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

译苏明允《族谱后录》苏氏的先祖出自高阳。高阳的儿子叫称，称的儿子叫老童，老童生了重黎和吴回。重黎任帝喾的火正，称为祝融，因犯罪被诛杀。他的后代任司马氏；他的弟弟吴回又任火正。吴回生陆终，陆终生了六个儿子：长子叫樊，是昆吾；次子叫惠连，是参胡；次子叫笛，是彭祖；次子叫来言，是会人；次子叫安，是曹姓；小儿子叫季连，是芊姓。这六个人都有后代，后来各自分成了几个姓氏。昆吾最初姓己，他的后代形成苏、顾、温、董等姓。夏朝时，昆吾任诸侯之长。经过商朝，昆吾的后代便没有可考的记载了。到了周朝，有忿生任司寇，能够公平地处理刑罚来教导百姓，周公称赞他，大概就是《尚书》所说的司寇苏公。司寇苏公和檀伯达都受封在黄河一带，世世代代在周朝做官，并在受封地定居，所以河南、河内都有苏氏。战国时期，秦国以及代、厉等地的苏氏，都是他的后代。到汉朝兴起时，苏氏才开始迁入秦地。有人说：汉高祖迁徙天下豪杰来充实关中，苏氏也因此迁来。后来有个叫建的人，在长安杜陵定居；汉武帝时，他任将领攻打匈奴有功，被封为平陵侯，他的后代于是就在封地定居。苏建生了三个儿子：长子叫嘉，次子叫武，次子叫贤。嘉任奉车都尉，他的六世孙苏纯任南阳太守；苏纯生了一个儿子叫章，汉顺帝时任冀州刺史，后来调任并州，在当地有功，他的子孙于是定居在赵州。后来到了唐武后时期，有苏味道。味道在圣历初年任凤阁侍郎，因贬谪任眉州刺史，后来调任益州长史，还没有出发就去世了。他有一个儿子不能回去，于是就在眉州定居。从此眉州才有苏氏。所以眉州的苏氏都以益州长史味道为宗祖；赵郡的苏氏都以并州刺史章为宗祖；扶风的苏氏都以平陵侯建为宗祖；河南、河内的苏氏都以司寇忿生为宗祖；而所有苏氏都以昆吾樊为宗祖，昆吾樊又以祝融、吴回为宗祖。从昆吾樊到司寇忿生，从司寇忿生到平陵侯建，从平陵侯建到并州刺史章，从并州刺史章到益州长史味道，从益州长史味道到我的高祖，这中间的世系都无法记载，直到苏洵才开始编族谱来记录本族的宗属关系。族谱所记载的，上至我的高祖，下至我的兄弟；兄弟去世后，又记到兄弟的儿子。这里说：唉！高祖以上的世系，已经无法详尽知道了。从我以前的人，我已经没有能够知道他们的了；从我以后的人，如果后代也没有人知道他们，那么就可以按照我的族谱不断扩展，直到无穷无尽。高祖的子孙，各家分别传授一部族谱并收藏起来，规定是：凡是嫡子，后来才可以编族谱；编族谱的人都记载自己的高祖，而把高祖的父亲迁出五服；每一代都保存先人的族谱，不得废弃。那些没有延续到高祖的人，从获得编谱资格的人的父亲开始，保存他们所宗奉的族谱，都把我的族谱放在前面。这个规定的说法是：这就是古代的小宗。古代有大宗，也有小宗。《礼记·大传》说：‘别子作为始祖，继承别子的人成为大宗，继承祖父的人成为小宗。有百世不迁的大宗，有五世就迁的小宗。百世不迁的，是别子的后代。以继承别子所出之人为宗的，是百世不迁的大宗；以继承高祖之人为宗的，五世就迁，是小宗。’所谓别子，就是国君的庶子，以及最初由士升为大夫的人。别子不能把父亲作为自己的祢庙之主，而让自己的嫡长子继承自己，于是成为大宗，所以说‘继承别子的人成为大宗’。族人以他为宗，即使经过百世，大宗去世后，族人还要为他服齐衰三月；他的母亲、妻子去世时也一样。如果去世而没有儿子，就由旁支的儿子按照昭穆次序继承他，这就是所谓‘百世不迁的大宗’。别子的庶子也不能把别子作为自己的祢庙之主，而让自己的嫡长子继承自己，于是又成为小宗，所以说‘继承祢的人成为小宗’。小宗超过五世以后，就要更换宗支。继承祢的人，由亲兄弟奉他为宗；继承祖父的人，由堂兄弟奉他为宗；继承曾祖父的人，由再从兄弟奉他为宗；继承高祖的人，由三从兄弟奉他为宗；如果去世而没有儿子，也由旁支的儿子按照昭穆次序继承他：这就是所谓‘五世就迁的小宗’。