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
○曾子固战国策目录序刘向所定《战国策》三十三篇，《崇文总目》称十一篇者阙，臣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误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复完。叙曰：向叙此书，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后，谋诈用而仁义之路塞，所以大乱。其说既美矣。卒以谓此书，战国之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则可谓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时，去周之初已数百岁，其旧法已亡，旧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独明先王之道，以谓不可改者，岂将强天下之主以后世之所不可为哉？亦将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变固殊，其法固异，而其为国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岂好为异论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谓不惑乎流俗，而笃于自信者也。战国之游士则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合。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卒至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者，亦灭其国。其为世之大祸明矣，而俗犹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时适变，为法不同，而考之无疵，用之无敝，故古之圣贤，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说之害正也，宜放而绝之，则此书之不泯泯其可乎？对曰：君子之禁邪说也，固将明其说于天下，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以禁则齐；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戏则明。岂必灭其籍哉？放而绝之，莫善于是。是以孟子之书，有为神农之言者，有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于此书之作，则上继春秋，下至楚、汉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间，载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废也。此书有高诱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二十二篇。《崇文总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曾子固新序目录序刘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目录一篇，隋、唐之世尚为全书，今可见者十篇而已。臣既考正其文字，因为其序论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风俗。盖九州之广，万民之众，千岁之远，其教已明，其习已成之后，所守者一道，所传者一说而已。故《诗》、《书》之文，历世数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尝不相为终始，化之如此其至也。当是之时，异行者有诛，异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备也。故二帝三王之际，及其中间尝更衰乱，而馀泽未熄之时，百家众说未有能出于其间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废，馀泽既熄，世之治方术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奋其私智，家尚其私学者，蜂起于中国，皆明其所长而昧其短，矜其所得而讳其失。天下之士各自为方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复知夫学之有统，道之有归也。先王之遗文虽在，皆绌而不讲，况至于秦为世之所大禁哉！汉兴，六艺皆得于断绝残脱之馀，世复无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诸儒苟见传记百家之言，皆说而向之。故先王之道为众说之所蔽，暗而不明，郁而不发。而怪奇可喜之论，各师异见，皆自名家者，诞漫于中国。一切不异于周之末世，其弊至于今尚在也。自斯以来，天下学者，知折衷于圣人而能纯于道德之美者，扬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乎为众说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兴者，凡民也。