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二

译卷十二 贾山《至言》臣听说，做臣子的，应当竭尽忠诚和愚见，以正直的话劝谏君主，不躲避因触犯君主而死亡的惩罚；臣贾山就是这样的人。臣不敢用久远的往事来劝谕，只愿借秦朝的事情作为说明，希望陛下稍加注意。那些出身平民、身系粗布衣带的士人，在内修养自身，在外成就名声，使名声流传后世不绝。到了秦朝却不是这样。秦王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赋税徭役沉重繁多，百姓疲惫不堪，穿着赭衣的囚徒充满道路，群盗遍布山野。于是天下人都睁大眼睛注视，侧耳倾听；一个人高声呼喊，天下便群起响应，陈胜就是这样的人。秦朝不只是这样。秦国从咸阳向西直到雍地，设置离宫三百座，钟鼓帷帐等物，不移动就能齐备。又修建阿房宫，宫殿高数十仞，东西长五里，南北宽千步；车队骑兵罗列，四马奔驰，旌旗不被风吹弯。宫室的华丽达到这种程度，使它的后代竟然连聚集建造简陋房舍来栖身都做不到。又在天下修筑驰道，向东到达燕、齐的尽头，向南到达吴、楚的极远处，江湖之上、临海的景观都能到达；道路宽五十步，每隔三丈种树，在道路外侧厚厚筑墙，用金椎夯实，种植青松。驰道的华丽达到这种程度，使它的后代竟然连在偏僻小路上落脚都做不到。秦始皇死后葬在骊山，役使官吏徒众几十万人，耗费十年时间，墓穴向下挖到三泉，合取各种金石，熔化铜来封固内部，用丹漆涂饰外部，覆盖珠玉，装饰翡翠；墓中建成宫观游览之所，上面造成山林。” 墓葬的奢侈达到这种程度，使它的后代竟然连用蓬草和土块遮蔽坟墓、在那里安葬都做不到。秦国凭借熊罴般的力量、虎狼般的心肠，像蚕吃桑叶一样侵吞诸侯，兼并天下，却不厚行礼义，所以上天的灾祸已经降临。臣冒死把这些情况报告给陛下，希望陛下稍加留意，详细选择其中的意见。臣听说忠臣侍奉君主：言语过于切直，就会不被采用而自身陷入危险；言语不切直，又不能阐明治国之道。因此切直的言论，是明主急于想听到的，也是忠臣冒死竭尽智慧的原因。贫瘠的土地，即使有好的种子，也不能生长；江边河岸，即使播下劣种，也没有不茂盛高大的。从前夏、商末世，即使有关龙逄、箕子、比干这样的贤臣，仍然身死而治国之道不被采用。周文王时，豪杰俊士都能竭尽智慧，割草打柴的人也都能尽力。这就是周朝兴盛的原因。所以土地肥美，就善于养育禾苗；君主仁慈，就善于培养士人。雷霆所击，没有不摧毁的；万钧之重所压，没有不粉碎的。如今君主的威势不只是雷霆，权势的沉重也不只是万钧。君主开辟道路求取劝谏，和颜悦色地接受，采用他们的意见并使他们显达，士人尚且恐惧而不敢竭尽心力；何况君主放纵欲望、任意施行暴虐，又厌恶听到自己的过错呢？用威势震慑他们，用权力压迫他们，那么即使有尧、舜的智慧、孟贲的勇力，难道有不被摧折的吗？这样，君主就无法听到自己的过失了。听不到过失，国家就危险了！古代圣王的制度是：史官在前面记录过失，乐官吟诵箴言劝谏，盲人乐师吟诵诗歌劝谏，公卿接连进谏，士人传达民意、劝谏过失，百姓在道路上议论，商人旅客在市场上议论，然后君主才能听到自己的过失。听到自己的过失就改正，看到合乎义的事就遵从，这就是能够长久拥有天下的原因。天子的尊贵达到极点，四海之内按义理没有不把他当作君主的；然而他却在太学奉养三老，亲自拿着酱料进献，拿着酒爵敬酒，祝嘏者在前，祝鲠者在后，公卿奉上手杖，大夫进献鞋子；选拔贤人来辅佐自己，寻求品行端正的人让他们直言劝谏。因此，凭天子的尊贵而尊敬奉养三老，是为了表示孝道；设置辅弼之臣，是害怕自己骄纵；安排直谏之士，是害怕不能听到自己的过失；向割草打柴的人求教，是因为求取善言永不满足；商人、百姓诽谤自己，就改正错误，是因为对善言没有不听从的。从前秦政凭武力兼并万国，富有天下，攻破六国并把它们改置为郡县，修筑长城作为关塞。秦地的险固、大小的形势、轻重的权势，和一个家族的财富、一个人的强力相比，怎么能计算得过来呢？然而秦军却在陈涉那里被击败，土地被刘氏夺取，为什么呢？秦王贪婪凶暴，残害天下，使万民陷于困苦，以满足自己的欲望。从前周朝大约有一千八百个国家，用九州的百姓供养一千八百国的君主；每年役使百姓，不过三天。按十分之一征收赋税，君主有余财，百姓有余力，于是颂扬之声兴起。秦始皇却用一千八百国的百姓来供养自己，百姓疲惫不堪，不能承受劳役，财物耗尽，不能满足他的索求。他一人所需的供养，不过是驰骋、射猎的享乐，天下却无法供应。疲劳困苦的人得不到休息，饥寒交迫的人得不到衣食，无罪而被处死的人无处申诉；人与秦结怨，家家同秦结仇，所以天下崩溃。秦始皇本人还在世时，天下已经崩溃了，他却自己不知道。秦始皇向东巡视，到了会稽、琅邪，刻石记载自己的功劳，自以为功业超过尧、舜的传统；又搬运石头、铸造钟虡，筛土修筑阿房宫，自以为可以世世代代拥有天下。古代圣王制定谥法，通常只能传三四十世；即使尧、舜、禹、汤、文、武，世代累积广大德行，为子孙建立基业，也没有超过二三十世的。秦始皇说，死后采用谥法，父子名号有时会重复；从一开始编号直到万世，就可以使世世代代不重复。因此死后称为始皇帝，下一代称二世皇帝，是想从一世排到万世。然而秦始皇计算自己的功德，估量后代子孙，以为可以无穷无尽地传下去，自己死后才几个月，天下便从四面攻打秦朝，宗庙已经灭绝了。

