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部志稿卷四十九

译对于身处困顿滞留之苦，且对政体尚不熟悉的人，可以让他们学习观察官府事务；若遇到该乡试的年份，则聘请他们担任同考官，不担心缺乏人手，这就是优待他们的方式，又不仅仅在于升迁调任之间罢了。

参加防试的副榜举人以及落第后请求恩典去任教的人，本来以贫穷而做官的居多，等到面临选任的时候，却仍然犹豫不决、持两端之见，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年长而愿意担任教职的人，原本利于快速升迁；年轻而有志于进取的人，又唯恐升迁太快（从而失去进取的机会）。这种情形不同，甚至如此相反，不能不两全其便。

请求从今以后，凡是举人担任教职的，都经过一次防试，才给予升迁。如果担任教职后，防试落第，但仍然愿意长期担任教职，以终成育人之效的，允许呈报备案，等候批准再次参加防试，才给予升迁。已经参加过三次防试的，不再批准，其余的仍按常规推举任用。如果有造就人才、修明教化，如前项所提到的功绩者，任职三年以上升任司务、博士、知州，任职九年考满后送交吏部者，升任各部主事、大理寺评事、府同知。所以优待举人担任教职，似乎应当如此。

进士、举人担任教职的多，那么教授、学正就可以全部得到通过科举出身的人来任用。县学的教谕虽然不完全是这样，也应当选拔有贤名声誉的训导来充任。因为掌管教育的人选得当，就是一方学政得以施行的纲领。贡士担任教职的人，比通过科举出身的人常多几倍，然而近年以来，一任担任分教，再任担任掌教，一概从劣等转任。他们既然没有可欲之势来诱导他们向前，又有患失之心跟随其后，没有不心甘情愿自暴自弃的。所以学政的败坏，多由贡士途径造成，而鼓舞振兴，也应当对这类人格外用心。

可否贡士教官中查访有称职者，除了春秋两季按常规顺序转任学职外，在双月大选遇到该升迁的时候，也查访其年力精壮、考语特别优秀者，与他们一体升迁。任职九年考满送交吏部，而有前项功绩者，升任知州、助教。各该抚按官荐举教职的人，也特别允许放宽人数，仍在荐举文书中以其资格分为三段，以示不相掩盖。比如某以上系进士出身，某以上系举人出身，某一以上系贡士出身，这样就不会偏袒科举出身者，致使枉顾公论，从而消除阻遏贡士气数的因素。所以优待贡士担任教职，似乎应当如此。

对待他们优厚，那么人们就知道自我奋发，师道就可以确立，学政就不担心不修明了。至于有司改任教职，近年来的事例还有可议之处。因为凡是抚按官弹劾有司而想留一线生路的，必定说操守还没有大坏，学问尚可为师。说操守没有大坏，并非真的没有坏，只是惋惜其任职时间尚浅罢了。说学问可为师，并非真有学问，只是借此作为名义罢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教育士人就是靠贪婪罢了。为何如此重视百姓而轻视士人呢？

可否从今以后，论及材力则暂准改任教职，犯操守者则降调闲散，不允许一概给予教职以混淆学宫，这也是补救偏颇、挽救弊端的一件事，恳请敕令吏部议覆施行。臣等非常荣幸。

题奏奉圣旨：“这教职选任升迁等项，都依照所拟执行。以后抚按官弹劾有司，只要操守有议的，不许拟改教职。”钦此。

译题请端正文体疏

万历十五年，礼部尚书沈鲤上疏，题为：鉴于士风随文体败坏，恳请圣明严禁约束以端正人心。仪制司呈报说：查得近年来科举文章逐渐趋向奇异诡谲，而坊间刻印以及各地学子研习汇集的文章更加怪异荒诞，导致初学者误入歧途，相互模仿效法。如今若不严禁，恐怕会进一步腐蚀人心，逐渐败坏世道。因为人只有一颗心，在科举考试时，既然可以用诡诈的手段猎取功名，等到他们手法熟练、在官府任职后，如果得志，还有什么坏事做不出来？所以其败坏的不仅仅是文体一方面，而且对世道人心关系重大。相应题请申斥告诫，以遏制这股狂澜等因由。呈报到部，臣等认为：言论是内心的声音，文章是言论的华彩。内心坦荡的人，文章必定平正典实；内心光明的人，文章必定通达爽畅。不是这样的，则相反。文章在人的品性术数上有验证，就是这样。唐初崇尚靡丽，士人趋向浮薄；宋初崇尚钩棘，人们习于险诈。文章对世教有影响，也是这样。洪武二年，诏令颁布取士条格，五经义限五百字以上，四书义限三百字以上，论也如此，策限一千字以上，务必直述，不崇尚文藻。仁宗朝，俞廷辅奏请批准，科举取士务必寻求文辞典雅、议论切实者进用。宪宗告诫詹事黎淳说：出题刊文务必依据经传，文理纯正者作为标准。所以如今乡试、会试进呈录取，必定说中式，那么典雅切实、文理纯正者，是祖宗的标准。如今学子所写的文章，符合标准吗？不符合标准吗？自臣等初习举业时，见有用六经语句的，后来以六经为滥套，而引用《左传》《国语》了。又过几年，以《左传》《国语》为常谈，而引用《史记》《汉书》了。《史记》《汉书》用尽，而用六子；六子用尽，而用百家。甚至取佛经道藏，摘其句法口语而用之。质朴散失，淳朴离经叛道，文章的流弊至此极矣。于是文体则耻于遵循规矩，喜欢创新格式，以清虚不实讲为妙，以艰涩不可读为工，用眼底不常见之字，道人间不必有之言。只要奇异，理不必通；只要新奇，题不必合。断绝圣贤语脉，以成就自己铺叙，说出自己意见，以扰乱道的经常。在白日青天之下，讲杳冥魍魉之谈，这是世间一件怪异的事。发出险僻奇异之言，而说他是正大光明之士；作虚浮蔓衍之语，而说他是典雅笃实之人，可以吗？如果说人自人而言，言自言也，那么以文取士者，难道只以其文而已吗？抑或孟子所说的“生于其心，害于其政”，难道是毫无根据的话吗？臣等不以文为重，而为世道人心考虑，内心暗自忧虑。曾认为古今书籍有益于身心治道，如四书五经、《性理》、司马光《通鉴》、真德秀《大学衍义》、邱濬《衍义续编》、《大明律》、《会典》、《文献通考》诸书，已经颁布行于学宫，及著在法令，都是诸生所宜讲诵的。其中寒素之士不能遍读的，臣等不能强求；博雅之士涉猎群书的，臣等不敢禁止。但使官师所训导，提学所课试，乡试、会试所举进的，不是这些不得旁及。仍乞容臣等会同翰林院掌印官，将正德、嘉靖初年一二三场中式文字，取其纯正典雅者，或百余篇，或十几篇，刊布学宫作为准则，使官师所训导，提学所课试，乡会试所举进的，不是这些不得滥取。除乡会试已经臣等题奉钦依，遇考场揭晓后，各该提调官即将中式朱卷尽数解部，逐一会阅，有犯前项禁约者，随即指名会处外，其各省直提学官各持一方文章评判标准，手下高低，人皆向风，转移士习，尤为紧要。乃往时止于科举年份，稍一申饬，其各省直小考则任由其变乱程式，置之不问，这是说浑浊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已。合无恭候命下，容臣等同各该提学，仰体朝廷德意，相率以正文体，端正士习，转移世道为己任，而不以厌常喜新的、标新立异取快于口耳声名为诸士倡导。平时训谕师生，惟将前项经史典籍，随其所习，考核讲究，务必令贯通。至于临场较阅，品题高下，则一以现今颁行文体为式。如复有前项险僻奇异、决裂绳尺及于经义之中引用《庄子》《列子》释老等书句语者，即使文采可观，也不得甄录，且摘其甚者痛加惩抑，以示威法。仍将考过所属生员原取优卷前五名或以上者，年终解部；科举年考场毕，解部臣等逐一考验，不许另有誊改。如有故意违抗明令，沿袭前弊乱文体者，定将提学官分别卷数多少题请罚治，本生行提学道黜除名。仍乞敕下吏部，今后考课提调学校官员，一看其能正文体与否，以为殿最。其解部试卷容臣等阅毕，咨送吏部一体考施行等因。题奉圣旨：是近来文体轻浮险怪，大坏士习，依拟着各该提学官痛改前弊，仍将考取优卷送部稽查，如有故意违抗的，你部里摘出开送内阁重治。考场后会