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汉之士岂特无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于是时者，豪杰之士少，故不能特起于流俗之中、绝学之后也。盖向之序此书，于今为最近古，虽不能无失，然远至舜、禹，而次及于周、秦以来，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既惜其不可见者，而校其可见者特详焉，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者，岂好辩哉？臣之所不得已也。
译曾子固《战国策目录》序 刘向校定的《战国策》有三十三篇，《崇文总目》说其中有十一篇缺失。我向士大夫家访求，才终于把这部书全部得到。校正其中的错误，对于那些无法考察的地方加以存疑，这样以后，《战国策》三十三篇才重新完整。序文说：刘向为这部书作序，说周朝的先世重视教化，修明法度，因此国家大治。到了后来，阴谋欺诈被采用，仁义的道路被堵塞，因此天下大乱。他的这些说法本来很美好，但最后却认为，这部书中的战国谋士，揣度当时君主所能实行的事情，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这样说，可以说是被流俗迷惑，而不能坚定地相信自己的见解。孔子、孟子的时代，距离周朝初年已经数百年，周朝旧有的法度已经灭亡，旧有的风俗也早已消失。孔子、孟子却独自阐明先王之道，认为其中有不可改变的原则，难道他们是要强迫天下的君主去做后世已经不能做到的事情吗？他们也是要根据自己所处的时代、所遭遇的变化，制定适合当世的法则，使它不失去先王的本意罢了。二帝三王治理国家天下的方法，变化固然不同，法度固然有异，但他们治理国家天下的根本意图，在本末先后的安排上，从来没有不同。孔子、孟子的道理，不过如此。法度是用来适应变化的，不必完全相同；道是用来确立根本的，不能不统一。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因此孔子、孟子坚持这一点，难道是喜欢提出异论吗？只是能够不苟且罢了。可以说，他们没有被流俗迷惑，而是坚定地相信自己的见解。战国的游说之士却不是这样。他们不知道道理是可以相信的，却喜欢那些容易迎合的说辞。他们用心设意，不过是苟且采取权宜之计罢了。因此，他们谈论欺诈的便利，却避讳欺诈的失败；宣扬战争的好处，却掩盖战争的祸患。那些相互跟随这样做的人，没有不从中得到利益的，但所得的利益抵不过受到的危害；没有不得到东西的，但所得抵不过失去的东西。最后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这一类人，都因此丧失了自身；诸侯和秦国任用他们，也因此灭亡了自己的国家。他们给世人造成的大祸已经十分明显，但世俗仍然没有醒悟。只有先王之道，顺应时势、适应变化，因而制定的法则各不相同，但考察起来没有弊病，实行起来没有弊端；所以古代的圣贤从没有用这一套来替代那一套。有人说：“邪说危害正道，应该放逐并断绝它，那么这部书不应当使它彻底消失吗？”我回答说：“君子禁止邪说，本来就要把邪说的内容明确地告诉天下，使当世的人都知道这种说法不能遵从，然后加以禁止，禁令才会整齐有效；使后世的人都知道这种说法不能实行，然后加以讥刺，辨明是非才会清楚。难道一定要把它的书籍毁灭吗？把邪说公开出来再加以断绝，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因此，孟子的书中有谈神农之言的，有谈墨子之言的，都把它们明确记载下来并加以批驳。至于这部《战国策》，上接《春秋》，下至楚、汉兴起，记载了二百四五十年间的事迹，本来就不能废弃。” 这部书有高诱作注的二十一篇，也有人说是二十二篇。《崇文总目》所存的有八篇，如今保存的有十篇。曾子固《新序目录》序 刘向编次的《新序》有三十篇，目录一篇。隋、唐时期还是完整的书，如今能够看到的只有十篇罢了。我已经考订校正其中的文字，于是为它作序论说：古代治理天下的人，使道德统一，使风俗相同。九州如此广大，百姓如此众多，时间相隔如此久远，在教化已经明确、习俗已经形成以后，所共同遵守的只有一个道，所传布的也只有一种说法。因此《诗经》《尚书》的文章，经历几十代，作者并不止一个，但其中的言论没有不彼此首尾相应的；教化达到这样的地步。在那个时候，行为与众不同的人会受到惩罚，言论与众不同的人会受到禁止，防范又如此周密。所以在二帝三王时期，以及其中间曾经经历衰败动乱、而遗留下来的恩泽还没有消失的时候，诸子百家的各种学说没有能够从其中脱离出来的。到了周朝末世，先王的教化和法度已经废弃，遗留下来的恩泽也已经消失，世上研究治国方术的人各自得到其中的一偏。因此人们逞用自己的私智，各家推崇自己的学说，像蜂群一样在中原兴起，都只彰明自己的长处而不知自己的短处，夸耀自己的所得而避讳自己的过失。天下的士人各自形成一套方法，不能彼此贯通；世上的人也不再知道学问有统一的系统，道理有共同的归宿。先王遗留下来的文章虽然还在，却都被排斥而无人讲习，何况到了秦朝，更成为天下严禁的东西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岁〕 汉朝兴起时，六经都是从断绝残缺的状态中重新获得的，世上又没有能够阐明先王之道、使它统一起来的人。各位儒生只要看见传记和百家之言，就都称说赞赏而趋向它们。因此先王之道被各种学说遮蔽，昏暗而不明，郁结而不能发扬。