如今天下的人，只有天子的儿子和最初升为大夫的人，才可以成为大宗，其他人都不可以。唯独小宗的制度，还可以施行于天下。因此编族谱，所采用的制度都遵循小宗。我们这一宗中，继承高祖的是高祖的嫡子祈。祈去世后没有儿子，天下通行的宗法没有建立起来，族人没有谁能够用自己的儿子作为他的后嗣，因此继承高祖的宗支已经灭亡，只能空存其名。继承曾祖的是曾祖的嫡子宗善，宗善的嫡子是昭图，昭图的嫡子是惟益，惟益的嫡子是允元。继承祖父的是祖父的嫡子，名讳为序；序的嫡子是澹，澹的嫡子是位。继承父亲的是父亲的嫡子澹，澹的嫡子是位。唉！现在才可以把世系详细说明了。百世以后，凡是我的高祖的子孙，得到本家族谱来观看，就可以成为小宗；把我的高祖子孙各家的族谱取得并合起来，再用我的族谱加以考核，那么就可以延续到无穷无尽而不会混乱。这就是编族谱的用意。

译苏子由《元祐会计录序》臣听说汉高祖进入关中时，萧何收集秦朝的地图和文书，全面了解天下各地物资丰歉、力量强弱的实际情况，汉高祖依靠这些而兼并天下。丙吉任丞相时，匈奴曾侵入云中、代郡，丙吉派东曹考察处理边境琐事，逐条列出军队和粮食是否充足、将领和官吏才能如何，反复斟酌后上奏答对，于是指挥部署便确定下来。由此看来，古人能够在帷幕之中筹划而在千里之外取胜，靠的就是图籍的作用。凡是由官府办理的事情，必定会在文书中留下记录。事情开始时没有不齐备的，只是担心东西太多容易忘记，时间久了容易毁灭；几十年以后，人死了，书也散失了，无法考察的事情就多了。唐代李吉甫开始登记元和年间的国家财政，把大小事项全部包括在内，没有不完备的。宋朝三司使丁谓等人沿用这种做法，编成《景德会计录》《皇祐会计录》《治平会计录》《熙宁会计录》四部书，网罗当时收入和支出的情况，前后八十多年，首尾相承，使有关官署能够处在今天而了解过去。考察不同之处，参照同类情况，顺应时势采取适宜措施，这就是前人编书的本意。臣因为才智不足，任职于地官，接承元丰年间留下的事业，亲眼看见二圣的新政，时事的变化、财赋的增减，都可以说一说。臣谨按：艺祖皇帝创业之初，天下四分五裂，租税收入还不到现在的一半。然而宗室人数还少，诸王不过几人；做官的人也少，从朝廷到郡县，都不能把官员配备齐全；士卒精锐训练有素，常常能以少胜多。凭借这三点，所以能够在不足的条件下振作起来，常常宽裕得好像还有余力。等到各国归附，珍宝贡品接连不断地运到，府库充满，于是创置景福内库，储存牲畜和金帛，作为消灭敌人的策略。太宗沿用这一基础，攻克平定太原。真宗继承其事业，使契丹归顺。两种祸患已经平息，天下安乐，日益走向富足。因此咸平、景德年间号称太平。群臣称颂功德，不知道怎样节制，于是请求封禅泰山，祭祀汾阴，祭祀亳社。皇帝的车驾所到之处，耗费数以万计；上清宫、昭应宫、崇禧宫、景灵宫又相继兴建，历代积蓄消耗很多。后来昭应宫发生灾害，臣下又以营造修缮为理由进言，大臣极力争辩，章献太后受到启发醒悟，于是慷慨地让天下休养生息。仁宗仁慈圣明，清静内守，减少事务，使天下获得安宁；然而人口和物产虽然繁盛，却还没有恢复到原来的程度。后来西夏盗贼突然兴起，边境长期没有防备，于是下令增加军队来抵御敌人，急迫征税来供养军队；虽然间或拿出内藏的积蓄来寻求减轻百姓负担，但四方已经骚动，百姓不能安居。后来西戎已经平定，增加的军队却没有再裁减。加上宗室子弟繁衍，充满宫邸；官吏冗员积聚，人数超过职位。财用不足，已经很久了。英宗即位后，慨然有挽救弊病的意图。群臣肃然观望，几乎要看见日新月异的政治局面，但大业没有实现。神宗继承帝位，对长期积累的流弊感到愤怒，怜悯财力的损耗，刚开始处理政务，就考虑富国强兵的办法。有司奉承执行，反而违背了本意。开始实行青苗法、助役法，使农民困苦；接着实行市易法、盐铁法，使商人困窘。