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部志稿卷九十六

译之。

万寿节不妨碍祭祀日期

宣德元年，皇上在左顺门，对行在礼部尚书胡濙说：“明年二月祭祀先师和社神，仍用上丁、上戊日，不可更改原定日期。”胡濙说：“这个月上旬，祭祀日期正好赶上万寿圣节，恐怕妨碍行礼，请求改用中旬。”皇上说：“这是祖宗以来确定的礼制，现在因为方便就轻易更改，难道是真诚恭敬侍奉神灵的意思吗？”到了这个时候，再次下达命令。

译忌辰祭祀仍升殿

正统二年，礼部上奏说：正统三年正月初六日祭祀太庙，在祭祀前三天，太常寺奏报祭祀的旧例，皇上在正殿接受奏报。然而这一天恰逢宣宗皇帝的忌日，按惯例不敲钟击鼓，只在西角门处理政务，礼仪有所不同，请皇上裁决。皇上认为祭祀是重大事务，仍然应该升殿，其余事项全部遵照永乐年间的旧例执行。

正旦立春同日行礼

正统十年，礼部尚书胡濙等人上奏说：“明年正月初一和立春在同一日。按照旧制，立春时，顺天府官员行四拜礼进献春牛，再行四拜礼完毕，文武百官行五拜三叩头礼祝贺。现在两个节日同一天，应当简化祝贺立春的礼仪，顺天府官员行四拜礼进献春牛后，文武百官立即到班列中祝贺正月初一的礼仪。”皇上听从了他们的建议。

母后大祥内免庆贺

天顺七年乙丑年，万寿圣节，派遣官员祭祀长陵、景陵。皇上到奉先殿行礼，完毕后出来，登上奉天殿，文武百官按照初一十五的礼仪行礼。在此之前，礼部请示祝贺礼仪，皇上说：“母后去世还未满两年（大祥），朕的生日怎么忍心奏乐接受祝贺呢？”特别下令停止祝贺。

衍圣公守制免行礼

嘉靖二十五年十二月，孔子第六十三代孙袭封衍圣公孔贞干上奏说，父亲孔闻韶病故，请求恩准返回原籍守孝。礼部查得，嘉靖二十一年五月，孔子第六十二代孙袭封衍圣公孔闻韶上奏说，继母袁氏病故，按例应当守孝，请求暂时免除进京朝贡及进贡马匹，以及冬至、正月初一、东宫千秋节等节日的表笺。礼部议定，既然有继母之丧，按例应当守孝，前述礼仪应当暂时免除。奉圣旨批准暂时免除祝贺，钦此，钦遵。如今袭封衍圣公孔贞干请求返回原籍守孝，查有前述先例相应，顺从他的请求，允许他返回原籍守孝。又查得历年事例，凡是遇到万寿圣节，按例应当由衍圣公亲自进京朝贡马匹，冬至、正月初一、千秋等节日派遣官员捧着表笺进京祝贺。现在既然有父亲之丧，前述礼仪应当暂时免除进京祝贺，其进贡表文、马匹以及冬至、正月初一、千秋等节日的表笺，都等到衍圣公守孝期满之日，各自遵照旧典举行等因回复上奏，奉圣旨说对，钦此。嘉靖三十五年十月，孔子第六十四代孙孔尚贤上奏请求守孝，礼部也照先前先例回复上奏，奉圣旨说对，钦此。

勅定皇子睿名

成化十一年正月，皇上敕令礼部：“朕的皇子已经六岁，还没有名字，你们与翰林院商议决定后上报。”不久拟定了名字进呈，皇上亲自定为“睿”字，下达宗人府书写在玉牒上。这位皇子就是孝宗。他的母亲纪氏，出生时流落在外，朝廷大臣来不及致辞祝贺。到现在已经六年了。因为乾清宫门发生火灾，皇上想要向众人显示皇子，于是命令司礼监太监怀恩等人到内阁商议。大家意见未定，很久。学士商辂说：“如果降敕给礼部，以拟定名字为借口，那么众人不用说话就自然明白了。”怀恩等人欣然听从，向皇上请求，于是有了这道命令。

因防免贺免宴

成化六年十一月冬至节，皇上因为英宗的顺妃在殡，告知礼部免除祝贺。礼部尚书邹干上奏说：“因为丧事免除祝贺，固然体现了皇上哀悼之情，有所不忍。然而阳气正盛，而祝颂圣上长寿，是臣子敬重君主的诚意，也不可废除。应当参照宸妃的先例，从简办理为宜。”皇上于是先到奉先殿、皇太后宫行礼，完毕后出来，登上奉先殿，文武群臣及四方朝使行人行礼。又冬至节按例赐百官宴会，下诏免除。