那些奇异怪诞而令人喜爱的论说，各自以不同见解为师，都自称一家之学，在中原流传。这与周朝末世没有什么不同，其弊病直到今天还存在。自此以后，天下学者知道以圣人为标准加以折中，并且能够纯粹遵循道德之美的，只有扬雄罢了。像刘向一类的人，都不能免于被各种学说遮蔽，不知道有所折中。孟子说：“等待文王出现才奋发的，是普通百姓；豪杰之士，即使没有文王，也能奋发而起。”汉代的士人难道只是没有能够阐明先王之道、使它统一的人吗？也是因为汉代所处的时代，豪杰之士太少，所以不能在流俗盛行、学术断绝之后特然兴起。刘向为这部书作的序，在今天看来是最接近古意的。虽然不能说没有错误，但上溯到舜、禹，下次叙述周、秦以来的事情，古人的嘉言善行也往往有所保存，关键只在于谨慎地选取罢了。因此我既惋惜那些无法看到的内容，又对能够看到的部分特别详细地校勘，这也足以表明，我攻击其中的错误，难道是喜欢争辩吗？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曾子固列女传目录序刘向所叙《列女传》凡八篇，事具《汉书》向列传。而《隋书》及《崇文总目》皆称向《列女传》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颂义》考之，盖大家所注，离其七篇为十四，与《颂义》凡十五篇，而益以陈婴母及东汉以来凡十六事，非向书本然也。盖向旧书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贤校理苏颂始以《颂义》为篇次，复定其书为八篇，与十五篇者并藏于馆阁。而《隋书》以《颂义》为刘歆作，与向列传不合。今验《颂义》之文，盖向之自叙。又《艺文志》有向《列女传颂图》，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乱，古书之在者少矣，而《唐志》录《列女传》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无录，然其书今在。则古书之或有录而亡，或无录而在者，亦众矣。非可惜哉！今校雠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缮写。初，汉承秦之敝，风俗已大坏矣，而成帝后宫赵卫之属尤自放。向以谓王政必自内始，故列古女善恶所以致兴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太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敖言。又以谓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视听言动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顾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闻，盖为之师傅保姆之助，《诗》、《书》图史之戒，珩璜琚璃之节，威仪动作之度，其教之者虽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尝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义归于反身，二《南》之业本于文王，夫岂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兴，能得内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盖本于文王之躬化，故内则后妃有《关雎》之行，外则群臣有二《南》之美，与之相成。其推而及远，则商辛之昏俗，江汉之小国，兔置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谓身修故家国天下治者也。后世自问学之士，多徇于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见可法，故竞于邪侈，岂独无相成之道哉？士之苟于自恕，顾利冒耻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处显也，然去二《南》之风，亦已远矣，况于南乡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劝戒之意，可谓笃矣。然向号博极群书，而此传称《诗》、《苯莒》、《柏舟》、《大车》之类，与今序《诗》者之说尤乖异，盖不可考。至于《式微》之一篇，又以谓二人之作。岂其所取者博，故不能元失欤？其言象计谋杀舜及舜所以自脱者，颇合于《孟子》，然此传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盖亦不足道也。凡后世诸儒之言经传者，固多如此，览者采其有补，而择其是非可也。故为之序论以发其端云。