取利的渠道纷纷出现，不再集中于三司。于是国家财政在上面被耗尽，百姓力量在下面被竭尽。后来又南征交阯，西讨拓跋，军费一天就要花掉千金。虽然内帑和别库不时有所资助，但国家也疲惫了。如今二圣临朝，正恭敬沉静、少事无为，寻求百姓的疾苦而加以救治。凡是使百姓不便的政令，没有不废除的，百姓也稍稍得到休息。然而西夏仍不归顺，水灾旱灾接连发生，凡是国家的各项用度，大体上都比前代多。在这种时候，如果还不考虑用什么办法来救济，难道不是危险吗？臣遍观前代，发现保持盈满、守成守业，比创业的君主更加艰难。盈满必然溢出，成就必然毁坏，这是事物发展的极致规律，无法逃避。在盈满和守成之间，没有德行就不能安定，没有法度就不能长久。从前秦、隋强盛时，并不是没有法度；内设百官，外分郡县，到了汉、唐仍沿用这些制度，最终却都不能改变二世而亡的命运，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德行来使国家安定。汉文帝恭敬节俭、少有欲望，专心用德行教化百姓，百姓富裕而国家安定，后世没有能够超过他的。然而他死后，七国发动叛乱，国家几乎陷于乱亡。晋武帝削平吴、蜀，任用贤能，容纳直言，有明主的风范；然而不久便灭亡，子弟在内叛乱，羌胡在外作乱，于是丧失了国家。这两位皇帝，都没有用法度使国家长久。如今二圣的治理，安定而宁静，仁慈而宽恕，德行积累于世。秦、隋那样的忧患，臣已经无须放在心上了。然而国家空虚困乏到了极点，法度却没有建立起来；虽然没有汉、晋时期强臣和敌国的忧患，但几年以后国用完全枯竭，臣恐怕仍不能安枕而卧。因此臣希望把这些话全部说完。这部会计录的实际数据，取自元丰八年；内容另分为五项：第一是收支，第二是民赋，第三是课人，第四是储运，第五是经费。五项都齐备以后，再登记现有的数目，列出总表，那么天下的财政大计，就可以像在地上划线一样清楚地谈论了。至于内藏右曹的积蓄和天下封桩库的实数，因为不是过去三司所掌管的，所以不纳入会计之中，另行编入其他书籍，以备查阅。臣谨作此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二日、三日、四日、五日〕

译苏子由《会计录·民赋序》古代治理百姓的制度，有三项是不能恢复的。自祖宗以来，议论政事的人曾经把它们作为问题提出，执政者也曾经试行过这些办法。然而治理得越详细，百姓反而越受扰乱；做得越用力，功效反而越难取得。这是什么原因呢？古代把军队隐藏在农民中间，平时就耕种，有事就作战。安定太平的时代，不需要供给军粮的费用；征伐时，又能得到勤劳有力的士兵。这是儒者所叹息并称道的办法。然而熙宁初年实行保甲法，百姓开始把母亲嫁人、把儿子入赘，甚至砍断、毁坏肢体，只求免除丁役。保甲制度形成以后，子弟依仗县官的势力来胁迫父兄，凭借擅长弓剑的技能来欺凌乡里。直到现在，河朔、京东的盗贼，都是保甲制度留下的祸害。后来元丰年间实行保马法，让百姓按财产养马；养马的人多了，马匹却无法满足需要，百姓甚至拿金帛到江淮买马，稍微不合标准，就被斥退不用。郡县按时检查马匹是否合格，权力落在兽医和马贩手中，百姓不堪忍受。民兵造成的祸害，竟到了这种地步。这就是所谓不能恢复的第一项。《周官·泉府》的制度说：‘凡是百姓借贷的，以国事劳役作为利息。’借贷而收取利息，夏、商、周三代的政治中并不是没有这样的事。《诗经》说：‘那广大的甫田，每年收取一万。我们取用仓中陈粮，供养我的农民。自古以来就是丰年。’孟子也说：‘春天巡视耕作，补助不足；秋天巡视收获，帮助不够。’古代大概确有这种办法，但未必有固定数额，也未必有固定利息。到了熙宁年间的青苗法，凡是主户、客户彼此担保借贷，都要收取利息，每年取十二分。钱粮出入之时，官吏借机作奸；百姓申请、缴纳的劳苦，使实际费用加倍。