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一

译曾子固寄给欧阳舍人的信 曾巩顿首再拜舍人先生：去年秋天来人返回时，承蒙您赐信，并赐给我您撰写的先祖墓碑铭文。我反复阅读诵读，感动与惭愧一同涌上心头。墓志铭流传于世，在义理上接近史书，但也有不同于史书的地方。史书对于善恶没有不记载的，而墓志铭，是因为古代有人具有功德、才能、品行、志向和节义方面的美好之处，担心后世不知道，所以一定要刻铭来彰显他。有的放在宗庙里，有的存于墓中，作用是一样的。如果这个人是恶人，那么墓志铭对他还有什么意义呢？这就是它不同于史书的地方。撰写铭文，是为了使死者没有遗憾，使生者能够表达敬意。善人喜欢自己的事迹流传，就会更加努力自立；恶人没有什么可记载的，就会因此惭愧而恐惧。至于通达多才的人、通晓事理的人、重义刚烈守节的人，以及嘉言善行，都在篇章中显现出来，就足以成为后世效法、警戒和劝勉的准则。它如果不接近史书，还能接近什么呢？到了世道衰落的时候，做子孙的都一心想赞美自己的亲人，却不以义理为依据。因此即使是恶人，也都竭力刻写墓志铭，用来向后世夸耀。撰文的人既没有拒绝不写，又因为那是其子孙请求的；如果把他的恶行写出来，又是人情所不能接受的，于是墓志铭开始失去真实。后世撰写墓志铭的人，常常先观察那个人：如果托付给他的不是合适的人，那么写出来的东西就不公正、不合事实，也就不足以流传于世、传给后代。所以千百年来，从公卿大夫直到里巷中的士人，没有不立墓志铭的，但真正流传下来的却很少，原因没有别的，就是托付给了不合适的人，所写的东西不公正、不合事实。既然如此，什么样的人才可以做到完全公正而合乎事实呢？不是积蓄道德并且擅长文章的人，就无法做到。具有道德的人对于恶人，不会接受请托为他作铭；对于众人，则能够辨别真伪。人的品行，有内心善良而外在表现不佳的，有内心奸诈而外表和善的，有善恶相差悬殊却不能用事实直接指明的，有实际功绩大于名声的，也有名声超过实际的。就像任用人才一样，不是积蓄道德的人，怎么能够辨别而不受迷惑，评议而不徇私呢？能够不受迷惑、不徇私，就公正而合乎事实了。但如果文章写得不好，世上仍然不会流传，所以还必须兼具优长的文章才行。因此说，不是积蓄道德并且擅长文章的人，就无法做到。难道不是这样吗？然而，积蓄道德而又擅长文章的人，即使有时同一时代会同时出现，也有时要相隔几十年，甚至一两百年才出现一个。他们的文章能够流传是如此困难，遇到这样的人也同样困难。像先生您的道德和文章，本来就是所谓几百年才出现一个的人才。我的先祖言行卓异，幸而遇到您，得到您为他撰写公正而合乎事实的墓志铭，他流传后世、传布后代，是毫无疑问的。世上的求学者每当阅读传记中记载的古人事迹，读到感人之处，往往悲伤得不能自已，连眼泪流下来都不知道，何况是他们的子孙呢？何况是我曾巩呢？追念并仰慕先祖的德行，思考凭什么使它流传后世，那么就会知道先生把一次赐予推及曾巩，并惠及我的三代，我应当怎样感激和报答您，难道还用说吗？又想到像我曾巩这样浅薄、迟钝、拙劣的人，先生却加以提携；先祖一生困顿坎坷、穷困不遇而死，先生却使他显扬。那么世上那些宏伟豪杰、世所罕见的人才，谁不愿意登门求教？那些隐遁幽居、受到压抑的人，谁不对社会有所希望？谁不愿意行善？谁作恶而不惭愧、不恐惧？做父祖的，谁不想教育自己的子孙？做子孙的，谁不想使父祖获得荣宠？这些美好的事情，都归于先生一人。已经拜受您的赐予，又冒昧说明其中的缘由。您所告知的关于世族次序的事情，我怎敢不接受教诲并加以详考呢？惭愧之至。不再多说。曾子固谢杜相公的信 我恭敬地想起从前，我在河边获罪受罚，离家有四千里之远。向南遥望，湍急的河流、浩大的淮水、埭堰、湖泊和江河，天下的险阻都成为我的阻隔。而我以孤身一人，怀抱不可预料的疾病，孤零零地站在道路旁，没有可以攀援的亲戚、相识的旧友来托付此事。又没有高尚品行可以感动别人，也没有权势利益可以使世俗动心。