译阅览朱卷、节年题有固定条例，今后也要切实执行，不要只说空话。钦此

译责成正文体疏

万历二十四年，礼部尚书范谦上疏，题为“严禁文体诡异之事”。仪制司呈报说：查得我朝开科取士，乡试、会试的录取标准必定是“中式”。所谓“中式”，不过是依据经典、按照传注，纯正典实罢了。如今取士的标准虽然依旧，但文体规范却已消亡殆尽。背离经典、违背正道，偏袒清谈虚无，窃取诸子百家的言论作为谈资；又或者表面上符合正题，实则毫无阐发，影射时事而肆意妄为，荒诞不经。士人风气败坏，教化沦丧，从来未有如此严重的。然而追究其根本，关键在于提学各官。倘若提学官兢兢业业，以依经按传、纯正典实作为楷模，毫厘不差，士人若不如此就无法进取，谁敢不遵循正道？初试既然端正，由此而乡试、会试，不过是选拔这些初试中认定的子弟，又谁敢不遵循正道呢？这才是所谓的端正文体，这才是所谓的真正人才。如果沉溺于世俗的艳丽文风，迁就时下的邪说，以士人的议论来评判士人，崇尚诡异而轻视朝廷的典章制度，那么学校就成了异端之地，读书人不再知晓孔孟之道和祖宗的功令，这该如何是好？况且，用贤人的话语来阐发圣人的思想，尚且难以形似，何况用异端的学说窜入儒家正统，又用支离破碎的时事逞臆妄言，让人哄传不止。对此如果不加禁止，恐怕狂澜泛滥，无法遏制。祖宗二百年来养育士人，三年一次的大比，起初并非如此。查得万历十五年二月，本部上疏题为“士风随文体一起败坏，恳请圣明严禁，以正人心”，其中称：各位士人在经义中引用《庄子》《列子》、佛老等书籍，决裂法度，要求提学官将原录取的优秀试卷年终解送本部，如有沿袭前弊、败坏文体的，定将提学官根据卷数多寡分别题请处罚，本生则黜退除名等因。奉圣旨：近来文体轻浮险怪，大坏士习，依拟着各该提学官痛改前非，仍将考取的优秀试卷送部稽查，如有故意违抗的，你部里摘出开送内阁从重处罚。科场后查阅朱卷，节年题有定例，今后也要着实举行，不要空谈。钦此。又查万历十六年正月，礼科上疏，本部覆奏题为“乞行申饬厘正文体，敕谕以光科场盛典”，其中称：考过的优秀试卷已经题准解送本部，其到任近、地远者限二月终旬题报。若文体违式，系提学官造就士人风气不正，宜从重处罚，以重诏令而信命令等因。奉圣旨：这厘正文体的事宜，依议着实行。各官如有违背明旨，沿袭旧套的，你部里及该科务必指名处罚。钦此。伟大的皇言，昭如日星。其对士习文体的忧虑至深至远，因此一时查办违慢既严，而诏令职守愈显可信。如今岁月已久，法令渐弛。各提学官有志厘正文体的固然多，但苟且了事者也时常有之。试卷解送与否参差不齐，不如以往的规约。文体纯正与瑕疵相较，日见可骇。其说法大都有二：提学官选拔士人，不以文体为优劣，只取其才气笔头作为奖赏。等到查阅出来，尚且吝于黜革，那么士人又有什么惩戒？吏部及本部考核提学官，未及以士习作为考核标准，因循姑息，处罚久虚。即使有真能以士习为己任的，也未立即表现出差异，那么提学官又有什么劝勉？科场不远，似应亟行申饬等因。呈报到部，查得厘正文体，责任在提学官。屡次奉明旨，不啻再三。如今沿袭旧套，殊非法纪。既经该司具呈，相应题请，恭候命下。本部通行各省直提学院道，定如万历十五年题准事例。各将原卷通限本年十二月底解送本部，其路远新任者限二十五年二月内解到。容臣等查阅字句，如有仍前诡异、杂用佛老百家、违悖注疏者，开送内阁覆阅，将提学官照例处罚，本生定行黜退，不许延缓、誊改、迟误，一并题报。学官仍将先后明旨刊刻告示，晓示诸生，使知近习在所必禁。坊间新版诡异主意的时文，转相蹈袭，惑乱初学者，有妨士习。提学官即行查核，将其刻板劈毁，勿得传布。本部仍行文吏部，凡提学官升迁调动，各以是否转移士习作为考核标准，庶几斯文的统纪不混淆，祖宗的法纪愈肃穆。诸所得士必光明纯正，用以成就人才，维系世道，所裨益不浅矣。题奉圣旨：近来文体险怪，屡经明旨申饬，全无改正。这所奏依拟，着实行。以后提学官务必查核有无转移士习作为考核标准，不许一概拟议升迁。吏部知道。

请增进士名额疏

嘉靖三十二年，礼部尚书欧阳德上疏，题为：查得国家求贤，惟进士之途尤重；而治理百姓，则州县之官尤亲近。因边疆有警，内地多灾，财货匮乏，民生困苦，而进士所治理的州县，因其自待不轻，而上官下民视之加重，志向气概不慑服，法令易行，故其政事犹多可观。因此中外臣工皆谓宜多取进士以备守令之选。今尚书万镗等先后论奏，反复申说，无非欲奉宣德意，体恤民艰，诚为救时急务。况且会试取士原系临时请旨，用之多则取宜加多，非若乡有一定之额者。伏望皇上俯采所议，今年科取士，合无查照永乐二年或嘉靖二

译根据年号名数，命令准备选拔任用，希望边疆紧要地区以及内地疲敝州县中以往通过科举贡举入仕的人，也能偶尔选拔进士，这对于治理会有补益，百姓多所依赖。又按照奏章内所说的，要将增加的名额以十分为比率，北卷取五，中卷取二，南卷占三，这是因为边疆的守令需要籍贯相近的人担任，以便风气相适宜，当地习俗容易熟悉，这确实不是可以随意通融变通的方法。但是名额原本没有预定，如今选拔士人由上裁决定，难以确定在原有名额之外增加多少名，其南北中的比例是否仍遵循旧制，不必增减，都请求圣明裁定。敕令下达后遵奉施行。题奏奉圣旨：按照嘉靖二年录取四百名的情况，南北中的比例照旧例执行。

译宗藩疏

宗藩七议疏

嘉靖四十四年，礼部仪制司郎中臣戚元佐恭敬地陈述关于议处宗藩事宜的奏疏。臣听说，国家极度重要的势态，一旦形成便不可逆转；天下潜伏的隐忧，应当预先谋划。如今宗室藩王日益兴盛，俸禄粮食不足以供给众人，这都是令人担忧的。言官也曾屡次急切地陈述，然而最终没有听说有妥善处理的办法。往年本部曾议定宗藩条例，有统一的标准，杜绝冒领滥支，不容奸邪之人蛀蚀，当时裁减冗费，人们都称快。然而皇族繁衍，像椒树和瓜蔓那样绵延不绝，是无法限制的；国家的税收有定额，每年的征收难以分摊，收入不足以供给。近来因为科道官员建议，此事下达本部，臣隶属于该司职掌，已经通令各藩及两京各衙门，让人人都能抒发所见，得以具疏请求。现在期限已到，只有南京礼部呈上一疏，稍微放宽条格，略陈大概，而其他方面也没有人提及。这是因为宗藩的事体，动不动就关系到祖训，所以议论起来就受阻碍，法令多有掣肘。然而想要不违背祖训，而暂且通融变通，这也只是补救偏颇的方法，而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谚语说：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今天的事情，如果不打破常规来处理，那么将来俸禄粮食必定无法支撑，官府必定无法供给，宗室藩王必定无法谋生，国家必定不得安宁。不出几年，就会有不可胜言的祸患了。现在的议论者常说：祖训在上，不可稍有违背；却不知道祖训的话，祖宗本人也没有拘泥。所以想要议论宗藩而各得其所，首先要统观宗藩前后始终不一致的原因，而深入考察祖宗微妙的意图所在，然后才可以审慎权衡而斟酌议论。

