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部志稿卷八十五下

译出产的果品按季节更替。命令风宪官严格加以禁止约束，教官、训导、生员不得索取以骚扰百姓。”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于是将其定为法令。

译增加孔庙从祀的祭品

景泰六年二月，太常寺卿许彬上奏说：“每年仲春、仲秋的上丁日，向先师孔子及四配十哲举行释奠礼，牺牲和物品的规格本来无可争议。但两庑从祀的先贤共一百九位，只用猪两只，枣、栗各二十二斤，黍、稷各三升三合有余，铏盐五斤十两。每样物品分成一百九份，非常俭薄，不足以表达尊崇之意。请求增加猪四只，枣、栗各五十斤，黍、稷各一斗，铏盐五十斤，这样才符合礼制。”于是南京国子监也依照此例增加设置，朝廷批准了。

陈说孔庙的四项建议

〇治二年，山东兖州府知府赵陈说六件事，其中第四件说：一，请求确定礼乐。认为国子监的孔子庙，皇上有时亲自临祭，有时派遣官员代祭，所以天子祭祀先师，使用十二笾豆，舞蹈用八佾，是合适的。但天下郡县的庙学，怎么可以僭越使用这些礼乐来祭祀呢？请求商议处理。二，请求详细规定祭祀位次。认为大成殿后，应该另设寝室，祭祀叔梁纥，配以颜路、曾晢、孔鲤。那些言行著录在案的七十弟子，如有子等人，以及宋代的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几位，都应该升坐殿上，统称为“哲”，以完备一代的制度。三，请求商议谥号。认为周公制礼作乐，前代曾加谥号“文宪王”，现在一律革除其原有的封号，只称“太师周公”，恐怕名位爵禄不足以匹配功德的实际，请求商议恢复旧制。四，请求补全缺略。认为孔、颜、孟三代子孙，各有官爵、祭田，只有曾子子孙没有，请求赐予祭田并拨给民户，负责洒扫，选拔贤良人家作为庙主，按时祭祀，仍由官府主管，命令有关部门知晓。

考正从祀的名位

宣德三年正月，四川万县儒学训导李铯说：“各处从祀先贤的名位，多有差错，且失去次序。如果不考正，实在违背祭祀典制。”皇上对礼部尚书胡濙说：“从前我太祖皇帝凭借圣心决断，大大端正了神祇的名号，只有对先圣先贤全部沿袭旧制，将要作为万世的典范。怎么可以出现差错谬误呢？赶快考正，颁示天下。”

重新确定从祀的位次

〇治十一年，南京兵科给事中杨廉说：孔庙的祭祀，是为了崇尚德行、报答功绩。现在两庑之间，自从宋代诸儒入祀之后，没有人讨论他们的位次，致使荀况、马融等人位居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之上。荀况以下这些人，列入从祀尚且可以议论，何况能让宋代的五位儒者反而位居其下呢？我认为应该提升周敦颐、程颢、程颐、张、朱熹到荀况等人的上面。如果说应当以时代先后为次序，那么孔伋、孟轲怎么能超越子由、子赐的班次呢？如果说一庑之间不宜变动太大，那么配享和哲人的区分，为什么在同一堂上呢？如果说祭祀典制实行已久，不必更改，那么本朝为什么在数百年后黜退〇雄的祭祀呢？陛下对周敦颐的《太极图》《通书》，对程颢、程颐的《遗书》《易传》，对张载的《西铭》《正蒙》，对朱熹的《本义》《〇注》《章句》等书，在深宫中诵读学习，在经筵上讲说，固然多取法于此。希望命令儒臣礼官广泛议论，由皇上决断，使宋代五位儒者能在孔门诸子之间，在两庑之间接席，超越荀况等人而位居其上，这难道不是朝廷的一件盛事吗？命令将他的言论下达给礼部。

新定孔庙祭告

〇治十七年，翰林院检讨刘瑞说：阙里孔庙修缮完毕，皇上派遣大学士李东阳祭告，立碑后文物焕然一新。只有夫子加封的典礼，还沿袭前元的旧制，未能改正。所谓“大成”，是孟子取譬的词语；而所谓“文宣”，又是齐国昏君高洋的谥号，这不可以用来形容夫子盛大的德行。请求删去“大成”“文宣”四个字，另外定为尊崇美好的谥号，借此祭告的机会一并更新，以彰显皇上崇尚儒学、重视大道的盛心。命令将他的奏章下达给有关部门。

开始确定启圣祠的祭祀

嘉靖十年七月，国子监建成启圣公祠。礼部尚书李时等人商议祭祀典制，请求春秋祭祀，与文庙同日，所用的牺牲、丝帛、笾豆，比照四配。其东西配位，先贤颜无繇氏、曾点氏、孔鲤氏、孟孙氏，十哲及从祀先儒程朱，祭祀比照两庑。这一天，文庙代主祭的是钦差辅臣，那么祭酒在启圣祠行礼，南京国子监祭酒在文庙，司业在启圣祠分别行礼。朝廷批准了。