○曾子固徐干中论目录序臣始见馆阁及世所有徐干《中论》二十篇，以谓尽于此。及观《贞观政要》，怪太宗称尝见干《中论·复三年丧》篇，而今书此篇阙。因考之《魏志》，见文帝称干著《中论》二十馀篇，于是知馆阁及世所有干《中论》二十篇者，非全书也。干，字伟长，北海人。生于汉、魏之间。魏文帝称干“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而《先贤行状》亦称干“笃行体道，不耽世荣，魏太祖特旌命之，辞疾不就。后以为上艾长，又以疾不行”。盖汉承周衰及秦灭学之馀，百氏杂家与圣人之道并传，学者罕能独观于道德之要，而不牵于俗儒之说。至于治心养性、去就语默之际，能不悖于理者固希矣，况至于魏之浊世哉！干独能考六艺，推仲尼、孟轲之旨，述而论之。求其辞，时若有小失者；要其归，不合于道者少矣。其所得于内者，又能信而充之，逡巡浊世，有去就显晦之大节。臣始读其书，察其意而贤之。因其书以求其为人，又知其行之可贤也。惜其有补于世，而识之者少，盖迹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好恶观之，彼恶足以知其意哉！顾臣之力，岂足以重其书，使学者尊而信之？因校其脱谬，而序其大略，盖所以致臣之意焉。
译曾子固《列女传目录》序 刘向编写的《列女传》共八篇，事迹详见《汉书·刘向传》。然而《隋书》和《崇文总目》都说刘向的《列女传》有十五篇，由曹大家作注。根据《颂义》考察，大概是曹大家所作的注，把其中七篇拆开成为十四篇，再加上《颂义》共十五篇；又增加陈婴的母亲以及东汉以来的十六件事，并不是刘向原书本来的面貌。大概刘向的旧书已经亡佚很久了。嘉祐年间，集贤校理苏颂才把《颂义》编次成篇，又重新确定这部书为八篇，同十五篇的本子一起收藏在馆阁中。《隋书》把《颂义》说成是刘歆所作，这与《刘向传》不相符合。现在检验《颂义》的文章，大概是刘向自己的序文。《艺文志》中又有刘向的《列女传颂图》，显然不是刘歆所作。自唐朝动乱以来，保存下来的古书很少；而《唐志》所著录的《列女传》共有十六家，连曹大家注的十五篇也没有著录，但这部书如今却还存在。由此可见，古书有的著录过而亡佚，有的没有著录却保存下来，这种情况也很多。难道不可惜吗！现在八篇本和十五篇本都已经校勘确定，可以抄写。当初，汉朝承接秦朝的弊政，风俗已经大为败坏；成帝以后，后宫的赵氏、卫氏一类人尤其放纵。刘向认为王政一定要从宫廷内部开始，所以列举古代妇女善恶、导致国家兴亡的事例，来告诫天子，这就是刘向撰述此书的大意。他说太任怀孕文王时，眼睛不看邪恶的颜色，耳朵不听淫荡的声音，嘴里不说傲慢的话；又认为古代实行胎教的人都是这样。能够端正自己的视、听、言、动，这是大人的事情，也是有道之人所敬畏的事情。假如天下的女子都能做到这一点，那该是多么盛大啊！据我所听说，这还需要师傅、保姆的辅助，需要《诗》《书》以及图画、史书的告诫，需要珩、璜、琚、璃等佩玉所体现的节度，需要威仪举止的规范。教导人的虽然有这些器具和制度，但古代的君子从来没有不以自身来教化人的。所以“家人”卦的意义归结于反省自身，《周南》《召南》二《南》的成就根本在于文王，这些难道是从外部而来的吗？世人都知道文王兴盛的原因是能够得到内助，却不知道其中的所以然，其根本在于文王亲自以身作则。因此，内有后妃具备《关雎》所说的德行，外有群臣具备二《南》的美德，彼此相辅相成。再推而广之，商纣的昏乱风俗，江汉之间的小国，野外罗兔的人，没有不喜爱善行而自己还不知道的。这就是所说的自身修养好了，所以家庭、国家和天下都得到治理。后世那些自称有学问的士人，大多追逐外物，不能安守自身的操守；他们的家庭既没有值得效法的地方，于是争相趋向邪僻奢侈，难道只是没有彼此成就的道理吗？士人如果姑息宽恕自己，只顾谋利而冒犯羞耻，却不知道反省自身，往往是因为家庭反而成为自己的牵累。所以说：“自身不能实行道义，道义也不能施行于妻子。”确实如此！这样的人并不是一向身居显位，但距离二《南》的风气也已经很远了，何况是面向南方统治天下的君主呢？刘向撰述这些内容，劝善惩恶的用意可以说很深厚了。然而刘向号称博览穷尽群书，而这部传记所称引的《诗经》篇目，如《苤莒》《柏舟》《大车》之类，同今天为《诗经》作序的人的说法尤其相违，大概已经无法考察了。至于《式微》一篇，又说是两个人所作，难道是因为他取材广博，所以不能免于完全没有错误吗？其中说象设计谋杀害舜，以及舜用来脱身的方法，很合乎《孟子》的说法；但这部传记有这些内容，而《孟子》没有说到的地方，大概也不足以采信。后世各位儒生解释经传，大多本来就有这种情况；阅读的人选取其中有补益的内容，再辨别是非就可以了。因此我为它作序论，以说明开端。曾子固《徐干中论目录》序 我起初看到馆阁和世间流传的徐干《中论》二十篇，以为全书只有这些。等到读《贞观政要》时，惊讶于唐太宗曾说看过徐干《中论》的《复三年丧》篇，而今本却缺少这一篇。于是考察《魏志》，看到魏文帝称徐干著有《中论》二十多篇，这才知道馆阁和世间所藏的《中论》二十篇并不是全书。徐干字伟长，是北海人，生活在汉、魏之间。魏文帝称赞徐干“胸怀文章而内具质朴，恬静淡泊、少有欲望，有隐居箕山的志向”。《先贤行状》也称徐干“行为笃实，体察大道，不沉溺于世俗荣华；魏太祖特意表彰并任命他，他以疾病为由辞谢不赴任。后来任命他为上艾长，他又因病没有赴任”。大概汉朝承接周朝衰败以及秦朝毁灭学术之后，诸子百家和杂家同圣人的道理一起流传，学者很少能够独自观察道德的要旨而不被俗儒的学说牵引。至于修治内心、涵养本性，以及出仕退处、显言默处的时候，能够不违背道理的人本来就少，何况在魏朝这样的污浊时代呢？徐干却独自考察六经，推求孔子、孟子的旨意，阐述并评论它们。考察他的文辞，有时似乎有小的失误；但概括其归旨，同大道不合的地方却很少。他从内心所得的道理，又能诚信地充实和实行它，在污浊世道中从容进退，显隐之间有重大的节操。我起初读他的书，察考他的用意，认为他很贤能。又根据他的书来寻求了解他的为人，才知道他的品行也值得称贤。可惜他的学说对世间有补益，了解他的人却很少。大概只依据他的言论行为所达到的程度，再用世俗的好恶去观察他，那怎么足以了解他的心意呢？只是我的力量难道足以提高他的书的地位，使学者尊重并相信它吗？因此我校正其中的脱漏和错误，叙述它的大意，这大概就是为了表达我的心意。
