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部志稿卷九十七

译朱俭活着时有安定天下的功绩，但尊崇的报答与之不相称；死后本应享有天下的尊号，但去世后的表彰尚未彰显。这在国家制度上，终究属于缺失的典章。臣等忝列该科待罪之身，每次见到太常寺每年祭祀时的题请，派遣官员行礼，各陵都是相同的，本来没有隆盛与简略的区别。就像前年皇上驾临山陵，举行春季祭祀礼仪，臣有幸扈从，看见皇上在景帝陵亲自致祭，确实非常重视。然而他的祭祀与诸陵相同，而他的制度与诸陵不同。虽然在陵墓致祭，却不能在宗庙附祭。仰窥圣意，对此应当有所遗憾。似乎应该遵照典制，完备地加上尊贵的谥号，仍然恭敬地奉上庙号，昭示无尽的恩德。他的陵墓制度狭窄简陋，尤其需要急切地扩大改建。如果因为靠近恭让皇后陵，形势难以扩展，就对其殿宇、廊庑、门墙等项目稍微加以高大宽广，仍然酌情陪建宝城，增建明楼，以符合帝王藏匿衣冠的地方。至于恭让太后陵，也应该一并修治，使得它们郁郁相望。这样才足以安慰在天之灵，彰显身后的德行。这对于陛下继承先志的孝心、制定礼制的隆盛，都有益处。

译景庙议

成化二年五月，湖广荆门州学训导高瑶上奏说：正统十四年（己巳年）发生变故，先帝已经北狩，皇上当时还在东宫，敌寇骑兵逼近都城，宗庙社稷危在旦夕。如果不是郕王继承皇位，国家有了成年君主，那么祸乱凭什么平定，狡诈的敌寇凭什么降服，皇帝的车驾凭什么回还？在这六七年间，天下安宁，年成屡次丰收，百姓安居乐业，他的功劳不小。等到先帝复辟，那些贪天之功以为己力的人，于是对他施加厚重的诬陷，使他不能善终，节惠帝（景泰帝）的祭祀未能符合典礼，人心仍然郁结，天意可以知晓。从前周公有代替武王受难的功劳，等到三叔散布流言，他避位到东方，致使上天显发威怒，以彰显周公的德行，成王警觉醒悟，于是亲自到郊外迎接他，风向逆转，感应如同回声。如今灾异接连发生，莫非是上天显发威怒，也要彰显郕王的功劳吗？希望皇上特别敕令礼官集议，追加庙号，以尽亲爱亲属的恩情，那么伦理纲纪得以厚植，而天心可以挽回。此事下达礼部商议，礼部等衙门共同商议说：训导高瑶所奏追加景泰庙号一事，大家认为郕王继位六七年间的事迹都记载在实录中，他的庙号不是臣下所敢轻易议论的，请由皇上裁决。左春坊左庶子黎淳上奏说：正统十四年八月册立陛下为皇太子，到九月群臣又奉郕王即帝位，改年号为景泰，因为陛下作为皇太子在前，郕王即帝位在后，事情道理上有阻碍。到天顺元年正月，英宗睿皇帝复位，遵奉圣烈慈寿皇太后的圣旨，仍然恢复景泰帝为郕王，诏告天下，永远遵守，然后人伦端正，天理得以彰显，名正言顺而事情成功了。高瑶建言，想要加给郕王庙号，臣认为朝廷既然立了皇太子，那么将来居天子之位的就是皇太子，还没半个月，群臣又立一位亲王为天子，那么前时所立的皇太子将怎么办？这就是景泰三年皇太子被废的原因。在当时虽然说是君主年幼国家疑惧，四方多事，然而周成王的时候，姬旦（周公）确实是有关功劳的叔父，为什么不直接夺取天位？虽然说是神器长久空虚，不可无人，然而共和年间，周召（周公、召公）都是王国的至亲，为什么不共同分割姬室？只是因为君臣有定分而不敢罢了。像这样的，皇太子为君，亲王为臣，是天经地义，民众的常道和事物的法则，截然一定，本来不需要智者然后才知道。如今众官共同商议依违苟简，略无定见，还想烦扰圣听，取自上裁，难道是臣愚昧所能理解的吗？先帝圣明与日月并耀，此事处置已久，人心已定。现在如果误听高瑶的话，一加给郕王庙号，必将祭告太庙，改变旧制而行祔庙承祧的礼仪；必将迁启梓宫，改造山陵，而加给珠襦玉匣的典礼；必将追赠皇太后、皇后的称号；必定要全部恢复当时所用的人、所行的政。况且高瑶这话，有两条死罪：一是诬蔑先帝不明，二是陷陛下于不孝。古代的圣贤，经史都在。鲁隐公对内不继承先君的国位，对外不禀命于天子，众大夫扳扶自己而立于是立了，这是与争乱造端。所以《春秋》首书“元年春王正月”，而删去“公即位”，是为了正大伦常。郕王的即位，对内继承何君的国位，对外禀命于何王？不过是群臣扳扶自己而立于是立了罢了。用鲁隐公的律例来衡量，完全符合没有差异。作为人君父而不通晓《春秋》之义的，必定蒙受首恶的名声。所以昌邑王被废后，没听说再恢复为汉某帝；更始帝被废后，没听说再恢复为汉某王。实在是不敢悖逆《春秋》，把不明的过错加在先君身上，而想要保全子孙的孝道。陛下从前作为皇太子，名正言顺，谁敢私下议论？郕王却敢废黜他，换用自己的儿子，致使先帝长久遭受幽闭，这不是郕王自己所做的。当时馆阁大臣陈循等人，贪图富贵，密运奸谋，从中策划做的。到了天顺元年，郕王有病，陈循本该迎请先帝复位，却率领群臣进本奏乞，早点选拔元良，正位东宫。当时皇太子还在，要选拔何人？以臣愚见，如果不是南城迎驾的功劳，先帝终究没有出路。但是这些迎驾的人，又都是贪图富贵的小人，既然效了微劳，气盈志满，骄奢淫逸，无所不为。所以高爵厚禄，封公封侯，用来在元年尊显他们，是赏赐他们迎驾的功劳；严刑峻法，或斩或流，用来在后来的诛杀他们，是惩罚他们骄矜的罪过。现在流言国中，必定说先帝恼怒这些人迎驾而治罪，那么万无此理，而不足信了。陛下即位之初，首先治罪群邪，使他们寒心破胆；等到见召回商辂，仍复旧职，在内阁办事，然后欣然自以为得计，又都私下窃慕，希求进用。那些小人，只想自己得官，哪里顾得上给人留下祸患？臣认为高瑶此举，不是想要尊礼郕王，只是为群邪进用铺路。必定有小人在背后指使，不然他作为草野疏远之人，怎敢妄言？上诬先帝之明，使后人观看以此作为口实。而现在的议论者，又岂可不察呢？这隐忍曲从，而还想烦陛下