大概高皇帝雄才大略开创基业，首先开启宗室分封，广建诸子，周布于要害之地，比如北平这天险之地，由文皇帝居住。北平东边直到各藩，而西边濒临大河，比如大宁、辽左、上谷、云中，则由辽宁、谷代四王为之保卫边塞；雁门南控黄河，而西边扼守嘉峪关，比如太原、延庆、环灵、酒泉、张掖，则由秦、晋、庆、肃四王为之屏蔽。至于内地的诸王，也都持兵符统领军队，尊崇权势，作为国家的屏障，如棋子般分布，如星星般罗列，这固然是当时的情况。等到靖难之役以后，世袭的隆平、齐谷等王喧哗争权，汉赵等王旋生祸孽，有的惩罚有的宽贷，日积月累产生猜忌嫌隙，法度日益烦琐，兵权全部解除，朝廷中没有懿亲的痕迹，府僚中没有内补的阶梯，亲情虽近而权势愈疏，养育虽厚而防范愈密，这又是当时的情况。此后，骄奢淫逸逐渐充盈，偶尔做出不合礼法的事，荒淫谲诈暴虐，每年没有空白的文书，乱伦逆节屡次触犯明令，法律多将人收监处死，有勒死的惨状，何况王府用度繁多增加，经制没有节制，髋骨大腿无法解脱，尾大不掉令人担忧，仁人凄惨而寒心，志士痛哭也不足以表达，这又是当时的情况。至于现在，则人多地少俸禄少，支用不足，借贷揭债赏赐，月初吃米月末断粮，以至于安身无计，日不聊生，于是有共居蓬草屋、分食饼子的，四十岁还未婚娶，二十年没有吃饱饭，说到内室的丑事，则言语粗鄙而不可详述，饿死在道路上，则状况悲惨而不忍目睹，强悍的人弯弓走马，白昼在郊野街衢抢夺，柔弱的人执鞭驾车，潜身窜入车夫仆役之中，这又是当时的情况。

高皇帝在草创之初，列建宗子，文皇帝在靖难之日，思鉴前车之覆，用意不同，各有其恰当之处，至于历代圣主直到今天，时移势改，恩义相裁，其分其理，自然有不能曲尽周全的地方。就像高皇帝见识超群，难道不知道宗室会有今天吗？但是开国之初，固然应当如此，至于世远亲疏，因时损益，也等待后世善于继承发扬的君主，变通处理罢了。国家初年亲郡王将军才四十九位，女性才九位，到永乐年间，增封亲郡王将军四十一位，女性二十八位，其数量尚未尽多，而当时俸禄收入已比从前减少，不能全部供给，现在二百年来，宗室载入玉牒的共计四万五千一百一十五位，而在世的二万八千四百五十二位，比起国初不止千倍，天下王府的俸禄，反而多于每年供给京师的米粮，即使全部发出上供的赋税，还不足王府俸禄的一半，为今之计，想要裁减宗藩的俸禄来分给众人，则各宗的收入已经刻削殆尽，而且到了无可再裁的地步，想要增加小民的赋税来周济供给，则贫民的产业诛求已极，而且到了无可再加的地步。各宗迫于饥寒而哀叹声相闻，官府苦于无措而惶惶忧虑，何况名封婚礼，请乞保勘，奏报查驳文移辗转，更有甚难之处来防范吗？今天的事情已经难以处理，十年之后，截长补短，每人平均生两个儿子，又不知有多少人，添一人则添一人的封爵，添一封爵则添一份俸禄，这又增加数千百万的禄米，国家常赋不足以供给，难道有神运鬼输之术来救济吗？议论者说：国家赋税不足，稍微仿效汉家分土的意思，让各宗人自给自足。生育多寡，都不必顾及，则冒领滥支自然杜绝，也可以稍微缓解官府的压力。说这话的人，意图并非不美好。然而以一人论之，比如郡王，其俸禄一千石，如果生十个儿子，则每人一百石，三七兼支，尚有本色

译米粮三十石。又经过一代相传，有的生出三四个儿子，有的生出十几个儿子，那么就用这三十石米去分给三四十个人了。再经过一代相传，也是如此，那么分得越多就越微薄。夫妻加上仆役，少的也有几个人，早上的早饭、晚上的晚饭，以及婚嫁丧葬的费用，靠什么来供给呢？那些平民百姓家，也有财产微薄但世代相传而不匮乏的，是因为他们各自有经营谋生的职业，每天的收入没有穷尽。现在宗室成员坐吃山空、自我封闭，却指望他们自己谋生，我本来就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我认为当今国家事务中最大的，没有比宗室问题更严重的；天下最让人担忧的，也没有比宗室问题更严重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给他们开辟谋生的道路，固然不行；开辟了谋生道路却不能妥善变通，也是不行的。为什么不看看祖宗朝代的先例呢？当初亲王每年的俸禄是五万石，另外还有缎绢、茶、盐等杂用，也达到上万的数量。没过几年就只供给禄米，不供给杂用；又没过几年就减少到一万石，仍然供给不上，像代王、肃王、辽王、庆王、宁王、岷王等亲王，每年只供给五百石。高皇帝规定由自己出钱，而前后已经如此。到了永乐年间，禄米更是各不相同：秦、鲁、唐王府各五千石，辽、韩、伊王府各二千石，肃王府仅七百石，庆王府虽然七百五十石，但郡王常常从这数目中拨给。文皇帝距离建国初期不远，而祖训的文字也没有完全遵守。何况亲王出城每年按时训练、搜罗士兵、讲习武事，这是祖训；而靖难之役以后就废除了。郡王的子孙任用官员、升迁转任如同常例，这是祖训；而几代以来都没有实行。那么高皇帝的祖训，历代圣君已经不遵循而奉行了。在今天的局势下，事情更加困难，还可以胶柱鼓瑟、不知变通吗？即使高皇帝看到今天这样的困境，文皇帝遇到今天这样的难处，是会援引制定俸禄之初的旧例全部供给呢？还是变通方法另外商议呢？何况分封同姓，世代相传，这是古代就有的；坐吃官府俸禄，官职爵位世代承袭，则是古代所没有的。所以我以为，想要完善这个制度，必须打破常规，不拘泥于祖训。各藩的封爵不必全部授予，有不封爵的，士、农、工、商各随其便。所有出城、越关的禁令全部废除，让每个人都能凭借劳力谋生，那么各宗室成员就有谋身的办法，而国家就能缓解空虚匮乏的忧虑。皇上亲近宗室的恩情，也差不多可以妥善处理后事了。我的这个建议，别人不是智慧达不到，而是不敢上报给皇上，实在是因为祖训难以更改，又担心一旦开放出城的禁令，万一有不法之徒挑起事端、制造变乱，那么追究首倡此事的大臣，难免遭受晁错那样的祸害。又听说高皇帝时，平遥训导叶伯臣响应诏令陈述意见，首先请求裁减抑制诸王的待遇，皇上立刻大怒，将他逮捕死于狱中。那以后没过几年，亲王的俸禄也就大大减少了。这是高皇帝杀了他的身却采纳了他的言，叶伯臣的身体虽然被杀戮，但对国家有功，那就大了。我在这个时候无故挑起大难的端绪，不是不知道这件事的危险，但今天的事情，是国家大事，人臣的道义，如果有利于国家，生死置之度外。我的职责所关涉的，祸福利害，都不去计较。即使采纳我的言论而诛杀我的身体，我也无所后悔了。谨冒昧拟定几条，开列在左边，分条议论上报，恳请敕令本部通行各亲郡王，大规模召集将军、中尉，从长计议。当今各宗室子女现有多少？各处赋税现有多少？从今以后人数增加多少？天下民力足以供给多少？各省钱粮还可以加派吗？各宗室坐吃山空可以作为长久之计吗？将我所说的建议与沿袭的制度，彼此斟酌，哪个便利哪个阻碍？什么有利什么有害？一定会有确定的见解。如果对于事理人情确实有利便利，就具奏前来，听候本部议定回复施行。至于我的意见所不及的，以及他们易地而处难以实行的，那么化裁变通，全在于当权者衡量斟酌罢了。一、限制封爵。查得嘉靖年间，丰林王朱召瀚上奏称：宗室之中，其难究诘，不必计较妾媵有无，只确定子女多少。议定亲王限制在五个儿子之外，其余多生的只给冠带荣身，没有爵禄，让他们自行经营，或经商或务农，所从事的职业随其方便。郡王以三个儿子为例，将军以下各随等级差别。已经由本部斟酌议定回复，先帝没有赐下决断允准，于是搁置了这件事。我认为人的子女原本有多有少，不知道限制，只限制生子的数量，那么在人情上似乎有些违背，适宜先帝没有允准。然而生不必限制，封爵则可以限制。因为帝孙、王孙亲疏有等级，恩数礼秩隆杀有差别。现在国朝历经世代已经二百多年。以亲疏论，也逐渐减少了。所以除了初封亲王，暂且照例袭爵，等到三世之后再详细商议外，那些历代支派分列各藩的，应当建立定制来限制。比如亲王嫡长子按例袭亲王，嫡庶次子允许封四个，共五位。郡王嫡长子按例袭郡王，嫡庶次子允许封两个，共三位。镇国、辅国、奉国将军有嫡子，允许封两个；没有嫡子，允许用一个庶子请求封爵。镇国、辅国、奉国中尉，不论嫡庶，允许封一个儿子。以上各爵职，如果有生子数量多，不能全部封爵的，请让他们各自从事士、农、工、商，使其自便。有志读书的，与民间俊秀子弟一样入学，参加科举考中名次的，一如皇亲例子，只任