罢除孔庙陪祀的渎乱

嘉靖十二年，祭祀至圣先师孔子，大学士严嵩行礼时，皇上很久不上朝，暂时罢免御殿，〇制礼，在左顺门受命，令典祭先师孔子，文官五品以上陪同祭祀，六品以下都提前瞻仰谒见。嘉靖九年，采纳主事梁乔升的建议，令在京文臣都在陪祀官之后行礼，地方狭窄人多，不禁喧哗杂乱。至此，礼官说这种渎乱不符合礼制，下诏恢复旧例。

确定阙里家庙的配享

正统三年三月，孔、颜、孟三氏子孙教授襄侃说：天下文庙只论〇道以规定位次，阙里家庙应该端正父子关系以叙述伦理。颜子、曾子、子思

译配享太庙；没有理由让子晳、伯鱼作为父亲，在廊庑中从祀。这不仅名分不正，恐怕神灵也不自安。况且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已经追封为啓圣王，在大成殿西侧创建殿宇，尊崇祭祀，而颜回、孟子的父亲都封为公爵，只有伯鱼、子晳仍然只是侯爵。请求追封他们为公爵，与颜回、孟子的父亲一起迁配到啓圣王殿，这样名位都能安适，人伦秩序得以理顺。又说祭祀孔子的祝文中称“王在天下则可在，子孙则不宜”，请求将“惟王”改为“仰惟我祖増深仁厚泽，诒子孙”两句，以垂范万世。皇上同意了他的建议，命令行在礼部执行，并命令翰林院商议伯鱼、子晳的封号上报。

译尊崇圣贤的庙堂祭祀

成化十二年七月，国子监祭酒周洪谔上言：“孔子的冕服已经使用了天子的礼仪，应当增加笾豆为十二个，佾舞为八佾，这样礼乐才能相称。”皇上说：“尊崇孔子，是朝廷的盛典，应当听从你的建议。”于是笾豆、佾舞都按此数目增加使用，并通令天下，全都遵从此制度。

确定释奠先师的乐舞

〇治九年二月，太常寺上奏：释奠先师孔子，已经批准使用天子的礼仪，增加为八佾之舞。只是乐器的数量，还使用诸侯的乐制，似乎不相称。请求增加文庙乐器的人数为七十二人，如同天子的制度。礼部因此请示移文有关部门，按此数目置办制造，并通令天下，连同南京国子监一并遵行。皇上说：文庙享祀，使用天子的礼仪，而舞蹈已增加为八佾，乐器却还保留诸侯的旧制，那么尊崇尚未到位，而礼制文饰也有欠缺。所说的很对，就按所拟定的实行，以符合我崇奉先师的心意。

改正先师的祀典

嘉靖九年十一月，皇上因为编纂祀仪成典，谕示大学士张璁：“凡是云雨风雷的祭祀，以及先圣先师的祀典，都应当按次序编纂入典。”张璁因此上奏说：“云雷等祭祀及社稷配位，都防止圣明更定。但先圣先师的祀典还有应当更正的，请求在大成殿另立一堂，祭祀叔梁纥，而以曾晳、颜路、孔鲤配享。”皇上认为对，于是谕示：“圣人尊天与尊亲相同，现在笾豆十二，牺牲用犊，完全使用配天的仪制，也不是正体。其谥号章服，都应当改正。你应当体察孔子的心意，为我筹划。”张璁于是说：“孔子应当称先圣先师，而不称王。祭祀场所应当称庙，而不称殿。祭祀应当使用木主，其塑像应当毁撤。笾豆用十个，乐舞用六佾。叔梁纥应当另立庙祭祀，以三代配享。公侯伯的称号应当削除，只称先贤先儒。其从祀的申党、公伯寮、秦冉、颜何、荀况、戴圣、刘向、贾逹、马融、何休、王肃、杜预、吳澄应当罢祀。林放、蘧瑗、卢植郑〇、服防、范寗应当各自在其家乡祭祀。后苍、王通、欧阳修、胡瑷、蔡元定应当增入。”皇上命令礼部会同翰林诸臣商议。编脩徐阶上疏陈述不可，皇上发怒，贬谪徐阶为福建延平府推官。于是亲自撰写《正孔子祀典説》示给礼部。

谨按汉髙帝经过鲁地，以太牢祭祀孔子。安帝祭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于阙里，这是崇祀的开始。后来唐太宗称以先圣尼父，〇宗谥以文宣王，颜闵以下都封为侯伯。宋真宗开始以至圣称呼。我太祖即位，奉太牢祭祀于国学，又派遣祭酒致祭于阙里。成祖亲自行四拜之礼，宪宗加以天子礼乐。到世宗独出睿见，尊为先师。孔子的崇祀之道可谓极尽了。