只是先人的医药以及办理丧事所急需的一切，我不知道依靠什么来解决；先人的灵柩又沉重，我非常害怕没有办法运回南方。唯独明公在这时忧虑而勤勉地为我奔走，营救、保护、照料，亲自屈尊乘车骑马来到河边，使我在先人病重时能够专心依靠您，并共同谋划医药之事。到我已经成为孤儿以后，又没有外务来分夺我的哀痛。凡是丝毫的私人请求，没有一件不如我的愿望。这样重大的丧事，终于能够完整地运回南方。您保全我的恩德、超过常情的义举，就是如此深厚。我私下想到，明公辅佐天下的道理，吟咏赞颂、推演论说可以流传万世，并不是像浅陋之士那样只急于求取一节小善。您的官位极高、年寿很长，天子都不敢以政务烦劳您，哪里是乡里新学之士危苦的心情、琐细的事情所应当传达到您耳目之中而蒙您察看呢？然而明公因为顾念先人的旧情，对曾巩施恩竟这样周全。大概明公虽然不能起身执掌天下政务，但爱护培育天下人才、不忍一个人失去应有归宿的道理，出于自然本性，推广实行，并不因自己的进退而改变；而曾巩独独幸运，在这种时候遇到了明公。服丧期间，我不敢用世俗浅薄的意思越过礼制前来致谢；服丧期满后，又想到您的大恩无法用言语命名，空泛的话也不足以陈述。徘徊至今，一封信都没有呈上，但惭愧之情生于内心，没有片刻停止。恭敬地希望明公最终赐予体察。明公心怀天下公义而没有私心，那么曾巩报答明公的，也只有天下公义罢了。我内心发誓确实如此，只是不敢说自己已经能够做到。

译苏明允上书韩枢密 太尉阁下：苏洵著书，其他方面本来就有所长，至于谈论军事，论说古今形势，甚至自比贾谊。我所献上的《权书》，虽然讲的是古人已经过去的成败事迹，但如果深刻明白其中的道理，施用于今天，没有什么不可行的。昨天因请求拜见，想呈进最后的意见，太尉答应了我，所以谨慎地写下这些话。语言质朴直截，没有震惊世俗、超绝众人的谈论，也没有高深难行的主张；太尉只取其大纲，不必责求细节。古代用兵取胜并不难，难的是养兵而不用，后果令人畏惧。譬如水，激流冲向山地，放流入海，挖掘它成为沟渠堤塍，堵塞它成为沼泽地基，这是天下人都能做到的；但使它流入长江、黄河，注入淮水、泗水，汇成洪涛，蓄成太湖，经历万世而不泛滥，自大禹以后还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军队，是聚集天下不守义的人，给他们不仁的武器，教他们杀人的事情。只有天下还没有安定、盗贼还没有消灭，然后才有机会施展他们不义的心，使用他们不仁的武器，实践他们杀人的事情。在这时，勇者没有多余的力量，智者没有多余的谋略，巧者没有多余的技能。因此，他们不义的心转变为忠心，不仁的武器用来对付不仁之人；而杀人的事情，则施用于应当杀的人。等到天下已经太平、盗贼已经消灭，不义之徒聚集在一起而不解散；勇者有了多余的力量，就想着用它作乱；智者有了多余的谋略，就想着用它作奸；巧者有了多余的技能，就想着用它作诈，于是天下的祸患纷纷产生。老虎、豹子如果整天不捕杀，就会跳跃大叫，以发泄怒气；蝮蛇、蝎子如果整天不螫人，就会啃咬草木，以释放毒性。道理本来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从前刘邦、项羽在草莽之间奋臂而起，秦、楚两地的无赖子弟，成百上千地成群结队争相响应，数也数不清。转战五六年，天下厌恶战争；项籍死去，高祖也已经老了。当时分封诸将为王，改定法律命令，使天下休养生息。然而韩信、黥布之类相继起兵的有七国，高祖死在铠甲兵器之间也不能制止，后来又连及吕氏之祸，直到孝文帝以后才安定下来。这是为什么起事这样容易而收拾残局这样困难呢？刘邦、项羽的势力起初像决堤的河水顺流而下，确实令人欣喜；等到它崩溃四散，奔放在数百里之间，拱手而无法挽救。唉！如果没有圣人，靠什么来妥善处理后果呢？太祖、太宗亲自披甲戴盔，跋涉险阻，用兵数十年，谋臣猛将遍布天下；一旦收卷铠甲使军队休息，传了四代，天下都没有发生变乱。这是什么办法呢？荆楚、九江一带没有分封给诸将，韩信、黥布之类就没有机会产生反叛之心。