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译衣服；他们饥饿了，才给他们食物。人住在树上会跌落，住在地上会生病，于是替他们建造宫室。设置工匠来供给他们器用；设置商人来流通有无；设置医药来救助他们不因自然灾害而死亡；设置葬埋祭祀来增长他们的恩爱；制定礼制来排列尊卑先后；制定音乐来疏泄他们郁积的情绪；制定政令来率领他们克服懈怠疲倦；制定刑罚来铲除强横顽梗的人。他们彼此欺骗，于是制作符节、印玺、斗、斛、权、衡来使彼此信实；他们彼此争夺，于是修筑城郭、制造铠甲兵器来守卫。祸害到来就替他们准备防备，祸患发生就替他们设置防范。现在有人却说：“圣人不死，大盗就不会停止；剖开斗、折断秤，百姓就不会争斗。”唉！他们也不过是没有思考罢了！假如古代没有圣人，人类早已灭亡了。为什么呢？因为人没有羽毛、鳞甲、介壳来抵御寒热，也没有爪牙来争夺食物。所以，君主是发布命令的人；臣子是执行君主命令并把它传达给百姓的人；百姓则出产粟米、麻丝，制作器皿，流通货财，用这些来侍奉上级。君主不发布命令，就失去了作为君主的依据；臣子不执行君主的命令并传达给百姓，百姓不出产粟米麻丝、制作器皿、流通货财来侍奉上级，就应当被诛罚。现在佛教的教法却说：“一定要抛弃你们的君臣关系，除去你们的父子关系，禁止彼此生养的道理，以求得它所谓的清净寂灭。”唉！它幸好产生在三代以后，没有被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斥退；它又不幸没有产生在三代以前，不能受到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匡正。帝和王，称号名称虽然不同，他们成为圣人的道理却相同。夏天穿葛衣，冬天穿皮裘，口渴时饮水，饥饿时吃饭，做法虽然不同，所凭借的智慧却相同。现在有人却说：“为什么不实行太古时代那种无所作为的生活？”这就像责问冬天穿皮裘的人说：“为什么不改穿葛衣这样容易呢？”责问饥饿时吃饭的人说：“为什么不改成饮水这样容易呢？” 古书说：“古代想要把光明的德行彰明于天下的人，先治理自己的国家；想要治理国家的人，先整齐自己的家族；想要整齐家族的人，先修养自身；想要修养自身的人，先端正自己的心；想要端正自己的心，先使自己的意念真诚。”这样看来，古代所说的端正内心、使意念真诚，是要有所作为的。如今却只想治理自己的内心，而置天下国家于不顾，灭绝人与人之间自然的伦常：身为儿子却不把自己的父亲当作父亲，身为臣子却不把自己的君主当作君主，身为百姓却不从事自己应做的事业。孔子作《春秋》时，诸侯采用夷狄礼制，就把他视为夷狄；进入中原礼制，就把他视为中原人。经书说：“夷狄即使有君主，也不如中原诸国没有君主。”《诗经》说：“抵御戎狄，惩罚荆舒。”如今却把夷狄的教法全盘采用，置于先王的教化之上，这样距离大家一起成为夷狄还远吗？所谓先王的教化，是什么呢？广泛地爱人叫作仁，行为合宜叫作义，循着仁义去实行叫作道，内在充足而不依赖外物叫作德。它的文献是《诗》《书》《易》《春秋》，它的制度是礼、乐、刑、政；它的人民有士、农、工、贾；它所规定的关系有君臣、父子、师友、宾主、兄弟、夫妇；它的衣服用麻和丝，居住在宫室，食用粟米、果蔬、鱼肉。它所说的道容易明白，它所施的教容易实行。因此，用它来要求自己，就会顺遂而吉祥；用它来对待别人，就会仁爱而公正；用它来存于内心，就会和谐而平正；用它来治理天下国家，无论处在什么地方都没有不恰当的。这样，活着就能顺遂人情，死后也能尽到常礼；在郊外祭祀，天神便会降临；在宗庙祭祀，人鬼便会享用祭品。有人问：“这是什么道？”回答说：“这就是我所说的道，不是前面所说的老子和佛教的道。”尧把它传给舜，舜把它传给禹，禹把它传给汤，汤把它传给文王、武王、周公，文王、武王、周公把它传给孔子，孔子把它传给孟轲；孟轲死后，它就没有得到传承。荀子和杨朱，选择它却不精审，谈论它却不详尽

译。周公以上的人，上则成为君主，所以这种事业能够实行；周公以下的人，下则成为臣子，所以这种学说能够流传长久。那么怎样做才可以呢？回答说：不堵塞它，异端就不会流通；不停止它，正道就不能实行。使信奉异端的人各自归于本业，焚烧他们的书，拆掉他们的住所；阐明先王之道来引导他们，使鳏寡孤独以及残废疾病的人都有所供养。这样大概就差不多可以了！韩退之《原性》

译所谓性，是与生俱来的；所谓情，是接触外物后产生的。性的品类有上、中、下三等，而构成性的因素有五种；情的品类也有上、中、下三等，而构成情的因素有七种。有人问：“这是什么意思？”回答说：性的品类有上、中、下三等：上等的，只是善罢了；中等的，可以引导使它上升或下降；下等的，只是恶罢了。构成性的因素有五种：仁、礼、信、义、智。上等的人对这五种德性，专守其中一种而使其余四种得到实行；中等的人对这五种德性，其中一种稍有欠缺，性情就会稍稍反常，对其余四种也混杂不明；下等的人，对其中一种反向而行，对其余四种也相违背。性对待情，要看各自的品类。情的品类有上、中、下三等，构成情的因素有七种：喜、怒、哀、惧、爱、恶、欲。上等的人对于这七情，虽有所触动却能处在适中的状态；中等的人在七情中有的过分，有的不足，但仍在寻求合于中和；下等的人，七情或不足或过分，只是任凭感情直接行动。