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译卷三 欧阳永叔《本论》中篇 佛法成为中国的祸患一千多年，世上那些卓然有见识、不受迷惑而且有力量的人，没有谁不想除掉它。曾经除掉过它，但它又重新大规模聚集；攻打它，暂时破坏后反而更加坚固；扑灭它，没有消灭反而更加炽盛，终于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步。这果真是无法除掉吗？大概只是还不知道正确的方法。医生面对疾病，一定要推究病因，再医治患病的部位。疾病侵入人体，是乘着人体气虚而进入的，那么高明的医生不直接攻治疾病，而致力于调养人体的元气。元气充实，疾病就会消失，这是自然产生的效果。所以挽救天下的祸患，也一定要推究祸患由何而来，再治理发生祸患的根本。佛教来自夷狄，距离中国最远，而中国有佛教已经很久了。尧、舜和三代时期，王政修明，礼义教化充满天下；在这时，即使有佛教，也没有途径进入中国。等到三代衰落，王政有缺失，礼义被废弃，过了二百多年，佛教才传入中国。由此说来，佛教之所以成为我们的祸患，是乘着政治缺失、礼义废弛的时候而来；这就是祸患发生的根本。补救缺失，修复废弛，使王政清明、礼义充足，那么即使有佛教，也没有地方施加于我们的百姓。这也是自然形成的趋势。从前尧、舜和三代施行政务，设置井田制度，登记天下人口，按照人口数给每个人授予田地。凡是人的力量能够胜任耕作的，没有谁没有田地而不去耕种。按十分之一征收赋税，区别征收的数额，用来督促那些不勤劳的人，使天下人的力量都用在田亩上，没有空闲顾及其他事情。然而又担心他们劳累而懈怠，进而陷入邪僻，于是制定牲牢、酒醴来滋养身体，设置弦乐、匏乐、俎豆礼器来愉悦耳目，在他们不耕作、休息体力的时候用礼来教导他们。所以根据田猎制定菟狩之礼，根据嫁娶制定婚姻之礼，根据死亡安葬制定丧祭之礼，根据饮食聚会制定乡射之礼。这不只是为了防止他们作乱，也借此教导他们，使他们懂得尊卑长幼，这是人类最重要的伦理。因此，凡是养生送死的方法，都顺着人的欲求来制定制度。用色彩装饰器物，使它们具有文采，是为了让人喜悦而容易趋向正道；顺应人的性情而加以节制，是为了防止他们超过限度。然而仍担心这样还不够，又设置学校来讲明道理。所以从天子的郊都到乡党，没有地方没有学校；选择百姓中聪明的人来学习，使他们彼此告知、劝导那些愚昧懒惰的人。唉！多么完备啊！尧、舜和三代施行政务就是这样，他们考虑百姓的心意非常精细，治理百姓的方法非常完备，防范百姓的办法非常周密，诱导百姓的道路非常深厚；勤勉地实行，影响遍及万物，逐渐浸润，深入人心。所以百姓生活着，不用力于田亩，就从事礼乐；不在家里，就处在学校之中。耳朵听到、眼睛看到的，没有不是仁义；他们乐于接近仁义而不知疲倦，终身没有见到别的事物，又哪里有空闲去羡慕外物呢？所以说即使有佛教也没有途径传入中国，是因为有这些治理百姓的工具。到了周朝衰落、秦朝兼并天下时，三代的制度全被废除，王道中途断绝。后世拥有天下的人不能勉力实行，治理天下的工具不完备，防范百姓逐渐变化的措施不周密，佛教便在这个时候乘隙而出。一千多年之间，传入佛教的人日益增多，我们所实行的政教日益败坏。井田最先废除，于是土地兼并和游荡懒惰的奸弊兴起。后来所谓菟狩、婚姻、丧祭、乡射等礼，以及一切用来教导百姓的办法，接连全部废弃；然后奸邪的百姓有了空闲去做其他坏事，善良的百姓看不到礼义施及自身。奸邪百姓有余力，就想做邪僻之事；善良百姓看不到礼义，就不知道应该趋向哪里。佛教在此时乘着这个空隙，正好鼓吹它夸大的荒诞说法来牵引百姓，那么百姓就不得不跟随它、归依它了。何况王公大人往往还带头推崇并驱使百姓信奉它，说：“佛是真正值得归依的。”既然如此，我们的百姓还有什么疑虑而不归依呢？幸而有一个不受迷惑的人，才怒气冲冲地说：“佛是什么东西？我将拿起武器驱逐它！”又说：“我将提出一套说法来排斥它。”然而，延续千年的祸患遍及天下，哪里是一个人一天能够办成的？百姓沉醉其中，已经深入骨髓，不是口舌辩说所能胜过的。既然这样，那将怎么办呢？回答说：不如修治根本来战胜它。从前战国时期，杨、墨两家的学说交相祸乱天下，孟子为此忧虑，专门讲说仁义；所以仁义的学说胜出，杨、墨的学说就废弃了。汉朝时期，诸子百家同时兴起，董生为此忧虑，退而修明孔子的学说；所以孔氏之道彰明，百家学说便止息了。这就是所说的修治根本来战胜它的效果。如今身高八尺的男子，披着铠甲、扛着戟，勇力超过三军，然而见到佛就下拜，听到佛的学说，就产生畏惧和仰慕之情，为什么呢？他确实身材雄壮，却因为内心茫然，没有可以守持的东西才会这样。一个普通士人，身形瘦弱，举止畏怯，然而听到有人讲佛道，就在脸上显出义愤，不但不向它屈服，反而想驱逐并断绝它，为什么呢？他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学问明白、礼义纯熟，内心有所守持足以战胜它。既然如此，礼义就是战胜佛教的根本。如今一个普通士人，懂得礼义，尚且能够不向佛教屈服；如果天下人都懂得礼义，就能战胜佛教。这是自然形成的趋势。

译欧阳永叔《朋党论》臣听说朋党的说法，自古就有，只希望君主能够辨别君子和小人罢了。大体说来，君子同君子因为志同道合结成朋党，小人同小人因为利益相同结成朋党，这是自然的道理。但臣认为小人没有真正的朋党，只有君子才有。为什么呢？小人所喜爱的是俸禄利益，所贪求的是财货。当他们利益相同的时候，暂时相互勾结、拉拢而成为朋党，是虚假的；等到见到利益便争先，或者利益耗尽而交情疏远，就反过来互相残害，即使是兄弟亲戚，也不能互相保全。所以臣认为小人没有朋党，他们暂时形成的朋党是虚假的。君子却不是这样。他们所守持的是道义，所实行的是忠信，所珍惜的是名节。用这些来修养自身，就会志同道合、彼此增益；用这些来侍奉国家，就会同心协力、共同济事；始终如一，这才是君子的朋党。所以做君主的，只应当斥退小人的虚假朋党，任用君子的真正朋党，天下就治理好了。尧在位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结成一党，君子八元、八凯十六人结成一党。舜辅佐尧，斥退四个凶恶小人的朋党，进用八元、八凯这些君子的朋党，尧治理下的天下因此大治。等到舜自己做了天子，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一同列于朝廷，互相称赞，互相推让，二十二人结成一党，而舜全部任用他们，天下也大治。《尚书》说：“纣有臣子亿万人，却各怀亿万颗心；周有臣子三千人，却只有一条心。”纣王时期，亿万人各自怀有不同的心，可以说没有结成朋党，但纣王仍因此亡国。周武王时，三千臣子结成一个大朋党，周朝却凭借他们兴盛。后汉献帝时，把天下的名士全部逮捕囚禁，指斥为党人。等到黄巾贼起兵，汉室大乱，后来才悔悟，把党人全部释放，但已经无法挽救了。唐朝晚年，朋党的议论逐渐兴起。到昭宗时，把朝廷的名士全部杀死，投进黄河，说：“这些人是清流，可以投入浊流。”唐朝于是灭亡了。前代的君主，能够使人人各怀异心而不结成朋党，没有谁比得上纣王；能够禁止善人结成朋党，没有谁比得上汉献帝；能够杀戮清流朋党，没有谁比得上唐昭宗时期的君主；然而他们都使自己的国家陷入混乱而灭亡。互相称赞、互相推让而不自我怀疑，没有谁比得上舜的二十二位臣子；舜也不怀疑他们而全部任用。然而后世并不责怪舜被二十二人的朋党欺骗，反而称舜为聪明的圣人，是因为他能够辨别君子和小人。周武王时期，全国三千臣子共同结成一个朋党，自古以来朋党人数之多、规模之大，没有谁比得上周朝。但周朝凭借这个朋党兴盛，是因为善人虽多也不嫌多。兴亡治乱的事实，做君主的人可以引以为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千人〕 欧阳永叔《为君难论》上篇 古语说“做君主很难”，究竟难在哪里？大概没有比用人更难的了。用人的方法，是任用他就必须专一，信任他就必须深厚，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他的才能，和他共同成就事业。等到出现过失，想要专一任用他，就不再向别人谋划，拒绝众人的意见，这是想发挥一个人的作用，却先失去了众人的心；想要深信他，就一概不加怀疑，果断地一定实行，这是不审察事情可不可行，也不考虑功业成败。