译下情得以听闻吗？奏疏呈入，皇上说：“景泰年间以往的过失，朕不介意，这难道是臣下应当议论的吗？显然是献媚讨好以希求恩宠，全都不要施行。”

译关于恢复建文年号及编纂景泰实录的奏疏

礼部尚书沈鲤上奏，题为遵循史官职责，补修缺失的典制，以彰显祖宗的心意，弘扬继承先业的大孝。国子监司业王祖嫡上奏说：“建文年号已奉旨革除，景泰的事迹仍作为附录，这都不符合信史的根本要求，恳请皇上裁断。恢复建文的位号，仍将四年的事迹编纂为实录；景泰则单独编纂为一部实录，削去‘郕戾’的旧称，各归其类。”奉圣旨：“礼部知晓。”钦此。臣等认为：君主有位号，就有纪年；有政令，就有实录。这是《春秋》不可改变的法度，从古至今，没有因为国家的兴亡盛衰而在其中随意增减变动的。我朝自太祖开国，历代圣君相继，金匮玉室的藏书都在。然而建文因被革除而统称为洪武，景泰因被附入而一并系于英宗之下，这都是我朝的缺失之典。臣等请先叙述这两件事的大概情况，然后陈述应当纠正的原因，向皇上禀明。我太祖高皇帝在位时，懿文太子先去世。洪武三十一年，太孙继位，改元建文。建文是太祖的嫡孙，在位四年。成祖文皇帝通过靖难登基，于是削去建文年号，仍用洪武纪年。等到重修高庙实录时，便将四年的宝历附作洪武的虚数，这就是革除的大概情况。正统十四年，北方敌人入侵，英宗睿皇帝亲自统率六军，奉行天讨，到土木堡被俘北狩。景皇帝当时是郕王，奉皇太后命监国，随即正大位。次年八月，恭迎英庙回銮，七年后复辟，这就是天顺元年。那时奸臣石亨等人上奏将景皇帝废为郕王，加谥号为戾。成化元年修英庙实录，于是将景泰七年的事迹附在正统之后、天顺之前，注曰“郕戾附”。到成化十一年十二月，宪宗纯皇帝追忆英宗的本意，才敕令朝臣恢复景帝的位号，上谥号为恭仁康定，改修陵寝，无所不用其情。只有景泰七年事迹原附在英庙实录中的，仍称郕戾王，这就是附录的大概情况。从此以来，朝野公议并非不明了，而修补缺失、举荐遗落，唯独没有听说，是有原因的。大概郕戾附录的纂修在成化元年，位号的恢复在成化十一年。当时只以恢复位号为重，而实录的改与不改视为往事，历经数十年竟无人提及，于是因循至今，并非因为不可行而停止。宪庙追尊的举措，是帝王盛德的典范，却唯独在附录一事上不予厘正，在推广德意方面，岂不是有缺失吗？不知道位号既已恢复，那么实录自然应当改正。允许大的方面，不允许小的方面，这是未能体会宪宗的心意罢了。建文年号，在成祖登基的诏书中，不过是将建文四年称为洪武三十五年，然而还称为少主，未曾听说降削位号。这是在成祖亲亲之心，也必然有不忍断绝之处。而一时宣力归命的诸臣，故意夸大功劳，或者苟且留存形迹，于是促成革除之事，他们也是未能通达成祖的心意。成祖奉天靖难，再造国家，功业宏大，继承高庙。即使年号不除，何损万一？却如此曲意掩盖，况且天下后世各有耳目，怎能全部抹去？稗官野史各有记载，怎能全部革除？这不仅无益于事，反而足以让人产生怀疑。所以议论恢复革除的，不是为了建文，而是为了成祖；议论更改附录的，不是为了景帝，而是为了英宗。如今圣明在上，修补缺失，弘扬先德，正是时候。臣等不敢提出更张的议论，只是认为附录的改正，不过是将英庙实录在正统以后、天顺以前摘出中间七年的事迹，命名为《恭仁康定景皇帝实录》，不再混淆如此而已。至于建文位号，诏书中原本没有降削的文字，现在也没有依据，议论恢复也只是在高庙实录中摘出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的事迹，恢复称建文元年、二年、三年、四年，以保存其年号，昭示信史万世如此而已。我太祖刚平定天下，就首先命令儒臣纂修元史，又追谥其君主为顺帝。深远的圣心，至公至厚啊。成祖、英宗的心意，与太祖相同，而建文、景泰，又不是亡国之君可比。元主可以谥号，何忍没其号于建文？元史可以修，何可阙其录于景泰？况且景帝的位号既可以恢复，那么建文年号也可以恢复。建文的死事诸臣，且蒙我皇上的褒录，何况其君主呢？何况其为太祖的嫡孙呢？慰祖宗在天之灵，伸寰海久抑之志，彰显微显，阐发幽暗之烈，寓兴灭继绝之仁。此举，实为圣主德政的第一事，岂止能称为昭代之信史而已？伏候圣明裁定，只请敕令多官虚心审议题请。定夺等因，奉圣旨：景皇帝位号已复，实录应纂修改正，建文年号罢。