遣祭官遇防服

成化七年，在此之前孝陵的祭祀事务，自从宣宗皇帝登基后，委托勋戚大臣主持。驸马都尉赵辉受命主持祭祀，已经很久。到这时因为母亲去世辞官。南京礼部于是会商官员拟定请求成国公朱仪代替赵辉上报。命令还未下达，朱仪推辞，不敢擅自前往。南京太常寺少卿潘荣、刘宣认为朱仪推辞得当，发文给赵辉让他继续主持祭祀。张晟等人于是上奏弹劾朱仪等人说：“谨按《大明律》，凡是大祀及宗庙祭祀，百官已经接受誓戒，而吊丧问疾的，罚俸一个月。那些知道有缌麻以上丧事，却命令陪祀的，罪同。”仔细详查律意，吊丧尚且不可以，那么居丧岂可以？缌麻之丧尚且不可以，那么斩衰之丧岂可以？陪祀尚且不可以，那么主祀尤其不可以。国家制定法律，根本在于礼。法律所在之处，就是礼所在之处。朱仪接受朝廷重任，虽然未奉诏命，但仰体圣心，代替赵辉行事，未尝不可。潘荣、刘宣等人依从听从，都不懂大体，不权衡时宜。臣等职位忝为礼官，道义上不能沉默。请求敕令有关部门详细审查所奏，议定明白，颁布示众，使得礼仪有定制，法律不随意变更。将他们的奏章下达给礼部尚书邹干，于是上奏说：“切想人臣以君命为重，而事情已有成命，不可以擅自更改。礼义由人心产生，而情有不同，不可以一概而论。张晟等人的议论，是臣下所守的礼。朱仪等人的坚守，是朝廷所守的礼。岂可以拘泥地议论呢？况且现在驸马及陪祀官恭敬地到长陵等陵寝行礼，都不分有无服制，也不纯用吉礼，大概是因为陵寝之际寄托哀伤之情，与宗庙祭祀的礼仪相比，实在有不

译相同。况且孝陵的祝文应当使用“孝曾孙嗣皇帝谨遣某官”这样的措辞，这是已经确定的命令，不敢不恭敬地遵照执行。如果让仪暂时代替辉，那么祭祀的祝文就应当更改，这岂不是近乎欺诈地传达诏令吗？既然辉仍然主持祭祀，是因为以君主的命令为重，而不敢顾及个人的私情。仪等人推辞不去，也是因为应当遵奉既定的命令，而不敢听从臣下的私下议论。衡量礼法，双方都做得恰当。然而晟等人却随意指责仪等人不忠不敬，名义上是引用律法，内心实际上却挟带私怨，言辞看似讨论礼制，意图实际上却是发泄愤恨。他们所说的“罪责无法逃避”，确实如此。应当将晟和孟和交付司法部门，惩治他们胡乱上奏的罪行。”皇帝下令将他们投入监狱。

译上戊日祭祀用十一日

〇治十七年九月，旧例在春秋仲月的上丁日释奠先师孔子，而在次日即上戊日祭祀社稷。这一年八月的上丁日在初十日，上戊日在初一日，而太常寺及礼部尚书沿袭旧例，奏请在十一日祭祀社稷。监察御史金洪因此弹劾奏道，礼部说这样，那就是用中戊日祭祀社稷，而不是用上戊日了。皇上说，各衙门职掌中，旧例是用上戊日，那改用中戊日连祭是从哪一年开始的，主管官员要详细查究后上报。于是礼部覆奏说，社稷的祭祀，自洪武二十年及永乐八年至正统、景泰天顺年间，也曾以春秋仲月的十一日作为上戊日，其失误并非始于今日，请求皇上裁定处置。皇上命令今后只按照职掌中的旧制，用上戊日致祭。

享太庙正值忌辰

正统二年十二月，行在礼部奏道：“正统三年正月初六日享太庙，皇上驾临正殿接受奏报。但这一天正值宣宗皇帝忌辰，按例不鸣钟鼓，只在西角门视事，礼仪有所不同，请皇上裁定。”皇上说：“祭祀是重大事情，还是应当升殿，其余全部遵照永乐年间的旧例执行。”

元旦日食免除各项礼仪

正德元年十二月，礼部奏道：“明年元旦有朝贺、设宴、赏赐的礼仪，如今孝宗皇帝去世未满两年，又逢当日日食，应当免除称贺。”皇上说：“元旦日食是灾变，非常罕见，朕心中警惕恐惧，还用什么贺礼？各项礼仪全部免除。”

废后丧祭议礼

正德三年，宪宗废后吴氏去世。大学士李东阳等人说：“汉成帝废后许氏，葬在延陵交道厩西；光武帝废后郭氏，葬在北邙山。凡是皇后被废黜，史册仍称废后，记载有葬地，不曾有降为庶人的礼仪。废后吴氏，原本奉宪宗皇帝诏书，只说退居别宫闲住。历朝以来，服食供奉都从优厚。今日的事宜应当让礼部斟酌仪节，凡事应当从简省，但殡敛祭葬都不可缺，以保存皇上敬老念旧之心，传扬天下，流传后世，也是美事。”皇上谕令礼部：“丧礼仿照英宗惠妃的先例。”太常寺请示祭仪，皇上命令岁时用素菜在墓所单独祭祀。