违背众人意见办事，又不审慎谋划就轻率行动，十件事十件失败而招致祸败，这是按道理本来就会如此。然而也有侥幸成功的情况，人们总是把成功看作正确、把失败看作错误，于是又随之赞美他，把他违背众人说成独具见识，把他拒绝劝谏说成不受众议迷惑，把他偏信一人而轻率行动说成有决断力，使后世君主羡慕这三点而以此自我期许；等到他们因信任用人错误而招致祸败时，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这实在令人叹息。前代做君主的人，极力拒绝众人意见，专门信任一个人，却不能早日醒悟，以至于遭到祸败的很多。不能一一列举，请姑且举一两个例子。从前秦朝苻坚，土地广大、军队强盛，有九十六万军队，号称百万，轻视东晋，把它看作偏居一隅的国家，认为只要凭气势就可以一举吞并。然而全国人都说晋国不能攻打，进一步反复陈说的人数不胜数。他们陈述天时、人事等理由，苻坚便一一用强词辩解驳斥，忠诚正直的言论都被压制而离去。像王猛、苻融，是老成持重的意见，苻坚不听；太子宏、少子诜，是至亲的意见，苻坚不听；沙门道安，是苻坚平生信任敬重的人，多次向他进言，苻坚也不听。唯独听信一名将军慕容垂。慕容垂说：“陛下在内心独自决定神妙的谋略就够了，不必广泛询问朝臣，以免扰乱圣明的思虑。”苻坚大喜，说：“同我共同平定天下的，只有你啊。”于是下定决心不再怀疑，大举南伐。军队到达寿春，晋军用几千人攻击他，苻坚大败而归。等到退到洛阳，九十六万军队损失了八十六万。苻坚从此兵威沮丧，再也不能振作，最终陷入混乱而灭亡。接近五代时，后唐清泰帝担心晋祖镇守太原；太原靠近契丹，晋祖又依仗兵力而骄横跋扈，于是商议想把他迁到郓州。满朝士大夫都进谏，认为不可。清泰帝执意要迁徙他，夜里召见平常同他谋划的枢密直学士薛文遇，询问此事可不可行，以便决定。薛文遇回答说：“我听说在道路旁建造房屋，三年也不能建成。这件事由陛下决定就够了，何必再询问群臣呢？”清泰帝大喜说：“术士说我今年应当得到一位贤能辅佐，帮助我中兴，您大概就是这个人吧？”当即命令学士起草诏书，把晋祖迁到郓州。第二天早晨宣布任命，朝廷上的臣子都变了脸色。六天以后，晋祖反叛的文书送到。清泰帝忧惧，不知怎么办，对李崧说：“我刚才见到薛文遇，气得浑身发抖，想亲自拔刀刺死他。”李崧回答说：“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后悔也来不及了。”君臣二人只是彼此相对流泪罢了。由此说来，能够极力拒绝众议、专门信任一个人，没有谁比这两位君主更果断；由此招致祸败和混乱灭亡，也没有谁比这两位君主更惨烈。苻坚正要同慕容垂共同平定天下，清泰帝把薛文遇看作贤能辅佐来帮助自己中兴，可以说都是在将要陷入混乱时把自己的臣子当作贤人的君主。有人责问我说：既然如此，用人就不能专门信任一个人吗？我回答说：齐桓公任用管仲，蜀先主任用诸葛亮，可以说是专一而且信任，却没有听说齐国、蜀国的臣民非难他们。大概因为命令发出后两国臣民都服从，事情施行后两国臣民都得到便利，所以齐桓公、先主能够专一任用而不改变。假如命令发出后两国的人都不服从，事情施行后两国的人都不便利，那么这两位君主难道肯专一任用并信任他们，而失掉众人之心、聚集国家怨恨吗？欧阳永叔《为君难论》下篇

译唉！用人的困难已经很大了，却还不如听取意见困难。人的言论并不只有一种。巧于辩说、纵横驰骋而令人喜爱的，忠诚的言论质朴而且多半讷于言辞，这不是听取意见的难处，而在于听者明智还是昏暗。阿谀之言顺合心意而容易使人高兴，直言逆耳而容易触怒人，这不是听取意见的难处，而在于听者贤明还是愚昧。这些都还不足以称为困难。听取他的意见似乎可以采用，但采用后却屡屡败坏事情；听取他的意见似乎不可以采用，但不按他说的做就不能成功：这之后才是听取意见的困难。请姑且举一两个例子。战国时期，赵国有一名将领叫赵括，善于谈论军事，自以为天下没有人能抵挡他。他的父亲赵奢，是赵国的名将，长期用兵；每次同赵括谈论军事，也不能驳倒他。然而赵奢始终不认为赵括有才能，叹息说：“赵国如果任用赵括为将，一定会败坏赵国的大事。”后来赵奢去世，赵国就任用赵括为将。他的母亲亲自去见赵王，也说赵括不能任用，赵王不听，派赵括为将攻打秦国。赵括被秦军射死，赵军大败，投降秦军的四十万人被秦军在长平活埋。大概当时没有像赵括这样善于谈论军事的人，也没有像赵括这样造成惨败的人。这就是听他的意见似乎可以采用，采用后却屡屡败坏事情的例子，赵括就是这样。秦始皇想攻打荆国，询问将领李信需要多少军队。李信当时年轻勇敢，回答说：“不超过二十万人就足够了。”秦始皇大喜。又拿这件事询问老将王翦，王翦说：“没有六十万人不行。”秦始皇不高兴，说：“将军老了！怎么这样胆怯呢？”于是认为李信可以任用，给他二十万人，让他攻打荆国。王翦便借病辞职，退居频阳养老。不久李信被荆人打得大败，损失七名都尉而返回。秦始皇非常惭愧，亲自驾车到频阳向王翦道歉，强行起用他。王翦说：“如果一定要任用我，没有六十万人不行。”于是最终给他六十万人前往，终于灭掉了荆国。这就是最初听来似乎不能采用他的意见，但不按他说的做就不能成功的例子，王翦就是这样。况且向人询问计策，应该怎么办呢？听他的意见似乎可以采用，采用本来合适，却屡屡败坏事情；听他的意见似乎不能采用，舍弃本来合适，却一定要按他的说法做才会成功；这就是困难所在。我又认为，秦、赵两位君主不只是错在听取意见，也因为喜欢任用年轻新进的人，轻视抛弃老成之臣，这就是他们失败的原因。大体说来，年轻新进的士人喜好勇猛锐进，老成的人大多持重谨慎；所以君主喜欢建立功名，听到勇锐的言论就容易赞同，听到持重的意见就难以接受。至于赵括，又有一层说法。我大略考察《史记》的记载，当时赵国正派廉颇攻打秦国。廉颇是赵国名将，秦人害怕廉颇，却知道赵括只是虚言浮说、容易对付，于是对赵国施行反间计，说：“秦人所害怕的是赵括。如果赵国任用他为将，秦国就害怕了。”赵王没有识破反间计，于是任用赵括为将来代替廉颇。蔺相如极力进谏，认为不能这样做。赵王不听，最终导致失败。由此说来，赵括空谈而没有实际才能，不可任用；他的父亲知道，他的母亲也知道，赵国的臣子如蔺相如等也知道，甚至外国的敌人也知道，唯独他的君主没有醒悟罢了！用人失误，天下人都知道这个人不能任用，唯独他的君主不知道，这是最大的祸患。前代因这种情况而导致祸乱、失败、灭亡的，数也数不清。

译曾子固《唐论》成王、康王去世后，百姓不再见到先王的治理，日益陷入混乱，直到秦朝，秦朝把前代圣人几千年来的制度全部废除。天下人攻打秦朝并灭亡它后，归附于汉。汉朝作为汉朝，经历二十四位君主，东西两次拥有天下，延续将近四百年。然而大体上多采用秦朝法律；它改变秦朝的事情，也多半只是附加自己的意思，并不是效法先王的制度而有治理天下的志向。有治理天下志向的，只有文帝罢了。但当时天下的人才不足，所以仁德声誉虽然美好，当时的法度也不能效法三代。汉朝灭亡后，强大的势力便分割天下土地。晋朝和隋朝虽然能够把天下重新统一，但统一不久就灭亡了，它们也就不值得再议论了。取代隋朝的是唐朝，经历十八位君主，延续将近三百年；唐朝的治理没有比太宗做君主时更盛的了。他屈己听从劝谏，怀着仁心爱护百姓，可以说具有治理天下的志向。用租庸制度使百姓承担赋役，用府兵卫士制度承担军役，用职事任用官员，用才能安排职务，用兴起义理来改变风俗，用尊重根本来统摄众人；赋税劳役有固定制度，士兵和农民有固定职业，官职没有空名，职事没有荒废，人们习惯于善行，远离末业；让上层掌握政务，简要而不烦琐；从下层取得赋税，数量少而容易供给。百姓有务农的实际，兵备也得以保存；有士兵的名分，却保留农耕的利益；事务的分工各有归属，俸禄的支出不浮滥；人才的品类没有被遗漏，治理的体制能够相承。百姓的廉耻之心一天比一天深厚，田野一天比一天得到开辟。按照这些法度施行，就安定而且治理得好；废弃这些法度，就危险而且混乱，可以说具备治理天下的人才。实行几年后，粮食价格低廉，一斗只值几钱，居家的人有多余储蓄，出行的人有多余资财，人人都使自己富足，几乎达到了刑罚停止不用的境地，可以说取得了治理天下的成效。既有治理天下的志向，又有治理天下的人才，还有治理天下的成效，然而仍不能同先王相比，是因为法度的施行同先王相比还不完备；礼乐的制度、田地的安排、学校的教化，同先王相比也还不完备。亲自置身于军阵之间，作战必胜，攻打必克，天下人无不认为他勇武，但这并不是先王所崇尚的；四方夷族远在万里之外，古代先王从未能用政教达到的地方，无不服从，天下人无不认为这是盛大，但这也不是先王所致力的：太宗治理天下，得失就是这样。唐尧、虞舜的治世延续五百多年，才有商汤的治世；商汤的治世延续五百多年，才有周文王、周武王的治世；周文王、周武王的治世过了一千多年，才开始有唐太宗这样的君主。他有治理天下的志向，有治理天下的才能，又取得了治理天下的成效；可是因为这些还没有完备，所以不能和先王并称为极盛的治世。这样看来，生在文王、武王以前的人，大约五百多年才能遇到一次治世；生在文王、武王以后的人，一千多年也没有遇到极盛的治世。不只是百姓生在这个时代不幸，士人生在文王、武王以前，像舜、禹对于唐尧，八元、八凯对于虞舜，伊尹对于商汤，太公对于文王、武王，也大约五百多年才能遇到一次。生在文王、武王以后的一千多年中，即使有孔子的圣德、孟轲的贤能，也没有得到施展的机会；即使有唐太宗这样的君主，也未必能够在那个时代实现自己的抱负：这同样是士人和百姓生在这个时代的不幸。所以叙述这些是非得失的事迹，不只是供做君主的人考察，有志于道而想在朝廷任职的士人，也可以把它作为借鉴。