表彰忠义

请褒奖靖难忠臣

洪治四年，兵科给事中吴世忠说：太宗皇帝奉天靖难时，文臣如方

译颜瑰、齐防等人，坚守节操而死，然而至今未能得到褒奖表彰，似乎是有缺漏的典制。于是进言说，太宗在奉天平定祸乱，体现的是周武王那样的仁心；方孝孓等人坚守节操、为义而死，则具有伯夷、叔齐那样的志向。这两者本来并行不悖，并不互相违背。况且仁宗皇帝即位之初，对于方孝孺、胡公瑾等人的事迹，都曾明确颁布诏书，称赞他们的忠义，归还他们的子孙，使他们不至于流离失所。后来到了宣宗皇帝在位时期，凡是相关的恩惠义举，也逐渐得以推行举荐。如今天下之人，仰慕诸位贤人的忠义像那样深切，而感叹三位先帝的明察远略像这样卓越。恳请赐予他们爵位和谥号，尊崇以庙堂祭祀，录用他们的子孙，恢复他们的家族，以此来激励士大夫的气节，慰藉忠义之士的英灵。皇帝下令将这份奏章交给礼部处理。

译改定历法

改定历晷刻

景泰二年，皇帝下诏重新审定《大统历晷刻》。在此之前，天文生马轼请求更改《大统历》的昼夜时刻，皇帝命令礼部官员商议。钦天监监正许惇等人上奏说：“正统年间，监正彭德清在观象台进行测验，发现北京与南京相比，北极高出地面三度，南极低于地面三度，冬至白天短三刻，夏至白天长三刻，经过逐一考究，奏请批准将这些数据改入《大统历》中，作为永久的定式。”马轼出身军匠，不懂历法推算，却妄图根据自己的意思要求更改旧制，他的言论难以批准。皇帝说：“历法虽然是在京城制定的，但太阳出入的度数，应当以四方之中的标准为准。这就是尧帝命令羲和、仲、叔四个人分别到四方去测验，以确定四季的中气。如今京师的观象台位于尧帝所说的幽都之地，太阳出入的度数，难道可以作为标准吗？今后制定历法，应当完全依照洪武、永乐年间的旧式。”

请改历法

成化十七年，直隶真定县儒学教谕俞正己因上书言事，被礼部尚书周洪谟等人弹劾，皇帝命令锦衣卫逮捕治罪。俞正己说：“观测天象以授民时，是敬天勤政、爱护百姓的紧急事务。后世的历法出现偏差，自汉唐以来制定历法的人，没有确定的议定，越是精密细致反而误差越多，这是因为没有遵循古人随时增减修正的常规方法。我朝历代圣君相继，将前代的积弊一扫而空，唯独对于历法的偏差未曾改正。臣认为，经典所载，日月在天上运行的正当度数，本以历元为基础进行推算，又用阴阳盈亏的道理来推求，以此验证现在的历法。我详细推定成化十四年戊戌十一月初一日己丑日子时初刻为合朔冬至，日月与天同度于斗宿七度，到成化三十三年丁巳十一月初一日戊辰日子时初刻为合朔冬至，日月与天再次同度于斗宿七度，所谓气朔分齐，这称为一章。如今将一章十九年七闰的数目，冬至、月朔、闰月、节气、年、月、日、时，逐一列项编成一册，进呈皇上，请求敕令相关部门精心考订，仍令钦天监酌情制定历法，颁布天下。”皇帝下诏说：“历法已经曾经考订确定，如今奏报有偏差，有关部门仔细查看后上报。”礼部尚书周洪谟等人会同钦天监掌监事太常寺卿童轩，召集历科官员学生与俞正己参酌讨论，整天也不能决断。周洪谟等人于是上奏说俞正己只依据邵雍的《皇极经世书》及历代天文志推算气朔，又沿袭前代术士评论岁差的观点，说古今历法都有偏差，却不知道历代以来历官根据天象星位，验证日影，随时修改，以与天象相符，那么即使有岁差也可以使其没有偏差。如今俞正己拘泥于所听说的，轻率妄议，请求交给司法部门治罪。皇帝批复，俞正己不懂事理，妄议历数，锦衣卫逮捕治罪。不久童轩也上奏说：“最近到礼部共同与俞正己讨论历法，看到他进呈的册子中每月都按大小编排，只有合朔而没有望日，在本年六月后设置闰六月。我们辩论，本年如果闰六月，那么现在的八月就应当是七月，观察近几日的天气，难道是七月的节令吗？况且他说成化十四年戊戌是章尽之年，应当闰十月却不置闰，所以冬至差十二日，由此可知现在的历法冬至、合朔、闰月三者都有偏差，只有历日才是正确的。关于朔望的书，借置闰月如果有偏差，那么寒暑就会颠倒，农桑等事务都会失去时节。我太祖高皇帝拥有天下，于是命令监正元统等人参酌历代四十四家的历法，以洪武十七年甲子为历元，制定大统历颁布天下。英宗睿皇帝又在观象台设置玑衡、节仪、圭表等仪器，到现在沿用的时间已经很久了。本监所推算的日月交食的时间方位以及所经过的星宿度数，观察天空，测量仪器，从来没有不验证准确的。偶尔有刻数先后不同，所食分秒差异，大概是因为星土有南北，地形有高下所以如此。如果真像俞正己所说戊戌年应当置闰，冬至差十二日，那么晦朔望既已偏差，而逐年本监所推算的日月交食时间以及所经过的星宿度数都偏差无疑了。如今为什么都验证准确呢？况且戊戌置闰追溯上去，没有不偏差的。又他说天地之间有自然的冬至，有自然的朔望，有自然的闰月，不是人力私智所能增减的。这又不知道天有自然的运行，而人有自然的历数，探求自然的天象，那么即使千年的冬至也可以坐着推知。如今俞正己凭自己的意思创立八十七年的约法，每月大小相间编排，有合朔而没有望日，只是用小小的智巧强行与天象吻合，与前所说的自相矛盾了。我见礼部的奏词没有深入说明，该官员妄议历法的错误，恐怕他心中不服，请求敕令司法部门将我上奏的内容明确定罪，以警示将来。”皇帝批复也交给锦衣卫。史臣说：“历法是重大的事情，人们大多不研究。俞正己所奏援引证据多达数千言，虽然与历法专家不完全符合，然而也是苦心费力而为之了。”