即使如此，天下没有变乱而军队长期不用，那么不义之心积蓄起来而没有地方发泄，就饱食安逸，想在良民身上逞强。看他们平日无事时，便发出怨言来试探、要挟上级。一天有紧急情况，即使给每人千金，也不能让他们出力。往年诏令天下修缮城池，西川的事情，苏洵确实亲眼见过。凡是郡县中的富民，全都登记姓名，收得钱数百万，用来支付酒食馈饷的费用。杵声还没有停止，城墙就随即坍坏；这样过了几年才安定下来。事情结束后，官吏互相庆贺，士卒互相夸耀，好像战胜凯旋等待赏赐一样。近来到了京师，我在田间小路上游走，那些人常常私下交谈，毫无顾忌。从当地人那里听说，春天时尤其不忍听到他们的言语。如今大概已经是五六月了，恰逢京师担忧大水，锄、耰、畚、筑排列在两岸边，官府每天耗费千万，传呼劳问的声音绵延数十里；他们却仍然〔原文“肙々”字样疑为OCR误字〕像狼一样回头张望，没有人肯出力效劳。况且，内有京师所听闻的情形，外有西川亲眼见到的情形，如今天下的形势究竟怎么样了呢？统御将领，是天子的事情；统御军队，是将领的职责。天子处于尊贵优越的位置，树立恩德、收取名声，与天下人共同享受欢乐。因此天子的道理不可以用来统御军队。臣下执行法令，不求徇情；尽心尽力，不求名声；竭尽死力来捍卫国家，使天下人的心系于一个人，而自己不参与其中。因此统御军队是臣下的事情，不可以使天子受其牵累。如今的祸患，是大臣喜好名声而害怕诽谤。喜好名声，就多施加私人恩惠；害怕诽谤，就不能坚定地执行法令，所以天下军队豪横放纵到了这种地步，却没有人能够制止。近来狄公在枢密院，号称宽厚爱人，亲近士卒，取得了他们的欢心，而太尉恰好接替了他。狄公只懂统御外部军队的方法，却不懂治理内部军队的道理；这是边将的才能。古代军队在外时，爱戴将军而忘记天子；军队在内时，爱戴天子而忘记将军。爱戴将军，是为了作战；爱戴天子，是为了守卫。狄公把统御外军的心思施用于内军，太尉如果不把这种做法反过来，又凭什么治理军队呢？有人认为，军队长期骄纵而无人治理，一旦用法律约束，恐怕会因此发生变乱。从前郭子仪离开河南，李光弼确实接替了他；李光弼到任那天，张用济被斩于军门之外，三军都战栗不安。凭临淮王李光弼的强悍，来接替汾阳王郭子仪的宽厚，三军将士惊惧得像赤子离开慈母怀抱而站在严师身旁一样，哪里敢发生什么变乱？况且天子是天下人的父母，将相是天下人的老师。老师即使严厉，赤子也不敢因此怨恨父母；将相即使严厉，天下人也不敢因此责怪君主，这是形势使然。天子可以使人活，也可以杀人，所以天下人盼望他使人活；等到他杀人时，天下人就说：“这是天子杀了他。” 所以天子不可以多杀人。臣下奉行天子的法令，即使杀人很多，天下人也没有地方可以归咎怨恨。这就是先王用来威服、安抚天下的办法。恭敬地希望太尉思考使天下长久安定的办法，不要侥幸追求一时的名声；竭尽最公正的心，不要顾虑三军的许多议论。天子推行深厚的仁德来团结军心，太尉施加威武来振作他们的懈怠。他们想到天子深厚的仁德，就会敬畏而不至于怨恨；想到太尉的威武，就会爱戴而不至于骄纵。君臣之间的关系顺当，敬畏与爱戴的原则确立，除了太尉，我还能指望谁呢？

译苏明允上书欧阳内翰 苏洵是平民，困居乡里，常常私下感叹，认为天下的人不可能全都贤能，也不可能全都不肖。因此贤人君子处在世上，聚合之后必然离散，离散之后又必然聚合。从前天子正有意于治理天下，范公在相府，富公任枢密副使，您和余公、蔡公任谏官，尹公驰骋于朝廷上下，在军事方面尽力。那时天下的人，无论有毛发、丝粟般微小才能的，都纷纷起来，聚合成一体。而苏洵自己估量愚笨无用的身体，不能在他们中间奋发，于是退下来修养内心，庆幸自己的道业将要完成，可以重新见到当世的贤人君子。不幸的是道业尚未完成，范公就被调往西方，富公调往北方，您与余公、蔡公分散到四方，而尹公也失势，奔走于低级官职之间。苏洵当时在京师，亲眼看见这些事，恍惚地仰天叹息，认为这些人一离开，即使自己的道业完成，也不再足以引以为荣了。后来又回过头来思考：从前众位君子进用朝廷，开始时一定有善〔原文“善犬”疑为OCR误字〕者推举他们；如今也一定有小人从中离间他们。