译苏明允《易论》圣人的道，得到礼便可信，得到《易》便尊贵。人们相信它，就不会废弃；尊重它，就不敢废弃。所以圣人的道之所以不被废弃，是因为礼使它显明，《易》使它幽深。在百姓刚出现的时候，没有贵贱、尊卑、长幼之分，不耕种也不会挨饿，不养蚕也不会受冻，所以百姓安逸。百姓以劳苦为忧、以安逸为乐，就像水总是向下流一样。圣人却特意设置君臣关系，使天下的贵者役使贱者；设置父子关系，使天下的尊者役使卑者；设置兄弟关系，使天下的长者役使幼者。养蚕以后才有衣服，耕种以后才有食物，于是率领天下人劳作。一个圣人的力量，本来不足以胜过天下众多百姓；然而他之所以能够夺去他们的安乐，换成他们所厌苦的劳作，而天下百姓也终于愿意放弃安逸、从事劳作，欣然拥戴他为君主和老师，遵守践行他的法制，都是礼造成的。圣人最初制定礼时，说道：天下没有贵贱、尊卑、长幼之分，人们就会无休止地互相残杀。不耕种却吃鸟兽的肉，不养蚕却穿鸟兽的皮，那么鸟兽和人也会无休止地互相残害。有贵贱、尊卑、长幼之分，人们就不会互相残杀；吃自己耕种所得的食物，穿自己养蚕所得的衣服，鸟兽和人就不会互相残食。人爱惜生存胜过贪图安逸，厌恶死亡胜过厌恶劳苦；圣人夺去他们因安逸而导致的死亡，给他们以劳作而求得生存，这即使三尺高的孩子也知道应当趋近什么、躲避什么。所以圣人的道之所以为天下所信而不可废弃，是因为礼使它显明。虽然如此，显明的东西容易通晓，容易通晓就容易被轻视，被轻视就容易废弃。圣人害怕自己的道被废弃、天下重新陷入混乱，于是创作《易》：观察天地的形象来制作爻，贯通阴阳的变化来制作卦，考察鬼神的情状来撰写卦辞。探究它，茫茫然无边；寻求它，冥冥然难明；即使从幼年学习，到白头也未必能探得它的根源。所以天下人看待圣人，觉得他像神一样幽深，像天一样高远；尊重圣人，他的教化也随之受到尊重。所以他的道之所以为天下所尊崇而不敢废弃，是因为《易》使它幽深。凡是人们之所以相信一个人，是因为他内心有不可完全测度之处；人们之所以尊重一个人，是因为他内心有不可窥见之处。因此，礼没有不可测度的地方，而《易》有不可窥见的地方，所以天下人相信并尊重圣人的道。否则，《易》难道是圣人特意制造新奇、神秘、怪诞的东西来向后世夸耀吗？圣人如果不借助天下最神妙的事物，就没有办法施行自己的教化。卜筮，是天下最神妙的事物。卜，是听从天意而不由人参与；筮，是由天决定而由人操作。龟，漫无条理；灼烧荆条、钻灼龟甲，方位、功效、义理、弓形等都任其所为，人又能参与什么呢？圣人说：这完全属于天，只是技术罢了。技术能用来施行我的教化吗？于是采用筮法。筮法之所以有时为阳、有时为阴，必定从分为两部分开始。挂一，我知道是一根，所以把它挂起；用四根蓍草来揲，我知道是四根，所以用四根揲之；把余数归于扐，我知道是一、二、三、四中的哪一个，所以把它归入扐：这些都是人的作用。把蓍草分为两部分，我却不知道究竟各有多少而分开：这是天的作用。圣人说：这里有天与人的共同参与，这就是道。道有可以施行我的教化的地方了。于是圣人依此创作《易》，使天下人的耳目感到神奇，于是他的道便更加尊贵而不被废弃。这是圣人运用权变来维系天下人的心，使自己的道流传无穷。苏明允《乐论》礼最初创制时很困难，却容易实行；实行以后，实行起来容易，却难以长久维持。天下人还不知道君主为什么是君主、父亲为什么是父亲、兄长为什么是兄长，圣人便为他们规定君、父、兄的名分；天下人还没有用不同的礼仪对待君、父、兄，圣人便为他们规定跪拜、起身、坐下、站立的礼节；天下人还不肯全心跟随我去跪拜、起身、坐下、站立，圣人便亲自带头，以使他们感到惭愧。唉，这确实太困难了！天下人长久以来都厌恶死亡，圣人招呼他们说：来吧，我使你们获得生存。后来他的法令果然能够使天下人活命，天下人看到自己从前处境如此危险、如今却如此安稳，那么应当跟从谁呢？所以在那个时候，礼虽难，实行起来却容易。礼实行以后，天下人看待君、父、兄，就像看待头和脚一样，不必特别辨明便能认出；看待跪拜、起身、坐下、站立，就像睡觉和吃饭一样，不必先告知便会去做。虽然如此，一百个人服从，其中有一个人不服从，形势也不会立刻发展到死亡。天下人不知道最初没有礼就会死亡，却只看见如今没有礼也没有立即死亡，于是说：“圣人在欺骗我。”所以在那个时候，礼虽容易实行，却难以长久维持。唉，圣人凭借来战胜天下人对劳苦和安逸的取舍，只有关于生死的说法罢了。关于生死的说法不被天下人相信，那么关于劳苦和安逸的说法就会出来战胜它。关于劳苦和安逸的说法一旦取胜，圣人的权力就失去了。酒里有鸩毒，肉里有堇毒，然后人们才不敢饮食；药可以决定人的生死，然后人们才不把苦口当作忌讳。除掉鸩毒，去掉堇毒，酒肉的作用本来就会胜过药物。圣人当初制定礼时，大概也预先知道形势必然会这样发展，说：把真实的道理告诉人，然后人们才会相信。幸好在当时，我告诉人的道理确实真实，事情也确实如此，所以人们认为可信。我知道其中的道理，而天下人只知道事情的表面。事情有未必如此的地方，那么我的道理就不足以折服天下人的议论；这就是言语所达不到的地方。言语所达不到的地方，必定要用暗中驱使、潜移默化的办法来引导。于是观察天地之间，取得其中最神妙的机制，偷偷把它用来制作乐。下雨，我看见它使万物湿润的作用；太阳，我看见它使万物干燥的作用；风，我看见它使万物运动的作用；那隐隐约约、似有似无而称为雷的东西，又有什么作用呢？阴气凝聚而不散，万物收缩而不能舒展，雨不能使它们湿润，太阳不能使它们干燥，风不能使它们运动；雷一震动，凝聚的阴气便散开，收缩的万物便舒展。人们称作雨、日、风的，是凭形体发挥作用；称作雷的，是凭神妙发挥作用。作用没有比声音更神妙的，所以圣人根据声音创制音乐。规定君臣、父子、兄弟关系的是礼；礼所不能达到的地方，乐可以达到。正声进入人的耳中，人们便都产生侍奉君主、父亲、兄长的心，那么礼本来就是我心中所有的东西，圣人的学说又怎么会不被相信呢？

译苏明允《诗论》人的嗜好和欲望，有时看得比生命还重；愤懑、怨恨和怒气，有时使人连死都不顾。这样一来，礼的作用又穷尽了。礼法说：贪恋美色是不可以的；做人臣、做人子、做人妻弟，不可以对自己的君主、父亲、兄长怀有怨恨。假使天下人都不贪恋美色，都不怨恨自己的君主、父亲、兄长，难道不是很好吗？假使人的情性都淡泊无欲，平和柔顺，以此来从事这些事情，天下当然会大治。然而人的情性又不能全都如此。贪色之心从内心驱动他，是非不平之气从外部攻逼他，怒气炽烈地生发出来，不顾利害，直到趋向死亡才停止。唉！礼的作用只限于生死；天下的事情如果还没有达到可以用来求生的地步，人就不敢冒死来违背我的法令。如今，人对美色的贪恋以及对君、父、兄的是非不平之心，在内心突然爆发，认为这样做可以求得生存，却先把自己置于死地，那么生死的关键本来已经失去了。生死的关键失去，礼就没有权力。偏偏拿没有权力的礼去强迫人做他们做不到的事，混乱就更加严重，礼也更加败坏。如今我告诉人们：一定不要贪恋美色，一定不要怨恨自己的君主、父亲、兄长。他们难道就会完全听从我的话，忘掉内心本来具有的情感吗？做不到。他们既然不能完全实行我的法令，难道就会彻底抛弃它而不顾吗？我的法令既被彻底抛弃而不顾，那么人对美色的贪恋以及怨恨君、父、兄的心，就会完全失去限制，交换内外、偷窃妻室的变乱，以及弑杀君、父、兄的祸患，必然反而公开发生在天下。