请改定历法

正德十年十二月，南京钦天监主簿诸升上奏：“历法有偏差，请求命令大臣担任总裁，选拔通晓天文历理的人，改定历法。”礼部覆奏：“国初重新制定大统历颁布天下，其法极为精密”

译严密。百余年来，凡是用来推算历法、观测天象、颁布朔日、授予时节，很少听说有失误的。如果一定要更改岁差，以求符合天体运行的度数，事情重大，不是臣下所敢议论的。况且私自研习天文，法律有明确禁令，因此通晓历法的人，也不容易见到。此外，升所上的奏章，也自有错误，请治他的罪。皇上说：历法事情重大，不必轻易更改，诸升暂且宽恕他。

译正德十一年，钦天监漏刻博士朱裕请求修改历法，上疏说：“岁差的算法，唐代一行认为八十三年差一度，宋代纪昀认为七十八年差一度，虞喜认为五十年差一度，何承天认为不够准确，于是增加年份反而更不准确。刘焯取两家的中间数，认为七十五年差一度，都不够精密。到了元代太史令王恂、郭守敬等人考证修正，以辛巳年作为授时历的历元，比起汉、唐、宋的历法最为精密。但距今二百三十七年，历年已久，不可能没有误差，所以推算日月交食、五星运行度数都有误差。况且回回历自开皇己未年至今九百多年，也有疏漏错误。连年推算日月交食，推算多而实际发生少，推算少而实际发生多，时刻分秒与天象不合。赤道岁差一分五十秒，距今正德辛巳年应该差三百一十分。黄道岁差一分三十八秒半，现在应该差三百三十二分四十秒，这就是增减的数目。如果不衡量增加或减少，将来时间越久误差越大。请求命令礼部商议，简命一位文职大臣，督领本监堂上官总理事务。让本监历科官员学生，一半推算古法，一半推算新法，两相比较验证，哪个疏漏哪个精密，哪个正确哪个错误。观象台测验黄道、赤道的度数分秒多少，日月五星运行度数的疏密。漏刻科推测黄昏和黎明的中星，调整昼夜壶漏中星正则，天体运行就可以探求；分至定则，太阳运行就可以准确。回回科推验西域九执历法，仍然派遣官员到南京及浙江各省，等待土圭以测量现在与至元天道长短多少，节气早晚如何。各种途径同归，才可以制定历法，那么交食就可以校正，仪器形象就可以验证，七政就可以整齐，而天道就可以符合。”事情下达礼部查看，认为星历之学，必须懂得明天人之理，像郭守敬、许衡那样的人，才可以承担考验的责任。现在朱裕及钦天监官员历法未必都精通，难以立即委托他们担任此任。现在十月望月食分秒时刻，中官正周廉等人所推算，与古法及朱裕所奏各不相同。本部请求等到期限验证观看，皇上裁定。不久周廉等人说：“汉代刘洪制定乾象历，开始察觉岁周余分太强，减去二百五为二千四百六十二。到晋代虞喜、宋代何承天、祖冲之，以天为天，以岁为岁，认为岁应当有差，因此设立岁差法。元代许衡、王恂、郭守敬等人制定授时历。”尊崇并使用它，其法减少岁余，增加天周，使岁余逐渐减弱，天周逐渐增强，强弱相减，得到日躔岁退的差一分五十秒，名叫岁差，不是误差的差，而是今年冬至历来年冬至不及天一分五十秒，历六十六年有余而日退天一度，所谓的差。考证元至元辛巳年前天正冬至气应五十五日六百分，命得己末日丑初一刻，日躔赤道箕宿十度，黄色箕宿九度二十二分一十七秒，作为授时历元推验之精，没有超出这个的。但使用年份久，差退移天度太远，导致有误差。臣考证元至正戊子冬至，赤道岁差退天一度五秒，黄道岁差退天九十二分九十八秒。永乐乙末冬至，赤道岁差退天一度五秒，黄道岁月差退天九十二分八十八秒。成化辛亥，赤道岁差退天九十九分，黄道岁差退天九十一分四十二秒。现在正德乙亥距至元辛巳二百三十五年，赤道岁差应当退天三度五十二分五十秒，黄道岁差应当退天三度二十五分七十四秒，未经改正，那么推步怎么能符合天道？臣将岁差之术参详较验，考证得正德丙子年前天正冬至气应二十七日四百七十五分，命得辛亥日丑初初刻，日躔赤道箕宿六分四十七分五十秒，黄道箕宿五分九十六分四十三秒，作为历元，不用古法积年别作一算起，每年加一算，仍减一用之，其中积数分数月俱自此始，其气应闰应转应并周天黄道二十八宿十二宫次分界宿主度分秒各类历法立成，悉从岁差以随时改正，那么推步无不合了。授时历议云：历法疏密，验在交食。然而推步之术难得其密，加时有早晚，食有浅深，取其密合，不容偶然。推算加时，必本于躔离脁朓，考求食分，必本于距交远近。如果入气盈缩，入转迟疾未得其正，那么合朔不失之先，必失之后；合朔失之后，必失之先。合朔失之先后，那么亏食时刻其能密吗？日月俱东行，而日迟月疾，月亮追及太阳，是一个交值之道，有阳历阴历交值之期，有中前中后，加上地形南北东西之不同，人目高低斜直之各异，这食分多寡，理不得一者也。合朔既然正确，那么加时无早晚之差；气刻适中，那么食分无强弱之失。推而上之，自诗经尚书春秋及三国以来所载亏食，无不合者。符合既往，那么行之悠久，自然可以无弊。请求命令礼部