时享与梓宫在殡并行礼仪

嘉靖元年，礼部奏道：“七月初一日孟秋时享太庙，恰逢武宗皇帝梓宫在殡。按礼制，宗庙的祭祀不可以因丧事废除，只是提前致斋，鸿胪寺免除请升殿，太常寺只具本奏报知晓。到祭祀那天设乐但不演奏。”皇上听从了。

庆贺笺文暂时更改

嘉靖元年，南京礼部因为武宗皇帝徽号未定，庆贺笺文中有所碍于题称，且笺文旧式中有“中宫协相”的文字，尤其不适合今日，移文礼部商议，请求暂时称皇后为“武宗皇后”，笺文旧式稍微删改修正，颁示在外文武各衙门。皇上命令按此礼仪暂时执行。

三礼先后举行

嘉靖元年八月，礼部说：“这个月初十日，恭逢万寿圣节，因为武宗皇帝山陵未毕，已奉旨免除庆贺礼。到期时，百官都穿青素服、黑角带，在西角门行五拜三叩头礼。但这一天是孝慈高皇后忌辰，仰惟皇上孝心纯笃，同日行礼，恐怕不妥。臣等商议拟定提前一天举行。”皇上听从了。

忌辰暂时免除经筵

嘉靖元年，仁宗昭皇帝忌辰，派遣官员祭献陵。在此之前，给事中安盘等人奏称：“这一天恰逢经筵，穿绯色衣服赐宴，停止讲学则荒废学业；按礼仪进行则忘记孝道，请求将经筵移到前一天。”皇上将此事交下讨论。礼部覆言：“经筵礼仪日期，历朝未曾更改。考查《祭义》说：‘君子有终身的丧礼，指的就是忌日。’这专门指父母而言，祖父以上，礼经没有记载。听说孝宗在位时，遇到宪宗忌辰，仍然御临经筵，凡侍班等官员都穿青绿花样衣服赐宴。应当仿照此例执行。”皇上特别下令暂时免除。

除服临近元旦行礼

嘉靖元年，寿安皇太后除服，部臣毛澄等人请求皇上即吉，御奉天门视事，商议再次上奏不被允许，命令考查孝肃太皇太后丧礼执行。毛澄等人又说：“孝肃太后去世时，距离葬期不远，所以暂时持凶，以待山陵事竣，与现在情况不同。况且正值元旦朝元之期，也不宜素冠缟衣，临见万国。如果孝思未忘，只要不御中门及不鸣鼓就足够了。”皇上不得已听从了，仍然免除朔望日升殿。

丧期内行吉礼

嘉靖十四年，庄肃皇后去世。皇上命令礼部具奏丧祭仪。不久派遣中官谕令说：“丧礼量视圣慈仁寿太皇太后制度执行。”于是礼部具上仪注，其中有皇上素冠素服绖带举哀及群臣奉慰等礼仪。皇上阅览后说：“朕对皇兄皇后无服制，况且奉两宫皇太后在上，又迫近圣母寿诞，忍心用纯素。朕穿青色衣服视事，各项应行礼仪再斟酌拟定上报。”于是礼部尚书夏言等人上言：“大行庄肃皇后丧礼，对于臣民没有容许别议的。只是皇上天子之尊，服制既绝，则不必临御

译西角门以及一切奉慰的礼仪都不应当举行。只是群臣穿好丧服之后，又不应当在奉天门穿着素服上朝参拜。因为情感固然有应当表达的地方，但尊卑尤其有应当避讳之处。适宜等待圣旨下达，暂时免除朝参，随即再次分条陈述未尽事宜，将礼仪制度呈报上去。皇帝下诏说：“可以。”又谕示言官等人：“圣母寿辰，你们百官都不必去衙门，只在各自的私宅尽守丧制。”大学士张孚敬等人进言：“圣母寿诞的礼仪，是吉祥中最为重大的。如果让百官都在私宅尽守丧制，岂止是臣下心中不安，恐怕皇上心中也一定不安。适宜整天穿着吉服，这样才与礼仪相符合。”皇帝认为他们体恤君主、忠诚恭敬，听从了他们的建议。二月，鸿胪寺上奏：“本月初十日都是祭祀斋戒的日期。虽然因为有人护送庄肃皇后的灵柩，但大祭更为重要，请命令百官暂时穿着青绿锦绣的服装办事。各衙门引奏的人员，也穿着浅淡颜色的衣服，免除行礼。”皇帝听从了他们的建议。又因为科举考试是国家求取贤才的吉祥典礼，考试官及各位执事官员进入考场那天，也允许穿着青绿锦绣的服装，在考场中供职则使用浅淡颜色的服装，免除宴饮。