圣人为此忧虑，说：禁止人贪恋美色，结果却使他们走到淫乱；禁止人怨恨君、父、兄，结果却使他们走到叛乱，祸患产生于对人的要求过于详尽。既然不能断绝贪色之心，就不要禁止怨恨，那么他们反而不会达到乱的地步。所以圣人的道，对贤人严守礼法，对一般人则通过《诗》加以疏通。礼说：一定不要贪恋美色，一定不要怨恨自己的君主、父亲、兄长。《诗》说：可以爱好美色，但不要达到淫乱；可以怨恨君主、父亲、兄长，但不要达到叛乱。用严格的要求对待天下的贤人，用通达的办法保全天下的普通人。我看《国风》温柔妩媚，最终却守住正道，是爱好美色而不至于淫乱；《小雅》悲伤、怨怒而责骂，最终却不忍舍弃君臣之情，是怨恨而不至于叛乱。所以天下人看了说：圣人本来允许我爱好美色，只是不责怪我怨恨自己的君主、父亲、兄长。允许我爱好美色，只要不淫乱就可以；不责怪我怨恨自己的君主、父亲、兄长，那么即使他们残暴地对待我，我也公开讥刺、公开怨恨他们，使天下人明白知道，这样我的怨恨也就合乎正当，不叛乱就可以了。背弃圣人的法度，自己陷入淫乱、叛乱境地的人，不是完全不能断绝这种行为。断绝这种行为，开始于不能克制自己；人不能克制自己的愤怒，然后才忍心抛弃自身。所以《诗》的教化，不使人的情感达到不能自制的地步。桥之所以能使船安全，是因为有桥可以依靠。水灾大规模到来时，桥必然会被冲毁，但船却不一定因此毁坏。所以船，是用来弥补桥所不能达到之处的。唉！礼的作用在容易通晓时穷尽了，还有《易》；在后世不再相信时穷尽了，还有乐；在强迫人时穷尽了，还有《诗》。唉，圣人考虑事情，真是周详啊！苏明允《书论》风俗的变化，是圣人造成的。圣人顺应风俗的变化，运用权变。圣人的权变用于当世，风俗的变化便更加严重，以至于不能恢复原状。幸而后来又有圣人承接其后加以维系，那么天下还可以重新得到治理；不幸后来没有圣人，风俗变化发展到尽头而无法恢复，那也就完了。过去我曾想观察古代风俗的变化，却无从得到；从《诗》中可以看见商、周的情况，但不详细。等到如今读《书》，才看见尧、舜时代以及三代之间的变化，竟然这样迅速。从尧到商，风俗的每次变化都有圣人承接，所以没有忧患。到了周，天下的变化已经发展到尽头。忠的变化进入质朴，质朴的变化进入文饰，形势本来就会这样发展。等到文饰的风俗发生变化，又想把它恢复到忠，这就像想把江河搬到山上流行一样。人喜欢文饰而厌恶质朴和忠实，就像水不肯避开低处而流向高处一样。那些人在最初还没有文饰，所以忠实质朴也不推辞。如今我每天给他们吃太牢，却想让他们重新吃豆类吗？唉！后来没有圣人，风俗变化发展到尽头而无法恢复，那也就完了。周朝以后没有王者，这是本来就如此的。周朝最初制定风俗时，本来不可能替后世考虑；后来又恰好没有遇到圣人，这也本来就是如此，正是后世没有王者的缘故。在尧的时候，把天下推让给舜。舜得到尧的天下，又把它推让给禹。当尧还没有把天下传给舜时，天下人从未听说过这样的事情；推想当时的百姓，没有不认为这是极其怪异的。然而舜和禹接受天下并居于其位，安然得像天下本来就是他们所有的，而他们的祖宗已经替他们积累了几十代；他们从未向百姓说明自己凭什么应当得到天下，也从未用利益来取悦百姓，或拿丹朱、商均的不肖来开导百姓。他们的意思是：天下百姓既然认为我应当处于这个位置，那么也就不必借助上天来使此事神圣化，不必夸耀自己来巩固它。商汤讨伐桀时，公开地数说桀的罪行并告诉众人，好像在说：他有罪，我讨伐他，是应该的。后来又害怕天下百姓不喜欢自己，便又公开用话安抚他们说：“各方如果有罪，责任在我一人；我一人有罪，不要牵连你们各方。”意思好像是说：我这样做你们的君主，你们可以认可我，仅此而已。唉，这也已经很浅薄了。到了周武王，又自己说他的先祖和父亲都有显赫的功劳，已经接受天命却死去，伟大的事业没有完成；现在我继承他们的志向，发动军队向东讨伐，而东方国家的士女带着束帛来迎接我，纣王的军队倒戈来接纳我。唉，这又更加过分了。好像是在说：我们家应当天子已经很久了，所以百姓才这样希望我迅速进入商地。伊尹在商朝，就像周公在周朝一样。伊尹代理政事三年，却没有说一句话为自己辩解；周公却为此忙忙碌碌，急于分辩自己并非篡位。这本来是由于风俗变化以后才运用权变，权变施行以后风俗形成；我安然坐着镇守它，谁能知道风俗的变化不会恢复原状呢？

译苏明允《明论》天下有大的智慧，也有小的智慧。人的智虑有能够达到的地方，也有不能达到的地方。圣人凭借大智慧，同时兼顾小智慧所能起的作用；贤人凭借自己能够达到的地方，来补救自己不能达到的地方。愚人不知道什么是大智慧，却用自己达不到的地方损害自己能够达到的地方。所以圣人治理天下依靠常道，贤人治理天下依靠时势。既不能守常道，又不能通权变，那就可悲而危险了！只有有大智慧，才能守常道；用自己所能达到的地方补救所不能达到的地方，才能顺应时势。所谓常道，是没有特别治理却没有不被治理的状态；所谓时势，是即使有混乱也没有不能治理的状态。太阳和月亮运行在天空中央，大的光明可以覆盖四海，小的光明有时却不能照进一间房屋；它们本来没有必要使用这点微小的光明。所以天下人看待日月的光辉，庄严得如同面对君父的威严。因此自从有天地和日月以来，直到今天，从未可以有一天没有它们。天下曾有人说：背叛父母、亵渎神明，雷霆就会从天而下降击他。雷霆当然不能替天下把这些人全部击杀，但天下人之所以战战兢兢不敢冒犯，是因为它有时会降下不可预料的惩罚。假使雷霆每天轰轰作响，环绕天下，专门寻找背叛父母、亵渎神明的人加以击打，那么这些人未必能全部找尽，而雷霆的威严岂不是反而被轻视了吗？所以懂得日月与雷霆作用区别的人，就可以运用自己的明察了。圣人的明察，我无法知道。我唯独喜爱贤人用心简约而成效广博；我唯独奇怪愚人用心劳苦而不能成事。这没有别的原因：专注于自己所能达到的地方并把它做到极致，所达到的效果必然精细；把心力分散到自己不能达到的地方，所达到的效果必然粗疏。把能够达到的地方做到精细，人们就会说：这好像是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凡是做到的都很精细。否则，我恐怕奸雄会暗中讥笑了。齐威王即位后，国内大乱了三年；齐威王振作一举，诸侯便震惊畏惧了二十年。这是怎样修治、怎样经营的呢？齐国的贤人不只是一个即墨大夫，这是明白的；扰乱齐国的人不只是阿大夫和那些在齐威王左右赞誉阿大夫、诋毁即墨大夫的人有几位，这也明白。一个即墨大夫容易查明，一个阿大夫容易查明，左右赞誉阿大夫、诋毁即墨大夫的有几个人，也容易查明；从这些容易查明的事情入手并把它弄清楚，所以用心极其简约而成效极其广大。天下的事情，好比有十件，我举出其中一件，人们却不知道我并不了解另外九件。若逐件数到九件，却不了解其中一件，还不如只举出一件而使人无法测度；何况还没有数到九件呢？苏明允《谏论上》贤明的君主不是时时都有，忠诚的臣子也不是时时能够得到，所以作《谏论》。古今谈论进谏，通常主张讽谏而很少主张直谏，这种说法大概出自仲尼。我认为讽谏和直谏本质相同，只是看使用它们的方法怎样罢了。伍举进献隐语，楚王反而更加荒淫；茅焦解衣进行激切的论说，秦始皇立即醒悟。讽谏固然不能全部赞同，直谏也不容易轻易减少。因此我说：只看使用它们的方法怎样罢了。那么，仲尼的说法不对吗？回答说：仲尼的说法，完全是依据经典的；我的说法，兼顾权变而归于经典。如果掌握了这种方法，那么君主只要稍微不是桀、纣那样的人，我进谏一百次就能被采纳一百次，何况那些谦虚自持的君主呢？如果没有掌握这种方法，那么君主只要稍微不像尧、舜，我进谏一百次也会有一百次不被采纳，何况那些拒绝忠言的君主呢？那么，采用什么方法才可以呢？回答说：机智、勇敢、善于辩说，就像古代游说之士那样罢了。游说之士用机智、勇敢、善辩来帮助自己的欺诈，我希望进谏的人用机智、勇敢、善辩来帮助自己的忠诚。请让我详细谈谈它的功效。周朝衰微以后，游说之士在列国盛行，从此世代都有这样的人；我只是奇怪，进谏而被听从的不过百人中的一个，说服而被听从的却有十人中的九个；进谏而死的人到处都是，说服而死的人却从未听说过。然而触犯忌讳这一点，说服有时甚至比进谏更严重。由此可知，关键不一定在于讽谏，而在于方法。游说的方法可以作为进谏方法的有五种：用道理使他明白，用形势加以禁止，用利益诱导，用言辞激怒，用隐约的方式讽谏。