译外任官员。其他从事农耕、通晓工艺等行业的人，顺从便利于生计的方式生活即可。有人说：亲王之子按例封为郡王，郡王之子按例封为镇国将军，各将军、中尉之子中受封的固然得到了应有的地位，而不受封的竟然与平民等同。不幸而生得稍晚，那么同宗所分的贵贱贫富截然悬殊，这已经是令人同情的情况了。读书必然依赖灯油纸墨的费用，经商必然借助贸易周转的本钱，务农必然需要获得若干亩田地的授予，从事工艺也不能没有衣食起居的拖累，他们将靠什么来维持生计呢？臣认为，宗室女和宗室婿尚且有婚嫁资助，多的则给予白银百两。今后何不将亲王之子中不得受封的，年满十六岁的，赐给冠带，仍给予白银六百两；郡王之子中不得受封的，年满二十岁的，也赐给冠带，仍给予白银四百两；将军、中尉之子中不得受封的，有志向入学读书的赐给衣巾，如果只从事生计行业的不必一概赐给，各子仍给予白银二百两，以上各子依次递减给予。那么无论做官或不做官，都有所依靠，似乎就没有失所的叹息了。只是在查勘核实这一环节，极应当详细谨慎，以免没有冒领滥给从而滋生浪费的弊端。有人说：擅自出城，国家有明确的禁令。现在既然允许他们从事生计，就必然不能出城，恐怕这样做不可行。臣曾经查阅祖训，并没有禁止出城的条文。之所以禁止他们不出城，是针对近日放纵不法的人而设立的。如果能够各自从事生计，谨守王家的法度，一有不检点之处，稍加约束，即使出城有什么害处呢？有人说：宗室有罪，按例不加刑罚。现在既然入仕受职，如果交易失败或办事失误，一切都宽贷他们，那么贪婪凶暴放纵、欺凌弱小、残害孤寡的人，事情就会更多了。臣愚昧地认为，宗室不加刑罚责罚，原本就不是古道的做法，即使宗室有罪而官府刑罚不加，那就是导致大乱的途径。人都有情欲，所以能平抑情欲而不混乱的，是依靠官府的法规来约束他们。现在宗室一旦有小过错，不通过官府治理，动不动就奏请朝廷，如果因为锱铢斤两的小事，他们必然忿怒争执而希望让朝廷听闻，那么往来劳顿耗费，耽误时间妨碍事业。那些小民，难道愿意为他们这样做吗？如果再不计较而姑息放纵他们，那么锱铢的小事不治理，千金就可以被攫取；斤两的小事不警戒，那么肥沃的田地就可以被侵占。所以说：官府的法规不施行，就是导致大乱的途径。普通人爱护子弟，必然希望师傅用夏楚（教鞭）来威慑他们。现在的官府，都是士大夫，是国家的外傅。现在的宗族，都是皇家的苗裔，是族属的子弟。与其姑息而养成恶德，以致走上犯罪的道路，哪里比得上教导告诫而造就成才，使其归于正道更好呢？况且听说现在的贫困宗室，做佣工隶卒，无所不为，匿名服役，内心遭受捶打，这是表面上隐瞒其名而暗中承受其辱。如果显拔他们进入缙绅之列，而共同接受举荐弹劾的公正，分别授予四民的职业，而用市官的法律来平等待遇，这是大公至正的道理，不足以说有什么羞愧了。臣曾经深思熟虑而斟酌议论如下。

一、关于继嗣的议论，查得郡王没有子嗣，只允许本支奉祀，不得援引兄终弟及的成例，近来已经申明，人们都知道共同遵守。只有亲王的子嗣，允许由亲弟、亲侄继承袭爵。臣愚昧地认为，亲王之所以受封，是因为他们是帝王的后裔，用来分担天子的次位，亲近他们，是希望他们尊贵，爱护他们，是希望他们富有，所以用礼仪来尊崇他们，不让他们与兄弟同辈相差悬殊罢了。现在子孙相继，世世代代富贵，固然不必多说。但到了没有子嗣，那么统绪已经断绝，即使让本支奉祀，使香火不灭，也就够了。为什么又让亲弟、亲侄继承袭爵呢？那些亲弟、亲侄，自有本等的爵位职务，凭什么越级晋升到王者的尊贵呢？臣愚昧地认为，从今以后，有断绝子嗣的，只推举伦序相应、贤能闻名的人一人，管理府事，即使有亲弟、亲侄，也不得冒请恢复继承王爵。

二、关于疏远亲属的议论，查得国家制度，郡王六世孙以下，世代授予奉国中尉。奉国中尉，从亲王推算，就是七世了；从郡王推算，就是六世了。即使从奉国中尉推算，世世代代不改，那就与国家始终共存。将万世考察，古代的典礼，没有比周朝更完备的。然而周朝五世以外，燕享、防备、庆贺、吊问，都不再涉及，不是轻视他们，而是亲疏有别，是天理本来如此。礼书上本来就说五世而免杀同姓，六世亲族就竭尽了。现在到了奉国中尉，不就是皇家袒免以下的亲属吗？况且祖庙的制度，亲尽则祧。现在我朝开国四祖，开创基业，德行美好，熙仁都作为藏主，那么对于祖先尚且如此，何况卑贱的亲属呢？臣在前款议论中，将中尉只封一子。然而奉国中尉世世代代都封一子，那么恩数无穷，亲疏没有等级。衡量古代六世亲竭的说法，大大不符。何不今后奉国中尉授予一子，再传下去不必赐封，只将所生的第一子给予白银一百两，作为资本，到五世为止，其余听凭自便，这样恩义并立，而法制也可以长远施行了。

三、关于主君的议论，查得郡县主及郡县乡君各自跟随父亲的差等请求封号，起初不限制数量的多少。等到选配仪宾，各有执事，诰命、禄米、随从等项。现在男爵封授既然有限制，何不将亲王的女儿只封三个，郡王的女儿只封两个，将军、中尉的女儿各封一个。主君的禄米都照旧，另外选配仪宾既然有职事，诰命列入官阶，足以作为荣耀。

译郑宠，合并将衣禄免除供给，也没有不可行的。以上各位宗女中未被完全封号的，仍然各自给予婚资，作为赡养费用，出自亲王的给银二百两，出自郡王的给银一百两，出自将军的给银八十两，出自中尉的给银五十两。选配的女婿听任他们自行谋生，其中应考入仕的一律授予外官。宗女宗婿除去以前已经定下的不论外，以后各宗女宗婿在给予银五十两之外，不必另外给予冠带和女婿资财，一律听任他们自行方便。

关于冒领费用的提议，查得冒认妾室所生子女、擅自婚配所生子女、被革除爵位所生子女以及一应庶人，虽然都不给予封号，然而他们的各子仍有不等量的口粮，革除爵位尤其便利。但前述各宗各庶中，有的年纪已长成，不堪读书且无产业经营，有的骄横懒惰游荡，不能谋生，一旦革除他们的口粮，恐怕难以维持生计，似乎也是圣明时代的被遗弃之人了。可否将以前者都按照旧例执行，从今以后所生的儿子各自应当预先进行教导，听任他们自行谋生，不必给予口粮，这样宗人不至于因病告退，而国家也可以节省无益的费用。