情对待性，也要看各自的品类。孟子谈性，说人的本性是善的；荀子谈性，说人的本性是恶的；杨子谈性，说人的本性是善恶混杂的。开始善而后来趋于恶、开始恶而后来趋于善，以及起初善恶混杂而后来成为善或恶，这些说法都只说到了中等，遗漏了上等和下等；得到了其中之一，却失去了另外两种。叔鱼出生时，他的母亲看见他，就知道他必定会因受贿而死；杨食我出生时，叔向的母亲听到他的哭声，就知道他必定使宗族灭亡；越椒出生时，子文把这看作极大的忧患，知道若敖氏的鬼神将来会没有人祭祀。人的本性果真是善的吗？后稷出生时，他的母亲没有灾祸；他刚开始爬行时，就显得步伐稳健、聪慧高峻；文王在母亲腹中时，母亲不忧愁；出生后，傅姆不劳苦；学习时，老师也不烦劳。人的本性果真是恶的吗？尧的儿子朱、舜的弟弟均、文王的儿子管和蔡，所受的习染并非不善，但最终成为奸邪；瞽叟的儿子舜、鲧的儿子禹，所受的习染并非不恶，但最终成为圣人。人的本性果真是善恶混杂的吗？所以说，孟子、荀子、杨子三人谈性，都只说到了中等，遗漏了上等和下等；得到了其中之一，却失去了另外两种。有人问：“那么，人的本性中上等和下等的部分，最终就不能改变吗？”回答说：上等的本性，经过学习会更加明达；下等的本性，畏惧威势而少犯罪。因此，上等的人可以教导，下等的人可以制约。至于人的品类，孔子说是不可改变的。有人问：“如今谈性的人与此不同，为什么呢？”回答说：“如今的说法，是把佛教和老子的学说混杂进来而谈。既然混杂了佛教和老子的学说，还有什么话会不一样呢？” 韩退之《原毁》古代的君子要求自己严格而全面，待人却宽缓而简约。对自己严格而全面，所以不懈怠；待人宽缓而简约，所以别人乐于行善。听说古代有个叫舜的人，他是仁义之人。探求他所以成为舜的原因，便这样要求自己：“他是人，我也是人；他能够做到这些，我却不能做到这些！”从早到晚思考，去掉自己不如舜的地方，趋近自己像舜的地方。听说古代有个叫周公的人，他是多才多艺之人。探求他所以成为周公的原因，便这样要求自己：“他是人，我也是人；他能够做到这些，我却不能做到这些！”从早到晚思考，去掉自己不如周公的地方，趋近自己像周公的地方。舜是大圣人，后世没有人能赶得上；周公是大圣人，后世没有人能赶得上。这样的人却说：“不如舜、不如周公，是我的缺点。”这不就是对自己要求严格而全面吗？他们对待别人则说：“那个人能做到这一点，就足以称为善人了；能把这一点做好，就足以称为有才能的人了。”只取他的一项优点，不责求他其余方面；只看他刚有的表现，不追究他的过去；战战兢兢，只怕那个人得不到行善的好处。一项善行容易修养，一种技艺容易掌握；他们对待别人，却说：“能做到这一点，这也就够了。”又说：“能把这一点做好，这也就够了。”这不就是待人宽缓而简约吗？现在的君子却不是这样。他们要求别人详尽苛刻，要求自己却低少简略。要求别人详尽苛刻，所以别人难以行善；要求自己低少简略，所以自己取得的成就很少。自己还没有什么善行，却说：“我擅长这一点，这也就够了。”自己还没有什么才艺，却说：“我能做到这一点，这也就够了。”表面上欺骗别人，内心里欺骗自己，稍微有一点所得便停止了，这不就是对自己要求太低了吗？他们对待别人却说：“那个人虽然能做到这一点，但他的人品不足以称许；他虽然擅长这一点，但他的作用不足以称许。”只举出他的一项过失，不计其余十项优点；追究他的过去，不考虑他现在的改变；战战兢兢，只怕那个人获得声誉。这不就是责求别人太详尽了吗？这种做法叫作不以普通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却以圣人的标准期望别人；我没有看出这是什么尊重自己的表现。即便如此，这种做法也是有根源的，说的就是懒怠和嫉妒。懒怠的人不能修养自己，嫉妒的人害怕别人修养自己。我曾经试验过。我曾经对众人说：“某人是善士，某人是善士。”附和的人，必定是与那个人亲近的人；否则，就是与他疏远、没有同他共享利益的人；再否则，就是害怕他的人。不是这样的话，强硬的人一定会在言语上发怒，怯弱的人一定会在脸色上发怒。我又曾经对众人说：“某人不是善士，某人不是善士。”不附和的人，必定是与那个人亲近的人；否则，就是与他疏远、没有同他共享利益的人；再否则，就是害怕他的人。不是这样的话，强硬的人一定会在言语上高兴，怯弱的人一定会在脸色上高兴。所以，事业有所成就，诽谤就兴起；德行越高，毁谤越会到来。唉！士人生活在这样的世上，还希望声誉光大、道德得以推行，实在太难了！将来如果有在上位而想有所作为的人，能够得到我的这篇议论并保存它，他的国家大概就可以治理好了吧！韩退之《讳辩》我韩愈写信给李贺，劝李贺参加进士考试。李贺参加进士考试并且很有名望，与李贺争名的人便诋毁他，说：“李贺的父亲名叫晋肃，李贺不能参加进士考试；劝他参加考试的人是错误的。”听到这话的人不加考察，就附和着传播，众口一词。皇甫浞说：“如果不把这件事说清楚，你和李贺将要获罪。”我说：“是。” 律令说：“父亲有两个字的名字，不必避讳其中每一个字。”解释律令的人说：“比如说‘徵’时不称‘在’，说‘在’时不称‘徵’，就是这个意思。”律令说：“不避讳读音相近的字。”解释律令的人说：“比如‘禹’和‘雨’、‘丘’和‘箧’这一类就是。”现在李贺的父亲名叫晋肃，李贺参加进士考试，是犯了‘二名律’吗？是犯了‘嫌名律’吗？父亲名叫晋肃，儿子就不能参加进士考试；如果父亲名叫仁，儿子难道就不能做人了吗？