触詟用赵太后爱女儿胜过爱儿子的道理来劝说她，不久长安君便被送到齐国做人质；甘罗用杜邮被处死的事情责问张唐，张唐出使燕国的日子便确定了；赵国士卒把两位贤王的心意告诉燕国，燕国立即送还武臣：这就是用道理使人明白。子贡用齐国内部有忧患来劝说田常，于是齐国不能讨伐鲁国；武公用麋虎威胁楚顷襄王，于是楚国不敢图谋周朝；鲁仲连用把垣衍烹煮成肉酱来恐吓他，于是魏国最终没有拥立秦王为帝：这就是用形势加以禁止。田生用万户侯的职位启发张卿，于是刘泽得到封爵；朱建用富贵诱使闳孺，于是辟阳侯得到赦免；邹阳用受到宠爱来取悦长君，于是梁王释放了他：这就是用利益诱导。苏秦用做韩王的牛后羞辱韩国，韩惠王按剑长叹；范睢用秦国没有君王来使秦昭王感到羞耻，秦昭王长跪请求教导；郦食其用帮助秦国陵辱汉王来刺激沛公，沛公停止洗脚，起身听取计策：这就是用言辞激怒。苏代用土偶讥笑田文，楚人用弓箭和丝绳感动楚襄王，蒯通用娶妻的事情使齐国宰相醒悟：这就是用隐约的方式讽谏。这五种方法彼此有危险和偏向，虽然如此，用来对待忠臣，也足以取得成功。为什么呢？用道理劝明，君主即使昏庸也必定会醒悟；用形势禁止，君主即使骄横也必定会害怕；用利益诱导，君主即使懈怠也必定会振作；用言辞激怒，君主即使懦弱也必定会挺立；用隐约方式讽谏，君主即使暴躁也必定会容纳。醒悟就会明察，害怕就会恭敬，振作就会勤勉，挺立就会勇敢，容纳就会宽厚，使君主成为贤君的方法，全在这里了。我看古代的臣子中，说话必被听从，道理必能实行，没有谁比得上唐代的魏郑公。他起初确实学习过纵横家的学说，这就是所谓掌握了方法吧？唉！龙逢、比干不能被称为良臣，是因为没有苏秦、张仪那样的游说方法；苏秦、张仪不免成为游说之士，是因为没有龙逢、比干那样的忠心。因此对于龙逢、比干，我取他们的忠心，不取他们的方法；对于苏秦、张仪，我取他们的方法，不取他们的忠心：把这些作为进谏的方法。苏明允《谏论下》臣子能够进谏，却不能使君主一定采纳进谏，不是真正能够进谏的臣子；君主能够采纳进谏，却不能使臣子一定进谏，不是真正能够采纳进谏的君主。想使君主一定采纳进谏，前面所说的方法已经完备；想使臣子一定进谏，我再来说说这件事。

译君主的伟大如同天，他的尊贵如同神，他的威严如同雷霆。人不能抗拒天、触犯神、违逆雷霆，这是很明白的。圣人知道这一点，所以设置奖赏来鼓励进谏，《传》说“兴王赏谏臣”，就是这个意思。又怕臣子选择逢迎阿谀，使君主一天也听不到自己的过错，所以制定刑罚来威慑他们，《书》说：“臣下不正，其刑墨”，就是这个意思。人的性情如果不是精神失常、丧失理智，就没有逃避奖赏而选择刑罚的。既然如此，为什么苦于不进谏呢？如果奖赏和刑罚都不设置，人又为什么要冒犯天、触犯神、违逆雷霆呢？若不是天性忠义、不喜欢奖赏、不害怕罪责的人，谁愿意用言语换取死亡？君主又怎么能够把天性忠义的人全部找到并任用呢？如今有三个人：一个勇敢，一个勇怯各半，一个胆怯。有人带他们来到深渊峡谷边，并告诉他们：“能够跳过去，这叫勇敢；不能跳过去，就是胆怯。”那个勇敢的人以胆怯为耻，必定跳过去。那个勇怯各半的人和胆怯的人却不能跳。又告诉他们：“跳过去的人得到千金；不能跳的就没有。”那个勇怯各半的人为了利益，必定跳过去；胆怯的人仍然做不到。过了一会儿，他们回头看见猛虎突然逼近，胆怯的人不等别人告知，便像走在大路上一样跳了过去。那么人难道真有勇敢和胆怯的区别吗？关键在于用形势驱使他罢了。君主难以触犯，就像深渊难以跳越一样。所谓天性忠义、不喜欢奖赏、不害怕罪责的人，是勇敢者，所以无不进谏；喜欢奖赏的人，是勇怯各半者，所以得到奖赏后才进谏；害怕罪责的人，是胆怯者，所以受到刑罚后才进谏。先王知道勇敢的人不可能经常得到，所以用千金般的奖赏、猛虎般的刑罚，使臣子前面有所趋向，后面有所躲避，形势使他们不得不极力指出君主的过错。这就是三代兴盛的原因。后世却不是这样。把奖赏施加给不进谏的人，把刑罚施加给进谏的人，臣子闭口卷舌，国家随之混乱灭亡，也就不足为怪了。间或有贤明君主想听到自己的过错，也不过只是奖赏进谏者罢了。唉！没有猛虎，那些胆怯的人肯跳过深渊吗？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废除了墨刑。三代以后，像霍光废黜昌邑王时那样敢于进谏、不进谏的臣子，难道不是很少吗？进谏而受到奖赏，时常还有；不进谏而受到刑罚，却完全没有了。如果增加已有的奖赏，设置应有的刑罚，那么阿谀者也会变得直率，奸佞者也会变得忠诚，何况本来忠直的人呢？如果真能这样，想听忠正之言却听不到，我是不相信的。

译苏明允《管仲论》管仲辅佐齐桓公，使诸侯称霸，抵御戎狄；直到他一生结束，齐国都富强，诸侯也没有背叛。管仲死后，竖刁、易牙、开方得到任用，齐桓公死于内乱，五位公子争夺君位，祸患蔓延，直到齐简公时，齐国没有一年安宁。功业的成就，不是在功业完成的那一天才形成的，大概必定有它开始的原因；祸患的发生，也不是在祸患发生的那一天才开始的，同样必定早已有征兆。那么齐国得到治理时，我不说是由于管仲，而说是由于鲍叔；齐国发生混乱时，我不说是竖刁、易牙、开方，而说是由于管仲。为什么呢？竖刁、易牙、开方这三个人，本来就是扰乱国家的人；但任用他们的人，是齐桓公。正因为有舜，后来才知道放逐四凶；正因为有仲尼，后来才知道除去少正卯。齐桓公是什么样的人呢？只是使齐桓公能够任用这三个人的，正是管仲。管仲病重时，齐桓公问谁可以接任相国。当时我认为管仲将会列举天下所有贤人来回答，没想到他只说竖刁、易牙、开方三人不近人情，不可亲近罢了。唉！管仲以为齐桓公真的能够不用这三个人吗？管仲和齐桓公相处多年，难道还不了解齐桓公的为人吗？齐桓公耳边听不绝声乐，眼前看不绝美色；如果没有这三个人，就无法满足他的欲望。他最初所以不用他们，只是因为有管仲在罢了。一天没有管仲，这三个人就可以弹去冠上的灰尘相互庆贺了。管仲以为临死前说的话，可以束缚齐桓公的手脚吗？齐国不怕有这三个人，怕的是没有管仲。有管仲在，这三个人不过是三个普通人；否则，天下难道缺少这类人吗？即使齐桓公幸而听从管仲，诛杀这三个人，其他类似的人，管仲难道能全部查明并除掉吗？唉！管仲可以说是不知道根本的人了！既然齐桓公询问，就应当列举天下贤人来替代自己；这样即使管仲死了，齐国也不至于没有管仲这种人，又何必忧虑这三个人呢？不说他们也可以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匹〕 五霸之中，没有比齐桓公、晋文公更强盛的。晋文公的才能不过如此，臣子又都比不上管仲；晋灵公的暴虐，也不如齐孝公的宽厚。晋文公死后，诸侯不敢背叛晋国，晋国凭借晋文公遗留的威势，能够成为诸侯盟主一百多年。为什么呢？他的君主虽然不贤，但还有老成持重的大臣。齐桓公死后，齐国立刻陷入一片混乱。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他只依靠一个管仲，而管仲已经死了。天下从来不曾没有贤人，只是有时有贤臣而没有贤君。齐桓公还在世，却说天下不可能再有管仲这样的人，我不相信。管仲的著作中记载他将死时评论鲍叔、宾胥无的为人，并分别列举他们的短处；这说明他心里认为这几个人都不足以托付国家，又预先知道自己将死，那么这部书就是荒诞妄诞而不值得相信的了。我看史鳅因为不能推荐蘧伯玉而让弥子瑕退位，所以有死后的进谏；萧何将死时，推荐曹参来替代自己：大臣的用心，本来就应当如此。国家可能因为一个人而兴盛，也可能因为一个人而灭亡；贤人不悲伤自己死亡，而忧虑国家衰败。所以一定要重新有贤人，然后自己才可以死。那个管仲，为什么竟然死了呢？苏明允《权书六》（孙武） 不断追求仍不能穷尽其才的人，是天下的奇才。天下的士人，同他谈论军事而说“我不能”的，有几个人？从言论方面探求而不能穷尽他的才智的，有几个人？言论已经不能穷尽，从实际运用方面探求而仍不能穷尽的，有几个人？唉，能够做到实际运用而才智无穷的人，我还没有见过。孙武的十三篇，兵家都把它奉为老师。然而依我评论，他关于军事的言论大概是最雄伟的吧！如今他的书，论述奇谋、权变和隐秘的机要，出入神鬼之间，自古以来著书谈兵的人很少有能赶得上他的。由此推测他的为人，必定会说他有应付敌人而才智无穷的才能，却不知道孙武实际用兵时竟不能保证取胜，这和书中所说相差太远。吴王阖庐进攻郢都时，孙武任将军。等到秦、楚交战使楚军失败，越王勾践攻入吴国，外有祸患、内有忧患一齐发生，吴王奔走逃命，自救都来不及，孙武却没有提出任何谋略来平息这场混乱。