孙尼子，《汉志》认为是七十子的弟子，《隋志》认为是孔子弟子。《史记》说《乐记》，公孙尼子次撰。李善《选注》载沈约说《乐记》取公孙尼子。马总《艺林》引刘瓛说《缁衣》，公孙尼子所作。他的话可以补充六艺的文章，对圣经有功，大概不止公谷比，而且亲授业于孔子之门人。唐宋封爵都不及，是失之不详考。然而看戴圣之徒，相差很远。忽视立言之人不祭祀，而祭祀那些传录训解的人，他们的话人事理不是颠倒吗？董仲舒到我太祖才开始加封从祀，英宗朝胡安国、蔡沈、真德秀、吴澄的祭祀并举。那么悬亶公孙尼子的封祀，也应当在今天实行。把他的奏章下达给礼部。

郊祀二祖并配议

嘉靖十年，礼部尚书夏言上奏：臣在三月十一日节该钦睹圣制，南郊祀天，北郊祀地，在二至日行事，臣不胜庆幸。认为天地合祀南郊，自从东汉以来，历代沿袭。朱子所谓“千五六百年无人整理”，陛下今日独自破除千古之谬，一旦举行，确实可以说建立于

译这是不违背天地之道的。又恭见圣上制定的礼制，南北二郊都以我皇祖高皇帝配享，又在岁首于大祀殿祭祀上帝，以我皇祖文皇帝配享，臣不胜庆幸。认为虞、夏、殷、周四代的郊祀，只配享一位祖先，后来的儒者穿凿附会，将郊祀和丘祭分为两种祭祀，又误解了《易经》中配享考妣和《孝经》中严父之义，以至于唐宋时期改变古制，出现了两位祖先共同配享、三位帝王共同配享的情况，宗周的典章祭祀被毁坏抛弃殆尽。而陛下今日独自洞察万物变化的本源，一旦更改确定，确实可以说即使质问鬼神也没有疑问了。天地合祀的不当与祖宗共同配享的过失，是同一回事。自汉唐以来，天地之祭有时分开有时合并，合并后又分开；祖宗的配享有时正确有时失误，失误后又纠正。其间大儒名贤的议论，未曾没有确定的见解，但当时的君主拘泥于浅陋，犹豫是否信从，使得郊祀大礼最终不能在社会上大明，这就是圣人难以逢遇、大道日益隐没的原因。恭敬地认为我皇上凭借天赋的圣明，诞生于千载之后，却一旦做出超越百王的举措，确实可以说考察三王之道而不谬误，等待百世后的圣人也不会疑惑。为什么今日礼官和廷臣仍然在其中犹豫不决、怀疑阻止，臣实在不知道这样做有什么可取的。昨天十日，礼部官员在东阙集会商议，尚书李时首先说：“天地分祀南北郊，圣上的论断已经确定，不容再议了。只有太祖、太宗功德同样崇高，共同配享天地已久，现在应当沿袭旧制。”大祀殿以及圜丘、方丘都应当以两位圣祖共同配享。当时臣回答说：“圣上谕令太祖配天，太宗配上帝，正是各自保全其尊贵，天与上帝是一体的。因为功德同样崇高，所以都能配享天，没有差别。大祀殿共同配享则两人都失去了尊贵，臣不敢擅自议论，应当遵从圣制。万一迁就，还是不合礼制。如果圜丘、方丘都配享两位祖先，那就是今日的过失，况且是我皇上创立大礼，怎么能再留下后人的非议？臣不敢遵从。”于是尚书方献夫称赞说：“说得对，两郊的配享，是今日的新礼，应当追求最恰当的做法。”李承勋也称赞说：“这应当分别上奏请示，以等待圣上决断。”群臣依次画题，臣也画题后退出。从此不知道礼官议奏如何。然而奏疏呈上已经九天了，没有接到明确的旨意。连日外面传闻，少傅张璁、大学士桂萼接连上奏，一定要两位祖先共同配享。臣不胜惊疑骇怪。起初以为圣制已经明示在朝臣面前，得到了礼制的正道，不容置喙了。等到长时间等待圣旨不下，私下担心圣心也不免有疑虑，有疑虑就不免改变制度了。万一有这种情况，就是违背经义、背离礼制，留下万世的讥笑，不是小事啊。臣敢冒死为陛下陈述。臣谨按《孝经》说：“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在明堂以配上帝。”《春秋传》说：“从外面来的没有主人就不会停止，那么天地之祭必定有所配享，都是辅助神灵作为主人的意思。”况且面对天地，神灵没有两个主人，礼制专一配享，所以奉承天帝的尊贵明了，不敢亵渎。考察神理，不可共同配享这是第一点。况且三代两汉的盛世，没有人敢改变。西汉以高祖配天，东汉以光武配上帝，意义也是正确的。唐初才开始有兼配的事情，垂拱年间礼官迎合旨意，郊丘诸祀，于是有了三位祖先共同配享的礼制。开元十年，明皇亲自享祀圜丘，礼官建议，于是罢免三位祖先共同配享。宋至道三年，诏书亲自郊祀圜丘，以太祖、太宗共同配享。到景祐二年，诏令礼官详细考察典礼，辨别崇配的顺序，仍然以太祖定配。嘉祐六年，谏官杨�论水灾是因为郊庙不顺，礼院也说三位祖先共同配享不合礼制。翰林学士王珪等说：“推崇尊贵以享帝，是义的极致。然而尊贵不可以亵渎，所以郊祀没有两个主人。现在三位后君共同配享，想要表达孝心，却正好是亵渎？享帝不是为了安抚神灵。请按照礼官的议论。”七年诏令南郊，以太祖定配。司马光说：“古代的帝王，如果不是建立邦国开拓土地以及开创华夏基业的人，都没有配享天的记载。所以即使是周的成康，汉的文、景、明、章，他们的德行功业不是不美好，然而子孙不敢推举他们配享天，是为了避祖宗之尊。”光的话可以作为万世的训诫了。这是汉、唐、宋的旧事如此。考察往日的记录，不可共同配享这是第二点。礼说：“父坐子立。”孔子说：“事死如事生。”又说：“祭之以礼。”现在太祖是父，太宗是子。那么太祖在位的时候，我太宗敢和他并坐吗？以名分来说是父，以功德来说是开创基业受命的祖先。我太宗建立北都，以垂示子孙万世久安长治的基业，功绩确实盛大。然而平定僭越叛乱，统一疆域，扫除弥天的祸患，以恢复我中国帝王所自立的天下的，而完全交付给圣子神孙的，则是太祖的功德，又是自古帝王所没有的。现在以父子之间，并肩并席，尊卑不符合次序，阴阳不通达事理，怎么能安抚我太宗的心呢？怎么能安抚我太祖的心呢？怎么能安抚我皇上的心呢？衡量伦理，不可共同配享这是第三点。况且圣上谕令说：“朕因为缺少祭祀天报答本源的典礼，所以所问的，应当