译避讳究竟开始于什么时候？制定法制来教化天下的，不是周公、孔子吗？周公作诗不避讳，孔子不逐字避讳两个字的名字，《春秋》也不责怪不避讳读音相近的字。康王钊的孙子，实际就是昭王；曾参的父亲名叫皙，曾子不避讳“昔”字；周代有骐期，汉代有杜度：这些人的子孙应当怎样避讳？是要避讳相近的字，连自己的姓也避讳吗？还是不避讳相近的字呢？汉代避汉武帝名“彻”，改称“通”，却没有听说又避讳“车辙”的“辙”而改成别的字；避吕后名“雉”，称作“野鸡”，却没有听说又避讳“治理天下”的“治”而改成别的字。如今上奏章和诏书，也没有听说要避讳“浒”“势”“秉”“机”，只有宦官和宫妾才不敢说“谕”和“机”，以为这样会触犯禁忌。士大夫的言语和行为，究竟应当遵循什么法则呢？现在考察经书，用律令验证，再以国家典章稽核，李贺参加进士考试，究竟可以还是不可以？凡是侍奉父母，能做到像曾参那样，就可以不受指责了；做人能做到像周公、孔子那样，也就可以到此为止了。如今世上的士人，不致力于实行曾参、周公、孔子的行为，却在避讳父母姓名方面务求超过曾参、周公、孔子，这也可见他们的糊涂了！周公、孔子、曾参，最终都不能超过；如果竟然超过周公、孔子、曾参，就等同于宦官、宫妾，那么难道宦官、宫妾孝敬父母，反而比周公、孔子、曾参更贤吗？韩退之《对禹问》有人问：“尧、舜把帝位传给贤人，禹却把帝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这是真的吗？”回答：“是。”又问：“那么禹的贤能不如尧和舜吗？”回答：“不是这样。尧、舜把帝位传给贤人，是希望天下得到合适的归宿；禹把帝位传给儿子，是忧虑后世因争夺帝位而发生动乱。尧、舜使百姓受益的地方大，禹为百姓考虑得深远。” 问：“那么尧、舜为什么不忧虑后世呢？”回答：“舜像尧，尧就把帝位传给他；禹像舜，舜就把帝位传给他。找到合适的人并把帝位传给他，这是尧、舜的做法；没有合适的人，考虑到祸患而不传给贤人，这是禹的做法。不能因为舜把帝位传给禹，就说尧不了解人；也不能因为禹把帝位传给儿子，就说舜不了解人。尧把帝位传给舜，是为后世忧虑；禹把帝位传给儿子，也是为后世考虑。” 问：“禹的考虑确实深远，但把帝位传给儿子，如果儿子不贤，那怎么办？”回答：“当时形势越来越难以治理，传给别人就会引起争夺，无法预先确定；传给儿子就不会争夺，可以预先确定。预先确定，即使不是贤人，仍然可以守住法度；不能预先确定而又遇不到贤人，就会争夺并且动乱。上天降生大圣人的次数不多，降生大恶人的次数也不多。把帝位传给别人，若得到大圣人，后来的人就没有谁敢争夺；把帝位传给儿子，若得到大恶人，后来的人就要承受他的祸乱。禹之后四百年，才有桀；又过四百年，才有汤和伊尹。汤和伊尹是不能预先等到后再传位的。与其传给一个得不到圣人的人而引起争夺和动乱，哪里比得上传给自己的儿子？即使得不到贤人，仍然可以守住法度。” 问：“孟子所说‘上天把天下给贤人，就传给贤人；上天把天下给儿子，就传给儿子’，是什么意思？”回答：“孟子的内心认为，圣人不会因为偏爱自己的儿子而损害天下。他探求这种道理却没有得到确切答案，于是替它编造了这样的说法。” 韩退之《获麟解》麒麟作为祥瑞之物，是非常明显的。它在《诗经》中被歌咏，在《春秋》中被记载，又杂见于传记和诸子百家的书中；即使妇女和小孩子，也都知道它是祥瑞。然而麒麟这种动物，不会被家中蓄养，天下也不会经常有。它的形状与其他动物不同，不像马、牛、狗、猪、豺、狼、麋、鹿那样。那么，即使有麒麟，也无法知道它就是麒麟。有角的动物，我知道它是牛；有鬣的动物，我知道它是马；狗、猪、豺、狼、麋、鹿，我知道它们分别是狗、猪、豺、狼、麋、鹿。只有麒麟，无法辨认。既然无法辨认，那么把它说成不祥，也就合乎情理了。即便如此，麒麟出现，必定是有圣人处在君位。麒麟是为圣人而出现的。圣人一定能辨认麒麟，因此麒麟果然不能算是不祥。又说：“麒麟之所以成为麒麟，在于它的德性而不在于它的形状。”如果麒麟出现不等待圣人，那么把它说成不祥也就合乎情理了。韩退之《改葬服议》经书说：“改葬穿缌麻丧服。”《春秋穀梁传》也说：“改葬的礼制穿缌麻丧服，是举出服制中最轻的一等。”这些话都指儿子对父母而言；其他亲属都没有丧服。怎么知道一定如此呢？经书排列五等丧服，在小功服以下，才记载改葬的制度，并没有再区别轻重。由此可知，只记载最亲近的人，其他人没有丧服，所以不记载。如果丧主应当服斩衰，其他亲属各服其服，那么经书也会说到，不应当只说“缌”。《传》说“举下缅”，“缅”就是“远”的意思；“下”是指丧服中最轻的一等：因为关系远，所以服制轻。江熙说：“按照礼制，天子、诸侯要换上丧服以下的吉服而下葬，因为与神明交接，不可以完全用凶服，何况关系疏远的人呢？所以改葬的礼制，丧服只取轻的一等。”这样说来，也就很清楚了。卫国司徒文子改葬他的叔父，向子思询问丧服制度。子思说：“按照礼制，父母改葬穿缌麻服，葬后就脱掉；是不忍心没有丧服送别至亲。不是父母的亲属没有丧服；没有丧服的人就穿吊服，再加上麻带。”这又是明确的规定。文子又问：“丧服已经除去，然后才下葬，那么应当穿什么丧服？”子思说：“三年之丧，尚未下葬，丧服不会改变，既然已经除服，还有什么丧服可说呢？”这样看来，改葬和未葬确实不同。