如果按照孙武书中的道理来责备孙武的过失，大致有三点。《九地》说：“威势施加到敌人身上，敌人的援军就不能会合。”可是孙武让秦国听从申包胥的话，出兵援救楚国，使秦国没有顾忌吴国的心思。这是威势不足的极点，是他的第一个过失。《作战》说：“军队长期暴露在外，就会使兵器钝、锐气挫；力量屈竭、财货耗尽，诸侯就会乘其疲弊而起兵。”孙武在九年冬出兵攻楚，到十年秋才回来，可以说军队长期在外了。越国人难道能不乘机进入吴国吗？这是他的第二个过失。书中又说：“杀敌要靠愤怒。”如今孙武放任伍子胥、伯嚭鞭打楚平王的尸体，替一个人的私怨报仇，以此激怒敌人。这就是司马戌、子西、子期一定要死战报仇吴国的原因。勾践不毁坏吴国的旧坟，吴国便屈服；田单用欺诈手段挖掘燕国坟墓，齐人便奋起；可见他们的谋略远在孙武之上。孙武不能通晓这一点，是他的第三个过失。然而当初吴国能够攻入郢都，乃是借助伍子胥、申包胥、唐昧、蔡国等人的愤怒，又乘楚平王不仁，所以孙武的功劳其实也很少。孙武自己写成的书，尚且不能自己运用，因而遭到失败，何况只是拘守并祖述他的旧有智慧和残余言论的人，难道能够统率军队吗？况且吴起和孙武，是同一类人，都著书谈兵，世人称他们为“孙吴”。然而吴起谈论军事，言辞轻率，法制粗略，没有系统条理，不如孙武的书言辞简约而意思完备，天下关于军事的学说都汇聚在其中。但吴起最初被鲁国任用，击破齐军；后来进入魏国，又能制服秦军；进入楚国，楚国又重新称霸。而孙武实际所做的却与书中所说相反，那么书本不足以完全相信，本来就是如此。在外面抵御一个奴仆，在家里管治一个妾，即使是卑贱的男子也能做到，难道一定要有人教他吗？等到统率三军众多士卒，关闭营门自守，甚至还可能发生混乱，那么就是三军的众人使他困惑了。所以善于统率军队的人，看待三军众人，就像看待一个奴仆、一个妾一样，不增加额外的困难，因此心中常常显得游刃有余。凭一个人的心智，面对三军的众多士卒，而胸中仍宽阔有余，这就是韩信所谓“多多益善”的原因。所以用兵难道有什么特殊方法吗？只要能够不把兵力众多看得过于复杂罢了。苏明允《权书八》（六国） 六国的灭亡，不是因为兵器不锋利、仗打得不好，弊病在于拿土地财物贿赂秦国。贿赂秦国就使自己的力量亏损，这是走向灭亡的道路。有人说：“六国相继灭亡，都是因为贿赂秦国吗？”回答说：“没有贿赂秦国的国家，是因为贿赂秦国的国家而灭亡的。大概是失去了强大的援助，不能独自保全。所以说，弊病在于贿赂秦国。”

译秦国除了用攻战夺取土地之外，小的可以得到邑，大的可以得到城。比较秦国通过贿赂所得的土地和通过战胜所得的土地，实际多达百倍；诸侯失去的土地和战败失去的土地相比，实际也多达百倍。那么秦国最大的欲望、诸侯最大的祸患，本来就不在战争上。想想他们的先祖父，冒着霜露，砍伐荆棘，才得到尺寸之地；子孙却看得不很珍惜，拿来送给别人，就像丢弃草芥。今天割让五座城，明天割让十座城，然后才换得一夜安睡。第二天起床察看四境，秦军又来了。既然如此，诸侯的土地有限，而暴秦的欲望没有满足；送给秦国越多，秦国侵犯得越急，所以不经过战争，强弱胜负就已经判明了。发展到覆灭，按道理本来就应当如此。古人说：“拿土地侍奉秦国，就像抱着柴薪去救火；柴薪不烧尽，火就不会熄灭。”这句话说对了。齐国人从未贿赂秦国，最终却接连随着五国迁徙、灭亡，为什么呢？因为齐国亲附秦国而不帮助五国。五国既然灭亡，齐国也不能幸免。燕国、赵国的君主，起初有长远的谋略，能够守住自己的土地，在道义上不应贿赂秦国。因此燕国虽然是小国，却后来才灭亡，这就是用兵的效果。等到燕太子丹把荆轲刺秦作为计策，才开始招来祸患。赵国曾经同秦国交战五次，两次失败、三次胜利；后来秦国两次进攻赵国，李牧接连击退秦军。等到赵王迁听信谗言杀死李牧，邯郸便成为秦国的郡。可惜它使用武力却没有坚持到底。况且燕、赵处在秦国几乎将要消灭六国的关头，可以说智谋和力量孤单危急，战败而亡，实在是不得已。假使韩、魏、楚三国各自爱惜自己的土地，齐国人不依附秦国，荆轲不去刺秦，良将李牧还在，那么胜负的形势、存亡的道理，若与秦国较量，或许还很难预料。唉！如果把贿赂秦国的土地用来封赏天下的谋臣，把侍奉秦国的心意用来礼遇天下的奇才，合力向西进攻，那么我恐怕秦国人连食物都咽不下去。可悲啊！有这样的形势，却被秦国长期积累的威势所胁迫，土地日削月割，走向灭亡。治理国家的人，不要让自己被积累的威势所胁迫啊！六国和秦国都是诸侯，六国的势力比秦国弱，却仍有不贿赂秦国而战胜它的形势。假如凭借如今这样大的天下，却重蹈六国灭亡的旧事，那就又处在六国之下了。苏明允《权书九》（高帝） 汉高帝运用权术和计谋，控制一时的利害关系，不如陈平；揣度天下形势，举手示意、转动眼目，以威逼控制项羽，不如张良。如果没有这两个人，天下不会归于汉朝，高帝也不过是一个木讷强悍的人罢了。然而天下已经平定以后，为后世子孙谋划，那些陈平、张良的智慧所不能达到的地方，高帝却常常预先规划处置，以符合后世的作为，明白得像亲眼看见事情发生后再去处理一样。大概高帝的智慧，在大事上明察，在小事上暗昧，到这里才看得出来。高帝曾对吕后说：“周勃为人厚重而少文采，但安定刘氏天下的必定是周勃。可以让他担任太尉。”当时刘氏天下已经安定了，周勃又将安定谁呢？所以我的意思是：高帝把太尉之职托付给周勃，是知道将来会有吕氏之祸。虽然如此，他为什么不除掉吕后呢？因为形势不允许。过去周武王去世，成王年幼，三监便发动叛乱。高帝的意思是，自己百年以后，将相大臣和诸侯王中会有像武庚、禄父那样的人，却没有人能够制约他们。于是他独自考虑：一家有主母，豪奴悍婢就不敢与弱小的孩子抗争。吕氏辅佐高帝平定天下，向来为大臣们所畏惧服从，只有她可以压制他们的邪心，等待太子长大。所以不除掉吕后，是为了惠帝着想。吕后既然不能除掉，所以就削弱她的党羽来损害她的权力，使即使发生变故，天下也不至于动摇。因此，凭樊哙的功劳，高帝仍能在一旦之间决定杀掉他而毫不迟疑。唉！难道他只是对樊哙不仁吗？况且樊哙和高帝一同起兵，攻拔城池，冲陷敌阵，功劳并不少。当年亚父范增唆使项庄时，如果不是樊哙斥责项羽，汉能否成为汉，还很难说。有一天有人诬告樊哙想灭掉戚氏，当时樊哙正在出兵攻打燕地，高帝立即命令陈平、周勃在军中杀掉他。樊哙的罪行还没有显露，诋毁他的人究竟是真是假也未必可知；何况高帝不会因为一个女子而杀掉天下的功臣，这一点也很明白。他娶了吕氏，吕氏宗族中像吕产、吕禄一类人，都是平庸无能、不值得忧虑的，唯独樊哙豪迈强健，是诸将所不能制服的；后世的祸患，没有比这更大的了。高帝看待吕后，就像医生看待堇这种毒草一样，只要利用它的毒性治病，而不至于毒死人罢了。樊哙死了，吕氏的毒性便不至于杀人，高帝以为这样就足以让自己死后不必忧虑了。陈平、周勃这些人，正是留下了他的忧患。樊哙死在惠帝六年，是天意。假使他还活着，吕禄就不能欺骗他，太尉周勃也不能取得北军。有人说，樊哙是高帝最亲近的人，假如他还活着，未必会同吕产、吕禄一起叛乱。可是韩信、黥布、卢绾都面南称王，而卢绾又最受高帝亲近宠幸，然而还在高帝没有去世时，他们就相继因谋反被诛杀。谁能说在高帝死后，像樊哙这样出身于掘坟埋尸、屠狗一类行业的人，看见自己的亲戚乘势做了帝王，却不会欣然跟从呢？所以我说：陈平、周勃这些人，正是留下了他的忧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岁〕 苏明允《权书·十项籍》我曾经评论说，项籍有夺取天下的才能，却没有夺取天下的谋略；曹操有夺取天下的谋略，却没有容纳天下的气量；刘备有容纳天下的气量，却没有夺取天下的才能。因此三人终其一生都没有成功。况且如果没有舍弃，就不能取得天下的形势；如果没有忍耐，就不能占尽天下的利益。所以有些土地可以不取，有些城池可以不攻，有些胜利可以不急于取得，有些失败也不能逃避。敌人来时不喜，敌人离去也不恼，任凭天下人施为而慢慢控制后续局势，这样才可能取得成功。唉！项籍有百战百胜的才能，却死在垓下，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我从他在钜鹿作战时，就看出他的谋略不长远、气量不广大，因此每当想到他晚到垓下才死，就没有不感到奇怪的。当项籍渡过黄河时，沛公刚开始整顿军队向关中进发。项籍在这个时候，如果赶快率军奔向秦地，乘着自己的锋锐加以利用，就可以占据咸阳，控制天下。他不知道采取这个办法，却局促地同秦将争夺一时的胜负。钜鹿之战胜利后，他还在河南、新安一带徘徊；等到达函谷关，沛公进入咸阳已经几个月了。秦人既然已经安定地拥戴沛公而仇视项籍，那么项籍的势力就不可能再强大到使秦人臣服。所以项籍虽然把沛公迁徙到汉中，最终自己却定都彭城，使沛公能够返回并平定三秦，那么天下的形势就掌握在汉而不在楚了。楚军即使百战百胜，又有什么用呢？所以说，项籍死于垓下的征兆，在钜鹿之战时就已经显现了。