如今世上如果再没有善人，那也就罢了；如果不是这样，我又忧虑什么呢？姑且修养自己的内心，等到自己的道业大有成就再等待时机，有什么妨碍呢？我退居十年，虽然还不敢说自己的道业已经有成，但胸中浩浩荡荡，似乎和从前不同了；而余公恰好也在南方建立了功业，您和蔡公又相继入朝，富公也从外任被召回做了宰相，形势将要重新合成一体。我又高兴又自我庆贺，认为道业已经大致完成，果然将有机会把它发挥出来。后来又回头想起从前所仰慕、盼望、喜爱而不能见到的，大概有六个人。现在将要去见他们了，但六人中范公、尹公二人已经去世，于是又为此潸然流泪而悲伤。唉！这两个人再也见不到了，所能依靠来安慰内心的还剩四个人，于是又用这个来宽解自己。想到只剩四个人，便又急切地想见他们一面，把心中想说的话表达出来。然而富公又做了天子的宰相，远方的寒士还不能立即通过言辞直接通到他面前；余公、蔡公，远的又在万里之外。只有您在朝廷之中，职位又不算太尊贵，可以呼喊求援，把自己的话传达给您；但我饥寒、衰老的病患又长期困扰我，使我不能亲自到您的门庭。像我这样仰慕、盼望、喜爱一个人，十年不能相见，而这个人又已经死去，如范公、尹公二人那样；那么在剩下的四个人中，除了因身份地位而不能立即通过言辞相通的人之外，难道还能因为不能亲自前往就马上停止吗？您的文章，天下人没有不知道的。但我私下认为，苏洵对它的了解尤其深，比天下人更深。为什么呢？孟子的文章，语言简约而意思完备，不写尖刻决绝的话，但锋芒不可侵犯；韩子的文章，像长江大河一样，浑厚浩荡、流转奔放，其中鱼、鼋、蛟、龙以及各种怪物使人惶惑，但又抑制遮掩它们，不让它们自行显露；人们望见那深沉的光辉和苍然的气色，自然敬畏躲避，不敢逼近直视。您的文章，曲折从容、委婉周备，反复回环、百折千转，却条理通达、疏朗流畅，没有间断；气势尽展，语言和议论都达到极致，却从容闲易，没有艰难劳苦的状态。这三种文章，都是截然自成一家的文章。只有李翱的文章，滋味深沉而悠长，光彩油然而幽微，俯仰揖让之间有您的风度；陆贽的文章，遣词立意切近准确，有您的实际风格。而您的才华，又有超过他们的地方。您的文章不是孟子、韩子的文章，而是欧阳子的文章。喜欢称道别人的长处而不谄媚，是因为那个人确实足以承受这样的赞誉；不了解的人，就会认为这是赞美别人来求得对方喜欢自己。赞美别人来求得对方喜欢自己，这种事苏洵也不会做。我之所以称道您的光明盛大之德而不知道停止，也只是希望您知道我对您的了解。即便如此，您的名声已经传遍天下，即使不看我的文章，也本来已经知道有一位欧阳先生了。然而我不幸陷在民间的草野泥涂之中，了解道理的心思又只是接近而粗略形成，想空手拿着一封短短的书信，把自己托付给您，这将使您从哪里了解我，又从哪里相信我呢？苏洵年少时不学习，到了二十五岁，才知道读书，开始和士人君子交游。年纪已经晚了，又没有真正刻意磨炼品行，以古人为期许，却看见和自己同列的人都不如自己，于是就认为这样已经可以了。后来困顿更加严重，才拿古人的文章来读，开始觉得他们说话、立意和自己大不相同。时常又回头审视自己，思考自己的才华，便觉得自己似乎不应该止步于此。于是把从前所写的几百篇文章全部烧掉，取来《论语》《孟子》、韩子以及其他圣人贤人的文章，端端正正地独自坐着，整天阅读它们，这样已经七八年了。刚开始时，读到里面的内容便惶恐，广泛观察外在文章又惊骇震动；时间久了，读得更加精熟，胸中豁然开朗，觉得古人的话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但仍不敢自己写出自己的话。时间更久以后，胸中的话越来越多，不能自我控制，试着写出来，随后反复阅读，浑厚自然，觉得写出来十分容易，但仍不敢认为这样就是正确的。近来所写的《洪范论》《史论》共七篇，您看它们怎么样？唉，区区地这样自我陈说，不了解的人又会认为我是在自我夸耀，求取别人了解自己。只希望您想一想我十年来的心志，知道它并非偶然如此，并加以体察。