○曾子固范贯之奏议集序尚书户部郎中直龙图阁范公贯之之奏议凡若干篇，其子世京集为十卷，而属余序之。盖自至和以后十馀年间，公尝以言事任职。白天子、大臣至于群下，自掖庭至于四方幽隐，一有得失善恶，关于政理，公无不极意反复为上力言。或矫拂情欲，或切刺计虑，或辩别忠佞而处其进退。章有一再或至于十馀上，事有阴争独陈或悉引谏官御史合议肆言。仁宗尝虚心采纳，为之变命令，更废举，近或立从，远或越月逾时，或至于其后卒皆听用。盖当是时，仁宗在位岁久，熟于人事之情伪与群臣之能否，方以仁厚清静，休养元元，至于是非予夺，则一归之公议，而不自用也。其所引拔以言为职者，如公，皆一时之选。而公与同时之士，亦皆乐得其言，不曲从苟止。故天下之情，因得毕闻于上，而事之害理者，常不果行。至于奇衰恣睢，有为之宥，亦辄败悔。故当此之时，常委事七八大臣，而朝政无大阙失，群目奉法遵职，海内义安。夫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仁宗之所以其仁如天，至于享国四十馀年，能承太平之业者，由是而已。后世得耸之遗文而论其世，见其上下之际相成如此，必将低回感慕，有不呵及之叹，然后知其时之难得。则公言之不没，岂独见其志，所以吸先帝之盛德于无穷也。公为人温良慈恕，其从政宽易爱人。及在朝廷，危言正色，人有所不能及也。凡同时与公有言责者，后多至大官，而公独早卒。公讳师道，其世次、州里、历官、行事，有今资政殿学士赵公忭为公之墓铭云。
○曾子固先大夫集后序公所为书，号《仙凫羽翼》者三十卷，《西陲要纪》者十卷，《清边前要》五十卷，《广中台志》八十卷，《为臣要纪》三卷，《四声韵》五卷，总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于世。今类次诗赋书奏一百二十三篇，又自为十卷，藏于家。方五代之际，儒学既摈焉，后生小子，治术业于闾巷，文多浅近。是时公虽少，所学已皆知治乱得失兴坏之理，其为文闳深隽美，而长于讽谕，今类次乐府已下是也。宋既平天下，公始出仕。当此之时，太祖太宗已纲纪大法矣。公于是勇言当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当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忧怜百姓、劳心万事之意，而推大臣从官执事之人，观望怀奸，不称天子属任之心，故治久未洽。至其难言，则人有所不敢言者。虽屡不合而出，而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祸福动其意也。始，公尤见奇于太宗，自光禄寺丞、越州监酒税召见，以为直史馆，遂为两浙转运使。未久而真宗即位，益以材见知，初试以知制诰，及西兵起，又以为自陕以西经略判官。而公尝激切论大臣，当时皆不说，故不果用。然真宗终感其言，故为泉州未尽一岁，拜苏州，五日，又为扬州。将复召之也，而公于是时又上书，语斥大臣尤切，故卒以龃龉终。公之言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穷久矣，海内既集，天子方修法度，而用事者尚多烦碎，治财利之臣又益急，公独以谓宜遵简易，罢管榷，以与民休息，塞天下望。祥符初，四方争言符应，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阴，而道家之说亦滋甚，自京师至四方，皆大治宫观。公益诤，以谓天命不可专任，宜绌奸臣，修人事，反覆至数百千言。呜呼！公之尽忠，天子之受尽言，何必古人！此非传之所谓主圣臣直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公在两浙，奏罢苛税二百三十馀条。在京西，又与三司争论，免民租，释逋负之在民者。盖公之所试如此。所试者大，其庶几矣。公所尝言甚众，其在上前及书亡者，盖不得而集。其或从或否，而后常可思者，与历官行事，庐陵欧阳修公已铭公之碑特详焉，此故不论，论其不尽载者。公卒以龃龉终，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记。藉令记之，当时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欤？后有君子，欲推而考之，读公之碑与书，及予小子之序其意者，具见其表里，其于虚实之论可核矣。公卒，乃赠谏议大夫。姓曾氏，讳某，南丰人。序其书者，公之孙巩也。
译曾子固《范贯之奏议集》序 尚书户部郎中、直龙图阁范公贯之的奏议共有若干篇，他的儿子世京编成十卷，嘱托我为它作序。大概从至和以后十多年间，范公曾经因论说政事而任职。他对天子、大臣直到下层官员，从宫禁之内直到四方幽僻隐蔽之处，凡有关于政治理乱的得失善恶，他无不极力反复地替皇上陈说。有时纠正、违逆皇上的情欲，有时尖锐地批评谋划，有时辨别忠臣和奸佞，安排他们的进退。一篇奏章上奏一两次，有时甚至上奏十多次；有的事情暗中争辩、独自陈述，有的则把谏官、御史全部召集来共同议论，放胆直言。仁宗曾虚心采纳，并因此改变诏令，重新决定兴办或废止某些事情；近的有时立即听从，远的有时过了一月、超过时日，后来最终也都听取采用。大概当时仁宗在位已久，熟悉人情的真伪以及群臣才能的高下，正以仁厚清静的政道使百姓休养生息；至于是非和取舍，则一概归于公议，而不凭个人意志决定。他所选拔任用、让其以进言为职的人，像范公这样的，都是当时的人选。范公和同时代的士人，也都乐于得到他的言论，不委曲顺从、苟且求安。因此天下的真实情况得以全部上达，凡是有害于事理的事情，常常不能真正实行。至于奇邪衰败、放纵横暴的事情，即使有人替它们宽宥，也往往失败并后悔。