译关于册封德妃礼仪的讨论

嘉靖二十年，册封德妃张氏。当时德妃怀孕，即将入宫成婚，皇上先谕示礼部尚书严嵩，说现在保祥妃没有封号，难以通过公文往来办理。于是决定在二十七日由官员告祭宗庙，发出册封诰命和印玺。内阁紧急商议后上报，严嵩等人认为，皇上正在静养处理政务，如果亲临大殿颁布诏书、致辞称贺，恐怕会劳累圣体。况且德妃正在内殿详细禀告情况，若让她远行乘车，恐怕不合适。而且皇上既然不亲临大殿，应当在奉天门发出节杖和册宝，德妃穿戴礼服迎接、送还节杖册宝以及谢恩行礼，都按照旧例进行。奏议呈入后，皇上听从了。命令翊国公郭勋在内殿祭告，成国公朱希忠作为正使持节，大学士翟鸾作为副使捧册行礼。诏令郭勋等人行礼，发出节杖册宝仍然在奉天殿进行。

关于服丧期间祭祀百官服饰的规定

嘉靖二十年，当月五日，百官丧服期满。恰逢有大享和时祫的祭祀，礼部请示应当穿什么服饰。皇上说：“礼制和情感一旦确定，不可随意变更扰乱。服饰颜色跟随主祭者，大享祭祀斋戒时穿吉服，正式祭祀时使用音乐。时祫祭祀斋戒时只穿青绿色花纹的衣服，祭祀时设置乐器但不演奏，百官穿青衣、佩戴本等腰带退下，仍然戴乌帽、穿素色衣服。祔陵那天仍然穿丧服。”

服丧期间派遣代理祭祀

隆庆元年，礼部又上言：岁末的大祫祭和孟春的时享祭，都是国家的大典。我们皇上继承宗庙，应当亲自祭祀。但大行皇帝的丧服制度尚未解除，皇上哀思正浓，不敢贸然请求。考察古代礼制说：不能参加祭祀就派人代理。而解说者认为，只有有原因才不能参加祭祀，比如居丧之类就是。这次两次祭祀，请求遵循嘉靖十八年的先例，暂时派遣官员代理祭祀，设置乐器但不演奏。鸿胪寺免除请皇上登殿的礼仪，皇上在丧次斋戒，恭敬等待脱去丧服。遇到大祭，仍然遵循祖宗旧制，皇上亲自前往。那些陪祀官员也在二十七日之内，应当都让他们暂时免除，等到脱去丧服之后，再恭敬地陪同如常。皇上听从了。

大行皇帝丧期祭祀太社太稷

隆庆元年，太常寺因为祭祀太社、太稷，请求按照惯例派遣官员代理祭祀。皇上命令礼部查考商议。至此回复说：“我们臣等谨按礼制说：‘服丧三年不祭祀，只有祭祀天地、社稷是越过丧绳而从事。’解说者认为，是不敢因为地位卑微而废黜尊位，因为私事而废黜公祀。现在太社、太稷的祭祀典制虽然在世宗皇帝未祔入太庙之前，但考察越过丧绳行事之说，似乎不可废除。应当像宪宗、武宗朝的先例，鸿胪寺免除请皇上登殿的礼仪，太常寺具本奏报知晓。到日期请皇上亲自前往坛壝，穿戴礼服祭祀，悬挂乐器但不演奏。斋戒之日，皇上穿黄素袍、戴翼善冠，百官穿浅色衣服上朝参拜。那些陪祀官员各自穿戴祭服，行礼如常。”皇上听从了。

更改商议郊社各项典礼

隆庆元年，礼部遵奉诏令商议郊社各项典礼以及祔葬祔享的制度。第一，郊祀的礼仪，我们谨考国初在钟山南面建立圜丘，在冬至日祭祀天，日月星辰太岁作为从祀；在钟山北面建立方丘，在夏至日祭祀地，以岳镇海渎作为从祀，都奉仁祖淳皇帝配享。又在城东筑造朝日坛，城西筑造夕月坛，在春秋两季分别举行祭祀，日月也以星辰作为从祀，都不奉配享。洪武十年，才开始确定合祀的祭祀，每年正月择日在大祀殿举行。三十二年，改奉太祖高皇帝配享。永乐十八年，北京大祀殿建成，行礼如前仪。洪熙元年，增奉成祖文皇帝一并配享。嘉靖九年，才开始在南郊建立圜丘，冬至日祭祀天，以日月星辰风云雷雨作为从祀；在北郊建立方泽，夏至日祭祀地，以岳镇海渎陵寝诸山作为从祀，都奉太祖高皇帝配享。又在东郊建立朝日坛，在春分日祭日，没有从祀位置；在西郊建立夕月坛，在秋分日祭月，也以星辰作为从祀，都不奉配享。我们臣等商议，认为天地分祭，始于《周礼》圜丘方丘的文字，自汉代以来，历代分合不常，诸儒议论不一。我们太祖定鼎之初，与当时的儒臣斟酌考订，首先建立分祀的礼仪。其后因为感应斋居阴雨，才开始改为合祀。到我们皇考大行皇帝，仍然建立四郊，如同洪武初年的制度。大概太祖开始分祀而后合祀，皇考改合祀而为分祀，皇考的更改制度，就是太祖的初始制度。现在分祀已经很久，似乎难以纷纷更改，应当照例南北二郊，在冬至夏至日，恭敬请圣驾亲自前往祭祀，仍然奉太祖高皇帝配享。东郊在甲丙戊庚壬年，西郊在丑辰未戌年，圣驾亲自祭祀，其余年份派遣官员代理。至于地祇在岁末孟春，派遣官员专门祭祀。至于天地神祇已经从祀南北郊，其中仲秋神祇坛的祭祀不宜再举行。第二，祈谷的礼仪，我们谨考祖宗朝原本没有祈谷的礼仪，只有郊借田有先农坛。国初每年仲春上戊日，圣驾亲自祭祀先农，于是借田。永乐之后只有遇到列圣登极之初，仅举行一次，其他年份派遣顺天府官员代理。嘉靖九年，在孟春上辛日在大祀殿举行祈谷祭。十年，在启蛰日改在圜丘举行。十八年，又改在禁内的圜极宝殿举行，于是成为定例，而先农的祭祀也没有废除。我们臣等谨议：礼制称元旦向上帝祈谷，其详情也不可考。我们国家先农的祭祀，大概就是祈谷的遗意。自从皇考俯允言官的请求，初创