译秦始皇身处国家灭亡之中却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天下没有人敢把实情告诉他。天下人不敢告诉他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废弃了养老的义理，没有辅弼之臣，没有进谏之士，放纵恣意地施行诛杀，斥退非议他的人，杀害直言劝谏的人。因此阿谀奉承、苟且迎合、偷安求容的人，把他的德行同尧、舜相比，说他更贤；考察他的功业，又说他胜过汤、武。天下已经崩溃，却没有人告诉他。《诗经》说：‘不是不能进言，而是为什么这样害怕忌讳？听到正言就回答，听到谗言就斥退。’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又说：‘人才济济，文王因此安宁。’天下从来不曾没有士人，然而为什么只有文王说自己因此安宁呢？文王喜好仁德，所以仁德兴盛；得到士人并敬重他们，所以士人得到任用；任用他们合乎礼义。因此如果不能充分表达对他们的爱护和敬重，他们就不能竭尽心意；不能竭尽心意，就不能竭尽力量；不能竭尽力量，就不能成就功业。所以古代贤明君主对待臣子，尊崇他们的爵位俸禄并亲近他们；臣子生病，就多次亲自探视；臣子死了，就亲往吊唁哭泣，亲临小殓、大殓，入棺封闭以后，又为他穿戴锡衰、麻衣和麻绖，并三次亲临丧礼。尸体还没有入殓，不饮酒、不吃肉；还没有下葬，不奏乐。” 如果臣子正逢宗庙祭祀时去世，君主还要为他停止奏乐。所以古代统治人民的君主，对待臣子可以说是把礼数尽到了。君主穿着合乎礼制的服装，端正容貌，庄重脸色，然后才接见臣子。因此臣下没有谁敢不竭尽力量、舍生忘死来报答君主，使功德树立于后世，使美好的声誉永不被遗忘。如今陛下思念祖先，谋求追述他们的功业，筹划昭明光大伟大事业和美好德行的办法，选拔天下贤良方正之士。天下人都欣喜不已，说：‘尧、舜的治道和三王的功业将要兴盛了。’天下士人没有不精诚纯洁地承受美好德行的。如今方正之士都已经在朝廷了，陛下又选出其中贤能的人，让他们担任常侍等官员，陪同自己奔驰射猎，一天出猎两三次。臣担心朝廷会因此松弛，百官会荒废职事；诸侯听说后，也一定会怠慢政务。陛下即位后，亲自勉励自己厚待天下，减少膳食，不听音乐，减少宫外徭役和卫卒，停止每年的贡赋，减少厩马而把马匹拨给各县驿传，撤去各处苑囿而把土地交给农夫，拿出十万多匹帛赈济贫民。尊礼高龄老人，九十岁的人免除一个儿子的徭役，八十岁的人免除两个成年男子的徭役。赐给天下男子爵位，大臣都升到公卿。打开御府拿出金钱赏赐大臣和宗族，没有不受到恩泽的人。赦免罪犯，怜悯他们没有头发，赐给他们头巾；怜悯那些穿赭衣、背上写着罪名的人，使父子兄弟能够相见，又赐给他们衣服。平反案件，放宽刑罚，天下没有不欢喜的。因此元年降下滋润的雨，五谷丰收。这是上天在帮助陛下。刑罚比过去轻，犯法的人却少了；衣食比前年丰足，盗贼却少了。这是天下顺从陛下的表现。臣听说山东的官吏发布诏令，百姓即使年老、瘦弱、残废或有病，也扶杖前往听诏；他们希望暂且多活片刻，不要马上死去，想亲眼看见德化成功。如今功业正要成就，声名正要显扬，四方都在向往归附。现在却跟随豪俊之臣、方正之士，每天只同他们打猎射箭，击兔捕狐，以至于损害大业，断绝天下人的希望。臣私下为此痛惜。” 《诗经》说：‘没有事情不是有个开头，但很少能够有好的结局。’臣的愿望极其强烈，希望陛下稍微减少射猎，在夏季二月，确定明堂的制度，建造太学，修明先王之道。等教化流行、风俗形成，万世的根基确定之后，那时才任凭陛下享受乐趣。古代大臣不轻佻，所以君子不常常显露整齐严肃的神色和恭敬庄重的容貌。大臣不应参与宴饮游乐，方正清白之士不应跟随射猎，应使他们都专心于自己的职责，以提高自己的节操；这样群臣就没有谁敢不端正自身、修养德行，尽心竭力来符合大礼。这样，陛下的治道就会受到尊敬，功业施行于四海，流传给万世子孙。如果确实不这样做，德行就会一天天败坏，荣耀就会一天天消失。土地在民家中得到修治，却在天子的朝廷上遭到毁坏，臣私下为此哀怜。陛下同群臣宴饮游乐，大臣和方正之士在朝廷议论政事；游乐不失快乐，朝廷不失礼制，议论不失谋略，这是处理政事的大原则。” 贾生《陈政事疏》臣私下考虑当前的事势，值得痛哭的有一件，值得流泪的有两件，值得长久叹息的有六件；至于其他违背义理、损害治道的事，难以全部写在奏疏中。进言的人都说天下已经安定、已经治理好了，只有臣认为还没有。说天下安定太平的人，不是愚蠢，就是阿谀奉承；都不是确实懂得治乱根本道理的人。把火种放在柴薪堆下面，自己睡在柴薪上，火还没有燃烧，便说它安全；如今的形势同这有什么不同？根本和枝末颠倒，首尾横向崩解，国家制度混乱，几乎没有什么纲纪，怎么能说已经治理好了？陛下为什么不暂且命令臣，让臣在您面前详细列举这些情况，进而陈述使天下安定的策略，试着详加选择呢？” 射猎的娱乐和国家安危的关键，哪一个更紧要？如果为了治理国家，必须劳费思虑、辛苦身体、缺少钟鼓之乐，那么不射猎也可以。即使娱乐同现在一样，却能使诸侯遵守法度，兵革不动，百姓保全性命，匈奴宾服，四方归附，百姓质朴，诉讼减少平息，治国的大纲已经确立，那么天下就会顺利得到治理，海内的气象清平和顺、无不治理；陛下活着是明帝，死后是明神，美好的声誉流传无穷。《礼记》说，有功者称祖，有德者称宗；使顾成之庙称为太宗，在祖庙中配享太祖，使汉朝的基业无穷无尽。建立长久安定的形势，成就长期治平的事业，以继承祖庙，奉养六亲，这是最大的孝；使天下得到安乐，养育万民，这是最大的仁；确立常法，陈明纲纪，使轻重各得其宜，后来可以作为万世的法则，即使有愚昧年幼、不肖的继承人，也还能承受这份基业而安定，这是最大的明智。