曾庙配享从祀位次

正徳八年二月，山东嘉祥县修建曾子庙完成。巡按御史李玑请求以门人子思配享，而以阳肤、子襄公明仪、沈犹行、公明高、乐正子春、公明宣、单居列于子思之后从祀。并且请求御制碑文，以垂示无极。礼部复议。诏书说：“颜子庙先前已有御制碑了，曾庙也不可以没有。命令翰林院制文赐予。”

从祀先贤图本

正统元年，忠州儒学训导宋廉上言，想要将各处儒学从祀先贤的名爵位次校勘明白，刊成图本，颁行天下学校，永远遵守。听从了他的建议。

进宋儒三人从祀

正统二年乙亥，让宋儒胡安国、蔡沈、真德秀从祀孔子庙廷。先前，广东肇庆府知府王防、顺天府通判郭铭等都上言：“春秋上丁祭先师孔子，以历代诸儒从祀，排斥〇雄而进董仲舒、吴澄，确实是百世不易的盛举。然而性恶的荀况、短丧的杜预，都是穿凿陋儒，还祭祀于庙廷；而宋儒如胡安国、蔡沈、真德秀，都对道学有功，羽翼六经，其格言深意，扩充先儒未〇之处，已行事又都正大光明，足以绍承道统之绪，都未能从祀。”事下交在礼部复议，说安国作《春秋〇》，沈作《书⁇》，德秀作《大学衍义》，学者尊崇他们，确实对圣门有功，应当如所请，所以有此命令。

议从祀进黜

〇治二年，礼科给事中张九功上言：文庙从祀，关系世教，不可不慎重。如兰陵伯荀况、扶风伯马融偃师伯王弼、成都伯〇，都得罪名教，应当黜退。本朝文清公薛瑄，笃志好學，于道有得，应当进之从祀之列。詹事府少詹事程敏政也说：马融、刘向、贾逵、王�、何休、戴圣、王肃、杜预这八人，虽然有训诂，其品行不足称道，应当禠爵罢祀。郑众、卢植郑〇服、防、范寗这五人，虽然若无过错，而所著未能发明圣学，只应当各自在其家乡祭祀。申枨、申党，其实是一人，位号应当存其一。公伯

译寮、秦冉、颜何、蘧瑗、林放这五人，《家语》中没有记载，也应当停止祭祀。如果认为蘧瑗、林放不能没有祭祀，那么就在卫国祭祀蘧瑗，在鲁国祭祀林放，或者各自附祭于乡贤祠。另外，后苍对《礼记》有功，应当与王通、胡瑗二人一起加封爵位并配享从祀。又，颜子、曾子、子思在朝廷配享，而他们的父亲颜无繇、曾点、孔鲤却列坐在廊庑之下，在情理上不安妥。请求命令各地庙学依照乡贤祠的制度，另外设立一座祠堂，在中间祭祀启圣王叔梁纥，而让颜无繇、曾点、孔鲤以及孟子的父亲邾国公孟孙氏配享。程子的父亲永年伯程珦、朱子的父亲献靖公朱松从祀，这样尊崇大道的典制、阐明伦理的道义就两全其美了。都下达给礼部官员商议。于是礼部等衙门的尚书周洪谟等人说：〇雄在洪武年间，因为行人杨砥的请求，已经停止从祀。薛瑄在成化初年，也议论说他在阐明道义著书方面，还不如黄榦、辅广那样直接承继朱熹的言论。金履祥、许谦推衍阐述朱熹的学说，至于后苍虽然能阐明高堂生的礼学，但是汉代将二戴、庆普、三家立于学官，而后苍的礼学却没有被列入。王通是河汾一带的老师，道虽然存在，但对于圣人的大道，又怎么能期望他有深怀远虑、接续传承的功绩呢。如果急于想要让他们进入从祀之列，我们都不敢认为这样是对的。至于启圣王和泗水侯各自建庙在阙里祭祀，已经很久了。现在想要通祀于天下，于是提升孟子、程、朱的父亲来配享，这在礼制上就太过分了。把颜无繇、曾点、孔鲤安置在别的庙里，于是就不能参与孔子万世的祭祀，这在道义上就显得不足。况且朱子在当时曾经因为释奠的状文向礼部申请考正两庑各位贤人的位次，也没有一句话说过荀况、马融、王弼、戴圣、劉向、贾逵、何休、王肃、杜預、郑众、卢植、郑𦋻、范寗等是不应当祭祀的，这不是谨慎地对待有疑问的事，就一定是立志于从厚待贤。又何况南京国子监庙廷的祭祀，曾经经过我们太祖皇帝神明的谋略和圣明的决断详细制定，现在有一百多年了。我们臣等怎么敢再在其中提出议论呢？谨共同商议说：保持原样。皇上批准了。