译有人说：“即使这样，项籍一定能进入秦地吗？”回答说：“项梁死后，章邯认为楚国不足为虑，所以调兵攻打赵国，产生了轻视楚国之心，而秦国的良将精兵又都消耗在钜鹿。项籍如果真能率领抱着必死决心的士卒，攻击秦军轻敌而且力量削弱的军队，进入秦地是很容易的。况且秦国灭亡前守关的军队与沛公所率军队的优劣，可以看得出来；沛公攻关与项籍攻关的优劣，也可以看得出来。以秦军的守关能力由沛公进攻，以沛公的守关能力由项籍进攻，那么秦国灭亡前的守关军队，项籍难道不能战胜吗？” 有人说：“秦地可以进入，那么救援赵国怎么办？”回答说：“老虎正在捕鹿，熊罴占据它的洞穴，搏杀它的幼子，老虎怎能不放下鹿返回呢？老虎一返回，必然被熊罴撕碎，这是明摆着的道理。军书所说的‘攻击敌人必然救援的地方’就是这个意思。假如项籍进入关中，王离、涉间一定会放弃赵国而回兵自救。项籍据守关口迎击他们的正面，赵国和诸侯援军十多个营垒从后面追击，秦军必定会覆灭。这样项籍一次行动就能解除赵国之围，并在秦地取得功劳。战国时，魏国攻打赵国，齐国救赵，田忌率兵迅速奔向大梁，因而保存了赵国并击破了魏国。那位自称懂得用兵的宋义，却完全不明白这个道理，屯兵安阳不肯前进，反而说‘等待秦军疲敝’。我担心秦军还没有疲敝，沛公已经先占据关中了。项籍和宋义都犯了同样的错误。所以古代夺取天下的人，往往先谋划好自己所要守卫的地方。诸葛孔明放弃荆州而选择西蜀，我知道他没有能力成就大事。况且他从未见过真正的大险要，他以为剑门这样的地方可以使国家不亡。我曾经考察蜀地的险要：守在那里不能出兵，出兵又不能得到后继援助，只能战战兢兢地保全自己，即使这样还常常供给不足，又哪里足以控制中原呢？至于秦、汉的旧都，沃土绵延千里，有大河高山，确实可以控制天下，又何必一定要等到像剑门那样连脚都无法落下的地方，才说是险要呢？如今富人一定居住在四通五达的都市，使自己的财货流通于天下，然后才能取得天下的利益。有个小家子气的人，得到一只装金子的匣子就藏在家里，关上门守着它。唉！这只是求不丢失，并不是求富裕。大盗来了，抢走它，又怎么知道它最终不会丢失呢？苏明允《衡论二·御将》君主驾驭臣下，驾驭宰相容易，驾驭将领困难。将领有两种：贤将和才将，而驾驭才将尤其困难。驾驭宰相靠礼，驾驭将领靠权术；驾驭贤将的办法在于诚信，驾驭才将的办法在于智慧。不用礼、不用诚信，是不愿意这样做；不用权术、不用智慧，是没有能力这样做。所以说，驾驭将领很难，驾驭才将尤其难。六畜起初都是野兽。虎、豹能够搏斗、吞噬，马也能踢，牛也能抵撞。先王知道能够搏斗、吞噬的动物不能靠人的力量制服，所以杀掉它们；如果杀不掉，就驱逐它们而已。能踢的动物可以用缰绳驾驭，能抵撞的动物可以用笼头拘束，所以先王不忍心抛弃它们的才能，使天下失去用途。如果说‘它能踢，它能抵撞，应当同虎豹一起杀掉、驱逐’，那么天下就没有骐骥，最终还凭什么驾驭它们来乘骑呢？先王选用人才，除非是像虎豹那样的大奸大恶、其搏斗吞噬的本性无法改变的人，否则没有不想用权术制服他，同时保全他的才能，使之适合任用的。何况做将领的人，又不能用廉洁方正等细小操守去责求，只看他的才能怎样罢了。汉代的卫青、霍去病、赵充国，属于贤将；汉代的韩信、黥布、彭越，唐代的薛万彻、侯君集、盛彦师，属于才将。贤将本来就不多，得到才将而任用他，是可以的。如果又说‘这个人难以驾驭’，那就是只有不肖之人才可以任用了。用厚重的恩德笼络他，向他表示真心，给他美好的田宅、丰盛的饮食、歌童舞女，满足他口腹耳目的欲望，然后再用威势折服他，这就是先王驾驭才将的办法。近来的议论者有人说：‘将领之所以竭尽智力，冒犯霜露、踏着刀刃而不推辞，是希望得到赏赐罢了。治理国家的人，不如不要预先赏赐，以等待他们成功。’又有人说：‘赏赐是用来驱使人的。不预先赏赐，人就不会替我效力。’这些都是片面的说法，不是通行的道理。将领的才能本来有大小：在平庸将领中显得杰出，是才能小的；在才将中显得杰出，是才能大的。才能小的人志向也小，才能大的人志向也大。君主应当观察他的才能大小，制定相应的驾驭办法，使之与他的志向相称。片面的说法不能采用。养骐骥的人，要给它丰足的草料和粮食，清洁它的缰络，让它住在新的马厩里，用清泉给它洗浴，然后才要求它日行千里。骐骥的志向常在千里之外，难道会因为一顿吃饱就放弃自己的志向吗？至于养鹰就不是这样。捕获一只野鸡，就喂它一只麻雀；捕获一只兔子，就喂它一只老鼠。它知道如果不尽力搏击，就没有东西可吃，所以这样以后才会替我效力。才能大的人像骐骥，不预先赏赐他，就像养骐骥的人让它挨饿却要求它日行千里，这是做不到的；才能小的人像鹰，预先赏赐他，就像养鹰的人把它喂饱却要求它搏击，也同样做不到。因此，预先赏赐的说法可以施用于才能大的人；不预先赏赐的说法可以施用于才能小的人；两种办法兼用就可以了。从前汉高帝第一次见到韩信，就授予他上将军之职，解下自己的衣服给他穿，推过自己的食物给他吃；第一次见到黥布，就任命他为淮南王，供给饮食器具都按照王的规格；第一次见到彭越，就任命他为相国。当时这三个人还没有为汉朝立功。后来追击项籍到垓下，他与韩信、彭越约定会师，三人却没有按期到达；高帝把数千里的土地舍弃般赏给他们，像丢弃破鞋一样。项氏尚未消灭，天下尚未平定，三人已经享尽富贵了。为什么呢？高帝知道三人的志向很大，如果不能使他们享尽富贵，他们就不会替自己效力；即使享尽富贵，但项氏没有被消灭、天下没有平定，他们的志向也不会停止。至于樊哙、滕公、灌婴一类人却不是这样。攻下一座城、打胜一场战斗，然后才增加几级爵位；否则，终年也不会升迁。项氏已经消灭，天下已经平定，樊哙、滕公、灌婴一类人计算百战的功劳以后，才授予他们通侯的爵位。难道高帝到了这时就吝啬了吗？是因为他知道这些人的才能小、志向小，即使不预先赏赐，他们也不会怨恨；如果预先赏赐，他们就会安然自满，不再把立功当作自己的事业了。唉！当韩信在齐地称王时，蒯通、武涉的游说还没有停止。在这个时候如果夺去他的王位，汉王的处境就危险了。人难道不想把天下分成三份，自己建立一国吗？可是韩信却说：‘汉王并没有夺走我的齐国。’所以齐国不被夺走，韩信就不会怀有怨心；韩信不怀怨，天下就不至于不归汉所有。唉！高帝可以说是懂得大计了。苏明允《衡论七·申法》

译古代的法律简略，今天的法律繁密。简略的法律不适合今天，繁密的法律不适合古代；这不是今天的法律不如古代的法律，而是今天的时代不如古代的时代。先王制定法律，没有不是想使百姓心悦诚服的。要使百姓心悦诚服，必须了解他们的实际情状。实际情状是这样，罪行也确实是这样，那么当然就能使人归服于我们的法律。但百姓的实际情状又不都和罪行的轻重大小相同，因此先王既对他们的罪行愤怒，又对其中无罪的人怜悯，所以法律只列举大概，而由官吏制定详细规定。杀人者处死，伤人者受刑，这些写在法律上，是为了使百姓知道天子不愿意我们杀人伤人罢了。至于罪刑轻重、情节出入，要寻求实情并使人心悦诚服，就交给官吏处理。信任官吏而不拘泥于法律，所以古代法律简略。今天却不是这样。官吏奸诈，不如古代的良吏；百姓狡猾，不如古代淳朴。官吏奸诈，就会凭自己的喜怒来决定罪刑轻重，任意出入，有时甚至达到诬陷拘捕的地步；百姓狡猾，官吏即使按照实情出入刑罚，他们也能抓住罪行大小来作为辩辞。因此今天的法律细密周详，没有遗漏，不拘泥于一个方面，从左右前后各处查究，使人无法逃脱。这样，罪刑的轻重、情节的出入，都可以依据法律来追究。官吏不奉行法律，就立即加以举劾。信任法律而不信任官吏，所以今天的法律繁密。古代法律像药方，只论大概；增加或减少药剂分量，则交给医生，让他观察病人的病情，再参照自己的意见。今天的法律像制作鞋子，既做大的，又做中等的，又做小的，以求适合天下人的脚。因此法律有繁简的不同，但寻求百姓的实情、使他们心悦诚服这一点是相同的。既然如此，今天的法律并不比古代差，可是执行法律的人仍然不能没有弊病，为什么呢？律令所禁止的事情，条文统一而且明确完备，即使妇女儿童也都知道应当畏惧躲避；然而其中有些惯于触犯禁令而始终不改的人，天下人都知道，却从来不感到奇怪。