凭陛下的明达，如果让稍微懂得治国根本道理的人来辅佐陛下，做到这些并不困难。具体办法可以预先陈述在陛下面前，希望陛下幸勿忽视。臣谨慎考察天地，验证往古，依据当今事务，日夜思考这些问题直到成熟；即使禹、舜再生，为陛下谋划，也没有什么可以改变这番意见的。” 建立诸侯国，本来就形成了彼此猜疑的形势；在下的诸侯屡次遭受祸患，在上的天子也屡次承受忧虑，这绝不是使上位者安定、使下位者保全的办法。如今已有亲弟弟谋划做东帝，亲哥哥的儿子向西进攻；现在吴国又被告发了。天子正当年富力强，行为合乎义理，没有过错，德泽又有所增加，尚且还这样，何况那些诸侯的权力将近天子的十分之一呢？然而天下暂时稍安，为什么呢？大国的诸侯王年幼未壮，汉朝设置的太傅、丞相等正掌握政事。几年以后，诸侯王大多都已成年，血气正盛，汉朝的傅相称病而被赐令退职，他们就会从丞、尉以上的官员中遍置自己的亲信。这样一来，难道会同淮南王、济北王的事情有什么不同吗？到那时再想求得国家安定，即使尧、舜也无法治理。”

译黄帝说：‘太阳到了正午就应当除草，手里拿着刀就应当割取。’如今使这种形势顺利而获得完全安定，十分容易；却不肯及早办理，等到后来使骨肉亲属彼此残害、互相对抗，难道同秦朝末世有什么不同吗？凭天子之位，乘当前的时势，依靠上天的帮助，尚且还害怕把危险当作安定、把混乱当作治理；假如陛下处在齐桓公那样的地位，难道不会联合诸侯、匡正天下吗？臣又知道有一件事陛下必定做不到。假如天下还像从前那样，淮阴侯仍然称王于楚，黥布称王于淮南，彭越称王于梁，韩信称王于韩，张敖称王于赵，贯高任相，卢绾称王于燕，陈稀在代地；假如这六七个人都还平安无事，在那个时候陛下登上天子之位，能够自保吗？臣由此知道陛下做不到。天下混乱，高皇帝和这些人一起起兵，并不是凭借嫡长子的地位预先坐稳帝位的。那些得到诸公宠幸的人，最多不过做中涓，其次仅仅能做舍人，才能相差很远。高皇帝凭明圣威武登上天子之位，割取肥沃土地封给诸公，封地多的有一百多座城，少的也有三四十县，恩德已经非常深厚；然而此后十年之内，反叛者竟九次兴起。陛下同这些诸公，并不是亲自较量才能而使他们臣服，也不是亲自把他们封为王；就连高皇帝也不能凭此安定一年，所以臣知道陛下也做不到。” 不过还可以推说是因为他们关系疏远，臣请再谈谈关系亲近的情形。假如悼惠王称王于齐，元王称王于楚，中子称王于赵，幽王称王于淮阳，共王称王于梁，灵王称王于燕，厉王称王于淮南，这六七位贵族都平安无事；在那个时候陛下即位，能够治理好天下吗？臣又知道陛下做不到。像这些诸侯王，名义上虽是臣子，实际上都有平民兄弟之间的心态，考虑没有一个不是想自行称帝、以天子自居的。他们擅自封爵给人，赦免死罪，严重的甚至乘坐黄屋车，汉朝的法令无法施行。即使像厉王那样做不合规矩的事，命令他也不肯听从；召他来，怎么能召得来？幸而他来了，又怎么能依法加罪？只要触动一个亲戚，天下人就会环视而起；陛下的臣子即使有冯敬那样强悍，刚一开口，匕首就已经刺进他的胸膛了。陛下即使贤明，又有谁能替您掌管这种局面？所以关系疏远的诸侯必定带来危险，关系亲近的诸侯必定带来祸乱，这已经有事实证明了。异姓诸侯凭借强大势力发动叛乱，汉朝侥幸战胜了他们，却没有改变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同姓诸侯沿袭这条道路发动叛乱，已经有先例；这种形势即使暂时平息，仍然会再次出现。祸患的变化不知会转移到哪里，明君尚且不能使它安定，后世又将怎么办呢？屠牛坦一天解剖十二头牛，而刀刃不变钝，是因为他所排击、剥割的地方，都是骨肉自然分解之处。” 至于髋骨、大腿骨连接的地方，就不能不用斧斤。仁义恩厚，是君主的锋利刀刃；权势法制，是君主的斧斤。如今诸侯王都是众多的髋骨大腿，放弃斧斤的作用，却想用锋利的刀刃去处理它们，臣认为这样做不是刀刃崩缺，就是刀刃折断。为什么不用这种办法对待淮南、济北呢？因为当时的形势不允许。” 臣私下考察以前的事情，大体上是势力强大的先反叛。淮阴王在楚国势力最强，所以最先反叛；韩信依仗胡地的势力，于是又反叛；贯高依靠赵国的资力，于是又反叛；陈稀的军队精锐，于是又反叛；彭越凭借梁地，于是又反叛；黥布凭借淮南，于是又反叛；卢绾势力最弱，最后才反叛。长沙国只有二万五千户，功劳少却最完整，势力疏弱却最忠诚，这不只是人的性情不同，也是形势造成的。从前如果让樊哙、郦商、周勃、灌婴占据几十座城而称王，如今即使他们因残破而灭亡也可以；如果让韩信、彭越这一类人列为彻侯而居住，即使到今天他们还活着也可以。这样，天下的大计就可以知道了。想让各诸侯王都忠诚归附，没有比让他们像长沙王更好的办法；想让臣子不遭受菹醢之刑，没有比让他们像樊哙、郦商等人更好的办法；想使天下安定，没有比大量分封诸侯、削弱他们的力量更好的办法。势力小了，就容易用义理使他们服从；国家小了，就没有邪心。使天下的形势像身体支配手臂、手臂支配手指一样，没有不受控制、听从命令的；诸侯的君主不敢产生异心，纷纷向天子聚集并进献，归命于天子；即使是普通百姓，也将知道这样就能安定，因此天下都知道陛下的英明。割地确定制度，使齐、赵、楚各自分为若干国，让悼惠王、幽王、元王的子孙全都依次接受祖先的分地，土地分尽便停止；燕、梁以及其他国家也都照此办理。”}], 那些封地分得很多而子孙较少的，就建立为诸侯国，暂时空置，等到他们的子孙出生，再全部任命他们为国君。