译苏子瞻上书王兵部 荆州处在南北交界，是士大夫往来的要冲。阁下凭借高才盛名，在这里任州牧，想必也曾有人把识别良马的道理告诉过您身边的人吧？我听说：骐骥这种马，一天能走千里而不疲惫，脊背好像没有动，四足好像没有着地；上坡不低头，下坡不仰头。它的技艺卓绝，功效显著到了这种程度，天下却没有人能够识别它，为什么呢？因为不知道相马，却只责求马的技能。马有昂首、胸脯丰满，蹄子方正、睫毛密集，敏捷得像深山的老虎，旷达得像秋后的兔子；远远望去，眼睛好像在看太阳，而心志不放在草料粮食上。像这样的马，飘忽腾跃，奔去而不知道停在哪里。所以古代善于相马的人站在五条道路交汇处，只看它一眼，听到它嘶鸣一声，再回头观察它的神色，马的才能就全显现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相貌和神采流露于外，不可能遮掩。士人的贤能或不肖，也表现在面容神色、言辞气度中，卓然有足以存在于耳目之间的特征；如果一定要说长期相处以后才能察知，那也是自称善于相士的人的过错。我苏轼，是西川的鄙陋之人，也是经过荆州的旅客。我的足迹偶然来到阁下的门前，平生所研习、希望留名后世的东西，又没有什么可以凭借来送到您身边，因此大概容易被疏远而难以契合。然而我从蜀地到楚地，乘船航行六十天，经过十一郡、二十六县，见到的郡县官吏有几十上百人，没有一个不殷勤地谈论您的贤能，并教导我设法通过下级官吏来求见您。而且阁下究竟修养了什么德行，才能得到这样的称誉呢？我不敢因为求得知遇而指望您在仕进门路上提携我，也只是认为阁下站在五条道路交汇之处，或许能够看我一眼，从而相信我平生的志向罢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如今这个时代，难道只是王公选择士人，士人也有所选择。苏轼将从楚地游历到魏地，再从魏地到各处游历，恐怕以后会因为没有见到阁下而遗憾，所以不敢不前来进呈此信。不再多说。苏子瞻答李端叔的信 苏轼顿首再拜。早就听说您的名声，又常常在相识的人那里看到您所作的诗文，虽然不多，也足以大致看出您的为人了。平常没有通书问候，怠慢的罪过还可以宽宥；等到您显然正在服丧，我仍不能用一个字来慰问；舍弟子由到来后，先承蒙您赐信，我又懒惰而没有立即答复，顽钝失礼到了这种地步，而您始终没有弃绝我，在递送的信中又承蒙您亲笔来信，待遇更加优厚，读信时惭愧得脸热汗流。您的才华高、见识明，不应当轻易赞许别人，莫非您听信了黄鲁直、秦太虚等人的话，竟真把那些话当作事实了吗？我这个不肖之人被人憎恶，而这两个人却偏偏喜欢称赞我，就像有人爱吃昌歜、羊枣一样，很难追问他们为什么如此。说这两个人是胡说，当然不可以；于是想把他们的看法推广到众人那里，也实在不可以。我年轻时读书作文，只是专门为了应试罢了。考中进士以后，又贪求不止，再考制策，其实腹中有什么呢？而那一科号称直言极谏，所以我常常纷纷议论古今、考察评判是非，只是为了符合它的名目罢了。人最苦的是不能认识自己；既然凭此取得了功名，便以为自己确实擅长这些，于是浮夸到今天，因这件事获罪，几乎死去。所谓齐国的俘虏凭口舌得到官职，真是可笑。可是世人竟认为苏轼是想标新立异，那就错了。妄自议论利害，夹杂谈说得失，这正是制科人的习气，就像候虫和时鸟，自己鸣叫给自己听，哪里值得说是有益或有害呢？我常常奇怪时人对我看得过重，而您又这样称说我，就更加不符合实际了。获罪以来，我深深闭门自守，驾着小船、穿着草鞋，放浪在山水之间，和樵夫渔人混居，常常被醉汉推搡辱骂，反而为自己渐渐不被人认识而高兴；平生亲友没有一封信涉及我，我写信给他们也不答复，只庆幸自己大概可以免于声名之累了。您又重新极力推重我，这实在不是我所希望的。树上生瘿，石上有晕，犀角有通孔，凭这些来取悦于人，都是事物的病态。谪居无事，我默默自我反省，回头看三十年来所做的事，很多都是这种病态。您所看见的都是过去的我，不是现在的我；莫非只是听到了我的声名，却没有考察我的实情，取了外在的华美而遗弃了实际内容吗？还是您又从这种病态中有所取呢？这件事不见面不能说尽。自从获罪以后，我不敢写文章。这封信虽然不是文章，但随手写下心中所想，不知不觉写了好几幅纸，也不必给别人看。务请明白我的意思。年末将尽，天气寒冷艰苦，只愿您万分节哀，勉强进食。不再一一叙说。