译堂上官一员，连同本监堂上官共同管理此事。再选拔官员和生员两三人，与我们一起，从至元辛巳年开始，到未来的戌子年结束，总计二百四十八年间，日月交食的情况，用古法和新法逐一推算，检验精密，应当符合天象。也呈报礼部审阅，认为郭守敬等人推算的较为正确。但制定历法以授时，是朝廷的重要典章，不可轻易议论。请求今后凡是遇到日月交食，本监的官员和生员一律依照古法推算，如果尚有不妥，暂时免于追究。本监仍在官员和生员中推选精通历学的四五人，与郭守敬等人一起用新法推算，互相参验。等到几年后确实有了确定的法则，再另行奏请。朝廷批准了。

译嘉靖二年十月，钦天监博士朱裕再次上奏说：“我朝各项事务都有既定的规范，唯独历法没有来得及修正。虽然名义上沿用大统历，实际上却是授时历。况且从先朝至今二百四十多年，历年久远，积累的误差逐渐增大。推算连年的日月交食的分秒时刻，已经与实际情况不符，于是导致差错。我曾向中官正周濂详细奏报，请求增删修改。奉皇帝旨意，今后如遇日月交食，就依照古法推算。如果仍有不当，暂时免于追究。礼部仍应在本监官员生员中选拔精通历学的四五人，与周濂、朱裕等人各自用新法推算，互相参验。等到日后多次推算都没有差错，再行奏报。”我们臣等仰承成命，参验分秒时刻，确实有不协调之处。洪武年间，漏刻博士元统也曾说：“历法应当随时修改，以符合天道。”洪武距离元朝很近，当时就已想要修改，如今岁差反而更多。况且本监观象台的晷表尺寸不统一，难以准确测量。推算历数，使用南京的日出分秒，似乎自相矛盾。恳请皇上谋求新的治化，敬天勤民，以历象为急务。请求敕令礼部详细审议臣所言，推举一位通达人天、精研理学的重臣，总理此事。并且铸造设立铜表，考察四时太阳的影子，再派遣通晓历学的官员生员前往河南阳城，察看旧立的土圭，以符合今日的日影。并在山东、湖广、陕西、大名等地分别设立圭表，以测量四方日影。然后将内外旧日影、新旧历书错综参验，制定成确定的法则，庶几合朔能够真实，交食不会谬误。皇帝下诏让相关部门知晓。

嘉靖二年，钦天监掌监事、光禄寺副卿华湘上奏说：“历代治理历法更改不一，不过几代就出现误差，是由于天周有余、日周不足造成的。前朝至元辛巳年已制定《授时历》，天正冬至的岁差至今不同，因此正德戊寅年的日食、己卯庚辰年的月食，其时刻分秒起复方位，与本监所推算的不符。请求赐予宫中秘藏的历书及本朝历志，准许臣亲自督率中官正周濂等人，以及选拔熟悉本业、善于推算的人，在今冬至之前到观象台，从早晨到黄昏昼夜推测日影、赤道、黄道中星的分秒，每日记录每月汇总，等到来年冬至，以验证二十四节气、二至二分、日月交食、合朔望，以及日行月行黄赤二道及昏旦夜半中星、七政度数、紫气、月孛、罗睺计都等类，查看元辛巳年是否确实有误差，详细记录上报。并且延访通晓历理、善于制定差法的人，让他们参列讨论异同，重建历元，详细确定岁差，以成就一代的制度。”下交礼部商议，请求如所奏。皇帝批复允许其测候访知秘藏历书，罢免礼部审阅。掌钦天监事、光禄寺副卿乐防说：“历法不可更改，与副卿华湘的看法不同。我朝历法沿袭于元朝，经过耶律楚材、许衡、王恂、郭秀敬等大儒之手，固然难以议论更改。然而推步的方法，贵在随时考验，以符合天运。如今华湘想要自行测候以确定岁差，也不无见解。已经下令测验，请行令本监，让两位大臣各尽所见，究极异同，考求最恰当的方法，归于统一的法则，以符合天度。”皇帝听从了。