译驳斥吴澄配享孔庙的奏议

嘉靖十四年，礼部复议掌国子监事、礼部右侍郎谢铎所陈述的三件事，其中涉及叔梁纥立庙以及吴澄配享孔庙的事宜。谢铎与学士程敏政曾经提出过这些建议，都因为朝廷议论不合而作罢。现在请求再次召集朝廷议论：岁贡生员进入国子监一年，才允许申报担任教职，请按照谢铎的建议办理，其余各项都有不可行的地方。唯独关于吴澄不应当配享孔庙的议论，当时尚书傅瀚极力指责谢铎的话是荒谬的。侍郎焦芳说：“谢铎的话确实有难以实行的地方，但是草庐先生（吴澄）苦心著述，虽然似乎有功，但在出处大节上确实有可议论之处。谢铎说不应当配享，这是对的。”傅瀚极力称赞前人的请求是有见识的，现在不可以轻易改变。焦芳说：“所谓前人，大概是杨士奇吧。现在天下正议论他在掌权的时候，即使是配享这样的大事，还能私下庇护他的同乡，难道又要沿袭他的错误吗？”傅瀚说：“薛文清公（薛瑄）学问广博但著述较少，人们还说他能继承道统，为他请求列入配享，何况草庐先生著述那么多，可以不祭祀吗？”焦芳说：“不对，薛文清公著述虽然少于草庐先生，但在出处大节上却超过草庐先生了。何况他以尽心知性的学问，通达穷神知化的奥妙，他读书的记录都写出他身心所获得的道理，大概是圣人必定赞许的，哪里是普通人所能认识的？然而到现在还没有让他列入配享，草庐先生著述多又能超过什么呢？况且道统，是指深入通达以往圣人的境界而自身具备的人。〇圣门之道，没有人超过颜回。后世称颜回只差一间未能通达，他难道是以著述作为通达的吗？现在想要崇尚言论而不崇尚行为，那么选取普通士人尚且不应该这样，何况道统这样的大事，竟然认为能修饰言辞、确立言论的人就是，而不再议论他的节操，难道不违背常理吗？”傅瀚不能回答，于是召集各位朝廷大臣议论，而焦芳没有参与。傅瀚最终引用礼记所说的“凡是祭祀，有被举荐的，就没有敢废弃的”；诗经、尚书所说的“遵循旧章，借鉴成法”，来掩饰他的学说，而对吴澄忘记宋朝而事奉元朝的大节，略微也不提及，于是仍旧让吴澄配享，而谢铎的建议都被搁置。议论的人说杨士奇用吴澄欺骗宣德皇帝，不仅仅是私下庇护他的同乡，而且用心也有所在。傅瀚没有领悟这一点，只是沉溺于同乡的私情，而不顾君臣的大伦常，正道统所系，竟然据守为旧章成法，再次不可议论。然而杨时奏请罢黜王安石配享，当时王安石难道没有朝廷命令而配享吗？只不过他的命令虽然出自朝廷，但事实是由臣下阿私亲近之人，从而误导朝廷，而不是天下公议所认可的。在《易》之后，世人竟然不认为这是过错。这难道是心中横生私意的人所能参与的吗？

两地五经博士

嘉靖二年，任命宋儒朱熹的裔孙朱野为翰林院五经博士，在〇源奉祀。起初，御史王完说：“朱熹确实是徽州〇源人，他的宗族坟墓在建安，已经设置博士世代祭祀。考察他的次子，四世孙朱勋回到〇源居住，应该像衢州孔庙的例子，让他的子孙中嫡长的一人做官来主持祭祀事务。”礼部请求下达给有关部门核实后上报，所以有了这道命令。

议论薛瑄等儒者配享

嘉靖十八年，在此之前御史杨赡、樊待仁上奏，已故礼部侍郎薛瑄，是本朝大儒，应当配享文庙。诏令下达给儒臣议论，当时尚书霍韬、侍郎张邦奇、詹事陆深、少詹事孙承恩、国子监祭酒王教、学士张治、詹事府丞守中、庶子杨维桀、谕德龚用卿、屠应竣、洗马徐阶、周守益、中允李学诗、秦鸣夏、闽如霖、赞善阎朴、司直谢少南、吕怀、编修兼校书王同祖、赵时春，编修兼司谏唐顺之、黄佐，侍讲胡经等二十三人议论，认为应当配享。庶子童承叙、赞善浦应麒议论认为应当暂缓。赞善兼检讨郭希颜认为薛瑄没有著述的功劳，议论认为不必配享。给事中丁湛等人请求跟随多数人的意见。霍韬又想罢黜司马光、陆九渊。吕怀想要将道统正宗都进献到庙堂，列在四配之下。到这时礼部集议后请示，皇上说：“圣贤道学不明，士人趋向流俗，我现在有所感触，薛瑄能够自我奋起，确实值得嘉奖推崇。但是公论需要长久之后才能确定，应当〇将来。”童承叙、浦应麒的意见是对的。司马光、陆九渊配享，与四配等位次都是历代秩祀，又经过我太祖钦定，都照旧不许妄加议论。