关于擅自婚配的提议，查得宗室请求封号选婚，必须有本部题奏回复后才行选，各宗选定之日奏报完结完备，本部查明具奏回复后才有勘合，命令入府成婚。如果未经奏请，而直接配偶成婚，虽然经过奏请，未经封号，而先已成婚，都算是擅自婚配。擅自婚配的儿子，按例不得封号，每年供给米五十石，仍然本色折半兼支，这是定例。但各府擅自婚配的最多，都不明言其弊，有的假捏奉到勘合，有的说遵照相沿旧例，原本未奏请，淑宜安人等号，这些名目，虽然各不相同，都属于擅自婚配，按例没有授予封号的道理。然而他们既然不肯自首其弊，而奏抄到达本部，必然不能违背例题奏回复，那么一切立案不行，固然是法律不得不如此。各宗受限于条例而无法申述其愿，臣等拘泥于法律而难以顺从其情，于是有老大未婚而饮食不给，种种苦抑不可胜述的情况。现在的计策，不如让各宗自首，明言其为擅自婚配的儿子，按例给予本等口粮，士农工商，仍然听任他们自行方便，从今以后所生的儿子只允许赐名，不必再给口粮，听任他们因地制宜谋生即可。

伏候圣裁，上下其章，礼部尚书高仪说：元佐所奏确实可行，但事体重大，臣等不敢擅自议论，请通行各王府将奏内事理虚心评议，务必求得允当，条列上报，容臣等再会同诸臣熟议上请宸断。执行，皇上听从了。

译覆议亟处宗藩疏

隆庆四年，礼部复议河南巡抚、巡按栗永禄、杨家相，以及礼科都给事中张国彦等人的奏疏，其大略说：当今天下最重大而难以处置的，没有比宗藩更甚的；最紧急而不得不处置的，也没有比宗藩更甚的。臣等考察前代历史，从未有过宗室成员坐吃官府俸禄的，我朝圣祖独自厚待宗亲，世代授予爵位俸禄，恩泽极其优厚。祖宗天潢发源之初，所以用几个郡县的赋税就能供给；到了今天，正值宗支极其繁茂之时，则耗尽天下之力也难以供给。以天下总体来看，建国初年亲王、郡王、将军才四十九位，如今玉牒中在世的共有二万八千九百二十四位，每年支取禄米八百一十七万石有余，郡县主君及仪宾等还不包括在内。这比起建国初年，几乎增加了数百倍。天下每年供给京师的粮食只有四百万石，而宗室的禄粮却不止是其两倍，这意味着每年耗尽国家的税收，还不足以供给宗室的一半。然而这只是论及平时罢了，万一遇到水旱灾害，征收赋税无着落，将如何处置？这只是论及眼前罢了，将来传世万亿年，人口无数，又将如何处置？如今在国家方面，苦于供给无处筹措，而意外的变故令人担忧；在宗室方面，苦于禄粮供应不足，而流离失所的惨状令人怜悯。上下公私两方面都受到困窘，这没有其他原因，实在是因为恩赐缺乏节制，而征收供给的法度已陷入困境，禁令过于严厉，而谋生的道路被断绝。今日的情势，有不容不变通的。况且祖庙的制度，亲尽则祧迁，而袭封的典制，却未曾稍有改变，这是对祖宗薄待，而对子孙厚待，恩礼岂不是几乎颠倒施行了吗？如今议论的人，动不动就说祖制不敢轻易议论，然而看洪武初年，亲王禄米五万石，没过几年因为供给难以持续，减至一万石，后来代、肃、辽、庆、宁、谷等诸王甚至每年只给五百石，这是高祖制定禄米已无定数了。永乐年间，秦、唐、鲁府各五千石，辽、韓、伊府各二千石，肃府仅七百石，慶府虽七百五十石，而郡王常在数额内拨给，这是文皇帝颁赐禄米已发生变更了。大概两位先祖斟酌时势通权达变，起初未曾固执一定之法而伤害百姓、损害国家。假如两位先祖复生，见到国家宗室受困如此，他们商议通权达变，又岂会等到今天呢？近年各位大臣建言，都奉旨通行，各王府斟酌商议，而栗永禄等人所提出的建议，比起各位大臣尤为恳切明审。臣等反复思考，作为长远之计，只有限定服制来削减他们的禄米，允许他们自便以开辟谋生之路，严格法制以禁止他们为非作歹罢了。大概国家财力既然已无处筹措，则不得不允许自便以开辟谋生之路；谋生之路既然开辟，则不得不严格法制以禁止他们为非作歹。大概审时度势通权达变，作为国家长久之计，没有比这更好的了。恳请皇上特别加以关怀，将臣等及各位大臣所奏的内容俯赐采纳，或者在视朝之后，驾临便殿召见辅臣咨询寻求长远之计，务必求得定论。本部仍将先后各位大臣的条议，通令各王府一并复议。如果违反期限的，治辅导官的罪。等候各王府复议之日，本部请求大规模召集廷议，恭候圣明独断，以成就一代章程，以确立万世守法。皇上听从了。

宗藩简便法疏

万历二十九年，礼部右侍郎李廷机题为“条陈宗藩简便之法，恳乞圣明裁定，以惠天潢，以垂永久”事，仪制司案呈：得到宗藩事例，历年所条议精详妥当，现今遵守无敢逾越。然而宗室仍告称困苦，至画图帖说，极诉冻馁颠连之状，且有向隅而泣，抱郁抑不平之恨，有后言者，每为之深维其故。窃见宗室每请名封到部，备查册籍来历，少有未明，不敢题覆。父无爵不与，母无封不与，无奏报不与，母年在五十之外者私婚擅婚滥妾，已经另题复来辨者不与，年远无稽复来辨者不与。凡所以综核裁抑节之者，略不少徇。此在本部虽严而不为苛，在宗室虽苦而不敢怨也。乃有宗室例所应得，本部例所应题者，其究未尝不题，未尝不得，而特于转折之多，需索之众，等候之久，未尝省禄粮之升斗，而徒朘宗室之脂膏。如宗室子女报生有结矣，及请名则又取结，及请封选婚则又取结，结而又结，得无烦难。又如五年五岁过矣，而未见请名，年十五过矣，而未见请封选婚，年复一年，得无阻格。就此似当再斟酌变通其间者，相应条陈等因。案呈到部，窃惟王道本乎人情，良法莫如简便。臣自署事以来，将历年题准事例日夕展转，既见前此诸臣体悉我皇上敦庸之篤，即如酌例奏请期限欵内，过期免勘之扰甚多，矻矻然奉以周旋。而臣因此细绎引伸，偶有一得，臣敢为皇上陈之。臣阅视册库，宗室名封揭帖，位下既注云“抄出手本，册籍稿俱查同”，间又注云“候结”。夫既查同应题，而以候结未题，盖缘宗藩要例第四欵内称：“宗室子女名封，俱繇各该亲郡王及管理府事者，审实类奏，仍取具宗室五位，并长史、教授、两邻、收生人等结，一并送部。如王奏到三月以外，而长史、教授等结未……”