推广谥法

请善恶皆谥议

正统八年癸卯年，吏科给事中姚夔说：古代设立谥法，不仅是为了给死者加上美号以示恩宠，正是想要表彰善恶，以示劝诫。自宋朝以前，内朝官三品以上按规定都能得到谥号，四品以下乃至平民士人，也偶尔有谥号。其方法由太常寺掌管，博士商议，上报祠部，再由吏部复核，然后施行，所以显示极度的公正而取信于后世。像何曾、许敬宗都被谥为‘谬’，天下没有人不感到痛快，士大夫也受到激励而思考如何自我修养。自从谥法没有确定规范，所以有应得谥号而未得谥号的人，如交趾死节的臣子知州何忠还没有得到谥号。请求敕令礼部、翰林院商议，斟酌古制，今后大臣不分善恶，都依照古法加谥。那何忠应准许按照侍制王祎的先例追谥。凡是谥号，由太常博士商议，翰林院裁定，吏部奏报，务必做到极度的公正，表彰善恶以激励风俗。事情下交礼部尚书胡濙等人上奏：《诸司职掌》只记载公侯去世有谥号，文武大臣去世而功绩显著者，特别恩赐谥号。如今提议凡大臣不分善恶，一概请求赐谥，难以实行。那知州何忠已追赠为广西南宁同知，颁发诰命，现在想要加谥，请由皇上裁决。皇上说：谥法既然已有定制，何忠又已褒扬追赠，都作罢吧。

广谥议

隆庆二年，礼科给事中徐师曾议论说：“赏罚是一时的荣辱；谥法是万世的荣辱。贤者受赏，不肖者受罚，是常理。然而贤者有时不幸受罚，不肖者有时侥幸受赏，那么是非的辨别就不明，劝惩的典制就不显著，而君主鼓舞天下的手段就穷尽了。圣人知道是这样，所以制定谥法来补救。贤者不幸生前遭受惩罚，而死后获得美谥，就足以成为万世的荣耀；不肖者生前侥幸受赏，而死不免恶谥，就定为万世的耻辱。唉！一时的荣辱很轻，万世的荣辱很重，那么

译人的常情，哪里肯冒着暂时的荣耀，而甘愿承受万世的耻辱呢？古时候臣子对于君主，称天来定谥号，尚且不敢徇私情，所以有“幽”、“厉”、“桀”、“纣”这样的恶谥，何况是君主对于臣子呢？本朝赏罚得当，偶尔有生前受到称赞，死后却难免非议的情况，那么制定谥法确实不可拖延。太祖刚兴起时，来不及顾及这项事务，所以只有藩王和武臣有谥号。到了成祖才开始给文臣定谥号，此后被赐予谥号的人很多，但有的因为奏请，有的出自内廷直接降旨，不经过考功部门的考核，不通知太常寺，得到谥号的享受美誉，没得到的也避免了恶名。国家两百年来文治昌盛和谐，却在这件事上并不频繁推行，我私下感到奇怪。难道是有比这更大的事情而不屑于做吗？还是吝啬惜福而不给予呢？古人所说的谥号，是兼美恶而称之的，所以有荣耀也有耻辱，可以劝善也可以惩恶。如果得到谥号的享受美誉，没得到的避免了恶名，那么荣耀侥幸在生前获得，耻辱却不及于死后，这就等于废除了谥法。谥法既然废除了，难道一定要专门依靠刑罚来惩恶吗？我深切认为，现在在京师府、部、院、寺五品以上的官员，在地方上的方面大员，都应当有谥号，无论在职还是罢官去世，必须申报考功司，由河南道稽查在任期间的功过，评定人品的高下，发公文给太常寺撰写议定并奏请，然后由吏部大臣审定再次上奏，不经过内阁拟票，不从中制，让天下人清楚地知道贤能的人即使被压制也必定会伸张，不贤的人即使得势也必定会被压制，那么劝善惩恶的机制，风气震动海内外，这难道有超出刑罚赏赐之上的效果吗，何必害怕而不做呢？有人说：“古人生前没有爵位，死后没有谥号，像您所说的，不几乎泛滥了吗？”我回答说：“不是这样。古人所说的爵位有两种，《尚书》说‘列爵惟五’，这是以公、侯、伯、子、男为爵位；孟子说‘公卿大夫’，这是人爵，这是以公卿大夫为爵位。况且周人称爵，下及‘命士’，难道一定要分封土地、剖分玉圭才算是爵位吗？现在京师五品以上的官员，在地方上的方面大员，位列大夫，不仅仅是周朝的命士而已。用来符合谥法，何谈泛滥？怎么能错误地引用偏颇的说法来阻挠古今的大典呢？”

译扩大制科条例

请求允许钦天监监生参加科举考试

〇治十五年，钦天监掌监事、太常少卿吴昊上言：本监所掌管的天文历数，是国家治理的首要事务。古代帝王，必定任命博学名儒来主管此事。我太祖高皇帝选拔世代从事此业的子孙，通晓儒书、精通艺文的人，送入监中肄业，目的在于选拔人才。到天顺初年，天文阴阳生奏请比照医士、医生等科，沿用四十余年，科举中不乏人才。过去礼部因为给事中赵竑奏请革除欺诈冒名者，便认为这类人科举没有旧例，致使两监官生子弟因此受到压制。近来给事中叶绅奏请，想要比照童轩等人的先例，在内外文臣中访求学术明通的一二人，改任职衔，专门掌管此事，也是想要逐步获得人才。现在因为读书从事其他行业而禁锢他们，这与选拔人才、逐步进取的意图不符。请求敕令礼部从公商议，仍然比照太医院的先例恢复其科举，以激励他们。即使不能考中，也可以作为逐步进取的辅助。其中确实有适宜学习天文历数的人，听任本监奏请留用。此事下达礼部商议，认为此事涉及变动纷杂，于是作罢。