慎重配享的奏议

隆庆元年，给事中赵輄、御史周〇祖请求让已故礼部侍郎薛瑄配享，下达给礼部议论。到这时复议说：“孔庙配享，是国家用来崇尚德行、报答功劳、垂范后世、确立教化的，其典礼非常隆重。我朝祖宗列圣增入名贤，大都是宋元以前的人，而明朝兴起二百年间没有一个人，确实是慎重其事。臣等仔细考察侍郎薛瑄，潜心研究理道，励志修养，言论虽然不专门在于著述，而片言只语，动不动就显示楷模；心思虽然不系于事功，而伟大的节操和恢弘的谋略，都可以作为师法。尚书王守仁，本质本来超凡，事理通过妙悟，学习以良知为本，独自观察性命之源；教化以谨慎讲习为功，善于阐发圣贤的奥妙。这两位大臣，都是百年来的豪杰，一代的儒学宗师，确实能够辅佐圣学的〇了。但是薛瑄距离现在百年，舆论共同信服。先朝科道诸臣建言上请，累计十余疏，而儒臣献议与”

译王瑄占其中的十之八九。世宗皇帝也赞许王瑄能够振作兴起，然而仍然认为“公正而后才能明察，应当等待将来”。至于王守仁，则世代稍近，还担心众人的议论不统一。请求敕令翰林院、詹事府、左右春坊、国子儒臣，让他们广泛咨询、深入讨论，撰写议论呈进御览，仍然下达给礼部官员集合商议，以等待圣上的决断。”皇上认为这个建议很好。

译附考

关于孔庙从祀的议论

〇治十二年，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程上奏说：臣听说古代圣王治理天下，必定把祭祀典礼看得很重，这是为了尊崇德行、报答功绩，从而垂范世教、教化人心。所以，对一时有一时功德的人，就在一时祭祀他；朝代更替后，对一方有一方功德的人，就在一方祭祀他；超出这个范围就不再祭祀。这尚且是为了劝勉一时、规范一方，尚且不敢轻易议论。何况先师孔子对天下万世都有功德，天下祭祀他，万世祭祀他。那么，在庙庭之中，配享祭祀的人，怎么能随便决定呢？必须得到那些文采与品行兼备、名声与实际相符、对圣门有功且在公议中没有瑕疵的人，才足以符合尊崇德行、报答功绩的典礼。如果配享祭祀的人不是合适的人选，那么不仅先师降临，神灵不会顾念享用，还将使典范规范的人不知道教导什么，做弟子的不知道学习什么，世教不明，人心不善，遍及天下并施及后世，其关系重大，岂止是一时一方所能比拟的呢？近来言官想要罢黜孔庙从祀中有罪行的贤人，皇帝下诏让礼部集议，臣愚也在参与议论的行列中，怀疑他们所说的还有未尽之处，而议论的人互相等待，害怕改变旧制。臣查阅书籍，衡量内心，不敢随波逐流，谨画出一条条陈述，冒犯圣上阅览。

一、唐贞观三十一年，开始让左丘明等二十二人从祀孔子庙庭。大概当时，圣学不明，议论的人没有见识，拘泥于旧注，认为释奠先师，就像《诗经》有毛公，《礼记》有高堂生，《尚书》有伏生之类，于是认为专门从事训诂之学就是得到了圣道，并牵连到马融等人，沿袭至今，实在不可不考察其行事的得失与义理的是非，而在大明有道之世加以厘正。臣考察历代正史，马融起初应邓隲的召请，担任秘书，历任南郡太守，因贪污渎职被免官，剃发流放朔方，自杀未死，又不拘守儒者的节操，先前教授学生，后来陈列女乐，为梁冀起草奏章杀害忠臣李固，作《西第颂》来赞美梁冀，被正直的人所羞耻。由此看来，则众丑集于一身，五经为之扫地。后世却以其空言视他为经师，让他陪坐在孔子的庙庭。臣不知道这是什么说法。刘向起初以献赋进身，喜欢诵读神仙方术，曾经上言说黄金可以炼成，铸造不验，下狱当死，他的哥哥杨城侯救他，才得以免死。他所著的《洪范五行传》，最为错乱驳杂，使箕子经世的宏言，流为阴阳术数家的小技。贾逵以献颂为郎，不注意小节，专门依附图谶，以致显贵，大概是左道乱政的人。王弼与何晏倡导清谈，所著的《易传》专门效法老庄，而范寗追究晋室的动乱，认为王弼、何晏的罪过深于桀纣。何休只有《春秋解诂》一书，贬低周朝而尊崇鲁国，又注解《风角》等书，排列在《孝经》《论语》之后，大概是异端邪说的流派。戴圣担任九江太守，治理行为多不守法，害怕何武弹劾他而自行免职，后来担任博士，在朝廷上诋毁何武，以及他的宾客因盗窃入狱，而何武平心决断，使他得不死，他又造谢而不惭愧。先儒说戴圣是礼家的宗师，而自身是赃吏，儿子是贼徒，可谓世鉴。王肃在魏国，把女儿嫁给司马昭，当时，司马昭篡夺魏国的形势已成，王肃作为世臣，封兰陵侯，官至中领军，却坐观成败。等到毌丘俭起兵讨贼，王肃又为司马师出谋划策，以助成其恶。如果好人佞己，那是他小的过错。杜预所著的，也只有《左氏经传集解》，他的大节也没有可称道的。如守卫襄阳，则多次馈赠洛阳的权贵，欺骗人说害怕他们为害罢了，不是以求取利益。伐吴之际，因砍瘿的讥讽，尽杀江陵之人以吏。那么不廉洁以将，那么不义。凡此等人，他们在名教上得罪不小，而议论的人说能守其遗经，如左丘明、公羊高、谷梁赤之于《春秋》，伏胜、孔安国之于《书》，毛苌之于《诗》，高堂生之于《仪礼》，后苍之于《礼记》杜子春之于《周礼》，可以当得起。大概秦火之后，只有《易》以卜筮仅存，而其他经典没有这九个人就几乎熄灭了。这他们的功绩不可磨灭，让他们从祀是可以的。如果马融等人，也不过是训诂这九个人所传的东西罢了。况且他们的书行于唐代，所以唐代开始以经师之数祭祀他们。现在当理学大明之后，《易》用程朱，《诗》朱子，《书》用蔡氏，《春秋》胡氏，又何必取汉魏以来驳而不正之人，让他们安享天下之祀呢？所以祭祀他们，不只是让学者诵读他们的诗、读他们的书，也将认识他们而使他们尚友。臣担心学者习其训诂之文，对身心未必有补，而考察其奸谄淫邪、贪墨怪妄之迹，将自甘于效尤之地，说：“先贤也这样啊！”其祸儒害道，将有不可胜言的了。至于郑众、卢植、郑玄、服虔、范寗五人，虽然若无过错，然而他们的行为也不能窥见圣门，他们的著作也不能发扬圣学。这五人得以参与从祀，那么唐汉以来应当参与的人尚多。臣愚将戴圣、刘向、贾、马融、何休、王肃、王弼杜预八人剥夺爵位