译这是常例。既然已经祭祀先农，又说祈求谷神，两种祭祀在仲春之月并行，不免显得繁琐。况且极寳殿处于戒备森严之地，而众多陪祀人员半夜出入，事理上实在不妥。臣等私下认为，应当废除祈谷之礼，只在先农坛举行祭祀为宜。恭敬地逢遇圣主登基，则亲自祭祀先农并举行耕耤之礼，其余每年仲春，仍派遣顺天府官员代为执行，这才符合祖宗的旧制。

译关于大享之礼，嘉靖十七年，先帝举行明堂大典，在季秋祭祀上帝，奉睿宗献皇帝配享。不久便撤去大祀殿，改建大享殿。然而每年只在宫禁内的极宝殿，派遣官员行礼，作为常例，也未曾到郊坛亲自祭祀。臣等恭敬地商议，明堂大典，大享虽然号称符合古制，但其制度的细节，也无法考证得知。先帝开创此祭祀，无非是追崇睿宗，以彰显严父配享上天的孝道。但是，自从先帝祭祀睿宗，睿宗就是先帝的严父；自从皇上看待睿宗，睿宗就是皇上的皇祖。如果如今仍然奉睿宗配享上帝，似乎与周人在明堂宗祀文王的义理，不太相合，恐怕不能使睿宗的神灵安妥，也不能使先帝的心意安宁。所以臣等认为，大享之礼可以废止。

关于社稷之礼，恭敬地考证，建国之初建立太社、太稷，异坛同壝，以句龙、后稷陪祀。仁宗三十一年，改奉太祖陪祀。永乐年间，北坛建成，位置依旧。洪熙年间，又奉成祖陪祀。嘉靖九年，遵行恢复初始制度，以句龙、后稷陪祀。十年，又在西苑的空地上开垦田地种植谷物，建立帝社、帝稷两座祭坛，每年在仲春、仲秋的上戊次日举行报谢之礼。臣等恭敬地商议：帝社、帝稷的名称，从古至今以及祖宗庙制，都没有。建国之初大社、大稷的建立，完全遵循古礼，而先帝仍然以句龙、后稷陪祀，确实符合太祖的初始制度，无需另行商议。至于帝社、帝稷的祭祀，不免有繁琐频繁的嫌疑。臣等私下认为，只适宜照旧奉祀大社、大稷，那帝社、帝稷应当废止不再举行。

关于陵葬庙祔之礼，恭敬地考证，我国家自宣宗以前，陵寝实行合葬，至于太庙的祔享，则只有一位皇帝一位皇后，而且皇后必须是元配才能升祔。恭敬地认为孝防皇后是大行皇帝的元配，按礼应当合葬于永陵，祔享于太庙。先前神主回京时，本部曾请求祔享，因为当时没有本室，暂时祔于奉慈殿，以等待孝烈皇后。虽然孝烈皇后曾经正位中宫，但并非元配，如今已经先祔入太庙，又奉孝防皇后一同祔入，那么两位皇后并配，不符合祖宗旧制。如果因为孝烈皇后先祔入，就致使孝防皇后不能升祔，那么舍弃元配而祔入继配，也不符合祖宗旧制。况且孝防皇后应当祔入的礼仪，先帝先前已有钦准，近日又有遗命。臣等私下认为，先帝大行皇帝升祔太庙之时，应当请求孝防皇后祔享，而将孝烈皇后移奉于别处，仍然在大行皇帝出殡之前，迁奉孝防皇帝的梓宫到永陵，与圣母的梓宫同日祔葬。孝烈既然已经祔葬，似乎应当依次排列祔入孝防皇后、孝烈皇后，尊号谥号，乞请敕令臣等撰拟议定，又奏进荐上册宝，这样名分正当而典礼完备了。皇上认为礼官的议定允当，按照议定执行。