译古代诸侯五月下葬，大夫三月下葬，士超过一个月下葬。没有特殊原因，从来没有超过期限而不下葬的。超过期限而不下葬，叫作不能下葬，《春秋》对此加以讥刺。如果有特殊原因而未能下葬，即使超过三年，儿子的丧服也不改变；这是孝子用来表明感情的方式，也是先王一定规定期限的道理。虽然经传中有这样的文字，却没有明确记载具体的人，因此由此可知这种情况极少。改葬，是因为山崩、水涌毁坏了坟墓，或者下葬时礼仪不完备。比如周文王葬王季，是因为水冲坏了墓；鲁隐公葬惠公，是因为宋国军队来侵，太子年幼，因而下葬时有所缺失，都是这类情况。丧事只能向前推进，不能退回；可以改用轻丧服，不能增加为重丧服。停柩于堂，叫作殡；埋葬于野，叫作葬。近代以来，事情与古代不同，有的人游历或做官，远在千里之外；有的人儿子年幼、妻子弱小，不能自行回来。更严重的，有人受阴阳禁忌拘束，竟在当地下葬；等到返葬时，远的有时达到几十年，近的也超过三年。他们穿吉服处理事务已经很久了，又怎么能采用未葬而丧服不变的旧例，反过来给他们加重丧服呢？正在服丧而应当下葬时，尚且应当改穿轻服，何况已经相隔很远，返葬时还要重新完全穿凶服吗？如果果真穿重丧服，就是所谓还不到除服的时候却除服，本不应当加重却反而加重。有人说：“丧礼与其变得简易，不如悲戚，即使穿重丧服，不也可以吗？”回答：“不是这样。简易与悲戚相比，简易固然不如悲戚。即便如此，也不如合乎礼制美好。节俭与奢侈相比，节俭固然胜过奢侈。即便如此，也不如合乎礼制美好。过分和不足，这大概就是同一类道理吧？” 有人说：“经书称‘改葬穿缌麻服’，却没有说明服丧的月份数，似乎应当三个月后除服。子思回答文子时却说‘下葬后就除服’，现在应当怎么办？”回答：“从启墓到下葬，如果已经满三个月，就除服；如果未满三个月，就穿服到满三个月。”问：“妻子对丈夫怎么办？”回答：“和儿子一样。”问：“没有吊服而加麻带，又怎么办？”回答：“现在的吊服，就相当于古代的吊服。” 韩退之《师说》古代求学的人一定有老师。老师，是用来传授道理、教授学业、解答疑惑的。人不是生来就什么都知道的，谁能没有疑惑？有疑惑却不跟从老师学习，那么他的疑惑最终也不会得到解决。出生在我以前的人，他听闻道理本来就早于我，我跟从他并拜他为师；出生在我以后的人，他听闻道理也可能早于我，我也跟从他并拜他为师。我所学习的是道理，哪里用得着知道他的年龄是比我早还是比我晚呢？所以，无论地位高低，无论年龄大小，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师存在的地方。唉！从师学习的风尚失传已经很久了！想要人没有疑惑就困难了！古代的圣人，远远超过一般人，尚且还跟从老师请教；现在的一般人，远远低于圣人，却以向老师学习为可耻。因此，圣人更加圣明，愚人更加愚昧。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愚人之所以成为愚人，大概都出于这个原因吧？爱护自己的孩子，就选择老师来教他；对于自己，却以从师学习为可耻。真糊涂啊！那些儿童的老师，是教他们读书、学习断句的，不是我所说的传授道理、解答疑惑的老师。不懂得句读，有疑惑不能解决，有的从师学习，有的却不从师学习；小的方面学习了，大的方面反而丢弃了，我看不出这有什么明智之处。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不以互相学习为可耻。士大夫这一类人，一听到“老师”“弟子”之类的话，就成群聚集嘲笑他们。问他们原因，就说：“那个人和那个人年龄相仿，道术也相近。”拜地位低的人为师，就觉得可耻；拜官位高的人为师，又近于谄媚。唉！从师学习的风尚不能恢复，由此就可知道了。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是君子所不屑与之为伍的人，如今他们的智慧反而赶不上这些人，难道不是很奇怪吗！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孔子曾以郯子、苌弘、师襄、老聃为师。郯子这些人，贤能都比不上孔子。孔子说：“几个人一起走，其中一定有可以做我老师的人。”所以，弟子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也不一定比弟子贤能，只是闻知道理有先有后，学术技艺各有专长，如此而已。〔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人〕 李家的子弟李蟠，十七岁，喜爱古文，《六艺》的经文和传注都普遍学习，不受时俗拘束，向我学习。我赞许他能够实行古代从师学习的风尚，写作《师说》送给他。