所以在这个时期，朝廷常把政事交给七八位大臣，而朝政没有大的缺失，群臣都奉行法令、遵守职分，天下安定而合乎义理。依靠他人而不是凭自己任用人才，这是天意。仁宗之所以仁德如天，能够在位四十多年，承继太平的事业，只是由于这个原因罢了。后世得到耸留下的文章来评论那个时代，看见君臣上下彼此成就达到如此地步，一定会低回感慨、羡慕不已，发出无法企及的叹息，然后才知道那样的时代是多么难得。那么，公的言论没有泯灭，难道只是为了显现他的志向吗？这正是要使先帝的盛德流传无穷啊。公为人温和善良、慈爱宽厚，他处理政务宽缓平易，爱护百姓。到了朝廷上，他却敢于直言，神色严正，别人有不能赶上的地方。凡是与公同时担任谏官的人，后来大多做到高官，唯独公早早去世。公名师道，他的世系、籍贯、任官经历和事迹，现任资政殿学士赵公忭已经为他写在墓志铭中了。曾子固《先大夫集后序》公所著的书，名为《仙凫羽翼》的三十卷，《西陲要纪》的十卷，《清边前要》的五十卷，《广中台志》的八十卷，《为臣要纪》的三卷，《四声韵》的五卷，总共一百七十八卷，都已经刊行于世。现在又把诗、赋、奏疏等编排成一百二十三篇，另自编为十卷，收藏在家中。五代时期，儒学已经被排斥，后辈读书人在乡里研习学业，文章大多浅显鄙近。当时公虽然年少，所学却已经全部懂得治乱、得失、兴亡的道理；他写的文章宏大深厚、俊秀优美，尤其长于讽谏和譬喻，现在编在乐府以下的作品就是这样。宋朝平定天下后，公才出来做官。这时太祖、太宗已经建立了纲常法度。公于是勇于议论当世的得失；在朝廷上，他痛恨执政者不忠，所以凡是谈论天下大事，必定以天子忧虑怜悯百姓、为万事劳心的本意为根本，并推究大臣、从官和办事之人观望徘徊、心怀奸邪，不符合天子托付任用他们的本意，因此政事长久不能完善。至于那些难以说出口的话，正是别人有所不敢说的。公虽然多次因意见不合而出任外职，但所说的话更加恳切，不因利害祸福而改变自己的心意。起初，公尤其受到太宗的赏识，从光禄寺丞、越州监酒税被召见，任为直史馆，随后又任两浙转运使。不久真宗即位，更加因他的才干而了解他，起初试任知制诰；等到西部战事发生，又任命他为陕西以西经略判官。但公曾经激烈恳切地议论大臣，当时众人都不高兴，所以最终没有任用他。不过真宗始终感念他的话，因此他任泉州知州还不到一年，就授任苏州知州；五天后，又任扬州知州。正准备再次召回他时，公在这时候又上书，言辞斥责大臣更加尖锐，所以最终以意见不合而结束仕途。公所说的大事，认为自唐朝衰败以来，百姓贫困已经很久了；海内统一以后，天子正在修明法度，而当权者仍然多用烦琐细碎的办法，掌管财利的大臣又更加急切。公却独自认为应该遵循简约平易的原则，停止对盐、铁、茶、酒等实行专卖，让百姓休养生息，以满足天下人的愿望。祥符初年，四方争相谈论祥瑞应验之事，天子因此亲自到泰山封禅，在汾阴祭祀，因而道家之说也更加盛行；从京师到四方，都大规模修建宫观。公更加极力进谏，认为天命不可专门依靠，应该贬退奸臣，修治人事，反复陈说，达到数百上千句话。唉！公竭尽忠心，天子能够接受尽情直言，何必一定要古人才有呢？这难道不是《传》中所说的君主圣明、臣子正直吗？多么盛大啊！多么盛大啊！公任两浙转运使时，上奏请求废除苛细赋税二百三十多条。在京西时，又与三司争论，免除百姓的租税，放免百姓所欠的债负。这就是公实际施行的政绩。所施行的事情如此重大，差不多可以说没有辜负他的志愿了。公曾经说过的话很多，其中在皇帝面前所说的以及书稿散失的，大概无法搜集了。他的主张有时被采纳，有时不被采纳；后来值得常常追思的事情，以及他的任官经历和事迹，庐陵欧阳修公已经在为他撰写的碑文中记载得特别详细，所以这里不再论述，只论述那些没有完全记载的事情。公最终因意见不合而结束仕途，他的功业和品行或许没有载入史官的记录。即使记载了，当时喜欢公的人很少，史书果真可信吗？后世有君子想推求考察这件事，读公的碑文和书信，再读我这个晚辈为说明他的心意所写的序，就能全部看见他的表里，也就可以考核其中的虚实了。公去世后，才追赠谏议大夫。公姓曾，名某，是南丰人。为他的书作序的是他的孙子曾巩。
○曾子固馆阁送钱纯老知婺州诗序熙宁三年三月，尚书司封员外郎、秘阁校理钱君纯老出为婺州，三馆秘阁同舍之士相与饮饯于城东佛舍之观音院，会者凡二十人。纯老亦重僚友之好，而欲慰处者之思也，乃为诗二十言以示坐者。于是在席人各取其一言为韵，赋诗以送之。纯老至州，将刻之石，而以书来日：“为我序之。”盖朝廷常引天下儒学之士，聚之馆阁，所以长养其材而待上之用。有出使于外者，则其僚必相告语，择都城之中广宇丰堂游观之胜，约日皆会，饮酒赋诗，以叙去处之情，而致绸缪之意。历世寝久，以为故常。其从容道义之乐，盖他司所无。而其赋诗之所称引况谕，莫不道去者之义，祝其归仕于王朝，而欲其无久于外。所以见士君子之风流习尚，笃于相先，非世俗之所能及。又将待上之考信于此，而以其汇进，非空文而已也。纯老以明经进士制策人等，历教国子生。人馆阁，为编校书籍校理检讨。其文章学问，有过人者，宜在天子左右，与访问，任献纳。而顾请一州，欲自试于川穷山阻僻绝之地，其志节之高，又非凡才所及。此赋诗者所以推其贤，惜其志，殷勤反覆而不能已。余故为之序其大指，以发明士大夫之公论，而与同舍视之，使知纯老之非久于外也。○曾子固书魏郑公传后予观太宗常屈己以从群臣之议，而魏郑公之徒，喜遭其时，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无不谏诤，虽其忠诚自至，亦得君而然也。则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称贤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渊源皆出于此也。