译祭祀结束后，郑众、卢植、郑玄、服虔、范宁五人各自在其家乡接受祭祀。后苍在汉初讲解礼学数万言，被称为《后氏曲台记》，戴圣等人都是他的学生。大概如果没有后苍的传承，如今的《礼记》就不会流传于世了。请求给予他封爵，让他与左丘明一同配享祭祀，这样伪儒就免去了欺世盗名的恶名，贤者得到了专门祭祀的荣誉，从而情理与礼制都得以兼顾。

译一、孔子弟子见于《孔子家语》的，自颜回以下共七十六人。《家语》一书出自孔氏家族，应当符合事实，而司马迁《史记》所载却多了公伯寮、秦冉、颜何三人。文翁在成都孔庙墙壁上所画的，又多了蘧瑗、林放、申枨三人。前代儒者认为这是后人根据所见随意增补的，实在不可依据。臣考证宋代邢昺的《论语注疏》，申枨是孔子弟子，在《家语》中作申续，在《史记》中作申党，其实是一个人。如今孔庙从祀中有申枨，封文登侯，在东配殿；又有申党，封临川侯，在西配殿，重复且无根据，竟到了这种地步。况且公伯寮曾诬陷子路以阻挠孔子，是圣门中的害虫，而孔子称蘧瑗为“夫子”，决不是孔门弟子。林放虽然曾问礼，但《家语》、《史记》、邢昺《注疏》都不把他列入弟子之列。秦冉、颜何，怀疑也是因字形相近而产生的错误。像申枨、申党这样重复的，都不可考。臣愚以为申枨、申党的位号应保留一个。公伯寮、秦冉、颜何、蘧瑗、林放这五人，既然不在《家语》七十子的人数之中，应当罢免他们的祭祀。如果蘧瑗、林放二人不能没有祭祀，那么请求在卫国祭祀蘧瑗，在鲁国祭祀林放，或者附祭于本地的乡贤祠，保留他们原有的爵位，以显示优待尊崇贤者的意思，这样大概能使名实相符，而不违背礼制。