译韩退之《争臣论》有人问我韩愈：谏议大夫阳城，可以称为有道之士吗？他学问广博、见闻很多，却不求在人前显扬名声。他实行古人的道，居住在晋地边远之处，晋地边远地区的百姓受到他的德行熏陶而变得善良的，有几千人。大臣听说后推荐他，天子任命他为谏议大夫，人人都认为这是显达，阳子脸上却没有喜色；他居官已经五年了，看待自己的德行仍像身处乡野。他难道会因富贵而改变自己的心志吗？我回答说：这正是《易》所说的“恒久保持自己的德行而守正，反而对君子不利”，怎么能称为有道之士呢？《易·蛊》的上九说“不侍奉王侯，把自己的事业看得高尚”；《蹇》的六二却说“王臣艰难地担负臣职，不是为了自身的缘故”。难道不是因为所处的时代不同，所以所履行的德行也不同吗？如果像《蛊》的上九那样，身处无用之地，却表现出不顾自身的节操；处在《蹇》的六二所说的王臣之位，却怀有崇高而不侍奉君主的心，那么冒进的祸患就会产生，尸位素餐的讥刺就会兴起，志向不能实现，而过失也终究不会没有。如今阳子已经居官，不能说不久；听闻天下得失，不能说不熟；天子对他的待遇，不能说不优厚。然而他从未有一句话涉及政事，看待政事的得失，就像越人看待秦人的肥瘦一样，完全不在心中产生喜怒。问他的官职，他说是谏议大夫；问他的俸禄，他说是“下大夫的俸禄等级”；问他的政务，他说：“我不知道。”有道之士，固然应当这样吗？况且我听说，有官守职责的人，不能尽到职守就应离去；有进言责任的人，不能进言就应离去。如今阳子认为自己已经尽到进言责任，他进言了吗？尽到进言责任却不进言，与没有尽到进言责任却不离去，两者没有一个是可以的。阳子难道是为了俸禄而做官吗？古人说过：做官不是为了贫困，但有时是因为贫困，这叫作为俸禄而做官。既然如此，就应当辞去尊贵而居于卑下，辞去富裕而居于贫困，像守门、击梆一类的职位也可以。孔子曾经做过委吏，也曾经做过乘田，同样不敢荒废职守，一定说：“把会计核算做好罢了”，一定说：“让牛羊顺利繁殖罢了。”像阳子的官阶和俸禄，显然并不卑下贫困。既然如此，能够这样做吗？有人说：不是这样的。阳子憎恶诽谤君上，憎恶做臣子的揭发君主的过失并把它当作自己的名声。所以即使进谏、议论，也不让别人知道。《尚书》说：“你有美好的谋略和主张，就让人把它告诉你的君主；你再在外面顺从地实行它。”又说：“这个谋略、这个主张，只是我君主的德行。”阳子的用心，大概也是这样。我回答说：如果阳子的用心真是如此，就更加是所谓糊涂了。身为臣子进谏君主，进言后却不让人知道，这是大臣宰相的事情，不是阳子所应当做的。阳子本来以平民身份隐居在蓬蒿之下，君主赞赏他的品行道义，把他提升到这个职位；官职以“谏”为名，他实在应当有所作为来履行职务，使四方和后代知道朝廷有直言骨鲠之臣，天子有不滥加赏赐、听谏如流的美德。这样或许山林隐士听说后会仰慕，束好衣带、束起头发，愿意进至宫阙之下，陈述自己的言论，使我们的君主达到尧、舜的境界，使宏大的声誉永远流传。如果按照《尚书》所说，那是大臣宰相的事情，不是阳子所应当做的。况且阳子的用心，难道是要让做君主的人厌恶听到自己的过失吗？这正是在启发君主这样做。有人说：阳子不求扬名而名声自会传开，不求任用而君主自会任用他；他迫不得已才出来做官，守住自己的道而不改变，你为什么责备他这样深呢？我回答说：自古的圣人贤士，都不是为了求得声名和任用。他们忧虑时世不平、人们行为不义；既然获得了道，就不敢只顾独善其身，而一定要兼济天下，勤勤恳恳，直到死才停止。所以禹经过家门而不进去，孔子的坐席还没有暖热，墨子的屋顶烟囱也来不及熏黑。那两位圣人和一位贤人，难道不知道安逸是快乐的吗？实在是因为畏惧天命、悲悯百姓困穷。上天把贤圣才能赋予人，难道只是让他自己有余而已吗？实在是希望他用来补救百姓的不足。耳朵和眼睛对于身体，耳朵掌管听，眼睛掌管看，听清是非，看清险易，然后身体才能得到安定。圣贤，是当时人的耳目；当时的人，是圣贤的身体。况且阳子如果不贤，就将被贤者役使，以侍奉他的上级；如果果真贤能，本来就应畏惧天命、怜悯百姓困穷，怎么能自得闲暇安逸呢？有人说：我听说君子不想把过错加在别人身上，憎恶揭发别人的过失而自称正直。像您这样的议论，正直固然正直了，恐怕有伤德行而且言辞过多吧？喜欢把话说尽来招致别人的过失，是齐国国武子被杀的原因。您大概也听说过吧？我回答说：君子处在职位上，就想着为职守而死；没有得到职位，就想着修饰自己的言辞来阐明自己的道。我将要阐明道，不是为了自称正直而责难别人。况且国武子不能得到善人，却喜欢在乱国中把话说尽，所以被杀。《传》说：“善人能够接受尽情的进言。”意思是他听到后能够改正。您告诉我说：“阳子可以称为有道之士。”如今他虽然还没有做到这一点，难道阳子将来就不能成为善人吗？韩退之《守戒》《诗经》说：“大国是栋梁。”《尚书》说：“用来屏藩王室。”诸侯对于天子，不只是守卫土地、奉献贡赋而已，本来还应当有所作为，以支撑和屏藩王室。如今有人居住在山中，知道猛兽会造成祸害，就一定加高篱笆，并在外面设置陷阱来等待它；居住在城邑的人，知道穿墙越户的小偷会来行窃，就一定加高墙垣，并在里面牢固地锁好门户来防备。这是乡野之人和鄙陋之人也能做到的，并不需要有超过常人的智慧。如今四通八达的大都市，处在强悍势力之间，却不知道为此设置防备。唉！也太糊涂了！乡野之人和鄙陋之人能够做到，王公大人反而不能做到，难道是才力有所不足吗？大概是认为这件事不值得做，所以不去做罢了！天下的祸患，没有比认为事情不值得做更大的；才力不足还在其次。认为不值得做的人，敌人到了还不知道；才力不足的人，却会在事情发生以前思考防备：这样一来，他们面对祸患的处境就有差别了。那些强悍势力，身披铠甲、手执兵器，不知有多少；它们连绵的土地有千里之广，与我们的土地彼此交错，中间没有丘陵、江河、洞庭、孟门一类的险关阻隔；它们自己也知道不能与天下各国并列，早晚踮起脚、伸长脖子，希望天下发生事变，以便乘我方的便利。这种威胁比猛兽和盗贼更加严重。唉！为什么明知如此，却不为此设置防备呢？