能知其有此者，以其书存也。及观郑公以谏净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礼，失终始之义，则未尝不反覆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郑公之贤焉。夫君之使臣，与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灭人言以掩己过，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谏诤为当掩，是以谏诤为非美也，则后世谁复当谏诤乎？况前代之君有纳谏之美，而后世不见，则非惟失一时之公，又将使后世之君谓前代无谏诤之事，是启其怠且忌矣。太宗末年，群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渐不知天下之得失。至于辽东之败，而始恨郑公不在，世未尝知其悔之萌芽出于此也。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切谏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存之于书，未尝掩焉。至今称太甲、成王为贤君，而伊尹、周公为良相者，以其书可见也。令当时削而弃之，成区区之小让，则后世何所据依而谏，又何以知其贤且良与？桀、纣、幽、厉、始皇之亡，则其臣之谏词无见焉。非其史之遗，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则谏诤之无传，乃此数君之所以益暴其恶于后世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为尊亲贤者讳。与此戾矣。夫《春秋》之所以讳者，恶也。纳谏岂恶乎？然则焚稿者非欤？曰：焚稿者谁欤？非伊尹、周公为之也，近世取区区之小亮者为之耳。其事又未是也，何则？以焚其稿为掩君之过，而使后世传之，则是使后世不见稿之是非，而必其过常在于君，美常在于己也，岂爱其君之谓欤？孔光之去其稿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而焚之而惑后世，庸讵知非谋己之奸计乎？或曰：造辟而言，诡辞而出，异乎此。曰：此非圣人之所曾言也。令万一有是理，亦谓君臣之间，议论之际，不欲漏其言于一时之人耳，岂杜其告万世也？噫！以诚信待己而事其君，而不欺乎万世者，郑公也。益知其贤云。岂非然哉！岂非然哉！
卷十○苏明允族谱引苏氏族谱，谱苏氏之族也。苏氏出于高阳，而蔓延于天下。唐神龙初，长史味道刺眉州，卒于官，一子留于眉，眉之有苏氏自此始。而谱不及者，亲尽也。亲尽则曷为不及？谱为亲作也。凡子得书，而孙不得书者，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几，某日卒，皆书，而他不书者，何也？详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讳某，而他则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谱为苏氏作，而独吾之所自出得详与尊，何也？谱，吾作也。呜呼！观吾之谱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见于亲，亲见于服，服始于衰，而至于緦麻，而至于无服。无服则亲尽，亲尽则情尽。情尽则喜不庆，忧不吊。喜不庆，忧不吊，则途人也。吾所与相视如途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于途人，此吾谱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至于途人者，势也。势，吾无如之何也，幸其未至于途人也，使其无至于忽忘焉可也。呜呼！观吾之谱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系之以诗曰，吾父之子，今为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宁。数世之后，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为戚欣。兄弟之亲，如足于手，其能几何？彼不相能，彼独何心！
译曾子固《馆阁送钱纯老知婺州诗序》熙宁三年三月，尚书司封员外郎、秘阁校理钱君纯老出任婺州知州，三馆、秘阁中同僚们一起在城东佛寺的观音院为他设宴饯行，参加的总共有二十人。纯老也看重同僚之间的情谊，想慰藉留在京城者的思念，于是作了一首二十句的诗给在座的人看。在座的人便各自取其中一句作为韵脚，作诗送给他。纯老到了婺州，将要把这些诗刻在石上，写信来说：‘请替我作一篇序。’ 朝廷经常从天下招致儒学之士，把他们集中在馆阁中，是为了培养他们的才干，等待皇上任用。有人出使到外地时，他的同僚一定互相告知，在都城中选择宽敞的屋宇、丰盛的厅堂和优美的游览之处，约定日期一同会面，饮酒作诗，抒发离别之情，表达深厚缠绵的情意。这种做法历代延续已久，已经成为惯例。他们从容讲论道义的快乐，大概是其他机构所没有的。至于诗中所称引、譬喻和寄托的内容，无不讲述出行者的品德，祝愿他回到朝廷任职，并希望他不要长久留在外地。由此可以看出士君子的风雅习尚，彼此推重、相互勉励之情深厚，并不是世俗风气所能相比的。朝廷还将凭借这些诗来考察、了解他们，并把他们汇集进用，这并不只是空洞的文章而已。