译苏子由上书枢密韩太尉 太尉阁下：苏辙从小喜欢写文章，思考得非常深，认为文章是气的外在表现。然而文章不能只靠学习就能写好，气却可以通过修养而形成。孟子说：“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现在看他的文章，宽厚宏博，充满天地之间，和他的气的大小相称。这两个人难道曾经拿起笔学习怎样写成这样的文章吗？只是他们的气充满在内心，流露在容貌上，发动于言语中，显现在文章里，而自己并不知道罢了。苏辙十九岁了，居家时所交游的不过是邻里乡党之人，所见到的不过方圆数百里以内，没有高山大野可以登临游览来开阔自己的胸襟。诸子百家的书虽然没有不读的，但都是古人的陈迹，不足以激发自己的志气。恐怕终于被埋没，所以毅然离开家乡，寻求天下奇异的见闻和壮丽的景观，以了解天地的广大。经过秦、汉的旧都，尽情观览终南、嵩山、华山的高峻，向北眺望黄河奔流，慨然想见古代的豪杰。到了京师，仰观天子宫阙的壮丽，看到仓廪、府库、城池、苑囿的富足广大，才知道天下的巨大壮美。拜见翰林欧阳公，听到他宏大雄辩的议论，看到他秀美伟岸的容貌，和他的门人贤士大夫交游，才知道天下的文章都汇聚在这里。太尉凭才略冠绝天下，是天下人所依靠而无忧、四夷所畏惧而不敢发动侵扰的人；在朝廷内，您像周公、召公，出征在外，您像方叔、召虎，可是我苏辙还没有见到您。况且人学习，如果不立志于宏大的目标，即使学得很多又有什么用？我这次来，在山上见到了终南、嵩山、华山的高峻，在水边见到了黄河的广大深邃，在人中见到了欧阳公，却还认为没有见到太尉。因此希望能够仰观贤人的光辉，听到一句话来壮大自己的志气，然后才可以看尽天下的壮观而没有遗憾。苏辙年少，还不能通晓熟习官吏事务。先前来京，并不是为了谋取斗升之禄，只是偶然得到它，并非自己所乐意的。幸而得到恩赐回乡等待选任，使我能够优游几年；将要回去时会更加修治文章，并且学习治理政事。太尉如果认为我还可以教导，屈尊教诲我，那就更加幸运了。王介甫答韶州张殿丞的信 某启：恭敬地承蒙您再次赐信，告知先君在韶州治理政事，受到官吏百姓称颂，直到今天仍没有停止；您为当今士大夫不能都知道这些事而伤感，又担心史官不能记载，使先君得以列在前代良吏之后。这些都是因为我这个不肖的遗孤，言行不足以取信天下，不能推扬先人的功绩和遗留的功业，使人人都能听闻知道，所以我早晚忧愁悲痛，内心惭愧、头痛而不敢停息，正是因为此事。先人在世时，我还年少，不能完全听闻他治理政事的事迹；然而曾经侍奉在他身边，还能记诵他教诲的余言。先君心中所存的愿望，曾经是想给天下以极大的恩泽，看到一件事物枯槁，便认为是自己的羞耻。大的愿望既然没有机会施行，已经施行的只是其中较小的部分罢了。如今小的部分又将湮没而不能流传，那么我这个不肖的遗孤，罪过就太大、过失就太重了，还有什么脸面立身于天地之间呢？阁下殷勤而悲悯，把先君不能流传的事情放在心上；如果不是仁人君子乐于称道别人的善行，怎么能想到这些呢？从三代的时候起，各国都有史官。而当时的史官，大多世代承袭其家业，往往至死也不离职，不辜负自己的职责。他们所传述的事情，都可以考察验证。后来既没有诸侯国的史官，近世如果不是尊贵的爵位、显赫的地位，即使才智雄奇、功业俊伟、道德充沛广大，不幸没有受到朝廷称许，也往往不能见于史书。执笔写史的人又常常由一时的贵人杂乱担任；考察他们在朝廷议论政事时的情形，人人都可以讲说事情是否如此，却还可能把忠诚说成邪恶，把不同说成相同，杀人时不战栗，后来被讥讽也不羞惭，只求满足自己的愤怒和嗜好便停止了。何况暗中凭借笔墨裁断前人的善恶，认为可以宽贷的就暗中褒扬，似乎可以依附的就随意毁谤；死去的人不能申诉是非，活着的人也不能评论曲直，赏罚、毁誉又不在其中施行，凭借这种私心，怎么能在幽暗无知之中不欺骗世人呢？