译至于查究题报之事，本部查访巡按御史将长史、教授等官提审问责，依据此例则是等待结状完毕。然而臣查考《要例》第三款内规定：宗室新生子女三天后具文启奏，由各该亲郡王及管理府事的官员审实，取具接生婆、相识官员眷属等人保结清楚，按季度分类奏报。臣随即调取各王府报生的奏结文书观看，有由五宗结状的，有由长史结状的，有由教授结状的，有由两邻及接生婆结状的；又调取请名的结状观看，与报生结状相同；再调取请名、选婚的结状观看，也与报生结状相同。可见结状只有一种格式，却反复索取多次，这已经烦琐了。况且两邻迁徙不定，接生婆生死难料，即便结状也不足凭信，而且结状又无法自行获得。计算长史、教授、两邻、接生婆以及长史、教授衙门中的书吏差役共有多少人，他们馈送需索的常例费用不知有多少。这些费用，贫困的宗室何人能够筹措？不过是预先写下禄粮作为抵押，借高利贷，剥皮抽髓，以换取微薄的收益。而所谓的等待结状，不过是等待长史、教授的口袋装满，衙门吏书的肚子吃饱罢了。即便查访究问，终究只是推诿拖延、申饬禁防，终成空文，对宗室有何补益呢？又想到宗室所患苦的究竟是什么？是奏请的经手环节多，而馈送需索的费用重。大概必须辗转筹措，有东西来充作馈送需索的费用，而后才敢请奏。其馈送需索必须人人满足其欲望，而后才能得请。所以同为宗室，有力者得之，无力者不得，这不是公平之道。同为得请，却往往靠贿赂达成，这不是合法之道。同为给予，却必须等到他们苦苦哀求、花费重金而后才给予，这不是施恩之道。况且皇上宗室是太祖的子孙，却让他们向异姓乞哀，受制于卑贱的胥吏，这合乎情理吗？臣反复思考，只有简便之法两条。第一条是免除重复结状。大概报生一个结状，父母来历既然清楚，那么一个结状就够了。此后除选择婚配另立结状外，至于请名及请封、请婚，在当今凡是奏到而结状未到的，查核确实清楚应当题报的，不必等待结状，便直接题报。对于今日以后请名、请封、请婚的，免除教授、长史、两邻、接生婆的结状。尤其担心有夭折不报，以死作生或以生冒死的情况，那么也无法逃脱亲支五宗的知晓。只令单独取五宗一个结状，直接递送各府长史、教授启奏郡王，依据宗室结状来奏报，而本部只凭郡王奏报，不必再取结状。如有虚冒，本部查出或被告发事发，将本宗防爵级五宗罚革禄粮，一如条例。这样则报生结状至为要紧，如果不到，本部无凭查核题报定夺，将长史、教授黜退作为疏忽玩忽的警戒，没有比这更便利的了。第二条是确定取结期限。大概既有报生奏结，又有玉牒、册妾媵册、年终攒造册、殇卒册都可以备查。本部再设立格眼册，将宗室父母来历、生年月日以及结某宗某人名姓详细书写在位下，而该司呈堂亲笔注在上面，应名封的注“应”字，另题的注“另”字，用印钤盖。每年挨查其到期者，某府某位尽数分类行文，该府长史、教授启奏郡王具奏。如万历十七年报生今年十五岁为婚封之期，则行文取请封选婚；如二十七年报生今年五岁为名期，则行文取请名。本部一面分类奏请照常进行，虽然今法仍循旧规，正想相互维系以防后弊。但如今取五宗一个结状奏内总提“五宗结勘明白”一句，不必结状到本部。其万历十七年以来未及请封选婚，二十七年以前未请名者，一概行文令其在三十三年之内，也取五宗一个结状启奏郡王分类奏报。如果超过两年限期不来奏请的，本部例行立案，那么之前未注的查取以完结，之后未取的查注以挨次进行。此举一切宗藩所应得、本部所应题的，都由我部主动授予，而不让他们从我部索取。本宗既然与行取知晓，必在题报之列，那么府役何能容其骗诈，部役何能容其索掯。提纲挈领，计谋没有比这更周密的了。这两条说法对旧章无所变更，而烦赘可以省去；关防更加严密，而阻格尽除。臣不胜恳切，欲以此发前人所未发，补前例之未周。大概圣主展亲仁义，对于嚣竞而不驯者则用义裁制，对于困苦而无告者则用仁煦养，仁尤在乎义之先，敬畏也生于感化之后。臣区区愚见如此，伏祈圣明俯察裁酌。如果刍荛之见可取，乞将所陈免重结、定取期两款敕下臣部施行，仍刊续《要例》以便遵守，宗藩幸甚，臣愚幸甚。

到查究题报之事，本部查访巡按御史，将长史、教授等官提审问责，据此则是等待结状完毕的惯例。然而臣查考《要例》第三款内，宗室新生子女三天后具文启奏，各该亲郡王及管理府事的官员审实，取接生婆、相识官员眷属等人保结明白，按季度分类奏报。臣随即调取各王府的报生奏结观看，有由五宗结状的，有由长史、教授结状的，有由两邻及接生婆的结状，又取请名的结状观看，与报生相同。又取请名、选婚的结状观看，亦与报生相同。可见结状只有一种格式，却反复索取，这已经烦琐了。况且两邻迁徙不常，接生婆存亡难料，即便结状也不足凭信，而结状又不可自行获得。计算长史、教授、两邻、收生婆以及长史、教授衙门中的书役共有若干人，其馈送需索的常例不知有多少。这若干费用，贫困的宗室何人筹措？不过是预先写下禄粮作为抵押，借重息之贷，剥肤推髓，以博取升斗之获。而所谓的等待结状，不过是等待长史、教授之囊盈，衙门吏书之腹餍罢了。即便查访究问，竟自推诿拖延、申饬禁防，终成虚套，对宗室有何补益呢？又思宗室所患苦者何也？是奏请的经手环节多，而馈送、需索之费重也。盖必辗转措办，有以充馈送、需索之费，而后敢请。其馈送、需索必人人满其所欲，而后得请。所以同为宗室，有力者得之，有力者得之，无力者不得，非所以为平也。同为得也，而辄以贿成，非所以为平也。同为得也，而必俟其苦求、重费而后与之，非所以为恩也。况且以皇上宗室太祖子孙，而令乞哀于异姓，受制于贱胥，岂理也哉？臣反复思之，惟有简便之法二焉。一曰免重复结状。盖报生一结，父母来历既明白，则一结足矣。此后除选婚配另结外，至于请名及请封、婚，其在今日凡奏到而结未到者，查果明白应题，不必侯结，便与径题。其自今日以后请名、请封、请婚者，免去教授、长史、两邻、收生之结。尤恐有殇卒不报、以死作生及以生冒死之情，则莫能逃于亲支之五宗。只令单取五宗一结，径递各府长史、教授启王，据宗结以奏，而本部只凭王奏，不必结来。如有虚冒，本部查处或被首告事发，将本宗防爵级、五宗罚革禄米，一如条例。如此则报生结状至为要紧，如或不到部，无凭查题定，将长史、教授防黜以为疏玩之戒，莫便于此者。一曰定取结期限，盖既有报生奏结，而又有玉牒册、妾媵册、年终攒造册、殇卒具可备查。本部复设格眼册，宗室父母来历、生年月日并结某宗某人名姓，备书位下，而该司呈堂亲注上，应名封者注一“应”字，另题者注一“另”字，用印钤盖。每岁挨查其及期者，某府某位，尽数类行，该府长史、教授启王具奏。如万历十七年报生，今年十五岁为婚封之期，则行取请封、选婚；如二十七年报生，今年五岁为名期，则行取请名。本部一面分类奏请，照常而行，虽有今法，犹循旧规，正欲相维以防范后弊。但今取五宗一结，奏内总提“五宗结勘明白”一句，不须结到本部。其万历十七年以来未及请封、选婚，二十七年以前未及请名者，一概行令于三十三年之内，亦取五宗一启王类奏。如过两年限期不来奏请者本部例为立案，则是前之未注者，查取以完；之后之未取者，查注以挨。此举一切宗藩所应得，本部所应题，悉自我而授之，彼无使自求于我。本宗既与行取，知必在题列，则府役何所容骗诈，部役何所容索掯。提纲絜领，计莫善于此者。此二说者，于旧章无所变更，而烦赘可省；于关防更加严密，而阻格尽除。臣不胜切，欲以此发前人所未发，补前例所不周。盖圣主展亲仁义，并其嚣竞而不驯者，则裁之以义；其困苦而无告者，则煦之以仁。仁尤在乎义之先，畏亦生乎感后。臣区区愚见如此，伏祈圣明，俯赐裁酌。如刍荛可采，乞将所陈“免重结”、“定取期”二款，敕下臣部施行，仍刊续《要》以便遵守，宗藩幸甚，臣幸甚。

译**亲王之国疏**

礼部尚书沈鲤上疏，题为“恭敬陈述亲王就藩的旧例，以明确职责掌管之事”。近来工科左给事中陈与郊等人相继上疏，请求命令潞王就藩，奏疏许久没有下达，于是外界议论似乎将罪责归咎于臣等没有预先奏请，臣等不得不阐明职责掌管之事以等待裁定，并且作为日后坚守的依据。