凡是从公家贷出而归还私家的，大体上贷出二份只能得到一份；从私人贷出而归还公家的，大体上要交纳十份才能抵五份。钱财聚积在上面，布帛、米、粟降价到无法出售。年底寒冷困苦，官吏差役来到门前催逼，百姓号哭而无处申诉。二十年之间，无论贫富，百姓家产都被耗尽。这就是所谓不能恢复的第二项。古代治理百姓，必定全面知道各家的男女人口、田亩、六畜、器械数目；没有不知道这些数目却能调节贫富的，也没有不能调节贫富却能得到民心的。因此三代君主设置井田，划分沟渠，谨慎丈量步亩，严格编制户籍和地图，根据人口多少授予田地，根据田地肥瘠确定赋税。田界确定以后，仁政自然形成。到了隋唐以后，古代遗风已经远去，但他们授予百姓田地，有口分田、永业田，都是从官府取得；征收百姓财物，有租、庸、调，都是按人口计算。后来世道混乱、法制败坏，变成两税法。户籍不分主户、客户，只按现居地登记；人口不再分丁、中，只按贫富确定差等。田地掌握在百姓手中，便逐渐形成了这种局面。经过买卖以后，就无法再清楚掌握田地情况。贫穷的人急于卖田，于是田地多而税少；富有的人为了逃避差役，便少报田地而多报税负。侥幸逃避一兴起，税役就全都败坏。因此丁谓记述景德年间的事情、田况记述皇祐年间的事情，都把均税作为主张。嘉祐年间，薛向、孙琳才开始议论方田法，丈量步亩，审察肥瘠，以确定赋税收入。熙宁年间，吕惠卿又提出手实法，揭发隐匿，鼓励告发，以核实贫富等级。元丰年间，李琮追查逃亡和绝户，摊平虚假的税额，虐待编户百姓，以补足逃亡和绝户造成的税收损失。这三件事都替国家招来了怨恨，所得抵偿不了所失，事情很快就停止了。这就是所谓不能恢复的第三项。所以臣愚昧地认为，治理国家只应当务实，不要追求名声。如果真能让百姓竭力耕田，缴纳赋税来供养军队，一生不再有征战戍守的劳苦；同时朝廷招募勇敢、强健、机敏的百姓，训练他们作战，用来保卫善良百姓，使这两方面各自得到好处，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富裕人家拿出有余的财物借给不足的人，即使收取加倍的利息，只要官府不处理本钱和利息的债务，到了偿还的日子，布匹、粮食、鸡、猪、狗等各种物品都可以出售。州县安然无事，处理曲直争讼，而百姓彼此供养，大概也就足够了。至于田赋厚薄、多少有所不同，即使稍有不均，只要安静不扰民就可以。百姓乐于自己的产业，按时交纳赋税，损失并不大。利用买卖来查验他们是否欺骗隐瞒，再用法律惩罚，也足以禁止他们过分违法。从前宇文融清查各道客户，州县观望风色，虚报数字，把实在的主户说成客户。虽然得到八十多万户，每年增加几百万钱，却使百姓困苦，实际上招来了天宝之乱。均税法的祸害，和这有什么不同呢？上述三项，都是儒者平日称颂、认为是先王遗留下来的制度，实行它们足以达到太平的办法。然而几十年以来，屡次试行又屡次失败，只足以作为后世喜好虚名者的警戒罢了！只是嘉祐以前，各种差役都压在百姓身上，衙前役大的负责仓库，亲自押送物资；小的负责宴饮，办理迎送，破家败产的灾祸，转眼就会降临。至于州县的役人，都是贪官暴吏索取钱财、仰赖以为生的人。先帝深入考察其中的弊病，出售坊场来招募衙前，又均摊役钱来雇用各种差役，使百姓能够关起门来经营生计，吏役也不敢苛刻盘问。有司执行时没有掌握适当原则，坊场索取数倍的价钱，役钱又贪求宽剩的积余，百姓于是开始困顿不堪，无法维持生活。如今二圣考察过去的事情，知道其中得失的实际情况，已经完全废除保甲、青苗、均税等法；至于役法，在差役和雇役之间，只采用对百姓便利的办法。郡县奉行此意，虽然还不能立即全部做到，但天下百姓已经知道天子爱护我们了。所以臣在《民赋》一篇中详细论述其中的得失，使后人有所考察。