一、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副使杨砥建议，请求罢黜荀况、扬雄，进位董仲舒。太祖高皇帝赞许采纳了他的建议并付诸实施。主张这种道统以教化人心，可以说是很重大的事了。然而荀况、扬雄实际上不相上下，而荀况认为人性本恶，认为礼是虚伪的，认为子思、孟子扰乱天下，认为子张、子夏、子游是低贱的儒者，所以程子有“荀卿过错太多，扬雄过错太少”的说法。如今提议者想要一并罢黜荀况的祭祀，是适宜的。然而臣私下认为，汉代儒者没有比得上董仲舒的，唐代儒者没有比得上韩愈的，但还有一人值得商议，那就是文中子王通。王通的言行，前代儒者的议论已经很多，大抵认为他僭越经典，不能与董仲舒、韩愈相比。臣请求用程子、朱子的说法来决断。程子说：“王通是隐德君子，论他精纯的地方，恐怕不是荀况、扬雄所能赶上的。至于续写经典之类的事，都不是他做的。”那么程子难道偏私于王通吗？正是因为他言论精纯，才知道他不是僭越经典的人。朱子说：“文中子论述治国大体的地方，高过董仲舒，但根本不如；爽快胜过董仲舒，但纯正不如。”又说：“韩愈《原道》等篇，如果不是王通所及的，但最终不免有文人的习气，追求显达。”如果纵观古今的变化，付诸事业，恐怕不如王通精到恳切而有条理。至于河汾一带师道的建立，出于魏晋佛老之后，到现在人们认为很兴盛，那么王通确实是豪杰之士。如今董仲舒、韩愈并列从祀，而王通不参与，怀疑是缺漏的典制。臣又查考宋代儒者自周敦颐以下九人同列从祀，但还有一人值得商议，那就是安定胡瑗。胡瑗的言行，前代儒者的议论已经详细，大抵认为他著述少，不能与濂洛学派相比。臣也请求用程子、朱子的说法来决断。程子在详细论述学制时说：“应当建立尊贤堂，来延请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张载、邵雍，让学者得以效法。”朱子《小学》一书也详细记载胡瑗的事迹，认为是百世的法则。臣认为秦汉以来师道的建立，没有超过胡瑗的。况且程子在胡瑗活着时，想让他与张载、邵雍一起居住在尊贤堂，他死后，却不能与张载、邵雍一起配享在宣圣庙中，这确实是缺漏的典制。况且宋端平二年商议增加十贤从祀，以胡瑗为首。如果说胡瑗没有著述之功，那么元代的许衡也没有著述，但他的身教美德与胡瑗相当，确实有不可偏废的。臣查考礼制，对教育学者有道德的人，死后作为乐祖，在瞽宗祭祀；乡先生去世后则在社庙祭祀。如果王通、胡瑗两人的师道，百世如新，能加封爵位，使他与许衡同列，在学宫祭祀，最符合礼意。

一、自唐宋以来，以颜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坐在堂上，而颜子的父亲颜无繇、曾子的父亲曾皙、子思的父亲孔鲤都坐在配殿。臣查考礼制，儿子即使齐圣，也不先于父亲进食。而三代学校的教育，都是为了阐明人伦。孔子之所以教育，以及各位子弟之所以学习，不过是阐明这个罢了。如今却让儿子坐在上面，父亲坐在下面，这难道是礼吗？如果认为这是论道统之功，那么自古至今，没有脱离人伦而言道的。纵然出于后世的尊崇，不是各位贤人的本意，恐怕各位贤人在冥冥之中，一定心中不安而不敢享受非礼的祭祀。臣查考，元至顺三年曾封颜无繇为兖国公，谥号文裕，孟子的父亲孟孙氏也曾封为邾国公。臣愚昧地请求下达给有关部门，在各地庙学如乡贤祠的制度，另外建立一座祠，中间祭祀启圣王，以兖国公颜无繇、莱芜侯曾皙、泗水侯孔鲤、邾国公孟孙氏陪享，大概不失去以礼尊崇圣贤的意思。臣又私下观察，圣学失传五百年，直到程子、朱子出现，然后孟子的道统才开始延续，那么程子、朱子的祖先也不可缺。况且程子的父亲大中大夫封永年伯程珦，首先识

译濂溪周子在属官中，推荐程珦代替自己，又让两个儿子跟随程珦游学。朱子的父亲韦斋先生、追谥为献靖公的朱松，在临终时把朱子托付给他的朋友籍溪胡氏，从而得以获得程氏的学问。程珦因不依附王安石的新法而退居洛阳，朱松因不依附秦桧的和议而在福建奉祠，他们历任官职和品行都有值得称道的地方。臣愚昧地请求将永年伯程珦、献靖公朱松配享启圣王祠，使学者知道道学渊源有开必先、明伦之义，不至于成为虚文。谨查《孔子家语》所载七十二贤中没有秦冉、颜何；《史记》所载七十七贤中没有陈亢、文翁、石室；而唐代祭祀沿袭了这些记载。杜佑《通典》则有八十三贤，而宋代祭祀沿袭了这些记载。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为先师，始于唐代贞观年间；以曾参等六十七人并为侯伯，始于唐代开元年间。至于孟子【元朝加封亚圣公】继颜渊【复圣公】、曾参【宗圣公】、子思【述圣公】成为四配，提升颛孙师为十哲，则是到了宋代才最终确定的。

译又考察从祀的说法，始于唐太宗时期，左丘明等人配享先师。从此宋神宗又增加了荀况、扬雄、韩愈，宋理宗又增加了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熻、张栻、吕祖谦，宋度宗又增加了邵雍、司马光，元朝人又增加了董仲舒、许衡，本朝正统年间又增加了宋代的胡安国、蔡沈、真德秀以及元代的吴澄四人。大概是因为胡安国注《春秋》，蔡沈注《书》，真德秀著《大学衍义》，吴澄著《诸经纂言》，这些人都是对圣门有功的人。已经入祀而被罢黜的，只有扬雄一人。至于孔圣人之后对圣德有功的人，没有不祭祀的。只有杨时，跟随二程学习，将道统传至南方，如果没有杨时就没有朱熹了，却未能排在二程之后、朱熹吕祖谦之前，这难道不是礼制的缺失吗？