各种请求变更制度

选拔山林隐士参加科举

正统二年，行在刑部右侍郎何文渊上奏：“学校的制度，固然可以选拔贤才，然而古代贤才并非出自学校的也很多。请求敕令提督学校的副使、佥事御史巡视郡县，广泛询问山林田野之中，确实有勇于进学且孝悌闻名于家庭、信义显扬于乡里的人，经过考察属实，就让地方官府免除其徭役，使他们能够努力学习并参加科举。那么人们都会互相观摩向善，贤才的出现就会日益兴盛了。”此事下达后，行在礼部请求按照何文渊所说的办理，皇帝批准了。

请求去除岳镇神像

正统三年，巡按湖广监察御史陈祚上奏：“南岳神庙的殿宇门廊，旧有二百多间，规模宏大。年久朽烂坍塌，塑像倾坏，不配神灵。臣查阅典籍，山川岳渎，都是阴阳气化所形成，并非人类的肖像可以比拟。应当设立祭坛致祭，不应当建立庙宇。所以宋代儒者张栻说：‘河流奔流、山岳耸立，是它们的形体；而人为它们塑造形象，依据是什么？它们的气机流通，可以相接；而人为它们设立神位，依据是什么？’恭敬地想到太祖高皇帝鉴察前代的谬误，凡是各岳镇海渎，革去了帝王的位号，只保留本来称呼。如南岳只称‘南岳衡山之神’，仍然依照天下通行的制度，这是很好的盛典。只有前代塑造后妃侍从于寝殿朝堂，因循旧习未曾革除。现在坍塌已经非常严重，不用七八万人工就不能恢复旧貌。请求命令礼官商议，趁着颓废之余，革去庙宇和神像，依照朝廷祭祀山川的制度，在内筑起坛壝，在外设立库舍，周围环绕围墙，旁边附设斋堂。每逢春秋两季，精诚严整地举行祭祀，那么礼制就符合经义，神明也不会被亵渎。”奏章下达礼部尚书胡濙等人商议，他们称：“衡山塑造神像、寝殿朝堂，历代沿袭已经很久了。建国之初更改神号，却不除去神像，一定有明确的见解。所说的难以批准，应当命令地方官府役使百姓趁着农闲，采伐木材烧制砖瓦，购买颜料，一并动工修理。其余房屋，如果本山道士或好善的军民愿意修补，听任他们。”皇帝听从了他们的意见。

请求校勘孔庙乐图谱

景泰七年，直隶宁国府儒学教授余铎上奏：“臣听说音乐，是感化神人的根本，其关键在于和谐罢了。我朝各府学春秋两季祭奠先师孔子，都有音乐来歌颂功德、昭示神恩。奈何实行既久，声律节奏不能没有错误。请求敕令翰林院及太常寺精通音律的官员，广泛考证古典，详细加以校正，著成图谱，颁赐天下学校。”此事下达礼部尚书胡濙等人，他们认为“音乐都是洪武年间校定过的，哪里会有差错”，于是搁置不议。

请求恢复殿额及更改郊祀议

隆庆元年，御史张槚等人说：“殿门应当全部恢复圣祖的旧匾额。”太监李芳说：“南北二郊应当合祀。”皇帝都下达礼部官员详细商议。到这时议定上奏说：“天子正朝的宫殿，是用来临御万邦的，其名义确实非常重要。我皇帝创业之初，命名为奉天，大概是用明王奉行天道之意。先帝因为天心显示变革，所以在鼎新之余改称为皇极，大概取《洪范》皇建其有极的意思，所包涵的精义都很广博。至于其他殿阁的名额，先后虽然不同，意思各自恰当。皇祖是创业垂统的圣君，先帝确实是中兴礼乐的英主，凡是有制作，没有不仰顺天心、远稽古训的，都不是臣下所敢轻易议论的。只是私下看到我皇上即位以来，善于继承和阐述，因革得当，凡事关典礼纲常、安危治乱、遗诏所记载的，都依次厘正；那些遗诏所未及、无需更张的，则遵循成法，不违背不遗忘。大概厘正的，是为了适应一时变革的需要；而遵循的，是为了保存三年不改父道的意义。圣明的举措，高出千古。至于殿门等匾额，遗诏未记载，关系较为迟缓。现在如果在先帝陵墓刚刚完工之后，一旦全部更改，私下恐怕皇上纯孝之心有所不忍。臣等认为仍然遵行旧制”

译名为当。」至于郊祀，谨按《周礼》，其中关于圜丘、方泽的建制记载非常详细，列位、燎坛、瘗坎、礼乐以及象舞的数量，也各有区别，由此可知天地分祭的说法，在成周时期就已经存在了。秦汉之初，距离古代不远，都主张分祭。从此以后，分祭与合祭没有定规，议论也不一致。但大致主张分祭的占十之六七，主张合祭的占十之二三。程颐、朱熹号称大儒，一个说：“冬至祭天，夏至祭地，这是不需要占卜的。”另一个说：“天下有两件大事，一是天地，不应当合祭。”那么分祭与合祭是否得当，大概就可以看出来了。我太祖高皇帝定鼎之初，当时的朝廷大臣斟酌考订，在钟山之南建造圜丘，于冬至祭天；在钟山之北建造方泽，于夏至祭地。这也是仿照《周礼》而设立的。到了洪武十年，偶然遇到阴雨，才开始改为合祭。我世宗皇帝顺应时运中兴，于是召集朝廷商议，重新规定四郊祭祀，恢复洪武初年的制度。当时各位大臣没有过多辩论，先帝折中众人的意见，由圣心决断，毅然推行。并非先帝凭空创立，实在是遵循圣祖最初的制度。现在皇上继承大统，遵奉遗诏，凡是所有郊社等礼仪，都交由朝廷商议，命令参酌旧典，斟酌改正。其中如大享之礼、祈谷之祭，以及帝社稷之祀，原本不属于祖宗旧典，以及与古礼不协调的，都已经厘正。只有这四郊二祀，原本是圣祖确定的制度，臣等请求按旧制施行，蒙圣明批准。这郊祀之礼，又得以修举，如果轻易议论更改，臣等认为不可，恳切认为应当如当初所议。皇上说：“殿门等门，出自皇考钦定；郊坛分为祭祀，也是皇考议定恢复皇祖初制，都按旧制遵行，不必更改。”