译王介甫《周礼义序》士人受世俗之学的弊害已经很久了。圣上对此感到忧虑，想用经学来造就他们，于是召集儒臣，训释经书的意义，将要把它刊布到学校，而臣某实际负责《周官》。道理落实在政事上，有贵贱的职位，有先后的次序，有多少的定数，有迟速的时限。制定制度并加以使用，取决于法；推行制度并使其落实，取决于人。官员足以胜任职务，职务足以施行法令，没有比成周时代更盛大的了；其法可以施行于后世，其文字又见于典籍，没有比《周官》记载得更完备的了。大概这种制度因循旧习而得到尊崇，又连续不断地加以完成，到了后世，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增加的了。这难道只是文王、武王、周公一代人的力量吗？也像四时运行一样，阴阳积累才形成寒暑，并不是一天之内形成的。从周朝衰落直到今天，已经历经一千几百年。太平时代遗留下来的痕迹，几乎被扫荡殆尽，学者所能看到的，已经没有完整的经书了。在这种时候，还想加以训释并阐发其中的意义，臣确实没有正确估量自己，但知道这件事很难。既然知道训释、阐发它很难，也就知道建立政事、创制制度并追寻恢复古制更难。然而臣私下观察圣上，建立法令、取得功效，心中已经成竹在胸；训导在位官员，有辅佐有扶助，仿佛已经接近四方六服共同承受恩德的时代。以今日所见来考察古代所学，这正是所谓见到事实而能够理解道理；臣确实没有正确估量自己，却妄自认为或许可以做到，所以最终冒昧尽力，忘记了自己的才干有所不及。谨慎地编成这部书，共二十二卷，总计十多万字。正本进呈御府，副本收藏在有关官署，等待制诏颁行。谨作此序。王介甫《书义序》熙宁二年，臣某以尚书身份入朝侍从，于是参与政事；我的儿子也实际继承了讲说经书的事务。皇帝下诏让我们作解说进献。熙宁八年，把我们的解说下发太学，颁行传布。虞、夏、商、周遗留下来的文章，经过秦朝几乎灭亡，到了汉朝才勉强保存下来，依靠学士大夫诵读讲说，所以没有泯灭，但历代君主有时并不知道它们可以施用于现实。天纵聪明的皇帝大智大慧，才开始掌握这些经典来验证事物，考察它们来裁决政事；又命人训释其中的意义，同时阐明它们对天下和后世的作用。臣父子凭借浅陋的见闻，有幸承担这一职事并参与其中。然而经文的言语深厚美善，我们却用浅陋的知识来解释；皇帝的命令重大，我们却用轻微浅薄的才力来承当。这种荣耀，反而只是用来增加惭愧罢了！谨作此序。王介甫《诗义序》《诗经》有三百一十一篇，其中的意义都保存着；篇辞亡佚的，只有六篇罢了。皇上已经让臣雾训释篇章文字，又命令臣某等人训释其中的意义。书编成后，赐给太学，传布天下，又让臣某为它作序。臣恭敬地叩拜稽首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十一篇〕 《诗经》上通达于道德，下归止于礼义。发扬它言辞的文采，君子从中得到启发；遵循它所表现的道理和次序，圣人由此成就事业。然而孔子的门人赐、商，只要从一句话中有所领会，孔子就感到喜悦并提拔他们；经义的确如此难以阐明，那么从周朝衰落直到今天，纷乱不明，难道不是很自然的吗？伏惟皇帝陛下，内在的德行纯厚美盛，神灵没有不感到哀痛的；对外施行的德政诚实通达，所以四方没有谁敢轻侮。日积月累，学问不断增长而达到光明，那么《诗经》中颂美的内容，大概也有不足以形容的地方。微妙的言辞和深奥的意义，陛下既然亲自有所领会，又命令承受学业的臣子训释其中遗留下来的内容，乐于和天下人共同分享。只是我们所听闻的学问，如同小小的火炬，哪里足以接续日月的余光呢？姑且承受圣明的诏命，代替空缺罢了。《传》说：‘美好的成就要靠长久。’所以《棫朴》诗赞美造就人才，以长寿为言，大概是说将来还会有后来者，继续琢磨其中的文辞，继承圣人的志向并完成它。臣已经衰老，或许还希望能够见到那一天。谨作此序。王介甫《读孔子世家》太史公叙述帝王，就称为本纪；公侯世代承袭封国，就称为世家；公卿中特别兴起的人，就称为列传：这就是编史的体例。