景王就藩之礼

嘉靖三十八年，礼部上言：“皇上钦承祖宗的大制，谕令景王就藩，这是以父皇之命命子，与太祖高皇帝、成祖文皇帝亲自命诸王的事体相同，与列圣以兄命弟的情况有所不同。臣等伏查先朝故事，都是在奉天门陛辞后出发。如今景王远离圣慈，乞请令前一日，王与妃恭敬前往御前辞别，行五拜三叩头礼，只接受皇上训命。礼毕，王与妃前往母妃前行四拜礼，出辞。裕王到府，在内行两行。又建国之初诸王就藩，百官都送到龙江关，等候王登船后返回，以后此礼不再实行，只有前一日前往王府拜辞而已。如今景王承皇上亲命就藩，礼仪应当从重的，乞请令文武百官前一日前往王府行辞礼，到次日各自穿戴朝服侍班，等候王行礼完毕，出宫换上吉服，送到崇文门桥南，等候王的车驾经过后返回，那么国典人情大概都能兼顾了。”上报获准。

变通礼

有妃丧遇祭期

洪武九年五月，将要在方丘举行祭祀，恰逢有晋王妃的丧期，皇上命令翰林侍讲学士宋濂考证古制上报。宋濂回答说：“按《王制》：‘丧期三年不祭祀，只祭祀天地社稷，越过丧绳而行事。’《丧服传》说：‘宫中有丧，三个月不举行祭祀，安葬后祭祀。’宋真宗时有内丧，太常礼院说：‘按礼应当祭祀天地社稷。’神宗时应当郊祀而丧期未除，皇帝对此有疑问，讲读官王珪、司马光、王安石都认为不应当废止。郊社之礼，是国家大事，圣人所重视，虽然有三年之丧，也不可废止，以示有尊。”皇上认为正确。

丧礼遇时享

洪武二十五年，皇上因为皇太子新丧，想要停止祭祀，而时享临近，又命令礼部右侍郎张智、翰林学士刘三吾等人，以郊庙合行的典礼，参考古制，议定后上报。于是，张智等人奏道：“《宋会要》、《王制》三年不祭祀，只祭祀天地社稷，大概是不敢因卑下而废弃尊大。真宗居丧，已经改穿吉服除丧，第二年就享祭太庙，在圜丘合祀天地，穿着衮冕，车辂仪物音乐，作为臣子的事务不废止。南郊所有的卤簿仪仗冠冕车辂宫架登歌吹乐都如常仪。等到宰臣毕自安请求听乐。真宗批答说：‘除了郊天之事需要礼乐来相辅相成必须用乐外，所有

译卤簿、鼓吹以及楼前宫架等军队音乐都准备齐全但不演奏。各处警戒场所只鸣响金、钲、鼓、角。如今商定，天地、社稷、先师、太岁、风云雷雨以及岳镇海渎等诸神，都属于祭祀典制；历代帝王，是继承统绪的，应当依照宋朝的制度。只有太庙是祖先神灵所在之处，国家已有防备，而时享仍然使用音乐，恐怕神灵不会乐于听闻，因此也应当准备齐全但不演奏。皇帝下诏依从了这一建议。

译变通礼制

天顺二年，因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皇帝亲自前往祭祀，不顾脚疾坚持行礼。皇帝登上奉天殿，告诫文武群臣，要求斋戒三日。皇帝召见内阁大臣李贤，对他说：“大祀的日期将至，我的脚病尚未痊愈，想亲自行礼，只是跪拜起立困难，让人搀扶可以吗？”李贤说：“陛下不顾病体坚持行礼，足以显示敬奉上天的一片诚心，即使有人搀扶又有什么妨碍。”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大祀期间遇到皇帝丧期

成化元年，礼部上奏：“春季二月应当祭祀太社太稷，派遣官员祭祀先师孔子。按照旧例，祭祀社稷时，太常寺提前上奏斋戒事宜，到祭祀之日皇帝亲自前往坛场行礼。祭祀先师孔子时，传达皇帝诏令并奏乐，派遣官员行礼。如今正值先帝丧期，礼制规定：‘守丧三年期间不举行祭祀，只有祭祀天地社稷可以越过丧绳进行，这是因为不敢因地位卑下而废弃尊贵的祭祀，不敢因私人丧期而废弃公共祭祀。’关于社稷的祭祀，请求皇帝按礼制亲自举行；关于祭祀先师孔子，仍派遣官员如常进行，免除传达诏令。”皇帝批准了。