先王想杜绝天下人的欺诈，制定尺度来统一天下长短，制定量器来齐平天下多少，制定权衡来校准天下轻重。因此尺度、量器、权、衡，法律一定要依靠官府制定；依靠官府制定以后，天下的标准才会相同。如今平民之家削木比竹、用绳丝悬石来制作量具，富商大贾在里面用大器量，出货时用小器量；齐国人到了楚国，不知道哪个是斗、哪个是斛；拿东家的尺子去校验西邻家的尺子，就像十根手指一样各不相同。这是天下人都知道而从不觉得奇怪的第一件事。先王厌恶奇货扰乱百姓，也怜悯微小的财物不能顺利养活人，所以禁止百姓采珠取贝；厌恶物品伪造而冒充真品、又耗费重金，所以禁止百姓熔化黄金来作涂饰。如今采珠取贝的百姓遍布海边，熔金作饰的工匠挤满店铺。这又是天下人都知道而从不觉得奇怪的第二件事。先王担心低贱者凌驾尊贵者、下位者僭越上位者，所以冠服器皿都按爵位等级区别，长短大小无不有规定。如今工商之家拖着纨绔锦绣，穿戴珠玉，一个人的身体从头到脚都按照这种规格装饰，而违法的人却十有八九。这又是天下人都知道而从不觉得奇怪的第三件事。先王担心天下的官吏凭借官府的权势侵害掠夺普通百姓，所以让市场上的坐商观察当时百物的贵贱，记录下来，每十天就上报一次。价值百的按百上报，价值千的按千上报，以等待官吏私下收买；价值十的减去三成，价值三的减去一成，上报给官府，以备官府公开收购。如今官吏私下收买，却采用官府公开收购的办法。百姓说‘官家从百姓手中取东西本来就是这样’，这就使官吏和县官一起在下层百姓那里积聚怨恨。这又是天下人都知道而从不觉得奇怪的第四件事。先王不愿意有人独占天下的利益，所以做官就不能经商，经商就要受罚；不做官而经商，则要纳税。百姓经商不能免税，官吏经商又要加处罚。如今官吏经商，既侥幸不受处罚，又不纳税，还凭借县官公开收购的办法，借用县官的役夫，使用县官的船只，关卡不盘问，渡口桥梁也不呵禁。这样看来，做官又经商，实在是很快乐的事，百姓将把手脚放在哪里呢？这又是天下人都知道而从不觉得奇怪的第五件事。像这样的事，数也数不清。天下人听惯看熟，认为本来就应当如此；执掌监察的官员和执法的官吏亲眼看见这些事情，也安然不问。法律，是天子的法律。法律明明禁止，而人却明明触犯，这就是不把天子的法律放在眼里，是衰败时代的事情。然而议论者都认为现在的弊病不过是胥吏玩弄法律以作奸；我却认为胥吏的奸邪，是从前面这五件事开始的。如今如果有盗贼白天拿着棍棒闯入人家，而主人不加禁止，那么翻墙打洞的盗贼必然会互相告知，在他家中肆意妄为。应当先治理这五件事，然后再追究胥吏的奸邪才可以。苏明允《衡论十·田制》古代的赋税重，还是今天的赋税重？周公的制度中，园圃和市宅二十份收一份税；近郊十一份收一份；远郊二十份收三份；稍、甸、县、都的税，都不超过十二份收一份；漆林的税，二十份收五份。大概周朝兴盛时，最重的税达到四份取一份；其次是五份取一份；然后依次减轻，开始到十一份取一份，又有更轻的。今天的赋税虽然不止十一份取一份，但如果县官没有紧急催征，没有横征暴敛，那么也还没有达到四份取一份、五份取一份那么重。这样看来，今天的税和周朝的税，轻重相差并不多。虽然如此，周朝时天下百姓歌舞欢庆，以喜悦他们君主的盛德，而我们的百姓反而忧愁不乐，常常像是抽筋剥皮来供养上级。周朝的税是这样，我们的税也是这样，但两朝百姓的哀乐为什么相差如此遥远呢？其中的原因，大概是有缘由的。

译周朝实行井田制。井田制废除以后，田地不再归耕种它的人所有，而拥有田地的人又不亲自耕种。耕种土地的人，要向富民借用田地。富民之家土地广大、产业众多，田间小路彼此相连，招募召集流动佃客，把土地分给他们耕种，用鞭打驱使他们，把他们当作奴仆，自己安坐着从四面观察，指挥其中的一切。那些服役隶属的百姓，夏天替他们锄草，秋天替他们收割，没有一个人敢违背他们的节令和指挥而嬉游。田地的收入，富民自己得到一半，耕作者得到一半。拥有田地的是一个人，耕种的人却有十个，所以田主每天积累他所得的一半，直到富足强盛；耕作者每天只能食用自己所得的一半，终于穷困饥饿而无处申诉。让耕作者穷困饥饿，而不耕种、不收获的人坐享富强的利益，尚且不可以，何况富强之家还要向县官缴纳租税，却不能免除怨叹愤恨呢？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拿自己所得的一半供给县官的税，不如周朝百姓拿全部劳动成果供给上级的税。周朝十一份取一份的税，是用全部劳动成果缴纳十一份中的一份。假如只用自己所得的一半来缴纳十一份取一份的税，实际上就相当于缴纳十二份取一份的税。何况今天的税又不只是十一份取一份而已，那么他们不能不怨叹愤恨，也就理所当然了。唉！贫民辛苦耕作却不能免于饥饿，富民坐着就能吃饱并且嬉游，却又不能免于怨恨，这些弊病都起源于井田制的废除。恢复井田制，贫民就有田可耕，谷物粮食不必分给富民，便可以不挨饿。富民不能多占土地来困住贫民，他们的处境决定了如果不耕种就没有东西可吃；用土地的全部产出缴纳县官的税，又可以没有怨恨。因此天下士人争相主张恢复井田制。后来又有人说：‘夺取富民的田地，分给没有田地的百姓，富民不会服从，这一定会发生动乱。若是在大乱以后，土地荒芜、人口稀少，才可以一举办成。汉高祖灭秦、光武承继汉室时，本来可以这样做却没有做，这是令人遗憾的。’我又认为不是这样。如今即使让富民都把田地交还公家，请求实行井田制，实际形势也不可能做到。为什么呢？井田制中，九夫组成一井。井与井之间有沟，四井为一邑，四邑为一丘，四丘为一甸。甸方八里，旁边加一里成为一成。成与成之间有洫，土地共一百井，方圆十里。四甸为一县，四县为一都，四都方圆八十里，旁边加十里成为一同；同与同之间有浍，土地共一万井，方圆百里。百里之内，有浍一条，有洫一百条，有沟一万条。既实行井田制，又必须同时具备沟洫。沟洫制度中，每夫之间有遂，遂上有小路；十夫有沟，沟上有田间小路；百夫有洫，洫上有道路；千夫有浍，浍上有大路；万夫有川，川上有通路。万夫的土地大约三十二里半，其中作为川和路的有一份，作为浍和道的有九份，作为洫和涂的有一百份，作为沟和畛的有一千份，作为遂和径的有一万份。这两种制度，如果不堵塞溪壑、填平涧谷、削平丘陵、毁坏坟墓、拆毁房舍、迁移城郭、改易田界，就无法实行。即使能够全部得到平原广野，在其中规划实行，也应当驱使天下人，耗尽天下粮食，穷尽数百年，把全部力量专门用在这件事上，不治理其他事务，然后才可以希望天下土地全部成为井田，全部修成沟洫。事成之后，还要替百姓在其中建造房屋，使他们安居，才算可以。唉！这也太迂远了。等井田制建成，百姓已经死去，他们的骨头也朽烂了。古代井田制的兴起，大概一定开始于唐、虞时代吧？如果不是唐、虞时代，周代就无法完成井田制。唐、虞开启了它，到了夏、商，逐渐修补治理，到周代才大体完备。周公承继下来，又进一步申明确定制度，疏通整治疆界，不是一天之内突然能够做到的，它的来历是逐渐形成的。井田制虽然不能实行，但它的实际原则对今天很有益。如今如果确实有人能够实行接近井田制的办法并加以运用，那么也可以使百姓得到休养生息吧。我听董生说：‘井田制虽然难以立即实行，应当稍微接近古制，限制百姓名下的田地，以供养不足。’限制名下田地的主张，大概就是从这里产生的。后来却没有人实行，不是因为它不利于百姓，而是担心百姓不肯把田地交出而纳入我们的法令，因而由此引发动乱。孔光、何武说：‘官吏和百姓名下的田地，不得超过三十顷，期限三年，期满仍违法的，没收入官。’三十顷田地，相当于周代三十个夫所占的田。即使不能完全按照这种制度，一个人兼有三十夫的田，也已经过多了；而且限期三年，又是逼迫平民，使他们自行败坏产业：不合人情，难以施行。我想稍微设置限制，但不夺取那些已经超过我所定限额的人的田地，只使后来的人不敢多占田地而超过限额。总的来说，经过几代，富人的子孙有的不能保有土地而重新变成贫民；而那些曾经超过限额的人，土地会分散而归于别人。或者等到子孙分割土地时，已经剩下不多了。这样，富民所占的土地就少，剩余的土地就多。剩余土地多，贫民就容易取得土地作为产业，不再受人役使，各自享有土地的全部收益。利益不必分给别人，而且乐意向官府缴纳赋税。君主端坐朝廷，向天下下令，不惊扰百姓，不动用众人，不实行井田制，却获得井田制的利益，即使周朝的井田制，又怎么能远远超过这种办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