大概凡是亲王就藩，一切选择日期、准备礼仪，虽然由礼官掌管执行，但都由皇帝传奉特旨，没有人敢擅自题请。历年事例，除了年代久远文书无存以及礼制上应当避讳的不敢一概列举外，查得成化三年正月，本部传奉宪宗皇帝圣旨：“朕弟德王就藩，凡是各项应当办理的事宜，有关部门详细具奏上报。”钦此。从此以后，传旨就藩的有：秀王在成化六年十月，崇王在成化九年十一月，吉王在成化十三年八月，岐王在弘治七年十一月，益王在弘治八年六月，寿王在弘治十一年六月，衡王在弘治十一年十二月，汝王在弘治十四年闰七月，泾王在弘治十五年二月，荣王在弘治十六年六月。当时传旨的太监有怀恩、韦泰、萧敬、陈宽。

臣等还担心不够确切，又从史馆恭敬查阅历朝实录，逐一查考，凡是各亲王就藩，也仅记载礼仪注疏，不见有本部题请的奏疏。嘉靖三十九年虽然题请了一次，也是因为内阁辅臣奉有御札传示有关部门，并非敢擅自题请。

树立屏障、建立藩国，是国家的盛大典礼，谁没有欣然趋事奉命之心？然而自历朝以来，亲王就藩都由皇上下命，旧规沿袭已二百年，其中必有精微深意，臣等职责在于守法，不敢不阙疑以保存典故，这就是不预先题请的原因。

如果以时事而论，即使按旧例应当奏请，也必须等到秋收以后，才开始选择日期才方便。大概凡是亲王就藩，都走水路和陆路两条路线，随从车辆同时出发，所经过的地方，劳民伤财不可胜言。适逢如今京畿以南各郡，河南、山东以及卫辉藩国所在地，连年饥荒，接着又发生灾疫，皇上曾经多方赈济。如果不稍待秋收，听说有丰收的报告，而明旨已经下达，便应当选择日期，远近缓急，如何斟酌？这也是事理上不可不虑及的。

论旧例则不敢擅自奏请，论时事则不敢轻易奏请，总之都是出于职责关切的考虑，反复思维，于是显得迂缓。至于言官，对于天下之事，没有不可以议论的。关于就藩的奏请，据理而言，是他们的职责。恳请查照历朝事例，早日赐予圣断，以辅助盛典。臣等不胜荣幸。

奉圣旨：亲王就藩，既然有历朝事例，况且地方传闻已经丰收，朕当奏知圣母，于明年春天选择日期举行。一应事宜，着该衙门预先筹措办理。

**请逐藩王群小疏**

礼部侍郎何宗彦上奏：为了宗庙社稷和藩王封地，应当有无穷的忧虑，恳请圣明深思至计，屏除驱逐群小，以安定宗庙社稷，以巩固藩王封地。

臣听说，患心病的人不能缓声说话，事情紧急的人不能安言细语。福王近来举动，外地的抚按，内地的阁部科道诸臣，不避艰难极力争辩，这实在是忠于皇上的格言，应当转圜听取的。然而诸臣争辩越加有力，福王的奏疏接连而来，皇上的旨意越发严厉。臣在春曹任职，参与藩政，如果日后酿成大乱，结下深仇，不可解免，臣的罪过更加重大，敢披肝沥胆为皇上陈述。

自古圣帝明王治理天下，必定安抚百姓，以保卫宗庙社稷，使没有土崩鱼烂的忧患。他们众多建立藩封，必定用正道教导，用正直的人辅佐，授予节制，使他们乐于行善、遵循礼法，世世代代享受收租穿衣吃饭的利益。未曾听说徇私溺爱，只追求利益，而不顾国家安危，像今天这样的。

大概福王生长在深宫，富贵极盛，岂屑于计较多少有无？只是由于天下的亡命之徒和积年奸猾，用他们来引诱内侍，内侍用他们来引诱福王，而福王听信迷惑了。所以请求的文书日新月异，耗尽天下的脂膏不足以填补他们的溪壑，哪里知道祸患危害宗庙社稷以及福藩到不可救药的地步呢？

臣认为这类人危害宗庙社稷有六害，危害福藩有两害，断断乎其不会错。怎么说呢？山东是京师的左辅之地，从来容易动荡难以安定。从前括田令下达，怨恨叹息之声已不忍听闻。现在承奉门正率领百十余人，到处骚扰，这难道是忠于福藩的人吗？不过借丈量的名义，田边之外的田业，可以恣意包占，而一切殷实之家可以诬陷为隐瞒漏税、抗违命令，任凭他们渔利吞食罢了。既然夺取百姓的生命，还有什么顾忌？山东如此，河南、湖广又如此，最终导致分崩离析，不可收拾，这是群小动摇左辅以危害宗庙社稷的第一害。

国家数百万金钱，大半出自盐税，各有定引，各有分地。洛阳旧吃河东盐，因为土地相接，早晨发出晚上到达。现在改吃淮盐，逆河而上数千余里，又想开店发卖，使河南一府尽吃淮盐。既然河南吃淮盐，河东的盐岂能飞越到南阳、怀庆？这是河东失去三府的分地了。而且经过山东的东兖、河东的开归、卫等府，内侍和积年奸猾必定多带私盐。

译沿途贩卖私盐，私引数量众多，导致官盐滞销。这不仅使得淮扬、山东的盐法彻底败坏，就连山东、长芦的盐务也无不受到阻碍。正额的盐税如何完成，而经费又从何供给？这是小人败坏盐政以危害宗庙社稷的第二条理由。

京城与敌寇相邻，三军枕戈待旦，以保卫边疆，是为了获得军粮的供应。此前蓟州、永平的军饷稍有延迟，全城就鼓噪哗变。那时盐政尚未败坏，缴纳赋税的地方尚未经福王藩邸骚扰，就已经缺饷数月，几乎酿成大祸。假如盐法再次败坏，山东各省又遭受数百如豺狼般的贪官污吏掠夺百姓，百姓尚且不能安居乐业，赋税又从何而出？供养百万军士，难道能让他们空腹等死吗？轻则脱去头巾哗变，重则勾结敌人制造祸端，不知该如何抵御。这是小人侵吞边防军饷以危害宗庙社稷的第三条理由。

古代名山大泽不封给诸侯，确实有深意。况且晋都是根本重地，从来藩王封地没有敢觊觎重地的，因为知道祖宗法度最为严厉，不敢以私欲触犯。如今请求将芦洲划归福王管辖，并且请求由宫内太监管理芦洲的产业，往来聚集的不逞之徒竞相依附，不是说某处是获利的大孔道，就是说某处漏掉了正供。金陵之人必定不能安枕而卧，高皇帝的衣冠冢也会震惊不已。这是小人窥伺陪都以危害宗庙社稷的第四条理由。

自古以来争夺天下的人，必定占据荆蜀以占据居高临下的优势。古人说“所守若非其人，就会化为豺狼”，并非虚言。如今请求将故相在蜀地的田产和盐井划归福王，小人的意图不过是占据要津以囊括财赋，或许没有其他顾虑。然而一旦有战事警报，这些人能不改变想法吗？万一顺流东下，那么陪都就危险了。况且掌握盐利在手，容易兴起吴王濞那样的谋反之心；租赋如山，难免重蹈永璘的覆辙。警惕在于小事，想到这些令人寒心。这是小人图谋上游优势以危害宗庙社稷的第五条理由。

马周曾说：自古以来国家的兴亡，不在于积蓄多少，只在于百姓的苦乐。大概百姓安乐，国家虽然贫穷，也是兴盛的征兆；百姓困苦，国家虽然富有，也是灭亡的征兆。如今福王鼎立为强大的藩王，难道不想传给世世代代，作为圣朝的屏障吗？却孜孜不倦地追求利益，请求马店、山厂、竹木等厂，以亲藩尊贵的身份亲自谋划吝啬之事，其用心已极深。况且夺取一事之利，百姓就失去一事的生计；夺取一日之利，百姓就失去一日的生计。时时削减，月月剥削，吮吸糠秕乃至米粒，百姓铤而走险，都成了敌国。这是小人失去人心以危害宗庙社稷的第六条理由。

以上这六条，事态已经危急，祸患已经酝酿，如果不改变图谋，即使有智慧的人，也无能为力了。假如对宗庙社稷有害，而对藩王有利，因小失大，尚且说不可，何况对藩王也有害，而且可以一一列举呢？