译礼部志稿卷九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礼部志稿卷九十八

明 俞汝楫 编

隆典备考

诰敕

文武官诰命制

洪武六年，皇帝下诏确定文武官员诰命的制度。礼部尚书牛谅、侍讲学士宋濗等人说：“前代在朝廷做官的人，必定有封赠，施予恩惠的典制，既然封赠就必定给予诰命，这是为了上使祖先荣耀，下及子孙。”卿等应当考察古制详细确定其格式。于是，牛谅等人上奏说：“考察唐、宋的诰命，都是由三省官员列衔署名，再使用吏部告身等印章。本朝诰敕既然使用御宝，那么省臣不敢署名。现在制造诰敕的花样签轴制度，都有等级，不需要改作。”又宋绍兴年间，工部说：“官诰院所用的绫纸容易伪造假冒，请求下文思院另外织造一种花样专门充作官诰。”现在议定在诰尾添织“某字第几号”作为关防。以及取工部神帛制敕局已造好的诰命，书写用宝颁给文武官员，皇帝听从了。其制度是，公侯一品至五品用诰命，六品至九品用敕命。公侯及一品诰轴用玉，伯爵、子爵、男爵及二品用犀角，五品以下用角。

因子推恩给原官诰

成化四年，给致仕礼部右侍郎倪谦的诰命，是听从其子编修倪岳的请求。倪岳三年考核期满，按例应当推恩，吏部坚持不执行。倪岳上奏自陈，皇帝下诏将他的奏章交给吏部尚书李秉等人，李秉等人说倪谦先前担任学士时，曾犯赃罪，充军，原本授予本人并封赠父母妻子的诰敕都已追夺焚毁。后来虽然遇赦陈情复职，以及升任致仕闲住，终究是犯赃之人，按例难以推封。皇帝说：“倪谦已升任致仕，因儿子推恩，又有什么不可？给他，但不作为先例。”

券诰

定功臣铁券

洪武二年，皇帝想要封赏功臣，商议制作铁券赐给他们，但还没有确定的制度。有人说台州百姓钱允一，是吴越忠肃王钱缪的后裔，家中藏有唐昭宗所赐的铁券，于是派遣使者取来，参照其格式加以增减损益。其形状像瓦，分为七等：公爵二等，其一高一尺，广一尺六寸五分；其一高九寸五分，广一尺六寸。侯爵三等，其一高九寸，广一尺五寸五分；其一高八寸五分，广一尺五寸；其一高八寸，广一尺四寸五分。伯爵二等，其一高七寸五分，广一尺三寸五分；其一高六寸五分，广一尺二寸五分。外面刻录履历恩数的详情，以记录其功劳；中间镌刻免罪减禄的数额，以防备其过错。字嵌以金，制作副本九十七副，各分两份，为左右。左券颁给各位功臣，右券藏在内府。有变故则合券以取信，仍将旧券还给钱允一，赐给他并遣送他回去。勋封。

功臣祖父母封爵

洪武四年戊辰，命中书省确定功臣祖父母的封爵。礼部说：“古代封爵有五种，叫公、侯、伯、子、男。如果父亲封某国公、某侯、某伯，母亲就封某国夫人、某侯夫人、某伯夫人。没有授予封爵应当封赠的，父母因儿子显贵，妻子跟随丈夫。祖父比父亲降一等，曾祖父又降一等，都依照品级授予散官职事。”皇帝听从了。

诏定公侯称号

洪武十三年，下诏确定公侯的称号。皇帝告诫礼部大臣说：“从今以后封公侯，不必加授散官。已经授予券诰的，暂且保留旧制。如果追封公侯生前曾佩带将军印的，仍然列在衔中。”于是礼部奏定其格式：为三公侯的衔称“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某公某候，食禄若干石”；世袭的称“世袭某公某侯，食禄若干石”追封的称“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某将军某侯某公，追封某王某公谥某”。

封赠

定嫡妾封赠例

洪武十五年，广东都指挥使狄崇、王�说，妻子阮氏等封淑人，已经去世，仍然请求封次妻何氏等为淑人。下诏让朝廷大臣商议，太师韩国公李善长及礼部等官员商议说：“礼没有比名分更大的，名分没有比名号更大的。妾不可以成为嫡夫人。所以鲁庄公的妾成风，是僖公的母亲，称为夫人，《春秋》非议她。哀公庶子荆的母亲受宠，将要立为夫人，让宗人�夏献其礼，�夏回答说：‘没有这种礼。’从前周公、武公娶薛国女子，孝惠娶商国女子，自桓公以下娶齐国女子，这是礼所存在的。如果以妾为夫人，那么本来就没有这种礼。大概古代夫人去世，贵妾代理家事，不称为夫人。如果庶子显贵，得以推恩其母，也不得称为夫人，使其与嫡妻并列。现在狄崇、王臻想凭私意，废弃大礼，扰乱嫡妾的名分，不可允许。”皇帝听从了，于是命令礼部及翰林院儒臣确定嫡妾封赠的条例，颁布示中外。于是定议：凡是正妻在世时所娶的例室，都称为妾。正妻去世，诸妾不允许再立为妻。如果以礼聘良家女子为妻，允许封赠前妻。没有儿子，其所生的儿子即为嫡长子。如果正妻在世时无子，不再娶，而诸妾有儿子的，应当由长男继承父职，其子依本品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