万寿节遇到冬至

成化七年，礼部说：“今年十一月初二日，恰逢万寿圣节，这一天又遇到冬至节，请求照例两项礼仪并行。”在宣读冬至节表时加入“欣逢圣旦”等语，在外地祝寿的礼仪中，在冬至之下加上“恭遇圣旦”等词，预先通知各王府及天下文武衙门知晓。皇帝听从了。

进春遇到星象变异

成化七年十二月丙戌日，立春，顺天府官员按例进献春牛并登殿接受祝贺，皇帝因为出现星象变异，只穿常服在奉天门，命令顺天府官员穿便服进献春牛，免除祝贺。

殿试遇到太子丧期

成化八年，礼部上奏：按例应在三月初一日举行殿试，而状元率领各位进士上表谢恩在初六日，正值悼恭太子出殡，皇帝不临朝听政，请求将殿试改在十五日，皇帝听从了。

日食遇到时享

成化八年三月，礼部上奏：“今年四月初一日发生日食，文武百官按例应到本部参加救日仪式。然而这一天孟夏时节要在太庙举行时享，都在午后行礼，两件事互相妨碍。应当像孟秋时享的例子那样，在初一日早上行礼，这样两件事当天都可以免除早朝。就按所奏办理。”

免除饮福受胙礼

治六年二月，礼部尚书倪岳等人上奏：“明年正月初七日举行祭祀天地的重大典礼，前期三日，因孟春时节要在太庙举行享祭，正值大祀斋戒的开始，应当免除饮福受胙的礼仪。”

视察牺牲遇到日食

正德十年十二月初一日发生日食，这一天皇帝车驾应当出宫视察郊祀用的牺牲，礼部请求改到次日，并且说：“视察牺牲是郊祀的开始，日食是天象的重大变异。如今大礼即将举行，忽然遇到这种变异，上天示警，已经很明显了。恳请顺应天意，更加敬畏，从此以后，凡是郊祀相关的事务，起居务必合乎正道，出入务必合乎时节，一切遵循祖宗的典章训诫并谨慎施行。至于朝贺宴享，也是如此，那么天心感动，灾变自然不足为虑了。”

斋戒期间暂时免除传制

嘉靖十一年，礼部说：“二月四日祭祀先师孔子，前一天应当传达诏令，同一天皇帝亲自举行祈谷礼，恐怕两项礼仪不能同时举行。考虑到祈谷礼更为重要，既然专门斋戒，传达诏令暂时免除。”

岁末大祫祭斟酌仪制

嘉靖二十年，礼官商议岁末的大祫祭，应当陈列迁出太庙的祖先牌位，但景神殿狭窄，不能全部陈列，请求暂时在后寝祭祀四位祖先，使用连几陈列笾豆，以便于周旋行礼。前殿两廊原本有列庙神龛，孝洁太后的神座请求移到别处尊藏，以便于亲王、功臣配享。皇帝下诏批准。四位祖先的牌位在后寝，祝文在前殿太祖牌位前诵读，改为特修大祫礼，太庙的祝辞改为“特修大祫之礼”，敬皇后的神主牌位已经归还内廷，不记录，等到前往太庙后再记录。

元旦正值立春

正统十年十二月，礼部尚书胡濙等人上奏：“明年元旦、立春，旧制立春时，顺天府官员四拜进香，再四拜，文武百官五拜三叩头。如今两个节日同一天，应当简化立春祝贺的礼仪，顺天府官员进香后，文武百官立即前往班列举行元旦祝贺礼仪。”皇帝听从了。

万寿节遇到冬至

天顺五年七月，礼部尚书石瑁说：“十一月十一日万寿圣节，这一天遇到冬至，群臣祝贺的辞语各不相同。圣节不传达诏令，冬至传达诏令。如今请求统一辞语说：‘律应黄钟，日当长至。恭敬惟念皇帝陛下万寿圣节，顺应上天接纳福佑，奉天永远昌盛。’臣某等诚心欢喜，恭敬祝愿万万岁寿。然后以冬至的诏令辞语传达答复群臣，各地贺表应当读重复。请求统一宣读表文说：‘欣逢长至，恭遇圣旦。’在外衙门举行告天祝寿礼仪时说：‘今兹冬至，恭遇圣旦，圣寿增加。’皇帝听从了。

圣旦遇到服制

嘉靖元年八月，礼部上奏：“初十日万寿圣节，文武百官穿朝服庆贺。如今武宗皇帝丧期未满，又遇到孝慈高皇后忌辰，应当免除习仪。”初九日，朝廷大臣及进表官员各自穿吉服在奉天门致辞，五拜三叩头，表文免除宣读。皇帝下诏批准。