诸侯的封地中，有些被削减得很厉害而归入汉地的，就迁徙这些诸侯的封国，或把他们的子孙封到别处，用来补偿他们。哪怕一寸土地、一个百姓，天子也没有从中取利，只是真诚地用来安定政治罢了，所以天下都知道陛下廉洁。土地的制度一旦确定，宗室子孙没有不担心不能封王的；臣下没有背叛之心，君上没有诛伐之意，所以天下都知道陛下仁厚。法令确立而没有人触犯，命令推行而没有人违抗，贯高、利残那样的阴谋不再产生，柴奇、开章那样的计策不再萌发，百姓趋向善良，大臣尽心顺从，所以天下都知道陛下义正。让年幼的太子安卧在天下之上而天下安定，扶植遗腹子继位，在太子尚未亲政时朝廷仍能安定而天下不乱；当时政治大治，后世传诵圣德。只要一举行动，五种功业就会随之完成，陛下还畏惧什么，为什么长久不这样做呢？天下的形势正像患了严重的肿病：一条腿肿得几乎像腰那么粗，一根手指肿得几乎像大腿那么粗，平时连屈伸都困难，偶尔一两根手指抽搐一下，全身就感到无所适从。现在若不及时医治，必将成为痼疾，以后即使有扁鹊，也无法医治了。这种病不只是肿胀，还苦于足部挛缩扭曲。元王是皇帝的堂弟；如今的诸侯王，却是堂弟的儿子。惠王是皇帝亲兄长的儿子；如今的诸侯王，却是兄长之子的儿子。亲近的人有的没有分得土地来安定天下，疏远的人有的却掌握大权来逼迫天子，所以我说这不只是肿病，还苦于足部挛缩扭曲。最值得痛哭的，就是这种病啊。

译天下的形势正处于倒悬状态。天子是天下的头，为什么？因为在上面。蛮夷是天下的脚，为什么？因为在下面。如今匈奴反而悔恨没有更多地侵掠，竟到了极其不敬的地步，成为天下的祸患，到了没有止境的地步，而汉朝每年送给他们金、絮和有文采的丝织品来奉承他们。蛮夷向汉朝征取财物，这是君主所掌握的权力；天子向蛮夷进贡，却成了臣下应尽的礼节。脚反而处在上面，头却倒过来处在下面，倒悬到了这种地步，竟没有人能解救，难道还算是国家有人吗？这不只是倒悬，还像偏瘫，并且患了半身不遂。偏瘫是身体一面有病，半身不遂是一边疼痛。如今西边、北边的郡，虽有高爵之人，也不容易得到免除徭役的待遇；五尺以上的男子，也不容易得到休息；侦察兵望着烽火台不能睡觉，将吏穿着铠甲头盔而睡，所以我说一方已经患病了。医生能够医治它，但君上却不让医治；值得为此流泪的，就是这种情形。陛下怎么忍心把帝皇的名号，置于戎人的诸侯之下，使形势既卑下受辱，祸患又无休止？这样长久下去，哪里还有尽头！进献计策的人大都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实在无法挽救，国家的危急已经非常严重了。我私下估量，匈奴的人口不过相当于汉朝一个大县。凭天下这样广大，却被一个县的人口困扰，实在应该使掌管国事的人感到羞耻。陛下为什么不试着任命我为属国官，让我来制服匈奴呢？如果实行我的计策，请一定能把单于的脖子系住，控制他的性命；让中行说伏在地上，鞭打他的脊背，使匈奴全体只听从皇上的命令。如今不去猎杀凶猛的敌人，却去猎捕田野里的猪；不去搏击反叛的寇盗，却去捕捉畜养的兔子；沉溺于细小的娱乐，而不谋划大的祸患，这不是安定天下的办法。恩德可以施加到远方，威势也可以施加到远方，却只施加在几百里之外。威令不能取信于人，值得为此流泪的，就是这种情形。如今百姓卖掉奴婢时，还要给他们穿上绣衣、丝鞋，鞋边用偏诸装饰，内衣用绮罗，这本是古代天子王后的服饰，是只能用于宗庙祭祀而不能用于宴饮的服制，如今平民却拿来给婢妾穿。白色的觳绉作外衣，轻薄的纨绢作里衣，再用偏诸镶边，美丽的还绣上黼纹；这本是古代天子的服饰，如今富人、大商人在盛大宴会招待宾客时，却拿来覆盖墙壁。古代这些服饰是供一帝一后使用并加以节制的，如今平民的屋壁却可以使用帝王服饰，倡优和下贱之人也可以使用王后的装饰；这样下去，天下却不屈服，恐怕从来没有这种道理。况且皇帝本人穿着黑色粗绢衣，富民的墙屋却披着文绣；天子的王后用服饰镶领，平民的宠妾却用服饰镶鞋：这就是我所说的颠倒。百人生产的东西还不能供一人穿用，却想使天下没有寒冷，怎么可能做到？一人耕种，十人聚集来吃他的粮食，却想使天下没有饥饿，不可能做到。饥寒切近百姓的肌肤，却想让他们不去作奸邪之事，也不可能做到。国家已经困顿了，盗贼只是在等待时机；然而献计的人却说“不要有所变动”就是最重要的。风俗已经极其不敬，尊卑等级极其混乱，甚至到了冒犯君上的地步，进献计策的人仍说“不要去做”；值得长久叹息的，就是这种情形。商君抛弃礼义，舍弃仁恩，把全部心思放在进取上；这种做法实行了两年，秦国的风俗一天比一天败坏。因此秦人家里富裕、儿子长大了，就要分家；家里贫困、儿子长大了，就让儿子入赘。借用父亲的农具耕地，还担心父亲露出施恩的神色；母亲拿来簸箕扫帚，儿子却站着斥骂她。抱着喂养自己的孩子，却同父亲一样傲慢；婆媳不和，就反唇相讥、互相责难。他们溺爱孩子而崇尚利益，和禽兽没有多少区别了。然而他们同心追逐时势，仍然能够一天一天削弱六国，兼并天下。功业已经成功，欲求已经满足，却始终不知道回到廉耻的节操和仁义的厚道。信奉兼并的法术，推进攻取的事业，结果使天下大乱：众多的欺凌寡少的，聪明的欺骗愚笨的，勇敢的威压怯弱的，强壮的凌辱衰弱的，混乱达到了极点。因此大贤之人兴起，威势震动海内，德行使天下归附。从前造成秦国这种风气的，如今已经转而成为汉朝的风气；可是秦朝遗留下来的风俗，仍然没有完全改变。如今世人竞相追求奢侈靡费，而上面又没有制度，抛弃礼义，舍弃廉耻，一天比一天严重，真可以说每月都有变化、每年都不相同了。追逐利益已经不只是耳闻而已，根本不顾虑行为，如今更严重的甚至杀害父兄。