善行既不能全部流传，流传下来的又不能完全相信，竟到了这种地步。只有能够善于著述的君子，具有极其公正的原则，名声和事实足以取信后世；凡是耳目所接触到的，都一一用文字记载下来，这样才能终于在无穷后世中不朽。恭敬地希望阁下与先人并没有一日的交情，因此您所说的话也没有结党徇私的嫌疑；如果您把发掘先人的潜在德行当作自己的事情，尽力推扬自己所听闻的事，告诉世上那些善于著述并且足以取信的人，使他们能够评论编次而流传，那么先君不能列入史官的记载，难道还会有什么遗憾吗？王介甫上书凌屯田 俞跗，是善于治病的名医。他所经过的地方、耳目所接触到的地方，如果有一个人患了狼疾而没有得到医治，他一定会焦急地把这看作自己的疾病。虽然是别人患病，却不把它看作俞跗自己的疾病，这样的人就很少了。假如暗中设想俞跗的心情，他的族人、亲戚、旧友有患狼疾的，那又会怎样呢？没有办法使病停止，就不可能对可以治疗的事情视而不见。如今有这样一个人，年幼时衰弱孤单，成年后又困顿坎坷、穷困阻塞；先祖父先前离开住所去世，先父又跟随他去世，两代人的灵柩因为贫穷而不能安葬。我曾经读过传记，读到《春秋》中超过时限还没有安葬，以及子思所说未安葬便不能改变丧服的事，就悲伤得不知不觉流下眼泪。私下悲叹古代孝子慈孙对待尊亲去世，竟然如此深切。如今我却独独因为贫穷，违犯《春秋》的义理，违背子思的说法，使作为子孙的心情郁结而不能伸展，这和人患狼疾有什么区别呢？恭敬地希望阁下本性仁慈、亲身奉行义理，怜悯艰难、哀悼困苦，是穷人的俞跗；而且您又曾与先人有一日的交情，那么我的疾病或许就可以得到医治。因此我不问卜于龟，也不通过别人介绍，跋涉千里道路，冒犯不可测的河流，来到阁下门前，自以为找到了归宿。阁下难道会忽视这件事吗？

译王介甫答司马谏议的信 某启：昨天承蒙您赐教，我私下认为，我和君实交往相好已经很久了，但议论政事常常不一致，是因为所持的办法大多不同。即使想勉强多说，最终也一定不能得到您的理解，所以只略微写信答复，不再一一为自己辩解。又想到承蒙君实厚待我，反复说明时不应草率，因此现在详细说明事情的缘由，希望君实或许能够宽恕我。儒者所争论的，大多在于名义和事实。名义与事实已经弄清楚，天下的道理也就明白了。现在君实所责教我的，是认为我侵犯官权、制造事端、聚敛钱财、拒绝纳谏，以致天下人怨恨诽谤。我却认为，接受君主的命令，议定法令制度并在朝廷修订，再交给有关官吏执行，这不是侵犯官权；推行先王的政令，以兴利除弊，这不是制造事端；替天下理财，这不是聚敛钱财；驳斥邪说，责难不称职的人，这不是拒绝纳谏。至于怨恨诽谤很多，我本来就预先知道会这样。人们习惯于得过且过，并不是一天了；士大夫大多把不顾国家大事、随同世俗向众人献媚当作好事。皇上正想改变这种风气，而我不去估量敌人的多少，想出力帮助皇上抵抗它，那么众人为什么不气势汹汹呢？盘庚迁都时，发出怨言的是百姓，并不只是朝廷士大夫。盘庚没有因为有人怨恨就改变计划，而是估量义理后才行动，因为认为这样做正确，看不出有什么可以后悔的地方。如果君实责备我在位已久，却没有帮助皇上大有作为，使恩泽施加于百姓，那么我知道自己有罪；如果说如今应当一切都不做，只守着过去的做法罢了，那就不是我所敢于领会的了。没有机会和您会面，内心思念向往之情实在无法承受。卷三十二 韩退之《送董邵南序》燕、赵两地自古就被称为多有慷慨悲歌之士。董生考中进士，却接连多次不能得到有关部门的录用；他胸怀有用的才器，郁郁不得志地来到这片土地。我知道他一定会得到知遇。董生，你要努力啊！凭着你生不逢时，假如仰慕道义、努力行仁的人都会爱惜你，何况燕、赵那些把慷慨悲歌出于本性的人呢！可是我曾听说，风俗会随着教化而改变，我哪里知道如今的风俗不同于古人所说的情形呢？姑且凭你的这次出行来验证吧。董生，你要努力啊！我因为你而有所感慨。替我去凭吊望诸君的墓，并且到市场上看看，还有没有从前那样的屠狗之人？