丧期遇到祭日及吉典

嘉靖十四年正月，鸿胪寺上奏：本月初十日都是祭祀日期，虽然正值庄肃皇后丧期，但祭祀为重，请求命令百官暂时穿青绿锦绣

译将要举行典礼。皇上又因为防范考试舞弊、寻求贤才吉兆的典制，规定考试执事官员也可以穿着青绿色锦绣服饰，在宫中供职办事则使用浅淡的服色，免除宴请。

译大防遇日食

隆庆六年，大防刚刚成服，恰逢日食，百官先哭临，后前往礼部，身穿青色素服，系黑色角带，面向太阳行四拜礼，不使用鼓乐。

颁厯值冬至

成化十四年，礼部上奏：“今年冬至，在十一月初一，旧例在这一天颁布历书，两项礼仪难以并行，请防翰林院定议。”皇上命令免议，在十一月一日进献历书。

即位在大行防服内

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初一，光宗皇帝登基，在大行防服期内，令文武百官当天都穿吉服入朝，等到行礼时更换朝服，礼毕仍穿吉服出朝。礼部上奏：“升殿颁诏，属于至大的吉典。查得当天文武百官朝临二十七日之期未满，是否当天暂免朝临，改到后一天补足。”奉圣防：“是。”钦此。

大行防内值千秋令节

〇治十八年，当天，文武百官穿青色衣服，系黑色角带，行五拜三叩头礼。

隆庆元年是日钦奉明防免行

脩省遇圣寿

嘉靖十一年八月，皇上因彗星出现在东井，谕示阁臣说：“朕听说彗星又出现在井宿之间，这种天变，不到三年，已经三次出现了，这是朕所招致的。你们立刻传意给礼部尚书，说生辰庆贺都令免行，不必穿吉服，只穿常服视事，以承天意。”于是礼部夏言等上奏：“万寿大庆，凡是内外臣工、荒远夷使，无不想要恭祝，以伸臣子之情。全部废除不举行，则下情郁结而无法宣达。况且天变实在由臣等引起，如果让礼仪完成后，痛加修省，似乎与天地人心才为允恊。”皇上说：“对，应天必以实，这不过改变服色，暂辍礼仪罢了。庆贺礼姑且听你们所请，礼毕之后，务必加强修省，以弭变异。”于是礼部又请求从十四日开始，如故事各穿素服角带朝参办事三日，仍通行九卿、六科、十三道各自条陈时政得失以闻。皇上说：“十四日，本因事辍朝，不能再言修省，从二十一日开始，穿浅衣办事三日，九卿衙门官员还各自令自陈，以听裁处，务要思论忠实，毋挟持泛引，假公报私。”

礼部志稿卷九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礼部志稿卷九十七

明 俞汝楫 编

拟典备考

建文陵庙及景泰庙号疏

万历二十年礼科都给事中万象春题为修举陵庙旷典以光先德以垂典制事，切惟国家之事没有比祀典更大的，祀典的兴起实在源于人心，所以质之人心而有不容已，都是祀之不可废而圣哲之所必举的。况且事关陵庙，情属亲亲，在列圣或许有欲为之志，而陛下当有善继之图的吧？臣所议于今日有二：一是革除之陵庙宜复，二是景帝之庙号宜尊。洪惟太祖开基成祖定鼎，列圣神功巍巍，没有比这更高的了。然而自太祖以后，成祖以前，其间君临天下的不有建文君在吗？既因靖难兵至，避位自焚，延续至今，祭享无闻，陵园不治，行道之人欷嘘叹息。臣曾仿往牒，当建文君去世时，成祖驻营龙江，发哀命有司治理丧葬以天子之礼，遣官致祭，在当时固未尝不陵不祭。乃今令甲所载只有孝陵及懿文太子陵，而建文君不在其中，这是什么缘故？难道成祖许之于先，而所司顾废之于后吗？国家修明典礼，凡是前代帝王有功德于民的，除岁庙时祭外，间遣官祀于其陵，何况称帝建号，按临臣民至四五年，作为一代嗣统之正者呢？又如革除死事诸臣，我皇上登基之初，首发明诏，令得祀于其乡，近来又允言官之奏，凡是诸臣坟墓苗裔，都蒙修治防录，而为君者反而不得一坏之土，一勺之水，宜天下人心惋惜而深悲。似宜敕下所司，即其原葬处所立为陵墓，岁时一体祭祀，仍乞上尊谥以表追报之隆，复年号以正君临其体。这不是臣等今日私议，当在成祖时，既葬以天子之礼必宜享天子之祭，既享天子之祭自当复其有天子之号，岂特天下之心，固亦成祖之心也，有什么顾忌的呢？至于景帝之事则又不同了，土木之变，国家岌岌乎几乎不可保，景皇帝奉太后命进登宝位，镇安人心，倚任忠良，能够戡平祸乱，最终到銮舆反正，宗社宁静，圣子神孙所以晏安坐享全盛基业者，景帝之力岂可诬吗？等到升遐之日，谥号葬祭，都从贬损。盖一时轩轾之势，虽然如此，但实在不是人心之公与国典之正。因此到宪宗纯皇帝时，特允廷臣建议，恢复其帝号，祭以帝礼。先灵显赫也足以述先志而昭往烈了。然而庙号未加，陵制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