盗贼撕破寝室门上的帘子，夺取宗庙的器物，在大都市的白天公然抢劫官吏，夺走他们的钱财。弄虚作假的人一次运出几十万石粮食，征收六百多万钱，乘驿车巡行郡国；这是行为义理丧失到了极点的表现。可是大臣们只把没有按时处理文书，当作期限和会期之间的大事。至于风俗流失、世道败坏，却安然处之而不知道奇怪，听见看见这些事也毫不在意，认为只是偶然如此罢了。移风易俗，使天下改变心意而归向正道，这类事情本来不是庸俗官吏所能做到的。庸俗官吏所致力的，只是刀笔文书和箱笼簿册，却不知道治国的大体。陛下又不亲自忧虑这件事，我私下替陛下感到惋惜。确立君臣关系，区分上下等级，使父子之间有礼，使六亲之间有纲纪，这不是上天自然造成的，而是人所制定的。凡是人所制定的制度，不能不建立；不培植就会僵死，不修治就会败坏。管子说：“礼、义、廉、耻，叫作四维；四维不能张扬，国家就会灭亡。”假使管子是愚人，那也罢了；如果管子稍微懂得治国的根本，这难道能不令人寒心吗！秦朝使四维毁灭而不能张扬，所以君臣乖乱，六亲遭受祸害和杀戮，奸人一同兴起，万民离心叛离，仅仅十三年，国家就成了废墟。如今四维仍未完备，所以好人几乎没有施展的机会，众人的心也疑惑不安。为什么不如今确定经常遵守的制度，使君主成为君主，臣子成为臣子，上下有差别，父子和六亲各自得到适宜的位置，使奸人没有机会侥幸得势，使群臣百姓都信服，君上不再疑惑呢？这个事业一旦确定，世世代代就能长久安定，之后也就有可以遵循的准则了。若经常遵守的制度不能确定，就好比渡过江河却没有缆绳和船桨，在江中遇到风浪，船一定会倾覆。值得长久叹息的，就是这种情形。夏朝做天子，传了十多代，殷朝承受了它的天下；殷朝做天子，传了二十多代，周朝承受了它的天下；周朝做天子，传了三十多代，秦朝承受了它的天下；秦朝做天子，只传了两代就灭亡了。人的本性相互之间相差并不太远，为什么夏、商、周三代的君主有道而能长久，秦朝却无道而迅速暴亡呢？其中的原因是可以知道的。古代的君王，太子一出生，就一定依照礼仪举行仪式，让士人背着他；有关官员整齐严肃、端正戴帽，在南郊迎见他，以表示敬天。经过宫阙就下车，经过宗庙就快步走，这是孝子的道理。所以从还是婴儿时起，教育就已经开始实行了。从前成王幼年还在襁褓中，召公担任太保，周公担任太傅，太公担任太师。保，是保养他的身体；傅，是辅导他的德行仁义；师，是用道理教训他：这就是三公的职责。于是又设置三少，都是上大夫，称为少保、少傅、少师，他们负责陪太子游宴。因此太子刚刚懂事时，三公、三少就一定把孝、仁、礼、义讲明白，引导并教导他逐步学习，驱逐邪恶之人，不让他看见坏的行为。于是从天下选取正直端方、孝顺友爱、见闻广博而有道术的人，来护卫辅佐太子，使他们和太子共同居住、出入。因此太子一出生就能看见正当的事情，听见正当的话，行走在正当的道路上；身边前后左右全都是正直的人。

译一个人经常同正直的人相处，就不能不正直，就像生长在齐国不能不说齐国话一样；经常同不正直的人相处，就不能不变得不正直，就像生长在楚地不能不说楚国话一样。所以要选择自己所爱好的事物，必须先接受有关的学习，才可以尝试它；要选择自己所喜欢的事情，必须先有相应的训练，才可以去做。孔子说：“小时候形成的习惯像天性一样，长期习惯就像自然形成的一样。”等到太子稍稍长大，懂得男女声色，就进入学校学习。所谓“学”，就是学习为官的道理。《学礼》说：天子到东学，尊崇亲亲而重视仁爱，于是亲疏有了次序，恩德能够相互推及；天子到南学，尊重年长者而重视诚信，于是长幼有了差别，百姓不会欺诈；天子到西学，尊崇贤能而重视德行，于是圣明智慧的人处在职位上，功业不会被遗漏；天子到北学，崇尚尊贵而尊重爵位，于是贵贱有了等级，下面的人不会逾越；天子到太学，接受老师询问并学习道理，退下后再温习，并向太傅考查，太傅对他不合规矩的地方加以责罚，对他做得不够的地方加以纠正，于是德行智慧增长，治国之道得以实现。这五种学习在君上那里完成后，百姓黎民就在下面受到教化而和睦。等到太子已经加冠成人，不再受到保傅严格的约束，就设置记录过错的史官、撤去膳食以示劝戒的宰官、进献善言的旌旗、供人批评的木牌和敢于进谏的鼓。盲人史官诵读诗篇，乐工诵读箴言劝谏，大夫进献谋略，士人传达百姓的话。学习随着智慧一同增长，所以切中要害而不感到惭愧；教化同内心一起形成，所以合乎中道就像天性一样。三代的礼制是：春天早晨朝拜太阳，秋天傍晚祭祀月亮，用来表明对天地的敬意；春秋两季进入学校，陪坐国老，亲自拿着酱料进食物给他们，用来表明孝道；行动时配合鸾铃和车铃，行走合乎《采齐》的节拍，快步行进合乎《肆夏》的节拍，用来表明行为有法度；对于禽兽，见到它活着就不吃它，听见它的叫声就不吃它的肉，所以远离厨房，以此增长恩爱之心，也表明仁德。三代之所以能够长久，是因为辅佐护卫太子的制度具备了这些措施。到了秦朝却不是这样。秦国的风俗本来就不崇尚谦让，所推重的是告发揭露；本来就不尊重礼义，所推重的是刑罚。秦朝让赵高辅导胡亥，教他审理刑狱；他所学习的，不是斩首割鼻，就是诛灭三族。因此胡亥今天登上帝位，第二天就射杀人；忠诚的进谏被说成诽谤，高深的谋略被说成妖言；他看待杀人，就像割除野草一样。难道只是胡亥本性邪恶吗？是因为引导他的人所教的不是正道。乡间谚语说：“没有学习做官，就看看已经办成的事情。”又说：“前面的车翻倒了，后面的车就应当引以为戒。”夏、商、周三代之所以长久，它们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是可以看见的；然而不能遵从它们，是因为不效法圣人的智慧。