译孟贲、夏育如果没有戒备，也会像童子一样不能抵抗；鲁国的鸡如果不预先约定，也会像蜀国的鸡一样不能支撑。如今天鹿相对于豹子，并不是不高大强壮，然而最终却被豹子擒获，是因为爪牙的才力不同，勇猛怯弱的资质有别。有人问：“那么应当怎样防备呢？”回答：“关键在于得到人才。” 韩退之《杂说》第一篇 龙吐出气形成云，云本来并不比龙更有灵异。然而龙凭借这股气，浩荡地升入幽玄的高空，迫近日月，遮蔽光辉，感发雷电，神妙地变化，使水流下冲大地，奔腾冲刷山陵和峡谷。云也真是神奇怪异啊！云，是龙使它变得神异的。至于龙的神异，却不是云能够使它神异的。然而龙若没有云，就无法显现它的神异。失去它所凭借的东西，确实就不行了吗？奇怪啊！它所凭借的东西，竟然是它自己造成的。《易经》说：“云跟随龙。”既然说的是龙，云就跟随着它了。韩退之《杂说》第四篇 世上有了伯乐，然后才会有千里马。千里马经常有，而伯乐却不常有。所以即使有名马，也只能辱没在奴仆的手中，与普通马一起死在马槽之间，不以能日行千里而著称。能日行千里的马，一顿有时能吃尽一石粮食；喂马的人却不知道它能日行千里，仍按普通马的食量喂它。这匹马虽然有日行千里的才能，但吃不饱，力气不足，才能和美质不能显露出来，想要和普通马一样尚且做不到，又怎么能要求它日行千里呢？鞭打它却不按照驾驭千里马的方法，喂养它又不能充分发挥它的才能，听它嘶鸣却不能通晓它的意思，拿着马鞭面对它，说：“天下没有千里马。”唉！难道真的没有千里马吗？其实是真的不懂得千里马啊。韩退之《伯夷颂》士人能够卓然独立、独自行事，只是因为合乎义罢了。他们不顾世人的是非评价：这种人都是豪杰之士，确实是信仰道义坚定而且自知明白的人。一家人非难他，他仍努力实行而不迷惑，这样的人很少；至于一国一州的人都非难他，他仍努力实行而不迷惑，大概天下只有一个人罢了；如果到了全世界的人都非难他，他仍努力实行而不迷惑，那么千百年才会有一个人罢了。像伯夷这样的人，穷尽天地、横贯万世也不顾世俗非难。他的光明如日月，日月都不足以比拟其明亮；他的奉持如泰山，泰山都不足以比拟其高大；他的巍然如天地，天地都不足以容纳其气象！在殷朝灭亡、周朝兴起的时候，微子是贤人，抱着祭器离开了殷；武王、周公是圣人，跟随天下的贤士和天下的诸侯前去攻打殷，却从未听说有人非难他们。唯独伯夷、叔齐认为这样做不可以。殷已经灭亡，天下归附周朝，这两个人却唯独以吃周朝的粮食为可耻，宁可饿死也不顾。从这件事说来，他们难道是有所求才这样做的吗？是因为信奉道义坚定而且自知明白啊。如今世上所谓的士人，一个普通人称赞他，他就自以为有余；一个普通人阻止他，他就自以为不足。他们唯独不是圣人，却自以为是到这种地步。圣人是万世的标准，所以我说：像伯夷这样的人，卓然独立、独自行事，穷尽天地、横贯万世也不顾世俗非难。即使如此，假如没有伯夷、叔齐，乱臣贼子就会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在后世了。

译柳子厚《封建论》天地果真没有开端吗？我无法知道。人类果真有开端吗？我无法知道。既然如此，哪一种说法比较接近事实？回答说：有开端的说法比较接近。怎样可以说明这一点？从封建制度可以说明。那封建制度，历经古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也没有谁能够废除它。大概不是不想废除，而是形势不允许。形势的产生，是在人类诞生之初吗？没有这个开端，就不会有封建制度。封建制度，并不是圣人的本意。在人类最初和万物一同产生时，草木丛生，鹿猪野蛮，人不能搏击吞食，而且没有毛羽，没有谁能够养活和保护自己。荀卿说过：人一定要借助外物来供自己使用。借助外物的人必然会争夺，争夺不止，就一定会归附能够判断是非曲直的人，听从他的命令。那些聪明明察的人，所使人服从的必定很多；告诉人们正道而人们仍不改，就一定严厉惩罚他们，然后他们才会畏惧。由此，君长、刑法和政令产生了。所以邻近的人聚集成群。群体有了划分，争夺必然扩大；争夺扩大后，就有了武力和德行。又有更大的群体，众多群体的首领又来听命于他，以安定自己的属众。于是有了诸侯的行列，争夺又扩大了。德行更高的人，诸侯又来听命于他，以安定自己的封地。于是有了方伯、连帅之类，争夺又扩大了。德行更高的人，方伯、连帅之类又来听命于他，以安定自己的百姓，然后天下归于统一。因此，有了里胥之后才有县大夫，有了县大夫之后才有诸侯，有了诸侯之后才有方伯、连帅，有了方伯、连帅之后才有天子。自天子到里胥，他们的德行留在人心中，死后人们一定会寻求他们的后代来奉事。所以封建制度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形势造成的。尧、舜、禹、汤的事迹已经很遥远了，到了周朝才记载得十分详细。