严正名宦乡贤的祭祀

嘉靖十三年八月，礼部上奏说：巡按直隶御史郑坤奏报关于庙灾建言的事，条陈中写道：天地神祇、历代帝王、道统师儒，陛下以精诚纯敬之心，设立牌位建立庙宇，物品没有不备齐的，义理没有不周全的。尧舜三代的牌位，没有超过这个规格的。至于在当地做官，而有政绩恩惠惠及百姓的，称为名宦；出生在当地，而有德行学业流传于世的，称为乡贤。陛下本来已命令有关部门建立祠宇，春秋两季进行祭祀。然而有时徇私情取舍，导致贤与不贤的地位颠倒；参酌不公，导致善与恶混杂没有区别。于是使得忠魂义魄，尚且耻于与绛侯、灌婴同列；正气聪明之士，不甘与草木一同腐朽。未免使事物不得平正，气运乖违导致怪异。希望陛下敕令有关部门，立即命令天下掌印官员会同儒学师生，各自查核本地应祭祀的名宦乡贤，都遵照《大明一统志》所载，逐一公正商议明白。详细列出职位姓名及履历事迹，务求事有考据，众人没有私议，然后才允许入祠。现有祠宇的，时常加以修缮；原来没有祠宇的，立即修建。至于佛寺道观等项，先前奉旨拆毁淫祠的事例，已将私自创建及不属于应祀的神灵都拆毁了。今后仍严禁有关部门，不得假借拆毁之例，肆意作为贪赃枉法的场所；或者贪图木石，克扣修理的费用；或者改为书院，而动用国库积蓄。名义上是为国家拆毁淫祠，实际上是为贪官打开骗局。监察官员昏庸不明，批准其申请，被其蒙骗，而不知道；学生中有俊秀者，苦于被虚拘，被其骚扰，而不敢言说。应当命令各省巡按，通查各属地奉例之后拆毁的有多少，改造的有多少，要查明是否有克扣银两。自从修治以后，免除拆毁，顺从愚民之心，大概神灵不会滥祀，人心不会轻薄。《诗经》说：“神灵听察，最终和谐且平静”，说的就是这个吧？所以说崇尚祭祀等语。抄呈到部，议定：名宦乡贤的祭祀，是国家崇尚德行报答功绩的盛典。近来爱憎凭个人感情，褒贬失去依据，名实不符，激励劝勉的作用无从听闻。现在本官所奏，完全体现敦本尚实的精神，应当依议回复奉旨批准，通行各该抚按衙门，命令提学官责成府州县掌印正官及儒学师生，详细查核各处名宦乡贤，如果确有遗爱在人，乡评有据，未经表彰的，就及时兴立祠祀，以激励风化。如果祠宇倾颓，以及未经立祠的地方，也应查拨无碍官钱，择地修建。如果有的惠政殊常，遗思不灭，出于民心追念拥戴，愿意专门立祠以表达崇敬报答的，有关部门官员也应代为申请，听从其建言。其中如果有非正人滥竽充数，有违清议的，也要公正纠正。

礼部志稿卷八十五下

钦定四库全书

礼部志稿卷八十六

明 俞汝楫 编

国防备考

皇帝丧礼

洪熙年间施行

永乐二十二年八月，文皇帝驾崩。太子以下到诸王公主，穿斩衰服三年，依照洪武年间的仪制。在京文武官员在听到丧讯的第二天，到思善门外哭祭，随后回到各自衙署，四天不饮酒不吃肉，穿着斩衰服，到思善门外，早晚哭祭三天，又早上哭祭十天，各举声十五次。穿斩衰服二十七天，凡是入朝及处理政务时，用白布裹纱帽，垂带素服，腰间系麻绳穿麻鞋。退朝后穿斩衰服二十七天之外，穿素服乌纱帽，黑角带。二十七月后除服。听选官、人才、监生、吏典、僧道等人，穿素服到顺天府，早晚哭祭三天，举声十五次。穿素服二十七天除服。凡是音乐祭祀停止一百天，男女婚嫁官方停止一百天，军民穿素服二十七天。在外地以听到丧讯之日为始，四天成服，早晚哭祭三天，又早上哭祭十天，各十五举声。穿斩衰服二十七天之后，穿素服乌纱帽，黑角带。二十七个月后除服。命妇穿素服举哀三天，二十七个月后除服。军民男女穿素服十三天。在京官员各给麻一匹。四夷使臣，由工部制作丧服。二十七天之后，皇帝戴素冠穿麻衣系麻绖临朝，退朝后仍穿斩衰服。上谥号前三天斋戒，派遣官员祭告天地宗庙社稷如仪。当天内侍官将册宝舆放置在奉天门。第二天，捧册宝放入舆中。皇帝穿着斩衰服到奉天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