可是他把孔子列入世家，进退取舍的依据在哪里呢？孔子只是一个周游的士人，在衰败末世中忙碌奔走，没有一尺土地的权柄，把他列入列传才合适，为什么要列为世家呢？难道是因为仲尼自身具有圣人的资质，他的教化盛大，绵延影响万世，所以才为他作世家来抬高他吗？这也不是最恰当的论断。以仲尼的才干，做帝王都可以，哪里只是公侯呢？以仲尼的道，治理天下、使天下世代承续都可以，哪里只是让他的家族世代相承呢？把他置于世家之中，仲尼的道并不会因此更伟大；把他置于列传之中，仲尼的道也不会因此变小。但司马迁自己扰乱了史书体例，正是所谓多有抵牾之处。王介甫《读孟尝君传》世人都称赞孟尝君能够得到士人，士人因此归附他，最终还依靠他们的力量逃脱了像虎豹一样凶恶的秦国。唉！孟尝君不过是鸡鸣狗盗之徒中的首领罢了，哪里足以说是得到了士人？不这样的话，凭借齐国的强大，得到一个真正的士人，就应当可以面向南方称王而制服秦国了，哪里还需要借助鸡鸣狗盗之徒的力量呢？正因为鸡鸣狗盗之徒出入他的门下，真正的士人才不会到来。王介甫《读刺客传》曹沫率军将要丧失别人的城池，又劫持天下的盟主，管仲于是借机不背弃盟约，以此换取一时的信誉，这还说得过去。我独自感到奇怪的是，智伯的国士豫让，难道只是顾虑没有采用他的计策吗？豫让如果真是国士，竟然不能预先谋划三晋，挽救智伯的灭亡，只为区区一死，难道还值得称道吗？他也不过是不愿违背自己的心意罢了。聂政被严仲子用金钱聘用，荆轲被燕太子丹供养；这两个人在身处污浊、隐微、困顿、窘迫的时候，能够自重其身，不随便求取知遇，也只是说自己有所等待罢了。那些怀抱道德、等待世道任用的人，又该怎样呢？王介甫《书李文公集后》文公认为董仲舒不该作《士不遇赋》，责怪他对自己的期许不够高。依我看来，《诗经》三百篇中因怀才不遇而抒发愤懑的很多。孔子也说：“凤凰不来，黄河不出图，我已经老了啊。”这大概也是感叹自己怀才不遇。文公的议论高明到这种程度，等到看《史记》，却一旦没有得到官职，便诋毁宰相来使自己痛快。如今我对待人，听他的言论还要观察他的行为，言论不能长久单独相信，已经很明显了。即使如此，那位宰相的名声和实际本来就有所区别。他如果确实是小人，那么文公的抨击，是不能容忍小人的叫嚣。作史的人，难道只应当把他因失职而发怒的事记下来吗？世上见识浅薄的人，本来喜欢用自己的利欲之心来衡量君子，认为触犯宰相而招致祸患，如果不是为了私利就不会这样做。文公所担心的，大概只是孟子所谓“超过自己的本分”罢了。正当他不被天下信任的时候，反而把推举贤能、进用善人看作最急迫的事。一个士人没有显达，他甚至为此寝食不甘，四处奔走，竭尽力量，直到成就那人的名声才停止。士人的兴衰，各自都有命运。自身并不处在王公大人的地位，却承担那种责任，把它当作自己的私事，又自以为贤能，忙碌奔波而忘了自身的劳苦，这难道是所谓知命吗？《礼记》说：“道不能实行，贤者超过了它，不肖者达不到它。”文公的过分，难道正是他之所以成为贤人的地方吗？

译王介甫《灵谷诗序》我州的东南方有一座灵谷山，是江南的名山。龙蛇的神灵，虎豹、翚翟的文采，楩、柟、豫章、竹箭等材木，都从山中产生。神灵的树林、鬼怪的坟墓、魑魅的洞穴，以及仙人、僧侣和恢诡奇异的观宇，也都依附在这里。至于那淑美、灵秀、和煦、清明的气息，盘结积聚在天地之间，万物所不能完全得到的，便集中到人身上，于是处士君实在这里出生了。先生姓吴，家住在山脚下。具有豪杰声望、统治我州的人，大概已有五六代，之后处士君才出现。他的品行是孝、悌、忠、信；他的才能则以文学闻名当时。可惜他已经老了，不能和虎豹、翚翟的文采，楩、柟、豫章、竹箭等材木一起出山，为天下所任用，只好收藏自己的神奇才华，和龙蛇混杂在这里居住。然而先生胸怀浩然之气，能够用来修养自己，在山川之间遨游，长啸歌唱吟咏，以寄托自己的爱好，一生以此为乐而不厌倦。