周朝拥有天下后，分割土地，像剖瓜一样把它分封出去，设置五等爵位，分封诸侯，像星辰罗列一样遍布天下；诸侯像车轮运转、车辐汇集，合则入朝觐见、会盟朝会，分则守卫疆土、捍卫城池。然而到了夷王以后，礼制受到损害，尊卑关系受到伤害，周王竟下堂迎接朝觐者。历经宣王，虽然有中兴复古的德行和雄强的南征北伐之威，最终却不能确定鲁侯的继承人。周室逐渐衰落，直到幽王、厉王时，王室东迁，自己也排列在诸侯之中。后来有诸侯询问九鼎轻重，有人射中周王的肩膀，有人攻打凡伯、杀死苌弘。天下违逆乖乱，没有尊奉君主的心。我认为周朝的灭亡早已开始，只是在公侯之上徒然建立了一个空名罢了！难道不是诸侯日益强盛、枝末过大而不能控制的过错吗？于是周室分裂为十二国，后来合并为七国，威权分散到陪臣掌握的国家，周朝又被后来的秦国灭亡；那么周朝失败的开端，大概就在这里了。秦朝拥有天下，分割都城和土地设置郡县，废除诸侯而设置郡守、县宰，占据天下险要之地，把都城建在四方的上游，控制四海，运筹天下如在掌中；这就是它取得成功的原因。可是没过几年天下就大乱了，这也是有原因的。秦朝屡次役使数万人，肆意施行威严刑罚，榨尽百姓的财物；背着锄头、木棒以及被贬谪戍边的人，环视四周而联合起来，大声呼喊，聚成群体。于是有叛乱的百姓而没有叛乱的官吏，百姓在下面怨恨，官吏在上面畏惧，天下人彼此联合，杀死郡守、劫持县令，同时起兵。过错在于百姓怨恨，并不在于郡县制度失误。汉朝拥有天下后，纠正秦朝的弊端，沿用周朝的制度，分割海内土地，分封同姓子弟和功臣。几年之间，汉军疲于奔命、扶伤救死，困于平城，又被流矢所伤；国势衰落而不能挽救，持续了三代。后来谋臣献上计策，才逐渐削弱诸侯、各自自守。然而封建制度开始实行时，郡县与封国各占一半；当时有叛乱的封国，却没有叛乱的郡县，秦朝制度的优点也由此显明了。继汉而称帝的王朝，即使百代以后也可以预知。唐朝兴起，设置州县，任命刺史、县令，这就是它合宜的地方。但仍有桀骜奸猾之徒不时起兵，残害一方；过失不在州，而在军队。当时有叛将，却没有叛乱的州，州县的设置本来就不可改变。有人说：“封建制度下，诸侯必然把土地当作私产，把百姓当作子女，适应当地风俗，修明当地政理，施行教化比较容易。郡守、县令如果只存苟且之心，只想着调动升迁自己的官秩罢了，怎么能治理地方呢？”我又反驳他说：周朝的事迹，完全可以看清。列侯骄傲自满，贪图财货，忙于战争；大多是使国家混乱的，少有治理国家的。侯伯不能改变自己的政令，天子不能改变诸侯的君位，所谓把土地据为私有、把百姓视为子女的诸侯，百人中也没有一个真正做到。过失在制度，不在政令，周朝的情况就是这样。秦朝的事迹也完全可以看清：有治理百姓的制度，却没有把权力交给郡县；有治理百姓的臣子，却不让郡守、县令实行治理。郡县不能纠正制度，郡守、县令不能施行治理；严酷刑罚、艰苦劳役使万民侧目。过失在政令，不在制度，秦朝的情况就是这样。汉朝兴起后，天子的政令能够在郡中施行，却不能在封国施行；能够控制郡守、县令，却不能控制诸侯王。诸侯王即使作乱，也不能改变他的封国；封国中的百姓即使困苦，也不能铲除诸侯王。等到发生大逆不道之事，才逮捕他们、迁徙他们，发兵把他们夷灭罢了。在大逆之事还没有显露时，诸侯凭借权势谋取私利、搜刮财物、作威作福，严重残害百姓，却没有办法对付他们。至于郡县，可以说是治理得好而且安定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况且汉朝能够从田叔那里了解到孟舒，从冯唐那里得到魏尚，听说黄霸明察审慎，看到汲黯简朴安静；可以任用他们，也可以恢复他们原来的职位，还可以把政务托付给他们，让他们安定一方。有罪就能罢黜，有才能就能奖赏；早晨任命后发现不合道，晚上就斥退；晚上接受任命后发现不守法，早晨就斥退。假如汉朝把所有城邑都分封给诸侯王，即使他们使国家混乱，也只能亲近安抚他们罢了。孟舒、魏尚的治术就无法施行，黄霸、汲黯的教化也无法推行。明确责备并引导他们，他们接受任命后退下就已经违背政令了。下令削夺他们的封地，他们就会结交联合，谋划合纵；同列诸侯聚集周密，就会彼此怒目而视，勃然起兵。幸而没有起兵，也会被削去一半封地。削去一半，百姓仍然困苦。哪里比得上把诸侯王一并迁徙，从而保全当地百姓呢？汉朝的情况就是这样。如今国家完全控制郡县，连续设置郡守、县令，这种制度不可改变是很明显的。善于整顿军队，谨慎选择守宰，政治就会安定。有人又说：“夏、商、周、汉实行封建制度，所以国祚延长；秦朝实行郡县制度，所以国祚短促。”这尤其不是懂得治理道理的人所说的话。魏承继汉朝，仍然实行封爵封建；晋承继魏朝，也因循不改。然而这两个王朝相继衰败灭亡，并没有听说因此延长国祚。如今改变封建制度，已经持续近二百年，大业更加巩固，这同诸侯有什么关系呢？