译遵循皇祖最初的制度，在露天祭坛上祭祀，才符合古代圣王的本意，以尽事奉上天的根本。」又说：「君主祭祀上天，是报答根本的祭祀，伟大的君王之言，真正透彻地通达了礼乐的根本啊。」程子说：「万物本源于天，人本源于祖先，所以冬至祭祀上天而以祖先配享，因为冬至是节气之始。因此人只有一个祖先，万物只有一个本源之气，难道会有两个本源吗？」如果以两位祖先共同配享，就失去了唯一本源的意义了。先儒陈氏说：「古代在圜丘祭祀上天，清扫地面进行仪式，器具使用陶器和匏瓜，牺牲使用小牛，礼仪极其简朴。圣人的心意，认为这不足以完全表达其细微曲折的意旨，所以有了大享的礼仪。这就是周朝明堂祭祀的由来。」天就是帝，在郊外称天，是为了尊崇它，所以以后稷配享。后稷年代久远，在郊外配享，也是为了尊崇后稷。在明堂称帝，是为了亲近它，以文王配享。文王是近亲，在明堂配享文王，是为了亲近文王。尊崇尊贵者而亲近亲爱者，周朝的礼制就完备了。所以郊祀，是古礼；明堂祭祀，是周朝的定制。周公根据义理创设的，想要尊崇文王而不敢让他配享上天，是为了避讳后稷。这是周朝的情况。现在陛下考察古代，重新制定大礼，完全符合周朝的典章。因此奉我们太祖配享上天于圜丘，就像周朝后稷配享于郊外一样，这是为了尊崇太祖。奉我们太宗配享上帝于大祀殿，就像周朝文王配享于明堂一样，这是为了尊崇太宗。两位配享极其重要，是万世不可改变的法度，怎么会在其中有所抑扬轻重呢？所以共同配享就各自失去了尊崇，分别配享就各自保全了尊崇。臣不知道议论的人还有什么可怀疑的？以臣看来，这可以说是圣人复活也不能改变的，建立百王不可改变的盛典，流传万世无尽的善政。名义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在天之灵，我们太祖、太宗及历代圣人在天之灵，我们恭睿渊仁寛穆纯圣献皇帝在天之灵没有不欣慰喜悦的。下至濂、洛、关、闽各位大儒，以及我国初年制定礼制的各位大臣，死后若有知觉，也将含笑于九泉之下。臣即使死去，也如同活着一样。希望圣明的陛下留意此事，天下幸甚，万世幸甚。