秦朝迅速灭亡的原因，它留下的车辙和足迹清清楚楚；然而仍不避开它，就像后面的车还要再次翻倒。国家的存亡变化、政治的治乱关键，重要之处就在这里。天下的命运，系在太子身上。太子的善恶，关键在于及早进行教导并选择身边的人。心性尚未放纵时就预先教导，教化就容易形成；向他开启道术、智慧和仁义的方向，这就是教育的力量。等到服习积久、习惯形成，也就只取决于身边的人了。胡人和粤人出生时声音相同，爱好欲望也没有不同；等到长大形成各自的风俗，即使经过多次翻译也不能互相沟通，行为习惯甚至到了即使死亡也不肯互相帮助的程度，这都是教育和习惯造成的。所以我说，选择太子身边的人并及早教导，是最急迫的事情。教育得当而身边的人正直，太子就会正直；太子正直，天下就安定。《尚书》说：“一人有福，万民都依赖他。”这正是当前最重要的事务。凡人的智慧，只能看见已经发生的事情，不能看见将要发生的事情。礼是在事情将要发生以前禁止它，法是在事情已经发生以后禁止它。因此法律所起的作用容易看见，而礼所起的作用却极难察知。至于用庆赏来勉励善行、用刑罚来惩罚恶行，先王掌握这种政权，坚固得像金石；推行这种命令，诚信得像四时运行；凭借这种公正，像天地一样没有私心，难道会顾虑不用它们吗？然而之所以反复说礼，是因为礼贵在恶念尚未萌发时就加以断绝，在细微之处开始教化，使百姓每天迁向善良、远离罪恶，却自己还不知道。孔子说：“审理诉讼，我和别人差不多；一定要做的，是使人不再发生诉讼。”替君主谋划，没有比先审慎决定取舍更重要的了。取舍在内心完全确定，安危的萌芽就会在外部显现。安全并不是一天就安全，危险也不是一天就危险，都是由日积月累、逐渐形成的，不能不察看。君主平时积累的，正在于他的取舍。用礼义治理，就积累礼义；用刑罚治理，就积累刑罚。刑罚积累，百姓就怨恨背离；礼义积累，百姓就和睦亲近。因此历代君主都希望百姓同样向善，但使百姓向善的方法却有不同：有的用德教引导他们，有的用法令驱使他们。用德教引导，德教普遍施行，百姓的精神就快乐。用法令驱使，法令达到极点，民风就悲哀。悲哀和快乐的感受，正是祸患和福分的回应。秦王想尊崇宗庙、安定子孙，与汤王、武王相同；然而汤王、武王使德行广大，六七百年都没有失去天下，秦王治理天下，十多年就大败。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汤王、武王决定取舍审慎，而秦王决定取舍不审慎。天下是一个重大的器物。如今人们放置器物，放在安全的地方就安全，放在危险的地方就危险。天下的情形同器物没有不同，取决于天子把它放置在什么地方。汤王、武王把天下放在仁义礼乐上，所以德泽广泛流布，禽兽草木都得到丰足，德泽遍及蛮貊四夷，连续惠及子孙数十代，这是天下共同听说的。秦王把天下放在法令刑罚上，德泽一点也没有，怨恨毒害充满世间，下面的人像仇敌一样憎恶他，祸患几乎危及自身，子孙也遭到诛灭，这是天下共同看见的。这难道不是明显的效果和重大的验证吗？有人说：“听取言论的方法，一定要用实际事情来验证，那么进言的人就不敢胡乱说话。”如今有人说礼义不如法令，教化不如刑罚，君主为什么不拿殷、周、秦的事实来验证呢？

译君主的尊贵好比高堂，群臣好比台阶，百姓好比地面。因此台阶有九级，堂的边缘高而远离地面，堂就高；台阶没有级数，堂的边缘接近地面，堂就低。高的难以攀登，低的容易被侵犯，这是事理和形势所决定的。所以古代圣王制定等级次序，朝廷内部有公、卿、大夫、士，朝廷外部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才有官长和小吏，延伸到庶人，等级分明，天子又凌驾于其上，因此他的尊贵无法企及。乡里谚语说：“想打老鼠，却顾忌打坏器物。”这句话很能说明道理。老鼠靠近器物，尚且害怕投石，担心损坏器物，何况贵臣靠近君主呢？用廉耻、节操和礼仪来治理君子，所以即使赐他死，也不加以戮辱。因此黥刑、劓刑不施加于大夫，因为他们离君主不远。按照礼制，不敢与君主的驾车之马计较先后；踢到君主马的草料就会受罚；看见君主的几案和手杖就要起身，遇到君主乘坐的车就要下车，君主从正门进入时就要快步趋行。君主宠爱的臣子即使有过错，若属应当处死的罪，也不把刑戮加在他身上，这是尊重君主的缘故。这是为了预先使君主远离不敬，也是为了体恤礼遇大臣而激励他们保持节操。如今从王侯、三公这样的尊贵人物起，都是天子改变容色、以礼相待的人，是古代天子所称的伯父、伯舅，却让他们同百姓一起适用黥、劓、髡、刖、笞、骂、弃市等刑法，那么高堂难道不是没有台阶了吗？受戮辱的人难道不是被逼迫得太过分了吗？廉耻不能实行，大臣难道不会掌握重权，身居高官却具有徒隶一样毫无羞耻之心吗？望夷宫那件事，秦二世认为应当用重法处置，正是想打老鼠而不顾忌器物这种习气造成的。我听说过这样的话：鞋子即使鲜艳，也不能放在枕头上；帽子即使破旧，也不能拿来垫鞋。那些曾经处于尊贵受宠地位的人，天子曾经为之改变容色并以礼相待，官吏百姓也曾经俯伏来敬畏他们；如今他们有了过错，皇帝下令废黜他们可以，斥退他们可以，赐死他们可以，灭族他们也可以。但是如果把他们捆绑起来、戴上枷锁，押送到司寇那里，编入徒役官署，任由司寇和小吏辱骂、杖打，这恐怕不是应该让众人看见的做法。卑贱的人习惯于知道尊贵的人一旦失势，原来我也可以这样对待他；这不是用来教导天下的办法，也不是尊重尊贵、敬重贵人的教化。天子曾经敬重的人、百姓曾经宠信的人，即使犯死罪也只是死罪罢了，怎么能让卑贱之人这样突然侮辱他呢？