他有诗数百篇，在乡里传诵。一天，他拿出《灵谷》诗三十二篇，交给外甥说：“替我读一读，并为它作序。”先生所得的东西，大概还有潜藏而未显露的，难道只在这些诗里吗？即便如此，观看他像镜子一样照见万物，又用文采来承接表现它们，若不是诗人巧妙的才能，又有谁能达到这种境界呢？归熙甫《汉口志序》越地的山脉向西南方高起，再向下倾斜到海边，所以天目山在浙江的山中最高，但也只与新安的平地相等。从浙江望去，新安大概高出万山之上。因此新安是山地郡。州、县、乡、聚落，都依山修筑坞堡居住。山中只有黄山最大，大鄣山次之。秦朝初年设置鄣郡，就是因这座山而得名。各条水流从浙江岭经渐溪流到率口，与率山的水汇合；向北又与练溪汇合，成为新安江。流过严陵滩，进入钱塘江。汊川的水也在率口汇合。所谓汊川，是汇合琅璜的水，流到岐阳山下，两条水流交会的地方就叫汊。大概那里山环水绕，林木茂密，所以居民聚居成村。唐广明年间发生叛乱，都使程坛聚集民众结寨自保，在汉口外修筑营垒，子孙于是居住在那里。新安的程氏繁衍于各县，都以梁忠壮公为祖先，而都使程坛实际上是最早居住在汉口的人。其中显赫的，有宋代端明殿学士程必。至于若庸，曾拜饶仲元为师；后来吴幼清、程钜夫都出自他的门下，学者称他为徽庵先生。其他有名望有德行的人，历代也都有。程元成，字汝玉，是都使程坛的后代。因此写作《汉口志》，记载当地的物产、地理风俗以及山丘陵墓。汝玉的存心，可以说是深厚了。大概君子不忘记自己的乡土，然后才能推及天下。唉！如今著名的都市大邑，尚且还遗憾记载有所散失；汉口一个乡里，汝玉能够使它的山水增添如此重的分量，那么文献对于世间，难道可以缺少吗？归熙甫题张幼于所辑《文太史卷》文太史去世以后，张幼于把他平日往来的书信汇集起来，摹刻在石上。文太史是德高望重的前辈，张幼于的年辈远远不能与他相比，但两人往来却恳切勤密，如同旧日好友。吴中一向前辈后辈相互接引，大多如此，所以文学的渊源，久远而有承继传授，不是其他郡所能相比的。唉！士人本来乐于有所作为；至于旷世独立的人，向上追怀千年以前，向下遥望后世之后，这也实在令人感慨啊！方灵皋《书孝妇魏氏诗后》古时候，妇人为公婆服丧一年。先王按照人情制定礼制，是为了责求实际的孝行。妇人爱公婆，不如儿子爱父母，这是人性自然如此。只要确实尽到了爱敬之心，妇人常常能达到儿子一半的孝行，就不失为孝妇。古代女教修明，妇人对公婆，内心是否真诚在于个人，却不敢公然表现出悖逆。大概女子进门就要盥洗侍奉饮食，以表明妇人的顺从；三个月以后才回娘家省亲，表示如果不合公婆的意愿，就会被休逐。她一生的荣辱、去留，都看她侍奉公婆好不好，而丈夫是否合宜反倒不在考虑之内。只是大力设置了这些规范，所以触犯的人少。近世士大夫百般行为都不感到惭愧，却唯独把休妻看作丑事，平民也受其影响，于是妇人的行为放纵而无所顾忌。她们对公婆，只是表面顺从，而没有发生争吵的，十户人家中也没有两三户，更何况要求她们具有真诚的孝心呢？妇人常常因为同类很多而自我证明，儿子又因习惯错误而彼此相安。各种行为的衰败、人道不能建立，全都由此造成。广昌何某的妻子魏氏，割下自己的臂肉求取药物来医治婆婆，几乎因此丧命。这样的事即使让儿子去做，也算超过礼法；如果不是爱得深切的人，不能做到。如今天下妇人的顺从之德没有得到修养，如果不是这种极其特殊的行为，就不足以振兴它，那么魏氏的事，难道可以让它没有流传吗？不过我观察那些节烈孝行超过常情的事，是从汉代以后才有的；三代盛世，先前没有听说过。难道人的天性反而不如后人敦厚吗？大概是因为当时道德教化清明，人们都知道义理所应达到的限度。后世人道衰薄，天地赋予人的本性有所阻塞，不能流通；它郁积而集中在一两个人身上，往往表现为极端特殊的行为，不一定合乎中道。然而用它来矫正偏失、扶助衰败，本来就不能加以非议。魏氏的公婆在京师任官，士大夫多写诗歌来赞美她，我因此阐发这个道理，来请后世的人评议。