译覆崇祀疏

万历元年，礼部上奏称：陕西道御史李颐就先前之事上奏，奉圣旨令礼部知晓，钦此。抄出后到部，查案得知，先前浙江佥事辛夔奏请将宋儒何基、王柏，元儒金履祥、许谦封爵并配享从祀。本部议定，只应比照杨时的先例，在乡郡建立祠堂，于春秋两季祭祀，覆奏奉旨批准施行。另由翰林院拟定“正学祠”匾额，撰写祭文并施行。又查得浙江巡按谢廷杰奏请将已故尚书章懋附祀于正学祠内，本部覆奏奉旨批准从祀。如今御史李颐再次上奏，称要将先儒胡居仁从祀于孔庙；御史陈文燧也请求将先儒吴与弼、陈献章及元儒吴澄议定从祀，比照章懋的先例，在其故乡建立祠堂祭祀。臣等考察《周礼》，士人中有道德且教导学生者，死后作为乐祖在宗乡祭祀；先生死后则在社庙祭祀。虽然褒崇的典礼不同，但在表彰先哲、弘扬教化方面，都是为世人树立榜样。谨按，先儒吴与弼博通典籍，深研义理，保持纯真本性，坚守朴素，无意于高官厚禄，磨砺品行，行动遵循圣贤规范；陈献章本质超凡，学问以主静为核心，潜心体悟大道，领悟孔子在泗水边的教诲，超脱世俗浮华，超越颍阳高士的逸趣；胡居仁涵养纯真，实践笃实，读书论道，隐居而名声更显，慎独反省自身，身处低位而志向不辱。这三位先儒，美好的德行与言论，对名教有功，清高的节操与正直的操守，足以振作颓废的风气，真可谓儒者中的高蹈之士，盛世中的隐逸之人。然而从祀孔庙的典礼重大，暂且等待议论确定，而在其乡社建立祠堂以示褒奖尊重，似乎适宜举行。既然御史李颐、陈文燧已经上奏，相应议拟上奏请求，恳请圣旨下达，将吴与弼、陈献章、胡居仁转行各原籍地方官府，比照章懋的先例建立祠堂，春秋两季致祭。如果各原籍曾经私自建立祠堂，即行修缮，不必重建。仍行文翰林院拟定祠额，撰写祭文，以称颂表扬之意。再查元儒吴澄，日夜思念程朱之学，钻研经史，在绝学将亡时倡导，在斯文几坠时振兴，探究其出处大致，行迹也可推原，考察其著述言论，功绩不可磨灭。如今从祀的典礼，奉有世宗皇帝的明令，已经议定革除，难以再议。所据崇祀其乡，也属相应，合无照例一体遵行，庶几后学兴起，对风化也有裨益。伏乞圣裁。奉圣旨：是。

礼部志稿卷四十六

<史部,职官类,官制之属,《礼部志稿》>

钦定四库全书

礼部志稿卷四十七

明 俞汝楫 编

奏疏

修省疏

奏乞回天弭灾疏

成化四年，礼部尚书姚夔等上言：私下见今年从春到夏，天气寒冷凄惨，风沙阴霾昏暗，日光无光。近一二日来，黄雾遮蔽天空，昼夜不见星辰太阳。况且如今四月中旬，雷不发声。考察传记，各有征验对应。近来北方敌人屡次侵犯边境，四方每日报告灾异。人事如此，上天或许仁爱皇上，以此警示触动他吧？伏惟皇上正值春秋鼎盛之日，正是嗣续繁衍之时，为何震位尚虚，深切关系人望。上天与祖宗之意，固然自有等待。然而臣等微薄的忠爱私情，不能停止。私下目睹英宗睿皇帝即位以来，能够遵循祖训，以治理国家。而慈懿皇太后、皇太后、贵妃、宸以下，都有关雎之德，螽斯之美，所以子孙众多，宗支本根隆盛茂密。伏愿皇上修身养德，感动上天，契合祖宗，考虑国家根本之不可轻视，考虑宗庙社稷之至重，考虑圣体之应当谨慎爱惜，考虑圣爱之应当均等。将见六宫奉行职分，则百子千孙；九庙降下祥瑞，本支百世，实为天下之大幸。然而这在圣心一转念之间，不是求神奉佛所能达到的。至于西山塔院，劳民伤财，应当停罢。阿咤哩之流，迷惑世人，欺骗百姓，应当斥退。其余如府库金帛，都是民脂民膏，不应当随意花费。各种工匠役使，没有大的劳绩功效，不应当滥授官爵。先儒真德秀有言：君主修德讲学，则天下安定，昆虫草木也各得其所。确实是至理名言。伏望皇上奋发果断，痛加改过反省，在每日视朝之后，遵循祖宗旧例，前往文华殿，留心讲筵，裁决政务，敞开诚心，布施公道，以招来善言，亲近君子，疏远小人，以图治国教化。即使是一服一食，一言一动之间，都遵循成宪而行，那么天意可回，而灾异可消。疏上，诏曰：上天示警，实在警戒朕心。卿等所言，足见忠爱。宫内之事朕自处置，其政令在外者，当斟酌施行。

星变陈言九事疏

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因星变求言。礼部尚书周洪谟等上言九事。

一、承平日久，风俗崇尚奢华艳丽，应当禁止服用，违越者按律治罪。一、成化十七年以前，京城内外敕赐寺观达六百七十三所，后来又增建，以至于西山等处相望不绝。自古佛寺之多，没有超过此时者，应当申严法令，敢有增修请额及妄称复兴古刹的，治罪。

一、光禄寺正统年间，每年牲数止四万，成化元年定数不过十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