豫让先侍奉中行氏的君主，智伯攻打并灭亡中行氏后，他又改去侍奉智伯。等到赵氏灭掉智伯，豫让在脸上涂抹漆，吞炭使声音变哑，发誓一定要向襄子报仇。他先后五次行动，都没有成功。有人讥笑豫让，豫让说：“中行氏把我当普通人来豢养，所以我就以普通人的方式侍奉他；智伯把我当国士来对待，所以我就以国士的方式报答他。”同一个豫让，反过来侍奉君主的仇敌时，行为像猪狗一样；后来却能守持节操、尽力效忠，行为足以在列士中传扬：这是君主怎样对待他造成的。因此君主如果把大臣当作犬马对待，大臣就会把自己当作犬马；如果把大臣当作官府徒隶对待，大臣就会把自己当作徒隶。他们顽钝而没有羞耻，粗暴辱骂而没有节操，廉耻不能建立，也不自我珍重，只求这样苟且也可以；所以见到利益就逃走，见到便利就争夺。君主一旦失败，他们就会趁机推波助澜；君主一旦有祸患，他们只求自己免祸，站在那里旁观；有利于自身的机会，他们就欺骗出卖君主来谋利。君主从这种臣下身上能得到什么好处呢？臣下人数很多，而君主只有一个；托付财物、器用和职事的，全集中在臣下手中。如果大家都没有羞耻，只图苟且安稳，君主就最受危害。因此古代礼制不施行到庶人，刑罚不施加到大夫，是用来激励受宠大臣保持节操的。古代大臣因坐贪不廉而被废黜，不说“不廉”，而说“簠簋不饰”。因污秽淫乱、男女没有分别而获罪，不说“污秽”，而说“帷薄不修”；因懒惰软弱、不能胜任职务而获罪，不说“懒弱”，而说“下官不职”。所以尊贵的大臣即使确实已经犯了罪，也不直接严厉地斥责其罪名，仍然迁就他，为他避讳。因此处在受到重大谴责、重大责问的境地时，听到谴责和责问，就戴着白帽、系着牦牛尾装饰的帽缨，端着盛水的盘子、把剑放在上面，前往请罪的屋舍请求治罪；君上不把他捆绑起来、系住押走。犯中等罪的，听到命令就自行解下衣带自缚，君上不派人勒住他的脖子把他押走。犯大罪的，听到命令就面向北方拜两拜，跪下自杀，君上不派人按住他施刑，而说：“你大夫只是自己有过错罢了！我对待你已经合乎礼数。”因为以礼相待，所以群臣能够自我约束；用廉耻约束他们，所以人们会珍惜节操和品行。君上用廉耻、礼义来对待臣下，而臣下不以节操品行报答君上，那就不是人类了。因此教化形成、风俗确定之后，做人臣的，为了君主可以忘记自身，为了国家可以忘记家庭，为了公事可以忘记私利；有利的不苟且趋附，有害的不苟且逃避，只看义理所在。这是君上的教化所造成的。因此侍奉父兄的臣子真正愿意为宗庙而死，奉守法度的臣子真正愿意为社稷而死，辅佐护卫的臣子真正愿意为君上而死，守卫城池、抵御敌人的臣子真正愿意为城郭和疆界而死。所以说，圣人有一道坚固如金城的防线，这就是用来比喻这种志向。他们将要替我而死，所以我能够同他们一起生存；他们将要替我而亡，所以我能够同他们一起存在；他们将要替我承担危险，所以我能够同他们一起安定。他们顾全行为而忘记利益，守持节操而凭借义理，所以可以把不受约束的权力托付给他们，可以把年幼的孤儿寄托给他们。这是激励廉耻、实行礼义所造成的，君上又丧失了什么呢？如今不这样做，却反而任由那种做法长久实行，所以说值得长久叹息的，就是这种情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尺〕 贾生论积贮疏。管子说：“粮仓充实了，百姓才懂得礼节。”百姓生活不足却能够治理好，自古至今从来没有听说过。古人说：“一个男子不耕种，就有人因此挨饿；一个女子不织布，就有人因此受寒。”生产有一定的时节，而使用没有节度，物资力量必然耗尽。古代治理天下，细密周详到了极点，所以储蓄积累足以依靠。如今舍弃农业根本而趋向工商末业，吃粮的人很多，这是天下最大的残害；奢侈浪费的风俗一天比一天增长，这是天下最大的盗贼。残害和盗贼公然横行，没有人制止；国家的大命将要倾覆，也没有人振救。生产的人很少，耗费的人很多，天下的财产怎么能不枯竭呢？汉朝建立汉家天下已经将近四十年了，公家和私人的积蓄仍然令人悲痛。错过农时而不下雨，百姓将要惊惧回望；年成不好、收成不入，甚至请求出卖爵位和子女，这些事已经听说过了。天下已经这样危急，怎么会有君上还不惊惧呢？世间有丰年和荒年，是上天运行的规律，禹、汤也遭遇过。假如不幸有方圆二三千里的旱灾，国家凭什么互相救济？突然边境发生紧急情况，数十万乃至百万的军队，国家凭什么供给粮饷？战争和旱灾接连而来，天下的财力就会极度困乏。有勇力的人聚集党徒，横行攻击；疲弱的男子和衰老的人互相交换子女来啃食骨肉。政治还没有完全通达，远方有疑虑的人就会一齐举兵争起。到那时才惊慌地谋划，难道还来得及吗？

译积蓄粮食，是天下最重要的命脉。假如粮食多、财富有余，还有什么事情不能成功？用来进攻就能夺取，用来防守就能牢固，用来作战就能取胜。使敌人归顺、使远方归附，有什么人招来而不会到呢？如今如果驱使百姓回归农业，使他们都扎根于本业，让天下人各自依靠劳动养活自己，使从事末业和游食的百姓转而耕种田地，那么积蓄就会充足，人民也会安于自己的处所。这样本来可以使天下富裕安定，却只是因为这件事而忧惧不安。我私下替陛下感到惋惜。贾生请封建子弟疏。陛下如果不确定制度，照如今的形势发展，不过传一代、再传一代，诸侯就会更加肆意妄为而无人控制，势力强盛而日益强大，汉朝的法令就无法实行了。陛下用来作为屏障、皇太子所能依靠的，只有淮阳、代这两个国家。代国在北方与匈奴相邻，能保全自己就已经足够；而淮阳同大诸侯相比，就像脸上的黑痣一样小，正好只能成为大国的诱饵，不能有所禁制防御。