纯老以明经进士、制策等科出身，历来教授国子学生。进入馆阁后，任编校书籍、校理、检讨。他的文章和学问有超过常人的地方，应该在天子身边，参与咨询访问，担任献纳谏诤的官职。然而他反而请求出任一州，想在山川穷僻、偏远闭塞的地方亲自试验自己的才能；他的志向和节操之高，又不是平常人才所能达到的。这正是作诗送行的人推重他的贤能、惋惜他的志向，情意深厚地反复劝说而不能停止的原因。因此我替他叙述其中的大意，用来阐明士大夫的公论，并让同舍的人共同看这篇序，使他们知道纯老不会长久留在外地。曾子固《书魏郑公传后》我看太宗常常委屈自己来听从群臣的意见，而魏郑公等人很高兴遇到这样的时代，感激得到知遇，无论事情大小，没有不进谏争辩的。他们虽然是因为忠诚发自内心，也确实是由于遇到了能够听取意见的君主才这样做的。由此可见，唐朝之所以能够治理好，太宗之所以被称为贤明君主，而前代君主比不上他的原因，根源全都在这里。能够知道当时有这些事情，是因为魏郑公的奏疏还保存着。等到看见郑公把进谏的事情交给史官记录，而太宗却为此发怒，减薄对他的恩遇礼待，失去了始终如一的道义，我没有一次不反复叹息惋惜，遗憾他没有想到这一点，也因此更加知道郑公的贤能。君主使用臣下，臣下侍奉君主，依靠的是什么呢？不过是大公至正的道理罢了。大公至正的道理，不是删灭别人的言论来掩盖自己的过错，也不是取得小小的名节来偏私地维护君主；这两种做法都是不可取的。还有更不可取的：如果认为进谏争辩的事情应当掩盖，就是把进谏争辩看作不值得称美的事，那么后世谁还会进谏争辩呢？何况前代君主有采纳谏言的美德，后世却看不见，那么不仅会丧失当时的公道，还会使后世的君主认为前代根本没有进谏争辩的事情，这就会助长他们的懈怠和猜忌。太宗晚年，群臣已经知道他的这种心意，因而不再进言，渐渐也就不知道天下的得失了。到了辽东战败时，太宗才开始后悔魏郑公不在身边；世人却从来不知道，他悔恨的萌芽正是由此产生的。伊尹、周公是什么样的人呢？伊尹、周公切直地劝谏他们的君主，言辞极其深切，事情也极其紧迫。这些内容保存在书中，从来没有被掩盖。直到今天，人们还称太甲、成王为贤君，称伊尹、周公为良相，就是因为从他们留下的文字中可以看出来。假如当时删掉并抛弃这些文字，只保留一点小小的谦让，那么后世凭什么依据来进谏，又凭什么知道他们贤明而良善呢？桀、纣、幽、厉、始皇灭亡时，他们臣下的谏辞没有流传下来。这不是史书遗漏了，而是天下人不敢进言造成的。这样看来，进谏争辩没有流传，正是这几位君主使自己的恶行更加暴露在后世面前罢了。有人说：《春秋》的原则是，尊重亲近的人、赞美贤者时要为他们避讳。这与上面的说法相违背。其实《春秋》所避讳的是恶事。采纳谏言难道是恶事吗？那么，焚烧谏稿难道不是错误吗？回答说：焚烧谏稿的是谁呢？不是伊尹、周公这样的人，而是近世那些只求一点小小名节的人。那件事也未必正确，为什么呢？把焚烧谏稿说成是为君主掩盖过错，并让后世流传下去，那么后世就看不见谏稿本身的是非，只会认定过错总在君主，美名总在自己身上，这难道能叫爱护君主吗？孔光删去他谏稿中所说的内容，到底是为了正道还是邪道，还无法知道；但焚烧谏稿而使后世迷惑，怎么知道不是为谋求自身利益的奸计呢？有人说：当面向君主进言，随后用委婉曲折的话说出来，和这里的情形不同。回答说：这不是圣人曾经说过的话。即使万一有这样的道理，也只是说君臣之间议论时，不愿让当时的人泄露这些话罢了，难道是要堵塞它向万世传告吗？唉！以诚信要求自己来侍奉君主，又不欺骗万世后人的人，就是郑公。由此更加知道他的贤能了。难道不是这样吗！难道不是这样吗！卷十 苏明允《族谱引》苏氏族谱，是记录苏氏宗族的谱牒。苏氏出自高阳，后来遍布天下。唐神龙初年，长史苏味道任眉州刺史，死在任所；有一个儿子留在眉州，眉州有苏氏便从此开始。族谱没有再记载更远的支系，是因为服亲已经尽了。服亲尽了，为什么就不再记载呢？因为族谱是为服亲关系而作的。凡是儿子能够记载，孙子却不能记载，为什么呢？因为要显示世代的差别。从我的父亲直到我的高祖，无论做官还是不做官，娶了哪一家的女子，享年多少，哪一天去世，都一一记载；其他人不这样记载，为什么呢？因为要详细说明我的出处。从我的父亲直到我的高祖，都称‘讳某’，而其他人就直接称名，为什么呢？因为要尊重我的直系先祖。族谱本来是为苏氏而作，却唯独把我的直系先祖记得详细并且加以尊重，为什么呢？因为族谱是我编写的。唉！看见我的族谱的人，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的心，就可以油然而生了。亲情表现在亲属关系中，亲属关系表现在丧服制度中，丧服从衰服开始，直到缌麻，最后到了没有丧服。没有丧服，就说明亲属关系尽了；亲属关系尽了，感情也就尽了。感情尽了，遇到喜事不去庆贺，遇到忧患不去吊问，那就成为路人了。我们彼此相看如同路人的人，最初本来是兄弟。兄弟最初，本来同出于一个人的身体。可悲啊！同一个人的身体，分离到最后竟成为路人，这就是我编族谱的原因。它的意思是说：亲属关系发展到成为路人，是形势造成的；这种形势，我没有办法改变，只希望还没有发展到成为路人时，能够使彼此不至于忽视和忘却，也就可以了。唉！看见我的族谱的人，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的心，就可以油然而生了。最后用诗说：我父亲的儿子，如今是我的兄长。我身体有病，兄长呻吟而不得安宁。几代以后，不知道会成为谁。即使他死了又活过来，也不会因此悲伤或欣喜。兄弟之间的亲情，就像脚和手一样，它能够维持多久呢？彼此不能相容，他究竟怀着什么心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