译有人又认为：“殷、周是圣王，却不改变封建制度，本来就不应再议论了。”这种说法大错特错。殷、周没有改变制度，是因为不得已。归附殷朝的诸侯大概有三千，汤凭借他们来贬黜夏朝，无法废除这种制度；归附周朝的诸侯有八百，武王凭借他们来战胜殷朝，也无法改变这种制度。顺应它以求安定，沿袭它以成为习俗，是汤王、武王不得已而为之。不得已，并不是公天下的大道，而是把力量据为己有，把防卫留给子孙。秦朝之所以改变封建制度，是因为它所建立的制度具有公天下的大原则；但它的动机却是私心，是把天下作为自己一人的威势，是想让天下人全部像臣仆和牲畜一样服从自己。然而使天下归公的开端，正是从秦朝开始的。治理天下的道理，是政治安定才能得到人才。让贤能的人居于上位，不肖的人居于下位，然后才可以使天下安定。如今封建制度使诸侯世代相承而治理。世代相承而治理的人，上位者果真贤能吗？下位者果真不肖吗？那么百姓社会的治乱，就无法预知了。想要使国家有利，使百姓的见闻统一，又有世代为大夫、世代享有禄邑的人，把封地范围内的权力全部占尽。即使圣贤生在那个时代，也没有办法在天下立足，这是封建制度造成的。难道圣人的制度会使事情达到这种地步吗？我本来就说过：这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形势造成的。柳子厚《桐叶封弟辩》古代流传的记载说，成王把一片桐叶给了年幼的弟弟，开玩笑说：“把它封给女。”周公便进来道贺。成王说：“这是玩笑。”周公说：“天子不可以开玩笑。”于是把年幼的弟弟封在唐地。我的看法不是这样。成王的弟弟应当封爵吗？周公就应该选择适当的时候向成王进言，不必等他开玩笑后再道贺来促成此事；不应当封爵吗？周公却促成了这个不合适的玩笑，把土地和人民交给年幼的人做主人，这能算圣人吗？况且周公只是认为君王的话不能随便说罢了，难道一定要顺从并促成它吗？假如不幸成王拿桐叶对妇人、宦官开玩笑，也将一概照办吗？凡是君王的德行，关键在于实行得怎样。假如尚未做到恰当，即使反复改变十次也不算过错；关键在于恰当，既然恰当就不能改变，更何况这只是玩笑呢？如果开玩笑却一定要实行，那就是周公在教导成王把过错贯彻到底。我的看法是，周公辅佐成王，应当用正道，从容而有节制地引导，使他最终归于大中之道罢了，绝不会遇到他的过失就替他找托词；也不应当把他束缚得太紧、催逼得太急，使他像牛马一样，逼得太急就会失败。况且普通家庭中的父子尚且不能用这种方法自我约束，何况号称君臣的人呢？这只是小丈夫拘泥琐屑的做法，不是周公应当采用的，所以不可信。有人说：封唐叔，是史佚促成的。柳子厚《晋文公问守原议》晋文公从周王那里接受了原地后，为守卫原地的人选感到为难，便询问寺人勃鞮，把这件事交给赵衰。我认为，守卫原地是国家政治的大事，是用来承奉天子、树立霸业、向诸侯传达命令的，不应当谋划时去询问宦官近臣，以至于有辱王命。晋君选择重大任命，不在朝廷公开商议，却私下在宫中商议；不广泛谋问卿相，却只同寺人商量。即使赵衰确实贤能，足以守卫原地，国家政务没有因此失败，但损害贤能、败坏政事的祸端，也由此滋长了。何况当时并不缺少能够进言议政的臣子呢？狐偃是谋臣，先轸统领中军，晋君却疏远他们，不向他们咨询，对外也不求问，最终竟由宦官决定，这可以作为法则吗？况且晋君将要继承齐桓公的霸业，辅佐天子，这是大志向。然而齐桓公任用管仲而兴盛，进用竖刁而败亡。如今取得原地、开拓疆土，正是开始施行政务、向诸侯展示的时机，却反而背弃了自己兴盛的原因，重蹈了自己败亡的旧迹。然而能够称霸诸侯，是因为土地广大、力量强盛、道义上又有天子的册命。即使诸侯诚实地畏惧他，又怎么能使他们心悦诚服呢？后来景监能够任用卫鞅为相，弘、石能够杀死萧望之，造成这种局面的人，就是晋文公。唉！得到贤臣来守卫大城，询问的人选并没有错，只是询问的对象错了。然而尚且为当时的错误竟陷害后代到这种地步而感到羞耻，更何况询问和任用两方面都错了，那又凭什么挽救呢？所以我写出晋君的罪过，来附会《春秋》赞许世子止、赵盾的义例。李习之《复性书》下篇 白天劳作、晚上休息，是普通人。劳作于劳作者之中的人，和万物一起劳作；休息于休息者之中的人，和万物一起休息。我却不同于普通人。白天没有什么可劳作的，晚上也没有什么可休息的。劳作不是我在劳作，劳作自有其外物；休息不是我在休息，休息自有其外物。是劳作吗？是休息吗？二者分离而不再存在。我所存留的东西，始终不会消亡，也不会分离。人不能努力求道，是因为昏昧而不思考。天地之间，万物由此产生。人对于万物来说，也是一物；他之所以不同于禽兽虫鱼，难道不是因为完整地具有道德本性吗？接受同一元气而形成自己的形体，一种成为物，一种成为人，能够得到人的形体是非常困难的。生在世上，又没有很长的年寿。凭借并不长久的生命，使用极难得到的人身，却不专心致志地追求大道，任凭内心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么他用来区别于禽兽虫鱼的东西就所剩无几了。昏昧而不思考，这种昏昧最终也不会明白。我已经活了二十九年，回想十九岁时的情形，仿佛就在今天早晨；回想九岁时，也仿佛就在今天早晨。人所承受的寿命，长的不过七十、八十、九十年，能活到一百年的就很少了。到了百岁之时，回头看九岁时，同我今天回想过去相比，远近难道会相差很大吗？它又能比早晨发生的事更遥远吗？既然如此，人的一生即使享有百年，也不过像雷电骤然相击，像风吹旋转一样，转眼就可看清，更何况千百个人中没有一个能活到百岁呢！所以我始终把志向放在道德上，仍然担心来不及达到。那些任凭内心所欲而行的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