如今控制权在陛下手中，控制国家、让儿子去管理它，却恰好使它成为诱饵，难道能说是高明吗？君主的行为不同于平民。平民只修饰小节、争求小廉洁，用来在乡党中安身；君主只应考虑天下安定、社稷稳固。高皇帝把天下分割出来封给功臣，反叛者像刺猬的毛一样纷纷而起，认为这样不可以，于是诛除不义的诸侯，使他们的国家空置。选择吉日，在雒阳上东门外册立诸子，全都封为诸侯，天下于是安定。因此大人物不被小节牵制，才能成就大功。如今淮南有些地方远达数千里，中间越过两个诸侯国，却隶属于汉朝。那里的官吏百姓往来长安服徭役，都要自行准备并补充费用；走到半路衣服破了，钱财以及各种开支加在一起，负担相当于这些花费。他们苦于隶属于汉朝却不能得到封王，已经到了极点，逃跑归附诸侯的人已经不少了。这种形势不能长久。我愚昧的计策是，希望把淮南的土地拿来增益淮阳；为梁王立继承人，再割取淮阳北面的二三座城，以及东郡来增益梁国。若办不到，可以迁徙代王，以睢阳为都城。梁国从新郭以北起，连接到黄河；淮阳包有陈地以南，直到长江，那么大诸侯中有异心的人就会吓破胆，不敢谋反。梁国足以抵御齐、赵，淮阳足以禁制吴、楚，陛下可以高枕无忧，始终没有山东的忧患；这是两代都能受益的办法。如今表面上安然无事，只是恰好遇到诸侯都还年少；几年以后，陛下将会亲眼看见后果。秦朝当年日夜劳心劳力来消除六国的祸患，如今陛下有力量控制天下，只需颐指气使就能如意，却高拱双手坐视六国的祸患形成，实在难说是明智。假如自身没有遭遇祸事，却蓄积混乱、留下祸患，明明看见却不加以确定处理，万年以后把它传给年老的母亲和年幼的孩子，将使他们不得安宁，不能说是仁爱。我听说圣明的君主询问臣下的意见，而不亲自制造议题，所以使臣下能够把愚拙而忠诚的意见全部说出。只希望陛下裁察采纳！贾生谏封淮南四子疏。我私下担心陛下接见、封立淮南王的几个儿子，竟然没有同像我这样的人仔细谋划过。淮南王悖逆无道，天下谁不知道他的罪过？陛下幸而赦免并迁徙他，他因病而死，天下谁会认为淮南王死得不当？如今却奉养并尊崇罪人的儿子，只足以给天下留下非议罢了。这些人年少壮盛，难道能忘记他们的父亲吗？白公胜替父亲报仇，所要报仇的对象是祖父和伯父、叔父。白公发动叛乱，并不是想夺取国家、取代君主，而是发泄愤怒、满足心志，拔剑冲向仇人的胸膛，本来就只想同仇人一起毁灭罢了。淮南虽然地方很小，黥布也曾经利用它；汉朝至今存在，只是侥幸而已。擅自让仇人的儿子拥有足以危害汉朝的资本，从谋略上说是不利的。即使把淮南分割成四国，四个儿子仍然同心。给他们众多的人口，积聚财物给他们，这不是会有子胥、白公在广大的都市中报仇，就是恐怕会有专诸、荆轲在两柱之间突然发动，这正是所谓借助盗贼的兵力，给老虎添上翅膀。希望陛下稍微停下来再考虑！贾生谏放民私铸疏。法律规定，天下可以公开取得铜料，铸造铜锡钱；如果敢于掺杂铅铁，制造其他巧诈之物，罪当黥刑。然而铸钱的实际情形是：若不掺杂铅铁制造伪巧，就不能获得利润；而且掺杂得极其细微，利润却非常丰厚。有些事情会招来祸患，有些法律反而会引发奸恶。如今命令平民人人掌握铸造货币的条件，各自隐藏起来铸造，只想禁止他们利用细微的奸巧取得厚利；即使每天都有应受黥刑的罪犯，铸钱的势头也不会停止。近来百姓因铸钱获罪的，一个县多达数百人；至于被官吏怀疑、遭到杖打而奔走逃避的，更是很多。制定法律来诱使百姓，使他们落入陷阱，哪有比这更严重的积弊？过去禁止铸钱，死罪不断增加；如今公开铸钱，黥刑之罪不断增加。法律制定成这样，君上还能依靠什么呢？而且百姓使用钱币，各郡县也不相同：有的使用轻钱，一百枚要增加若干枚才相当；有的使用重钱，按标准称量却不接受。法定钱币不能统一，官吏如果急于把它们统一起来，就会造成极大的烦苛；如果力量不能胜任，放任不管而不加斥责，市场上就会使用不同的钱币，钱币的制度将大乱。假如没有合适的办法，到哪里才行得通呢？如今农业被抛弃，采铜的人一天比一天增多；他们放下耒耜，冶炼铜料、烧炭，伪造的钱币一天比一天多，五谷却不会因此增多。善良的人受到惊惧，也会去做奸邪之事；百姓甘愿陷入刑戮，刑戮将会更加不祥，为什么还要亲近这种做法而忽视它的祸患呢？国家知道这种祸患后，官吏讨论时一定会说应当禁止。禁止却没有正确的方法，造成的伤害一定很大。假如命令禁止铸钱，钱币就一定会变重；钱币变重，铸钱的利润就更加丰厚，私自铸钱的人会像云一样纷纷出现；即使判处弃市之罪，也不足以禁止他们了。奸诈之事多得无法胜数，法令禁令也屡屡崩溃，都是铜造成的。因此铜流布于天下，由此造成的祸患非常广泛。如今可以除去这种广泛的祸患，还可以招致七种福分。什么叫七种福分？君上收回铜，不让它流布天下，那么百姓就不会私自铸钱，受黥刑的罪犯不会不断增加，这是第一种。伪钱不再增多，百姓彼此不再怀疑，这是第二种。采铜、铸钱的人回到田地耕作，这是第三种。铜全部归于君上，君上掌握铜的积蓄，用来调节钱币的轻重；钱轻就用方法收回，钱重就用方法散出，货物价格一定平稳，这是第四种。用铜来制造兵器，赐给贵臣，数量有所限制，用来区别尊卑贵贱，这是第五种。用铜来调临各种货物，调节盈余和不足，收取珍奇多余的物资，那么官府就富足充实，而从事末业的百姓就会受到限制，这是第六种。控制我们所弃置的财物，拿它同匈奴争夺百姓，那么敌人一定会归附，这是第七种。所以善于治理天下的人，能够因祸而造福，转败为功。如今长久地拒绝这七种福分，却实行那种广泛的祸患，我实在为此感到痛惜。卷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