替我向他们致意说：“圣明的天子在上，可以出来做官了。” 韩退之《送王秀才序》我年轻时读《醉乡记》，私下奇怪隐居的人既然不受世俗牵累，却还说出这样的话，难道真的是沉溺于酒味吗？等到读了阮籍、陶潜的诗，才知道他们虽然困顿不遇、不愿同世俗交往，却仍然不能使内心平静，有时会被事物的是非所感发，于是有所寄托，借此逃避现实。像颜氏子那样手拿瓢和饭箪，曾参的歌声仿佛从金石中发出；他们能够找到圣人作为老师，急切追求，唯恐赶不上，对外物本来就无暇顾及，哪里还需要借助酒曲来昏沉逃避呢？我又因此感叹醉乡一类的人没有得到知遇。建中初年，天子继承帝位，有意追求贞观、开元年间的伟大功业，朝廷中的臣子争相上书议论政事。正在这时，醉乡的后世人物又因为直言而被罢黜。我既为《醉乡记》的文辞感到悲痛，又赞美贤良之臣的功业，想要结识他的子孙。如今你来拜见我，身上并没有可以凭借的资历，我尚且要为你张扬，何况你的文章和品行没有失掉家世所传的操守，浑厚端正而且敦厚。可惜我的力量不能振拔你，而你的言论又不被世人相信。你将要出行，姑且同你饮酒。韩退之《送孟东野序》大凡事物不能得到平衡就会发出声响。草木本来没有声音，风摇动它便发出声音；水本来没有声音，风吹荡它便发出声音。它跳跃，有时是受到激发；它奔流，有时是受到阻塞；它沸腾，有时是受到炙烤。金石本来没有声音，有时受到敲击便发出声响。人用语言表达也是这样，有不得已的事情然后才说话；歌唱中有思绪，哭泣中有怀念。凡是从口中发出而成为声音的，难道全都有不平之处吗！音乐，是郁结在内心而向外发泄的东西，选择善于发声的器物，借助它们来发声。金、石、丝、竹、匏、土、革、木这八类，是器物中善于发声的。上天对于四时也是如此，选择善于发声的事物，借助它们来发声。所以用鸟鸣表现春天，用雷声表现夏天，用虫鸣表现秋天，用风声表现冬天。四季相互推移，其中难道一定没有不得平衡的地方吗？对于人也是这样。人的声音中精妙的是语言，文辞比语言更精妙，又特别选择善于发声的人，借助他们来发声。在唐、虞时代，皋陶、禹是善于发声的人，天借助他们来发声。夔不能用文辞发声，便又借助《韶》来发声。夏代，五子用歌声发声。伊尹为殷发声，周公为周发声。凡是载于《诗》《书》六艺中的，都是善于发声的作品。周朝衰微时，孔子的门徒为它发声，声音宏大而深远。《传》说：“上天将把孔子作为木铎。”这难道不可信吗？到了末世，庄周用荒诞的言辞发声。楚是大国，它灭亡时，由屈原为它发声。臧孙辰、孟轲、荀卿，是用道发声的人。杨朱、墨翟、管夷吾、晏婴、老聃、申不害、韩非、慎到、田骈、邹衍、尸佼、孙武、张仪、苏秦这一类人，都是用自己的学术发声。秦兴起时，李斯为它发声。汉代，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是其中最善于发声的人。其后的魏、晋，发声的人比不上古代，但也不曾完全断绝。就其中较好的人来说，他们的声音清脆而浮薄，节奏繁密而急促，辞意淫靡而悲哀，志趣松弛而放纵，所说的话杂乱而没有条理。难道是上天厌恶他们的品德，不肯顾念他们吗？为什么不让那些善于发声的人发出声音呢？唐朝拥有天下以后，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都用自己所擅长的方面发声。现存而处于下位的人中，孟郊字东野，开始凭诗歌发声。他高出魏、晋而不懈怠，达到了古人的水平；其他人也逐渐浸润于汉代的风格。和我交游的人中，李翱、张籍尤其突出。这三个人以及前面十个人的发声确实都很好。但不知道上天将调和他们的声音，使他们歌咏国家的盛盛呢，还是将使他们身体穷困饥饿、内心忧愁，以便让他们自己吟咏不幸呢？这三个人的命运，就悬系于上天了。他们处在上位，又有什么可欢喜的？处在下位，又有什么可悲伤的？东野这次到江南任职，似乎有些不能释然，所以我把他的命运取决于上天的道理告诉他，以解除他的疑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