有关部门征收租税，对上不敢丢失正赋，对下不忍尽取民膏，况且有抚按监司在中间弹压，催征很容易，二万顷田的租税，可以必定源源不断。一旦归属太监管理产业，正租一金，必定耗费百姓十金，严重时十金只够填充各役的私囊，一金的拖欠依然如故。不出两三年，卖妻卖子，不是死就是迁徙。眼前利于小人，日后田地尽数荒芜，无人领种。再过几年，二万顷田地化为乌有。如果要求这些人廉洁安静，那是让穷奇不吃，窃脂不肉，万万没有这种道理。这是小人亏欠额租以危害福王的第一个理由。

古人说：“爱儿子，要用正道教导他，不让他陷入邪恶，骄奢淫逸就是邪恶的根源。”又说：“富贵不与骄傲相约，但骄傲自然到来；骄傲不与罪恶相约，但罪恶自然到来。”又说：“在上位不骄傲，地位高而不危险，所以能长久保持尊贵；节制谨慎，满而不溢，所以能长久保持富有。”圣贤的教诲，鲜明如丹青。福王的富贵到了极点，又听任他的欲望所得，就立刻给予他，增加他的骄志，助长他的邪心，一时虽然好像没有伤害，难道不考虑时移势易之后吗？郑国的叔段，魏国的陈思王，汉国的庶人，不是不爱他们，恰恰是害了他们。天道亏损盈满，鬼神福佑谦卑，如果不深思熟虑，祸患可以翘足而待。这是小人不明大计以危害福王的第二个理由。

皇上聪明圣智，难道不明白利害兴亡的警戒吗？只是感情重则道理被遮蔽，偏爱则思虑转移，即使有后患，也略而不思；即使有格言，也忽视而不信。确实应当在清夜平旦之时，用古今之事来衡量比较，那么警戒就会明朗，改弦更张应当决断，迅速追究小人拨弄是非的人，迅速停止丈量管业、芦洲卖盐、故相田产马店诸厂之事，那么百姓就能安宁，洪基就能永固。不然，祸患将至，叹息又有什么用呢！

天下的人看到皇上对于瑞王请求满足室家之愿，不可得，唯独福藩有求必应，有奏必准，于是众口一词认为皇上除了福王之外没有亲爱，除了货财之外没有政事，除了宦官之外没有信任。以皇上英贤冠绝千古，改正这些有什么难？如果安然不顾，留下讥讽于青史，忠臣之心，难道忍心让皇上有这样的名声吗？臣受恩思报，不避斧钺诛杀，以效其愚直，希望圣明垂察。

译礼部志稿卷四十九

<史部，职官类，官制之属，礼部志稿>

钦定四库全书

礼部志稿卷五十

明 俞汝楫 编

奏疏

防典疏

议覆资防祭塟疏

洪治十三年六月，礼科左给事中叶绅等人上奏说：自祖宗以来，关于恩荫及祭祀安葬的规定非常严格。只有京官三品以上的官员，才允许荫庇儿子送入国子监读书，然而如果不是任职年久且有政绩的人，不得随意进用。三品以上官员三年考核期满的，今天引奏恢复职务，明天就上章乞求恩典，以至于政绩默默无闻、屡次被弹劾的人，也一概按此例陈情乞求，甚至有长子死后又乞求荫庇次子的，一个儿子死后又乞求荫庇孙子的，恩荫的恩典似乎太过泛滥。另外，自祖宗以来，京官文职四品只有祭祀没有安葬，三品以上才开始既有祭祀又有安葬，且必须是父母曾受同等封赠的才有此待遇。近年以来，有本人及父母未经受封的，又有本人尚在世而妻子先去世的，一概上奏请求，甚至被弹劾去职及病故时间久远的，以及未到三品的，往往也一并请求祭祀安葬，误用赐予祭祀安葬的典礼，似乎太过轻率。请求下达有关部门商议处理。礼部覆奏说：朝廷恩荫的典礼，是用来劝勉忠诚、激励孝道，寄托赏赐延及后世的含义；祭祀安葬的意义，是用来礼遇大臣，保全君臣始终如一的道义。至于官职资历未达到，而子孙或得恩荫叙用，父母及妻子或得祭祀安葬，这又或者是因劳绩而加以报答，或者是因道义而推恩，都含有重大的道义，不能认为轻率且泛滥。今后文职三品以上考核期满的官员，请按旧例允许一个儿子或孙子或过继的儿子送入国子监读书，其中有人未沾受一命官职就去世，或自己以科举出身的人，仍允许一人补入恩荫进入国子监。如果出身不是由正途，或被弹劾闲住及病故时间久远的，都不许参与补入恩荫的旧例。那些官职不是三品，曾在东宫侍奉讲读辅导有功的人，去世后子孙乞求恩典进入国子监，本部商议请求皇上裁决。又奉命出使外国，为朝廷事务死生的人，常有荫子进入国子监的旧例。祭祀安葬的旧例，三品以上官员及二品以上官员的父母妻子，三品官员的父母都有祭祀安葬，四品官员及父母都有祭祀。现在请求定为定例：如果三品以上官员被弹劾官带闲住的，祭祀安葬都没有；其三品官员被弹劾退休及在京未及一次考核的，有祭祀没有安葬；如果二品以上妻子只授三品封赠，三品父母只授四品封赠的，也只赐予祭祀；四品未考核期满、父母未封四品的，也没有祭祀。赐予祭祀的坛数，二品官员祭祀二坛，加太子少保以上官职的祭祀四坛；那些加太子太保以上及武职大臣的祭祀安葬，各按前奏规定的祭祀数量。又曾在东宫效劳讲读，或常有边防功劳应沾恩恤典的人，也应上奏请求裁决。得到批复：太医院官员有三品考核期满且无过错的，也准许按旧例荫子进入国子监。其三品官员退休，以及在任未及一次考核病故的，仍准许给予祭祀安葬。其余听从所议。

諡法疏

礼部尚书沈鲤题为遵循职掌议定谥法以严肃臣工以光大圣化事，臣听说帝王用来劝勉惩戒天下的，没有比爵位赏赐、刑罚威势更大的了。帝王用来不赏而劝勉、不威而惩戒的，没有比谥法更大的了。这谥法，父亲不能因私情偏袒儿子，君主不能因私情偏袒臣子。得失在于一朝，荣辱流传千载，虽然是用以褒贬过去，实际上是用以激励劝勉将来，因此自古以来都重视它。本朝考察古制、崇尚文治，尤其严格这一典礼。祖宗时期，文臣得到谥号的不过数人，即使是中书省那样尊贵、六卿那样显贵，文章功德有可记载的，也不能随意赐谥，没有别的，是因为重视它。宣德、正统、成化年间，文臣虽然往往得到谥号，但名义美好的，有时也不轻易赐予，文学直内阁的，不都赐谥“文”，那么慎重的意思还存有。逐渐从正德、嘉靖以来，以至于现在，则泛滥得很厉害了。京堂三品以上子孙得以自行陈情乞求，是旧例，但人有纯厚与瑕疵，行为有重大与细微，却一概加上美名，那就是都善而无恶了。生前有未尽的善行，就改换更美的谥号，是厚待；而行为玷污缙绅、名声污损青史的人，却只因循而不改变，那就是有进无退了。这些都是臣所不能理解的。过去我太祖皇帝给他的儿子定谥号，对鲁王称为“厉”，对伊王称为“荒”，荒、厉不是美谥，也很明白了。我太祖皇帝难道不爱他的儿子吗？是向天下显示公正，不因父子之情而废弃国家之法。父亲不能因谄媚而偏袒儿子，而君主却因阿谀而偏袒臣子，我私下认为这是过错了。臣又曾考察李唐时期，许敬宗谥号“缪”，萧瑀谥号“褊”，缪与褊作为谥号，是人们所厌恶的，不敢宽贷。又曾考察赵宋时期，司马光斥责夏竦的邪恶，不许赐谥“文正”；韩维评定陈执中的议定，必赐谥“荣灵”。司马光与韩维在当时同朝做官，也不敢徇私。今日各位大臣的谥号，难道没有许敬宗、萧瑀那样的人吗？在当时，能像司马光、韩维那样正直的人，是谁呢？本朝人物之兴盛，远远超过唐宋，而谥法的给予与剥夺，反而太过草率，凭什么垂训将来，光照前古？似乎不可不赶快纠正。至于“文”这个字，所关系尤其重要，大的方面是道德学问，小的方面是忠信惠礼，必定像唐儒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