译刘才甫《海舶三集序》乘坐五板船，漂浮在长江、淮河之上，云气骤然升起，狂风突然刮来，惊涛涌起，巨浪翻腾，船夫、仆役吓得变色相对，以为将有翻船覆没、沉沦溺死的灾祸。何况海水翻涌淹没之处，茫茫无边，天吴闪动，鱼鼋冲撞；人在其中，像浮萍随风漂泊、蓬草任意转动，任凭船只挂住、奔逐，完全不能自主，所以往往魂魄震动、精神丧失，还没有等到桅杆折断、船桨毁坏，已经因它而梦寐不安了。可是他却俯仰自如，吟咏自得，把想象驰骋在沆瀣般的虚空中，把感情寄托在彩霞长虹之外，文思轻快地飞翔，宏丽的篇章蓬勃显现，振起开元、天宝遗留下来的诗风，仿佛杜甫、高适、岑参的诗篇；这就是所谓精神勇健了。我认为不是这样。臣子把君父的性命悬在心中，觉得它像太阳运行一样重大，像雷霆轰鸣一样震撼。这样一来，对于外界事物，他看见了却看不见形状，听到了却听不见声音。他把海水汹涌诡谲的变化看作重褥莞席般安稳，把高峻岛屿像睥睨般逼近眼前看作翠屏罗列、几案陈设，把各种神灵怪物出没沉浮看作苑囿中佳花、美竹、奇石星罗棋布。歌声如同金石发出；至于风潮澎湃的声音，他本来就有顾不上知觉的地方，又有什么震惊恐惧呢？翰林徐君亮直先生，于康熙某年某月某日奉命出使琉球。将满一年时，他写诗将近千百首，命名为《海舶三集》。海内荐绅大夫，没有不听说并知道这件事的。二十多年以后，先生已经回乡养老，才命我大櫆为它作序。刘才甫《倪司城诗集序》我的朋友倪司城，不是当今世上所谓的诗人。他参加童子试时，曾在童生中名列第一；在太学时，也曾在太学生中名列第一；他参加乡试出场后，太仓王相国还派人急忙索取他的稿子来观看。这样说来，司城对于考中进士，完全可以稳操胜券，却最终一生也没有得到一次施展机会。雍正初年，他曾任中书并出使蜀地。后来任洋县、南郑县县令，前后十六年，德泽施加于百姓。大臣曾推荐他的才能足以治理一郡，甚至足以担任藩臬副使，但他最终老死于县令任上，不能调任。难道人生的穷困与显达，确实悬于上天，而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吗？司城没有什么书不读，尤其对圣人的经典研究详尽，一定要穷究根源才停止。他年长我十多岁，却和我一起学习古文。我偶尔拿文章出来互相切磋，司城心里虽然认为写得好，却从来没有当面奉承的话；他在一字一句之间严厉求全，就像酷吏审理案件，必定一点也不留下宽缓余地。我年轻时意气很盛，不能自我克制，有时和他争辩，甚至争吵喧闹。但司城不因我的争辩而稍微宽容，我也不因他的苛求而掩饰自己的缺点。只要有所写作，一定拿出来让他看。后来每次相见，总是常常争论；而一天不见，又没有不思念他的。古人所说的有益朋友，大概就是这样，而我尤其幸运能和他成为朋友。司城胸怀奇伟的抱负，不能在世上施展，便常常写诗来自我娱乐。他壮年时周游黔、蜀，跋涉崎岖万里。他的诗尤其雄奇奔放，穷尽文章变化。即使其他作品稍微平易一些，语言也一定雅正刚健，能够不失诗人的本意。当时的人不能完全理解，到了千百年以后，一定会有能够理解它的人。我虽然和司城同乡，长久相聚却反而是在异地。司城住在家中以后，我们常常五六年不能相见。庚午年，司城一度来到京师，我和他相聚才几天，便惆怅地分别了。转眼又过了四年。今年春天，我因事经过武昌，路过司城那里。司城拿出酒菜和我共同饮酒，意气慷慨，他平日那种飞扬活跃的气概，仍然不能没有。然而司城已经七十岁了！司城所作的诗，只有一千多篇。要把它们刻板流传于世，需要白银不超过一百两，但家境贫困，力量还不能办到。我将和各地朋友共同筹划这件事，却不知道结果如何。即使如此，司城的诗藏在家中，光彩奇气已经自然显露，无法掩盖。即使刊行于世，难道能给司城增加丝毫吗？那么刻板与否在于别人，而司城本来可以不必过问了。